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

第一篇：浅谈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

浅谈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

沉迷于张爱玲凄美惝浸的小说世界，看她笔下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上演各自的传奇。低低一声长叹之后，留给人们的，只是无尽的思索，以及一丝丝的无奈。每一次读她的小说总是有不一样的感受，华丽苍凉，犹如古宅中的高深天井，终日不见阳光，只觉得窒息、压抑却又充满致命诱惑。正如她所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变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残酷与脆弱，在其作品下处处可见，她的整个创作渗透着一种悲凉的阴气。

张爱玲独特的人生经历导致她笔下的男性形象大多是自私、虚伪，变态的。这些男性形象或者是堕落腐败的生活中压抑灰暗的男性，或者是缺少父爱而压抑变态的男性。张爱玲将其刻画得鲜活、生动、传神。这些人物性格的塑造与她的家庭影响是分不开的。

1920年9月，张爱玲出生于上海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这是一幢不愿意从满清王朝的参与梦想中跨入新时代的兼取中西建筑特色的官僚私宅。宅地的前主人身世显赫，其名门大族的声誉余荫与传奇佳话直到20世纪20年代依然存在。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显赫的家族里，张爱玲却没有一个令人羡慕的生活。父亲是一个典型的遗少式人物，有旧式的文化教养，会吟诗作赋。但他也有一切遗少的恶习，挥霍祖产、坐吃山空、吸食鸦片、养姨太、逛堂子、对子女缺少责任心。张爱玲和弟弟受到的待遇在更多情况下取决于他的兴致，张爱玲从他那里领略到的封建家长式的专断﹑粗暴﹑虐待多于父爱。母亲是个西洋化的美夫人，崇尚自由，并不善于对孩子的管教，因此，在本该得到母亲呵护的童年，张爱玲却没有得到一分一毫。父母的争吵，家族的日渐衰败，都给张爱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张爱玲与汪伪官员胡兰成历时三年有余的婚恋，以轰轰烈烈始，以决然绝去终，这场乱世之恋对她后来的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塑造同样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父亲、丈夫、母亲与家庭生活，这些本该带给她无限温暖和甜蜜爱情的人、事，却只让她看到了“丑”。所以在她的作品中，她以犀利的笔锋描绘出了一幅男性的“百丑图”。

一、卑琐自私的遗老遗少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有一群没落的世家子弟，曾经靠祖上的遗产度日，不务正业，抽鸦片，逛窑子，捧戏子，可是旧的安逸的生存环境突然发生变故，他们在新的环境下无所适从，“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因此始终被一种无法驱除的危机感所笼罩，整日惶恐不安，又从惶恐走向自私。如《琉璃瓦》里的姚先生，《倾城之恋》中白公馆里的白三爷、白四爷、《花凋》里的郑先生等。

在这些人物中，最为突出的应算《花凋》里的郑先生。“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涨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①“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深刻形象地道出了遗少们的本质特征。社会不断进步不断变革，郑先生们却仍沿袭着三十多年前的生活习惯。他们思想陈旧，对社会对家庭毫无责任感，唯一关心的只有自己。

“孩子多，负担重，郑先生常弄得一屁股债，他夫人一肚子心事。可是郑先生究竟是带点名士派的人，看得开，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 “说不上来郑家是穷还是阔。呼奴使婢的一大家子人，住了一幢洋房，床只有两只，小姐们每晚抱了铺盖到客室里打地铺。”“为门第所限，郑家的女儿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②无疑郑家经济是拮据的，可拮据的同时郑先生还是摆足了阔架子。不管有钱还是没钱，日子照旧。抽鸦片、住洋房、坐汽车、看电影，偶尔还养养姨太太，全然不顾家庭经济现状、子女的上学。因为门第不允许，女儿长大了也不能就业，只能当“女结婚员”—挑选有钱有势的女婿做依靠。

二、虚伪变态的“好男人”

《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是这一类人的典范。“侍奉母亲，谁都没有他那么周到；提拔兄弟，谁都没有他那么经心；办公，谁都没有他那么火爆认真；待朋友，谁都没有他那么热心，那么义气，克己。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他是不相信有来生的，不然他化了名也要重新来一趟。”“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适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③张爱玲用讽刺的笔调掀开了这个“好男人”脸上的面纱，露出了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与好色，展示了一个灵肉分离，表里不一的“两栖人”的心理世界。

佟振保与朋友的妻子王娇蕊恋上了，但一听王娇蕊说要与丈夫离婚，他就慌了，他便怯懦得要死，连他与王娇蕊偷情的公寓“像大得不可想象的火车，正冲着他轰隆隆的开过来，遮得日月无光。” ④他又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他怕毁了自己的前程。在世俗和功利的进攻下，他退缩了，他冷酷的扑灭心中的情焰，甚至牺牲他所醉心的女人作为代价。他明白这会危及到他的形象和利益。他不愿“堕落”，他要做一个“好人”。于是，匆匆忙忙选了一个好女子烟鹂结婚。之于佟振保，“好人”是他的外表，也是他最表面的层次，而“虚伪”才是他的真正的本质。同样，《封锁》中的吕宗桢也是这样一个形象。

