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不作为才是最大危害（上

第一篇：官员不作为才是最大危害（上

XX这次大规模官员下访，客观上来说还是一种应急之举。要彻底解决信访难题，还要从源头抓起2005年新年前，XXX完成南京大学的哲学博士论文答辩后，返回郑州的当天下午就去了汝州。在他看来，汝州的另一份考卷同样迫切:一件“难缠”的上访案件正等着他和下访工作组解决。49岁的XXX是XX省委宣传部的正处级干部，目前，他还有另一重身份

:平顶山市下访工作组小组长。和他同时成为下访队员的还有XX省直机关的723位干部。事实上，不仅仅是省直机关的官员要下访，2004年9月15日，XX省、市、县3级下访干部共42664人走出机关，下到乡村、工厂、社区，逐门逐户排查矛盾和问题。“工作组”──这个多少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名词在2004年甚至2005年持续成为XX省各级官员和老百姓口中的热词，同样成为热词的还有“下访”二字。和2004年初高调下派工作组进驻艾滋病村不同的是，这场涉及XX省、市、县3级干部、4万多名官员的“下访”工作，媒体鲜有报道。4万多下访官员身负3项重任:一是调查处理尚未解决的信访案件;二是排查可能引起上访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三是督促健全完善信访工作长效机制。当地政府部门人士是这么介绍的:此次大规模下访使XX官员群体真实地体会到了上访者的诉求与痛苦,并深刻反思了问题的症结,甚至良心受到了巨大的刺痛。2005年1月12日，《瞭望东方周刊》获悉XX4万官员下访第一阶段工作暂告一段落，即飞赴郑州采访。必须冷静反思了:问题出在哪儿“人要回去，事要解决”──总体要求只有这一句话。2004年8月26日下午，全国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召开4天后,前省委书记李克强便作出批示,要在解决突出问题方面有切实举措,力争2004年下半年取得明显成效。9月5日，有关实施方案获得通过;9月10日省委作出动员;9月15日，4万多官员全部到位，奔赴下访地。“从2004年9月3日XX省委召开常委会，从决定组织3级官员下访，到9月15日，4万多下访官员下到农村、厂矿，仅用12天时间。”XX省政府副秘书长、XX省解决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以下简称省联席办)副主任朱孟洲,向记者介绍了4万官员下访决策的出台过程。因此，XX组织4万官员下访的决定，是在中央高层下决心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的大背景下作出的。2004年前，XX省委副秘书长李新华在省信访局副局长这个位置上工作了10年。李新华说，这10年，可能是全国所有从事信访工作的干部最苦、最累的10年。“从全国来看,从总理到省委书记都在亲自批阅群众来信，从中央到省委对信访工作要求之高、措施之具体、批评之严厉、责任追究之坚决也应该说是多年少有的。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尽管我们下了这么大的力气，全国的信访总量还是有增无减。因此，我们必须冷静反思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这也是促使省委决策4万官员走下去，把矛盾解决在基层的动因之一。”李新华认为，信访绝不是XX的特产。国家信访局公布的全国信访总量的连年递增是现实的。XX作为一个农业大省，确实存在大量改革“欠账”，而类似的问题每年都在积累，这是XX信访量增多的大背景。“事实上，作出4万官员下访的决策对XX省委、省政府来说是一次挑战，省委面临的压力也是巨大的。因为，官员下访很可能造成信访量的继续上升和反弹。”李新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决策过程中,前省委书记李克强请常委们首先讨论,能不能组织下去?会不会产生什么反应?当时便有常委表示，下访，如果问题不能解决好，会带来更多的难题。李新华说，“特别是在省、市、县这3级，很可能会‘按下葫芦起了瓢’。省委常委会在讨论时，对此也有过争论。实践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2004年12月，新任省委书记徐光春一到XX，就听取了省联席会议的工作汇报，并对官员下访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官员不作为，才是最大的危害3个月前，即2004年9月10日，XX省委副书记支树平为省直机关700多名下访干部做了出发总动员。“今年(2004)7月以来，全省信访量持续攀升，省县级以上党政信访部门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40.8万件(人)次，上升25.9，这么多的信访案件，反映了这么多的问题，涉及这么多的人，不抽调大批干部下访，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吗?”“一些地方官僚主义形形色色，关系网重重叠叠，群众反映问题常有阻力和困难，不组织上级机关干部下去明察暗访、督办督查，能打得开局面吗?”支树平对参加动员会的官员发问，“群众上访反映的问题，多数有道理或有一定道理，这些问题大都是基层应该解决也有能力解决的，但是，为什么群众常常为一个问题反复上访呢?”这也是4万下访干部“走下去”后最初的困惑。“为什么群众

