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反腐新常态下的“官员不作为”现象

第一篇：分析反腐新常态下的“官员不作为”现象

人力资源管理课程论文

分析反腐新常态下的“官员不作为”现象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千百年流传下来，老百姓对好官的真切期望。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经济与政治态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经济态势走向了稳增长、调结构、抓创新、促开放的新常态，另一方面政治态势走向了反腐败、讲规矩、履责任、重法治的新格局，为当代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塑造了新型动力机制，开创了新型活力源，赢得了国内民众的高度赞誉和国际社会的广泛瞩目。

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反腐工作的持续推进，反腐高压的持续存在，很多地方政府部门到基层、企业指导的少了，商难招了，资难引了，发展慢了，为官不为的现象日渐抬头。其中很大原因是部分官员患上了“反腐恐惧症”，例如：以前是千方百计跑资金，全力以赴争项目，现在即使是上级给项目了，这些领导干部也想推掉，理由是现在“三公”经费规定严、审计严，如果跑项目，人情这个钱谁出、谁又敢出？出了事谁承担？还有的干部认为，多干事多出错，为了不出事，宁愿不干事，干劲少了，担当小了，抓发展、促改革动力不足了。总之一句话，为官不为，甘当庸官、懒官、太平官。

官员不作为大大损伤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导致人民群众对领导不信任，有抵触、反感情绪，既损害了执政基础，又助长了社会的不稳定；官员不作为将会贻误发展机遇，导致单位甚至地区长期发展缓慢，一些市、县以前大干快上、热火朝天，这两年不以GDP论英雄后，项目也不上了，外资也不引了，活也不干了，经济直线下滑；官员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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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损害了公务员队伍的良性生态，放任“为官不为”的现象不管，必然导致整个国家治理能力的退化和减弱。

2015年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正在徐徐铺开，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指日可待，官员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身上肩负的责任尤为重大。一官不为，直接后果是影响所在部门的工作，如果十官不为、百官不为、千官万官不为，传导开来，满盘的深化改革大局将陷入停滞，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该从何谈起？想到这，忧心忡忡油然而生。

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既要破又要立，要立的，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要破的，一方面是那些一直存在的、比较顽固的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另一方面还包括那些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一些临时性的体制机制安排。这些安排在改革过程中曾经起到过一些有益的作用，但现在已经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障碍，但很多官员思想和认识跟不上形势发展，从而导致“为官不为”。所以，我们这个历史阶段所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更具挑战。

对于面对高压反腐和依法治国的执政环境而导致的“为官不为”现象，我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

第一，坚决清除腐败毒瘤，净化执政生态环境。新一届党中央领导开展的反腐斗争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但仍然必须坚持。全国这么大，在各层级、各部门仍然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清理出来。现在中央继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并保持高压反腐力度，不光是要把过去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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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揭露出来，而且还要逐步形成一个风清气正的执政环境，这个转变需要长时间不懈的努力。

第二，稳妥解决历史问题，卸下包袱轻装前进。如前所述，在各级党政机关中，很多手握大大小小权力的官员可能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除个别情况外，大部分问题都是在过去党风政纪不够严明的时期发生的，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这些问题对不少官员形成困扰，也是他们工作畏手畏脚，不愿作为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前，中国反腐败斗争仍在继续进行，也许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卸包袱的过程。对于很多官员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犯下的各种错误进行清理和甄别，对于问题不是特别严重，本人也充分认识的情况可以既往不咎。这样，可以大大加快清除腐败的进度，同时，也可以使不少存在各种问题的官员卸掉包袱，轻装前进。

第三，梳理完善新规，形成稳定制度框架。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台以后，在严明党纪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新的规则和决定。有的规定、规则是从党纪的角度来呈现的，这是非常必要的，能够迅速遏制党风政纪的下滑。但我们整个党政干部队伍中不仅包括党员，还有其他各类非党员的工作人员。同时，政府工作方式与政党的工作方式还是有差别的。如何将党纪转化为能够规范整个公共部门的规则，还要有一个转化过程。这里面有很多是可以直接转化过来的，也有很多需要根据实际运行情况作出调整。过去我们在政府管理方面还是比较粗放，漏洞比较多，不少自由裁量权掌握在个人手里，缺乏有效监管，给各种腐败留下了漏洞。现在，党中央逐步加强党内纪律建设、党内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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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并将其推广到政府各个部门，进一步去健全和完善整个公共部门，这实际上就是在建设新的公共部门规制体系，有助于广大干部厘清创新与违法的边界，释放干事创业的动力。