三、放荡滥情的洋场公子

张爱玲笔下还有这样一类洋场浪子，他们拥有或习惯了优裕闲适的生活环境，是倜傥风流的洋场公子，亦是只有着“一片空虚的心，不想真正找着落的心”的情场浪子，“把恋爱看作是高尔夫与威士忌之间的调剂”，他们酷爱自由——自由地周旋于石榴裙中，自由地花天酒地、挥金如土，女人，不过是他们调情的对象，他们是不会为了她们担负任何责任和义务的。如《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的靠寄生贵妇、吃软饭、善调情的乔其乔。

《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很新派，西化洋化十足，三十三岁还是个玩世不恭的浪荡子。范柳原原本也打算保持自己的“自由”，不愿负家庭的责任。然而，流苏却在范柳原这找到了她所不曾体验过的爱情，并慢慢的爱上了这个情场浪子。范柳原不曾想到的是，倾城的覆灭成全了他和白流苏的婚姻。他不禁感慨“这一炸，炸断了多少故事的尾巴！”⑤

但在时代的沉落中任何一种“文明”都是脆弱的，生命易逝，到处充满了恐慌的生活使范柳原感到荒凉。结婚后，范柳原也不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一个花花公子放荡滥情的一面终究还是又显露了出来。

四、扭曲懦弱的年轻人

在张爱玲的笔下，还有一群生活在旧式的家庭里，虽然渴望新的充满阳光的生活，但现代的生活的冲击使他们的神经一再地被“骚扰”刺激，可他们却无力冲破家庭的樊笼，始终只是盲目地挣扎，最终还是在病态的文明中一步一步陷进习惯的沼泽，被旧有的生活方式压制窒息，而使身心都被异化扭曲的年轻人。《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就是那个病态的、毫无生气的生活方式结出的一枚苦涩的果实；《沉香屑 第二炉香》中的罗杰；《年青的时候》中的潘汝良，作为时代的失落者，他们被旧的时代所封闭着，不管如何挣扎也逃不出时代的梦魇，明知挣扎无益，也不再徒劳了。

张爱玲笔下丰富多彩的男性形象，无论是封建遗老遗少、庸俗的都市男性还是洋场社会的风流绅士，大都崇尚金钱、玩弄女性，庸俗卑琐，很少有好男人的形象。这也就是张爱玲对男性的基本评价和基本视角。

张子静曾说：“我姐姐的小说，是她宣泄这种苦闷的一种方式。通过宣泄，赤裸裸揭露没落豪门的封建生活，怎样残酷的扭曲人性，自相残杀，对此她做了毫不留情的严厉批判。她的小说人物，可说俯拾即来，和现实人物的距离只有半步之遥。在她生活周边的知情者，一看她的小说，就知道她写的是哪一家的哪一个人。”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大多源于她身边的人，父亲、弟弟、丈夫„„由于亲身感受过人的虚伪、自私、扭曲、变态等丑恶嘴脸，张爱玲对他们极尽讽刺憎恶的同时，更有一种对他们的可怜，大约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第二篇：浅谈张爱玲笔下典型的女性形象

浅谈张爱玲笔下的几个典型的女性形象

摘要：张爱玲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的重要作家，她的小说大都以沪港洋场为背景，在荒凉和颓废的大城市中铺张旷男怨女，演绎着堕落及繁华。张爱玲以“参差对照的手法”，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女性典型人物形象，她们或甘做欲望的奴隶；或是人性扭曲的舞女；或在自我意识觉醒的驱动下进行着反抗和挣扎，同时，张爱玲也以少有的暖色调为我们塑造了为数不多的女性健康“完人”形象。张爱玲透过笔下的这些女性人物形象，深刻揭示了现代女性的生存困境和人生悲哀，而这些女性人物形象也为中国现代文学增添了一抹亮色。本文就从她的几部经典作品出发去分析张爱玲所塑造的几个典型的女性形象。关键词： 张爱玲；小说；女性；形象

引 言

张爱玲，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用刀刻过般的名字，任凭岁月流逝，时代变迁，这一普通的中国女人的名字，伴随着她奇丽而精美的佳作，流传到今。张爱玲，中国上海大都市的女人，她犹如一缕轻烟般飘渺，又如一袭旗袍般华丽，在这位女人笔下，诞生了许多堪称传奇的女性，不同于沈从文自然的女儿“翠翠”，更不同于金庸的神仙姐姐“小龙女”，她们有着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称不上是完美，甚至是丑陋苍凉，如梦魇般的，却让你切身感受到她们生活的没落和乱世的苍凉，即使你想抽身逃离，但她们梦魇般的经历牢牢缠绕着你，使得你铭记难忘，刻骨铭心。

美国文学史家夏志清先生曾评价说：“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儿、泡特、韦尔蒂、麦克勒斯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⑴

张爱玲是一个具有明确女性意识的现代女作家，她的女性写作相对于新文学来说是别致的，是私人性的话语，她站在女性的独特立场，用精细的笔触，灵动的笔墨抒写着现代女性的自我意识、生存价值及生存现状，给与我们无与伦比的美感体验。她的笔下有四类女性人物尤其值得我们关注：一是黄金枷锁下的奴隶；二是人性扭曲的风尘舞女；三是敢与社会对抗的新女性；四是健康的“完人”形象。作家通过这四类女性人物的刻画，表达了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冷静思考和高度自觉。

一、黄金枷锁下的“奴隶”