第二篇：官员不作为才是最大危害（上

XX这次大规模官员下访，客观上来说还是一种应急之举。要彻底解决信访难题，还要从源头抓起2005年新年前，XXX完成南京大学的哲学博士论文答辩后，返回郑州的当天下午就去了汝州。在他看来，汝州的另一份考卷同样迫切:一件“难缠”的上访案件正等着他和下访工作组解决。49岁的XXX是XX省委宣传部的正处级干部，目前，他还有另一重身份:平顶山市下访工作组小组长。和他同时成为下访队员的还有XX省直机关的723位干部。事实上，不仅仅是省直机关的官员要下访，2004年9月15日，XX省、市、县3级下访干部共42664人走出机关，下到乡村、工厂、社区，逐门逐户排查矛盾和问题。“工作组”──这个多少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名词在2004年甚至2005年持续成为XX省各级官员和老百姓口中的热词，同样成为热词的还有“下访”二字。和2004年初高调下派工作组进驻艾滋病村不同的是，这场涉及XX省、市、县3级干部、4万多名官员的“下访”工作，媒体鲜有报道。4万多下访官员身负3项重任:一是调查处理尚未解决的信访案件;二是排查可能引起上访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三是督促健全完善信访工作长效机制。当地政府部门人士是这么介绍的:此次大规模下访使XX官员群体真实地体会到了上访者的诉求与痛苦,并深刻反思了问题的症结,甚至良心受到了巨大的刺痛。2005年1月12日，《瞭望东方周刊》获悉XX4万官员下访第一阶段工作暂告一段落，即飞赴郑州采访。必须冷静反思了:问题出在哪儿“人要回去，事要解决”──总体要求只有这一句话。2004年8月26日下午，全国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召开4天后,前省委书记李克强便作出批示,要在解决突出问题方面有切实举措,力争2004年下半年取得明显成效。9月5日，有关实施方案获得通过;9月10日省委作出动员;9月15日，4万多官员全部到位，奔赴下访地。“从2004年9月3日XX省委召开常委会，从决定组织3级官员下访，到9月15日，4万多下访官员下到农村、厂矿，仅用12天时间。”XX省政府副秘书长、XX省解决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以下简称省联席办)副主任朱孟洲,向记者介绍了4万官员下访决策的出台过程。因此，XX组织4万官员下访的决定，是在中央高层下决心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的大背景下作出的。2004年前，XX省委副秘书长李新华在省信访局副局长这个位置上工作了10年。李新华说，这10年，可能是全国所有从事信访工作的干部最苦、最累的10年。“从全国来看,从总理到省委书记都在亲自批阅群众来信，从中央到省委对信访工作要求之高、措施之具体、批评之严厉、责任追究之坚决也应该说是多年少有的。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尽管我们下了这么大的力气，全国的信访总量还是有增无减。因此，我们必须冷静反思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这也是促使省委决策4万官员走下去，把矛盾解决在基层的动因之一。”李新华认为，信访绝不是XX的特产。国家信访局公布的全国信访总量的连年递增是现实的。XX作为一个农业大省，确实存在大量改革“欠账”，而类似的问题每年都在积累，这是XX信访量增多的大背景。“事实上，作出4万官员下访的决策对XX省委、省政府来说是一次挑战，省委面临的压力也是巨大的。因为，官员下访很可能造成信访量的继续上升和反弹。”李新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决策过程中,前省委书记李克强请常委们首先讨论,能不能组织下去?会不会产生什么反应?当时便有常委表示，下访，如果问题不能解决好，会带来更多的难题。李新华说，“特别是在省、市、县这3级，很可能会‘按下葫芦起了瓢’。省委常委会在讨论时，对此也有过争论。实践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2004年12月，新任省委书记徐光春一到XX，就听取了省联席会议的工作汇报，并对官员下访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官员不作为，才是最大的危害3个月前，即2004年9月10日，XX省委副书记支树平为省直机关700多名下访干部做了出发总动员。“今年(2004)7月以来，全省信访量持续攀升，省县级以上党政信访部门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40.8万件(人)次，上升25.9%，这么多的信访案件，反映了这么多的问题，涉及这么多的人，不抽调大批干部下访，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吗?”“一些地方官僚主义形形色色，关系网重重叠叠，群众反映问题常有阻力和困难，不组织上级机关干部下去明察暗访、督办督查，能打得开局面吗?”支树平对参加动员会的官员发问，“群众上访反映的问题，多数有道理或有一定道理，这些问题大都是基层应该解决也有能力解决的，但是，为什么群众常常为一个问题反复上访呢?”这也是4万下访干部“走下去”后最初的困惑。