社会舆论环境对官员不利，收入待遇偏低等问题导致官员“不想做”。新一届政府高压反腐和“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策略，既揭露出很多位高权重的高级党政干部滥用职权、贪污腐败的问题，也抓到了很多官位不高、但社会危害不小的底层小吏，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刮骨疗毒的大无畏精神，赢得了海内外各界的高度评价。但是，这些案件和问题的揭露和一些社会媒体的不当渲染，也使得整体舆论环境对各级党政官员不利，伤害了绝大多数勤勤恳恳、努力工作的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应该制定适合的激励人才机制。其一是要改变官员的收入结构。我国公务员的薪酬体系很不合理，基本工资非常低，可变的绩效部分比例非常高。在此次中央八项规定严明纪律之前，各级地方政府也都采取了各种变通的方式来弥补薪酬体系不合理的情况，但其中也有利用这种不合理的薪酬制度为本部门或个人大幅提高收入的情况。在纪律严明的今天，原有的很多变通方式已经被堵住，但公务员薪酬体系合理化、正常化的过程仍然比较迟缓，从而导致很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实际收入下降幅度比较大，与其具备的能力和付出很不相称，也大大影响了很多党政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其二是高薪养廉的问题。公务员的工资水平还是偏低，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高薪养廉还是需要的。公务员加薪会遇到社会压力。但一旦出现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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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能的政府，社会压力会更大，使得政府和社会进入恶性互动。通过高薪养廉塑造有效政府，为社会提供有效服务，满足社会需要，就可以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实现良性互动。第三是政府的人才问题。在发达国家，往往是一流人才做企业，二流人才做政治。但是在后发展中国家，往往要吸引一些一流人才做政治，因为高效政府是赶上发达国家的有效途径。这里就有一个政府与企业界竞争人才的问题。新加坡的官员高薪制度不仅仅是为了养廉，也是为了和企业界竞争人才。人们经常讲经济竞争力，实际上也要讲政府的竞争力问题。现在世界各国政府都是治理能力低下，主要是政府问题，而非经济问题。一个国家出现了严峻的经济问题，要走出困境还需要有一个有效政府。

引用郑永年教授【1】的话，通过三中和四中全会，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已经到位。但如果解决不了官员不作为的问题，顶层设计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如果改革方案实行不下去，不能为社会提供实在的改革成果，社会对改革和政府的不信任会降得更低，政府的压力也会更大。可以说，改革方案能否实施下去，也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重在执行”，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硬道理。

【1】郑永年：1962-，浙江省余姚人，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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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反腐新常态下官员不作为的发生机制与破解对策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题 目姓 名学 号课程老师

硕士生课程论文

官员不作为的发生机制和破解对策 夏贤慧 郑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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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新常态下官员不作为的发生机制与破

解对策

摘要：反腐风暴下，官员不作为成为政府的恶疾。要想找到病原，按照传统的分析方法，从官员个人动机、组织激励、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静态、孤立的分析，得出的只能是教科书式的宏大的结论。官员不作为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官员处在政府、社会、官员所构成三角关系网络中，不作为是官员在三角互动关系中做出的选择。因此，本文将在这三角互动关系的框架下，从需求-控制-支持的视角分析在当下转型时期的官员不作为的发生机理，并为破解这种反腐新常态提供应对之策。

