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湘西女性形象及其美学意蕴分析

第一篇：沈从文湘西女性形象及其美学意蕴分析

试析沈从文湘西女性形象的美学意蕴

作者：管桂英学号：20071360090886指导老师：尹文化

【摘要】沈从文以“边城”为代表的湘西题材小说，表现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这种价值不仅表现人生理想上，自然与女性的神性也使这一形式获得了定性。水和自然美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在变化多端的自然之中找到与之和谐完美的女性之美，并以此塑造了一系列人质神性想结合的湘西少女的形象，构筑了一个清新脱俗，意味悠远的女性神话世界。而作家对湘西民族历经磨难的历史和生存危机的现实的感叹揉进这一人生形式中，我们在真切的感受到作者酣畅淋漓地对湘西爱与美的赞颂和回忆的同时，也读到了作者心酸的眼泪和暗地里绞心的痛楚。达到了作家提出的“美丽总令人忧愁”这一审美境界。

【关键词】沈从文 湘西系列 女性形象 人性与神性 美学意蕴

沈从文将人性推到了崇高的地位。当他面对都市社会用“文明”的绳索将“人性”捆绑、勒杀时，他那卑微敏感的“乡下人”的目光充盈着胜利的忧郁和哀伤。曾几何，“我觉得一身渺小，正如一只猫儿初置身于一陌生锦绣辉煌的室中，几欲惶惧大号。”①面对“文明”的洪流，来自“荒蛮之地”的沈从文感到无尽的虚弱和自卑。为了自尊，他的心顽强地抵抗着都市文明。如今，饱受“文明”炼狱般洗礼的他，猛然发现都市文明原来那么可笑、可怕，人与人关系变得复杂到不可思议，然而又异常单纯的一律受‘钞票’所控制。„„一切人事在我眼前都变成了漫画，既虚伪，又俗气，„„”②沈从文发现，那些原来使自己感到卑微、惭惶不安的城市绅士淑女们，原来是如此之空虚。沈从文很感性地认识到“文明”使人性失去了什么，“所有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如像那热情，与勇敢，与诚实，早己完全消失殆尽。”③他终于找到了心的强力支点，沈从文发现，在那遥远的故土，那“充满原始神秘的恐怖，交织着野蛮与优美”的地方，是他理想人生的滋养地。于是为了那遥远的爱，也为了“人生至少还容许将来重新安排一次”的信念，当其他作家在为民族的前途命运而焦虑而呐喊时，沈从文却用热情、迷醉的歌喉，唱那人性的歌，他要让“读者能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物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④于是，一个用感情蒸腾和用爱浸泡的“湘西世界”，新鲜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它极善、极美，平静中躁动着生命的活力。但它又不唯美，不是世外桃源，人生的“常”与“变”融在其中，美中含着愁，感性中蕴藏着理性，人生理想与现实感悟有机地统一在其中，使湘西题材作品，特别是湘西系列女性形象显现出凄美的审美效果。

一、湘西系列女性的人性美

都市文明下的生活，是一种物化的生活，人们过多的追求权势、名利，忽视了人性的健康发展，他们为物质、观念而活着，却没想到要为“自己”而活着。湘西世界的生活恰恰相反，这是一种外化的生活。物在她们的生活中也是需要的，却不是重要的，山民们从祖辈以来，经受了太多的痛苦与艰辛：环境的恶劣、外族的入侵、统治者的征服与同化„„，他们的命运自己根本无法把握。人生的莫侧，使他们深感生命的无常，“一切都是命，万事不由人”，人生充满变数。所以，他们从不在意身外的一切，只求能完整而庄严地活着。“他们那么忠实庄严地生活，担负了自己的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生存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在他们的生活、爱憎、得失里，也仿佛摊送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往来，他们便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⑤他们从来不以物化的标准去衡量人生，他们看重的是人格、1

情感的丰满与独立，守着一个“独立自主”的做人原则，宁愿受穷，也要让灵魂得到安宁，以保持做“人”的本色。沈从文对此深有感触。当他来到都市，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时，他总是顽固地坚守自己的人生准则，用他那“乡下人”的那把尺，那杆称，衡量着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认为，一个人活着，不能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不拘拘于物质攫取和人世毁誉”，他就能“硬起脊梁”，走自己的路，他才会活得自由，活得充满朝气。这种人看来也许粗一点，野一点，但这正说明他“是个人”⑥正因为如此，“湘西人生形式”中，每个人都保守着这一份本色，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湘西少女形象。她们美丽、温柔、多情、善良、活泼、顽皮、天真。她们是自然孕育的完美产儿，是为自己活着的人。《边城》中的翠翠就是这样一个透明、清秀、真诚的少女形象，给人以无限的美感。她爱爷爷，尽量为爷爷分担辛苦，爱心总是战胜玩心。她的爱情是纯净的，超越了一切世俗利害关系在她这里，爱情需要的不是门第，不是金钱，而是从心里流出的热情的歌，“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对面山悬崖半腰，去做什么呢？摘虎耳草！”。三三是沈从文笔下又一个可爱的少女形象。她长得很美，虽然在小说中我们并没有见过三三的面目，但是从碾坊外的小树林里飘忽的葱绿衣裳、母亲看到的苗条如一根笋子的身材、管事先生与白脸少爷眼里的“美人”中，我们依然可以清晰的看到三三的美。但她美之处并非她的外表，而是她那清纯、真诚、正直的心。她抑强助弱，喂鸡时总是驱赶那横蛮无理的鸡，直到妈妈代为求情方止；对于到潭中钓鱼者，三三有双重标准，每遇不甚熟悉的人，则高声警告，或求助于母亲折断他的竿子，当母亲照例代为讨情后，三三便静静地看着，心里记着数目，回头告诉母亲。一旦看到因鱼大且拉得不合适而折断了鱼竿的，便向钓鱼人咧着嘴发笑，并急忙跑回家告诉妈妈。如果钓鱼人是熟悉的并且讲道理，则一边坐在旁边看，一边向钓鱼人讲述别人折断鱼竿的笑话；三三从不羡慕别人的金子宝贝，她热爱自然，因为黄昏太美，便要母亲陪她坐在枫树下，送那片云过去再走；她与母亲在一起，才能够安安静静的睡觉，但有时却任性无理，明明与母亲都感觉女护士长得体面，但当听到母亲先说出来时，却又否认，其结论故意与母亲不一致。虽然三三的心智简单得有些可笑，但她的活灵活现，犹如美丽的珍珠，晶莹纯洁。

除翠翠、三三外，还有《长河》的天夭、《萧萧》的萧萧以及凤凰小城、苗家山寨、沅河流域的少女们。这些窈窕的形象，如清风，如阳光。我们无从知道她们的眼睛、鼻子、、嘴巴如何，轮廓怎么样，只知道翠翠“长得真标致，像个观音样子。”夭夭“乖巧谦虚，心性天真柔和、动人怜爱”，三三“很聪明、很美、长得不坏”，而媚金是“白脸苗中最美最风流的女人”。沈从文用笔极省简，似乎人间的词不足以涵盖她们的美，与其留下有限的印象不如留下无限的想象。但事实上，沈从文是有意为之，以为在他看来，美不在外表，而在心灵，在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因此，他在塑造女性形象时，是不愈余力地表现她们身上的人性的。

二、湘西系列女性的神性美

沈从文笔下塑造的湘西少女的形象还是人性与神性的结合体，这是一个清新脱俗，意味悠远的女性神话世界。她们从外到内的形象特质，似乎都与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月亮女神”以及由月神分化演变而成的女蜗、嫦娥、洛神和旱魅有着一脉相承的对应关系。神话女神所具有的劳动与美的精神品质在湘西女性身上都有生动的体现。女性身上神性的特质与她的人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沈从文生活在川黔湘鄂交界的湘西边鄙之地。一方面湘西边地奇险秀丽的大自然启迪着他的灵性。彼处山川灵秀，泛滥的“山精水怪”正是神话与巫鬼文化的温床。“苗族半原人的神怪观影响到一切人，形成一种绝大力量。大树、洞穴、岩石无处不神。狐、虎、蛇、龟无物不怪。神或怪在传说中美丑善恶不

一、无不赋以人物。另一方面，楚文化虽作为一个断裂的文化形态大多消融在整个传统文化之中，但湘西特殊的地理环境也为我们保留了一部分活生生的楚文化的原生形态。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和庄子哲学的相对自由的思想观念，无不对沈从文的审美意识产生影响。尤其是庄子哲学中强化的自然观念培植他崇尚自然的人性和自然的生命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的审美情趣。尽管我们汉民族的传统文化把女性禁锢在神权、族权、夫权之下，但文学作品中还是留下了美好的女性形象，如屈原《九歌》中的“山鬼”、“湘君”、“湘夫人”

及曹植《洛神赋》中的“洛神”。这些原型或原始意象“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发生并且显现于创造性幻想得到自由表现的任何地方”，“山鬼”等原始意象积淀着悠远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培植了沈从文笔下的翠翠、三三和夭夭们。

