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鲁迅笔下的三个妇女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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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浅析鲁迅笔下的三个妇女形象

浅析鲁迅笔下的三个妇女形象

来宝云

内容提要:本文着重剖析鲁迅三篇作品《祝福》、《离婚》和《伤逝》中的妇女形象,从而探索鲁迅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路。

关键词:妇女四权封建制度个性解放

参考文献:《祝福》、《离婚》、《伤逝》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一生始终一抨击旧势力、揭露社会中的黑暗现象为己任。他的笔端时时触及社会现实,贯穿着始终如一的革命的明主主义的人文精神。尤其是对处在封建社会最底层,最易被伤害、被侮辱的中国妇女,鲁迅给予极大的关注与同情。对千万这些妇女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鲁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挖掘,表现出作家对妇女问题的深切关心和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独特见解。在鲁迅的《祝福.》、《离婚》和《伤逝》等一系列小说中,他成功的塑造了众多的生动、深刻而富有典型意义的妇女形象。鲁迅正是通过描写众多妇女的作品,将中国文学史上描写妇女悲剧命运的主题,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历史时代。

祥林嫂、爱姑、子君代表不同阶层的妇女形象,她们各自都有鲜明的个性,用别林斯基的话来说,是“熟悉的陌生人”。通过这三个形象,鲁迅深刻而鲜明地表明了自己对妇女问题的思路:妇女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先取得政治上的翻身,经济上的独立,必须推翻封建制度,必须进行深切韧性的战斗。鲁迅这三篇作品,显示出鲜明的独创性。

被“四权”绳索捆绑的祥林嫂

祥林嫂是鲁迅根据生活的若干真实原型塑造出来的典型。其一是单妈妈,他是个寡妇,却又有同居的男人;其二是乌石山上看坟的女人,儿子在门口剥豆被马熊拖去吃了;其三是宝姐姐,山里人来抢亲,宝姐姐逃走,失足落水,被捞起带走。祥林嫂的形象比原型更集中更概括,是中国贫苦农夫悲惨命运高度典型化的体现。

祥林嫂的悲剧显示了《四权》绳索对农村劳动妇女的捆缚。

族权,不允许祥林嫂守节。祥林嫂的前夫祥林比祥林小十岁,丈夫死后,祥林嫂不愿在嫁,宁可辛勤劳动养活自己,所以她逃到鲁镇做工。她的全部希望和渴求,便是要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生存的权利。所以当她来到陆家做工时是“食物不论,力气不惜的······到年底,扫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鲁家)竟没有添短工”。然而他反而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但是,好景不长。在鲁家做工不到半年,她婆婆恃着族权的威势,不但把她想逃犯一样抓回去,且逼她嫁到深山野坳里。因为要用卖她所得的钱,买一个女人给她叔子做老婆。祥林嫂始终没有挣到一个“人的资格”,却像一年赚钱的货物一样被卖掉了。

夫权,要祥林嫂守节。在旧社会,依照旧礼教,“子女一而”,不得再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所以,祥林嫂在她前夫祥林(一个比他小十岁的男人)死后,不肯再嫁:被婆婆抓回去逼嫁坳,“在花轿上,她种只是嚎,骂,抬到何家坳,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花轿,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捺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这是夫权要祥林嫂守节造成的后果。在婚后,丈夫死于伤寒,她又要为后夫守节,只能跟儿子阿毛相依为命。

神权、政权要惩罚祥林嫂不守节。祥林嫂再嫁虽非自愿,但毕竟是在嫁了,就是“不守节”。“不守节”就是大逆不道,罪孽深重;不是小罪,而是“大罪”,就要受到惩罚。柳妈因受了封建迷(神权)的影响和毒害,无意之中成了统治者的帮凶,她那有关“阴司”的话

(“这种人活着要受苦,死后还要受刑:阎罗王将她锯开,分给前后两个男人”)使祥林嫂在精神上蒙受极大的压力。而政权的逼害尤烈,“鲁四老爷”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政权的化身,它支持或利用其他三种权力逼上梁山害祥林嫂。祥林嫂第一次来鲁镇做工时,鲁四爷知道他是寡妇后就“皱了皱眉”,不愿意留她。但祥林嫂凭着自己的刻苦耐、能干,还能分配祭祀的酒杯和筷子;当祥林嫂再次守寡后,即第二次来鲁镇做工时,她的遭遇就大不一样了:她不但不能再碰那“神圣”的酒杯和筷子,而且成为人们日常的笑料;更为甚者,当她到土地庙捐了门槛,神气舒畅、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时,四婶慌忙大声喝道:“你放着罢,祥林嫂!”一句话彻底的对祥林嫂“判了刑”,令到“她像失手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去取灶台,只是失神的看着。直到四叔来上香,叫她走开她才走开”。可见,此时的祥林嫂所受的打击是何等之巨大!就这样,勤劳、善良的祥林嫂被鲁四老爷代表的地主阶级迫害的精神失常,丧失了劳动能力,又被一脚踢开,沦为乞丐,最后倒毙在漫天的大雪中。封建“四权”的绳索有如千金铁链,紧紧地捆缚着祥林嫂,残骸着祥林嫂:夫权要她守节,族权不允许她守节,政权和神权有惩罚她的“不守节”。者深入骨髓的苦楚,使祥林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鲁迅抨击的矛头直指封建制度,具有鲜明的独创性。

鲜明的独创性,体现在鲁迅刻画了祥林嫂的几个“不甘于”:祥林嫂不匡于受婆家虐待,逃跑出来到鲁镇做工,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争的做人的资格;祥林嫂不甘于被人强逼改嫁,用生命来抗婚。再逼嫁的路上,她不但又哭又闹,拜堂时还用头撞香案角企图自杀。虽然没有死,但也撞到头破血流,结果在额头上留下了一个“大家以为耻辱”的伤疤;祥林嫂不甘于百般受人歧视,捐门槛以“赎罪”。为了“捐门槛”,祥林嫂用了在鲁家的全部劳动所得十二元鹰洋;祥林嫂不甘于死后受阎王处罚,临死时怀疑灵魂的有无。她希望没有鬼,死去不用锯开身子来分给两个丈夫,但她又希望有鬼,死去可以在阴间见到唯一亲爱的儿子阿毛,可以一家人团聚。这五个“不甘于”是祥林嫂自发反抗精神独特而鲜明的体现。祥林嫂反抗了族权、夫权,怀疑神权,唯独对压在头上的掌握政权的地主阶级没有明确的反抗表现,这是祥林嫂反抗的局限性。

祥林嫂是鲁迅塑造的“熟悉的陌生人”。“熟悉的”是指:这个形象具有概括性、普遍性,看起来似曾相识;”“陌生的”是指:这个形象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

祥林嫂的一生是苦苦挣扎的一声,其结果,却被地主阶级污蔑为“谬种”。鲁四老爷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个时候,——这就可见是个谬种”!地主阶级年终“祝福”,作为酬神祈福的盛举,是要“吉利的”,他们嫌恶穷人在这时死去。祥林嫂的死,首先,祥林嫂不是被柳妈逼死的。柳妈只不过是她死亡的一个催化剂而已,柳妈只是加速了祥林嫂的死亡,她不是造成祥林嫂悲剧的根本原因。但是,柳妈让祥林嫂去捐门槛之后,大家对祥林嫂的态度没有变,这是的祥林嫂的心再一次收到了严重的打击,从而加速了祥林嫂的死亡。其次,祥林嫂也不是被鲁四爷逼死的。就算没有鲁四爷,也会有张四老爷或者王四老爷逼死祥林嫂的。鲁四爷只是受封建文化影响颇深,以为祥林嫂是个不幸之人。但是,鲁四爷的凶残以及冷酷无情是造成祥林嫂悲剧的重要原因。再有,封建思想是造成那个祥林嫂死亡的重大原因。正是因为受了封建思想的影响,大家才会认为祥林嫂有“克夫”之相,才会把被拐卖的罪过强行推给祥林嫂,才会认为祥林嫂的改嫁是个罪过。还有,古片中演到,祥林嫂是在大雪中倒下的,即使这样,我们也不可以说她是死于饥饿或者是寒冷,因为这样说太过片面了。高中的课文中说道,祥林嫂是因为穷死的,这洋的说法更为不准确。我觉得真正让祥林嫂死亡的原因是两方面:一个是封建思想的影响,第二反方面就是当时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冷酷与无情。这些才是造成祥林嫂悲剧的根本原因,鲁迅写这篇文章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刺激当时人们麻木的心灵。鲁迅在刻画地主阶级丑恶嘴脸的同时,也深刻地写出了祥林嫂是被黑暗势力吞没的。鲁迅不但写祥林嫂的悲惨遭遇,作品深刻地揭露旧社会、旧制度的黑暗。祥林嫂的死,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对黑暗的封建制度、残酷的封建礼教血和泪的控诉,她的悲剧更

代表着封建宗法社会里千千万万劳动妇女的命运。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无论哪一个时期的作品,还没有像鲁迅这样真正写出一个中国妇女的灵魂。因而,鲁迅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前无古人的。

从敢于闹事到妥协的爱姑

爱故事鲁迅塑造的有一个典型。这个典型,也是鲁迅根据生活的真实人物塑造出来的,是旧中国中产阶层妇女悲惨命运的高度典型化的集中体现。

爱姑是有点“身份”的人,但没有过高的身份。说她有点“身份”,是因为她有“体面”的娘家和“高门大户都走得进的,脚步开阔”的父亲。但爱姑有没有过高的身份,她父亲庒木三到底还不能与慰老太爷平起平坐,更不能跟七大人平起平坐。庄木三父女到慰老太爷家去,只能先进门房和年糕汤,走进客厅里去也只能站着。爱姑看见七大人的头顶是秃的,可是那联合脑壳都红润,便以为那一定是擦着猪油。对于“屁塞”以及那上面的“水银侵”,对于鼻烟,爱姑都一无所知。这些细节描写都说明不能把爱姑的身份估计的过高。所以应该说爱姑是中农以上,地主一下的身份。

爱姑的被迫离婚,说明当时在农村处在中产阶层的妇女,处境仍然是悲惨的。夫权、族权有绝对的权威,丈夫姘上寡妇,不管原配夫人是三茶六礼写来的、花轿抬来的,也不会受法侓保护。只要公婆不喜欢,不管你是不是低头进、低头出,是不是一礼不缺,也只得走。政权是夫权、族权是基础,夫权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闹了几处的离婚事件,只经豪绅七大爷两句话就解决了。一句是;“公婆说‘走!’就得走。”七大爷还振振有词,吓唬爱姑说;“莫说府里,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这样。”公婆为什么不喜欢爱姑呢?那是因为“老畜生只知道帮儿子”,这说明,在当时衙门八字开,维护的只是夫权、族权的利益;另一句是:“来——兮!”七大爷这一高大摇曳的声音,连爱姑也感觉到“大势已去”,晴天霹雳。爱姑刚才的放肆,刚才的“闹事”、想计回“公道”,已荡然无存。可见,由于七大爷的“威严”,爱姑只好妥协。接着,便是两家互换了“红绿贴”,取消了婚约。可见,“来——兮”这两个字就是离婚的判决书。这就告诉爱姑,即使拼出命来,施家也不会家破人亡,封建政权是绝对维护夫族权和地主阶级利益的。

