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央关于整治官员不作为问题的文件及公告(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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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有关中央关于整治官员不作为问题的文件及公告(精选)

有关中央关于整治官员不作为问题的文件及公告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发布公报,对今后一个时期纪检监察机关工作及反腐斗争做出部署。公报强调,守纪律是底线,守规矩靠自觉。要深入创新开展巡视工作,今年实现对中管国有重点骨干企业巡视全覆盖。同时,加强纪检队伍自身建设,对尸位素餐、碌碌无为的干部,该撤换的撤换、该调整的调整。

★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守纪律是底线,守规矩靠自觉。我们党决不容忍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决不允许自行其是、阳奉阴违。

★突出纪律审查重点,严肃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中插手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侵吞国有资产,买官卖官、以权谋私、腐化堕落、失职渎职案件。

★坚持“一案双查”,对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四风”问题突出,发生顶风违纪问题;出现区域性、系统性腐败案件的地方、部门和单位,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严肃追究领导责任。

★健全追逃追赃协调机制,强化与有关国家、地区司法协助和执法合作,突破重大个案,形成威慑。加强法规制度建设,推动落实《北京反腐败宣言》,做好防逃工作,布下天罗地网。

★打铁还需自身硬,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完善自我监督机制,健全内控措施,严肃查处跑风漏气、以案谋私行为,坚决防止“灯下黑”。

★加强对中央关于厉行节约、公务接待、公车配备等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把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列入纪律审查重点。

近日的国务院常务会上,李克强总理使用的高频词是“抓落实”。李克强说:“文件既然发出来了,就要一路追到基层,让它落地生根。” “政策最重要的是落实。”李克强说,“百炼才能成金,只有切实落到实处,才能让这个政策真正变成‘金十条’。”

“为官不为”、“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说的难听一点,这不就是尸位素餐吗?

“我在基层调研时注意到,有些地方确实出现了‘为官不为’的现象,一些政府官员抱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甚至‘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态度,敷衍了事。”在讨论对国务院已出台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开展全面督查时,李克强加重语气说,“说的难听点儿,这不就是尸位素餐吗?这样的庸政、懒政同样是腐败,是对国家和人民的极大不负责!”

李克强说,去年以来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市场反应是好的,但确实存在落实不到位等现象,使得一些好政策没能取得预期效果。国务院开会“议”了事,“决”了策,但如果没有“行”,就没有“效”。他强调,下一步国务院开展全面督查时,既要解决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也要解决政策落实的“最先一公里”。各部门、各级政府要尽职尽责,奋发有为,切实使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督查要坚决避免‘雨过地皮湿’,决不能走过场!”李克强最后说,“要让督查真正见效,确保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部门负责同志会议,部署做好下一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会上,李克强要求,对今年主要目标任务进展和完成情况要加强督查,最终结果年底要盘点交账,对尸位素餐、违法违纪的要严肃问责,做到勤政廉政两手抓。

“为官不作为”是百姓历来深恶痛疾的现象,也是行政领域积攒已久的弊病。相较于乱作为和腐败,官员不作为是一种典型性的另类腐败。上有明令,不听;企业有问题,不解决;百姓有疾苦,无动于衷;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似乎在点卯当差,实际是种消极腐败。

有些官员不作为是因为官位思想重,习惯消极被动作风,因而办事一拖再拖;有些官员害怕错误作为惹祸上身,因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还有部分官员却是“无利不往”,例如中央出台八项规定以来,有群众反应,官员吃拿卡要少了,但不办事的也多了。

5月3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多次提到“抓落实”,并强调“国务院决不发空头文件,所有政策措施必须不折不扣落实到位”,由此足见中央对尸位素餐、官员不作为现象的治理决心。

官员尸位素餐,政令不畅通,可能导致政府由下而上失信于民,危害极深。打击官员不作为、抵制消极腐败,首先要端正干部思想,强化“当官应有所作为”、“不作为便是腐败”等观念,严肃端正官员的执政观念。

其次,要完善“官员不作为”相关制度、机制。为敢干事、能干事却由于客观原因“干错事”的干部营造宽容的政治环境,从制度机制上确保干部想干事、干成事。

再次,应坚持问责制度,完善公务流程管控、监督以及申诉等方面的建构,例如在项目审批中明确项目时间进度,经过审批的文件,需有明确的完成期限,完成效率和质量直接与官员绩效挂钩。

最后,不防设立“不作为”曝光平台及举报电话,对于被服务对象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经查实,凡不按原则给群众办事的人员,予以严处,必要时让“尸位者”失位。