“为什么群众要向上反映呢?这是因为我们的一些干部没有负起责任来。老百姓有了问题，乡里解决不了，当然他就会把希望寄托在县里甚至省城和北京。”XX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安东在驻马店市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作出如此表述。在这次下访行动中，安东担任驻马店下访工作大组的组长。1月12日中午，安东在省城开完第一阶段下访总结会，立即赶回驻马店市研究督办没有办结的4件上访案件。安东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截至目前，省联席办向驻马店市下访工作组交办的赴京到省上访案件131件，已经～办结了127件。“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次就能解决问题呢?解决上访的关键是什么?是每一级官员都要负起责任!官员不作为，才是最大的危害。”安东正在思考撰写一篇论文,主题是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他说,制约是一种机制,就像一轮扣一轮的齿轮,你动,他也动;影响群众解决问题的原因,实质上是官员的权力制约和监督的空间太大,可松可紧。“我们确有愧对百姓的地方”XX省高院副院长安东的腰扭伤了。“确切地说，安副院长的腰是在给老百姓鞠躬时，一下子弯得太猛了，就扭伤了。”驻马店市下访工作组联络员荆伟告诉记者。“什么是下访?一要下去，二要见到当事人。不是简单地对案件下结论。关键在有没有查清事实～。”安东不留情

面地批评干部。安东坦言，老百姓的淳朴情怀令他感动。“我要给老百姓鞠这个躬，我们确有愧对百姓的地方。有的司法机关办案时发现抓错了人，把人放了，老百姓还去送锦旗，去感谢，我们的干部也还收下了，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事实上应该做的是检讨，不是收锦旗。”从2004年9月15日下派到驻马店市担任下访工作组组长，3个多月来，安东过问了全部131件北京和省里交办的案件。他在听汇报时常常出其不意地提问题，他担心自己会被骗。“事不解决，人不能回去。”安东在审签报结案件时，要求“暂缓结案、进一步做好工作”的就有50多件。原籍XX新蔡县、现居新疆的王会臣1957年因为砍了自家坟地里的4棵树,竟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1982年,王会臣被改判无罪后,开始上访要求给予经济补偿。但按照当时国家的有关规定,王不属于国家经济赔偿对象。下访组在未与王见面的情况下,认为其为无理诉讼,准备报签结案。安东在审签时提出，处理这个案子，不能简单地拘泥于以前的规定和结论，而是要考虑到王会臣确实被错判并服刑，并为此背井离乡这一事实。他几次到新蔡县与县委县政府领导协商，要求县有关部门一定派人到新疆与王见面，并从实际出发给王适当的补助。在安东的督促下，新蔡县筹集资金派人千里迢迢赶赴新疆，给王会臣做解释工作，送去了5000元补助金，并在王的XX老家给其正名，还其清白。70多岁的王会臣为“争一口气”上访几十年，当新蔡县领导奔波千里代表当地官方向他道歉，并送来救助金时，他老泪纵横，表示以后决不再上访。安东对此评价:下访工作组督办案件，解决问题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点一滴地重树党和政府的威信、化解矛盾的过程。“上访农民不是洪水猛兽”XX省委宣传部法规政策研究室主任、平顶山市下访工作小组组长XXX是一个认真的人。在汝州市处理一起案件时，他要见当事人，乡里劝他不要见，见了就会出不来，会被围上。XXX坚持了3次，在做了“一切后果自负”的保证后，乡里却给他安排了一个假当事人见面。谈了不到5分钟，XXX将其当场拆穿。汝州市委书记闻听后公开点名批评了这位乡领导，第二天，村干部陪着XXX终于见到了上访户孙宝金。“我们完全没必要把上访农民想成洪水猛兽，实际上他们是讲理的，有时就为了二厘地、几块砖，甚至邻里孩子打架上访，但如果没人理，可能会造成流血冲突。各级官员常常把农民反映的事当成‘小事’，可是为了这些‘小事’，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又有多少人在忙?又浪费了多少人力、财力?如果拿出十分之一的精力、百分之一的耐心，问题也就解决了。”XXX说。洛阳下访工作大组组长、XX省人民检察院常务副院长杨柏林已经是第二次下到村里了。2002年4月12日到2003年4月13日，杨柏林曾在XX新乡市辉县市高庄乡火叉村驻村扶贫一年。“9月15日工作组到洛阳。一周后，就有群众找上门了。很多人点名要见杨柏林副检察长。”洛阳市下访工作组联络员李剑伟告诉记者。有人对组长接访提出异议。杨柏林表示,上访者更多的时候,是没有人听他说话,我们的干部已经习惯了听领导做报告，现在，是老百姓给我们“做报告”，必须听。洛阳市孟津县的王秀兰，因为宅基地问题上访多年，杨柏林静静地听她讲完自己的道理，找出法律法规，逐条给她解释:哪儿占理，哪些要求没理。王秀兰听完痛哭流涕:“我上访了三四年了，就是村干部也没听我好好讲过5分钟，更没有人给我解释法律，不是推就是撵。没想到你这么大的官还能这样听老百姓说心里话，要是干部都像您这样，我早就不上访了!”“杨检在洛阳下访期间，发过3次火。都是因为干部推诿拖沓扯皮，不解决问题，‘踢皮球’。”联络员李剑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经济账和政治账历史上“汝人善诉”，汝州在2000年之前的上访量一直排在XX省前10名，在省?html> />-->