爱故具有“母夜叉”的性格,撒野、泼辣。丈夫“小畜生”姘上“小寡妇”,“老畜生”又袒护儿子,爱姑要回娘家搬兵讨伐,要出这口“恶气”,要把施家搞得家破人亡。因为爱故是地方上有点权势,有一个乡绅父亲作为靠山,所以她受不得别人的欺负,更不知天高地厚。爱姑能说会道,撒野、泼辣,从她闹离婚就可见一般。她只知道压在自己头上的正是她所信奉的封建主义制度。所以她一开始在七大人面前历数“小畜生”的不是,在七大人面前据理力争,满以为七大人“知书达理,顶明白的“。最后还是七大人的一席话使爱姑如梦初醒,”觉得自己是完全孤立了“。也明白了封建主义的真实面目,可惜为时已晚。爱姑外强中干,对弱者逞强,对强者软弱,从敢于闹事到妥协,这就是爱姑的经历。她为了与施家”赌气”又是吵,又是骂,又是砸,非把施家搞得“家破人亡而后快”。但当他在低位比自己更高的七大人面前,显得那么软弱、无能。当七大人说最后一句话:“来——兮!”后,她不由自己的说:“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的吩咐······。”爱姑的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弯,从敢于闹到彻彻底底的妥协,最终变的恭恭敬敬,唯唯诺诺。

爱姑的悲剧,充分说明了处在中产阶层的妇女,同样摆脱不了遭人践踏的悲惨命运。这种现象在旧中国是普遍存在的,是“熟悉的 ”;爱姑亦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因而又是“陌生的”,是与众不同的。

从追求个性解放到走上绝路的子君

《伤逝》的女主人公子君是鲁迅先生塑造的又一个成功的妇女形象。子君是现代文学作品中一个具有反抗精神、最终被旧制度吞噬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伤逝》写的是知识妇女的悲剧。

子君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为“五四”革命狂飙所唤醒的女知识青年。她常“谈泰戈尔,谈雪莱”,并以这些资产阶级个性主义者的革命思想来激励自己,子君和涓生终于结合了,也曾经有过安宁和幸福。但婚姻自主胜利以后,子君却止步不前,变的浅薄、庸俗、懦弱,与涓生在人生态度上生分歧,爱情终于出现了烈痕。成家后的子君,不但没有像涓生一样继续学习和探索,争取更好的发挥自己的个性,发挥自己的才能,做一个自立与社会的女子;而是终日全力理家治内,甘心做一个举案齐眉的贤妻良母,她变的浅薄,庸俗和懦弱。在家庭中所处的地位,更滋生了她的自卑心理。当她发现涓生开始冷淡她时,也不敢询问,终日提心吊胆,生怕涓生抛弃她。她自觉但又不自觉地走上千百年来中国妇女走过的老路,最后连现实的婚姻自主也不能自主下去。涓生终于与子君分手,子君在绝望中,又回到了父亲的封建家门,在五爱的人间郁郁而死。

子君在追求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中,曾表现出无所畏惧、超人的勇气,是个勇士。当他的行为受到家里极力反对和阻扰时,她坚定的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何等勇敢!何等坚强!何等自信!这句话显示了子君鲜明独特的个性,这是“五四”新潮对子君的影响。热恋时期的子君,对于路人的藐视、老东西和小东西的侮辱,表现出大无畏的竟然和平静。但子君是在封建正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小姐,他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她的反抗虽然坚决,但不彻底。随着时间的推移,子君的个性解放终于逐渐显出他的旧面目来。当涓生拿出一张雪莱的半身裸体铜像给他看是,她只草草一看变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显示出旧观念在她身上的作用。涓生失业了,子君立即显示出软弱,在经济重压之下,她们爱情的裂缝越来越大。涓生离开他后,她没有争辩更没有反抗,而是静静地让父亲接回原来那个封建的家庭。她最终没走上与旧制度彻底决裂的革命道路上来。

子君的个性特点,是与他所处的时代和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子君的爱情悲剧显示了个性解放的巨大局限性。形象地说明只有进行社会革命,在社会解放的前提下,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个性解放是人格独立的必要前提,个人的经济独立也只有在彻底的个性解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子君的爱情悲剧说明,没有经济独立,妇女解放就如同空中楼阁,迟早是要倒塌的。而以个性解放为武器,单枪匹马同整个封建势力进行斗争,其结果只能是失败。

为了使自己获得起码的生存权利,祥林嫂一生都在反抗与斗争;而爱姑,反抗更是强悍而出格;子君,自学运用了时代的新武器——资产阶级个性主义和个性解放来对抗婚俗,争取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而反抗队强大的封建社会及其宗法制度来说虽然是微弱的,但却是顽强的,是慢慢黑幕笼罩下闪耀的火花,是人从中看到了“中国女性······在不远的将来,就要看见辉煌的曙色。”对这些女性身上表现的对封建恶习势力的奋不顾身的反抗行为,鲁迅显然是无限赞同与极力支持的。鲁迅深刻而鲜明地显示了自己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路:妇女要获得真正解放,必须首先取得政治上的翻身,经济上的独立;要达到解放的目的,必须推翻封建制度,必须进行深沉任性的战斗。

鲁迅的作品,像匕首、像投枪,直指封建制度。鲁迅的这些思路,也印证了恩格斯的精辟论述:“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

参开文献:《祝福》、《离婚》、《 伤逝》

第二篇:悲哀的抗争—鲁迅笔下的妇女形象

悲哀的抗争

——鲁迅小说中女主人公形象初探

文学院0503班 王悦 05010316 [内容梗概]:妇女问题,是关系社会文明的重要问题。鲁迅,对妇女问题始终给予极大的关注。他在作品塑造了众多封建社会的妇女形象,通过描写她们一生悲惨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宗法制的种种罪恶,愤怒地控诉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作者在同情她们的命运,关注她们的生活有的同时,也为她们的解放道路作了深层次的探索。

[关键词]:

单四嫂 祥林嫂 子君 爱姑 悲惨 反抗

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作家对广大妇女的命运总是寄予了特别的关注和同情。他们以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丰富的审美意蕴,精心塑造了一个个真实动人的女性形象。在这个基础上,鲁迅小说中由单四嫂(《明天》)——祥林嫂(《祝福》)——子君(《伤逝》)——爱姑(《离婚》)四位女主人公组成的妇女形象,不仅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广大妇女在封建礼教统治下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和所进行的无力抗争,而且对妇女自身所背负的历史的负荷和精神的重压,作了全方位的剖析和多角度的透视,从而体现了鲁迅对中国妇女心态的深度把握和妇女解放问题的非凡思考。在这组妇女形象的身上,深深地烙上了属于鲁迅的那种深邃思想和高超艺术的印记。

《明天》的主人公单四嫂,“是一个粗笨女人”。她勤劳善良,丧失丈夫后,遵循着封建礼教“从一而终”的观念不敢改嫁。她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只想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和儿子。然而,厄运却向她袭来。宝儿生病,求签、许愿、吃偏方,宝儿的病依旧不见好转。她只好把希望押在庸医小仙身上。但宝儿最终还是死了,这个寡妇的最后一点希望也随之破灭。

深受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思想毒害的单四嫂,养成了逆来顺受、愚昧麻木、毫无抗争意识的奴隶性格。她对自己所遭受的一切打击和不幸,只是通过所寄托的如梦幻般的“明天”,依旧是永远无法兑现的梦。

鲁迅曾指出,妇女“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①”。单四嫂对封建道德教条的一味遵

从,对自己的命运甘心情愿地任人摆布,这就意味着等待这个可怜寡妇的,只能是更沉重更无穷尽的痛苦和悲哀,是更漫长更黑暗的无情岁月。

和单四嫂一样,《祝福》中的祥林嫂,这位勤劳善良的普通村妇,也是被封建礼教吃掉的弱小者。封建社会的买卖婚姻使祥林嫂嫁给一比她小十岁的男人,丈夫死后,其婆婆又将她像牲畜般的卖给贺老六。但第二次婚姻更不幸,夫亡子丧,大伯收房,将她赶出贺家坳。当走投无路的她再次到鲁四爷家作佣工时,她已被封建礼教判定有罪:寡妇再嫁,伤风败俗;克夫克子,更是不祥之物。为赎罪名,祥林嫂用光她的工钱,到土地庙里捐了一条门槛,当作自己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然而,不管她怎么为自己的命运竭力挣扎,她的种种努力始终得不到人们的许可。最后,在人们喜气洋洋的祝福声中,祥林嫂结束了自己悲惨的一生。可以说,祥林嫂是被封建社会政权、族权、夫权、神权这四条绳索活活勒死的。

封建卫道士鲁四爷,他不但对祥林嫂这个廉价劳动者进行残酷的剥削,从身体上对她进行摧残,还从精神上进行无情打击,指责她“不干不净”、“败坏风俗”。最后将她踢出门外,使她沧为乞丐,最终倒毙街头。族权的代表者婆婆和大伯,一个将守寡的她当牲口出卖,一个又将夫亡子丧的她赶出家门。这一出卖一驱赶,充分暴露了封建礼教的虚伪和残酷,也使祥林嫂身心受到了打击。之后,社会无处不在的神权思想,又继续给她精神上的重创。柳妈对她宣传阎王对寡妇再嫁惩罚的因果报应,这使从肉体到精神都受着双重奴役的祥林嫂陷入极度的恐惧之中,尽管柳妈这种并非恶意的恫吓带着封建迷信色彩,但愚昧麻木的祥林嫂却深信不疑。当她“捐门槛,赎了罪”后,坦然去拿祭器时,四婶的一声“你放着罢,祥林嫂!”无异是死刑判决。封建神权这最后的致命一击,无情地碾碎了祥林嫂最后的希望。除了死,她别无选择了!祥林嫂最终被封建制度这座大山压碎了。她的死,是鲁迅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彻底批判与否定。

鲁迅在揭示封建势力对祥林嫂迫害的同时,也挖掘出在她身上的反抗因素。但她这种反抗意识是朦胧的。由于长期以来,受着封建反动文化思想的毒害,所以祥林嫂本能地以封建文化所规范的行为准则,作为自己的处世为人的依据和标准,故她的反抗是受封建思想意识支配的。她第一次逃到鲁镇工谋生,这种对族权和夫权的反抗本是正当合理的。但她不懂这是她求生存的权利,她逃走的目的只是为了逃避婆婆的虐待,最后她还是被婆婆劫回卖掉。她被强迫改嫁时,也拼命反抗,但这

种是对“从一而终”的恪守,是对封建节烈观的愚忠。最后,她临死时发出的究竟有没有魂灵地狱的疑问,虽然表明她对封建神权思想有所怀疑,但她的思想依旧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祥林嫂这一系列的挣扎和反抗,是不自觉的,其力量是微弱和苍白的,她最终还是被要深蒂固的封建大网络所捕杀。祥林嫂的最终死去,虽然与自己的愚昧软弱不无关系,但根子还是吃人的封建制度。

相对单四嫂、祥林嫂来说,《离婚》中的爱姑,是鲁迅妇女题材小说中最具反抗性的农村妇女形象。爱姑十五岁嫁入施家,婚后其夫另有新欢,要撇掉她。为了不被丈夫离弃,她大闹的,不是离婚,而是不离婚。她在众人面前怒骂其夫为“小畜生”,其公公为“老畜生”,这种大胆、泼辣、不屈不挠的性格,使这场斗争显得激烈和火药味十足。“打过多少回架,说过多少回和,总是不落局。最后,在七大人的“调停”下,爱姑的不愿离婚最终还是离了。