勤政廉政盛行,国家昌盛;贪污腐败猖獗,国势衰弱。行政文件要落地生根,政策要开花结果,政令要畅行无窒碍,让尸位素餐的官员“过不去”。

第二篇:关于关于官员不作为的感想

七,官员不作为

1“从严治政”是朱镕基一贯遵循的从政原则。他平时言谈举止从容不迫,办事果断,雷厉风行。他不能容忍拖拖拉拉的衙门作风和官员的“不作为”行为,尤其对一切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对此,他在日常工作中会随时不留情面地严厉批评,甚至加以呵斥。

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

要恪尽职守,敢于说真话。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要做“恶人”,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庸人的社会,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这样想是不行的。首先,你们可以得罪我。我这个人气量不大,很容易发脾气,你要跟我辩论,我可能当场就会面红耳赤。所以,我记住了这句话:“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你没有贪欲,你就刚强,什么也不怕。这是我的座右铭。虽然我的气量不大,但是我从不整人,从不记仇,这是事实可以证明的。相反的,对于那些敢于提意见的人,敢于当面反对、使我下不来台的人,我会重用他。当然,也不是对一切人都重用,如果他没有能力,我还是不能重用。但是,我绝对不会记仇。

1998年3月17日,朱镕基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务院总理。3月24日,他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发表了上述讲话。此讲话在《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中的题目为《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这件事情值得关注的不仅是民众表达呼声的独特方式,更有官员对民众呼声的忽略,他们已经昏聩到了对送来的锦旗,不看内容,不问理由就照单全收,对自己之前工作的疏漏毫无感知的程度。

2近日,有一段沈阳市民赠送给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中国家具城工商所“不作为”锦旗的视频,收到锦旗的所长居然非常淡定地表示“这是他们应该做的”。此事迅即成为热点新闻,视频中的主人公――刘新所长就此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他的“头脑相当清楚,只是未看到锦旗上‘不’字,只看了消费者的落款。”

之所以送这锦旗,是因为今年5月,沈阳一市民在该所管辖的一家大型超市购买到假冒伪劣食品,并向工商所进行了举报。然而,时间过去了3个月,该工商所未给消费者任何答复。此后,消费者认为,该所工作态度不好,行政执法不作为,便制作并赠送了“行政执法,不作为奖”的锦旗,于是就有了上面的闹剧。

虽然事后这位所长解释说,对消费者举报的假冒伪劣食品,该所早已查处,但该案件不是由他主管所以未作通报。但这件事情值得关注的不仅是民众表达呼声的独特方式,更有官员对民众呼声的忽略,他们已经昏聩到了对送来的锦旗,不看内容,不问理由就照单全收,对自己之前工作的疏漏毫无感知的程度。有如此心态的官员,拿到锦旗的那一刻可能还在想:干吗送锦旗?还不如送个红包来得实惠!锦旗这个曾经承载了群众心声和情感的方式,早被他们看淡,看轻了,这也是为什么故宫被盗案告破时,故宫在给公安干警制作锦旗时,可以容许那么滑稽的错字出现。不是没把锦旗当回事,而是没把民声当回事,更进一步说,如果不是以锦旗的方式,这样的批评之声是否能有出头之日?再换个角度想,对待锦旗的这种粗心态度,肯定不会出现在应对领导检查的时候,那些迎接领导时的大幅标语中的文字,一定不会出现这样的疏漏。

接受和处理群众的反馈是官员的本职工作之一,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得是否称职,不是怎么能在每年向上级述职时写得天花乱坠,怎么能凭借这些可以写在纸上的业绩受到上级的嘉奖,更重要的是怎么能让民众满意,所谓“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就是这个意思。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办公室中锦旗悬挂的数量,可以看出一个官员受群众的拥趸程度,锦旗是百姓赋予他们的荣誉,现在,为什么接受锦旗的人轻视锦旗,送锦旗的人给锦旗赋予了反面用途呢?

第一,官员沟通渠道如此迟钝的原因在官,不在民。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得出,民反映信息很及时,而且是多次反映,并且是实名举报,添写了各项个人信息。可遗憾的是,举报的事情处理了没,处理得怎么样,三个多月过去了,官没有向民有任何的回应。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是谁不和谐了,是官。

第二,斗大的字看不见,鲜明体现了个别地方官员的迟钝、昏庸。刘新你没看清,如果是大中午喝酒喝醉了,那说明你是一个贪官,至少是在其位不谋其职,问一个渎职罪;可你强调没喝,很清醒,那只能说明你的迟钝、昏庸,你还在采访中反复强调你们所工作出色,看这样子,全国不排名倒数第一就幸运了。我不想说:没有最迟钝、最昏庸,只有更迟钝、更昏庸,可我说了

第三,“不作为奖”锦旗体现了一种局部的民进官退。广大人民群众的智商和行为能力在不断增强,可某些地方官员,还在以几十年前的手段在管理,在这种局部的民进官退上,这些个别的官员就显得特别的迟钝、昏庸、无能和粗暴,甚至导致最终的群体性事件、暴力执法。

