沈从文与孙犁笔下女性形象比较修改稿

第一篇：沈从文与孙犁笔下女性形象比较修改稿

沈从文与孙犁笔下女性形象之比较

鲜晓丽

（贵州师范大学求是学院教学督导研究室

贵州 贵阳 550009）

摘要：沈从文、孙犁都是现代文学史上独特的“乡土小说”作家 ,他们的小说创作体现了明显的女性化倾向。通过对他们女性形象创作文本的解读 ,可充分认识他们的思想、审美选择与创作个性的独特。本文旨在将两位作家笔下女性形象进行比较，探讨其相似性和不同点，及其不同的女性意识。

关键词：

沈从文

孙犁

女性形象

意识

比较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 ,沈从文、孙犁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女性化倾向,展读他们的作品,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作者无论是描写“湘西社会”还是摄取“白洋淀乡土”生活 ,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写到女性 ,或直接以女性为主人公 ,或以女性为背景为烘托 ,内容大都写的是与女性相关的恋爱 ,婚姻和家庭问题。他们的代表作也正因成功塑造了女性形象而产生长久的艺术魅力。可以说 ,没有女性就没有沈从文、孙犁的小说。对于男性作家中的这种女性化倾向 ,将其作为一种人格素质和性别态度进行分析 ,无疑会拓展我们的视野 ,特别是对于象沈从文、孙犁这样具有独特思维和眼光的作家来说，更值得我们进行探讨研究。

一、沈从文与孙犁笔下的女性都呈现出至真至纯的人性美 现代中国文学，在写人性美方面，除了沈从文先生，就算是孙犁了。沈先生的《边城》里的翠翠，是那么的单纯，那么的优美，真正是山涧里的清清的溪水，林间美丽的黄鹂鸟。而孙犁在他的小说和散文里，特别是写的一些少女，更是活灵活现，洋溢着生活的青春，表现了人的心灵美。在女性人物的刻画上，寄托着作者对理想的社会生活和美好人性的向往。

沈从文以他对故土湘西的深深爱恋的情结，用他的神来之笔为我 们创作了大量的以湘西风物和人事为背景的小说，其女性形象性格各异，精彩纷呈：其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是天生丽质、柔美如水、恬淡自然。她们或温柔可人，或聪慧机灵，或勤劳纯朴，或稚嫩天真，或忠贞痴情，或悱恻缠绵„„她们共同组成了绚烂多彩的女性群像。她们不光具有外在的美，更具有内在的美，她们没有任何伤害他人的意识或行为，只凭借简单而执着的信仰生活着，是人性至善至美的化身。她们的形象是美丽的，但大多数女性的命运又都是残缺的，当这些美丽善良的女性遭受打击和毁灭时，就给我们思想上带来强烈的震撼，我们不光会因为她们的美丽涌动喜悦，也会为这些美丽的毁灭而黯然神伤。

“作者怀着对家乡的深情，对乡亲的挚爱，写出了湘西淳厚朴实的人情世态，健美古朴的风俗习惯，新奇幽雅的山光水色。情调爽朗明快，色彩清新绚丽，是一幅秀美别致的乡土人情画卷。”[1]《边城》因恬静悠远的风格、柔和温润的笔调、诗词曲赋的意境而被誉为田园牧歌。翠翠历来被看作是“爱”和“美”的完美结合体。翠翠生长在湘西山区的偏远小镇——茶峒，与勤劳朴实、重义疏才的祖父靠着一只渡船相依为命。生活虽然贫穷，但她有祖父的疼爱。她是自然女性，竹林就是她的家园。终日与山水为伴，她的身上也有了山水的灵气，具有大自然赋予的活力，她不染纤尘地成长着，内心中对爱情对象二佬傩送的选择是生命本能的自然选择，绝无物欲的掺杂，翠翠爱上傩送，不因他是船总的儿子，而是因为她欢喜梦里的歌声，她的爱情与自然有着很大的联系。在读者面前，翠翠天真善良，淳朴活泼，体现 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2]。她是这样一个生动透明的“美”的形象，“美”的化身。

在沈从文小说中，翠翠是为数不多的能为自己命运做主的女性。是命运自主的歌者。然而，她的爱情刚刚含苞待放，便遭风雨侵蚀，爱情故事以凄婉的悲剧而告终。身边的人死的死，走的走，留下翠翠一人独自守候着渡口，企盼着傩送的归来。而她只能在希望和渺茫中、在热情和孤寂中等待，别无选择。

孙犁在构建自己眼中女性美时独具风格。孙犁笔下的女性几乎全部都是农村的青年妇女和少女，这些被精心塑造和热情歌颂的妇女形象，可以说是极其平凡的女性，但在她们的身上却闪烁着不平凡的光彩。在孙犁的笔下，这些普通中国劳动妇女的形象都是美好的，被肯定的。她们善良、聪明、美丽、多情、勇敢，她们有坚定的信念，向往着幸福和美好的生活，是真善美的化身。她们生活的环境和时代不同，有生活在抗战时期的，也有生活在和平建设时期的；她们的身份不同，有贫农、中农、富农，有干部、民兵、妇救会员乃至渔民和尼姑。但她们都有美好的心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共同体现了人性美和人道美，展现女性所具有的人格魅力和时代精神风貌，寄托着作者的审美理想。

自然孕育生命，生命又与这里的明山秀水浑然一体。湘西山水使人灵秀，人又使这片山水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和在湘西的生命体验，使沈从文的文学作品散发着山川碧水的灵气，荡漾着诗的意境。《三三》中的三三，生长在嘉树成荫的 山溪边。“碾坊外屋墙上爬满了青藤，绕屋全是葵花同枣树，疏疏的树林，常常有三三葱绿衣裳的飘忽。” [3] 绿的山，绿的水，青藤覆盖的碾坊，绕屋的碧草绿树，穿着绿衣裳的三三。人与自然是那么的和谐统一，三三仿佛就是山林间吹来的清凉的风。

《长河》中的夭夭,生长在萝卜溪边的吕家坪,“在阳光雨露中发育开放”“身个子小小的,腿子长长的,嘴小牙白,鼻梁光整匀称,眉眼秀拔而略带野性,一个人脸庞手脚特别黑,神气风度却是个‘黑中俏’”。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湘西美丽的女子大都有阳光雨露滋养下的自然健康的肤色，夭夭、翠翠、黑猫、阿黑等等。

在湘西的山水中，始终浮现着人的灵魂，他们又分别是这片秀丽山水孕育的“精灵”。这样的生命是得天地之英气而独秀的，她们似一溪碧水，澄澈无染，潺潺自由地流淌，清纯宁静，又柔情荡漾，与湘西山水织成活力充盈和谐优美的生命世界。

二、沈从文、孙犁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反映出不同的时代和性格特征

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处在自在蒙昧的生命形态下，被剥夺了人生自由，不得不接受一分悲惨的人生命运。更可悲的是她们的理性世界还处于蒙昧状态，对自身的悲剧命运浑然不觉，缺乏对自身命运自主自为的把握。但是她们纯朴、热情、善良，对爱的憧憬、渴望，对自由的向往，仍闪耀着如烛如金的生命之光。

而孙犁作品中的女性则泼辣、坚强，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喜笑怒骂，无不痛快淋漓，有一种主宰自己命运的魄力，在战争最艰 苦的时候，稍有空闲，仍忘不了说说笑笑，没有一点哀怨惧怕的心理。例如：《荷花淀》中打捞战利品的喜悦和妇女找到丈夫的惊讶和嬉闹是它的主调，这种淡化战争血腥的写法是与孙犁对女性的认识一致的，他说：“我以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而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与她们有关，所以常常以崇拜的心情写到她们。”[4] 这部小说在写女性方面是婉约与豪放统一，虽然写出了这群家庭妇女走出家庭，走上战场，汇入抗战的大潮的过程，但同时更突出她们身上的女性群落的情感特征。

而《萧萧》中的萧萧却过着悲凉的人生，母亲早逝，十二岁便出嫁当了童养媳，丈夫只有三岁。长大成人被雇工花狗用山歌唱开了心窍，怀了孕。事情被婆家发觉后，照规矩要被沉潭或发卖。幸亏娘家婆家没有一个读“子曰”的人，伯父可怜她一条命，才议决发卖；后来，萧萧生下一个“团头大眼，声音宏壮”的儿子，萧萧不嫁别处了。十年后，萧萧与小丈夫圆房，又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全家人又忙着给萧萧的第一个儿子娶媳妇了，萧萧抱着新生的毛毛，在屋前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 [5]。

萧萧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少女一样天真、纯朴、善良。生活的劳累艰辛，没有使她怨天尤人，却使她对“自由”充满向往。虽然萧萧对“自由”的认识理解还处于感性和模糊的阶段，缺少理性的思考，但对于处在蒙昧生命状态下的女性，这种对自由的向往是难能可贵的。《柏子》中的妓女形象（包括《丈夫》中的“村妓”老七），这类从事人类最低贱职业的女性，同样是沈从文赞美和讴歌的对象。她们不 但出现在沈从文的小说中，而且出现在许多散文中，如《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妇人》、《鸭窠围的夜》等。吊脚楼的妓女虽然过着屈辱的人生，但低贱的生涯并没有辱没她们心灵的纯洁。她们淳朴多情、重义轻利、诚信守约。在这本没有生命欢乐的地方，却有生命的欢歌；在这本没有人间真情的地方，却存在人间至情。这些饱受蹂躏侮辱的生命，在美的殿堂里放射着不灭的人性光辉。

而孙犁作品中的女性，生活在抗日战争的环境中，战争给她们不仅带来了灾难，而且给她们开启了更加广阔的生活天地，小说中这些与家庭割舍不了的妇女被迫组织武装，拿起枪杆，活跃在抗日战场，作者着重展示了她们温柔多情背后的豪情，她们淡淡的苦涩背后的豁达大度，作者十分注意发掘她们身上英雄豪迈之气。孙犁在《黄鹂》一文中说：“各种事物都有它的极致。虎啸深山，鱼游潭底，驼走大漠，雁排长空，这就是它们的极致。在一定的环境里，才能发挥这种极致。这就是形色神态和环境的自然结合和相互发挥，这就是景物一体。”[6] 也可以说是战争让水生嫂们的生命焕发出最大的光彩。