第三篇：官员不作为才是最大危害（中）

实际上，出了问题，怕的是群众不找党委和政府，要是不找的话，那就危险了事实上,作为“非常态”的执政样本,河南已经不是第一次试图通过这种官员与百姓及“土地”的密切接触来破解执政难题。河南省委前两任书记XXX、XXX上，均以干部大规模“下访”、“驻村”等执政方式试图求解河南的难题。《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到，自2001年6月起一直持续到2004年6月底，河南省在3年之中先后派出了3批驻村工作队。3年驻村，河南省、市、县(区)3级机关从正厅级到副科级干部，甚至普通党员，几乎有一半人参加了驻村工作。范围之大，涉及面之广前所未有。可以肯定的是，造成民众上访的成因在于体制不顺，而能够动员如此众多的官员下访，实际上是依托体制性的优势来化解体制性的劣势。此种模式在理论和现实层面都有争论，但不争的事实是，部分上访者多年不能解决的问题得以解决。而深层次的问题是，这种模式可以持续多久，而“上访”这一中国特有的现象何时才能消失?“幸运者”9.6万元。一分不少。胡平看着这堆钱有些发呆,坐在炕上一遍遍地数了一下午,好像做梦一样。一个月以来,和胡民一样沉浸在巨大喜悦中的还有遂平县石寨铺乡五个村的66户村民。2004年2月7日春节前，乡邮政所的储蓄代办员魏秋生失踪了，和他一起失踪的，还有全乡5个村66户村民的68万元储蓄款。这一年春节，石寨铺乡五个村的66户村民是在煎熬中度过的。有一位老人闻听自己的养老钱被代办员“拿跑了”，大年初一要跳井。半年后，县公安局经过网上追逃，终于将魏秋生捉拿归案。然而，68万元已被其挥霍一空。胡平被骗走9.6万元，转瞬间成为贫困户，而当地邮局却以没有钱为由推脱。悲伤过后，66户村民推选出4名代表，开始了上访之路。很快，在工作组的协调下，驻马店两级邮政机构作为赔偿主体，给予了足额的赔付。“实际上，俺们就到县里去找了一次，县领导和下访工作组倒是来了村里好几次。”胡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9月18日。河南省民政厅正厅级巡视员、省驻南阳工作组组长鲁献启带领省直机关下访工作组到南阳的第三天，就自带干粮冒着小雨到了南召县云阳镇陈沟村七里湾村。鲁献启想看看这个村71岁的上访户张国俊。之前，鲁献启听说“老张头”竟然一个人骑着自行车，风餐露宿21天，带两包老鼠药到北京上访。“我想看看什么冤情驱使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骑20多天的自行车跑到北京?”令鲁献启难过的是，71岁双耳失聪的老人要的就是有口饭吃。老人一生未娶,极其贫寒。4年前,他在失去劳动能力后,要求南召县云阳镇政府五保供养。但该镇声称财政困难,致使张国俊老人五保供养的要求未能及时解决。为此，4年来，张国俊老人先后多次分别到县、市、省和北京上访，要求落实五保待遇。因张国俊老人听不见，鲁献启就打着手势或写纸条，询问老人上访的情况和要求，临走时，鲁献启把随身带的500元钱全给了老人。经过鲁献启的协调，3天之后，下访工作组和镇政府又来到张国俊老人家里，与他签订了五保供养协议，并送去了衣被等生活用品。“老百姓真的是很容易满足”胡平们和张国俊是千千万万不幸的上访者中的“幸运者”,因为前者是集体上访,能够迅速受到重视,后者则是遇到了鲁献启,他们最大的幸运是赶上了官员下访行动。类似的事例在河南此次官员大规模下访中还有很多。不少官员对一个属于中国的“传统真理”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中国的老百姓很容易满足。2004年12月6日一大早，长期上访的杨君俭、任秀枝、刘秀珍等6人第二次来到洛阳宾馆。他们这次不是来诉说“冤情”，而是给洛阳下访工作组组长、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杨柏林送锦旗:杨检心中有人民，人民心中爱杨检。杨柏林和下访联络员李剑伟坚决不收，杨君俭就拿出了“缠访”的功夫，不收锦旗就不离开工作组一步。“我们知道,送锦旗是老百姓表达对官员感激的一种方式。但这面旗我们不能收。其实,这几个人反映的问题当时并没有解决,我不过是认真听了一下他们反映的情况,向他们做了一些政策解释工作而已。”令杨柏林震惊的是，“老百姓真的是很容易满足。他们有时候，要的就是一个理儿，就是一句暖心的话。我们的老百姓绝大多数还是通情达理的。”此后，杨柏林所在的洛阳下访工作组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管给群众解决多少问题，能不能解决问题，下访干部必须要走下去，最主要的是听:给群众一个说话的机会。“我们接待过的人，大部分都没有再去上访。”洛阳下访组联络员李剑伟说。检讨为政之心“面对这样的老百姓，你有什么理由不对他们好?”鲁献启感叹。“一个70多岁的老人，又丧失劳动能力，他的要求合情合理，按政策一年500元钱。但干部宁可花大钱，不想花小钱;宁可花上千元甚至上万元到北京到省城领上访户，也不愿解决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花了多少‘大钱’?这实质上是对农民的感情问题，更是干部作风问题!”他尖锐地批评道。一个事实是，因对交通事故处理结果不满而成为赴京老上访户的宝丰县上访人王某，其户口所在地的党委、政府到北京接她就花了6万多元，县里因她去北京上访多次受到中央和省里的批评。遂平县信访局局长马世发算了一笔账，无论从经济成本还是从政治风险，抑或从人心账上来分析，干部下访解决上访群众问题的成本付出，都要远逊于群众进省进京上访后再处理事件所付出的成本。鲁献启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和记者反复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基层群众上访问题为什么解决不了?我们到底还缺什么?”“我从下去那天起，脑子里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缺什么?缺财力吗?每年全省各市县区用于到省城、北京接访的钱算来应该不是一个小