曹七巧是张爱玲笔下的一个血肉丰满，让人可憎又深感可怜的人物。同时，七巧也是个悲剧人物，是一个受害者。哥哥为了省下一笔嫁妆钱，将妹妹七巧送进了大富户的瘫痪少爷的新房里，于是，在金钱的陷害下，七巧被剥夺了追求幸福的权利，被禁锢在了高墙深院内，也因着身份的卑微而受尽家人的嘲弄和白眼，但是，这些都不是最悲哀的，悲哀的是七巧是个健康的人，她有着健康正常的强烈的情欲，但丈夫却是一个残废，因此她正常的情欲受到压抑，被困在了情欲的枷锁里，也正因为这而让她的悲剧蒙上了一层阴暗丑陋的面纱，从而引发了一系列让人唏嘘，悲叹的惨剧。所以，七巧的悲剧不仅在于她是金钱的受害者，更在于她是一个施害者，而且受害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她亲生的儿女。

七巧表面泼辣强悍，对人性极端不信任，但也是一个小女人，骨子里还是向往着幸福的，她大胆追求过三爷季泽。但三爷却因着她的狼籍名声而不敢沾染。因此，在幸福丧失之后，她唯一等待的就是独立出去，终于，夫死公亡，她熬到了头，分到一笔遗产。这黄金是用青春的欢乐作为惨痛的抵押品换来的，就这样，载着黄金镣铐的人性被腐蚀扭曲。为了保住这卖身的黄金，七巧在“爱情”被时光消磨变成灰烬，只剩下空白强烈的欲望时，也宁可在性压抑中煎熬，揭露三爷季泽骗钱的目的，赶走所爱季泽的挑逗，而更可怕的是她扭曲到要扼杀一切美满的姻缘，只要是在她的控制范围内。曹七巧完全是一个变态的恶毒的母亲。她年轻时在婆家受到了人格的侮辱，没有享受到正常的爱情和婚姻，导致她人性严重的扭曲，见不得别人的幸福，连自己的儿女也不例外。所以当她的一双儿女长大后，他们的幸福刺激了她内心的隐痛，于是失去理智，把自己的不幸迁怒于儿女：她嫉妒儿子、媳妇的亲热，千方百计的破坏他们的婚姻，最终将媳妇虐待致死；嫉妒女儿有了个较合意的结婚对象，想方设法拆散他们的姻缘，并挑唆女儿吸食鸦片，将这朵少女之花养在家中枯萎。

在《金锁记》中张爱玲将曹七巧塑造成了一个人性扭曲到变态的女性形象，是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迫害，对爱情的禁锢，使得情欲这块矿石在拜金主义的烈火冶炼之下，铸造出这样的一个殉葬品，一个戴着黄金枷锁的“奴隶”。

整部作品以曹七巧为主线，刻画了一个原本善良的女人被封建社会意识毒害而变成为一个眼中只有金钱没有亲情，泯灭人性的害人者。她的悲剧不仅是个人本身的悲剧，也更是那个社会的悲剧，那个时代的悲剧！

二、人性扭曲的风尘舞女

《半生缘》中的顾曼璐，一个本应该有着平凡幸福生活的女人，却因家境的变迁、父亲的早逝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轨迹。为了养活家里的七口人，她放弃了学业、抛弃了爱情，沦落风尘，成为舞厅的三流舞女。凭借着自己姣好的面容，她有能力养活家里，承担家中负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容颜不再，于是，在舞厅里她经常被一些年轻貌美的舞女抢生意，使她感到无比的难受。然而，她的牺牲得不到认可，她牺牲自己来成就家人，但却被家人瞧不起，甚至以她为耻。她是可怜的，是家庭和社会的牺牲品，渐渐地，她年纪大了，想找个依靠却又没有合适的人选，迫于无奈她只好嫁给了一个叫祝鸿才的流氓无赖。可是时间长了，祝鸿才厌倦了她，开始在外面到处找女人，这让曼璐感觉很伤心，最可悲的是，生了一场病后，曼璐被医生告知失去了生育的能力，这简直就是个晴天霹雳，也更像一把锋利的尖刀，深深扎进了曼璐的心。失去了生育能力的女人其实就代表着自己成了废物，人生从此结束了，这让曼璐陷入了黑暗的深渊，无尽的黑暗和恐惧笼罩着曼璐。

于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婚姻，拴住自己的丈夫，她开始竭力地想办法，忽然想起母亲对自己曾说的“借腹生子”一事，或许这样就能把祝鸿才给牢牢套在手里了吧。她观察出自己的丈夫对妹妹曼祯是有真感情的，因为每次祝鸿才看见她，都激动的兴奋不已。况且，曼祯是自己的妹妹不是外边那些女人，容易控制些，就把目标定在曼桢身上。刚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她突然想到自己是不是疯了，她竭力把自己荒唐的思想赶走，可见曼璐还是有良知的，她并不想这样做，只是，这个社会是冷漠的，吃人的，逼迫着她变疯了，失去了理智，那恐怖的想法就像一个黑影，一只野兽的黑影，它来过一次就认得路了，又找到这里来了，最后她伙同自己的丈夫，拆散了妹妹和她男朋友世钧的婚事，把罪恶的手伸向了自己善良的亲妹妹，毁了她的一生！当曼祯怀了自己丈夫的孩子时便把曼祯囚禁起来，逼迫曼祯把这孩子生下来，还跪在曼祯的脚边苦苦哀求，而这些都只是想留住自己的丈夫。这是一个多么微弱的需求，却让一个女人如此大费周折，达到疯狂地步，扭曲自己的人性，抛弃自己的良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足以见得女人在过去的社会地位是多么的卑下，男权是多么的“强大”，统治着社会，女人要依附在男人身上才能过活。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实！