幽深的民族文化融合了湘西少数民族独特的心灵历程和沈从文独特的情感体验。或许是深受湘西这一蛮荒之地浓厚的楚文化遗风的熏染，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于神话因素似乎“情有独钟”，他对神话特质、神话模式的追崇在现代文坛可谓独树一帜。他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古代，那个如神话般明净的时代。人与美与爱相接触的世界在沈从文的作品中，相当一部分是用写“实”与叙“梦”相结合的方法，把社会、幻觉、梦境结合起来，构成一个虚实交织的梦幻美的情境，更显出一种迷人的魅力。如他的一部分以苗族传说和佛教故事为题材，这些作品的情节安排，是完全在想象中完成的。《月下小景》以苗族男女的爱情为题材，画面在凄婉清丽的想象中展开。“薄暮的空气极其温柔，微风摇落大气里”，“月光洒满了各处，如一首富有光色和谐雅丽的诗歌”，在月亮的神奇传说和原始野蛮习俗的叙述中，在这一对情人对另一世界的憧憬中，口含毒药含笑死去。他们好象不是去赴死，而是在美妙的月下由爱神引渡，羽化登仙了。在《牛》这篇写实性极强的小说里，作者赋予了牛以人的特征，全篇交织着老牛伯与牛的种种心理活动，故事组织在一种半梦幻的情境中，它是非现实的，又是现实的。正因为沈从文于神话因素似乎“情有独钟”，所以在《边城》里，作家也倾注了自己的理想。作品通过许多动人情节，来表现翠翠温柔、明慧、天真、机灵和对爱情的坚贞，以充分展示翠翠形象的神性。他不忍心在她身上撒下半点灰尘。作者将他的笔，深入到人物的内心，运用想象，创造了作家所憧憬的那个“在头脑中建筑”的“人与美与爱”相接触的神秘世界，翠翠不能忘记祖父所说的事情，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对山悬崖山腰。这是一个多么甜蜜美妙的梦境！这梦飘渺却不离奇，虚幻又不荒谬，它是现实生活化了妆的表现，是作家执意创造的幻想美的极至。在这梦里，朦胧的爱情幼芽滋生了，萌发了。这幽美的梦境作为隐秘的象征，具有一种不可知的力量，使翠翠的灵魂常常游离眼前的所作所为，而陷入如醉如痴的追求。“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这爱情的结局也象虚幻的梦一样深沉而悠远。我们都盼望着翠翠的幸福，在人们的期待中，作家已将这美丽圣洁的爱，神秘的梦幻美无损地保留到人们的头脑中去了。人与自然心领神会，使“湘西人生形式”中的自然充满“神气”，处处流淌着人性的温情。

表现自然与人的融合，追求宁静旷达的野趣，寄身烟雨，啸傲山林，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主题。历史文人骚客、官宦野士，在尘俗羁绊、仕途沉浮之后，莫不对此心向神往，留下许多传世之作。有如陶渊明，就不仅在诗中吟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超凡之境，还在文中建构出一处“不知秦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沈从文热爱着生养他的大地，真挚地为自然中的一切而感动，山头的一抹夕阳，水底圆如棋子的石头，无一不感动着他，心中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单纯得毫无目的。他说，当你用“泣神情感”去接近自然时，你会发现，“阳光照及大地，随阳光所及，举目临眺，但觉房屋人树，及一池清水，无不如相互之间，大有关系。”⑦

三、湘西系列女性形象特征与水的关系

沈从文是人与自然间的一个媒介，诗性的人格和诗性的自然在沈从文笔一下是那样的和谐，于是他在变化多端的自然之中找到与之和谐完美的女性之美。他以赞美、欣赏的笔调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水一样的生命特质的自然女性形象。她们美丽、纯净、温柔、活泼、健康，无论从外表到心灵，从感情到意志，都闪烁着爱、美、善的光辉，她们是作者心目中的阮水女神。作家正是把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对人生的独特感悟浸染在这些女性形象之中，以此揭示出人性之美和生命之美，从而展现了他为人类社会描绘的那幅优美、健康、自然，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图景，爱情最能体现这种特质，《边城》中“长得真标致，象个观音样子”的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天上的细雨云烟让单纯美丽的翠翠心事重重，有人前来作媒，心中烦乱的她躲进屋后的那片竹林；《雨后》中的阿姐，当她在空山雨后的野地上采摘蕨菜时，看到灿烂盛开的野花，想到“女人只是一朵花，开的再好也要枯。好花开不长，知道枯的比其他快，便应当更深的爱。”她被四狗的野性、气力、温柔所征服，把“所读的书全忘掉了”，成为自然人，像花一样，自由地随着季节而开放。《阿黑小史》中当桃花、梨花开得热闹时，阿黑和五明把草当床，在“这柔软床上，还撒得有各种野花”而采摘了青春。《龙朱》中龙朱每当追到唱歌女子待的地方时，发现总是遗下满地的野花。龙朱后来找到她时，还是被她发髻上那朵小黄花先吸引住。这所有的爱，尽管各有特色，但却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就是爱得真诚、热烈、忠贞，没有做作，不虚伪，完全出自内心。对他们而言，性爱不是兽欲的简单化，湘西人反对这种以金钱或其他手段满足兽欲的恶劣情欲，在他们的性爱履历上，明媒正娶也好，露水夫妻也罢，必须以爱为前提，“抓住自己的心，放在爱人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伪装的一切，只有热情真实的歌。”⑧所以，只要有爱，即使是妓女，也让人感到爱的伟大。这些女人并不为金钱，而是为了爱情，愿意付出一切。但没有发自生命的两情相悦，爱也就死亡了。正如《凤子》中苗寨总爷这样介绍湘西女子：“爱你时有娼妓的放荡，不爱你时具命妇的庄严。”“放荡”是因为爱的炽热，“庄严”却是因爱己逝去。灵与肉在他们身上得到最完美的体现，这种自为的性爱就构成了．“湘西人生形式”在审美上的更高境界。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之所以成为古今艺术家不移的定理，是因为能将思想意义移入自然万物（造化）之中，正是艺术品所应表现的最高境界。沈从文对女性美的情感是他从故乡山水中呼吸到的，特别是对于水的情感。他说：“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考，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恬静秀丽的山水，陶冶了沈从文安静自然的人事趣味，同时他将这些以善于捕捉细微之美的笔展示给我们。《边城》中有依山傍水的小城，有河街上的吊脚楼，有攀引缆索的渡船，有关系茶恫“风水”的白塔，有深翠逼人的竹篁中鸟雀的交递鸣叫。“白河三丈五丈可清澈见底，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这青山碧水的景致，自然而又清秀。是水，抚育了他生命，净化了他灵魂，陶冶了他人格，是水，给了他创作的灵感，给了他作品中人物生命的灵性和张力。沈从文正是以他湘西“水之子”的眼睛和尺度，审视生活的一切，执着地追求“符合他的梦幻要求的作品形式”，描写故乡湘西古朴神秘、美丽动人的神话，讲叙绵长千里的沉水流域的水的故事，塑造具有水般美的女性性格，“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沈从文是在湘西幽美的自然环境中喝沅水长大的，水和自然美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女人美总是流泻于他的笔端。

四、湘西女性形象特征中的忧伤色彩

沈从文总是平静地追求生活之美，但其感情之流中总是遮掩不住忧伤的思绪。沈从文的忧伤与他的生活环境及社会变化给湘西下层人民带来不幸生活命运的认识相关。沈从文在幽僻的湘西边地生活了二十多年，自然山水环境影响了他的心情，他自己就说“我文学中一点忧郁气氛，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它常常使沈从文“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沉水和水边的人们”，用他熟悉的“感情同他们分不开的人事作题材，来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而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湘西地区，割据天下的封建军阀，帝国主义的资本入侵户便“农村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朴的人情美”被大力压扁或扭曲，“几乎快要消灭无余”。这使沈从文感慨万端：“好看的总不会长久”。沈从文从社会生活的变化中看到了民族美好人性的毁灭，也看到了还留存在湘西这个环境中小女儿性情上的天真。因此他在赞美湘西少女的美好天真的人性美时，不免带着忧伤的思绪。正如他自己所说，作品

“带着一分淡淡的孤独悲哀，仿佛所接触到的种种，常具有一种‘悲悯’感。”《边城》中，翠翠依偎着祖父听她母亲少女时代美丽而忧伤的故事，寂寞的月色陪衬着人物凄楚的心理：那悲凄是从人物心底里流出来，比任何悲苦的诉说都具有心灵的震撼力。沈从文在这少女身上寄托了他对生存的哀伤思绪，其哀伤中还融合有对民族历史及其命运的深深忧思。因此沈从文先生常感叹：“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视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视了。”当然，忧郁的感伤情调其实所要表现的也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所以，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就具有了柔美的特质。

注释：

① 沈从文，《一封未曾付邮的信［M］》，（《沈从文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以下沈从文作品同）

② ②沈从文，《湘西·水云》．

③沈从文，《写在＜龙朱＞一文之前》．

④沈从文，《烛虚·小说作家与读者》．

⑤沈从文，《湘行散记》，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

⑥沈从文，《篱下集·题记》．

⑦沈从文，《烛虚·潜渊》．

⑧沈从文，《龙朱》．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选集》（第一至五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2］何新，《诸神的起源一中国远古太阳神的崇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 ［3］刘洪涛，《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4］凌宇，《从特异世界里探索美的艺术》，《读者》，1982，（6）．

［5］赵园，《沈从文名作欣赏》，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6］向成国，《回归自然与追寻历史》，长沙，湖南师大出版社，1997.［7］吴立昌，《论沈从文笔下的人性美》，《文艺论丛》，第17辑．

［8］赵福生，《论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1）．

第二篇：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浅谈

浅谈沈从文与他的湘西世界

摘要：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是一个人性和谐自然的精神世界。他通过湘西世界要表现的就是一种遥远而令人心向神往的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又与人性不相违背的人性形式。对生命形态的把握是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对人生形式和人性的最好诠释，从而使得朴实的湘西大自然与社会现实融为一体。构筑了具有东方神韵的心灵的世外桃源——湘西。从此，在工业文明冲刷的世界的时代里，湘西世界就成为了我们净化心灵和抵抗工业文明侵蚀的一片天地。

关键词：生命形态 人生形式 自然美 人性美

对丰富多彩的生命形态的描绘是沈从文构建湘西世界自然纯朴的人性的核心基础。湘西人们在湘西这个特定的环境里所特有的这种纯朴人性里，他们心中信仰的始终是自然——顺其自然的自然，而不是什么习俗道德或是社会法律。沈从文不厌其烦的描写湘西大自然的风景，而且这种风景不是明净就是壮美，其目的其实也是在于用湘西瑰丽的大自然风貌衬托湘西人们水一样透明的心灵，山一样的憨厚的性情。因为湘西世界的人性是自然的，只有将这种自然的人性的灵魂寄放在这山明水秀的湘西，不管是忠贞不渝的爱情还是自由健康的生命，他们才得以舒展和诠释。充满原始神秘的恐怖、交织着野蛮与文明、夹杂着丑陋和优美的湘西，反映了沈从文描写湘西的道德标准和对湘西人群的价值取向，寄托着他自己的爱恨和理想。这两个方面共同形成了沈从文神秘的湘西世界的人性理想，下面我们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沈从文作品中的湘西。