关键字：反腐；官员不作为；需求-控制-支持

一、问题的提出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政府发起反腐风暴，一大批“老虎”与“苍蝇”纷纷下马，官员腐败行为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官场风气好转，赢得社会正面回应。但是在反腐取得的成效的同时，官员不作为逐渐成为新常态，如果不及时改变这种官员消极行为，将会严重阻碍反腐的进程，挫伤政府严肃政绩、改革行政管理体制的决心，从而降低改革给百姓带来的红利。官员不作为有两种形式：一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行政不作为，二是与行政伦理相悖的消极不作为。①考虑到后者更难被察觉并已形成较大社会负面影响，因而本文主要以与行政伦理不符的消极不作为为研究对象。官员不作为并不是近几年来才出现的问题，不能将反腐看成是官员不作为的主因，更不能将不作为等同于腐败，虽然两者存在一定内在联系，但是反腐风暴对官员不作为并没有形成制度诱因，其影响是不可持续的，因而笔者认为更应该从深层次挖掘不作为的发生机理。对官员不作为发生机制的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思想层面、利益层面、制度层面等静态、孤立的角度，缺乏对官员不作为行为的系统、动态的研究。②因此本文思路是在政府-官员-社会的三角关系框架下，运用需求-控制-支持理论③④，对官员不作为的发生机理进行深度探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性的破解对策。

二、基于需求-控制-支持模式下的官员不作为的发生机制分析

官员不作为通常是指官员对于所从事的事业没有热情、工作缺乏责任心，主动性不强，在其位不谋其政，遇事被动应付或回避推诿的行为。本文之所以采用需求-控制-支持理论，是因为官员工作本身受需求—控制—支持的三重影响，政府、社会、官员三方对官员工作有着差异化的需求，对工作的控制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同时社会支持在这其中没有发挥正向作用。这就造成官员的需求-控制-支持的不平衡即官员正当需求得不到正面回应，而对政府官员的控制着力点的不合理使得官员在寻求正当需求不得时，只能通过制度外的渠道来满足其需求。当反腐风暴来临时，这些非法途径受到严格限制，官员只能采取合理的制度躲避机制，而社会对官员存在普遍的负面评价导致对其缺乏足够的支持从而加剧这种行为效应。为此，文章将从三者的行为互动中分析官员不作为的发生机理。

1.政府与官员的行为互动

一政府绩效评价过于控制程序，限制官员创造性需求。政府绩效评价过于控制程序表现为：政府在评价官员业绩时过于注重程序，要求官员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按照工作计划例行完成任务等，这就使得官员在行政事务过程中，必须优先考虑是否符合政府部门规章制度和程序，对于具有创造性的改革调整由于担心不符合程序和规矩而缺乏积极性，为了是自己的行为符合绩效考核的的要求，官员只会中规中矩的负责例行的事物，缺乏创造性动力。新常态下的反腐更是一副催化剂，其带来的催化效应在于使得官员不愿冒险违反规定，哪怕是实际规定和程序并不合理，也不愿冒险改变。安徽省安庆市一位县长对记者坦言：“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之后，对基层干部的要求越来越严，过去工作计划七八张纸，现在厚达“几本书”，内容增加、过程细化、落实到人，时间节点具体到每个星期。”⑤过多规章制度和形式化的程序导致官员创造性需求得不到自由的施展，积极作为的动力又从何而来呢？

二官员的正当经济需求未得到政府认可和重视。在我国的政治传统中，官员作为人民的公仆，其所应该承担的职责就是服务于民，对于其经济需求，政府理所应当的认为官员是无私的。这种过度强调官员的公共性的思维理念，导致官员的正当经济需求未得到政府重视。由于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普遍的物质资源匮乏，官员体制内的身份给其带来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资源。但是在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后，由于政府对官员的薪资设置水平与其社会地位不相称，体制内的资源优 势并不能直接满足官员正当的经济需求，在体制内实现正当经济需求不得的情况下，官员就会铤而走险通过体制外的非法渠道谋求经济利益。随着反腐新常态的到来，这条非法渠道受到严格的监控，官员又不能在体制内实现经济需求，就会失去做事的积极性，转而变得不愿承担责任，工作应付了事。不少基层干部表示：“八项规定以前，一些公务人员和干部公款吃喝大手大脚，公车私用随随便便，公权私用有恃无恐，单位逢年过节发各种福利，但现在不行了，中央各种禁令一道接一道，地方实施办法也规定得很细，各种隐形福利没有了，权力寻租空间被大大压缩了，难免有不适应、不习惯甚至不想干事。”由此可见反腐风暴对于官员腐败有一定的威慑和抑制作用，但是反腐行动毕竟只能做到让官员不敢腐，对于官员不作为的内在动机没有考虑在内，因而也难以让政府重视官员的正当经济需求。