当孩子呱呱坠地的时候，曼璐和曼桢的姐妹情从此决裂，曼桢离开了，去了一个曼璐找不到的地方。然而好景不长，曼璐因为病情严重不久于世，这时的祝鸿才才一直守在她的身边。曼璐一直寻找妹妹想要向她道歉却无果，最后因痨病在自责和孤单绝望中死去。

三、敢与社会对抗的新女性

纵观张爱玲的小说世界，我们不难发现，其女性形象无不在物质生存与寻找女性自我中苦苦挣扎着。从张爱玲创作的小说来看，女性形象的自我意识是明显占据着主导地位的，而且，她冷静地审视和还原了现代女性的生存境况和自我意识，在物质生存与自我中找到了相融点，同时也透出女性寻找自我归宿的希望之光。

《倾城之恋》中出身没落官宦世家的白流苏，是一个泼出去又流回来“祸水”式的人物，离了七八年的婚，只因她的钱被兄嫂盘来盘去盘光了，变成一个毫无利用价值的累赘，于是，当徐太太来报信说和她离婚已七八年的丈夫忽然死了并要她回去奔丧时，她的兄嫂硬是要撵她去为前夫戴孝守寡，继承那些遗产，以免拖累白公馆。“离过婚了，又去做他的寡妇，让人家笑掉了牙齿！”⑵离了婚的自己就是自由的了，再回去当一个死人的寡妇，那且不是自己吧自己往火坑里推，等于把自己重新判了死刑。然而，白流苏却不是传统意义上恪守“三从四德”、凡事逆来顺受的懦弱女子，她具有自主精神，不受男人的控制与支配，她明白自己所拥有的人格和权利。从这里可以看出，白流苏的自我意识觉醒了，是新时期有新派思想的白家人，她是第一个从“三从四德”的束缚中逃脱出来的人。但，在白家守旧的人不止一个，而是一群，连自己的母亲都不帮自己，于是，在饱受屈辱，无路可走之际她决定离开这个家庭。

眼看着青春被吸到朱红洒金的辉煌背景里去，流苏内无立锥地，外无希望绵延。她知道再不搏一把将永无出头之时，于是抛弃了诗礼人家的矜持含蓄的姿态，努力寻找几近凋零的青春，以最后的资本与生命博弈，于是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到香港待价而沽，向范柳原推销自己。“以后即使有人替她做媒，也不过是和那姓姜的不相上下，也许还不如他”，⑶她大胆的决定着用前途做最后一次赌注，她也清楚的计算着成败的后果：“输了不过是声名扫地，没有资格做五个孩子的后娘，如果赌赢了，可以得到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出净胸中的一口恶气。”⑷其实，在白流苏那里，爱情早已扭曲，成为她猎获范柳原这个自私、狡猾但有钱男人的工具，因为她看清了自己被观赏的地位，幻想得到一份真爱是不着边际的，只有抱着以爱谋生的态度才是现实的，只有婚姻才能赐予她经济上的安全。于是，在她一次次工于心计的斡旋后，她终于获得了赖以生存的婚姻。

白流苏是位离异后想要再次寻找依靠的新女性。她的毅然离婚，可以说是进步的，但她并没有接受新文化，彻底走向社会或是投奔革命。离开了婚姻的她无处可去，最终又屈服于封建男权的统治，继续认同男权价值观念。七八年后，她唯一的出路仍是再找一个丈夫，这是她起初做出反抗的最可悲之处。最后她还是服从了现实，当她遇到富商范柳原后，不顾一切屈辱把第二次婚姻押在香港之行上。最后，香港的沦陷，才终于成就了白流苏这个“传奇”里真的“倾城倾国”女人的婚姻。张爱玲在文中这样写道：“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子。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⑸在一个女人的成功的婚姻中，包含着更加浓重的对于现实人生不可理喻的荒凉感，白流苏对生存困境的反抗表面上是胜利的，是从一个生存困境陷入另一个生存困境，但白流苏是一个不受男人支配，跳出“三从四德”框架，在不公的命运面前不屈服，直面这种悲惨命运，以都市女性的老练与智慧主宰着自己的命运,坚韧地活着。从她身上我们看到了旧时代的女性是如何在困境中“抗争”命运,改变命运的。她的出现既是一种希望 ,也是那个时代女性改变自己弱势地位的一个必然。

四、健康的“完人”形象

所谓的“完人”形象，是对比意义上的。这一类女性相对有着健康的心理特征，《茉莉香片》中的言丹朱，《心经》中的许母都可看作这一类型的典型。这一类女性的塑造，让我们看到人性中真善美的一面。女性,在大多数的时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温柔、体贴等词语,这大约与女性的母亲身份有关。张爱玲的作品有太多关于女人的故事,《第一炉香》、《第二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单看这些香艳的名目,我们就能想到这是关于女人的故事了。

张爱玲的作品一向是苍凉的基调，寒意彻骨，笔下的女人们几乎都是畸形扭曲的。但是,也是有着例外的。如《心经》中许小寒的母亲。

同样是写女人,同样是写母亲,《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倾城之恋》里白流苏的母亲,一个个不是变态刻毒就是自私嫉妒,人性中的阴暗和极端代替了历来受到尊崇的母爱，她们是如此的可憎。