一、健全朴实的生命形态

沈从文是在他的湘西世界里完成了他描绘的生命形态的基本类型，对充沛旺盛、热烈鲜活的生命的尊重和向往。“人的生命会忽然泯灭，而纯挚无私的友情却长远坚固永在，且无疑能持久延续，能发展壮大”.在这里，人是自然健全的人，他们顺应自然。对每一件事情，他们爱恨分明，从来没有摸棱两可的现象。就像《龙朱》、《虎雏》的主人公。同时他们也活得胆大包天、痛快淋漓，从来不拘束自己行为。如《说故事人的故事》里女山大王。他们哭则大哭，无所顾忌。一切都活在明亮的世界里，没有遮遮掩掩的羞涩和尴尬。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和谐，充满了原始的顽强的生命力。不管是浪里漂泊，永不疲惫的柏子还是情欲旺盛的黑猫，还有那些像柏子一样与狂流搏击的水手，火夫，士兵以及妓女，在他们身上展现的雄强威武、自由舒展的生命形态是湘西世界的生命支柱。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人物就像是湘西自然的一个部分。他们的生命形态是将生命贴近土地，与自然为邻，生命单纯而庄严；他们的一切行为来自于内心真实想法的表达，不拘泥于社会道德或法律。沈从文正是选择了这样一群特定的，自己再熟悉不过的对象来写作，他执意追求的人生形式才得以诠释。对自然的热烈歌颂和对传统世故的极端轻蔑使得他迷恋上了宗法制度还算健全的湘西。正是这些特定的对象和他创作时特定的心理，才使得湘西更具活力和灵气。他以一种优美的笔触和特意描摹的心态来刻画湘西的人们的生命形态。他对生命的信仰是湘西世界这片净土的灵魂所在。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是相对他写的都市小说相对的一个部分。在沈从文的眼里，湘西人们的生命形态是一种近乎健康的、田园式的理想形态。面对工业文明的到来，一切社会道德渐渐的沦丧之时，他刻意借着湘黔少数民族的的陌生和异于大众的乡俗，用唯美的意境来表现一种原始自然的生命形态。表达了他对工业文明所引起的一些后果所带来的凝虑。当然，他描述的美只是表面的，里面更深的则是这种满怀深沉的忧郁。对这种落后甚至原始野蛮的生命形态进行了细微温婉的批判。

（一）纯真热烈的爱情

在沈从文的小说里，以两性之间的情爱为主题来描写生命形态的作品比重较大。“美字笔画虽然不多，可是似乎很不容易认识。爱字虽然人人认得，可是真真懂得它的意义的人却很少”（2）。因此，作者对爱情的态度是非常谨慎的。爱情这个题材在湘西小说中他着力表现的是乡下人的野蛮和诚实：不加修饰的灵魂、单纯而不加掩饰的情欲、自然纯朴的人性。如豹子和媚金他们的爱是狂热执着的，如龙珠和黄牛寨的三女儿，他们的感情就是毫不掩饰的，如四狗，如柏子和妓女，他们甚至连方式都是野蛮的。

相对于爱情，生命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承载爱情的工具而已。他们可以不惜用生命的代价来换取爱情的坚贞和纯洁。他们身上所展现的人性是发乎于内心的自然，他们的行为方式是忠于他们的心灵，忠于他们纯真热烈的爱情本身的。《媚金、豹子与那羊》就歌颂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的忠贞爱情。豹子与媚金本是相互爱慕的甜蜜恋人。他们相约在山洞见面，而豹子为了寻找一只与媚金的美貌相匹配的白羊而迟到。等了一个晚上的媚金误以为豹子失信，在失望中用自身携带的刀子缓缓的刺进了那冰冷失望的胸膛。等豹子来到山洞时已经晚了，继而跟随殉情，最终完成了他们忠贞的爱情的终极之旅。他们只是为了一只羊，象征他们纯洁的爱情的白羊。在他们心里，白羊是神圣的，只有洁白的白羊才能和他们的爱情相称。因此，他们为心目中爱的神圣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月下小景》中，两个相爱的青年男女在当地愚昧的野蛮习俗下，以他们的殉情来反抗这种野蛮的习俗来维护他们彼此坚信的爱情。他们的爱情是神圣的，因为他们都忠于自己的心。尽管男主人公是寨主的独子，但他也没有力量改变这固有的陋习。他们除了用生命来捍卫自己的爱情之外，似乎没有别的出路了。“没有船舶不能过河，没有爱情如何过这一生”，这是他们坚定的爱情信仰，也是他们用生命维护纯洁爱情的唯一动力。在他们看来，人一生不能没有爱情。他们宁愿和自己的爱人一起死去，也不愿意为了生命而苟活。真正的爱情才是他们的一切。

《龙朱》中，龙朱的矮仆人为了博得女人的欢心，不遗余力的学山歌。虽然他长得很难看，但在女人的眼里，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对上山歌。然而龙朱呢！因为他太优秀了，所有的女人对他只是像敬畏神一样的对待他。因此，他的同龄人都结婚了，他却还是光棍一个。当他遇上黄牛寨主的小女儿对歌时，他也同样表现出一个凡人的情爱冲动。他似乎忘了这是他的矮奴叫他来的，他毅然喧宾夺主，直奔黄牛寨。

乡下的爱情是粗俗而不加掩饰的。他们用行动表达着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如《雨后》中四狗那首轻佻的山歌，这就是内心不加掩饰表达。还有《柏子》中那种近乎畸形的爱恋，《神巫之爱》那些超越语言的心灵交汇，《贵生》中贵生和金凤若隐若现的爱慕和期盼，不管是情欲还是简单的对话。沈从文都是以唯美的笔调来书写。他曾说过，美丽总是愁人的。这些爱情，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美的，美得原始，自然，没有遮掩。但这些种种爱情，他们的结局不一定都是好的。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沉重了。

（二）原始纯朴的生存状态

湘西世界在沈从文描写的那个时代，宗法制度还是比较完整的，它没有被工业文明冲击痕迹。他彰显了一种近乎本土本色的生命形态。这其中也夹杂着沈从文对家乡人们的寄托和温婉的批判。他们的这种生存状态既有原始的纯朴，沈从文把自己的激情和思索倾注在人性内涵真善美的挖掘上，深刻地揭露了他较为熟悉的人和事。用一生生命力最旺盛的时间诠释着人性的真谛，但其中也有些愚昧的成分在里面。不管是何种生存状态，沈从文都以饱满的状态来展示他们的不同性情。总结之后，发现有这样几种不同性情的生存状态。

第一种，湘西灵气健康的一群。这种是沈从文着力表现的湘西核心人物。他们主要以《长河》里的夭夭父女，《边城》里的翠翠、大佬、二佬，《神巫之爱》的神巫，《龙朱》、《贵生》，《油坊》里的岳珉都属于此类。在他们的身上，沈从文灌注了湘西世界优美、健康、自然的人生生存状态。表现了一种超越 “自在”生命形态。表明他们是新一代湘西古朴人性的继承者。男性形象极力表现了原始的蛮性力量：诚实勇武，血性刚强，不驯服。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边疆勇士桀骜不驯的骨气和柔情似水，缠绵妩媚的烈焰情爱。这些男人们将雄强与柔顺集于一身，是湘西男性的完美体现。其中吸取山水灵气，明洁质朴的女性形象优美深刻的描摹表明了沈从文对于他们寄予了更多的表现力和生命张力。对人性美和生命形态的内涵的诠释也最为生动和彻底。这些都是他内心异于工业文明，表现湘西宗法制度下的完美生存状态。

第二种，为爱献出生命的一群。这一群是不满足自己的生存状态而奋力拼搏的一群。主要以《月下小景》里的男女青年，《媚金、豹子与那羊》里的媚金和豹子，《说故事人的故事》中的女大王，《巧秀和冬生》和《雪晴》里巧秀的母亲等。他们虽然意识到自己的生存是不合适的，但他们却无力改变，只能是唉叹！只有用生命来维护他们心中最神圣的东西——爱情或贞洁。这样一群桀骜不驯的人，他们的身上，沈从文寄予更多的应是赞美。虽然他们的结局都是悲剧性的，但他们的灵魂却是无比高尚的。为了爱情，他们选择了放弃生命来维护它的纯真。这些不光需要勇气，还需要他们内心对纯真爱情的那份渴望。

第三种，愚昧落后的一群。他们不但满足于现在的生存状态，而且还愚昧地重复着这种状态。主要以《萧萧》里的萧萧夫妇，《夫妇》里的年轻媳妇，《三三》里的三三母女，《王嫂》的王嫂一群妇女等这样一大群人。他们麻木的生活在愚昧无知里，让自己或后代一直延续着这种生活。沈从文给予了这群迷茫的人温婉的批判。

还有一群，就是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生存状态后又有所改变的。如《丈夫》里的夫妇，《旅店》里的黑猫等。他们从一个生存状态过度到另一个状态。这是觉醒，沈从文对他们这种醒悟给予积极的肯定。

二、自然美与人性美交相辉映

自然美的构建在沈从文精心构筑的湘西世界里，生命形式的把握是在湘西这块特定的地域里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人性美是湘西世界里的基石。湘西世界的生命形式所呈现出来的至真至纯的人性美与自然美交相辉映。自然美是沈从文着力表现湘西世界人性美的突出特征。在沈从文的笔下，他描写的自然总是与人性相互交错的。写自然的同时，他也写的是人。用自然来表现人的欲求和性情。在沈从文的湘西世界里，他着力表现自然美也是突出人性美的手段，形成了沈从文小说中独特的特征。

在沈从文笔下，湘西人的雄强与温柔与湘西迤俪的风光叠加在一起，在这片瑰丽的自然山水中实现了自己的生命价值。人与自然的和谐，才是湘西这片山水奇异、新鲜的关键所在。

他的湘西世界的题材大多是描写下层湘西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水上讨生活的剽悍的水手、靠做水手生意谋生的吊脚楼的妓女、士兵、水保、老鸨，还有水边码头来往客人、进城的农人、货运劳工。他不但熟悉这些人的生活，而且同情他们的处境。描写这些与大自然最亲近的劳苦大众，就像一幅幅画着人们在劳动的画。如《边城》里，龙舟的竞赛的场景；二佬在河里抓鸭子的画面，还有《湘西散记》里水手们与急流拼搏的一幕幕。作者都尽力地彰显他们的力与真，着重表现的是他们清新明丽的内心世界。因此，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每一个活的灵魂都为这自然优美的山山水水而跳动。他的湘西世界，自然界是美的，他是为人物的存在而设计的。带有绮丽风光的景色保持着原生态状态的生活空间，是每一个生命与自然奇妙的融合。