数目;缺人力吗?很多县市从领导到普通干部全员抓信访，这次更是组织了4万多干部下去督查问题;缺时间吗?缺监督吗?也不缺，各市、县委都有4大班子，市县常委就十几个，除了庞大的政府机构在运作，还有人大、政协的监督;缺考核机制吗?信访问题已经纳入公务员绩效考核体系之中。”“缺什么?我认为，缺的是一些干部对人民群众深厚的感情和宽容的爱心。有的干部对上不讲真话，对下不办实事，欺上瞒下，这才是最大的危险。”鲁献启直言不讳地批评部分干部中的不正之风。2005年新年，河南省会郑州的数家传媒热烈讨论的另一命题是“中部崛起──河南应该怎么办?”“这次下访，决不仅仅是如何解决老百姓的上访难题，实际上对官员群体来说，这更是一次检讨。检讨的是为政之心。东北在振兴，西部在开发，东部在腾飞，河南应该怎么办?确切地说，河南的官员应该怎么办?”河南省联席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河南问题是中国问题的一个样本“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目前，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危险。”鲁献启说。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认为，“凡是‘最大优势’发挥得好的地方，那些滋生腐败的条件、土壤就会得到遏制;凡是‘最大危险’不断滋生的地方，因矛盾激化而群体上访、越级上访就会不断上升。而河南官员下访的过程正是试图通过‘最大优势’来化解‘最大危险’。这种方法就是在短时间内调集大批官员，集中时间和精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这种动员能力则是传统体制的一大优势。可以说，河南省委将“干部驻村、“官员下访”这种传统体制派生出的办法的优势作了创造性的发挥。早在2004年6月29日，河南省委副书记支树平就代表河南省高层宣布，“再用3年的时间，继续抽调机关干部开展‘联县驻村帮扶’工作，在年初派出38个艾滋病防治帮扶工作队的基础上，再选择73个省直单位和11个中央驻豫单位，抽调210名干部组成84个工作队，派驻到37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5个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县，进驻84个特殊困难村帮助工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河南问题是中国问题的一个样本。河南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河南省委副秘书长李新华说。在中国其他地区普遍存在的国企改制后遗症、下岗失业者数量增加、农村发展投入不足、农村中的弱势群体得不到应有保护等问题，在河南也普遍存在。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朱孟洲介绍，在下访工作第一阶段总结时，河南省委联席会议主要讨论的也是这一类问题“我说过‘上访’不是河南的特产，但河南的上访量近几年来一直排在全国的前10位也是事实。河南在改革开放25年来所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遗憾与耻辱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 李新华说。如果说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传统体制的劣势不适应社会转型而造成的,那么河南省委显然试图用传统体制的优势破除传统体制的劣势。然而,有不少问题,却不是仅靠下访或下访能解决的。“危险倾向”与长效机制在《瞭望东方周刊》的采访过程中，河南省联席办官员也表示，“一些案件处理起来难度很大。”实际上，更多的下访工作队员是在处理种种繁冗复杂的上访问题时体味到“走下去”的苦涩和不安的。而最关键也是最难处理的问题则是“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群众负责”的矛盾。刘国明认为，在下访与上访不同主体的利益权衡中，“对上级负责”与“对人民群众负责”的关系如果摆不正，下访干部和地方领导中一样会出现形式主义、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匆匆结案的做法。这更会在党和人民群众之间形成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墙，严重破坏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造成上访量的增加。“这更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刘国明说。