而沈从文在以萧萧为代表的乡下人自在生命的探索上，凝聚了他对自己所属民族长处和短处的反省。他渴望他们理性精神的苏醒，摆脱对环境的依附，获取生命的自由空间，并投身到新的生存竞争中去，使“生命”处在更高的层次——自主自为的生命形态。

而孙犁的作品，很多篇目都是以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展示抗战中我们民族民间的抗战力量。比如《嘱咐》、《山地回忆》、《吴召儿》、《风云初记》等作品中描绘了一个个色彩分明的女性形象，她们各具 神采，性格各异，却都同样在战争的恶劣环境下表现了高尚的情操，刚毅的性格，革命的激情和乐观的精神。

在《荷花淀》及其续篇《嘱咐》中水生嫂支持丈夫参军抗日，自己挑起家庭重担，并和妇女们组织起来保卫家园。作者赋予她美丽的容貌、纯洁的心灵、柔情似水的心怀，如同荷花一样清纯美好。类似的女性还有《光荣》里的 秀梅，《“藏”》里的浅花，《蒿儿梁》里的妇救会主任，《村歌》里的双眉等。这些女性勤劳善良、坚贞乐观，同时又不乏女性的温柔多情。作者正是从这些人物身上，挖掘出时代精神的美。

孙犁对农民人情美、灵魂美的表现主要是通过以上妇女形象来体现的。在她们身上体现出了“美的极致”。她们不同于现代文学史上历来描绘的劳动妇女形象，不同于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柔石的春宝娘等女性形象，在被侮辱和损害中显示出受伤的灵魂美；也不同于沈从文《边城》中翠翠，废名《竹林的故事》中的三姑娘等，在对蒙昧的描写中展示出原始的灵魂美；更不同于艾芜《山峡中》中的野猫子所表现出的变态的灵魂美。孙犁表现的是新时代解放了的妇女健康的、质朴的灵魂美。她们都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似飞鸟出笼，自由豪迈，她们挣脱旧时代所给予的重荷，向着广阔幸福的天地飞翔，她们是解放了的人。在她们的身上，强烈反映出中国妇女的崇高灵魂和必胜的信念。

三、沈从文、孙犁不同的女性意识

沈从文的女性观独标一格，他从女性追求身心自由和情欲、婚姻自决的层面去认识和表现女性的人格独立，并从男女生理、心理方面客观存在的差异出发，提出在社会生活和女子教育中应男女有别；他的观点有其理性、合理的一面，影响到他的创作，因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女性美。“有人用文字写人类行为的历史，我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 [7] 他营造了融合着自然和谐的人生理想的湘西世界，却是以堕落的现代城市文明作为审美观照的；他的作品弥漫着梦幻般的牧歌情调，却又充满了对民族前途浓浓的忧患意识；他建造的“希腊小庙”供奉的人性是以善与美为核心的，但他却继承了“五四”文学的启蒙文化精神。他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在于他不与时代亦步亦趋，总是与政治和潮流保持距离，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独特的写“心与梦”的文学观。这种清醒的理性认识同样反映在他的女性观方面。

有人认为，沈从文常常从男性角度看待女性美，虽发掘了她们重义守诚、纯朴善良的一面，却忽略了她们内心凄苦的一面。其实，这与沈从文的创作思想有关，“他总是用抒情的暖和色调把人生悲剧包

[8]裹起来，使之化成淡淡的哀愁，像黄昏落日那样美丽而忧郁。” “美丽总是使人忧愁的。” [9] 这也许符合儒家“哀而不伤”的诗教传统。沈从文表现的是隐忧而非剧痛，轻快中含着感伤，热烈里透着悲凉，对生命和人生悲剧保持适当的距离，向“人生远景凝眸”。只有细心品味，才能体会到作者在讴歌湘西生命和人性美的同时，对湘西少数民族苦难人生的深深的悲悯。

而女性崇拜思想反映了孙犁较强的现代意识，但女性个性和性别 角色的淡化又使孙犁保留了男权中心文化的印痕。与那些男性叙事不同，孙犁文学创作所操持的主要是一种女性表达式，它具有柔性的力量和美感，虽不如男性语言和阳刚美学来得大气磅礴、震撼人心，但它给人的感受却是内在、和美和长久的。

孙犁是一个女性意识特别强的作家，在他笔下出现了那么多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孙犁笔下的女性，已不只是一种装饰和附属，而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呈现出来，这与中国新文学的精神旨趣是密不可分的。孙犁曾这样说，“有人曾经发问：为什么对妇女这么有兴趣？我想，新文学之所以多表现妇女，是因为在中国，几千年来，妇女的 苦难更深重；在今天，她们的新生解放，也更值得欢喜表扬和拥护”。[10] 由此可见，女性的解放是孙犁关注女性的基本立足点。为了表现女性解放，孙犁最重描写女性的政治意识的觉醒。旧制度下受到压迫与残害的女性如今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她们有的到前线直接与敌人作战，而更多的则是作敌后革命工作。这些妇女不计个人得失，只要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她们即将自己最珍贵的奉献出来。孙犁高度赞扬具有解放精神的新女性：她们勤劳勇敢、富有个性、敢于冲破一切束缚，从而大胆地追求美好幸福的人生，这是中国传统女性的孱弱、封闭、保守不可比拟的。一方面孙犁注意写女性的外表美，在他笔下有那么多好看动人的女性。如女性的匀称、白净、细腻、灵秀。另一方面，孙犁更注意女性的心灵美，注意写她们的勤劳、善良和对爱情的忠贞不渝。

最为重要的是，孙犁对女性的崇拜思想。在《老胡的故事》里，孙犁是这样赞美女性：“在老胡的心里，那个热爱劳动的小梅和热爱战斗的妹妹的形象，她们的颜色，是浓艳的花也不能比，月也不能比；无比的壮大，山也不能比，水也不能比。” [1] 孙犁能如此尊重、崇仰女性，反映了孙犁女性意识的现代性。

总之，女性意识是孙犁文学创作的重要内蕴，它使孙犁对女性解放有了新的理解，也带来了其作品特殊的品格、审美意趣和艺术气质，但由于传统文化过于深厚的积淀，也由于缺乏阳刚之气和现代思想意识的烛照，从而使孙犁文学创作少了一些批判精神和伟力之美。

孙犁同沈从文一样，他对美有着坚持不懈的追求，朴质纯情的乡土气息是他的审美基点，崇善弃恶的浪漫诗情是他的审美追求，他执着的追求着生活的“美的极致”。但仍然可以感觉到两位作家的不同之处。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形象带有浓烈的乡野、原始之美。她们身上体现了沈从文带有悲观色彩的美学观，同时也看到沈从文试图通过表现这些女性身上的真性情来体现美，可以说是真与美的统一；而孙犁笔下的女性则显得富有理性、识大体顾大局，她们集中表现了作家对革命的乐观态度，在她们身上体现出的是善，可以说她们是善与美的结合。

沈从文、孙犁小说风格和女性意识的差异性，与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所采撷的题材、主题密切相关，也与作家的个人气质、思想境界紧密相连。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 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沈从文的笔调质朴、自然，字里行间不自觉的流露出一种感伤的情调；而孙犁的笔调清新、忧郁，也有一种伤感的色彩。但孙犁能够把纷涌激荡的战争风云映衬在白洋淀的月光苇影以及冀西山地的红袄明眸之中，从而发现那些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值得珍视的人性之善和人情之美，使孙犁迥异于沈从文，迥异于当时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文学。他一直在用笔构筑一个柔情似水、质朴无华的世界，在那里充满了自由与关爱、纯洁与理想，令人无限神往。用这种一以贯之的文学信仰和文学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一道独特的熠熠生辉的风景线。

参考文献：

[1]何益民.论沈从文的《边城》[J].湘潭大学学报，2002，1． [2] 凌宇.沈从文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3] 沈从文小说选.三三[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4] 孙犁.文事琐谈·文虑,孙犁文集,续编[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5] 沈从文小说选.萧萧[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6] 孙犁.孙犁书话[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7] 沈从文.沈从文批评文集[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8] 陈国恩.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与道家艺术精神,文学评论[J].北京:社会出版社,2002，6.[9] 沈从文.水云,无从驯服的斑马[J].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4．

[10] 孙犁.新文学和新中国妇女，孙犁文集,第四卷，[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11] 孙犁.孙犁小说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

作者简介：鲜晓丽，女，生于1962年4月，贵州师范大学求是学院教学督导研究室汉语言文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电话：*** Female Characters comparisons between Shen Congwen’s and Sun Li’s works

(Teaching Supervision Office ,Qiushi College of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09)11

Xian Xiaoli Abstract: Shen Congwen and Sunli are unique local novelist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Their works reflects a clear trend of feminization.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n their creation text of female characters, readers are able to fully understand their thoughts, aesthetic choice and unique creative personality.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do a comparsion of female characters between two writers’ works, researching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nd different women's consciousness.Keywords: Shen Congwen;Sun Li;female character;consciousness;comparison

第二篇：沈从文和孙犁

沈从文和孙犁的“乡土审美”比较

学号：200902010100 班级：09级汉语言文学（1）班 姓名：钟扬扬 【内容提要】 沈从文和孙犁两位作家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上都有着一定的地位，两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以表现浓郁的乡土色彩见长,有着独特创作风格的作家。他们的乡土小说存在着相似之处,都有着田园牧歌般的诗情,都以表现美和善的人性为基点,在很多方面展示出相似或相同的特征。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相似中的个体差异，因为无论是在生活经历、情感体验、创作思想还是艺术手法上,他们二人都有着不同之处。在这些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沈、孙两位作家的乡土小说呈现出了各自独异的特色,各显风韵。通过对沈从文和孙犁二人“乡土审美”的比较研究,我们不仅可以更加了解沈从文、孙犁的乡土小说,同时也可以加深对乡土小说甚至是乡土文学的感受和理解。【关键词】 沈从文 孙犁 乡土抒情 人性 美与善