在沈从文湘西世界里，湘西的山山水水始终都是人们的灵魂的体现。是生命力和自然力的结合。《长河》里，沈从文将人与橘树的生命都视作湘西的自然产物。人与树之间是没有界限的，他们的生命是融合在一起的。在《人与地》中，沈从文刻意描绘的一幅美丽场景：“树不甚高，终年绿叶浓翠。仲夏花开，花白而小，香馥醉人，九月降霜后，系在枝头间的果实。被严霜侵染，丹株明黄，耀人眼目，远望但见一片光明。”这个场景的描写似乎与人无关，但仔细分析，却是一种雅致的衬托手段。树不甚高、花小而白，却是终年浓翠，香馥醉人。其中就暗含了做人的道理。他写九月寒霜之后的果实格外耀眼，其实他想表达的是人不管经历了怎样的困难，始终都要保持一种高尚的品质。其实，这幅画面虽然写了树，但更重要的是在写人。“远望但见一片光明”，这是高尚人格的一种象征。树与人交织在一起，达到了人与自然环境的高度和谐。

沈从文对水的情怀不仅是个人的，这是江南所有文人对家乡环境所特有的情怀。水是最自然的，也是最原始的元素。沈从文自我评价道：“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对我自己的作品，我比较喜爱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因此我被称为乡土作家。”

有着不解之缘。

《丈夫》写了丈夫在自己女人的妓船上一夜之间对所见所遇产生了种种心理变化。虽然他送妻子来这河边卖淫，在自己的心里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但是还是给了他憨厚的心灵带来了不小的震撼。他们时隔较长，以至于妻子染上了城里人的习气而使得彼此见面有了一丝难免的尴尬。还有当别的男人来做妻子的生意的时候，自己还得无奈的钻到后舱，这使得丈夫感到更为尴尬。至此我们不会说农民把自己的女人送到船上当妓女说成一种正当的谋生手段了吧！“在名分上，那名称与别的工作同样，既不和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 产生怀疑了，这恐怕只是作者的一相情愿而已。然而，丈夫从船上把妻子带会哪个贫困异常的家乡，我们也不难设想他们的后果。

《柏子》中的柏子对自己的命运只能任其无止尽循环，我们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水手柏子之所以把钱财花费在这样一个女人身上，丝毫无吝惜之意，因为他们水上人的命运如水上的船一样，飘飘荡荡没有根。而这个女（3）沈从文对水的感情是很深的，他写的很多故事都发生在水边。《柏子》、《水手》、《边城》、《三三》等都与水

人能帮助这些无家的水上人，把一切劳苦从这些人身上取去，放进类似烟酒的兴奋和醉痴。这是这个环境所决定的，他只不过是重复着前人的路在继续。不管是《长河》里的老水手，还是《湘西散记》里的水手，当他们不再年轻时，他们注定是孤独的。他们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

湘西的山，秀拔峻峭。湘西的水，清澈透明。在湘西这个环境中，土生土长的湘西人，性格中既有山的坚实刚强，又有水的柔婉与纯净。这种山水构成了湘西特有的自然环境和人物气质。这里的山水不仅以富足的资源养育了他们的生命，更以其天资的美丽陶冶着他的灵魂。《边城》里不管是大佬二佬还是翠翠，每时每刻都享受着山水所赐予生命和灵气，他们所表现的至纯至真的人性美，已经与他们身边的山山水水融为一体。《三三》、《长河》等小说中我们同样能触摸山水与人物性格交融所体现的美感。

在沈从文的笔端，故乡的山川风物都充满生机。青翠欲滴的山林，蔚蓝淡定的天空，清澈明亮的河水，血色夕阳下的渡口-------无不传达出世外桃源的神韵。这种静静的唯美世界饱含着生命、力量和希望。沈从文不但透视了大自然的生命律动，更加透彻的认识到这片原始空间的生命力。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是生命与自然的融合，是人性美与自然美的融合。凝聚着作者心中惆怅与痛苦、欣悦和希望。他所眷恋的湘西世界是朴素的人性美与瑰丽的自然美相互辉映。他始终处在人性美被层层摧毁的颤栗之中。沈从文作为真诚的有高度责任感的现代作家，他看到了历史无情的变迁，他唯美的意识里发出了对本民族内心深处的隐痛。

虽然美丽总是愁人的，但他构筑的湘西世界业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道永恒的“风景”。成为我们这个繁华世界迷茫的人们休憩心灵的精神家园。

参 考 文 献：

[1] 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 沈从文.沈从文代表作(上下集)[M].北京: 华夏出版社,1999.[3] 任葆华.救赎人类灵魂的诺亚方舟——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J].西部论坛，2.[4] 沈从文.沈从文散文[M].长沙:太白文艺出版社,2005.[5] 沈从文.湘女萧萧[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5.[6] 沈从文.沈从文[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第三篇：水浒传女性形象分析

《水浒》女性形象研究

08中文1班20083021003吴娟

摘要：水浒传，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作品，有着浓厚的传奇色彩和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它为我们描绘了宋末官逼民反起义英雄的壮烈悲歌。整部作品中不乏许多生动的女性形象，不管是一百零八个英雄豪杰中的巾帼之才，还是作为反面形象的女性角色。她们的形象刻画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作者的思想观念是息息相关的。

关键词：女性形象 传统思想

一、男人世界中卑微的女人

男人依照自己的需求去规范女人，女人则遵照男人的期待去创造自己。由于私有制的产生，“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男子成为生产的主要劳动者，是社会和家庭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女子从事无足轻重的家庭劳动，日渐沦为男子的附属物，这直接导致了男尊女卑的思想，许多作者在他们的作品中也是以男人为主角，女子为配角附庸进行创作。

如是，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创造了一个男人的世界，精雕细写了108将的英勇威猛，豪放不羁，浪荡不拘，侠肝义胆。他们是一伙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的绿林豪杰，是一伙闯荡江湖、替天行道的男儿好汉，其中描写的只有三位女性，扈三娘、孙二娘、顾大嫂，另外还描写了像林冲娘子、阎婆惜、王婆、潘金莲等这些女性形象。而这些女性形象都是具有典型的社会文化意义，同时烙印了当时封建社会的文化内涵，施耐庵创作的这些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而从这三类中也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有着鄙视女性、带有封建阶级烙印的妇女观。

我认为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基本可以分为以下这几类，一是被损害欺辱的形象，二是英雄女豪杰的形象，三是淫妇荡妇的形象。

二、花不堪摧残人何以堪

凄风苦雨，花不看摧残人何以堪？ 古代的中国不乏国色天香，倾国倾城貌的女子，而这些女子的下场基本上都是殊途同归的，人言常道：红颜祸水，误国误民。古代文学小说中的故事题材经常都是以貌美女子为开端，或是卖身葬父，或是被恶霸看中，或是嫁为人妇，或是守寡多年，或是守闺带出等等，而发展不过同样会经历被恶人所欺侮，这个发展是必然的，社会现状女性地位的低下决定了女性的命运，只是男性的附庸，终其一生都无法摆脱被摆布的命运。

同样，不落俗套的在水浒传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被损害被欺辱的女性形象，典型人物的代表是林冲之妻张氏。

张氏在《水浒传》一出场时，便遭到了高衙内调戏。其时，林冲陪娘子来岳庙烧香，正好看到隔壁大相国寺里鲁智深在使禅杖，便叫娘子与女使锦儿到岳庙里还香愿，自己却看得入了神，因此而与鲁智深结义。二人正在叙谈之际，却得女使来报，娘子与人在庙中和人合口（吵嘴）了。林冲奔到庙里时，看到娘子红着脸说：“清平世界，是何道理，把良人调戏！”从这句话里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林娘子是一个恪守妇道、行端言正的良家女子。这句话寥寥十多字，没有带半个脏字，须知这是林娘子在被人轻薄时候盛怒之下说的话，要按一般的人，还不破口大骂，脏话连遍了。林娘子却只把大道理来讲，而且语言不多，这说明林娘子根本就不善于和人吵架，说她和人合口都有些言重了。而且说这番话时还是红着脸。红脸，一是林娘子因怒红脸，二是林娘子因羞红脸。在林娘子看来，光天化日之下，被人调戏，也是一件丢人的事，故而红了脸。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林娘子是有很好的教养和修养的，她平时也是断不会和人吵嘴的，就是在又气又羞的情况下说出的话也是那样有涵养，有分寸。仅仅从这句话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林娘子与泼妇、荡妇无缘，她是一个性情温和，能谨守妇道的贞洁女性。

林冲放过高衙内，高衙内贼心不死，却定计叫林冲的朋友陆谦赚林冲出来吃酒，然后诱骗林娘子到陆谦家，再肆机骗奸林娘子。陆谦到林冲家，故意对林娘子说请林冲到他家喝三杯酒解闷，林冲出来时，林娘子赶到布帘下叮嘱了一句：“大哥，少饮早归。”这话是说给陆谦听的，意思是不要劝自己的丈夫多喝，让他早点回来。一片爱夫之情溢于言表，也说明二人感情很深。出来后，陆谦又说别回家去了，不如就到樊楼上喝两杯。二人喝酒之际，高衙内依计派一个叫富安的闲汉冒充陆谦的邻居跑到林家对林娘子说林冲和陆谦吃酒时，一口气不上来，便倒下了。林娘子爱夫心切，更兼陆谦来林家时说过就在自家喝酒，因此林娘子带上锦儿和富安直奔陆家。上到楼上，不见林冲，却见高衙内在楼上相候，方知中计。却得锦儿跑下楼去，寻到林冲，林冲奔至陆家，却见楼门紧闭。只听得林娘子叫道：“清平世界，如何把我良人妻子关在这里！”这和第一次受侮时的话如出一辙，再一次表明林娘子是一良家妇女。林冲大叫开门，林娘子知是丈夫来了，只顾来开门。高衙内吓得跳墙跑了。林冲问被这厮点污没有？林娘子说没有。林冲痛恨陆谦，砸了他家，并拿了一把刀要找陆谦算帐。林娘子劝他道：“我又不曾被他骗了，你休得胡做！”林冲不依，林娘子苦劝，怕他惹事，还不肯让他出门。可见，林娘子是一个息事宁人的人，这与她温和善良的性格是相符的。