《心经》中许小寒恋父情结的道德伦理问题,我们姑且不去指摘臧否。小说故事情节发展到许小寒的母亲不得不面对小寒恋父的事实时,按照一般人的思维推测，许小寒的母亲准会气个半死,甚至会和许小寒断绝关系。“她将她父母之间的爱慢吞吞地杀死了，一块一块割碎了——爱的凌迟！”⑹按照张爱玲笔下女性的常有的特征,许小寒的景况也是不会有令人欣慰的下场。她母亲和她的关系，不再是母女亲情关系，而是水火情敌。可是,许母却没有如我们所想，而是从女性从母亲的角度出发,改变许小寒，为许小寒安排新生活：“你明天就动身，到你三舅母那儿去。”小说里许小寒当时的一句话：“你——你别对我这么好呀！我受不了！我受不了！”许母所表现的慈爱同样让故事外边的人们受不了。⑺

“„„房门半掩着，只看见白漆门边凭空现出一双苍黑的小手，骨节是较深的黑色——仿佛是苍白的未来里伸出一只小手，在她心上摸了一摸。”⑻许小寒的小手也在她母亲的心上“摸了一摸”,也有“摸了一摸”的剧痛，只是许母不是霓喜。在许母为小寒收拾行李一段,看似平淡的笔墨却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一位母亲的伟大形象，张爱玲以其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这样写道:“许太太并不理会，自顾自拿出几双袜子，每一双打开来看过了，没有洞，没有撕裂的地方，重新卷了起来，安插在一叠一叠的衣裳里。头发油、冷霜，雪花膏，漱盂，都用毛巾包了起来。”⑼

读到这里,读我们也许会有点不理解张爱玲为什么要这样写？因为在张爱玲的其他小说里，女性人物大都是悲剧性的阴暗狠毒、面目狰狞。像七巧,因了自家的不幸,便把仇恨和嫉妒像刺猬的毒箭一样射杀别人,连自家的儿女也不放过。叫人直打哆嗦。而许小寒的母亲却如阴霾里的一线春阳,对于长久浸淫于张爱玲苍凉意境中的人们,许母这一线春阳所释放的温暖是炙手可热的。

张爱玲塑造的这类健康的“完人”形象，虽在她的小说里不占主要位置，但通过这种大红大绿的参差对照方式，揭示出人自有的真善美的一面，在她苍凉的艺术世界里，这些人物仿佛是一线暖阳，让人感受到温暖，看到希望。结语：张爱玲的小说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个丰富的女性形象，从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当时女性的痛苦、无奈、悲哀以及少有的温暖，让我们对她们怀有深切的同情。张爱玲独特的女性意识，带来了独特的创作，也带来了独特的女性形象，在那作品中的人物画廊里，那一系列的女性形象充分体现了她的深厚功底，她以一个女人的细腻敏感，包融对生活的细致观察，用精当的描写，厚积薄发的文字把她眼中所见的当时社会的形形色色的女人活画了出来，为现代女性文学增添了风格独异的一页。

注释：

⑴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第335页 ⑵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436页 ⑶同上 ⑷吴宏聪：《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第451页 ⑸同上 ⑹张爱玲：《倾城之恋·心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第145页 ⑺张爱玲：《倾城之恋·心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第145页 ⑻张爱玲：《倾城之恋·连环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第326页 ⑼张爱玲：《倾城之恋·心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第146页

参考文献：

吴宏聪：《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张爱玲：《倾城之恋·金锁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张爱玲：《半生缘》，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朱栋霖：《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张爱玲：《倾城之恋·心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第三篇：浅析张爱玲小说《金锁记》中的男性形象

中国现当代文学心理研究·浅析张爱玲小说《金锁记》中的男性形象

张爱玲笔下的男性，无论哪一种类型都是不可爱的，让人深恶痛绝，甚至是令人绝望的。张爱玲在创作过程中总是用批判意识将男性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冷漠的一面冷酷而彻底地揭露出来。本文将试从作家的角度出发探讨张爱玲代表作之一——《金锁记》中的男性形象及其成因。

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中，创作的视角不再是以男性为中心，张爱玲是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关注社会，描摹世态人生，女性成为张爱玲小说创作的主体，男性退居到次要地位。

我们不妨看看这种独特的女性叙事在小说中的具体体现。小说中，本该是一家之主的姜老太爷早已不在人世，姜家大少爷又一直未曾露面，可以视作虚拟存在，姜家二少爷又天生残疾，三少爷却又终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于是完全统治姜家的便是有着绝对权威的姜老太太这样一个强势的女性，没有人敢件逆她的意志。姜老太太一死，姜家就分崩离析了，姜家的少爷们没有一个能站出来支撑家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就在于张爱玲具有很强的女性意识，她反对男权主义。张爱玲的母亲是一个受西方新思潮影响的新女性，张爱玲从小就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的教育和影响，她蔑视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传统的男权文化，她的这种叙事方式是种反叛男权的女性叙事。张爱玲当时所处男权主义的中国，男性一直是社会的主宰，国家和家庭的兴衰主要看的是男人的成就。然而自从帝国主主义的洋枪洋炮打开国门之后，中国的主权几乎丧失。在整个旧的社会体系濒临崩溃的时代背景下，从旧式大家庭中走向没落的男性已经丧失了以前辉煌荣耀的光环，懦弱无能却又虚伪自负，男性群体日渐衰落。小说中可以代表男权势力的九老太爷可谓是封建家长的典型形象。从小说中的描述来看，九老太爷是原本是有很高的声望与权威的。主持姜家的分家大局时他独当一面而坐，说话前还要要咳嗽一声肃场，架势十足。然而可悲的是小说中这样唯一一个男权代表的威严也被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给无情破坏了。九老太爷被曹七巧气得吹胡子瞪眼，最终拍桌子踢椅子走人，丧失了宗法父权的传统尊严。