【正文】

“五四”以来，鲁迅先生开创了现代小说的乡土抒情之风，促成了现当代文学中的乡土抒情意识。他曾说过: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1】从广义上来说，乡土文学就是指那些描写乡村、反映乡村、描写农民的文学作品。而所谓的“乡土审美”,则是指带入了城市、工业、商业文明的背景，在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中来表现描写乡村，这种描写把乡村当做自己的精神家园，也就是把乡村诗意化、审美化、虚幻化甚至神话的文学表现。【2】其中，30年代沈从文的湘西小说无疑是当时乡土文学的杰出代表，闪耀着湘西边地原始的神秘性和特异性，散发着令人惊叹和沉醉的神异魅力。到了四十年代，孙犁以其清新明丽的“水边文学”在解放区文学中独树一帜，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这两位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巨大贡献的作家，其乡土小说创作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又展现出本质的区别，像两颗璀璨的明珠，各自闪烁着独特的光芒。

乡土文学一向都表现出自然、冲淡、新鲜、明媚的风格。在这种大体风格中，各个乡土作家的风格又各具特色，于细微处辨差别。沈从文和孙犁乡土小说都是散文化和诗化的。他们的作品，都表现出浓郁的诗情美。只是，沈从文的作品，更像一曲古朴典雅的田园牧歌，孙犁的作品，则更像一首清新明丽的抒情诗。

首先，沈从文和孙犁都善于通过动作、语言、细节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特别是女性丰富的情感。沈从文在边城中描写翠翠情窦初开时的情态，除了正面表现外，还通过许多语言、动作的细微处来刻画。如她坐在船上剥碗豆，沉思中猛然站起身时把碗豆全都倾入了河里这一细节，非常传神地表现了一个少女情窦初开时的可爱情态。孙犁也善于通过语言、动作表现女性心理。《荷花淀》中水生告诉妻子自己要到大部队上去时，“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表面看来，似乎是被苇叶划破了手指，实际上却写出了丈夫去部队前妻子的感情波动。只是，沈从文在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时，不仅有作者叙述、人物对话、动作，还善于表现意识流动，捕捉幻觉，展示梦境，使人物更加丰满生动，触手可及。而孙犁展示人物性格多依赖动作和对话，手法较为单一。其次，沈从文和孙犁创作的思想中心，都是执着于对美和善的人性的探索与追求。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主要是描写湘西古***俗和原始的生命，描绘未被社会文明侵蚀污染的边地质朴醇厚的“人生形式”，从中进行人性探索，挖掘自然的人性美。沈从文的笔下，大多是农人、士兵、妓女、水手等下层人民，正是在这些劳动者身上，他发现了爱与美，善与真。他的代表作《边城》，可以说就是一幅描绘人性的风俗画，一首讴歌人性的赞美诗。老船夫的醇厚善良，翠翠的自然纯真，船总顺顺的仗义豪侠等，无不闪烁着人性美的光辉。小说自始至终贯穿着一个“爱“字：自然的爱情，温馨的亲情淳朴的乡情等。即使对于妓女、水手，沈从文也总是用饱含着同情与赞美的笔触，描写他们沉重生活中人性美的一面。在他的笔下，谱成了一曲曲优美的人性之歌。【3】孙犁的“白洋淀”小说，通过战火硝烟、军民关系，也着重发掘新时代氛围中的人情美和人性美，塑造了一系列坚强而美丽的精魂。《荷花淀》中的水生夫妇，《山地回忆》中妞儿一家等，都充分体现了孙犁对美和善的的钟爱。在这些人物形象上的身上，他更多的表现的是人民群众爱民族、爱国家、爱同志的高尚思想和优美情操。

沈从文和孙犁在抒写人物、探索人性美时，最擅长刻画的，是一些生长于山野湖畔的青年女子。沈从文《边城》里的翠翠，《长河》里的夭夭，短篇里的三

三、萧萧等，都是一些刚刚告别童年，步入青春期的女孩子，天真纯朴、美丽慧洁。孙犁笔下最精彩的人物，也是一些真诚勇敢、淳朴善良、勤劳聪慧的少女少妇，包括《荷花淀》的水生嫂，《芦花荡》的大菱、二菱，《山地回忆》的妞儿，《铁木前传》的九儿等。美总是与女性相关相联的。在这两位作家笔下，更赋予了在自然中长大的女孩自然美好的天性，更好地体现了尽善尽美的人性美。

然而，现实并不只是美好的。沈从文和孙犁都在军队中生活过，经历过残酷的战争，都亲眼目睹过许多残忍的、丑陋的事情。即使是农村，也已逐渐被城市文明所侵蚀，为战争所破坏，失去了许多正直朴素的东西，更多的是贫穷与丑陋。沈从文曾说过：“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20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4】沈从文对现实社会中人性的堕落和沦丧十分不满，非常怀念过去那种质朴的，有着氏族社会纯朴遗风的乡村生活，因此他试图展现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5】作为“人性”的疗法，于是才有了如梦如幻的湘西世界。孙犁的小说是诗意写实。但是，他的实也大多只包含美和善的东西。他曾说过：“看到真美善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恶的极致，我不愿意写。这些东西，我体验很深，可以说镂心刻骨。可是我不愿意去写这些东西。我也不愿意回忆它。”【6】这些话充分体现了孙犁对现实丑恶的摒弃和对美的向往与追求，这与沈从文的创作审美观点惊人的一致。正因为这种美学理想，加上他个人的气质性情，在他笔下，才出现了那么多美的东西和善德东西。

沈从文和孙犁的乡土小说都是以表现人性，追求真善美为基点的，但他们的创作思想和手法又有着差异。概括的说，沈从文是一个浪漫的人性歌者，孙犁则是一个浪漫的革命诗人。沈从文在对人性的追求中无处不隐藏着隐忧与思索，深入到了人性的深层次中，具有超时代意义。而孙犁则是纯粹的讴歌与赞美，比较直率、浅显，更富有时代风貌。沈从文用古朴雅洁的语言托起了一个个自然纯朴的灵魂，展示了一个遥远、奇特而略带神秘色彩的自然人性的天地。他的作品，更适合于知识阶层的读者欣赏。而孙犁则以平易、凝炼、清丽明快、通俗易懂的语言谱写了一首首战争风云中农民人情美和人性美的赞歌，描绘了一幅幅白洋淀明丽美好的水彩画。他的作品，更适合广大人民群众的阅读趣味，更具有大众化的倾向。所以，沈从文和孙犁的乡土小说，虽然风姿各异，但它们都为人民所需用，所喜爱，是中国文学中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1】《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鲁迅 【2】《中国乡土小说史》丁帆 【3】《从边城走向世界》 凌宇 【4】《长河·题记》沈从文

【5】《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 杨义 【6】《试论孙犁的美学理想和短篇小说》 金梅

第三篇：鲁迅笔下的女性形象

鲁迅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悲剧性

摘要:在鲁迅的二十五篇现实小说中，以反映女性悲苦生活和妇女解放斗争为主题或重要内容的达三分之一多。鲁迅对这些妇女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表现了对妇女问题的深切关心和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独特见解。在鲁迅的《明天》《祝福》《离婚》和《伤逝》等一系列小说中，他成功的塑造了单四嫂子、祥林嫂、子君、爱姑等众多生动、深刻而富有典型意义的的旧中国妇女形象。鲁迅这些描写旧中国社会妇女悲苦生活的作品，将中国文学史上描写妇女悲剧命运的主题，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本文将从鲁迅作品中的悲剧女性形象入手，着重分析单四嫂子、祥林嫂、爱姑、子君等几个具有代表意义的女性，从中探讨她们悲剧命运的必然成因和作者对解决女性解放问题的思路。

关键词: 鲁迅小说 女性形象 悲剧命运 反抗 解放道路

Lu xun's novel of the image of the tragic women Abstract: Lu xun is a China's great realism writer, for the old days of women to give a lot of attention.In his 25 article in the novel reality, and a third on the women's life and bitterness women reflects women's liberation struggle for the theme or important content.Lu xun caused these women to the tragic fate of ideology root social origins and made extensive and in-depth exploration, the performance of our deepest concern and women of Chinese social problems unique insight.In lu xun's “tomorrow” “blessing” “divorce” and “death” and so on a series of novel, the success of his shape single four sister-in-law, XiangLinSao, zijun, love the gu and many other vivid, deep and rich typ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ese women's image.Lu xun these description of the works of many women image of China, the Chinese history of literature describing the tragic fate women theme, push it to a whole new level,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nd even the world literature has ushered in a new era.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a few lu xun's representative female tragedy and their image struggle, to get everybody to thinking about the problems of the old society, women's liberation

Keywords: Lu Xun's novels

female image

tragedy

oppression

resistance

五四运动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专制，提倡民主”成为这个时期最响亮的口号。女性解放运动随之兴起，反封建礼教，追求女性解放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鲁迅对于女性解放问题也给予很大关注。他的小说创作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鲜明生动的妇女形象，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鲁迅对于妇女，特别是旧中国劳动妇女命运的深切关

第1页 注。她们中的典型人物是：《明天》中的单四嫂子，《祝福》中的祥林嫂，《离婚》中的爱姑，《伤逝》中的子君。鲁迅的小说引起了无数专家学者的研究兴趣，他们对鲁迅描写女性的小说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有的是探讨其艺术性，有的是阐述其思想内涵，有的则是从中分析社会根源。本文将从分析单四嫂子、祥林嫂、爱姑、子君等几个具有代表意义的女性形象入手，从中探讨她们悲剧命运的种种原因以及作者对解决女性解放问题的思路。

一、悲剧命运的成因

（一）、封建礼教的压迫和迷信思想作祟

鲁迅作品中造成女性悲惨命运的成因有很多方面，最主要的就是她们处在一个封建礼教思想无处不在的社会，几千年封建礼教思想深深地扎根在社会大众的心中。封建礼教思想奴役着当时的所有人，他们不仅成为了封建礼教奴役的牺牲品，同时他们也充当着执行封建礼教的帮凶，是忠诚的执行者。封建礼教是他们衡量所有活动的标准。被封建礼教和其帮凶们屠杀的两位典型的劳动妇女：单四嫂子，祥林嫂。