高衙内得不到林娘子仍不死心，高俅又定计陷害林冲，使他误入白虎堂，被发配沧州。行前，林冲觉得自己已是犯罪之人，而娘子正值年少，怕误了娘子的青春，便狠心写下一纸休书，任从改嫁。林冲写完，正付与岳父之际，林娘子号天哭地而来。林冲见了，将休妻之意对她说了，林娘子说：“丈夫，我不曾有半点些儿点污，如何把我休了？”林冲的岳父张教头劝解说，他写归写，我是不会让你再改嫁的。这事由他放心去，他便不来时，我也安排你一世的终身盘缠费，只教你守志便了。两相比较，林冲是爱妻而教妻改嫁，张教头是爱女而教女守志。由此可见，这一家人感情是何等融洽，何等真挚。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张教头家教是很严格的，故张氏能严守妇道也是很自然的事。“好女不嫁二夫”在今天来说是有些封建残余思想，但在当时来看，还是值得称道的。林娘子当然是好女，她怎么可能再嫁二夫呢？故而她听得说，心中哽咽，又见这封书，一时哭倒，声绝于地。半天才被救醒，也自哭不住。这一幕生离死别的场景就是铁人也垂泪。我们既为林冲的有情有义而敬服，更为林娘子的贞洁刚烈而称叹。

最后的结局令人扼腕。林冲自刺配沧州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还屡遭人陷害，终至忍无可忍，逼上梁山，落草为寇。在初上梁山的那段日子，他由于受到王伦排挤，本想搬取妻子上山，因见王伦心术不定，难以过活，就把这事给耽误了，家里的情况也无从知晓。到火并王伦时，他才一吐心中闷气，想派人下山搬取家人上山。得来的消息是娘子被高太尉威逼成亲事，自缢身亡，已故半载。张教头忧虑过度，上月前也染病身故，只有女使锦儿招赘丈夫在家过活。林娘子威武不屈，以死维护自己的贞洁，称得上是一名贞烈女子，令人感佩。这也是《水浒传》中难得一见的贞妇烈女形象。但同时也纰漏了当时社会对女性不公的待遇，没有人肯为这位可怜卑微的女子做主，任由其在在凄风苦雨中凋谢，可悲可叹。

三、巾帼不让须眉

所谓须眉是指胡须和眉毛。古时男子以胡须眉毛稠秀为美，故以为男子的代称。巾帼，妇女的头巾和头发上的装饰物。诸葛亮派人给司马懿送去巾帼，意谓司马懿如同妇人。后以“巾帼”为妇女的代称。巾帼不让须眉这句话含义就是女子当仁不让不输于男子，这一方面体现出了女子的气魄英姿，另一方面也从侧面体现出封建传统歧视女性，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

所要提及的《水浒传》中第二类女性形象是英雄女豪杰的形象，典型人物代表：孙二娘、扈三娘。

孙二娘是张青的妻子，与张青开酒店卖人肉，在武松发配路过险些槽毒手，最后被武松生擒，孙二娘之后随着张青上了梁山开西山酒店，迎来送往，负责打探消息，人称母夜叉。招安后随宋江征讨方腊时阵亡。孙二娘艺高人胆大，粗鲁野蛮杀人成性，却也精明豪放，在作者笔下是一个被雄性化的女性形象。总的来说，孙二娘呢，她是一黑道行走的老板娘，做不正当的生意。她是家庭的主子，丈夫在很大程度要听她的，但她决不是对丈夫不讲理的那种女子，对于张青“不抢囚犯，不杀僧戒，不掠粉头”的建议她还是很赞成的。对待江湖豪杰，她绝对是个热心肠的好嫂子。对武松极好，这在《水浒》中为数不多的好叔嫂中，被描写得十分入胜。她是个侠女。但最后的结局却是惨死在敌人刀下，不由的令人为之惋惜。

扈三娘漂亮，美貌，英武，武艺高强，一双刀神出鬼没，更有用绳套的绝技，阵前用绳套捉人十分厉害。但是我认为她是《水浒传》中一个非常不成功的文学形象。扈三娘功劳显著。扈三娘高挑美丽，她武艺高强，她出身富裕之家，可是嫁给了矮脚虎这样好色丑陋、品行不堪的人。而这一切的源头不是造化弄人，而是宋江的乱点鸳鸯谱。宋江把扈三娘当成一只羊羔，送给了王矮虎这只色狼。而梁山和扈三娘是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李逵将她家上上下下杀个干净，就剩下她哥哥扈成逃走。因为在梁山英雄里边阵前交战，当场活捉敌将，数字最大的就是扈三娘。但是就是这样的赫赫战功，扈三娘的待遇不高，不公平。排座次的时候她居地煞第二十三位，整体排名五十九位，她那个不中用的丈夫，在她前边第五十八位。她阵前活捉的两位将军，郝思文，第四十一位，在她前面十六位。彭玘，第四十位，也高她十四位，所以她的待遇不公平。我们只能说是梁山对扈三娘的不公平，换句话说是作者对扈三娘的不公平。

扈三娘的结局也是悲惨的，人最终死于江南。是遇到了一个做妖法的郑魔君。被郑魔君的镀金铜砖砸在面门上，倒下马死去。我们说死得不值。为什么作者对梁山战死的五十九位好汉里边，五十七位都是正常的战争死亡，而就他夫妻两个人是这样一种结局呢？莫名其妙。所以我们说不管《水浒传》写扈三娘英雄了得，用了如何重笔浓彩，但是作为人物形象，作为艺术形象单薄的，没有性格可言，只是一个概念，一个符号。这个符号是什么？能征惯战，美貌佳人。所以呀，连她的死都写得如此潦草，那么从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出，作者对女性的一种态度。

四、风花雪月奈何天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无关风与月。

最后是淫妇荡妇的形象，典型人物代表：潘金莲。

潘金莲作为一个淫妇的形象，这是社会的公认，罪名怕是不好洗脱了，但我总是在想，是谁制造了潘金莲，潘金莲悲剧背后的黑手是什么，假如潘金莲嫁了武松，结果又会怎么样？

还是从潘金莲的际遇说起，潘金莲自小命运堪怜，七八岁就被卖到清和县的张大户家做使女，岂料长大之后，穷人家的女儿，偏偏生有一段姿色，肌肤胜雪，妩媚生香。羊肉落在狗口，可怜金莲是个怀春的姑娘，我想彼时的她一定也有梦想，有自己中意的情郎，但作为一个使女，运命由人，有自己的爱情又能怎么样？好女不吃眼前亏，潘金莲应该顺着张大户才对，说不准凭着自己的姿色和聪明，将来还极有可能“转正”，享一世的荣华富贵。然而，遗憾的是潘金莲是个个性的女人，暗中答应了张大户，却又偷偷的告诉主人婆，适时拿奸„„我们亲爱的张大户，狐狸没捞着，反惹了一身骚，他怎么会善罢甘休，他一定得想出一个最恶毒的法子报复，最终，张大户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发现了武大郎，张大户欣喜若狂，于是倒赔一些嫁妆，一文钱不要，把潘金莲白送给武大郎。这是潘金莲悲剧人生的第一幕。

武大郎是个丑陋的侏儒，人称三寸丁谷树皮，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老百姓常说，武大郎显魂，就是说这个人一点人样也没有。这也罢了，关键的是武大郎没有性能力，连“爱情”一下的能力都没有，既不能满足潘金莲的肉体，也不能满足她的精神，更不能保护貌美如花的妻子，潘金莲常常受到无赖的戏弄，肉体、心灵、精神上都疲惫不堪，真是窝囊透顶了。

我不知道潘金莲是如何忍受别人歧视的目光，如何煎熬新婚过后的一个个漫漫长夜，但我确乎知道，在夫贵妻荣的风习之下，潘金莲有一颗多么受伤的心！潘金莲是一个使女，她不怕吃苦，不怕受累，但她是女人，一个正常的女人，她要过正常的生活。于是，她选择了红杏出墙，也选择了她人生的悲剧。

潘金莲在追求武松未果的情况下，终于鬼使神差的撞上了司门庆，在王婆的唆使下，司门庆闯进了潘金莲的芳心。一开始，潘金莲也不是没有顾虑，但那司门大官人是何许人？那是烟花巷里的祖宗，风月场上的班头，潘金莲如何不上钩，一番云雨，百般恩爱，两个贼男女“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但潘金莲并非不知廉耻之人，也知道给武大戴的帽子，颜色不对。所以，对武大越发尽心尽意。要知道，此时潘金莲并没有接受司门庆的钱财，我们就此推断，潘金莲自愿红杏出墙，决非为了钱财，这也决非妄断，那她为了什么？也许她是为了填补苍白的爱，也许仅仅只是为了一个女人的完整。我甚至认为，是武大成就了潘金莲的“淫荡”，尽管这个推断有点残忍，但要知道物以稀为贵，武大郎越是无法满足潘金莲的性，潘金莲越是对性热衷，欲望加上欲望，欲望无限膨胀，可怜的潘金莲终于有点性饥渴，终于有点变态，终于成了人尽可夫的“淫妇”。至于以后武大捉奸招打，武二完差将归，司门庆买药，潘金莲毒夫，那已是箭在弦上，欲罢不能了。因为以武松的秉性，决饶不了两个贼男女，不是武大死，就是自己忘，潘金莲不是傻子。潘金莲终于被吴松凌迟剖心，并留下万世的骂名，成为淫妇的代名词。悲夫！

如果潘金莲当初果真嫁了武松，使美有所养，色有所归，潘金莲不但不会成为淫妇，甚至成为历史上的第五大美人，供我们怅望低徊。

五、女性形象的分析

在罗贯中笔下，不管是被损害欺辱的形象，英雄女豪杰的形象，还是淫妇荡妇的形象，都是带有着负面的形象特征，负面影响。在水浒传中几乎所有的女性都是有着相同的悲惨境遇，是美貌出众而惨遭欺辱，是逃荒逃难孤苦无依，是家仇灭门悲惨痛苦。而最后的结局都是以悲剧收场，死于非命。这不得不说是作者对于女性狭隘的偏见。