第四,地方相关政府机关的真正不作为。沈阳乐购铁西店长期大量违法销售过期与不合格食品,长达3个多月的时间,为什么不闻不问。说我不作为,渎职是轻的,是不是存在官商勾结的现象。

不作为锦旗”表达了民众对政府服务意识的呼唤,对政府部门是一种警示和鞭策,但说到底,它并不是一种强制性的手段,即使某些部门收了“不作为锦旗”还是不办事,民众也只能徒呼奈何。只有在制度上保障民众知情、监督的权利,为民众创造更多批评、问责的机会,对漠视民意的部门和个人予以惩处,政府部门才不敢对民众的合理诉求置之不理、敷衍塞责。直抒胸臆的机会多了,民意表达的渠道畅通了,民众也就没必要再挖空心思拐弯抹角地送“不作为锦旗”了。

4有网民对他用这种方式来维权表示无奈:“难道真的要等到闹大了,有关部门才会重视么?”“老百姓能有什么方式表达自己的的意见,自己的诉求?真是悲哀、悲凉、悲痛!”同时也有人担心,侯的行为会“得罪某些人”,希望“政府能保护他的安全,重视民意”。搜狐网网友则对公安部门不虚心接受批评的态度表示不满,称“都喜欢听奉承话,不肯接受群众的批评!”“凭什么只收褒奖的锦旗,面对批评就驱赶!这什么态度?”

5诚然,“作为”与“不作为”是两个抽象的概念,甚至于站在不同的角度看“作为”与否,就会得到不同的评判结果。但是,保障群众的法定权利、履行管理部门的职责,则是机关单位有所作为的基本要求。那些涉及到“不作为锦旗”事件的机关单位,值得反思一下:到底有没有在常规工作中维护好群众的权利、履行好自己的职责。而当事机关单位的上级部门,也应该从这些事件中窥探到督促下属机关积极、有效履职的契机,从根本上拿出改革、敦促下级履职尽责的方案。

第三篇:治理官员不作为心得体会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经济与政治态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经济态势走向了稳增长、调结构、抓创新、促开放的新常态,另一方面政治态势走向了反腐败、讲规矩、履责任、重法治的新格局,为当代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塑造了新型动力机制,开创了新型活力源,赢得了国内民众的高度赞誉和国际社会的广泛瞩目。

与此同时,在官场,诸如不贪不占,啥也不干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只要不出事就行占着位置不干事,拿着工资不出力等懒政庸政怠政之类的官员不作为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媒体在报道此现象时,简单地将反腐败与官员不作为现象联系在一起,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地将经济发展迟滞的板子打到整体官员队伍身上。故,分层分类地认清官员不作为现象的实质,厘清造成认识混乱、药方乱开现象的根源,对症下药,是寻求治本之策的有效路径。

认清官员不作为的成因及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服务型政府理念逐渐落到实处。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对公共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对公务员基本角色与责任缺乏有效的定位,对政府与市场边界缺乏有效的划分,对高度集中统一的权力体制缺乏有效的分权与监督,对官员政绩考核缺乏科学的激励机制,导致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既造就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又引发了一些不规范的权力运作、畸形的政商关系以及人心不足的官场心态等现象。

官员不作为的成因和表现是多样的,需要分层分类区别对待。据我观察,主要有四种官员不作为现象。

1、官员角色定位不明或错位而引发的官员不作为现象

在当代中国的权力结构体系中,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和以政府为核心的政权体系,由于所处的地位和方位不同,其承担的角色与功能自然不一。

如,在地方层级,地方党委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决策与执行的关系,地方政府又是其组成部门的决策机关。而基层各党组织承担执行角色,不再具有决策功能。从纵向层面看,地方党委与地方政府既是各自上一级组织体系的执行体系,又是下一级组织体系的决策体系,分别兼具执行与决策之角色与功能。在党组织体系中,各级常委会承担着决策的角色与功能;在政府组织体系中,作为行政首长的政府负责人承担着最终的决策角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肩负着决策的角色与功能,担任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承担着执行的角色与功能。

因此,分析官员不作为现象,一定要分清楚主要承担决策与主要承担执行的组织与官员在角色与功能上的差别,分清楚因履行职责程度好坏而引发的责任程度的轻重差别,防止因角色定位不明与错位而乱打板子,或者在追责时找不到责任主体等现象的发生。

2、程序、流程与规则不透明而引发的官员不作为现象

现代政府的运作形态有行政服务、运作项目与管制政策三大类。无论是行政服务、运作项目,还是行政审批、管制政策,都需要遵循一定的管理程序和运作流程,实行相应的时效性与透明性规定。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程序、流程与规则不透明,缺乏刚性约束,而且因为资源有限,那些选择性强、运作空间大、自由裁量权高的项目,容易导致吃拿卡要式乱作为等消极腐败现象的经常性发生。如今因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等高压式反腐做法,导致部分官员的乱作为行为有所收敛,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成为官员不作为的借口,更要防止用程序、流程与规则的不透明变相为不作为预设挡箭牌和遮风板。