浅析张爱玲小说《金锁记》中的男性形象

中国现当代文学心理研究·浅析张爱玲小说《金锁记》中的男性形象

为了达到彻底反对男权主义的目的，张爱玲还从躯体外形、心理人格及精神层次全方位地丑化笔下的男性形象。

张爱玲有着显赫家世，祖父张佩伦是清末“清流派”的重要人物，任李鸿章的幕僚，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但当张爱玲出生时家道已经衰落，父亲是封建遗少、游手好闲的浪子，后来张爱玲的母亲不堪忍受丈夫的陋习与之离婚。再后来张爱玲又遭遇了不淑的继母，因得不到父爱和母爱逃离家庭，后与胡兰成的婚姻也以失败告终。因此，张爱玲对遗老遗少社会的谙熟加上父亲与丈夫这些本该带给她家庭温暖和甜蜜爱情的男人却给了她灰色的阴影使得张爱玲看到了男性丑恶的一面。张爱玲还深受《红楼梦》的影响，她在对待男性的态度上基本承袭了“男子是污浊的”这一观点。综上，张爱玲便在作品中用批判的笔描绘了一组或有身体残障或有精神残障的男性。

我们不妨来看看张爱玲在《金锁记》中描绘出了一些怎样的男性形象。首先看看姜家的二少爷：二少爷患有骨痨病，整天躺着，难得坐起来时脊梁骨直溜下去，死活也坐不住，张爱玲借曹七巧之口以极其厌恶的语气把二少爷这样的一个男性批评得一无是处。而姜家的三少爷姜季泽身体倒是健全的，甚至风度翩翩，却具足了没落遗少的风范，成日里混迹于烟花柳巷，不务正业亏空了家产，分家后如一条丧家之犬靠老娘留下的残余屋舍度日，最后竟伪劣地盯上嫂子曹七巧的银钱，企图以出卖自身去赢取曹七巧的宠幸，结果被曹七巧识破。曹七巧的儿子姜长白作为姜家之后，本该为男性一雪这种奇耻大辱，然而我们看到的姜长白却是：对母亲言听计从，把自己和妻子的隐私和盘端出，整夜陪同母亲吸食鸦片，以满足母亲变态的心理需求，眼看着母亲把自己的两个妻子一步步通上死路，不仅毫无反抗，反而起了推波助们的作用。同样的，即使是留洋归国的童世舫又能好得到哪儿去呢？他在西方读过几年书，曾试图寻找新式爱情，但稍受挫后便自觉地回归传统婚姻，认定妻子还是旧式的好。他欣赏长安身上的古典风韵，但七巧只用预谋颇深的几句话就摧毁了他对长安的所有仰慕。借助外来文化的力量，也始终无法改变根深蒂固的意识和观念。

总的来说，张爱玲以反叛男权的女性叙事塑造出了小说《金锁记》中男性人性中的千疮百孔，这与她的生活经历与自身修养是密不可分的，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

第四篇：张爱玲笔下的文化

张爱玲笔下的文化史

李书磊

张爱玲的文字太奇巧了，所以人们往往记住了她怎么说，而忽略了她说的是什么，更不会把她当成史料家：只有文笔最无趣的作家才会赢得此名。我这次读张爱玲，却并非是出于欣赏文章的闲情，而是出于搜求文化史料的机心。居心虽然不正，居然也不无收获，张爱玲无心记下的许多细节，在有心人看来都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大都市文化与精神生活的佐证，能将一幅宏观的文化图景证实或者证伪。“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虽然有时候我也喜欢。我喜欢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直到现在，大叠的小报仍然给我回家的感觉）”（《私语》）张父居处“大叠的小报”使我们得知了受过严格旧式教育的名门遗少与现代都市小报的关系，也约略地窥见了当时小报的发行流布情况。《公寓生活记趣》则写到了开电梯的工役对小报的热衷：“我们的新闻报每天早上他要循例过目一下方才给我们送来。小报他读得更为仔细些，因此要到十一二点才轮到我们看。”这些生动而有用的材料是不太会在专门的新闻史书中找到的，因而很珍贵。