2.社会与官员的行为互动

一官员基于控制职业风险而削弱积极作为的动机。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也会激增。由于我国法制还不健全，官员对社会的行为策略较多的是基于控制职业风险而极力大事化小，防止社会矛盾激化而危及自身的职业前景。因而官员在处理社会矛盾时出于回避矛盾甚至逃避责任的心理动机仅仅会做调解行为，不会积极去找出社会矛盾的根源并着力解决。中部省份的一位区县领导直言：“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利益的重组，是得罪人的事情，与其冒着风险去干，不如什么也不干，做一个“太平官”来得实惠，虽然不干事少干事没什么业绩，但至少不会犯错误。”这种普遍的做个太平官的心态在行为上就会表现出不作为，这就会损害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进而造成社会对官员的普遍负面评价，在没有改变国家将社会稳定看成是政治目标的前提下，反过来只会加剧官员的消极作为。

二基于对官员的不信任导致社会支持力度不够。基于X理论，人们认为官员是恶的，需要对其加以严格控制和管理。因而出于对官员手中的权力与资源受到较弱制约的担心，加上官员腐败渎职的行为屡见不鲜，近年来反腐风暴更是让大量腐败行为曝光在社会大众面前，对官员的不信任已然成为社会层面共同的情绪。这种普遍的社会情绪一方面会形成对腐败官员的巨大压力，对其行为有一定的遏制，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不信任也会挤压官员积极作为的空间。缺乏社会足够的支持，官员在行政事务过程中会面临诸多障碍进而增加官员积极作为的社会风 险。不改变这种社会对不信任的情绪，官员不作为的土壤就会存在，也会降低反腐对官员行为正向改变的预期。

3.社会与政府的行为传导机制

社会与政府的行为互动会对官员形成传导机制，进而影响其行为，对官员不作为的影响表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一基于社会稳定政府对社会严加控制压缩官员积极作为的空间。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官员一般都有着造福一方的进取心。⑥但是在目前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尤其是社会转型时的矛盾突发期，社会稳定成为政府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因而就造成政府对社会利益的表达缺乏理性的分析和法制化的解决途径。政府面对社会矛盾往往在控制矛盾、维持稳定的思路下采取政治式的方法。其结果是矛盾可能暂时得到压制或平息，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在这种政府—社会关系模式下，官员在处理行政事务过程中往往受到双方行为的传导，抱着进取心的官员不得不按照政府控制式思维处理事务，其行动就显得束手束脚，因而官员的积极作为空间不可避免的被压缩。

二依赖政府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使得官员处于政府与社会的夹心地位。我国目前处于由总体性社会向后总体性社会过度的时期，经过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政府不再扮演全能型的角色。但是由于我国公民社会的发育尚不成熟，各种社会组织尚未发挥其表达社会利益的作用，可以说社会在各方面都还没有做好承接政府权力外放的准备⑦。社会利益的表达仍然维持在依赖政府操办的状态，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基本上限制在体制内—即民意的表达是否得到重视取决于官员素质和主动意识，至于其利益需要能否得到满足是难以预期的，因而民众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基于这种对社会和民众不利的状态，民众往往会选择非理性的制度外渠道去表达利益，如经常见诸报道的群体性事件，这种将事情扩大化的做法似乎抓到政府官员的软肋，事情往往都会得到政府的重视并得到处理。这种利益表达机制使得官员处于政府和社会的夹心，受到双方的压力，官员陷于被动的处境，因此官员为了维持这种压力的平衡，最好的办法就是逃避责任，消极面对。

三、反腐新常态下官员不作为的破解对策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了解官员不作为不是官员、社会、政府某一方的静态行为，而是在需求-控制-支持的框架下三方行为互动的结果。因此为了找出新常态下官员不作为的破解对策，就必须在需求-控制-支持视角下分别找出对应方 法。