3、工作饱和度测评与绩效评价失当而引发的官员不作为现象

长期以来,对于公务员的岗位职责,尽管强调要有科学的职能分解、职位说明、职责评价,并做好三定(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工作,但由于缺乏对工作饱和度的科学测评,以及缺乏标准化与流程化管理,导致很多官员整天看上去很忙碌,实际上却是在干无用功,甚至用忙碌的无用功去推卸应该履行的职责和该做的工作。

另一方面,对于普通公务员的五项绩效考评标准德、能、勤、绩、廉,在实践中要么用软性的评价标准德来概括,要么用硬性的评价标准能来一俊遮百丑;对于领导干部,则多是以片面的GDP增长率来作为主要考察和提拔标准,从而导致对工作岗位职责与绩效测评失当,无以发挥真作为的指挥棒引导与规约作用。甚至在实践中被一部分别有用心者利用,采取与上级领导套近乎的方式,以谋取个人最大的私利。

4、矫枉乱作为导致心理恐惧而引发的官员不作为现象

自从中央推出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等高压式反腐做法以来,官场上各种乱作为现象得到极大的遏制,原本被扭曲的行政行为得到矫正,但对于如何有效地激励公务员正常作为、有效作为、积极作为的机制与制度并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尤其是对事不对人的理性精神远未建构起来。

在一些单位和地区,对于明显与公共利益、公共道德相悖的行为,缺乏旗帜鲜明的批评和惩处,不敢碰硬;对于大公无私、敢作敢为,却可能因为处事风格、做事方法而存在各种争议的干部,不敢公开面对质疑,做出应有的澄清、褒扬和重用,以致干好干坏一个样上面没有人,干死都不行这样反常识反绩效反公平的观念充斥官场,其直接后果是公务员得到一种心理暗示,越多做事,就越有可能出错乃至出事,越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与其这样,还不如奉行明哲保身的做法,以不出事为最高原则。在各地逐渐加大对官员不作为问责的同时,对原有的基于特定情形而设定的诸如维稳等一票否决制的评价压力,如果缺乏与时俱进的有效清理,就可能让部分领导干部与公务员心有余悸,不敢冒尖,不敢出头,奉行不出事逻辑为上。

治理官员不作为现象的基本原则

确立对党和国家事业第一忠诚的根本原则。以饱满的精神状态,为党和国家事业无私勤奋地工作,保持对党和国家事业的第一忠诚地位,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必须树立的根本价值观。

坚持主要领导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最关键的基本准则。领导干部行不行,公务员跟不跟,群众信不信,关键在作为领头人的关键少数主要领导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

重建普通公务员的职业化伦理规范。实施精细化管理的前提,是在专业化机构里聘用专业化人员,在专业化管理领域里张扬专业主义精神,高质量满负荷规范化地工作,彻底重建普通公务员的日常职业化伦理规范。

推进公共管理体系、公共预算体系、公共评价体系三位一体建设工作。要取得官员敢作为有效作为的突破性进展,就必须改变仅局限于行政服务水平提升的公共评价体系建设,综合推进以民主法治为导向的公共管理体系、以廉洁惠民为导向的公共预算体系、以绩效公正为导向的公共评价体系三位一体建设工作。

推进用人、花钱、办事有机联动。改变用人与办事、花钱与办事、用人与花钱两两脱节问题,推动用人花钱办事的有机联动与一体化建设。

治理官员不作为现象的有效对策

针对官员不作为的不同成因和表现,需采取多种对策,对症下药,力求治本。

首先,以权力清单为基础,以责任制建构为导向,根据组织与官员承担的角色不同,推动决策权与执行权的适度分离,分别建构决策失误追究制和执行不力问责制。围绕组织与官员该干什么如何干干不好怎么办三大问题,在评估与清理政府该做什么的基础上,推动决策权与执行权的适度分离,把权力清单与责任清单建设有机统一;同时,加大对各类组织的问责力度,适时推动民主集中制向民主集中负责制的转型。

其次,制定明确、详细、透明与可执行的服务流程与项目运行绩效图。任何一项服务与项目,都必须有清晰的服务流程与完成期限、明确的目标及依据、足够的人手及资源、用以显示绩效的评估标准;各政府部门必须准确地确定需要完成的工作,测定工作饱和度,设定工作完成时限,并建立起工作质量标准,写进绩效工作说明书中;设计各类项目运行指南,推动项目信息公开,提供各类项目运行的规范要求和绩效评估标准。