尽管张爱玲文多妙语，但我们对她并没有美言不信的疑虑，因为她的散文的确是家常而温暖，让人不由得对她信任起来，她文字的巧妙只使情景更加真切而并不给人巧舌如簧的虚假感。张爱玲的散文与她的小说气氛大不一样，散文亲切，显得作者是个良善之人，而小说则阴气森森，不时透出一种彻骨的寒意，仿佛作者是个狠毒无情的女人。这种不同大概是因为操作不同文体时作者对自我的不同想像吧。写散文写的是自己和自己身边的真实人事，这时候作者只能是一个经验者、回忆者与观察者，她对所描写的对象一筹莫展，只能如实地描摹下来，这种自我的有限性、对自我的克制使她充满了人性与人之常情；即使她想对自己的经历有一番渲染，她当然也不会用狠毒的心肠去渲染，谁也不会真对自己狠毒起来。而写小说却不一样，面对小说中的人物，作者是一个创造者、统治者与操纵者，作者能自由地决定人物的命运乃至生死，这时候不少作者会情不自禁地膨胀起自己的统治欲甚至迫害欲，冷酷地安排乃至折磨自己的人物。张爱玲恰是这样一位对自己的人物现出暴君面孔的小说家，她的小说那阴冷无情的笔触有时竟使人想起“最毒妇人心”的古谚。有了她的小说，再读她的散文，体味那文中的善意与诚意，就觉得真是太难得了。

还是回到张爱玲散文中的文化史料上。她1937年写过一篇《论卡通画之前途》，使我们得知彼时迪斯尼“米老鼠”的漫画已经在上海风行。说实话我们还很少留意过二、三十年代美国大众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这种影响要等到今年我们重又受到美国大众文化的沉重压迫时才能重新发现。幸亏张爱玲是个不避俗甚至以俗自炫的作家，她能以严肃的态度（而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与通俗或大众文化相对立的“严肃作家”的态度）对待大众文化，无意中保留了这方面的不少生动资料，使我们有意外之得。中国最早的流行歌曲原来是用逼得尖而扁的喉咙唱的，这种变声也不知道当初有什么意图。“然而中国的流行歌曲到底还是没有底子，仿佛是决定了新时代应当有新的歌，硬给凑出来的。所以听到一两个悦耳的调子像《蔷薇处处开》，我就忍不住要疑心是从西洋或日本抄了来的。”（《谈音乐》）这种生硬学习直至今天岂不仍然是中国流行歌曲的困窘。学来的歌学来的舞简直像是偷来的，怎么听怎么看怎么不自然，竟使场外的旁观者有几分羞惭。由张爱玲的记载所得到的印证使我们不禁自问：难道我们的大众娱乐必须向西洋或日本学习吗？学得不像、不地道固然是失败，而学得很像、很地道就一定是胜利吗？我们有多大的可能建立中国化的大众文化呢？这个问题张爱玲也有回答，只不过那回答使人很沮丧：“中国的通俗音乐中，大鼓书我嫌它太像赌气，名手一口气贯串奇长的句子，脸不红，筋不爆，听众就专门要看他的脸红不红，筋爆不爆。《大西厢》费了大气力描写莺莺的思春，总觉

得是京油子的耍贫嘴。……弹词我听见过一次，一个瘦长脸的年轻人唱《描金凤》，每隔两句，句尾就加上极其肯定的'嗯，嗯，嗯，'每'嗯'一下，把头摇一摇，像是咬着人的肉不放似的。”（《谈音乐》）中国本土的演唱在现代环境中就这样显得背时、滑稽起来，再难救药，形不成真正的文化竞争力，根本比不上爵士乐之类：“那显著的摇摆的节拍，像给人捶腿似的，却是非常舒服的。”（《谈音乐》）文化竞争的失败史在张爱玲个性化的叙述中变得异常鲜明，竟使我们对这早已谙熟的历史生出些新的痛切。

不过，即使张爱玲笔下的文化史也并非全无光明，话剧《秋海棠》的成功不由得使我们对本土文化因素的重生有了些信心：“《秋海棠》一剧风魔了全上海，不能不归功于故事里京戏气氛的浓。紧跟着'秋海棠'空前的成功，同时有五六出话剧以评剧的穿插为号召。中国的写实派新戏剧自从它的产生到如今，始终是站在评剧的对面的，可是第一出深入民间的话剧之所以得人心，却是借重了评剧--这现象委实令人吃惊。”（《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如果不是张爱玲的提醒，我们几乎要湮没文化继承这个少见的成功范例了，想一想真觉庆幸。

第五篇：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人物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颇多，在她们身上隐射出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女性独有的个性以及她们的悲惨的命运。

初读《半生缘》总觉得曼桢的不幸是曼潞和祝鸿才害的，质问曼璐怎么可以这样设计害自己的妹妹。其实，曼路也是很可怜的，为了家里的生计沦落为舞女，但却不被家人理解，结婚后又无法生育，才会想让自己的妹妹做自己丈夫的姨太太。应该说这是整个社会形态所迫，社会的腐朽黑暗，人的思想昏庸无能，当然曼桢优柔寡断、委曲求全的个性也是导致这样一个悲剧结尾的重要原因。曼潞和祝鸿才对她的所作所为只是一个开始，但把她推向深渊的却是她自己，并且由于她的认命她的妥协不仅害了她自己更害了深爱她的世均，也间接的害了翠之害了叔惠。她不只是让自己不幸福更加让三个家庭都不幸福了。如果她不委曲求全，直接去向世均坦白一切，如果他可以接受那固然是美满的结局。如果他觉得难已接受她的失贞，那至少以后可以坦然的生活，而不活是活在回忆或假象如果当年如果向爱人坦白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情形。活着不是为了后悔，曼桢最后对世均说的那一句：“世均，我们回不去了，回不去了。”这句话包含着多少悔恨，多少无奈。她自己也知道原本这幸福是属于她，但现在她失去了这个资格并且是永远的失去了，人世间最痛苦的莫过于此啊。没有死去活来的告白，也没有山盟海誓的轰烈，一切就如同我们所熟悉的日常生活，当爱情静悄悄地到来，又被人生的起落所折磨，被岁月的洪荒所沉淀，被生活的重担所压迫，那份坚持与无奈，到最后竟然只是留下一句平淡得让人几乎心碎的道白。