单四嫂子，是鲁迅小说《明天》中的女主人公，是鲁迅在小说上创作的第一个妇女形象。没有社会地位的旧中国劳动妇女，虽然身上兼具着勤劳、善良、淳朴、宽厚的优良品质，然而由于政权、族权、夫权三座大山的压迫、束缚和毒害，她们无法逃脱悲剧的命运，成为封建制度下任人宰割的羔羊。单四嫂子就是旧社会典型的劳动妇女，是中国旧社会农村“受苦受难兼愚昧无知的妇女形象”。作为一个丧夫的女人，单四嫂子是勤劳的，她有着一门维持她们母子生计的手艺，封建礼教“从一而终”、“从子”的观念在她的思想中深深地植下了根，“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来界定说，大约节是丈夫死了，绝不再嫁，也不死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他便节的愈好，”[2]据此标准衡量，单四嫂无疑是一个很合规范的“节妇”，她每天从深夜起便开始张罗明天的生活，生活依然困苦。几千年的封建礼教成了一个巨大的牢笼，不幸的她认为遵从礼教的畸形的反人性的制度是天经地义的。作为一个可怜的母亲，单四嫂子的心中只有儿子宝儿，宝儿是她全部的希望和寄托，她辛苦劳作和生命的意义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她的“明天”就是三岁的宝儿，孤儿寡母，相依为命。然而她的宝儿突然生了病，单四嫂子慌神了，然而她只能想到去求神签、去许愿、吃单方，当宝儿的病情愈发严重时，她开始弃神明而去求医，然而遇到的却是个玩忽生命的庸医。这个可怜的女人竭尽所能来拯救自己的孩子，然而命运总是爱捉弄穷苦人，宝儿死了。这个“粗笨的女人”的信念和希望就是让儿子健康地活着，但儿子死了，唯一的精神擎天柱摧折了。她看不到自己悲剧的未来。深受封建礼教和迷信思想毒害的单四嫂子，早已经麻木了，“她能想出什么呢？”已然什么也想不出来的单四嫂子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不切实际的梦里了，只能把与宝儿再见面的想法寄托在梦里；她只能呆呆地“等候明天”，然而她的明天却早已注定好的，不是节妇便是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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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妇。单四嫂子面临的一连串的不幸和打击，她竟然没有任何的不满和反抗，她只是一味的用迷信，用对命运的顺从、屈服和幻想改变或减少自己的灾难和痛苦。宋建元《鲁迅小说探微——对妇女解放道路的深沉探索》中所说“正如她的宝儿是被残酷、落后、冷酷的封建制度吞噬了，也是被她自己的愚昧、落后、迷信杀害了!她的灵魂正承担着对她来说还并不觉察，但却异常沉重、浓烈的痛苦！”[3]在封建思想的桎梏、封建礼教的枷锁、封建政权的压迫下，可以想象，明天，等候着单四嫂子的“只能是更沉重更无穷尽的痛苦和悲哀，是更漫长更黑暗的无情岁月”[4]。是封建迷信思想造成了单四嫂子的悲剧，也是她自身深受封建迷信思想害死了她的宝儿。可以说单四嫂子是一个在封建势力、迷信思想荼毒下失去任何反抗能力的悲剧女性。

《祝福》中的祥林嫂同样也是一个淳朴、善良、本分的劳动妇女，与单四嫂子相比，她再寡失子，命运更为悲苦。任何历史人物的生活都离不开社会环境这个大背景。祥林嫂所处鲁镇是一个极为保守的地方，保留着许多古老的传统习俗。人们严格的遵守着封建的等级关系，“三纲”“五场”的理学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强烈的迷信思想、伦理制度压制着人们，祥林嫂性格的复杂性皆源于此。祥林嫂最初的婚姻就是不幸的，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使她嫁给一个“比她小十岁”的丈夫，首次丧夫不愿再嫁嫁，便逃到鲁镇打工。当帮佣的生活并没有使这个可怜的女人有任何不满，“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地劳作却使得她 “渐渐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对于奴隶般的生活她反而很满意。旧社会的妇女没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力和机会，丧夫祥林嫂根本无法获得自由身，她的命运始终被别人牢牢掌控着。婆婆的再次出现，加深了她更为悲苦的命运。被卖改嫁，反抗的过程相当激烈，然而终究无法逃脱被迫改嫁的命运。和单四嫂子相比，祥林嫂在这点上可说是一个抗争命运的勇敢者。但是她的决绝的行动却充分体现了她深受传统的“从一而终”、“好女不嫁二夫”的封建观念的荼毒，“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4]，人们早已把寡妇同贞烈联系在一起，再嫁就是不贞的表现。再嫁的祥林嫂过了一段比较舒心的生活，命运不济，随着丧夫丧子一系列的沉重打击，她再次回到鲁镇，做回帮佣的身份。她的再嫁本就是人们极为唾弃的，根本不为大家承认，她的二次婚姻只是人们口中的笑柄，她依然是“祥林嫂”的身份。《祝福》中具有代表性的“善女人柳妈”向祥林嫂灌输的再嫁女人到阴间锯身分与两个丈夫的言论带给了祥林嫂巨大的恫吓，她按照柳妈的指点，用她辛苦劳作积存的工钱再三央求庙祝，终于捐成了门槛，这时候的她大概以为完成了赎罪的大业，这时候的祥林嫂“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鲁四老爷与鲁四太太对她的道德歧视不是捐门槛这个行为就可以改变的，她仍然没有摆放祭器的资格。四婶的阻挡很大程度上扼杀了祥林嫂所有的希望。在封建伦理制度的畸形制度下，祥林嫂任何企图改变自己命运的想法都是枉费工夫，这既说明了封建伦理观念的无比残酷，也说明了宗教迷

第3页 信所承诺的慈悲不过是一场欺骗而已。她的悲剧命运是封建礼教统治下的必然结果，迷信思想的荼毒也是造成她悲剧命运的推手。

（二）、封建权威的压制和蒙蔽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统治者依然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缺乏抗争意识的下层劳动人民，对于封建权威既恐惧、又极为迷信，因而极易受到封建权威的蒙蔽和压制，丧失主宰自己命运的独立性。旧社会女性抗争的失败，也源于收到封建专制权威的压制和蒙蔽。《离婚》中的爱姑在鲁迅小说中是一个颇为独特的女性形象。她的生活没有单四嫂子、祥林嫂那样贫困，她也没有孩子，她敢于同不公平的命运抗争，性格直爽，大胆泼辣。在鲁迅笔下的农村妇女中，她恐怕是最“骁勇善战”的一位了。她嫁到夫家去后，即使自己做到最好，“一礼不缺”，仍讨不到丈夫和公婆的欢心，更多的是挑剔和虐待。她哭着回到娘家，虽然也不想回夫家，但是也不想就此罢休。她强悍刚勇，以父亲和六个弟兄为后盾，狠狠与夫家斗了三年。甚至冲到夫家，将他们的灶头也给拆平了。爱姑勇敢的向夫权发起挑战，而且还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在旧中国，封建道德视一夫多妻为天经地义，男子休妻再娶是合理合法的。但爱姑却斩钉截铁的地说：“要撇掉我，是不行的，”她非要闹得他们“家败人亡”不可。但是这位敢做敢为的女将失败了，七大人一个喷嚏就将骁勇善战的爱姑震慑住了。泼辣的爱姑在象征着权威的封建伦理的维护者“七大人”简单的几句恐吓下，就乖乖的放弃了一直坚定不移的主张，顺从的与丈夫离了婚。

《离婚》中的七大人无疑是封建权威的典型代表，是一个“背后有县衙门的知县大老爷”撑腰的权威人物，他的言行被人们当做处理是非的标准。七大人是被人们高高捧着的权威，爱姑和众人一样，对于封建权威是极为忌惮的，在被自己美化的人物给出定论时，爱姑轻易的成了七大人陈腐主张的俘虏。爱姑的抗争激烈程度是极为罕见的，然而这种强势的抗争的最终失败却更加凸显了封建权威的蒙蔽性。勇敢泼辣的爱姑败在了封建权威的蒙蔽下，其他处境更低下的女性更难以摆脱封建权威的威慑和蒙蔽，更难以反抗不公的待遇，把握自己命运的主动权。爱姑的惨败恰恰告诉我们，决定女性自己命运的缰绳必须要有自己把握，不要妄图期望封建权威为自己维护公平，女性的解放一定要依靠自己来完成。

（三）、爱情的束缚和经济地位的不独立

鲁迅对于社会众多女性都有关注，尤其是后期的作品中，更多的关注了那些受新思想影响的知识女性。《伤逝》中的子君是以一个知识女青年的身份出现的，她有文化修养，敢爱敢恨，具有叛逆精神。渴望获得恋爱的自由，获得婚姻的平等指引着子君逃离封建大家庭，“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子君勇敢的呼喊无疑是对封建礼教投下的一枚重磅炸弹。子君的宣誓是对封建思想的控诉和轻视，是争取婚姻自由的标志，是勇敢的踏出女

第4页 性解放的第一步。子君的先进性就在于她勇敢的踏出了第一步，然而随之也就停止了前进的脚步。

子君的爱情观不仅导致了她的爱情悲剧，也成为加速她悲剧命运的助推器。追求自由的爱情是子君走出传统家庭的最大动力和追求的终极目标，子君对于爱情抱着过高的期待，爱情在她的生命中最为重要。当爱情梦破裂时，子君的死亡结局也不难想象。男人和女人对待感情的态度是有很大差别的，涓生对待子君的感情起伏尤为强烈。最初的相识阶段，感情极为强烈，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居在一起的两人渐渐有了嫌隙，涓生对待子君从初始的热恋变得反感，疲于应对。当面临经济上的困难时，他竟然视子君为拖累，认为是子君束缚了他的生存和发展。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依，经济上的困窘造成了主人公爱情幻想的破灭，加剧了命运的恶化。经济和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面包的爱情注定是要走向失败的。

（四）、看客们的助推

鲁迅说：“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5]这段话是鲁迅对于其小说中的看客们的一个深刻描绘。国人的冷漠自私和种种丑陋形象无不表现在众多的看客形象中。