自古以来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而重男轻女的现象也屡见不少，而在水浒传中就深切的袒露了这一思想观念，甚至是加深贯注了。水浒传作为四大名著之一，不得不说它有着深刻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但是在刻画女性形象这一方面，却存在着偏颇。

被损害欺辱的形象可以接受，毕竟在封建社会女子的社会地位极低，甚至某种程度上来说被男人当做了一种附属品，名门出身的小姐都尚且被约束管制，成为联姻的牺牲品，更何况是平民出身的女子，其命薄命贱可想而知。当时英雄女豪杰和淫妇荡妇的形象就令人费解。

首先是英雄女豪杰的形象，母夜叉孙二娘，作品中是这么形容她的“系一条鲜红生绢裙，擦一脸胭脂铅粉，敞开胸脯，露出桃红纱主腰，上面一色金钮”，“眉横杀气，眼露凶光。”一个凶残妖艳，故作姿态的女子，行动野蛮，举止粗俗，杀人成性。在作者笔下就是一个雄性化的女人，性格形象描绘的生动犀利，但也蕴含了对其的嘲讽。女子的形象，或是温婉娇弱，或是贤良淑德，或是优雅大方，或是俏丽动人。而孙二娘却是一个极端的反差，令人叹为观止，望而却步，大家在看这个形象的时候，一笑了之，心里也有些许惧意。可以说这个人物的创作是对传统形象的离经叛道的挑战，也是对女子正面形象尖酸刻薄的侮辱。

其次是一丈青扈三娘，这个美丽睿智的女子是矛盾的，她出身极好，原本可以有着幸福的生活，有英俊的丈夫，或许还会有着可爱的儿女，她与祝彪可谓是男才女貌佳偶天成，但是作者不允许，于是祝彪死了，祝家庄灭门了，扈家庄也惨遭灭门，她被梁山抓去许配给了猥琐不堪的王矮虎，在梁山她履立功劳，却始终不得重用。最后随宋江出征惨死。作者刻画的扈三娘是令人费解的，当年出国灭亡息国后，美丽的息夫人被俘虏，纳入楚王后宫，三年后连儿子都生产下了，可息夫人为了表示对故国的怀念，表示自己的迫不得已，从不开口说话，从不欢笑。后人感慨，千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连如此文弱的息夫人尚且无声的反抗，而能上马杀敌的扈三娘却甘于被灭门仇人驱使？

淫妇荡妇的形象更不言而喻了，阎婆惜，潘金莲无一背着丈夫做着出轨的勾当，但是她们的处境也是令人同情了，潘金莲的貌美如花，却嫁给卖烧饼的武大郎，心有不甘出轨试图谋害丈夫。阎婆惜与父逃荒，父死卖身葬父，嫁给宋江也是出于以身相许的报恩，带着些无奈。她们在背负毒妇荡妇的同时，身后的凄苦却也是明显的。谁不愿意嫁个儿郎，本本份份的过完一生，奈何命运不由人，身不由己随人，于是不折手段的抗争，这是对传统赤条条的挑战。最后终是落得声名狼藉，香消玉损。

三、总结

水浒传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列，其艺术价值是世人所公认的，然而作者在其中有 意无意流露出来的蔑视妇女等的封建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该书的思想价值。观照书中仅有的几位女性人物，不是淫妇、长舌婆，就是男性化了的女性，基本上都是脸谱化类型化了的人物，没有自己独特鲜明的作为一个正常女人的个性，充分可见作者的封建意识之深。引发读者在阅读该书时的思索。

参考文献：施耐庵 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第四篇：沈从文与孙犁笔下女性形象比较修改稿

沈从文与孙犁笔下女性形象之比较

鲜晓丽

（贵州师范大学求是学院教学督导研究室

贵州 贵阳 550009）

摘要：沈从文、孙犁都是现代文学史上独特的“乡土小说”作家 ,他们的小说创作体现了明显的女性化倾向。通过对他们女性形象创作文本的解读 ,可充分认识他们的思想、审美选择与创作个性的独特。本文旨在将两位作家笔下女性形象进行比较，探讨其相似性和不同点，及其不同的女性意识。

关键词：

沈从文

孙犁

女性形象

意识

比较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 ,沈从文、孙犁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女性化倾向,展读他们的作品,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作者无论是描写“湘西社会”还是摄取“白洋淀乡土”生活 ,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写到女性 ,或直接以女性为主人公 ,或以女性为背景为烘托 ,内容大都写的是与女性相关的恋爱 ,婚姻和家庭问题。他们的代表作也正因成功塑造了女性形象而产生长久的艺术魅力。可以说 ,没有女性就没有沈从文、孙犁的小说。对于男性作家中的这种女性化倾向 ,将其作为一种人格素质和性别态度进行分析 ,无疑会拓展我们的视野 ,特别是对于象沈从文、孙犁这样具有独特思维和眼光的作家来说，更值得我们进行探讨研究。

一、沈从文与孙犁笔下的女性都呈现出至真至纯的人性美 现代中国文学，在写人性美方面，除了沈从文先生，就算是孙犁了。沈先生的《边城》里的翠翠，是那么的单纯，那么的优美，真正是山涧里的清清的溪水，林间美丽的黄鹂鸟。而孙犁在他的小说和散文里，特别是写的一些少女，更是活灵活现，洋溢着生活的青春，表现了人的心灵美。在女性人物的刻画上，寄托着作者对理想的社会生活和美好人性的向往。

沈从文以他对故土湘西的深深爱恋的情结，用他的神来之笔为我 们创作了大量的以湘西风物和人事为背景的小说，其女性形象性格各异，精彩纷呈：其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是天生丽质、柔美如水、恬淡自然。她们或温柔可人，或聪慧机灵，或勤劳纯朴，或稚嫩天真，或忠贞痴情，或悱恻缠绵„„她们共同组成了绚烂多彩的女性群像。她们不光具有外在的美，更具有内在的美，她们没有任何伤害他人的意识或行为，只凭借简单而执着的信仰生活着，是人性至善至美的化身。她们的形象是美丽的，但大多数女性的命运又都是残缺的，当这些美丽善良的女性遭受打击和毁灭时，就给我们思想上带来强烈的震撼，我们不光会因为她们的美丽涌动喜悦，也会为这些美丽的毁灭而黯然神伤。

“作者怀着对家乡的深情，对乡亲的挚爱，写出了湘西淳厚朴实的人情世态，健美古朴的风俗习惯，新奇幽雅的山光水色。情调爽朗明快，色彩清新绚丽，是一幅秀美别致的乡土人情画卷。”[1]《边城》因恬静悠远的风格、柔和温润的笔调、诗词曲赋的意境而被誉为田园牧歌。翠翠历来被看作是“爱”和“美”的完美结合体。翠翠生长在湘西山区的偏远小镇——茶峒，与勤劳朴实、重义疏才的祖父靠着一只渡船相依为命。生活虽然贫穷，但她有祖父的疼爱。她是自然女性，竹林就是她的家园。终日与山水为伴，她的身上也有了山水的灵气，具有大自然赋予的活力，她不染纤尘地成长着，内心中对爱情对象二佬傩送的选择是生命本能的自然选择，绝无物欲的掺杂，翠翠爱上傩送，不因他是船总的儿子，而是因为她欢喜梦里的歌声，她的爱情与自然有着很大的联系。在读者面前，翠翠天真善良，淳朴活泼，体现 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2]。她是这样一个生动透明的“美”的形象，“美”的化身。

在沈从文小说中，翠翠是为数不多的能为自己命运做主的女性。是命运自主的歌者。然而，她的爱情刚刚含苞待放，便遭风雨侵蚀，爱情故事以凄婉的悲剧而告终。身边的人死的死，走的走，留下翠翠一人独自守候着渡口，企盼着傩送的归来。而她只能在希望和渺茫中、在热情和孤寂中等待，别无选择。

孙犁在构建自己眼中女性美时独具风格。孙犁笔下的女性几乎全部都是农村的青年妇女和少女，这些被精心塑造和热情歌颂的妇女形象，可以说是极其平凡的女性，但在她们的身上却闪烁着不平凡的光彩。在孙犁的笔下，这些普通中国劳动妇女的形象都是美好的，被肯定的。她们善良、聪明、美丽、多情、勇敢，她们有坚定的信念，向往着幸福和美好的生活，是真善美的化身。她们生活的环境和时代不同，有生活在抗战时期的，也有生活在和平建设时期的；她们的身份不同，有贫农、中农、富农，有干部、民兵、妇救会员乃至渔民和尼姑。但她们都有美好的心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共同体现了人性美和人道美，展现女性所具有的人格魅力和时代精神风貌，寄托着作者的审美理想。

自然孕育生命，生命又与这里的明山秀水浑然一体。湘西山水使人灵秀，人又使这片山水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和在湘西的生命体验，使沈从文的文学作品散发着山川碧水的灵气，荡漾着诗的意境。《三三》中的三三，生长在嘉树成荫的 山溪边。“碾坊外屋墙上爬满了青藤，绕屋全是葵花同枣树，疏疏的树林，常常有三三葱绿衣裳的飘忽。” [3] 绿的山，绿的水，青藤覆盖的碾坊，绕屋的碧草绿树，穿着绿衣裳的三三。人与自然是那么的和谐统一，三三仿佛就是山林间吹来的清凉的风。

《长河》中的夭夭,生长在萝卜溪边的吕家坪,“在阳光雨露中发育开放”“身个子小小的,腿子长长的,嘴小牙白,鼻梁光整匀称,眉眼秀拔而略带野性,一个人脸庞手脚特别黑,神气风度却是个‘黑中俏’”。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湘西美丽的女子大都有阳光雨露滋养下的自然健康的肤色，夭夭、翠翠、黑猫、阿黑等等。

在湘西的山水中，始终浮现着人的灵魂，他们又分别是这片秀丽山水孕育的“精灵”。这样的生命是得天地之英气而独秀的，她们似一溪碧水，澄澈无染，潺潺自由地流淌，清纯宁静，又柔情荡漾，与湘西山水织成活力充盈和谐优美的生命世界。