再次,强化团队与领导人执行力建设,推动机关单位行政文化生态再造工作。对于适用委任制和聘任制的公务员,强调在日常公务活动中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削减自由裁量权空间,履行服从与执行义务,发挥专业主义精神,高质量地完成本职工作;对于适用选任制的领导干部,除了强调主动变革与适时创新的战略引领与统筹规划作用外,可根据执行力建设的内在要求,开展在特定范围内允许提名与挑选党政搭档、主要副手以及重要规划与执行部门负责人的试点工作,并赋予对专业技术性强的部门负责人的特定提名与组阁权利。

与此同时,旗帜鲜明地对在民主法治框架下敢作为的干部予以积极评价和提拔重用,对于消极无为、混日子的干部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适时调整公务员工资福利水平,为官员队伍创设心有所系心有所安的行政文化生态环境。

最后,加快政府项目运作与公共服务提供等领域的公私伙伴关系构建历程。以民众需求为导向,以结果为依据,鼓励各类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公民积极参与政府项目运作、公共服务的生产活动,建构公共服务提供的公私伙伴关系,全面推进政府职能、政府角色、政府治理方式与政府行政体制的深度转型。

第四篇:小学不作为、乱作为问题整治

阿猛镇华联自强希望小学

开展“不作为、乱作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根据《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在全省开展坚决纠正和防止“不作为、乱作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通知》云办通〔2016〕7号、《中共文山州委办公室 文山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在全州开展坚决纠正和防止“不作为、乱作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文办通〔2016〕25号、《中共砚山县委办公室

砚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在全县开展坚决纠正和防止“不作为、乱作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砚办通〔2016〕25号和《砚山县教育局印发〈关于在砚山县教育系统开展坚决纠正和防止“不作为、乱作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砚教通〔2016〕65号,《关于在阿猛镇中心学校开展坚决纠正和防止“不作为、乱作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阿校通(2016)7号要求,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安排部署,以优化发展环境、推进学校各项工作、提高家长满意度为目标,着力解决全校教师队伍中存在的“不作为、乱作为”等突出问题,进一步强化教师岗位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在全校营造清气正、奋勇争先、积极进取的良好氛围和凝心聚力、干事创业的良好局面。

二、整治范围

全校所有教师

三、整治重点

(一)“不作为”突出问题

一是“不会为”的问题。面对教育改革发展,少部分教师不注重新知识、新理论、新理念、新方法、新能力的学习研究和储备提升。主要表现在:思想观念陈旧、发展理念落后、教育理念滞后、能力素质低下,工作标准不高,教育教学无实绩。比如,工作思路不清,进取意识不强,长期打不开工作局面,贻误发展时机;违反法定权限和程序主观臆断决策,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不能完成年初既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临时性工作任务,影响本校工作大局;采取弄虚作假、编造事实、隐瞒真相等行为,应付上级检查和群众投诉;教学方式单

一、陈旧,教育教学质量差;面对繁重而棘手的工作任务拈轻怕重,不愿吃苦受累,做起事来手忙脚乱,导致工作延误、失误造成损失或影响。

二是“懒作为”的问题。少部分教师受社会错误言论影响,当教育事业发展受限和自身利益受损时,不认真作为、努力作为,不想为、不愿为。主要表现在:思想随波逐流、精神萎靡不振,工作安于现状、事业随意而为,怕麻烦、怕担责、怕多事、怕没“前途”,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小富即安、小成则满,出工不出力、人在心不在,“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比如,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上级部署敷衍塞责,该批办、交办、限时办结的事项不按规定和要求办理导致工作贻误;不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和“忠诚干净担当”要求,工作不思进取,得过且过,该作为不作为,导致发生重大事故(件),或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不当,造成事态扩大和恶劣影响;缺乏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教学方法陈旧,教学观念淡化,导致教学成绩没有“起色”;缺乏担当精神,对工作督促指导不力、监督缺失,习惯当“二传手”、“甩手掌柜”,不愿亲力亲为,给工作造成严重损失;服务承诺不兑现,态度冷漠生硬,造成不良影响;不服从领导分工安排,或对安排的工作任务推诿扯皮、消极应付,挑肥拣瘦、拈轻怕重,特别是取得小教高级职称后,工作推诿、懈怠,心想职称已经晋到顶了,再苦也没有晋升的空间,工作热情减退甚至撂挑子。