对于贫苦的孤儿寡母，“红鼻子老拱”“蓝皮阿五”之流，没有任何同情，更多的是极为下流的调戏。甚至在单四嫂子抱着孩子去看病时，蓝皮阿五也不放弃调戏的机会。“他便伸开胳膊，从单四嫂子的乳房和孩子中间，直伸下去，抱去了孩子。”还有一个“好心”的王九妈，她无懈可击的帮着单四嫂子处理宝儿的后事，尽心竭力，前后张罗，然而王九妈的深谙人情世故，她的帮忙却少了那么些真诚的情味。在可怜的母亲不肯死心的盖上孩子的棺材时，“幸亏王九妈等得不耐烦，气愤愤的跑上前，一把拖开她，才七手八脚的盖上了。”王九妈的热情照料下透出的冷漠无情让我们寒心。甚至是单四嫂子的邻居们，“凡是动过手开过口的人都吃了饭。” “吃过饭的人也不觉都显出要回家的颜色”。仿佛是“热情”的邻居们，其实是极为自私的看客们，在这种时候，还是念念不忘获得好处。

《祝福》中对于看客们的刻画就更加的淋漓尽致了。穷苦人的不幸命运在鲁镇人们的眼中不过是茶余饭后的笑谈，极为冷漠，无比残忍。祥林嫂丧子的故事，最初能够引起看客们中的反响，女人们“还会陪出许多眼泪来”,这些看客们并不是真的同情，而是把祥林嫂丧子的故事当做一出情节悲惨的戏曲在欣赏罢了。“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听完以后，“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当别人的悲苦故事被大家熟知，已无新鲜感时，这些冷漠自私的看客们发起了更为残酷的冷嘲热讽。正如小说中所写：“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鉴赏了许多天，早已成为了渣滓，第5页 只值得厌烦和唾弃。”这是看客们彻骨穿心的冷漠，是一种失去良知的精神麻木。他们也是祥林嫂悲剧命运的推手，对于祥林嫂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伤逝》中“擦着雪花膏的小东西”和“挤成平面的老东西”无一不是冷漠自私的看客形象，他们也是造成子君悲剧命运的推手。

（五）、自身性格缺陷和爱幻想毛病

如果说是封建礼教和封建权威造成了鲁迅小说中女性命运悲剧的外在杀手，那么这些女性自身的性格缺陷和爱幻想的毛病则是造成了其悲剧命运的内在原因。

《明天》中的单四嫂子和《祝福》中的祥林嫂，她们都是中国底层劳动妇女的典型代表，勤劳、善良、逆来顺受。她们也有自己的缺点，麻木，愚昧，懦弱，她们深受封建礼教思想和迷信思想的荼毒，她们无力反抗也不懂得如何反抗。她们在遇到命运的不公平待遇时，总是幻想着神灵能够解决她们的问题，幻想着神灵可以拯救她们。当神灵起不到作用时，祥林嫂们只有悲惨的走向死亡。

比起幻想神灵起作用的单四嫂子和祥林嫂，爱姑和子君两个人的幻想却与她们截然不同。爱姑对封建权威抱着极高的幻想。她幻想着封建权威可以为她的遭遇的不公正的婚姻主持公道，她内心的轻敌和爱幻想的毛病像两把无形的枷锁，紧紧束缚着自己，当七大人宣布“评理结果”时，幻想着七大人能够为她评理伸冤的爱姑方寸大乱，她满眼惊疑和失望的光：“怎么连七大人„„”封建权威的话浇灭了爱姑的幻想，爱姑心有不甘的同夫家互换了“红绿帖”，与丈夫离了婚，爱姑成为了一个彻底的惨败者。子君的幻想完全是对于自由和爱情的幻想。她幻想着从叔父的封建大家庭逃出来就如她所说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她幻想着能够和涓生建立一个“独立的家庭”，她以为冲出了封建家庭的牢笼建立自己的小家庭就是实现自由的标志，她以为常常回忆爱情初始的画面就能使爱情时时更新，其实，她只不过从封建大家庭的“傀儡”变为了“独立小家庭”的“傀儡”，成为了爱情的“傀儡“。在子君的爱情婚姻生活中，并不缺乏令人怀念的美好，然而却极为短暂。当现实残忍的伸出戈矛时，所有的幻想只是瞬间破灭的泡沫，根本不堪一击。当幻想落入了现实生活的荆棘中，面对着生活中经济的窘迫和爱情的危机时，子君的悲剧早已注定了。子君的最终死亡和她的幻想破灭也有很大的关系。

二、对悲剧命运的反抗

旧中国底层的妇女经历了种种非人的待遇，既有社会的责任，也有自身的局限性。鲁迅以其独特的视野和锐利的笔锋把封建礼教的罪恶和妇女们的屈辱如实地反映出来，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女性懵懂的自我觉醒，更让我们看到旧社会中底层女性反抗不公命运的极为艰难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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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动妇女的反抗

长期以来，研究者对《祝福》中祥林嫂的的反抗是持肯定态度的。祥林嫂最初的打工来养活自己的行为是值得表扬的，可是这种微小的愿望却不能被被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容忍；在封建势力的压迫下她依然一次又一次的试图反抗，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祥林嫂悲苦的反抗斗争主要由主要由逃、撞、捐、问四个层次构成。

祥林嫂在第一次丧夫后，为了不受严厉婆婆的虐待，她勇敢的逃出去做工。“在笼罩着浓重的封建思想的旧社会，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敢于冲破家庭统治的囹圄，独自逃出来，依靠劳动度日，这无疑是一种维护人的尊严的抗争，它充分反映祥林嫂用于追求美好生活和反抗不公平待遇的倔强性格。”[6]祥林嫂的“逃”体现了对于封建礼教的抗争。祥林嫂在被婆婆卖到贺家墺再嫁时，她的抗争尤为激烈，额角的伤痕就是她反抗的标志，她的反抗里包含着很大一部分对“失节事极大”的礼法的遵从，但是也有对自己被买卖的遭遇的强烈抗议。她的“撞”的行动，兼具着反封建和封建思想的因素。再寡失子的祥林嫂惧怕柳妈告诉她的阴间分尸的事情，她希望通过自己的捐门槛能够甩掉压在身上的包袱，获得人们的认可，希望能够拥有大家一样的平常生活，这样的思想和渴望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她的捐门槛却是带着迷信思想的，她争取的权利也只是坐稳的奴隶的身份而已。所有的努力都不奏效，她依然没有得到鲁四老爷的认可的时候，她几近绝望了，然而她却发出了“一个人死后，究竟有没有灵魂？”这样的疑问，表现了她勇敢的叛逆，她已经开始对天经地义的神权发出质疑。

爱姑的反抗则是令人震惊的。爱姑的反抗更多的带有主动和强势的成分，她还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离婚》中的爱姑，是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出现的。爱姑与单四嫂、祥林嫂一样也是普通的劳动妇女，但是她却有主动反抗的意识，而且也更猛烈、更长久。爱姑在与夫家斗争的初期也取得了一点胜利。这当然也跟她不错的家庭背景有关，正如文中说：“我们虽然是初会，木叔的名字却是早已知道的，胖子恭敬地说。”她的反抗正是有了家庭的支持才能得以继续，也因为参杂这些原因，使得爱姑的抗争有了新的进步。爱姑是在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中长大的，很多行为在家里是被宽容的。她十五岁嫁到施家，“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然而，环境极其容易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当丈夫“姘了一个小寡妇”，要把她抛弃时，她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勇敢和泼辣，她坚决不认可丈夫的行为，并坚毅的与之斗争。男人另觅新欢的行为在旧社会仿佛是极为寻常的，没有什么不妥的，可怜的女人们对丈夫的寻欢行为都是敢怒不敢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爱姑却不接受丈夫“姘上了小寡妇”这种行为，当公婆也站在丈夫一边时，她果敢的与夫家坚持了三年斗争，爱姑的据理力争逼得夫家向封建权威慰老爷求助。慰老爷提出施家赔八十元，劝她“走散好”的建议在爱姑那里根本不奏

第7页 效。慰老爷是偏袒夫家的行为更加坚定了爱姑的抗争，她坚决地要和夫家斗争到底，“要闹得他们家破人亡”。可以说爱姑的这些反抗都是值得肯定的，是对以往妇女反抗的大突破。施家又向另一位权威人物——七大人发起求助。爱姑在见七大人之前是占尽上风的。在封建权威面前，她把自己在夫家遭遇的种种不公一一陈述。爱姑的激烈的反抗行为虽然最终失败，然而却让我们看到了女性自我解放的觉醒意识。《离婚》中的爱姑仍然是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仍然是在受到不公的待遇后奋起反抗的，而且依然也是以悲剧结束。爱姑是受到辛亥革命影响的具有一定平等意识的又被压迫的农村妇女的代表，在她身上体现出了敢于同封建伦理斗争的精神。爱姑的反抗的直接原因是丈夫要遗弃她，而她完全符合传统妇道标准，她认为丈夫抛弃她没有任何理由。爱姑的斗争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她的抗争具有很大的幻想性，她对维护封建统治的七大人心存幻想，她没有意识到七大人根本不可能反对维护自己权威的封建伦理，他装腔作势的恐吓确实起到了作用，强悍的爱姑也不得不顺从，以“走散”结束。爱姑的斗争，比起祥林嫂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她有不示弱的勇气，用于抗争，这对她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鲁迅先生塑造的爱姑形象，是一次大的突破，是女性争取自身权利和平等的一大尝试，但也反映了农村妇女命运的悲惨和反抗的艰难。

(二)、知识女性的抗争

子君是“五四”时期的一个“新女性”，她在“五四”思潮的影响下，接受新知识，新思想，敢于冲破封建思想的桎梏，去争取属于自己的人生权利。在封建思想严重束缚人的头脑的当时，是难能可贵，令人敬佩的。子君的反抗和觉醒，具有主动意识和理论指导，是妇女解放的新阶段。子君生活的社会依然没有摆脱封建思想影响。专制的家庭，严厉的父亲和胞叔，都是阻碍她寻求新生活的障碍。但子君是一个勇敢的知识青年，深受“五四”新思想、新道德的感召，她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勇敢地从旧的封建家庭走了出来，她“目不斜视地骄傲地”来到会馆，听自己心爱的人“说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她“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宣布：“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为了扫除新生活的障碍，获得恋爱婚姻的自由，子君决绝的与家庭决裂，组建了属于她们二人的幸福小家庭。他们取得了小胜利，然而悲剧也就从此开始。那个时代和社会根本不会允许青年自由恋爱，在子君与涓生从开始结合，就面临着众叛亲离，被社会孤立。所有相识的人都与他们断绝了往来。最终涓生被辞退而失去了唯一的经济来源，从客观上加剧了他们感情的破灭。经济上的拮据，使得涓生开始对子君过分关注家庭生活的行为产生不满，涓生还觉得子君成为他的拖累，最终以涓生“我已经不爱你了”宣告二人恋情的结束，而子君在随父回家后不久便凄惨死去。子君开始在走出来时，给予我们莫大的希望，她有理想，有自己追求的目标，有武装自己的新理论，并知道拿起个性解放，恋爱自由与封建伦理进行坚决斗争。可是，强