在庞大而坚固的封建势力面前,爱姑这条不安分的鱼,只能在水池中掀起几点水花,最终还是摆脱不了被吃的命运。她想凭借个人的力量,去冲破用几千年时间织成的强大的封建罗网,那只能是妄想。当她意识到这点时,却又可悲地把希望寄托在七大人身上,认为他会为她主持公道。而封建秩序和封建利益的维护都是由七大人之流操纵的。爱姑这种天真幼稚的想法和行为,最终只能自吞失败的苦果。在潜意识里,爱姑认为被丈夫休掉是“失节”的大事。在封建社会性,只有休妻,没有离婚,而休妻是当时社会被人们尤其是妇女认为最耻辱的事情,被休之人,其地位连寡妇也不如。为此,爱姑才反抗,想讨回一个“说法”。爱姑表现出来的行为,说明她灵魂深处还是被封建伦理道德中的“从一而终”的观念牢牢地统治着。从这一角度看,尽管她的反抗激烈,但其意义是有限的。

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封建社会农村妇女的典型形象,在数千年漫长而黑暗的艰难历程中,所受的封建思想毒害更深,背负着更为沉重的精神重压,灵魂深处被奴化被扭曲更为严重。作者鲁迅对她们表现出更大的关怀与同情,同时也表现出无限的悲哀和忧愤。

作为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鲁迅,在关注妇女问题时,不但把眼光放在农村妇女身上,也把焦点放在城市的新型女性身上。

《伤逝》是鲁迅以城市知识女性作为主人公的作品。子君与祥林嫂不同的是,她受过知识的熏陶,是被“五四”新风浪吹醒的知识青年。她敢爱敢恨,具有叛逆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子君追求个性解放

子君,作为五四时期的新女性,她对封建势力的反抗,她的大胆和坚决的性格,确是证明了“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的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②她对自由的追求,对爱情的忠贞确是大无畏的。子君不但“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了”,而且勇敢地喊出了个性的最强音“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他们一起“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说明他们的思想有着共同的基础。他们受西方自由平等、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奋起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

(二)、子君与涓生成功同居

共地同居同志趣和追求使两颗年轻的心贴在一起,涓生因为看不见子君而感到“百无聊赖”,并为子君的安全忧心忡忡,“莫非她翻了车么?”“莫非她被电车撞伤了么?”一旦子君来到自己身边,他就感到内心充实,提着的心也就“宁帖”下来。子君更是为了和涓生恋爱,不顾一切议论和阻拦,毅然冲出封建家庭,表现出大无畏的勇气和决心。她对路上遇到的各种敌意的眼光“全不关心”,两个青年人为着他们的纯真爱情和个人幸福,勇敢地跟周围的封建势力作斗争,并以两人的结合向封建社会予以强有力的回击。

(三)、子君与涓生爱情的破裂

他们同居后,幸福和甜蜜的生活却没有多久就开始有裂痕。子君在建立小家庭后,缺乏远大的生活理想,全部精力忙于烧饭、做菜,忙于饲油鸡、喂阿随,见识越来越短,经常和官太太暗斗。她沉入日常生活而不作超越性人生追求是她生命中的缺陷。而涓生从恋爱转入婚姻后,由于不能从浪漫中回归到日常生活的现实,因而失去了爱情“更新、生长、创造”的心理能力。面临生存危机时,如何处理基本“求生”的难题时,他却避免与爱人共患难,从而在不顾惜爱人或曾爱过的人的生死的情况下先保证自己的生存,涓生虽标榜男女平等,也真心希望子君能与他共同奋进,却仍摆脱不了男权意识,最后还是习惯性地以女性为牺牲,抛弃了子君,最后子君死去。而涓生在他的“悔恨和悲哀”中自责,抱着悔恨的心情迁回原住的会

馆。涓生和子君这一对由浪漫转入婚姻生活的男女也由此而收场。

茅盾在1927年时就曾指出:“主人公幻想终于破灭,幸运的恶化,主要原因是经济压迫。”假如没有封建势力的经济压迫,使这个小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子君就不会成为涓生的拖累而遭抛弃。这是子君失败的原因之一。

此外,子君的失败,主观因素也是显而易见的。她死于自身未褪尽的旧思想和依赖性;她死于自己的懦弱庸俗和谋生无力。子君一心追求的只是婚姻自由,目标如愿后,就把所有的心思和希望投入那个用爱组建的小家庭生活当作整个人生意义,把自己的幸福生活寄托在涓生身上,而忽略了婚姻家庭支柱的经济基础。子君这种全然陶醉在爱巢的生活,已没有了家庭生活以外的斗志,她的性格开始变得平庸怯弱,她已与现实生活脱轨。当家庭经济出现危机,她的幸福梦将要打破时,她曾振动过的翅膀已振动不起来了。经济的压迫,使谋生无门的子君,不得不回归封建家庭,最后无声地死去。鲁迅在早前所写的《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就曾深刻地指出:脱离现实的经济斗争,妇女的个性解放,只能是说诳和做梦。子君正如娜拉那样,“不是堕落,就是回来”。③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地位,没有独立自立的意识,只能依赖他人的女性,是注定要在家庭和社会中遭遇不幸的。子君的可悲之处,在于其身的思想局限与认识局限。

子君虽然成为追求个性解放的牺牲品,然而,她毕竟从封建桎梏中冲出来了。她与封建道德礼教毅然决裂的呼声将会成为时代的强音,她那凄丽的悲剧形象将使中国妇女,从中受到启发和鼓舞。

本着“为人生”的启蒙主义精神,借着对受压迫妇女的痛惜之情,鲁迅以悲愤的现实主义笔调,去揭露病态社会的魂灵。

作者塑造了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这几个血肉丰满的艺术典型,通过她们在封建社会及其道德礼教迫害下的悲苦人生命运,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宗法制度的黑暗和愚民政策所造成的罪恶。这是鲁迅塑造这些妇女形象的目的之一。

怎样才能使妇女脱离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获得真正的,争得做人的权利,这也是鲁迅深切关注和一直思考的问题。鲁迅对封建社会及其制度历来主张进行坚韧的战斗。

为此,在他的作品中,多处描写了女主人公们的挣扎与反抗。为了使自己获得起码的生存权利,祥林嫂一生都在反抗与挣扎;而爱姑,反抗更是强悍而出格;特

别是子君,自学运用了时代的新武器——资产阶级个性主义和个性解放来对抗世俗,争取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这些反抗,对强大的封建社会及其宗法制度来说虽然是微弱的,但却是顽强的,是茫茫黑幕笼罩下闪耀出的曾耀眼一时的火花,使人从中看到了“中国女性„„在不远的将来,更要看见辉煌的曙色。④”对这些女性们身上表现出的对封建恶习势力的奋不顾身的反抗行为,鲁迅显然是无限赞同与极力支持的。鲁迅的这一态度,与他指出的妇女要获得解放,必须把妇女解放运动融入社会革命大潮之中,只有解放了社会,妇女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观点是一致的。

半个世纪前鲁迅塑造的妇女形象,她们的反抗与挣扎,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了,但她们这种抗争精神及不屈性格,却启示和鼓舞了无数的后来姐妹,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鲁迅作品所塑造的这些妇女形象,其意义是深远的。

[研究综述]:在作这篇论文之前,我查阅了许多资料,发现研究鲁迅的学者很多,无论是研究他的作品本身,还是研究他的思想特色,抑或是他的文学主张。我想,我是无法跨越这些学者的思想,而挖掘出什么新的观点。本来是准备放弃的,直到在渐江师范学院学报(1981第2期 P9—P16)看到文心慧老师的《鲁迅描写妇女题材小说的深刻性》一文后,我就决定写一篇综论鲁迅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的悲剧形象的论文。对这类题材,李德尧在《自我内省中的苦闷》(荆州师专学报,1986.3,P31—P36)中提出了《伤逝》的情感价值,姚馨丙在《直面惨淡的人生——鲁迅小说中女主人公形象新探》(佳木斯教育研究学院学报,1990.8,P38—P44)中也作了研究。

众多的学者认为,鲁迅笔下的妇女形象“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⑤” 是中国妇女悲剧命运的缩影。鲁迅正是运用妇女解放的尺度,反映了旧中国广大妇女的极端不幸、屈辱、愚昧和痛苦。也正是通过对旧中国妇女悲剧人生的生动描绘,折射出旧中国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极端黑暗、残酷、腐败和反动,从而发出了惊世骇俗、激起千百万青年猛醒和奋进的“呐喊”:“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掉这厨房”、“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⑥

[注释]:

①、《热风·随感录四十》 鲁迅 ②④、《伤逝——涓生的手记》 鲁迅

③、《〈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

⑤、《<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12页 ⑥、《<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第217页

[参考文献]:

[1]、李德尧.《自我内省中的苦闷》.荆州师专学报,1986.3,P31—P36 [2]、文心慧.《鲁迅描写妇女题材小说的深刻性》.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1.2,P9—P16 [3]、姚馨丙.《直面惨淡的人生——鲁迅小说中女主人公形象新探》.佳木斯教育研究学院学报,1990.8,P38—P44

第三篇:鲁迅笔下知识分子形象浅析

摘要:浅析鲁迅的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的形象,看看这些人的形象能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而鲁迅又为什么会写这些人,同时还将他们作为小说中的典型人物来写。在他的身上是如何体现出了鲁迅先生所说的劣国民性的。将他们所属的类型一一划清楚,同时还将这些所谓“知识分子”的形象进行具体的剖析,进而观察在这些人身上是怎样来体现当时社会。但是,对于知识分子形象,大多数评论者却认为他们的命运固然说明了封建礼教对他们的压迫和毒害,反映了社会的黑暗。但主要是显示了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和缺点,即追求功名、个人奋斗、脱离群众、软弱动摇等,鲁迅刻划他们,就是要指出知识分子必须彻底改造。笔者从鲁迅作品中的人物分类和作者的态度两个方面来谈谈自己的一些拙见。

关键词:

鲁迅作品 封建制度 封建思想 讽刺

鲁迅笔下知识分子形象浅析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巨匠,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人。鲁迅的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结晶,民族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的“民族魂”。鲁迅是个社会批判家,他的文章是攻击时弊的。若要了解鲁迅,就得研究他的小说——特别是他的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小说集《呐喊》、《彷徨》代表着鲁迅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也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两部著作不仅在思想内容方面表现的深刻、丰富,既尖锐批判了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又揭露了封建卫道者的虚伪,还广泛而深刻地概括和反映了当时的农民问题、知识分子、妇女问题问题以及民主革命问题和反封建反传统问题等社会现实,并热情呼唤有别于旧民主革命的新的革命的到来,流露出了新文化阵营分化时期知识分子寂寞、苦闷、彷徨和探索的心情,解剖了知识分子灵魂。而且,在艺术形式上作者以其纯熟的艺术技巧着重塑造了大批有代表意义的典型形象,创造了全新的小说格局。其中对知识分子形象的生动描写占了小说人物形象塑造比重的大部分。要对鲁迅小说的思想意蕴得以深刻领会,就不得不对这批最具说服力的艺术典型的精神所在进行认真探索和分析。

一、封建社会制度下的知识分子形象

(一)封建制度的牺牲品

“科举式的封建等级制度给每一个‘田舍郎’以‘暮登天子堂’的幻想”,《白光》中的陈士成、《孔乙己》中的孔乙己、这二人都是想通过科举来实现人上人的梦想,但是在没落封建社会这只能是幻想。他们二人深受封建思想毒害,进而家道中落、屡试不第、穷困潦倒,最后成为被封建思想毒害的下层知识分子。在他们的身上充满了旧式文人的酸腐气味,作者通过对他们的描写,一方面批判了封建科举制度,另一方面又同情了受其毒害的下层知识分子。