官员下访与百姓上访之间一直存在着一个矛盾关系。一方面群众看到中央、省里重视社会稳定、下大力气抓信访了，主观上便会认为，时机终于到了，问题应该解决了。但是由于政策缺位等种种原因，有相当一部分问题目前无法解决。“而群众一旦发现他们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下访干部也解决不了，希望随之破灭，意见就会更大，上访就会更多，反映问题就会更加激烈。”刘国明说。这也是河南4万干部下访还没有结束,当地却出现了新的赴京赴省上访现象的原因。“我认为，中国的信访问题要解决至少还要20年，这需要整个经济和社会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单就信访而言，明智的做法是从源头抓起，整顿信访秩序，畅通信访渠道，建立长效信访机制，变集中下访为经常性下访。”李新华表示。“实际上,出了问题,怕的是群众不找党委和政府,要是不找的话,那就危险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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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官员不作为才是最大危害（下）

问题似乎发生在信访领域，而问题的解决则在信访之外“新条例颁布后,关于取消信访机构还是加强信访机构职能的争论和交锋也暂告一段落,但是,争论不会停止。其实，河南4万官员在下访过程中，就带着一个探讨如何建立信访长效机制的任务。”河南省委副秘书长李新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无疑，在新信访条例颁布之前的争论之声,不只来自北京,在全国

信访工作领域,这种争论早已经存在,而“取消信访机构”的意见最终没有得到支持也是事实。“解决信访问题,不仅是扩大还是削弱信访机构权力的问题,而且是信访之外的权力运作、权力模式、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有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可以说,问题似乎发生在信访领域,而问题的解决则在信访之外。”一位接受采访的权威人士是如是说，他还认为，“讨论还将继续下去。”向实务迈出了大步从事信访工作20年的李新华称，“新颁布的条例有几点进步。一是对信访主、客体双方的规范有了一个明确的说法;二是对信访问题的责任追究以及受理、监督都有了规范，而过去，信访权力说大大得不得了，说小小得一点没有;第三个进步是在制度化建设上有了新的规定。”令李新华振奋的是，新颁布的《信访条例(修订草案)》采纳了他提出的一些建议。如，建立政府信访信息网络，畅通民众信访渠道;向社会公布信访机构的通讯地址、电子邮箱、投诉电话、传真和信访接待时间等;推进依法信访进程等。《瞭望东方周刊》在河南采访时接触到的持实务态度的官员，大多和李新华有着相同和类似的观点，无疑，高层在做信访问题的最后决策时，这些基层官员的声音是不能忽视的。“1993年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三次信访洪峰,信访量连续11年呈持续上升趋势,这10多年,各级信访部门只起了一个‘缓冲带’的作用,有些具体问题没能得到解决。”李新华这样认为。信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引起了高层重视。过去一年多来，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多次作出批示，要求建立信访协调制度，解决群众的实质问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依法办事，维护社会稳定。《瞭望东方周刊》从国家信访局了解到，根据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胡锦涛总书记对信访工作的批示，国家信访局抓紧了研讨信访工作的新思路。2004年5月，全国信访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在讲话中强调，要牢固树立信访工作一盘棋的思想，加强部门与部门之间、部门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沟通与联系，搞好配合与协作，逐步形成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的大信访工作格局。国务院法制办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从2004年8月起，国务院法制办、国家信访局就着手研究《信访条例》的修订工作。形成了修订草案后，曾先后两次征求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等中央有关部门和全国31个省、区、市的意见，听取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并赴辽宁省沈阳市、辽阳市等地，直接征求了25个基层单位的意见。李新华认为,国家信访局提出构建“大信访”工作格局,以及《信访条例》的修订,有助于改变信访部门“无为”的状态。“现行的信访局机构职能太弱，权力太小;很多事情无能为力，这就逼着我们建立另外一种工作方式，尝试解决问题的途径。