三是“慢作为”的问题。少数教职工事业心、责任心不强,不思进取、作风随便、工作拖沓、碌碌无为。主要表现在:工作动机不纯,混日子、熬资历;工作作风浮漂,投机取巧、不愿尽责、不敢担当;工作方式浮躁,做事静不下心,搞教育教学研究沉不到底,不愿做艰苦细致的工作,稍不如意就轻易放弃。比如,对上级的决策部署传达贯彻不及时、落实打折扣、督促检查不力,导致政令指示不畅通,迟滞和影响决策的执行实效;对落实镇中心学校安排的工作,措施不实、推进不力、严重影响学校工作进度;不认真备课、上课,不按时批改作业等学校常规工作;工作纪律涣散,上班无故迟到、早退、旷工,外出不按规定请假,工作时间擅自脱岗、离岗,或从事与工作无关事项,造成不良影响等。

(二)“乱作为”突出问题 少数教职工党性观念、党纪意识、为民服务意识不强,法治素养、法治意识较差。主要表现在:不守纪律、不讲规矩,办事不公、优亲厚友,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玩忽职守、工作消极,不能严格遵守教育教学法规。比如,在贯彻执行上级决策部署中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落实请示、报告制度,造成不良影响;课堂上吸烟、随意接打电话、随意离开教室,在工作日午间饮酒、饮酒进课堂; 落实贫困儿童救助等惠民政策缩水走样,不公开、不公正、不及时、不到位,在事关广大学生切身利益的政策落实中存在办事不公、优亲厚友;违反《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规定情形和《砚山县教育系统师德师风规范十禁止》相关规定造成不良影响;组织或参与有偿家教,强制学生订购教辅资料、报刊,接受学生礼品、家长吃请等行为,通过学生及家长谋取不正当利益;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以侮辱、歧视、排斥等方式造成学生身心伤害;操办婚事、丧事不按正规程序申报,造成恶劣影响,违规操办周岁、贺寿、乔迁酒席;有诉求不按程序逐级上报解决,越级上访、无理上访、聚众上访、蛮访、缠访造成不良影响;捏造事实,诬告他人;拉帮结派、挑拨离间、闹不团结或在工作中搬弄是非、闹无原则纠纷;不按规定文明上网,在网上传播、发布不良信息等。

四、组织机构

为切实加强对集中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确保工作顺利进行,成立阿猛镇华联自强希望小学开展坚决纠正和防止“不作为、乱作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其组成人员如下:

长:江选龙(阿猛镇华联自强希望小学校长)副组长:马

飞(阿猛镇华联自强希望小学教导主任)

王明忠(阿猛镇华联自强希望小学安全专干)

萦(阿猛镇华联自强希望小学民族团结宣传专干)成员:各班班主任和科任教师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华联自强希望小学办公室,马飞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王明忠同志具体负责相关材料的收集、整理等日常事务。

五、方法步骤

全校“不作为、乱作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自2016年5月始至10月结束。

(一)宣传发动、专题讨论

学校组织开展爱岗敬业教育、党性党风党纪教育、正面示范教育和廉洁从教专题教育,组织全体教师进行作风建设大讨论,进一步统一思想,增强作风建设、优化发展环境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二)自查自纠、整改落实

1.集中排查问题。学校组织全体教师通过家长评议、开展问卷调查等方式,畅通渠道,集中排查本校教师在“不作为、乱作为”方面的突出问题。

2.开展公开承诺。将查找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措施进行公开承诺,通过公开栏等方式向社会公示,接受家长监督。

3.抓好正反典型。既要发现和挖掘一批先进典型,弘扬正气,又要大胆揭露个别反面典型,鞭策后进,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

4.形成自查整改报告。对查摆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梳理,分析问题症结,剖析思想根源,按照立行立改的要求,逐条对照,逐项落实,并形成书面自查整改报告。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各位教师必须要高度重视开展“不作为、乱作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切实强化作风建设,按照方案要求,逐项抓好落实,坚持学校领导亲自抓、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直接抓,确保领导力量到位、措施落实到位、工作责任到位。

(二)营造氛围,强力推进

加大宣传力度,宣传一批在优化发展环境、转变工作作风、服务学生方面表现突出的先进典型,突出抓好宣传发动、自查整改、督查问责等环节的各项工作,采取集中检查、自我剖析、接受监督、公开承诺等方式,着力解决我校教师队伍中存在的“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问题。

阿猛镇华联自强希望小学

2016年5月6日

第五篇:官员不作为才是最大危害(中)