《白光》里的陈士成,同样也是一个穷困潦倒,上不去也下不来的老童生。尽管作家字面上无一批评的词句,但在笔下却完全呈现出一种与写孔乙己大不相同的艺术境界,给人以不同的感受。小说通篇没有过多的触及到陈士成的生活环境,或者简直可以说,这是一篇精彩的白描。这个陈士成,像孔乙己一样,是一个没有运气,考了十六次也没有中试的老童生。不同的是,他出身于没落的富庶阶级。这陈府有过它光荣的过去,“陈氏的祖宗是巨富的,这屋子便是祖基”。在陈士成的心目里,他这书香门第的世家子弟,理应一步青云,功名富贵、唾手可得,但他竟然会屡试屡败,这岂不是考官不懂文章,有眼无珠!封建科举制度和没落世家的妄自尊大,在他的生活和精神上造成了一个种对功名富贵疯狂追求的欲望,一心指望“隽了秀才,上省去乡试,一径联捷上去,„„绅士们既然千方百计的来攀亲,人们又都像看见神明似的敬畏,深悔先前的轻侮,发昏,„„赶走了租住在自己破宅门里的杂姓——那时不劳说赶,自己就搬的,——屋宇全新了,门口是旗杆和扁额,„„要清高可以做京官,否则不如谋外放。„„”多少次黄粱美梦,出现在陈士成的幻觉里,但一次又一次的考场失意,飘散了他的梦。颓丧,空虚在袭击着他的生活,而那好梦却又不因此而消逝。愈失意,愈狂热,为功名利禄燃烧起来的近似兽性的欲望,使他一次又一次把那纠缠着他的好梦,雕塑的更美满,更完全„„但这毕竟是第十六次了,“这回又完了”,“他平日安排停当的前程,这时候又像受潮的糖塔一般,刹时倒塌,只剩下一堆碎片了”,“挡住了他的一切路。”于是,那功成名就的梦想破碎了,又为金银狂想的白光所代替——“左弯右弯,前走后走,量金量银不论斗。”绝望把陈士成变得疯狂。“陈士成的利欲之心在一次又一次失败的考试中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越来越膨胀,终于导致了他的死亡。你也许会觉的他可怜、活该,是自取灭亡,谁让他那么贪心了。可是别忘了,他所有对科举道路的贪婪幻想是被那个等级分明的社会刺激出来的。那个社会给他规定的人生道路就是那么狭窄,要么不计一切成为上等人,要么就被人踩在脚下”。最后终于在不能自制的狂乱中,扑向闪烁着白光的湖水,结束他落魄的一生。

孔乙己的时代,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古老的中国。封建王朝和腐朽的封建制度,在思想和物质上都无力对抗西方列强的侵袭。许多有识之士,奋起要求变革,但是僵化、保守的观念和传统,却仍束缚着许多人的身心,反动势力也疯狂地对抗进步的潮流。在这样的社会大转型、大动荡时期,像孔乙己这样徘徊在旧秩序之中的读书人,既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更没有机会投身到变革的大潮中去,只能成了文明发展、社会转型中的落伍者和牺牲品。抱残守缺,死要面子,孔乙已是清末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却有别于一般下层社会的劳动

者。孔乙己和那些做工的短衣帮们同样站着喝酒,但是他却以为自己是读书人而看不起劳动者。孔乙己为了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竟一直不肯脱掉那“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的长衫。说起话来满口之乎者也,时刻不忘显示自己读书人的身份。甚至当别人戏弄他时,他还一再表现出自命不凡、孤芳自赏的傲气。只有当人们触到他灵魂深处的伤疤——“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时,才意识到自己的沦落和低微。封建社会正统的思想,对农工商是歧视的。“学而优则仕”一直是知识分子的目标。在这种封建教育的熏陶下,孔乙己自然鄙视体力劳动,至于经商营业,更是令他不耻。“君子固穷”既是他的人生信条,也是他沦落社会的“挡箭牌”。他虽写得一笔好字,但好喝懒做,不会营生,甚至将要讨饭。不得已去做些偷窃的事,遭人嘲笑,被人毒打,却偏偏要涨红了脸去辩解,说“窃书不能算偷”,“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死要面子,最后落到被打折腿的惨境。“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莲蓬的花白胡子”,形象地刻画出一个穷困不得志的老知识分子的形象。把孔乙己的社会地位、思想性格和所受的教育揭示得十分深刻。

(二)封建思想的维护者

《 肥皂 》中的四铭、《高老夫子 》 中的高尔础等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和追随者,他们的灵魂已经完全腐朽,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满肚子男盗女娼,他们既是封建道德的卫道士、假道学,又是不学无术的文人垃圾、文人败类。作者对他们只有批判,没有同情。

《肥皂 》 中的四铭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假道学。他神气十足地以有教养的正人君子自居,声言要维护伦理道德,向败坏风气的坏学生及恶社会宣战,但内心里却丑恶至极。他在街上被两个光棍对年轻女乞丐说的“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的猥亵话所挑动,萌生邪念,情不自禁地多次讲述“孝女”的德行及光棍的秽语。通过他老婆“简直是不要脸”的唾骂和何道统的放荡大笑,把四铭内心的隐秘揭露得淋漓尽致。喜剧性的笑声,使这位伪君子无可逃遁地现出了原形。

《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更是新旧两种文化夹缝中的中性人。他标榜道德高洁、心性纯洁,骨子里却卑鄙肮脏,腐败丑陋。此人虽身为一个女校的历史教员,虽然易字“尔础”以表仰慕俄国文豪高尔基之心,还发表中华国民皆有整理国乐之义务宏论,但却是个不学无术,假充正经的伪君子,坐在牌桌上凑着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无一不做。“他教课的动机是‘看女人’,正如他的牌友所说:“‘外面看看还不够,又要钻到里面去看了,’在备课过程中功夫全费在照镜子和如何遮住眉棱上的瘢痕上。”作者通过高尔础这个表面挂着顺应世界潮流招牌,内心却是个不学无术的文人败类的形象,借此来嘲讽了维护封建思想的无耻文人。进而有力的讥讽和抨击像高尔础之辈的无耻嘴脸。

四铭和高尔础这两个知识分子处于新思潮较盛行的都市,与闭塞保守的乡镇中的鲁四老爷们相比,他们是新旧两种文化夹缝中的封建怪胎 , 既在表面上标榜道德高洁,心性纯净,骨子里却是卑劣肮脏、腐败丑陋的灵魂。他们在虚伪的“卫道”中遗失了健康的人格和自己的良知。鲁迅所写的具有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包括以上两种类型,即受害者和维护者。而对于他们的刻画,鲁迅始终是抱着“启蒙教育”的思想和改良人生的目的,因此其小说的题材“多采至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效的注意”而反封则是鲁迅小说的重中之重,只有多揭露一些与封建有关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可叹之处时,才能够真正地惊醒世人达到疗救世人的目的。

二、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形象

鲁迅生活在清末和民国中后期那个年代,当时大资产者和封建买办及帝国主义共同统治着中国。事实上,“五四”以后的中国社会,虽然受到新思想的冲击,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动摇性、妥协性,中国大地仍到处充斥着腐败、落后、黑暗和贫困,封建势力顽固地占据着政治舞台,广大人民群众仍处在军阀专制的奴役之下,遭受着非人的待遇。知识分子在当时也是和劳动人民一道受难。

《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头发的故事》、《端午节》中的方玄绰、《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青年、以及《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而在这些人的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具有现代的意识、进步的思想和改革的要求、也曾有过为自己理想而奋斗的辉煌历史,但是随着岁月的考验,生活的磨练后,他们的反抗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所以他们又全都消沉了。这类形象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也是鲁迅最为看重的知识分子,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失败的故事,看到他们的悲剧其实是时代和社会的悲剧,也是他们自己意志薄弱的悲剧。

(一)软弱的知识分子

《端午节》中的方玄绰虽然也对黑暗的现实不满,但是他却决不会去想怎样抗争,而是总用“差不多”来说服自己得过且过。即便是生活上困难重重,他也是继续保持“乐观的精神态度”,甚至去赊上酒来进行自我安慰。当然他也并不真是心情那么平静的。例如:他也曾经有过买彩票的念头。可是当他的太太真的提出买彩票的后,他便说的他的太太没有教养,虽然方玄绰有觉醒的一面,可是在小说中,更多的是讽刺他消沉的一面,对于生活中的切身矛盾,他只是口头上的不满,欠薪不发,生活落迫,他也不参加同时的“索薪”斗争。他自命清高,认为“只有向他来要债,他从没有向人去讨过债”。但当所得到欠薪后,他又很“不费一举手之劳的领了钱”。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安分守己的人,但实际上他是一个满腹牢骚,躲避斗争的庸人。他坚持自己的处事原则。走投无路时,他就一步步麻醉自己。节日到了,薪俸不发,欠债难还,买物无钱,无可奈何中,他向酒家赊来一瓶“莲花白”,吃饱喝足后,他躺在床上念起《尝试集》来了。总之方玄绰的形象是:“庸俗、软弱、自私、麻木,虽然他曾经有过觉醒和作为,但最终还是在黑暗现实的重压之下失去前进的信心,甚至消沉堕落。虽然方玄绰的消沉让人觉得可怜,但是黑暗的现实不得不让人对引起方玄绰的这种可怜的社会背景提出疑问: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方玄绰变得消沉的呢?这也就是作者写它的原因。目的是要唤醒那些即将沉睡或已经沉睡的知识分子。《幸福的家庭》所写的是一个为了挣几个稿费养家糊口的穷苦的文学青年。他为了迎合时尚潮流,决定构思一篇名叫《幸福的家庭》的小说。可是现实的残酷打破了他的白日梦,作者用这种笔法善意的嘲讽主人公的虚幻的理想。

(二)落魄的知识分子

《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原是热血青年,身上闪烁过民主革命的思想火花,很有些反抗和改革封建社会的理想,曾参加过反封建的斗争,和同伴“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也曾“到城隍庙去拔掉神像的胡子.......”是个敏捷精悍的人物.但几经生活的磨难,身上锐气渐减,自感青年时代的梦没有一件实现.迫于生计,便敷衍着教点“子曰诗云”,随波逐流,做些“无聊的事”以满足别人和慰藉自己,正如其本人所述:象一只苍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回到原地方。吕纬甫就这样:当年,思想激进,热心改革;现在,为了每月几十元生活费,不惜对学生宣扬封建思想。当年,“敏捷精悍”;现在“迂腐”“麻木”,万事敷衍随便,以后还预备这样混过有限的生命,连明天怎么过也不知道,甚至连后一分钟也不知道。作品通过吕纬甫的失败,颓唐和退缩,有力地控诉了旧社会的吃人罪恶,同时也批判了知识分子软弱无能,缺乏毅力,不能将斗争坚持到底的局限性吕纬甫的形象真实的反映了辛亥革命以后知识分子的彷徨、苦闷、动摇、表现了像吕纬甫这部分人由激进到消沉,倒退的一个历史侧面,批判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同时也暴露了封建势力沉重的压迫,便是正值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走投无路,就像鲁迅先生的好友,范爱农“一位觉醒的知识分子,但是无法在黑暗的社会立足,最终于这个社会妥协”,作者借这个形象给当时的知识分子敲响了警钟:吕纬甫的遭遇值得同情,但他不是一个反抗和改革黑暗中的战士,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走他的路。