我们可以派干部去驻村扶贫，为什么不能派干部下去解决信访问题呢，这其实也是一种行政救助的手段。”仅有《信访条例》是不够的不久前,李新华根据自己多年来从事信访工作的经验写就了《现阶段中国信访制度创新的争议与改革取向》一文,向高层提交了对现行信访制度改革的建议和看法。“面对连续11年持续上升的信访洪峰，条例本身还存在着局限，还摆脱不了‘小马拉大车’的局面。信访问题，还是一个深层次的长效机制尚不健全的问题。”李新华说。“新修订的《信访条例(修改草案)》凸现了法治化的趋向。”从事了13年信访工作的原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信访办公室副主任周梅燕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新条例第一次明确了县级以上政府信访机构的性质和职责范围(第六条),但确立信访职权并非单纯赋权,只是政府责任更为加重，这与本届政府提出的建立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透明政府的目标相吻合。”依法信访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体现，是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信访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但在当前中国信访制度改革的实践中，仅有一部《信访条例》显然是不够的;信访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和完善，部分信访人依法信访观念淡薄，信访工作人员法律素质不高等因素，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信访制度改革的重要因素。也正因为此，在此次大规模干部下访工作中，河南省直机关抽调的723人中公、检、法系统中的干部占了绝大多数，仅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抽调了110名干部。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参加了国家信访局就修改《信访条例》组织邀请的3次专家讨论会，看到最后一稿是在一个多月前。“新条例变化还是有的，也有很大进步。但

第五篇：官员不作为才是最大危害（下）

问题似乎发生在信访领域，而问题的解决则在信访之外“新条例颁布后,关于取消信访机构还是加强信访机构职能的争论和交锋也暂告一段落,但是,争论不会停止。其实，河南4万官员在下访过程中，就带着一个探讨如何建立信访长效机制的任务。”河南省委副秘书长李新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无疑，在新信访条例颁布之前的争论之声,不只来自北京,在全国信访工作领域,这种争论早已经存在,而“取消信访机构”的意见最终没有得到支持也是事实。“解决信访问题,不仅是扩大还是削弱信访机构权力的问题,而且是信访之外的权力运作、权力模式、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有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可以说,问题似乎发生在信访领域,而问题的解决则在信访之外。”一位接受采访的权威人士是如是说，他还认为，“讨论还将继续下去。”向实务迈出了大步从事信访工作20年的李新华称，“新颁布的条例有几点进步。一是对信访主、客体双方的规范有了一个明确的说法;二是对信访问题的责任追究以及受理、监督都有了规范，而过去，信访权力说大大得不得了，说小小得一点没有;第三个进步是在制度化建设上有了新的规定。”令李新华振奋的是，新颁布的《信访条例(修订草案)》采纳了他提出的一些建议。如，建立政府信访信息网络，畅通民众信访渠道;向社会公布信访机构的通讯地址、电子邮箱、投诉电话、传真和信访接待时间等;推进依法信访进程等。《瞭望东方周刊》在河南采访时接触到的持实务态度的官员，大多和李新华有着相同和类似的观点，无疑，高层在做信访问题的最后决策时，这些基层官员的声音是不能忽视的。“1993年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三次信访洪峰,信访量连续11年呈持续上升趋势,这10多年,各级信访部门只起了一个‘缓冲带’的作用,有些具体问题没能得到解决。”李新华这样认为。信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引起了高层重视。过去一年多来，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多次作出批示，要求建立信访协调制度，解决群众的实质问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依法办事，维护社会稳定。《瞭望东方周刊》从国家信访局了解到，根据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胡锦涛总书记对信访工作的批示，国家信访局抓紧了研讨信访工作的新思路。