实际上,出了问题,怕的是群众不找党委和政府,要是不找的话,那就危险了事实上,作为“非常态”的执政样本,河南已经不是第一次试图通过这种官员与百姓及“土地”的密切接触来破解执政难题。河南省委前两任书记XXX、XXX上,均以干部大规模“下访”、“驻村”等执政方式试图求解河南的难题。《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到,自2001年6月起一直持续到2004年6月底,河南省在3年之中先后派出了3批驻村工作队。3年驻村,河南省、市、县(区)3级机关从正厅级到副科级干部,甚至普通党员,几乎有一半人参加了驻村工作。范围之大,涉及面之广前所未有。可以肯定的是,造成民众上访的成因在于体制不顺,而能够动员如此众多的官员下访,实际上是依托体制性的优势来化解体制性的劣势。此种模式在理论和现实层面都有争论,但不争的事实是,部分上访者多年不能解决的问题得以解决。而深层次的问题是,这种模式可以持续多久,而“上访”这一中国特有的现象何时才能消失?“幸运者”9.6万元。一分不少。胡平看着这堆钱有些发呆,坐在炕上一遍遍地数了一下午,好像做梦一样。一个月以来,和胡民一样沉浸在巨大喜悦中的还有遂平县石寨铺乡五个村的66户村民。2004年2月7日春节前,乡邮政所的储蓄代办员魏秋生失踪了,和他一起失踪的,还有全乡5个村66户村民的68万元储蓄款。这一年春节,石寨铺乡五个村的66户村民是在煎熬中度过的。有一位老人闻听自己的养老钱被代办员“拿跑了”,大年初一要跳井。半年后,县公安局经过网上追逃,终于将魏秋生捉拿归案。然而,68万元已被其挥霍一空。胡平被骗走9.6万元,转瞬间成为贫困户,而当地邮局却以没有钱为由推脱。悲伤过后,66户村民推选出4名代表,开始了上访之路。很快,在工作组的协调下,驻马店两级邮政机构作为赔偿主体,给予了足额的赔付。“实际上,俺们就到县里去找了一次,县领导和下访工作组倒是来了村里好几次。”胡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9月18日。河南省民政厅正厅级巡视员、省驻南阳工作组组长鲁献启带领省直机关下访工作组到南阳的第三天,就自带干粮冒着小雨到了南召县云阳镇陈沟村七里湾村。鲁献启想看看这个村71岁的上访户张国俊。之前,鲁献启听说“老张头”竟然一个人骑着自行车,风餐露宿21天,带两包老鼠药到北京上访。“我想看看什么冤情驱使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骑20多天的自行车跑到北京?”令鲁献启难过的是,71岁双耳失聪的老人要的就是有口饭吃。老人一生未娶,极其贫寒。4年前,他在失去劳动能力后,要求南召县云阳镇政府五保供养。但该镇声称财政困难,致使张国俊老人五保供养的要求未能及时解决。为此,4年来,张国俊老人先后多次分别到县、市、省和北京上访,要求落实五保待遇。因张国俊老人听不见,鲁献启就打着手势或写纸条,询问老人上访的情况和要求,临走时,鲁献启把随身带的500元钱全给了老人。经过鲁献启的协调,3天之后,下访工作组和镇政府又来到张国俊老人家里,与他签订了五保供养协议,并送去了衣被等生活用品。“老百姓真的是很容易满足”胡平们和张国俊是千千万万不幸的上访者中的“幸运者”,因为前者是集体上访,能够迅速受到重视,后者则是遇到了鲁献启,他们最大的幸运是赶上了官员下访行动。类似的事例在河南此次官员大规模下访中还有很多。不少官员对一个属于中国的“传统真理”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中国的老百姓很容易满足。2004年12月6日一大早,长期上访的杨君俭、任秀枝、刘秀珍等6人第二次来到洛阳宾馆。他们这次不是来诉说“冤情”,而是给洛阳下访工作组组长、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杨柏林送锦旗:杨检心中有人民,人民心中爱杨检。杨柏林和下访联络员李剑伟坚决不收,杨君俭就拿出了“缠访”的功夫,不收锦旗就不离开工作组一步。“我们知道,送锦旗是老百姓表达对官员感激的一种方式。但这面旗我们不能收。其实,这几个人反映的问题当时并没有解决,我不过是认真听了一下他们反映的情况,向他们做了一些政策解释工作而已。”令杨柏林震惊的是,“老百姓真的是很容易满足。他们有时候,要的就是一个理儿,就是一句暖心的话。我们的老百姓绝大多数还是通情达理的。”此后,杨柏林所在的洛阳下访工作组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管给群众解决多少问题,能不能解决问题,下访干部必须要走下去,最主要的是听:给群众一个说话的机会。“我们接待过的人,大部分都没有再去上访。”洛阳下访组联络员李剑伟说。检讨为政之心“面对这样的老百姓,你有什么理由不对他们好?”鲁献启感叹。“一个70多岁的老人,又丧失劳动能力,他的要求合情合理,按政策一年500元钱。但干部宁可花大钱,不想花小钱;宁可花上千元甚至上万元到北京到省城领上访户,也不愿解决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花了多少‘大钱’?这实质上是对农民的感情问题,更是干部作风问题!”他尖锐地批评道。一个事实是,因对交通事故处理结果不满而成为赴京老上访户的宝丰县上访人王某,其户口所在地的党委、政府到北京接她就花了6万多元,县里因她去北京上访多次受到中央和省里的批评。遂平县信访局局长马世发算了一笔账,无论从经济成本还是从政治风险,抑或从人心账上来分析,干部下访解决上访群众问题的成本付出,都要远逊于群众进省进京上访后再处理事件所付出的成本。鲁献启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和记者反复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基层群众上访问题为什么解决不了?我们到底还缺什么?”“我从下去那天起,脑子里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缺什么?缺财力吗?每年全省各市县区用于到省城、北京接访的钱算来应该不是一个小