《孤独者》里的魏连殳,在“五四”时期比吕纬甫要激烈一些,持续的时间也比吕纬甫长久.但他颓唐得更严重,堕落得更可怕。他迫于环境,不得不然,无可无不可;而他则是用主动自残为手段,来进行消极抵抗与报复的;他给人的印象是阴郁,冷漠.“孤寂和悲哀”是其身上的主旋律,“对人总是爱理不理的”,“词气”“冷峭”,使人“悚然”,“素性这么冷”,甚至连笑也是冷冷的。世事升沉无定,冷酷的世界造就了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性格,亲自编织了“独头茧”,把自己包裹在里面。但世俗偏不允许他与世隔绝,在“流言”,“失业”的追随,打击下,他不得不抛弃理想,屈服现实,躬行起“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窘迫之间,当上了军阀部队里一个师长的顾问,时时“有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 然而,魏连殳还是在“胜利”的喧笑声中独自负着内心的创伤寂寞死去。作品借这个形象揭示了理想和现实的冲突,革命力量和习惯势力的冲突,笼罩着辛亥革命失败后令人窒息的历史气氛。

(三)迷惘的知识分子

《 伤逝 》中的涓生和子君都是 20 年代初期具有某种程度的民主思想的知识青年。他们互相认识后,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大胆地追求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并且不顾强大的封建势力和世俗偏见,勇敢地冲出封建家庭,走到了一起。但是,他们在一起生活没有多久,彼此间的冷漠就代替了热恋。女主人公子君作为五四时期的新女性,她对封建势力的反抗,她的大胆和坚决的性格,确是证明了“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她对自由的追求,对爱情的忠贞,尽管周围的人对他讥笑,她却是大无畏的。涓生在开始也真正是全身心地爱子君,他们一起“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

习惯,谈男女平等„„”说明他们的思想有着共同的基础。对这些,鲁迅都是赞扬的。鲁迅对子君和涓生的思想性格上的弱点和缺点,批评也是很明显的。子君缺乏远大的生活理想,她在建立起小家庭之后,便用全部精力忙于烧饭做菜,忙于饲油鸡,喂阿随。她至死未悟“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个十分浅显的道理,涓生虽逐渐认识到生存温饱要比爱情来得迫切和实际,认识到“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但是,他们的爱情怎样才能更新、生长、创造?他们新的生活道路到底在哪里?这一切,他自己也并不很清楚。当局长一纸公文断绝了他的生活来源后,他最初还是做了多种努力,想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处境。当一切努力失败后,他竟错误地把一切责任都归于子君,认为:“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了她”,最后终于提出了和子君分手。涓生本以为和子君分手后可以自由奋飞,子君也可以获得解脱。然而,他没有想到,离开子君后他依然是求告无门,走投无路,处于绝境,只有一个人在会馆“寂静和空虚”的破屋中,带着“悔恨和悲哀”回首往事。而子君呢?涓生与子君分手,实际上是将她重新推回到了她曾经挣脱出的封建家庭。于是不久,她就走进了“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就这样,涓生和子君这对曾经热恋、相爱,并大胆地走到一起的青年男女,最后以悲剧结束了他们的爱情生活。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局,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他们二人对现实没有足够认清,同时他们的奋斗目标只停留在了“个性解放”和“恋爱自由”上了。所以一旦他们走到了一起之后,便失去了奋斗目标,彷徨于生活中,外加上涓生的自私,与子君的怯弱,最终导致他们分手,直至毁灭。鲁迅之所以这样写,就是对那罪恶的旧社会的强烈控诉。提出“中国青年,特别是妇女,究竟怎样才能从旧势力压迫下得到解放。

三、鲁迅对作品中知识分子的态度

鲁迅进行小说创作的前前后后,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变革。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导致了清王朝的覆亡。《呐喊》和《彷徨》这两部小说塑造了多位知识分子形象,鲁迅在描写他们时,结合对黑暗社会制度的批判,同时也暴露了他们自身的愚昧和弱点,对他们沉醉于科举考试和封建旧思想的行为以及软弱的个性给予了深刻的批评。但鲁迅所表现更多的却是对他们的同情、关注,以及对科举制度和封建道德对他们的毒害的愤慨,对他们悲惨命运和不幸结局的怜悯,对造成他们不幸命运的封建社会的鞭笞。

鲁迅在自己的作品中用巨大的的篇幅来描写知识分子,对他们的痛苦生活给予极大的关心,决非出于偶然。他既不能像有的评论家一样表现自己,也不仅仅为了写出知识分子生活的痛苦和无告,他对知识分子问题倾注巨大的热情,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鲁迅对这些人物的态度本来是非常清楚的,即认为他们是“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对他们的悲惨遭遇寄予了极大的同情。与此同时,也看到他们身上存在的这样那样的弱点缺点。对他们作了诚恳的并且也是深刻的批判,希望他们能摆脱困境,奋发地努力,在人生的道路上前行。应该说,对这些知识分子,鲁迅表示同情和给予的批判尽管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是基本认识和态度上是一致的。对于知识分子的形象,大多数评论者却认为他们的命运固然说明了封建礼教对他们的摧残和压迫,反映社会的黑暗。但主要是显示了知识分子主观的弱点和缺点,既追求功名,个人奋斗脱离群众,软弱动摇等,鲁迅刻画这些人物现象,就是要指出知识分子必须彻底改造.我认为鲁迅的这种思想不仅仅是当时知识分子的觉醒,现在的我们甚至将来的人也是如此,我们应该明白这种事实。我相信鲁迅笔下的这些知识分子成为一面反映社会的镜子。这在鲁迅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中,都得到了这样的反映.那些栩栩如生的知识分子形象,就是鲁迅对现象观察的艺术结晶。总观鲁迅写知识分子的作品,他对知识分子的弱点和缺点有揭露有批判,那也正像他把贫苦农民的弱点和缺点有揭露有批判一样。他很同情在社会底层的农民,我认为鲁迅写农民阶级的作品不是对农民主要抱批评、批判的态度,而肯定他主要是同情,说他批评农民也是出于同情,是希望他们摆脱落后状态,争得真正做人的权利,而有人偏偏在读鲁迅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小说,却说鲁迅对知识分子主要是批判的态度,其实,鲁迅写知识分子的缺点和弱点,批评他们也是出于同情,希望他们克服这些弱点和缺点,要他们觉醒过来。使人们对这个罪恶的旧社会有个清醒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卢今,《鲁迅短篇小说欣赏》,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2、赵晓笛,《鲁迅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十一期。

3、冯奇,《论〈伤逝〉个性解放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王瑶,《鲁迅作品论集》,1984年版。

5.李春华,《鲁迅选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版。

第四篇:浅议鲁迅笔下知识分子的形象

浅议鲁迅笔下知识分子的形象

内容摘要:

鲁迅先生的《呐喊》与《彷徨》中写知识分子的题材的小说主要有14篇,在这14篇中,鲁迅真实的描述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具体的主要分为:具有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以及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他们的身上体现了中国的旧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可悲性。

关键词: 知识分子 封建思想 小资产阶级思想 觉醒

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我们国家正在日益强大,我们的中国梦正在成为现实,在这辞旧迎新的发展之中;在这继往开来的文化传承之中;在这欣欣向荣的精神文明建设之中;我们不要忘记,还有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一位高尚的文学家、一位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思想家——他就是“鲁迅”。是他带领文学界的革命先辈们,开创了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小说运动可以说是没有他,就没有我们今天的“鲁迅著作”;又是他带领文学界的革命先辈们,开创了新文化运动中的国语运动。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我们今天的“鲁迅精神”。然而,普及鲁迅著作,学习鲁迅精神,是提高中华民族素质、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更是具有代表性,我们可以通过对他们的学习,来更入的了解在解放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因此,我们更应该将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加以重点学习,以便能更好的继承和发扬鲁迅先生的优秀思想。鉴于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纷繁复杂。因此,本人特意将其分为几大类型,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加以分析和理解。

一、具有浓厚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形象

由于从秦初到清末,封建阶级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封建思想又已经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所以在鲁迅的小说里有一大部分是描写和封建思想有关的知识分子。在他们当中,有的成为封建思想的受害者、有的则成为封建思想的维护者。下面就让我们从受害者和维护者这两方面来看看具有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形象。

(一)、受封建思想毒害的知识分子形象。

例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白光》中的陈士成。这二人都是深受封建思想毒害,进而家道中落、屡试不第、穷困潦倒,最后成为被封建思想毒害的下层知识分子。在他们的身上充满了旧式文人的酸腐气味,作者通过对他们的描写,一方面批判了封建科举制度,另一方面又同情了受其毒害的下层知识分子。我们先以《孔乙己》中的孔乙己为例,来分析一下:

孔乙己是一个辛亥革命前受到封建思想严重毒害和摧残的下层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是封建教育科举制度的牺牲品,在他的身上即有可悲的一面,又有可爱的一面。首先我们来看看他的可悲之处:孔乙己虽是一个下层的知识分子,却不同于其他的下层社会的劳动者。孔乙己虽然和那些短衣帮们同样是站着喝酒的,但是他却看不起那些短衣帮。孔乙己为了显示自己是读书人,竟然一直都不肯脱掉那“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的长衫,同时他说起话来又是满口的“之乎者也”,甚至当别人戏弄他时,他还一再表现出自命不凡、孤芳自赏的傲气,即使是生存成了问题,但这个孔圣人的门徒依然是整日里只想“进学”,对造成自己如此狼狈生活的原因没有丝毫反省。“学而优则仕”一直是知识分子的目标。在这种封建思想的熏陶下,孔乙己自然鄙视农工商,因而他的生活自然十分穷困潦倒。当他不得已去干些偷书的事时,被人嘲笑,却硬要去涨红了脸的争辩,说“窃书不能算偷,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死要面子,最后落到被大折腿的惨境,作者通过对孔乙己的外貌和语言的描写,来揭示孔乙己的可悲之处。其次便是孔乙己的可爱之处——即他的心地善良。虽然孔乙己也干些小偷小摸的勾当,但是品行比别人都好,他从不拖欠酒钱,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同时孔乙己对孩子们也很热情,给孩子们分茴香豆和教“我”识字,都表现出他质朴善良的本性当他将仅有的几颗茴香豆分给孩子们一人一颗后,便“多乎哉?不多也”即流露出他天真的本性,又表现了他善良的心地,当孔乙己教我识字识字时“一个茴字有四种写法”一一将它们写在桌上,虽然显的孔乙己有点迂腐,但是从侧面反映了孔乙己的可爱之处吧。总之,纵观孔乙己的一生是极其不幸的,不仅表现在科举制度对他的毒害,也表现在短衣帮对他的嘲讽,但是最能表现出孔乙己一生不幸的是孔乙己的迂腐和麻木不仁。虽然他有可爱之处,但是他的可悲之处更加令人寒心。

纵观我国封建思想教育下的悻悻学子们,又有多少不是象孔乙己这样的呢!就拿收入《呐喊》中的《白光》一文来说吧,小说中的主人公陈士成为追求功名,而导致精神失常而死的知识分子形象与孔乙己的形象是多么的相似。