二、沈从文、孙犁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反映出不同的时代和性格特征

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处在自在蒙昧的生命形态下，被剥夺了人生自由，不得不接受一分悲惨的人生命运。更可悲的是她们的理性世界还处于蒙昧状态，对自身的悲剧命运浑然不觉，缺乏对自身命运自主自为的把握。但是她们纯朴、热情、善良，对爱的憧憬、渴望，对自由的向往，仍闪耀着如烛如金的生命之光。

而孙犁作品中的女性则泼辣、坚强，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喜笑怒骂，无不痛快淋漓，有一种主宰自己命运的魄力，在战争最艰 苦的时候，稍有空闲，仍忘不了说说笑笑，没有一点哀怨惧怕的心理。例如：《荷花淀》中打捞战利品的喜悦和妇女找到丈夫的惊讶和嬉闹是它的主调，这种淡化战争血腥的写法是与孙犁对女性的认识一致的，他说：“我以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而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与她们有关，所以常常以崇拜的心情写到她们。”[4] 这部小说在写女性方面是婉约与豪放统一，虽然写出了这群家庭妇女走出家庭，走上战场，汇入抗战的大潮的过程，但同时更突出她们身上的女性群落的情感特征。

而《萧萧》中的萧萧却过着悲凉的人生，母亲早逝，十二岁便出嫁当了童养媳，丈夫只有三岁。长大成人被雇工花狗用山歌唱开了心窍，怀了孕。事情被婆家发觉后，照规矩要被沉潭或发卖。幸亏娘家婆家没有一个读“子曰”的人，伯父可怜她一条命，才议决发卖；后来，萧萧生下一个“团头大眼，声音宏壮”的儿子，萧萧不嫁别处了。十年后，萧萧与小丈夫圆房，又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全家人又忙着给萧萧的第一个儿子娶媳妇了，萧萧抱着新生的毛毛，在屋前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 [5]。

萧萧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少女一样天真、纯朴、善良。生活的劳累艰辛，没有使她怨天尤人，却使她对“自由”充满向往。虽然萧萧对“自由”的认识理解还处于感性和模糊的阶段，缺少理性的思考，但对于处在蒙昧生命状态下的女性，这种对自由的向往是难能可贵的。《柏子》中的妓女形象（包括《丈夫》中的“村妓”老七），这类从事人类最低贱职业的女性，同样是沈从文赞美和讴歌的对象。她们不 但出现在沈从文的小说中，而且出现在许多散文中，如《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妇人》、《鸭窠围的夜》等。吊脚楼的妓女虽然过着屈辱的人生，但低贱的生涯并没有辱没她们心灵的纯洁。她们淳朴多情、重义轻利、诚信守约。在这本没有生命欢乐的地方，却有生命的欢歌；在这本没有人间真情的地方，却存在人间至情。这些饱受蹂躏侮辱的生命，在美的殿堂里放射着不灭的人性光辉。

而孙犁作品中的女性，生活在抗日战争的环境中，战争给她们不仅带来了灾难，而且给她们开启了更加广阔的生活天地，小说中这些与家庭割舍不了的妇女被迫组织武装，拿起枪杆，活跃在抗日战场，作者着重展示了她们温柔多情背后的豪情，她们淡淡的苦涩背后的豁达大度，作者十分注意发掘她们身上英雄豪迈之气。孙犁在《黄鹂》一文中说：“各种事物都有它的极致。虎啸深山，鱼游潭底，驼走大漠，雁排长空，这就是它们的极致。在一定的环境里，才能发挥这种极致。这就是形色神态和环境的自然结合和相互发挥，这就是景物一体。”[6] 也可以说是战争让水生嫂们的生命焕发出最大的光彩。

而沈从文在以萧萧为代表的乡下人自在生命的探索上，凝聚了他对自己所属民族长处和短处的反省。他渴望他们理性精神的苏醒，摆脱对环境的依附，获取生命的自由空间，并投身到新的生存竞争中去，使“生命”处在更高的层次——自主自为的生命形态。

而孙犁的作品，很多篇目都是以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展示抗战中我们民族民间的抗战力量。比如《嘱咐》、《山地回忆》、《吴召儿》、《风云初记》等作品中描绘了一个个色彩分明的女性形象，她们各具 神采，性格各异，却都同样在战争的恶劣环境下表现了高尚的情操，刚毅的性格，革命的激情和乐观的精神。

在《荷花淀》及其续篇《嘱咐》中水生嫂支持丈夫参军抗日，自己挑起家庭重担，并和妇女们组织起来保卫家园。作者赋予她美丽的容貌、纯洁的心灵、柔情似水的心怀，如同荷花一样清纯美好。类似的女性还有《光荣》里的 秀梅，《“藏”》里的浅花，《蒿儿梁》里的妇救会主任，《村歌》里的双眉等。这些女性勤劳善良、坚贞乐观，同时又不乏女性的温柔多情。作者正是从这些人物身上，挖掘出时代精神的美。

孙犁对农民人情美、灵魂美的表现主要是通过以上妇女形象来体现的。在她们身上体现出了“美的极致”。她们不同于现代文学史上历来描绘的劳动妇女形象，不同于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柔石的春宝娘等女性形象，在被侮辱和损害中显示出受伤的灵魂美；也不同于沈从文《边城》中翠翠，废名《竹林的故事》中的三姑娘等，在对蒙昧的描写中展示出原始的灵魂美；更不同于艾芜《山峡中》中的野猫子所表现出的变态的灵魂美。孙犁表现的是新时代解放了的妇女健康的、质朴的灵魂美。她们都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似飞鸟出笼，自由豪迈，她们挣脱旧时代所给予的重荷，向着广阔幸福的天地飞翔，她们是解放了的人。在她们的身上，强烈反映出中国妇女的崇高灵魂和必胜的信念。

三、沈从文、孙犁不同的女性意识

沈从文的女性观独标一格，他从女性追求身心自由和情欲、婚姻自决的层面去认识和表现女性的人格独立，并从男女生理、心理方面客观存在的差异出发，提出在社会生活和女子教育中应男女有别；他的观点有其理性、合理的一面，影响到他的创作，因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女性美。“有人用文字写人类行为的历史，我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 [7] 他营造了融合着自然和谐的人生理想的湘西世界，却是以堕落的现代城市文明作为审美观照的；他的作品弥漫着梦幻般的牧歌情调，却又充满了对民族前途浓浓的忧患意识；他建造的“希腊小庙”供奉的人性是以善与美为核心的，但他却继承了“五四”文学的启蒙文化精神。他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在于他不与时代亦步亦趋，总是与政治和潮流保持距离，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独特的写“心与梦”的文学观。这种清醒的理性认识同样反映在他的女性观方面。

有人认为，沈从文常常从男性角度看待女性美，虽发掘了她们重义守诚、纯朴善良的一面，却忽略了她们内心凄苦的一面。其实，这与沈从文的创作思想有关，“他总是用抒情的暖和色调把人生悲剧包

[8]裹起来，使之化成淡淡的哀愁，像黄昏落日那样美丽而忧郁。” “美丽总是使人忧愁的。” [9] 这也许符合儒家“哀而不伤”的诗教传统。沈从文表现的是隐忧而非剧痛，轻快中含着感伤，热烈里透着悲凉，对生命和人生悲剧保持适当的距离，向“人生远景凝眸”。只有细心品味，才能体会到作者在讴歌湘西生命和人性美的同时，对湘西少数民族苦难人生的深深的悲悯。

而女性崇拜思想反映了孙犁较强的现代意识，但女性个性和性别 角色的淡化又使孙犁保留了男权中心文化的印痕。与那些男性叙事不同，孙犁文学创作所操持的主要是一种女性表达式，它具有柔性的力量和美感，虽不如男性语言和阳刚美学来得大气磅礴、震撼人心，但它给人的感受却是内在、和美和长久的。

孙犁是一个女性意识特别强的作家，在他笔下出现了那么多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孙犁笔下的女性，已不只是一种装饰和附属，而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呈现出来，这与中国新文学的精神旨趣是密不可分的。孙犁曾这样说，“有人曾经发问：为什么对妇女这么有兴趣？我想，新文学之所以多表现妇女，是因为在中国，几千年来，妇女的 苦难更深重；在今天，她们的新生解放，也更值得欢喜表扬和拥护”。[10] 由此可见，女性的解放是孙犁关注女性的基本立足点。为了表现女性解放，孙犁最重描写女性的政治意识的觉醒。旧制度下受到压迫与残害的女性如今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她们有的到前线直接与敌人作战，而更多的则是作敌后革命工作。这些妇女不计个人得失，只要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她们即将自己最珍贵的奉献出来。孙犁高度赞扬具有解放精神的新女性：她们勤劳勇敢、富有个性、敢于冲破一切束缚，从而大胆地追求美好幸福的人生，这是中国传统女性的孱弱、封闭、保守不可比拟的。一方面孙犁注意写女性的外表美，在他笔下有那么多好看动人的女性。如女性的匀称、白净、细腻、灵秀。另一方面，孙犁更注意女性的心灵美，注意写她们的勤劳、善良和对爱情的忠贞不渝。

最为重要的是，孙犁对女性的崇拜思想。在《老胡的故事》里，孙犁是这样赞美女性：“在老胡的心里，那个热爱劳动的小梅和热爱战斗的妹妹的形象，她们的颜色，是浓艳的花也不能比，月也不能比；无比的壮大，山也不能比，水也不能比。” [1] 孙犁能如此尊重、崇仰女性，反映了孙犁女性意识的现代性。

总之，女性意识是孙犁文学创作的重要内蕴，它使孙犁对女性解放有了新的理解，也带来了其作品特殊的品格、审美意趣和艺术气质，但由于传统文化过于深厚的积淀，也由于缺乏阳刚之气和现代思想意识的烛照，从而使孙犁文学创作少了一些批判精神和伟力之美。