2004年5月，全国信访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央办公厅主任～在讲话中强调，要牢固树立信访工作一盘棋的思想，加强部门与部门之间、部门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沟通与联系，搞好配合与协作，逐步形成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的大信访工作格局。xx法制办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从2004年8月起，xx法制办、国家信访局就着手研究《信访条例》的修订工作。形成了修订草案后，曾先后两次征求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等中央有关部门和全国31个省、区、市的意见，听取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并赴辽宁省沈阳市、辽阳市等地，直接征求了25个基层单位的意见。李新华认为,国家信访局提出构建“大信访”工作格局,以及《信访条例》的修订,有助于改变信访部门“无为”的状态。“现行的信访局机构职能太弱，权力太小;很多事情无能为力，这就逼着我们建立另外一种工作方式，尝试解决问题的途径。我们可以派干部去驻村扶贫，为什么不能派干部下去解决信访问题呢，这其实也是一种行政救助的手段。”仅有《信访条例》是不够的不久前,李新华根据自己多年来从事信访工作的经验写就了《现阶段中国信访制度创新的争议与改革取向》一文,向高层提交了对现行信访制度改革的建议和看法。“面对连续11年持续上升的信访洪峰，条例本身还存在着局限，还摆脱不了‘小马拉大车’的局面。信访问题，还是一个深层次的长效机制尚不健全的问题。”李新华说。“新修订的《信访条例(修改草案)》凸现了法治化的趋向。”从事了13年信访工作的原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信访办公室副主任周梅燕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新条例第一次明确了县级以上政府信访机构的性质和职责范围(第六条),但确立信访职权并非单纯赋权,只是政府责任更为加重，这与本届政府提出的建立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透明政府的目标相吻合。”依法信访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体现，是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信访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但在当前中国信访制度改革的实践中，仅有一部《信访条例》显然是不够的;信访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和完善，部分信访人依法信访观念淡薄，信访工作人员法律素质不高等因素，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信访制度改革的重要因素。也正因为此，在此次大规模干部下访工作中，河南省直机关抽调的723人中公、检、法系统中的干部占了绝大多数，仅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抽调了110名干部。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参加了国家信访局就修改《信访条例》组织邀请的3次专家讨论会，看到最后一稿是在一个多月前。“新条例变化还是有的，也有很大进步。但仔细看仍缺乏‘硬碰硬’的权力，解决问题的手段仍然不充分。信访部门还是转办、交办、催办、督办，仍未摆脱‘无力’状态，这与信访部门的法律地位没被确认有关。”讨论还将继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建嵘非常关心信访条例的修订。实际上，于建嵘也是最早看到修改草案的人之一。在xx审议《信访条例(修改草案)》的前一天，即1月4日，xx法制办副主任汪永清约见了于建嵘，就《信访条例(修改草案)》的一些问题交流了意见。1月23日，于建嵘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新条例的第3条、第40条、第46条特别提到了关于信访人合法信访权益的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信访人的信访权利必须得到宪法的保障。根据于建嵘所在的课题组调查，到京上访告状者，30%-40%的人告的是其在信访过程中受到打击～的问题。”于建嵘认为，信访制度改革事关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需要智慧和勇气，更要有举重若轻的境界;关于信访的讨论并不会因为《信访条例》的修订而停止。李新华表示，取消信访机构还是加强信访机构职能的争论，其核心问题依然停留在对信访组织形式层面的讨论上。他认为，只有通过划分中央和地

方各级信访机构之间的权力和责任界限，增强各种信访组织之间的协调和沟通能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央提出的统一领导、部门协调、统筹兼顾、标本兼治、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大信访”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