陈士成一个花费了毕生的精力去追求功名利禄的下层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与孔乙己相比,在他身上所体出的全部是封建文人的可悲之处。他一生追求着“携了秀才,上省去乡试,一经联捷上去······绅士们既然千方百计的来攀亲,人们又都象看见神似的敬畏,深悔先前的轻薄、发昏,”但是摆在眼前的是第十六回的名落孙山,“他平日安排停当的前程,这时候又象受潮的糖塔一般,刹时倒塌,只剩下一堆碎片了。”这一切的破灭,终于致使陈士成由“科举”梦变为莫名其妙的“白光”梦,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封建科举对他的毒害,使他无一技之长,最终穷困潦倒。这种人“如果穷困无聊了,那就更要修破书,擦古瓶,读象谱,怀祖德,甚至于翻肮脏的墙根,开空虚的抽屉,想发现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宝贝,来救这无法可想的贫穷”。“陈士成的利欲之心在一次又一次失败的考试中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越来越膨胀,终于导致了他的死亡。你也许会觉的他可怜、活该,是自取灭亡,谁让他那么贪心了。可是别忘了,他所有对科举道路的贪婪幻想是被那个等级分明的社会刺激出来的。那个社会给他规定的人生道路就是那么狭窄,要么不计一切成为上等人,要么就被人踩在脚下”。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被他人踩在脚下的,终于陈士成在“白光”的诱导下,用尽心力所挖掘的也只是象征陈腐和终结的一具零落不全的下巴骨,而那具下巴骨也便在他手里索索的动弹起来而笑吟吟的现出笑影,终于听他开口道“这回又完了。”最后,有人在湖里发现了一具尸体。纵观陈士成的一生,除可悲之处之外,就只能看到封建思想渗透下的封建文人的心里变态了。总之,不论是孔乙己还是陈士成,着两人都是具有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受害者。我们可以通过对他们的剖析,来发现封建思想教育下的知识分子的可悲。作者对他们的描写除了批判与同情之外,主要是为了向世人揭示封建思想的“吃人”本质,用以惊醒那些仍然麻木的具有封建思想的下层文人,使他们早日脱离苦海。

(二)、维护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形象。

如《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的高尔础等。他们表面上道貌岸然、满腹经纶,象个饱学之士,整日里说着伦理道德,实际上他们的内心已完全堕落,满脑子男盗女娼,是一些不学无术的封建道德的卫道士、假道学。作者对他们只有批判没有同情。

首先我们先看一看《肥皂》中的四铭。表面上四铭是一个“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的国粹派,组建“移风文社”以“挽颓风而存国粹”为己任,整日里鼓吹“专重圣经崇,祀孟母。”写什么“孝女行“,实际上他是一个“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的伪君子,其灵魂的淫秽无耻更甚于用言语挑逗乞丐少女的无赖光棍。例如:“四铭为了满足他的虚伪而又无耻的淫念,竟真的买了一块香皂,想在妻子身上实现咯吱咯吱遍身洗一洗的邪心淫念”又如他神气十足的以有教养的正人君子自居,声言要维护伦理道德,向败坏风气的坏学生及恶社会宣战,但内心里却丑恶至极,当他听到挑逗女丐的言语后,又情不自禁的讲述了“孝女”的德行及光棍的秽语,最后通过他老婆的“简直是不要脸”的唾骂,将四铭内心的淫秽揭露的淋漓尽致。《肥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讽刺小说之一,鲁迅把这一群‘卫道’之徒的丑态揭露的含蓄而深刻。四铭一面高嚷着:“学生也没有道德,社会也没有道德,再不想点法子来挽救,中国这才个要亡了。”而;另一方面却“不是骂十八九的女学生,就称赞十八九的女讨饭,都不是什么好心思。”虚伪的卫道使他遗失了健康的人格和自己的良知,本我被道貌岸然的面具和男盗女娼的腹心给泯灭了。由此可见,象四铭这样的维护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给社会带来的只有因循守旧,阻碍社会的前进。

与四铭相比,高尔础更是新旧两种文化夹缝中的封建怪胎。表面上标榜道德高洁、心性纯洁,骨子里却卑鄙肮脏,腐败丑陋。

其次,我们就来谈谈《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高老夫子本名高干亭,朋友们叫他高老杆,与老钵和黄三是一伙儿,专门一同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但是会得写几句洋八股,提倡国粹,得了社会上的称赞,他便追随俄国文豪高尔基改名为高尔础,同时被贤良女学校聘为历史教员,于是他便由老杆一跃而变为高老夫子了”⑤此人虽身为一个女校的历史教员,虽然易字“尔础”以表仰慕俄国文豪高尔基之心,还发着“中华民皆有整理国乐之义务”的宏论,但却是个不学无术,假充正经的伪君子,坐在牌桌上凑着“清一色”,看戏、喝酒、跟女人,无一不做。“他教课的动机是‘看女人’,正如他的牌友所说:‘外面看看还不够,又要钻到里面去看了,’在备课过程中功夫全费在照镜子和如何遮住眉棱上的瘢痕上。”作者通过高尔础这个表面挂着“顺应世界潮流”招牌,内心却是个不学无术的文人败类的形象,来嘲讽了维护封建思想的无耻文人。进而有力的讥讽和抨击像高尔础之流的文人墨客的无耻嘴脸。

总之,在四铭和高尔础身上这种极端丑陋的负面人格,正是封建文化的长期压抑,新思潮的强烈冲击所致,在他们的虚伪卑劣中,隐隐传来了封建帝国的倒塌声。

综上所述,鲁迅所写的具有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只有以上两种类型,即受害者和维护者。而对于他们的刻画,鲁迅始终是抱着“启蒙教育”的思想和改良人生的目的,因此其小说的题材“多采至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效的注意”而反封则是鲁迅小说的重中之重,只有多揭露一些与封建有关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可叹之处时,才能够真正的惊醒世人达到疗救世人的目的。

二、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形象。

从清末到民国中后期,大资产者和封建买办及帝国主义共同统治着中国,而鲁迅本人就生活在那样的年代。所以他亲眼目睹了当年的青年知识分子怎样由一开始的反抗逐渐变为对社会的认可,最后变成了消沉,混日子的过程。因此在鲁迅的小说里所反映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有很多的一部分是描写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而在这些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中又无非是写了大致的三种类型:即革命者、投机者、消沉者。下面我们就做一些具体的分析:

第一类具有革命精神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

夏瑜,这个出现在《药》中的知识青年。不仅牢头无法理解,茶客们说他疯了。老百姓拿他当“人血馒头”的原料,甚至连他的母亲也不明白,因为儿子为革命牺牲,他感到“羞愧”,夏瑜的革命理想和革命行动是可悲的,但更可悲的是他的鲜血竟被贫穷、善良的华老栓当作给儿子的“灵丹妙药”,当他在狱中宣传革命道理时,“年轻人们”感到“气愤”,并且群殴他,茶客们知道后又拍手称快。他劝极其反动的阿义革命,被打后,硬自以为阿义是“可怜虫”,而那些不听他的话,去造反的群众也是“可怜虫”。可是他在其他人的眼中却是不仅仅是可怜虫,更是“被吃的假药、骗钱的资本、鉴赏杀人的盛举、无聊的谈资”罢了。虽然夏瑜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但却是孤独与寂寞的。由此可见,夏瑜是多么的可悲。从而影射出当时的中华民族是多么的可悲——这是因为“华夏两家的姓其实是中华民族的代称,所以说两家的悲剧命运正是当时中国的写照。”我们从华老栓全家的无知,和茶馆里花白胡子、驼背、康大叔等人对夏瑜的死的麻木上,可以形象的感触到,如果再不进行思想启蒙的话,那么像这种为革命而流血的志士,仍然是不会被人理解的,当然在思想启蒙的治疗的中间,“也不免夹杂些讲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治疗的希望。”可见,鲁迅从写小说的伊始,就对社会给予极大的关注,对变革时代人们的命运给予极大的关注,而作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鲁迅,又一直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改革和变迁的启蒙者和先锋,特别是像夏瑜这样的人,更应该去做社会的启蒙者和先锋,所以鲁迅在写道夏瑜死后,在他的坟上多了“一圈红白的花“不很整齐,倒也有精神。这就表明还有人纪念革命烈士,革命者是斩不尽,杀不灭的,就有如在黑暗中多了一点“星火”一样,给人以希望。

第二类投机取巧的知识分子形象。

说起这一类人的话,我想除了《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之外,真是无人能够胜任次形象了。假洋鬼子,一个被讽刺的“上等人”、一个善于见风使舵的人、一个会投机取巧的人。他留过洋,可是他在留过洋后,回国第一件事便是装上了一条已经在留洋期间就剪掉的大辫子。革命一开始,他便将长了一尺多长的辫子拆开了披在肩上,可谓易守易功,投机到了极点。他整日里和那些遗老、地主们、买办们接近,目的无非就是想投机。就拿革命以前来说吧,假洋鬼子整日往赵太爷家跑,进而去接近那些有头有脸的“上等人”,同时他还给自己装上了一条假辫子,以便更容易让赵太爷之流接纳他。可是一旦革命开始后,假洋鬼子又赶紧将假辫子去掉,并且口口声声胡吹,说:“洪哥,我们动手吧。他却总说道‘no'——这是洋话,你们不懂得。否则早已成功了。然而正是他做事小心的地方。他再三再四的请我上湖北,我还没有去。由此可见,假洋鬼子的投机程度及其投机方法是多么的;令人费解。像这种在当时也是不乏其人的。鲁迅先生之所以要写像假洋鬼子这样的投机人,目的也就是想通过接露假洋鬼子之流的投机面目。进而以警惕世人。在当时的社会里,几乎是流过洋的知识分子,差不多都剪了辫子,所以在乡下人的眼里,是看不惯没有辫子的,但是更不喜欢装假辫子的,因为光头只是“假洋鬼子”罢了,光了头而又去装上假的辫子,似乎他别有什么居心,所以更感觉厌恶了。而像《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本身就是一个见缝就钻的投机者,再加上他头上的假辫子,所以他的投机面目就更加暴露无疑了。就拿“阿Q革命”来说吧,假洋鬼子先用“哭丧棒”禁止他革命,接着他又胡吹自己和黎元洪是好朋友,并且说自己是早赞成革命的,甚至将他自己标榜成一个革命功臣。像他这种能很快就“适应潮流”的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还真是比比皆是。

其实像假洋鬼子这种能“顺应大潮”的不仅是在以前有,就是现在也是大有人在的。鲁迅先生之所会写他种人,就是让读者们认清像假洋鬼子种人的丑恶嘴脸。进而通过某些革命投机分子的作为探讨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以表明他的失败是因为对民众进行“启蒙教育”。

第三类是消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

在这一类人中所包含的人物是较多的,如:《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端午节》中的方玄绰、《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青年、以及《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而在这些人的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具有现代的意识、进步的思想和改革的要求、也曾有过为自己理想而奋斗的辉煌历史,但是随着岁月的考验,生活的磨练后,他们的反抗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所以他们又全都消沉了。这类形象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也是鲁迅最为看重的知识分子,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失败的故事,看到他们的悲剧其实是时代和社会的悲剧,也是他们自己意志薄弱的悲剧。

1、《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

《在酒楼上》是一篇充分反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题材小说。在这小说里,作者成功的塑造了吕纬甫这个消沉的知识分子形象。