孙犁同沈从文一样，他对美有着坚持不懈的追求，朴质纯情的乡土气息是他的审美基点，崇善弃恶的浪漫诗情是他的审美追求，他执着的追求着生活的“美的极致”。但仍然可以感觉到两位作家的不同之处。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形象带有浓烈的乡野、原始之美。她们身上体现了沈从文带有悲观色彩的美学观，同时也看到沈从文试图通过表现这些女性身上的真性情来体现美，可以说是真与美的统一；而孙犁笔下的女性则显得富有理性、识大体顾大局，她们集中表现了作家对革命的乐观态度，在她们身上体现出的是善，可以说她们是善与美的结合。

沈从文、孙犁小说风格和女性意识的差异性，与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所采撷的题材、主题密切相关，也与作家的个人气质、思想境界紧密相连。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 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沈从文的笔调质朴、自然，字里行间不自觉的流露出一种感伤的情调；而孙犁的笔调清新、忧郁，也有一种伤感的色彩。但孙犁能够把纷涌激荡的战争风云映衬在白洋淀的月光苇影以及冀西山地的红袄明眸之中，从而发现那些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值得珍视的人性之善和人情之美，使孙犁迥异于沈从文，迥异于当时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文学。他一直在用笔构筑一个柔情似水、质朴无华的世界，在那里充满了自由与关爱、纯洁与理想，令人无限神往。用这种一以贯之的文学信仰和文学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一道独特的熠熠生辉的风景线。

参考文献：

[1]何益民.论沈从文的《边城》[J].湘潭大学学报，2002，1． [2] 凌宇.沈从文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3] 沈从文小说选.三三[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4] 孙犁.文事琐谈·文虑,孙犁文集,续编[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5] 沈从文小说选.萧萧[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6] 孙犁.孙犁书话[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7] 沈从文.沈从文批评文集[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8] 陈国恩.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与道家艺术精神,文学评论[J].北京:社会出版社,2002，6.[9] 沈从文.水云,无从驯服的斑马[J].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4．

[10] 孙犁.新文学和新中国妇女，孙犁文集,第四卷，[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11] 孙犁.孙犁小说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

作者简介：鲜晓丽，女，生于1962年4月，贵州师范大学求是学院教学督导研究室汉语言文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电话：*** Female Characters comparisons between Shen Congwen’s and Sun Li’s works

(Teaching Supervision Office ,Qiushi College of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09)11

Xian Xiaoli Abstract: Shen Congwen and Sunli are unique local novelist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Their works reflects a clear trend of feminization.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n their creation text of female characters, readers are able to fully understand their thoughts, aesthetic choice and unique creative personality.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do a comparsion of female characters between two writers’ works, researching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nd different women's consciousness.Keywords: Shen Congwen;Sun Li;female character;consciousness;comparison

第五篇：沈从文的叙事美学

关注生命智慧是为西方叙事美学所永远不可能参透的最具中国叙事特色的秘笈。沈从文叙事美学的突出贡献在于参透了中国叙事美学的秘笈，在将叙事诗性化与抒情抽象化有机统一的基础上通过“乡下人”叙述视角成功实现了叙事的抒情化、抒情的抽象化、抽象的生命智慧化。

人们长期以来比较关注沈从文文学创作的风格，其实沈从文的最大贡献还在于他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创作上成功实践了他独特的叙事美学思想，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西方叙事美学的内容，而且成功地总结和发展了中国叙事美学精神。

一、诗性叙事

叙事的抒情化、诗性化即诗性叙事是沈从文对叙事美学的首要贡献。这种诗性叙事就是将源于无意识和潜意识的以一种几乎感觉不到然而带有一定强制性和不可违背性的方式出现于意识之中的诗性直觉和体验，通过某种无法预测和遏制的情感和理智形式融合于小说的叙事之中，不仅使小说的叙事将既具有一定时间序列又具有一定因果关系的一系列事件有机联系起来，而且又由于将超越了时间序列和因果关系的既具有情感性质又具有理智性质的源于无意识和潜意识的诗性直觉和体验一并融入这种叙事之中，乃至具有不可或缺的诗性特质。在沈从文看来，短篇小说的写作，“应当把诗放在第一位，小说放在末一位。一切艺术都容许作者注入一种诗的抒情，短篇小说也不例外”（1）。借景抒情和状物言志固然是创造诗性意境，达到叙事诗性化的基本方式，但一个作家如果能够在不露声色的客观叙事之中同样能成功地达到诗性化境界，使读者感到强烈而且浓郁的诗性化特质，这就不能不说是作家的一个创造。沈从文的叙事不仅穿插于大量叙事之中的写景状物段落蕴涵的诗情画意，甚至表面的客观叙事之中也不乏浓郁的诗情画意。如：“当几个族中人乘上小船，在深夜里沉默无声向河中深处划去时，女的低头无语，看着河中荡荡流水，以及被木桨搅碎水中的星光，想到的大约是二辈子投生问题，或是另一时被族中长辈调戏不允许的故事，或是一些生前”欠人“”人欠“的小小恩怨。这一族之长的大老与好事者，坐在船头，必正眼也不看那女子一眼，心中却漩起一种复杂感情，总以为”这是应当的，全族面子所关，不能不如此的“。但自然也并不真正讨厌那个年青健康光鲜鲜的肉体，讨厌的或许倒是这肉体被外人享受。小船摇到潭中时荡桨的把桨抽出，船停了，大家一句话不说，就把那女的掀下水去。这其间自然不免有一番小小挣扎，把小船弄得摇摇晃晃，人一下水，随即也就平定了。送下水的因为颈项上悬系了一面石磨，在水中打漩向下沉，一阵水泡子向上翻，接着是天水平静。”（2）沈从文叙事美学的特征在于能够将其关于生命的创造性直觉消融于客观叙事之中，使其中无论任何一个极其平常的闪光、微笑、眼神、念头，甚至一阵水泡和摇晃都蕴涵着深刻的诗性意境，都凝聚着跨越生死之门的一个短期生命挣扎和生命态度。

沈从文叙事美学常常以小说的叙事作为其建筑文学世界的框架结构，而将源于无意识和潜意识层面的关于生命的诗性直觉和体验作为不可或缺的建筑和装潢材料一并纳入客观叙事的框架结构之中，使其成为一个完全自足的整体性世界。这种叙事通常并不仅仅是一种区别于抒情、议论、描写甚至说明的表达方式，而是抒情、议论、描写甚至说明等各种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他认为：“小说既以人事为经纬，举凡机智的说教，梦幻的抒情，一切有关人类向上的抽象原则的说明，都无不可以把它综合组织到一个故事发展中。”（3）沈从文叙事美学不再是一种单纯的事件陈述，更是一种对关于事件及其参与者和场景的诗性直觉和体验的表达，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诗性叙事。这种诗性叙事要求作家既要陈述事件，又要将其关于事件及参与者的生命直觉、感受、体验和思索一并呈现出来，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读者获得真正源于原始情感的生命体验。雅克·马利坦指出：“伟大的小说家就是诗人。他们寥寥无几。要使一部小说富有诗意，需要有一种特别强有力的创造性直觉，它能够引导其直觉之流进入活现在作品中的他人本身的内在隐幽处。”（4）沈从文就是这寥寥无几的诗人小说家之一。

二、抽象抒情

沈从文 “把知识分子见于文字、形于语言的一部分表现，当作一种‘抒情’看待”，（5）沈从文叙事美学所崇尚的其实是一种抽象抒情。他把这种希望寄托于梦呓式的自我调整，总是企图割断与社会政治的联系，寻求一种与社会政治需求脱节的抒情方式，常常以对生命体验的坦白与诚实，以对生命本质的深刻体悟而企求获得社会的宽容和谅解。能够在司空见惯的虹霓、云影、星光、黄花、草木，乃至石头、砂子和渔船之中产生生命直觉和认识，能在任何一个平凡的生活景象之中真正触摸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并通过对习以为常的自然物象描摹将其生命体验和感悟寄寓于似乎十分客观的抒情话语之中，使其与诗性话语极其和谐地融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说：“对于一切自然景物，到我单独默会它们本身的存在和宇宙微妙关系时，也无不感觉到生命的庄严。一种由生物的美与爱有所启示，在沉静中生长的宗教情绪，无可归纳，我因之一部分生命，竟完全消失在对于一切自然的皈依中。这种简单的情感，很可能是一切生物在生命和谐时所同具的，且必然是比较高级生物所不能少的。然而人若保有这种情感时，就产生了伟大的宗教，或一切形式精美而情感深致的艺术品。”（6）

沈从文抽象抒情的基本特征就是抒情的抽象化，就是在无论一抹黑云、虹影和淡白星光，海上的白帆和草地上黄花，还是墙壁上慢慢移动的斜阳，瓦沟中的绿苔和细雨微风中轻轻摇头的狗尾草，乃至河水里的石头和砂子、水面腐烂的草木和破碎的船板等自然物象之中都能导引读者体验到生命的最离奇遇合和最高意义。如：“小小灰色的渔船，船舷船顶站满了黑色沉默的鱼鹰，向下游缓缓划去了。石滩上走着脊梁略弯的拉船人。这些东西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在他们生活爱憎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他们便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7）虽然将抒情抽象化为一种生命体验和感悟乃至生命智慧事实上是中国古典诗歌抒情美学的一个传统，但是沈从文显然兼具陶渊明归隐之后的闲淡与王维禅悟之后的宁静，同时又具有陶渊明和王维所缺乏的乡下人叙述视角。他曾经自称：“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8）沈从文在真正洞察了湘西乡下人生命的艰辛和平淡之后，更多地表现出了对平常生命的认同和哀挽。在这里没有更多情欲，也没有自我情感的简单宣泄，只是关注生命的本身及其形式，更多的是对湘西苗族，乃至湘西农民甚至中国农民生命的惆怅凝注和轻微叹息。在这里一切尖锐的对立和激烈的冲突，都被化解为和风细雨般的宽容、豁达，甚至默契和认同。也许是儒家尤其庄禅的齐物和无滞的思想使他格外具有了宽容的思想，即使在抒写跨越生死之门的悲剧性情节和氛围时都显得那么平静和淡然。这绝对不是对生命的麻木和冷漠，而是洞察了艰辛和苦难之为常态后的无奈、默然和达观。这种叙事几乎都是平凡生命的无望赞歌和平静挽歌。格奥尔格·西美尔指出：“生命在其本质范围内给自己造就一种形式，借助该形式，生命能够获得一个实际上可以加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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