第8页 大的封建势力打压下，他们先是被社会孤立，然后又被迫失去经济来源，被一步步逼上绝路。子君的失败给我们巨大的震撼的同时，也使得我们明白，在封建势力的大牢笼中，任何个人的反抗终将是失败的结局。封建思想早已在当时人的头脑中占据重要位置，即便是勇敢出走的子君，也深受封建女子“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的影响，置自己与柴米油盐为伴的的生活中。子君的可贵之处在于勇敢的反抗和自我觉醒的意识，她积极的接受进步思想，有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勇于抗争的精神。

三、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路

单四嫂子、祥林嫂、爱姑、子君，这几个形象迥异的女性，从不同的角度让我们看到了旧社会的封建制度和封建伦理对广大女性的各个方面的摧残，见识了封建制度对妇女人生、命运的牢牢钳制，使得无数的悲剧故事在女性身上上演着。

鲁迅通过小说的形式探讨妇女解放道路的认识是极为深刻的：妇女要解放,必须解放思想,实现人格独立；必须要自立自强,追求更高的人生目标。“妇女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首先取得政治上的翻身，经济上的独立权；要达到解放的目的，必须推翻封建制度，必须进行深沉韧性的战斗必须与整个社会的解放融合在一起。”[7] 鲁迅先生对于女性解放问题所作出的努力为后来的中国女性走向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女性开始勇敢的加入到解放祖国的事业中来，开始独立的参与到社会公共劳动中来。众多的男性开始认识到女性的社会价值，开始对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改观。中国的女性渐渐摆脱“男主外，女主内”的旧思想，开始摆脱原来那种单纯的家庭主妇、相夫教子的社会形象，更多的开始走向社会，走向劳动岗位，主动去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担负起家庭和社会“半边天”的重要角色。

当然，女性解放问题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文化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彻底改变的，中国女性的解放还要走很远的路，挫折也在所难免。当今的社会，仍然存在着对女性的不公平现象：就业中对于女性的性别歧视；很多男性在择偶时依然要求女性担当“家庭主妇”的传统角色，并且排斥女性进入职场；女性在社会中作出的成就容易遭到非议。当今女性面临的众多问题既离不开社会这个大环境，更离不开女性自身的因素。当今的很多女性仍然面临着很多束缚自身发展的内在因素：很多女性缺乏独立性，把男人当做生活的依附，“小三”“二奶”的出现无不显示出女性的不独立；不愿意参加公共劳动，甘于充当家庭主妇的角色，缺乏进取心；缺乏为自己争取社会权利的呼喊和努力。

对于当今的女性问题，我们需要社会给予女性以正确指导和包容，我们需要广大男性思想上的改变，我们更需要广大女性群体通过自身的思想上的彻底转变和努力来解放自己，通过参加社会劳动来获取平等的社会地位，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做自强独立的现代女性。

第9页 注释: [1]叶开.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形象分析.网易网（文化频道 非常文青），2005.[2][5]鲁迅.坟·我之节烈观.漓江出版社(第1版)，1990.[3][4]宋建元.鲁迅小说探微——对妇女解放道路的深沉探索,2001.[6]范伯群、曾华鹏.鲁迅小说新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235.[7]袁泉.熟悉的陌生人——浅析鲁迅笔下的妇女形象, 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09.07.参考文献: [1]印晓红.谈鲁迅的妇女观及其笔下的女性形象.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01.[2]吴成年.论鲁迅小说中女性的三种生存困境，2001.04.[3]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85.387.[4]郭红.论鲁迅小说女性形象的悲剧性.邯郸师专学报，1995.01.[5]刘项.反抗 屈服 死亡——鲁迅笔下女性形象的异途同归.北方论丛，1992.02.[6]袁盛勇、张桂芬.《离婚》的叙事分析及其文化意蕴.鲁迅研究月刊，2003.05.[7]张冬梅.反抗 屈服 死亡——试析鲁迅笔下女性形象异途同归的原因.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0.01.[8]邹海燕.妇女解放要从自身做起——试析鲁迅笔下的女性形象.雁北师范学院学报，1999.02.[9]蔡雪岚.谈鲁迅对妇女解放道路的探索.哈尔滨学院学报，2008.06.[10]范伯群、曾华鹏.鲁迅小说新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235.第10页

第四篇：论李白笔下的女性形象

论李白笔下的女性形象

摘要 ：

本文联系李白所处的时代和自身的经历，从三个反面对其诗歌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阐 述，也展现了其为人的豁达，豪迈与洒脱的独特气质。

关键词 ：李白

怀才不遇

理想

同情

赞美

李白，作为盛唐气象的代表性诗人，其人放荡恣肆，浪漫洒脱； 其诗豪放飘逸，清新俊朗。中华书局 1977 年出版了清朝王琦编纂的 5 李太白全集。这本书共收入唐朝伟大浪漫主义诗 人李白创作的诗文 1110 篇 , 其中诗歌 1048 首。在这 1048 首诗中 , 可以认定是描写女性的诗 篇有 103 首。王安石说李白诗歌“十首九说妇人与酒”。南宋人陈藻的《读李翰林诗》也说 : “杜陵酒罕相逢，举世谁堪入此公。莫怪篇篇吟妇女，别人无物与形容。”虽然，他们说的

有点夸张，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女性诗歌在李白诗中不少的篇幅。

涉及女性的诗歌最早出自《诗经》 ：周南

卷耳，卫风

，伯兮

、邶风

雄雉

等等 , 到了

汉魏诗歌中 ，如汉乐府的 伤歌行

、饮马长城窟行

，古诗十九首的行行重行行

、青青河 畔草

、明月何皎皎

以及南朝民歌

子夜四时歌等等。

这些诗歌表达怨女思妇忧愁。后来屈

原独辟蹊径，以君子美人比喻国君和自己，自始，涉及女性的诗歌中带有了政治色彩。此后，许多人都以之为模板，创作了不少佳作如曹植的《洛神赋》，《美女赋》等等。但是，让女性

诗歌真正大放光彩的是李白。

他笔下的女性诗歌不仅汲取并涵盖了前人的意涵，还创作出了

前人未曾触及的领域。作家的创作离不开其所处于的时代环境，正如歌德所说： “我不应该

把我的作品全归功于自己的智慧，还应归功于我以外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上万的事物和人 物。”

①当然，除了外在的因素外，创作也离不开作家本人的经历和个性。

古人所说的： “诗 言志 ”

。或文如其人，这些观点在现在看来似乎有点偏颇，但可以看出创作和诗人本身之间 的联系。

本文联系时代背景和李白的人生经历及个人经验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一下其笔下的 女性形象。

于历史中寄寓还才不遇

李白所处的盛唐是个 “百花齐放”文化繁荣时代，盛唐之士有着积极入世，进取的人生态

度。李白也不例外，他是个功利心很强的人，有着强烈的“济苍生” “安社稷”的儒家用世 思想。但是他的仕途被自己理想化了，最终以“赐金放还”的名义被迫离开长安。从“仰天 大笑出门去”到现在的“我辈只是蓬蒿人”的巨大反差使他不得不借诗酒来消愁，作诗以抒 怀。

这类诗歌中的女子形象主要是出自历史宫廷的。有

“班婕妤”、“陈皇后”、“赵飞燕” “西 施”、“王昭君”等 ，如《妾薄命》 : ”

汉帝宠阿娇 , 贮之黄金屋。咳唾落九天 ,随风生珠玉。宠 极爱还歇 ，妒深情却疏。长门一步地 ，不肯暂回车。雨落不上天 ，水覆难再收。君情与妾意 , 各

自东西流。昔日芙蓉花 ，今日断根草。以色事他人 ，能得几时好 ? ”

这首诗的本事是汉武帝陈 皇后失宠 ，乃至被废幽居长门。诗人揭露古代宫廷女子色衰爱弛的不幸命运 ，将批判笔锋直 指最高统治者。

诗歌将陈皇后失宠前后的境遇作了细致的描摹。借表现同是宫廷倾轧牺牲品 的宫中妃子的不幸来抒发自己的情怀。显然 , 诗人是借咏史在抒怀。因此从这些人物身上依 稀可辨诗人的影子。近人黄永武说 : “在古代 ，非仅宫女仰仗皇帝个人的好恶 ，就是士大夫也 常常自比妾妇 ，仰仗君子的爱顾 ，官位不亨达 , 托宫词以寄怨的也很多 ，所以宫词实在也触及

了古代读书人普遍的一个心结。又如写王昭君的： “于阗采花》，于阗采花人 ，自言花相似。

明妃一朝西入胡 ，胡中美姬多羞死。乃知汉地多名姝 ，胡中无花可方比。丹青能令丑者妍 , 无 盐翻在深宫里。自古妒蛾眉 , 胡沙埋皓齿。李白和王昭君算为同是天涯沦落人，不免对其美

貌的惋惜，进而想到自己的内才不能为国君赏识。总之，诗人写历史中的美人和君子,意在追求自己和国君的合作，美人的失恋即是诗人仕途的受挫。

于虚幻中寄寓美好理想

纵观在仕途上坎坷的人，他们为了排忧，或及时行乐，寄情于山水之间，或寻仙访道，在幻想的世界中得到解脱.当然，李白也不例外，他在《将进酒》中写到：“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另外，唐代是中国道教发展的迷狂时代。上至皇帝，下至平民，无不心驰神往。道家思想对李白影响比较大，他曾说：“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因此，女性形象在他的笔下也被神仙化了。如作者笔下的上元夫人，雍容华贵，神采飘然“： 裘被青毛锦，身着赤霜袍。手提嬴女儿，闲与凤吹萧。眉语两自笑，忽然随风飘”。又如，屈原、曹植描绘过的洛神宓妃，在李白的笔下其风姿神采足以勾心夺魄“： 洛浦有宓纪，飘风雪争飞。轻云拂素月，了可见清辉„„香尘动罗袜，渌水不沾衣。”当面临现实的灰暗，内心的空缺面或许能在幻想的世界得到慰藉。也许，幻想中的女性美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补偿其心理的缺失。