吕纬甫,是一个较早觉醒的知识分子。他在辛亥革命时期,还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战士。他和他的战友们曾经“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并且还英勇地去“城隍庙内去拔掉神像的胡子”这一连串的壮举都可以证明年青时的吕纬甫是一个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然而随着生活的不如意,再加上革命又处于低潮中,所以一个具有进步要求的知识分子终于将旧日的豪情壮志、人生目标、以及革命的精神统治抛却了,进而变成了一个情绪消沉,意志颓废,行动缓慢做事又敷衍的软弱的知识分子。昔日的吕纬甫是一个无神论者,可是消沉后的他,竟然千里跋涉回故乡去为一个三岁时便死去弟弟迁葬。同时,他为了混口饭吃,竟又去学堂教些他昔日极厌恶的子曰诗云,《孟子》、《女儿经》来了。吕纬甫的形象真实的反映了辛亥革命以后知识分子的彷徨、苦闷、动摇、表现了像吕纬甫这部分人由激进到消沉,倒退的一个历史侧面,批判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同时也暴露了封建势力沉重的压迫,是正值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走投无路,就像鲁迅先生的好友,范爱农“一位觉醒的知识分子,但是无法在黑暗的社会立足,最终于这个社会妥协”⑩可见,在当时的那种社会环境中,像吕纬甫这样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很难有所作为的。而作者之所以要将其写出来,不仅仅是因为这种事就发生在他的身边,更主要的是因为鲁迅想通过这篇小说来唤醒那些已经或者即将沉睡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2、《孤独者》中的魏连殳。

与吕纬甫相比,魏连殳的生活道路性格都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魏连殳所在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社会上的矛盾尖锐。如军阀与人民,军阀与军阀等等,再者是魏连摩的个人生活细节也发生了变化,例如过去魏连殳称为“老太太”的,在他当了师长顾问后,蔑称为“老家伙”。对孩子们也由过去的爱护变为戏弄,甚至花钱买孩子们狗叫,磕响头等。魏连殳是作者塑造的一个思想感情及其复杂,性格独特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作者通过他短暂的一生描绘了一个昔日有过民主意识的觉醒的战斗过的知识分子,但在黑暗的现实面前,由于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再加上自身的意志薄弱和生活的困倒,一步步的消沉直至最后的毁灭。魏连殳的形象是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中最突出的。对于魏连殳来说,作者是误切同情的。记得作者曾用过这样的笔墨来描写他:“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嚎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由此可见,作者对于魏连殳的遭遇是非常可怜的,而小说中魏连殳的形象也是由一个正常的进步人士变为一个病态的消沉人士。

3、《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

小说中的N先生是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先觉者的化身,他负笈海外,只因没有了辫子,就险些被停职,在社会上处处碰壁,所以N先生心情变得很激愤。他以头为例,激动讲述了自己头上的辫子与自己的一生的遭遇,进而让人们感到辛亥革命不彻底所带来的不良影响,致使像N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只能抚今追昔,发出无限的感叹:“造物主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作者之所以要写关于头发的故事,并非是因为作者本人经历过类似的事情,而是因为由头发这一故事所引起的社会思考: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致使中国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将何去何从,更反映了鲁迅对民族传统得深刻反思。

4、《端午节》中的方玄绰。

相对于N先生的激愤,方玄绰显得那么平和。虽然他也对黑暗的现实不满,但是他却决不会去想怎样抗争,而是总用“差不多”来说服自己得过且过。即便是生活上困难重重,他也是继续保持“乐观的精神态度”,甚至会去赊上酒来进行自我安慰。当然他也并不真是心情那么平静的。例如:他也曾经有过卖彩票的念头。可是当他的太太真的提出买彩票的后,他便说的他的太太没有教养,虽然方玄绰有觉醒的一面,可是在小说中,更多的是讽刺他消沉的一面,对于生活中的切身矛盾,他只是口头上的不满,欠薪不发,生活落迫,他也不参加同时的“索薪”斗争。他自命清高,认为“只有向他来要债,他从没有向人去讨过债”。但当所到欠薪后,他又很“不费一举手之劳的领了钱”。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安分守己的人,但实际上他是一个空发牢骚,逃避斗争的庸人。他坚持自己的哲学和为人。走投无路时,他就一步步麻醉自己。节日到了,薪俸不发,欠债难还,买物无钱,无可奈何中,他向酒家赊来一瓶“莲花白”,吃饱喝足后,他躺在床上念起《尝试集》来了。总之方玄绰的形象是:“庸俗、软弱、自私、麻木,虽然他曾经有过觉醒和作为,但最终还是在黑暗现实的重压之下失去前进的信心,乃至消沉堕落。虽然方玄绰的消沉让人觉得可怜,但是黑暗的现实不得不让人对引起方玄绰的这种可怜的社会背景提出疑问: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方玄绰由觉醒转变成消沉的呢?这也就是作者写它的原因。目的是要唤醒那些即将沉睡或已经沉睡的知识分子。

5、《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青年。

小说中的所写的是一个为了挣几个稿费养家糊口的穷苦的文学青年。他为了迎合时尚潮流,决定构思一篇名叫《幸福的家庭》的小说。而他的内容也设想的十分完美:年轻的具有很高文化教养的一对夫妇住在宽绰的居室里,相敬如宾,他们吃着十分精美的“龙虎斗”,突然在他的耳边传来了夫人和卖劈柴的讨价还价的声音,以及三岁的女儿被母亲打哭后的声音,看到了书架旁是一个A字形的白菜堆。一下子他的“幸福的家庭”梦消失了,于是马上回到现实,抱起小女儿给她做“猫洗脸”,并且用那张写着题目的稿纸给小女儿擦了鼻涕。作者之所以要用这种笔法来善意的嘲讽主人公的虚幻的理想,目的就是希望年轻的知识分子们能够从现实中吸取教训,且从梦中惊醒过来。

6、《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

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成功的塑造了主人公涓生和子君的形象。涓生和子君是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一定程度可以被认定为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随着时代步伐,涓生和子君大胆的追求着自由恋爱和婚姻自主,他们不顾封建势力和世俗的偏见,冲破封建牢笼,结合在了一起。然而女主人公子君却由于与涓生同居后便不再读书,不再思考,整日里不是回忆过去两人热恋时情景,就是忙着做家务。生活使子君变得日渐空虚、庸俗、,更甚至于是麻木不仁。男主人公涓生原本是一个追求新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他曾以自己的觉醒唤起了子君的觉醒,同时将他自己最纯真的爱情奉献给了子君。可是当与子君共同度过了一段幸福的生活后,他便不再满足于爱情生活了。他认为,他们间的爱情应该是“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不然,他们的幸福生活就会凝固。然而,由于涓生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所以连涓生也不知道怎样去更新他们的幸福生活。直到涓生失业之后,他竟然错误的将一切是非都推在子君的头上,是子君束缚住了他的发展空间。于是涓生提出与子君分手,当真的分手之后,涓生本以为己可以自由的飞翔。可是,他错了,分手后的涓生依旧是处境艰难,无奈的他只有是带着悔恨回首往事。子君呢?分手后的她,又被重新推回到了以前的封建牢笼之中,于是不久之后,他便“在严威和冷眼”中走进了“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局,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他们二人对现实没有足够认清,同时他们的奋斗目标只停留在了“个性解放”和“恋爱自由”上了。所以一旦他们走到了一起之后,便失去了奋斗目标,外加上涓生的自私,与子君的怯弱,最终导致他们分手,直至毁灭。鲁迅之所以写这样的小说,主要是想让人们通过对涓生于子君这对恋爱的自由恋爱的悲剧故事,去思索这种“个性解放与自由恋爱”背后的思想局限性。

综上所述,鲁迅所描绘的这些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分为三小类:即革命者,投机者,消沉者。而对于这三种人的刻画,鲁迅先生则是采取了“连自己也烧在里面,自己一定要深深的感觉到”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鲁迅先生将自己融进了小说,进行了全面的自我剖析,如《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的经历其实就是采取于鲁迅先生的亲身经历,而《伤势》中的涓生与子君,也折射出了鲁迅与许光平的爱情,由此可见,鲁迅先生为了唤醒民众的心灵,惜对自身进行毫不留情的剖析,而且还用来做反面教材,以次来让那些尚未清醒的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们早日觉醒。

三、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

觉醒的知识分子主要包扩《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与《一件小事》中的“我”,而在这两篇小说中《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属于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而《一件小事》中的“我"则属于正在觉醒的知识分子。

1、已经觉醒的“狂人”。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鲁迅先生根据自己所学的医学知识和看过的外国作品构思而成的。这是个非常态的人,在他身上具有“疯”与“不疯”的两面性如果你说他是个疯子,可是他却能够从嘴里喊出“救救孩子”的伟大呼声,并且认识到了封建社会的痴人本质;如果说他“不疯"可是他又确实是个非正常人,一个患了迫害狂的精神病人。其实,狂人并非来自生活,而是具有象征意义,他是作者对一个启蒙者,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社会的真实处境的象征性表达。之所以采用”狂人”这一词来定义这一觉醒的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在愚昧的群众眼里和一个真疯子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他试图进行启蒙的话。小说的主人公“狂人”是“五四”时期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以理性的批判对封建礼教进行了彻底的否定,揭露封建社会的吃人的本性,最后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因此,狂人实际上是一个敢于向传统挑战的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一个敢于向现实的世俗社会挑战的清醒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相征形象。

2、正在觉醒的“我”。

《一件小事》中的我是一个正在觉醒的知识分子。小说的故事主要讲述了:“我”,坐人力车去上班时,撞倒一个老女人,没有伤,也没有人看见。我以为还是一走了事,不必自找麻烦,但车夫却主动扶着老女人,走向巡警分住所。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了我对车夫又开始的不满,继而自愧,最终无比敬仰的心里变化过程。在小说的结尾,作者这样写到:“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有时反而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由此可见,小说中的“我”是一个正在觉醒的知识分子,在作者的小说中,本小说是最短的。线索也极单纯,但是它所蕴含的思想却其深刻。

综上所述,作者在表现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时,主要写出了两种类型,即已经觉醒的狂人和正在觉醒“我”。而在这两种类型,不论是哪一种,作者都赋予了极其深刻的意蕴。

纵观世界文学史,像鲁迅这样为数不多的小说作品获得了不朽地位的,恐怕并不多,这并是时代所决定的,而是因为鲁迅的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思想意蕴和艺术成就所决定的。鲁迅先生的小说,是作为意识形态存在的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它的现代化起点要从五四时期算起。而他本人就是这种从内容到形式都崭新的文学的奠基人,是中国小说现代化征途上迈出的第一步,所以说鲁迅的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及至世界文学史上划时代的意义正在这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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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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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金玲.鲁迅小说色彩与知识分子形象[期刊论文].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9期。

第五篇: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

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

其精神特征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者,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白光》中的陈士成等。他们深受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一心想求得功名,充满旧式文人的酸腐气味,作者对他们既有批判,也有同情;

第二类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和追随者,如《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等。他们的灵魂已经完全腐朽,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满肚子男盗女娼,或是封建道德的卫道士、假道学,或是不学无术的文人垃圾、文人败类。作者对他们只有批判,没有同情;

第三类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和反抗者,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以及《药》中的夏瑜、《长明灯》中的疯子、《一件小事》中的“我”和《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青年”等。他们具有现代的意识、进步的思想和改革的要求,也曾有过为自己理想而奋斗的辉煌历史,但他们的反抗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这类形象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也是鲁迅最为看重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鲁迅希望大家通过他们失败的故事,看到他们的悲剧既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也是他们自己缺乏“韧性”精神和斗争策略的结果。