数目;缺人力吗?很多县市从领导到普通干部全员抓信访,这次更是组织了4万多干部下去督查问题;缺时间吗?缺监督吗?也不缺,各市、县委都有4大班子,市县常委就十几个,除了庞大的政府机构在运作,还有人大、政协的监督;缺考核机制吗?信访问题已经纳入公务员绩效考核体系之中。”“缺什么?我认为,缺的是一些干部对人民群众深厚的感情和宽容的爱心。有的干部对上不讲真话,对下不办实事,欺上瞒下,这才是最大的危险。”鲁献启直言不讳地批评部分干部中的不正之风。2005年新年,河南省会郑州的数家传媒热烈讨论的另一命题是“中部崛起──河南应该怎么办?”“这次下访,决不仅仅是如何解决老百姓的上访难题,实际上对官员群体来说,这更是一次检讨。检讨的是为政之心。东北在振兴,西部在开发,东部在腾飞,河南应该怎么办?确切地说,河南的官员应该怎么办?”河南省联席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河南问题是中国问题的一个样本“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目前,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危险。”鲁献启说。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认为,“凡是‘最大优势’发挥得好的地方,那些滋生腐败的条件、土壤就会得到遏制;凡是‘最大危险’不断滋生的地方,因矛盾激化而群体上访、越级上访就会不断上升。而河南官员下访的过程正是试图通过‘最大优势’来化解‘最大危险’。这种方法就是在短时间内调集大批官员,集中时间和精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这种动员能力则是传统体制的一大优势。可以说,河南省委将“干部驻村、“官员下访”这种传统体制派生出的办法的优势作了创造性的发挥。早在2004年6月29日,河南省委副书记支树平就代表河南省高层宣布,“再用3年的时间,继续抽调机关干部开展‘联县驻村帮扶’工作,在年初派出38个艾滋病防治帮扶工作队的基础上,再选择73个省直单位和11个中央驻豫单位,抽调210名干部组成84个工作队,派驻到37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5个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县,进驻84个特殊困难村帮助工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河南问题是中国问题的一个样本。河南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河南省委副秘书长李新华说。在中国其他地区普遍存在的国企改制后遗症、下岗失业者数量增加、农村发展投入不足、农村中的弱势群体得不到应有保护等问题,在河南也普遍存在。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朱孟洲介绍,在下访工作第一阶段总结时,河南省委联席会议主要讨论的也是这一类问题“我说过‘上访’不是河南的特产,但河南的上访量近几年来一直排在全国的前10位也是事实。河南在改革开放25年来所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遗憾与耻辱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 李新华说。如果说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传统体制的劣势不适应社会转型而造成的,那么河南省委显然试图用传统体制的优势破除传统体制的劣势。然而,有不少问题,却不是仅靠下访或下访能解决的。“危险倾向”与长效机制在《瞭望东方周刊》的采访过程中,河南省联席办官员也表示,“一些案件处理起来难度很大。”实际上,更多的下访工作队员是在处理种种繁冗复杂的上访问题时体味到“走下去”的苦涩和不安的。而最关键也是最难处理的问题则是“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群众负责”的矛盾。刘国明认为,在下访与上访不同主体的利益权衡中,“对上级负责”与“对人民群众负责”的关系如果摆不正,下访干部和地方领导中一样会出现形式主义、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匆匆结案的做法。这更会在党和人民群众之间形成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墙,严重破坏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造成上访量的增加。“这更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刘国明说。官员下访与百姓上访之间一直存在着一个矛盾关系。一方面群众看到中央、省里重视社会稳定、下大力气抓信访了,主观上便会认为,时机终于到了,问题应该解决了。但是由于政策缺位等种种原因,有相当一部分问题目前无法解决。“而群众一旦发现他们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下访干部也解决不了,希望随之破灭,意见就会更大,上访就会更多,反映问题就会更加激烈。”刘国明说。这也是河南4万干部下访还没有结束,当地却出现了新的赴京赴省上访现象的原因。“我认为,中国的信访问题要解决至少还要20年,这需要整个经济和社会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单就信访而言,明智的做法是从源头抓起,整顿信访秩序,畅通信访渠道,建立长效信访机制,变集中下访为经常性下访。”李新华表示。“实际上,出了问题,怕的是群众不找党委和政府,要是不找的话,那就危险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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