于现实中寄寓同情赞美

“唐代, 由于男子长期在外应考、从军、经商,夫妻分居成了一个普遍的现象, 于是出现了大量描写离妇的诗。”② 《全唐诗》中描写商人妇的诗有 60 多首, 在 60 多首描写商人妇的诗歌中, 写商人妇离愁别绪的占绝大多数。在现实中，作者,或是同情那些被迫与丈夫分离的的思妇，或者表达对自己妻子的思念。如，《江夏行》“忆昔娇小姿, 春心亦自持。为言嫁夫婿, 得免长相思。谁知嫁商贾, 令人却愁苦。悔作商人妇, 青春长别离对镜便垂泪, 逢人只欲啼。”诗人以时间的顺序描述了江夏女子的丈夫在外经商，她的凄苦较多，而幸福的回忆却较少。另外还有《长干行二首》，从二人相识、相恋到结婚, 再到婚后的别离, 诗人对每一阶段女子的形态和心理都作了细致到位的刻画，道出了妇人“那作商人妇, 愁水复愁风”的内心悲苦。“在封建社会, 一般读书人为功名所羁绊, 或为生活所逼迫, 往往不得不离开妻子在外作客。” “能诗的夫妻离别后, 往往以诗赠答, 以抒怀念之情, 这样就产生了一部分寄内诗”③李白的 20 多首寄内诗便是表达对与自己分隔两地的妻子的思念和不能团聚的感伤之情。如，霜凋楚关木，始知杀气严。寥寥金天廓，婉婉绿红潜。胡燕别主人，双双语前檐。三飞四回顾，欲去复相瞻。岂不恋华屋？终然谢珠帘。我不及此鸟，远行岁已淹。寄书道中叹，泪下不能缄。写自己客居他乡，触景生情，表达了“多少思念，多少感叹，泪下如雨，信不能封缄。”的惆怅之情。《自代内赠 》《秋浦寄 内》、《在得 阳非 所 寄 内》、《南流夜郎寄内》等一系列作品大致都是此类。此外，作者笔下还有一些赞美女性的诗歌，多为采菱女、采莲女、当垆女、船家女、浣纱女、游侠女。她们或有着“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外表如“镜湖水如月，耶溪女如雪。新妆荡新波，光景两奇绝“，或有着天真浪漫，开朗活泼的内心，她们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和爱情，如“吴儿多白晰，好为荡舟剧。卖眼掷春心，折花调行客。”优美清新的诗歌中弥漫着人性美和人情美。丹纳在《艺术哲学》提到：“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作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处的时代精神和风格概况”。盛唐宏大的气象培育了李白豪放的气质。同时，其本人“读书，学道，任侠，隐居，漫游”的人生经历赋予了他独特的人生体验；即得意时，令力士脱靴，贵妃磨墨；失意时，便举杯对影，高呼“千金散尽还复来”。他在仕途受挫之时并不是一直沉迷失落，而是借外在的事物排遣内心的苦闷，他回顾历史，惋惜美人失宠亦如自己政治失恋；他幻想仙人，将自己的美好理想在虚幻中升华。他描写现实，为我们呈现一幅富有江南风光和生活气息的图画。他借助美人在历史和虚幻与现实和美好之间，浇灌心灵上那片快要干涸的入世心。

第五篇：浅谈张爱玲笔下典型的女性形象

浅谈张爱玲笔下的几个典型的女性形象

摘要：张爱玲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的重要作家，她的小说大都以沪港洋场为背景，在荒凉和颓废的大城市中铺张旷男怨女，演绎着堕落及繁华。张爱玲以“参差对照的手法”，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女性典型人物形象，她们或甘做欲望的奴隶；或是人性扭曲的舞女；或在自我意识觉醒的驱动下进行着反抗和挣扎，同时，张爱玲也以少有的暖色调为我们塑造了为数不多的女性健康“完人”形象。张爱玲透过笔下的这些女性人物形象，深刻揭示了现代女性的生存困境和人生悲哀，而这些女性人物形象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增添了一抹亮色。本文就从她的几部经典作品出发去分析张爱玲所塑造的几个典型的女性形象。关键词： 张爱玲；小说；女性；形象

引 言

张爱玲，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用刀刻过般的名字，任凭岁月流逝，时代变迁，这一普通的中国女人的名字，伴随着她奇丽而精美的佳作，流传到今。张爱玲，中国上海大都市的女人，她犹如一缕轻烟般飘渺，又如一袭旗袍般华丽，在这位女人笔下，诞生了许多堪称传奇的女性，不同于沈从文自然的女儿“翠翠”，更不同于金庸的神仙姐姐“小龙女”，她们有着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称不上是完美，甚至是丑陋苍凉，如梦魇般的，却让你切身感受到她们生活的没落和乱世的苍凉，即使你想抽身逃离，但她们梦魇般的经历牢牢缠绕着你，使得你铭记难忘，刻骨铭心。

美国文学史家夏志清先生曾评价说：“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儿、泡特、韦尔蒂、麦克勒斯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⑴

张爱玲是一个具有明确女性意识的现代女作家，她的女性写作相对于新文学来说是别致的，是私人性的话语，她站在女性的独特立场，用精细的笔触，灵动的笔墨抒写着现代女性的自我意识、生存价值及生存现状，给与我们无与伦比的美感体验。她的笔下有四类女性人物尤其值得我们关注：一是黄金枷锁下的奴隶；二是人性扭曲的风尘舞女；三是敢与社会对抗的新女性；四是健康的“完人”形象。作家通过这四类女性人物的刻画，表达了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冷静思考和高度自觉。

一、黄金枷锁下的“奴隶”

曹七巧是张爱玲笔下的一个血肉丰满，让人可憎又深感可怜的人物。同时，七巧也是个悲剧人物，是一个受害者。哥哥为了省下一笔嫁妆钱，将妹妹七巧送进了大富户的瘫痪少爷的新房里，于是，在金钱的陷害下，七巧被剥夺了追求幸福的权利，被禁锢在了高墙深院内，也因着身份的卑微而受尽家人的嘲弄和白眼，但是，这些都不是最悲哀的，悲哀的是七巧是个健康的人，她有着健康正常的强烈的情欲，但丈夫却是一个残废，因此她正常的情欲受到压抑，被困在了情欲的枷锁里，也正因为这而让她的悲剧蒙上了一层阴暗丑陋的面纱，从而引发了一系列让人唏嘘，悲叹的惨剧。所以，七巧的悲剧不仅在于她是金钱的受害者，更在于她是一个施害者，而且受害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她亲生的儿女。

七巧表面泼辣强悍，对人性极端不信任，但也是一个小女人，骨子里还是向往着幸福的，她大胆追求过三爷季泽。但三爷却因着她的狼籍名声而不敢沾染。因此，在幸福丧失之后，她唯一等待的就是独立出去，终于，夫死公亡，她熬到了头，分到一笔遗产。这黄金是用青春的欢乐作为惨痛的抵押品换来的，就这样，载着黄金镣铐的人性被腐蚀扭曲。为了保住这卖身的黄金，七巧在“爱情”被时光消磨变成灰烬，只剩下空白强烈的欲望时，也宁可在性压抑中煎熬，揭露三爷季泽骗钱的目的，赶走所爱季泽的挑逗，而更可怕的是她扭曲到要扼杀一切美满的姻缘，只要是在她的控制范围内。曹七巧完全是一个变态的恶毒的母亲。她年轻时在婆家受到了人格的侮辱，没有享受到正常的爱情和婚姻，导致她人性严重的扭曲，见不得别人的幸福，连自己的儿女也不例外。所以当她的一双儿女长大后，他们的幸福刺激了她内心的隐痛，于是失去理智，把自己的不幸迁怒于儿女：她嫉妒儿子、媳妇的亲热，千方百计的破坏他们的婚姻，最终将媳妇虐待致死；嫉妒女儿有了个较合意的结婚对象，想方设法拆散他们的姻缘，并挑唆女儿吸食鸦片，将这朵少女之花养在家中枯萎。

在《金锁记》中张爱玲将曹七巧塑造成了一个人性扭曲到变态的女性形象，是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迫害，对爱情的禁锢，使得情欲这块矿石在拜金主义的烈火冶炼之下，铸造出这样的一个殉葬品，一个戴着黄金枷锁的“奴隶”。

整部作品以曹七巧为主线，刻画了一个原本善良的女人被封建社会意识毒害而变成为一个眼中只有金钱没有亲情，泯灭人性的害人者。她的悲剧不仅是个人本身的悲剧，也更是那个社会的悲剧，那个时代的悲剧！

二、人性扭曲的风尘舞女

《半生缘》中的顾曼璐，一个本应该有着平凡幸福生活的女人，却因家境的变迁、父亲的早逝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轨迹。为了养活家里的七口人，她放弃了学业、抛弃了爱情，沦落风尘，成为舞厅的三流舞女。凭借着自己姣好的面容，她有能力养活家里，承担家中负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容颜不再，于是，在舞厅里她经常被一些年轻貌美的舞女抢生意，使她感到无比的难受。然而，她的牺牲得不到认可，她牺牲自己来成就家人，但却被家人瞧不起，甚至以她为耻。她是可怜的，是家庭和社会的牺牲品，渐渐地，她年纪大了，想找个依靠却又没有合适的人选，迫于无奈她只好嫁给了一个叫祝鸿才的流氓无赖。可是时间长了，祝鸿才厌倦了她，开始在外面到处找女人，这让曼璐感觉很伤心，最可悲的是，生了一场病后，曼璐被医生告知失去了生育的能力，这简直就是个晴天霹雳，也更像一把锋利的尖刀，深深扎进了曼璐的心。失去了生育能力的女人其实就代表着自己成了废物，人生从此结束了，这让曼璐陷入了黑暗的深渊，无尽的黑暗和恐惧笼罩着曼璐。