鲁迅创作《伤逝》的目的,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同类题材小说,不是为了表现青年人为争取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而对封建婚姻观的反抗,也不是为了歌颂当时风行一时的“个性解放思想”,而是为了指出“个性解放思想”的局限,探讨受“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一代“五四”反叛青年在冲出家庭的牢笼后如何才能走上“新的生路”。《狂人日记 》中作品通过主人公狂人的眼睛,观察了他身边的人:“他们--也有给知县打过枷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然而,他们不但没有起来反抗吃人的人,反倒也要跟着吃人。狂人为此而困惑,作者为此而愤怒:“是历来如此惯了,不为以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在狂人或作者看来,这些人如果不改,最后终会被吃掉的,而未来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那些“或者还有”的“没有吃过人的孩子”身上,因此,他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作品不仅表现了彻底批判封建礼教的勇气,还表现了作者“忧愤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表现了他以文艺创作来改造社会和人生的总体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狂人日记》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狂人的形象具有“狂”与“不狂”的两重性。狂人的“狂”,一方面在于他所具有的精神病人的特征,一方面也在于他对传统和世俗的反抗;而狂人的“不狂”,则在于他“超前”的思想认识,说出了当时人们不敢说或根本还没有想到的话。如同历史上凡是反抗传统、反抗社会现存秩序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被视为“疯子”一样,狂人的思维和语言常常是离经叛道的,但他的观察和结论却是丰富和深刻的。因此,狂人实际上是一个敢于向传统挑战的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一个敢于向现实的世俗社会挑战的清醒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者的象征形象。然而,鲁迅对于狂人的命运和前途却并不乐观,因此,在作品的“文言小序”中预感到了他的结局:“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 鲁迅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现代性的描写,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表现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在思想内容上:

其一,知识分子题材的选择体现出了现代性。《呐喊》和《彷徨》两部小说集共有25篇小说,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占到了15篇,可见鲁迅身为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程度。鲁迅对于知识分子的关注,不再停留在《儒林外史》中对知识分子被古代科举制度扭曲的人生和人性的表层描写,而是力图去探讨知识分子在现代生活中生存的状态和深究其原因。从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成为其牺牲品的孔乙己、陈士成,到曾有满腔大志最终却成为失败者的吕纬甫、魏连殳,再到为革命和理想献身却不被世人所了解的夏瑜,鲁迅在选择他们作为自己小说的主角,描写他们的命运、刻画他们的性格的同时,更多的是在关注他们的精神状态和人生的走向,以及挖掘造成他们命运的根本原因。这恰好印证了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对现代文学的定义:“现代文学即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

其二,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启蒙思想的贯穿、反封建主题的高扬体现了现代性。鲁迅小说的创作是抱着启蒙的目的的。他曾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在世界特别是在西方面前,古老的中国和她的子民显现出了贫穷、落后和愚昧。有着满腔爱国热忱的知识分子都在寻求着让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康梁的变法,洋务的实业,孙文的“三民主义”,却都只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没有民众的觉醒和参与,中国人依然不会改变他愚弱子民的地位。留日学医的鲁迅在“幻灯片事件”后深深地认识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鲁迅从事文艺创作的姿态是要改变国民的精神,是启蒙的。于是我们在《药》中看到愚昧的华老栓用蘸满革命志士夏瑜的鲜血的馒头来治华小栓的痨病,鲁迅想在“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揭出病苦,引出疗救的注意”。在《狂人日记》、《长明灯》中看到了前驱者的惊醒与呐喊。在《伤逝》中,鲁迅更是清醒地看到,女性在反抗封建家庭,寻找自己的恋爱、婚姻自由的时候仍然面临着许多的问题。

在启蒙主义的大旗下,鲁迅高举反封旗帜,鲜明地昭示着五四的时代精神。《狂人日记》通过狂人(清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之口揭露了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发出了“救救孩子”那振聋发聩的呼声。《孔乙己》、《白光》则以主人公的堕落以至毁灭,痛斥了封建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的戕害。《肥皂》中的四铭那道貌岸然的丑恶嘴脸让我们深深地认识到封建统治者和卫道者的虚伪与可憎,更让我们认识到反封建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其次,鲁迅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现代性还体现在形式上,包括叙事模式、叙事角度、创作方法和描写方式的多样性。

就叙事时间而言,中国古代小说,如明清小说的叙事模式,基本上是依循自然时序的连贯叙事,即采用“纵剖”的由头到尾的叙述。而鲁迅的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脱离传统文学的束缚,不再一味使用“纵剖”的叙述,而是采用多种叙述模式,如《在酒楼上》就选择了“酒楼上”这个场景来展开叙述,勾勒了吕纬甫这个知识青年由理想追寻者到理想沦落者的经历,前后好几年的事件浓缩在一个场景中来展开,这种场景叙事增大了短篇小说的表现力,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五四时期的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在革命陷入低谷时精神的彷徨与委靡。再如《长明灯》中引进了西方小说的“横截面”叙述模式,选择了“吉光屯的茶馆子”、“社庙”、“四爷的客厅”几个场景,在这几个场景中,通过人们的议论将“疯子”的“灭灯行动”一一展开,从而也一一展示了民众的愚昧和清醒的先驱者的孤独,有力地揭示了小说的主题。《孔乙己》则以咸亨酒店为中心舞台来展开情节,塑造人物,小说结构严谨,生活场景高度集中。应该说,这些都已是现代意义的全新的小说了。

鲁迅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叙事角度也很富现代特征。它打破了中国古代小说以说书人角色出现的单一的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而采用了多种叙事角度。《肥皂》、《白光》等的传统的第三人称叙事,《孔乙己》中以店里的小伙计的视角来看孔乙己,《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等都采用第一人称叙事。鲁迅写小说不是为了取悦读者,而是把思想启蒙放在首位,在运用第三人称的同时,引进第一人称,这就丰富了表达启蒙思想的手段,能更有力地表达启蒙思想,也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感。

鲁迅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形式上的现代性,还体现在创作方法上。首先是日记体、手记体在小说创作中的运用。《狂人日记》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了狂人的心理,从而揭露出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伤逝》则以手记的方式记录了知识青年涓生和子君冲破封建牢笼,自由恋爱,同居,到最后因陷于两人的小圈子而生离死别的过程,真实地记录了涓生的思想,也反映了那个时代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

创作方法的现代性还体现在寓象征主义的写法于现实主义的描写当中,《白光》中的白光就是陈士成(也是被中国封建科举制度戕害的旧知识分子们)追求仕途而不得的幻灭的理想的象征。《长明灯》中“疯子”想要灭掉的吉光屯的那盏长明灯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体制的象征,吉光屯亦象征着古中国。《肥皂》中的那块葵绿色纸包着的有着似橄榄非橄榄香味的肥皂,象征着四铭之流的假道学那颗道貌岸然的肮脏的心。《药》的结尾那个红白的花圈,则象征着革命事业后继有人。象征手法的运用,使得鲁迅小说的创作突破了中西界限,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现代性。

鲁迅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在形式上的现代性还表现为描写方式的革新。由“话本”演变而来的中国古代小说为追求“书场效果”,除了用”纵剖”情节和第三人称之外,还很重视人物的语言、行动描写。鲁迅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在描写方法上对古代小说的推新之处在于,引进了西方小说的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丰富TIJ,说的表达方式。《在酒楼上》这篇小说中对酒楼下废园景色的描写:“几株老梅竞斗雪开着满树的繁,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这一段景色描写,无疑是“我”遇挫不败,继续于革命前行的心理写照,与后面吕纬甫的遇挫退却形成对比,显示了在理想遇挫于现实面前,知识分子的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

综上所述,鲁迅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现代性的描写方式,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鲁迅的农民题材的小说

鲁迅是把农民置于小说艺术构思的核心,精心勾画出一代农民的真实相貌时,新文学者们追求鲁迅的眼光,并竞相效仿,推动了一代“乡土文学”的振兴。《**》通过辫子去留的**,展示的是农民麻木愚昧的灵魂;《阿Q正传》是农民在思想戕害下所形成的国民性弱点的形象记录;《故乡》描写闰土在经济压迫和精神残害下的麻木不仁,而着重揭示的仍是他精神世界的变化;《祝福》刻划祥林嫂在封建宗法社会里所受的精神奴役和心灵的创伤。这些作品形象地表现了中国思想革命,即改造人的精神面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揭示农民群众受沉重的精神枷锁束缚,被残酷的封建思想观念无形绞杀而形成的种种精神缺陷,远远超过了对他们所受的经济、政治压迫方面的描写而成为艺术表现的中心。这样,鲁迅告诉人们,中国农民要摆脱奴隶的命运,固然要反抗经济上政治上的剥削压迫,而更为重要的是要打碎精神上的枷锁,求得思想上的解放。

《蚀》三部曲中新女青年的形象

在《蚀》中,茅盾成功地描写了一批女性形象,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东方型女性,如《幻灭》中的静女士,《动摇》中的方太太等;另一种是西方型时代女性,如《幻灭》中的慧女士,《动摇》中的孙舞阳,《追求》中的章秋柳等。但是在《蚀》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发现茅盾的一种创作倾向,一扬一抑,即对时代女性进行赞美与讴歌,而对传统的东方女性,则未给予过多的认可。《幻灭》中的静女士,表现了传统女性在现代社会的迷茫、不适应,她“怯懦、温婉、多愁、且没主意”,但是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现实生活后,她似乎开始了“反思”与“忏悔”,她似乎“醒悟”了,“我承认我有许多缺点,我现在决心去受训练、吃苦、努力……”,她又成了中学时代的她了,“勇气、自信、热情、理想”。这些都说明了传统的东方型女性正在一点一点消失,并向着新女性转变。

《动摇》中的方太太亦是如此,她玲珑、文雅、端庄,“深蓝色的圆角衫子,玄色长裙,小小的鹅蛋脸,皮肤细白”,她的生活雍容富贵,算得上平静,然而在那种时代下,她也只好感叹“实在这世界变得太快、太复杂、太矛盾,我真真地迷失在那里头了”,以她为代表的东方传统女性的命运与她结尾在庙里所见的场景相互映照,“方太太分明看见那臃肿痴肥的身体悬空在一缕游丝上,颤栗地、无效地在挣扎……”“她的蜘蛛的眼看出去,那尼庵的狭隘的佛堂里,竟是一座古旧高大的建筑,丹垩(€?的裂罅里探出无数牛头马面的鬼怪……古旧的建筑倒下来了……一切都幻灭了。”传统女性在新时代没有出路了,被时代吞噬了。然而茅盾所描写的时代女性也是畸形的,她们的生活仍然虚无,对现实的绝望与无奈使得她们纵情于情欲,有理想而无实际行动,如《幻灭》中抱素对慧女士的评价,“我可惜她那样刚毅、有决断、聪明的人儿,竟自暴自弃,断送了她的一生”,说明了现代女性在这个时代中仍然无所适从。而在《动摇》中作者着力塑造的人物孙舞阳,虽然“天真活泼,性格很爽快”,看起来是新女性的代表,却是“放荡妖艳,玩着多角恋爱”。《追求》中作为新时代女性代表的章秋柳却被评价为“冒险奋斗的趣味是她所神往的,然而目前器官的受用,似乎也舍不下”。情欲在这里似乎成了新女性的形象代表,也就注定了新女性在新时代中仍是没有出路的。

在《子夜》中,作者预示了以林佩瑶为代表的一群新时代女性可能会有的悲惨结局,增添了其中的批判因素。在《腐蚀》中,赵慧明这个昔日的新女性不仅不再反封建,竟然沦为特务,作者赋予的严峻批判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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