张爱玲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不一部悲剧小说，其实也是现实生活中大部分人的缩影。很多人到老的时候还在后悔“早知当年如何如何”，岂知这个后悔也将成为后悔，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后悔。

有人说张爱玲的小说除却《倾城之恋》以外，都是悲剧的尾巴。《倾城之恋》虽是成全了白、柳的一段姻缘，但实则以世俗的表象虚掩了真正的悲凉，越发比悲剧更像悲剧。张爱玲用她的传奇故事不显山不露水地表现着人性，尤其是人性的鄙俗与狭隘，描写了家庭的黑暗，世人的虚伪，所谓爱情自私的本质，对女性奴性思想的提示也毫不留情。

故事的女主人公白流苏离婚后寄住母家，钱财被骗，又为兄嫂不容，只得寻求再嫁，苦无姻缘，便抢异母妹妹的对象范柳原，范是个老尖精滑的留学生。一个不诚娶，一个但求嫁。两个人都不愚钝，很有些小聪明，可谓真正的凡人，凡心热炽。张爱玲站在白流苏的背后，让两个人的灵魂跃上纸面，斗来斗去。白流苏大家闺秀般的矜持，不时挑逗，范柳原穷形尽相，甚至挪用诗经里：“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携老”来做假。满篇你来我往的小技巧。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以一个城市的陷落为代价而换取一段感情的最终结果看似壮观但其实又如何呢？也许张爱玲从来不认为爱情是可靠的，爱情在她心里只是平凡生活中的一些点缀本无什么大不了，两个人因为城市的陷落突然失去了原有的安全感和固有的洒脱，突然间发现两个人在一起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温暖，于是就有了倾城之恋。他们最终结合在一起了，可是张爱玲却不说是爱情发展到婚姻的自然结果，反而说：“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这其中充满了悲剧意味。那时女人的地位太低了，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悲剧性地依靠男人。所以，白流苏虽然自私，小家子气，但是也还情有可原。

其实，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也是另一种世事**吧，爱情也像《倾城之恋》里面的男女主角样，苟合着。

张爱玲笔下的不少人物陷在生活的泥潭里不能自拔，而这恰是生活的真实，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甚至几乎病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金琐记》里那个贪婪的七巧，一生的快乐和幸福早早地被腐烂的空气埋葬。

在文章的一开头，是通过两个丫头的对话，让我们初步的了解的曹七巧。同时两个丫头的对话，让我们看到，曹七巧很可怜。如文章中写到“凤萧道：‘你是她陪嫁来的么？’小双冷笑道：‘她也配！’”丫头即如此轻蔑地看待她，再加上她的身份与姜家并不算门当户对，且当初是以“姨太太”娶进门„„而且她的丈夫是个躯体残疾，“没有生命意义的”姜家二少爷，对于一个正常的女人，能忍受，坚持下去么？还有她娘家哥哥的索取„„“不承情也罢！我也惯了。我进你们姜家的门„„谁见我的情来？谁有半点好处到我头上？”这样的环境怎能不叫她不暴躁，不尖酸刻薄？甚至最后到达性格的“扭曲”呢？曹七巧的命运本是不幸的，但她并不从自身的不幸中滋生出可贵的同情心，而是以制造别人（确切的说是她亲身儿女，而且也只能是她的亲骨肉，因为那是她所唯一能接触到的人）的更大的不幸来获得快感。如小说中说道“有时她也觉得牺牲得有点不值得，暗自懊悔着，然而也来不及挽回了。她渐渐地放弃了一切上进的思想，安分守己起来。她学会了挑是非，使小坏，干涉家里的行政。她不时的跟怒亲怄气，可是她的言行举止越来越像她的怒亲了”。再如儿子，她以给长白娶媳妇的方式管住他，但又不让儿子与一个女人有正常的生活和快乐。她处处亲近长白，要长白给她烧烟泡，陪她通宵聊天。最后使得媳妇被残酷的精神折磨致死，姨太太做了“替身”。不到半年，也吞鸦片烟自杀了。其实，人性中本来就有卑劣的一面，它所呈现的姿态完全就由它所处的环境而决定，在一个美好，自由、相互尊重的环境中人性中善的一面被全面激发，时刻体会到爱意的人，才有能力将爱传递下去，而在被压抑被摧残的环境中，人性中恶的一面被煽动起来，一个处于充满危机、敌意气氛中的人，怎么会具有爱的能力呢，它只能出于本能的自卫，而自卫的方式也是具有攻击性的。所以，当张爱玲在塑造曹七巧这个人物时也许更多地是寄予同情，更犀利的批判这个使人变成鬼的社会吧。

一位奇女子，以她出奇的才华，敏锐的洞察力和对生活独有的诠释，把三四十年代上海的万千风貌述诸于文字留给后人品味与感悟，她笔下的女性形象，风情万种，性格各异，但又都是在那个时代中特有的产物，她们的命运跌宕起伏，让人揪心，充满着几许无可奈何，总激起读者的几许长叹。她就是张爱玲，永远的张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