于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婚姻，拴住自己的丈夫，她开始竭力地想办法，忽然想起母亲对自己曾说的“借腹生子”一事，或许这样就能把祝鸿才给牢牢套在手里了吧。她观察出自己的丈夫对妹妹曼祯是有真感情的，因为每次祝鸿才看见她，都激动的兴奋不已。况且，曼祯是自己的妹妹不是外边那些女人，容易控制些，就把目标定在曼桢身上。刚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她突然想到自己是不是疯了，她竭力把自己荒唐的思想赶走，可见曼璐还是有良知的，她并不想这样做，只是，这个社会是冷漠的，吃人的，逼迫着她变疯了，失去了理智，那恐怖的想法就像一个黑影，一只野兽的黑影，它来过一次就认得路了，又找到这里来了，最后她伙同自己的丈夫，拆散了妹妹和她男朋友世钧的婚事，把罪恶的手伸向了自己善良的亲妹妹，毁了她的一生！当曼祯怀了自己丈夫的孩子时便把曼祯囚禁起来，逼迫曼祯把这孩子生下来，还跪在曼祯的脚边苦苦哀求，而这些都只是想留住自己的丈夫。这是一个多么微弱的需求，却让一个女人如此大费周折，达到疯狂地步，扭曲自己的人性，抛弃自己的良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足以见得女人在过去的社会地位是多么的卑下，男权是多么的“强大”，统治着社会，女人要依附在男人身上才能过活。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实！

当孩子呱呱坠地的时候，曼璐和曼桢的姐妹情从此决裂，曼桢离开了，去了一个曼璐找不到的地方。然而好景不长，曼璐因为病情严重不久于世，这时的祝鸿才才一直守在她的身边。曼璐一直寻找妹妹想要向她道歉却无果，最后因痨病在自责和孤单绝望中死去。

三、敢与社会对抗的新女性

纵观张爱玲的小说世界，我们不难发现，其女性形象无不在物质生存与寻找女性自我中苦苦挣扎着。从张爱玲创作的小说来看，女性形象的自我意识是明显占据着主导地位的，而且，她冷静地审视和还原了现代女性的生存境况和自我意识，在物质生存与自我中找到了相融点，同时也透出女性寻找自我归宿的希望之光。

《倾城之恋》中出身没落官宦世家的白流苏，是一个泼出去又流回来“祸水”式的人物，离了七八年的婚，只因她的钱被兄嫂盘来盘去盘光了，变成一个毫无利用价值的累赘，于是，当徐太太来报信说和她离婚已七八年的丈夫忽然死了并要她回去奔丧时，她的兄嫂硬是要撵她去为前夫戴孝守寡，继承那些遗产，以免拖累白公馆。“离过婚了，又去做他的寡妇，让人家笑掉了牙齿！”⑵离了婚的自己就是自由的了，再回去当一个死人的寡妇，那且不是自己吧自己往火坑里推，等于把自己重新判了死刑。然而，白流苏却不是传统意义上恪守“三从四德”、凡事逆来顺受的懦弱女子，她具有自主精神，不受男人的控制与支配，她明白自己所拥有的人格和权利。从这里可以看出，白流苏的自我意识觉醒了，是新时期有新派思想的白家人，她是第一个从“三从四德”的束缚中逃脱出来的人。但，在白家守旧的人不止一个，而是一群，连自己的母亲都不帮自己，于是，在饱受屈辱，无路可走之际她决定离开这个家庭。

眼看着青春被吸到朱红洒金的辉煌背景里去，流苏内无立锥地，外无希望绵延。她知道再不搏一把将永无出头之时，于是抛弃了诗礼人家的矜持含蓄的姿态，努力寻找几近凋零的青春，以最后的资本与生命博弈，于是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到香港待价而沽，向范柳原推销自己。“以后即使有人替她做媒，也不过是和那姓姜的不相上下，也许还不如他”，⑶她大胆的决定着用前途做最后一次赌注，她也清楚的计算着成败的后果：“输了不过是声名扫地，没有资格做五个孩子的后娘，如果赌赢了，可以得到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出净胸中的一口恶气。”⑷其实，在白流苏那里，爱情早已扭曲，成为她猎获范柳原这个自私、狡猾但有钱男人的工具，因为她看清了自己被观赏的地位，幻想得到一份真爱是不着边际的，只有抱着以爱谋生的态度才是现实的，只有婚姻才能赐予她经济上的安全。于是，在她一次次工于心计的斡旋后，她终于获得了赖以生存的婚姻。

白流苏是位离异后想要再次寻找依靠的新女性。她的毅然离婚，可以说是进步的，但她并没有接受新文化，彻底走向社会或是投奔革命。离开了婚姻的她无处可去，最终又屈服于封建男权的统治，继续认同男权价值观念。七八年后，她唯一的出路仍是再找一个丈夫，这是她起初做出反抗的最可悲之处。最后她还是服从了现实，当她遇到富商范柳原后，不顾一切屈辱把第二次婚姻押在香港之行上。最后，香港的沦陷，才终于成就了白流苏这个“传奇”里真的“倾城倾国”女人的婚姻。张爱玲在文中这样写道：“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子。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⑸在一个女人的成功的婚姻中，包含着更加浓重的对于现实人生不可理喻的荒凉感，白流苏对生存困境的反抗表面上是胜利的，是从一个生存困境陷入另一个生存困境，但白流苏是一个不受男人支配，跳出“三从四德”框架，在不公的命运面前不屈服，直面这种悲惨命运，以都市女性的老练与智慧主宰着自己的命运,坚韧地活着。从她身上我们看到了旧时代的女性是如何在困境中“抗争”命运,改变命运的。她的出现既是一种希望 ,也是那个时代女性改变自己弱势地位的一个必然。

四、健康的“完人”形象

所谓的“完人”形象，是对比意义上的。这一类女性相对有着健康的心理特征，《茉莉香片》中的言丹朱，《心经》中的许母都可看作这一类型的典型。这一类女性的塑造，让我们看到人性中真善美的一面。女性,在大多数的时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温柔、体贴等词语,这大约与女性的母亲身份有关。张爱玲的作品有太多关于女人的故事,《第一炉香》、《第二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单看这些香艳的名目,我们就能想到这是关于女人的故事了。

张爱玲的作品一向是苍凉的基调，寒意彻骨，笔下的女人们几乎都是畸形扭曲的。但是,也是有着例外的。如《心经》中许小寒的母亲。

同样是写女人,同样是写母亲,《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倾城之恋》里白流苏的母亲,一个个不是变态刻毒就是自私嫉妒,人性中的阴暗和极端代替了历来受到尊崇的母爱，她们是如此的可憎。

《心经》中许小寒恋父情结的道德伦理问题,我们姑且不去指摘臧否。小说故事情节发展到许小寒的母亲不得不面对小寒恋父的事实时,按照一般人的思维推测，许小寒的母亲准会气个半死,甚至会和许小寒断绝关系。“她将她父母之间的爱慢吞吞地杀死了，一块一块割碎了——爱的凌迟！”⑹按照张爱玲笔下女性的常有的特征,许小寒的景况也是不会有令人欣慰的下场。她母亲和她的关系，不再是母女亲情关系，而是水火情敌。可是,许母却没有如我们所想，而是从女性从母亲的角度出发,改变许小寒，为许小寒安排新生活：“你明天就动身，到你三舅母那儿去。”小说里许小寒当时的一句话：“你——你别对我这么好呀！我受不了！我受不了！”许母所表现的慈爱同样让故事外边的人们受不了。⑺

“„„房门半掩着，只看见白漆门边凭空现出一双苍黑的小手，骨节是较深的黑色——仿佛是苍白的未来里伸出一只小手，在她心上摸了一摸。”⑻许小寒的小手也在她母亲的心上“摸了一摸”,也有“摸了一摸”的剧痛，只是许母不是霓喜。在许母为小寒收拾行李一段,看似平淡的笔墨却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一位母亲的伟大形象，张爱玲以其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这样写道:“许太太并不理会，自顾自拿出几双袜子，每一双打开来看过了，没有洞，没有撕裂的地方，重新卷了起来，安插在一叠一叠的衣裳里。头发油、冷霜，雪花膏，漱盂，都用毛巾包了起来。”⑼

读到这里,读我们也许会有点不理解张爱玲为什么要这样写？因为在张爱玲的其他小说里，女性人物大都是悲剧性的阴暗狠毒、面目狰狞。像七巧,因了自家的不幸,便把仇恨和嫉妒像刺猬的毒箭一样射杀别人,连自家的儿女也不放过。叫人直打哆嗦。而许小寒的母亲却如阴霾里的一线春阳,对于长久浸淫于张爱玲苍凉意境中的人们,许母这一线春阳所释放的温暖是炙手可热的。

张爱玲塑造的这类健康的“完人”形象，虽在她的小说里不占主要位置，但通过这种大红大绿的参差对照方式，揭示出人自有的真善美的一面，在她苍凉的艺术世界里，这些人物仿佛是一线暖阳，让人感受到温暖，看到希望。结语：张爱玲的小说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个丰富的女性形象，从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当时女性的痛苦、无奈、悲哀以及少有的温暖，让我们对她们怀有深切的同情。张爱玲独特的女性意识，带来了独特的创作，也带来了独特的女性形象，在那作品中的人物画廊里，那一系列的女性形象充分体现了她的深厚功底，她以一个女人的细腻敏感，包融对生活的细致观察，用精当的描写，厚积薄发的文字把她眼中所见的当时社会的形形色色的女人活画了出来，为现代女性文学增添了风格独异的一页。

注释：

⑴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第335页 ⑵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436页 ⑶同上 ⑷吴宏聪：《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第451页 ⑸同上 ⑹张爱玲：《倾城之恋·心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第145页 ⑺张爱玲：《倾城之恋·心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第145页 ⑻张爱玲：《倾城之恋·连环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第326页 ⑼张爱玲：《倾城之恋·心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第146页

参考文献：

吴宏聪：《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张爱玲：《倾城之恋·金锁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张爱玲：《半生缘》，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张爱玲：《倾城之恋·心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