1.官员需求方面的对策

如果把官员看成是理性经济人，那么不作为就是官员在面对需求难以实现和职业风险增大时做出的理性选择。针对官员正当需求难以实现所造成的不作为，就需要在体制内渠道满足官员的正当需求。一方面政府要积极正视官员的正当经济需求，为此要调整我国官员收入结构长期保持基本工资远低于额外收入的不合理状态，增大基本工资的比例，减少各种不规范的补贴收入。这就在收入结构上保证官员能够积极投身本职工作，而不是向外寻租滋生腐败，这就减少了在反腐新常态下官员由于寻租不得而不作为的可能性⑧；另一方面在官员工作需求上，政府需要简政放权，以尽可能减少不合理程序和规章制度对官员的束缚，让官员获得与责任相称的权力，这不仅能够提高官员办事效率，而且将增大官员积极作为的空间，满足其工作需求。因此政府需要做的不是极力限制官员的需求，而是在尊重并满足其正当需求的基础上赋予其积极作为的动力。

2.政府控制方面的对策

政府在对官员和社会控制方面均需要做出实质调整，首先在对官员的控制上，一方面应该调整不合理的官员绩效考核机制，官员不作为之所以得以长期存在，是因为绩效考核指标的不合理设置，如没有突出指标的弹性，缺乏对反映官员积极作为的激励指标的重视，这就造成在某种程度上官员积极作为和不作为一样的考核结果，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加大对官员不作为的问责，仅仅突出党纪政纪的威慑作用并不可持续也不是法制化道路的应有之策，必须加大政府内部审计和司法对不作为官员的惩处力度，增加其不作为的成本，从而形成示范效应。其次在社会控制上，政府应该调整其对社会的管理思维，由强调控制转变为服务思维，社会稳定固然是发展的基础，但是一昧强调控制会让官员一切以社会稳定为先，而对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这一根本目的却不管不顾，成为其不作为的借口。⑨因而向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对于官员工作重心的转移-服务而不是控制也大有裨益。政府管理思维的转变为官员积极作为奠定了思想基础。

3.社会支持方面的对策

社会支持是官员积极作为的支撑，缺乏社会的信任，官员难有作为。为此，应该在两方面培育社会信任基础：第一是“加基”即培育社会组织-政府应该放 开步伐加大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税收等制度方面的改革力度，保持其独立性。社会组织是公民社会发展的结果，象征着社会自治程度，也是政府和官员有效治理社会的渠道和帮手。在现阶段，官员不作为的一个重要契机就是社会组织的发展缓慢，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官员行为几乎很难受到公众的监督和制约，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官员不作为的放任。同时由于社会组织在公民表达利益功能上的缺失，常常会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公众行为的失范⑩，从而可能增加对官员的不信任。培育能够代表公众利益的社会组织是对官员行为的制约和督促，更是增强社会信任的积极举措是；第二是“减负”，官员处在介于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夹心层，来自两方面的压力往往带来负面激励。因此对官员的减负就显得刻不容缓。减负是指降低官员的职业风险即减少社会风险直接向官员转化的可能性。除了培育社会组织能够为政府和官员分担职责和风险之外，政府要需要理清各部门官员的职责，做到权责分配合理，尤其是尤其是要遏制上级将责任和风险转移给下级的现象。可以说“减负”是使官员明确职责，而“加基”则是让官员不符合伦理行为得到限制，两者都是为了赢得社会支持。

四、结论

在反腐风暴取得一定程度上官员不敢腐的成绩下，官员不作为成为反腐进一步深化的拦路虎，是政府亟需解决的难题。笔者认为治理官员不作为应该从需求-控制-支持模式中得到启发，让官员的经济和工作需求得到满足从而赋予其动力，通过将社会控制思维向社会服务转变并改革绩效考核方式为官员积极作为创造思想、组织条件，同时培育社会组织、简政放权让官员重新获得社会的信任。这样反腐新常态下官员不作为将得到根本遏制，官场风气得到扭转。参考文献：

①叶敏.稳定焦虑、风险转嫁与官员不作为.[J]浙江社会科学，2015,4.②任中平.反腐高压下官员不作为困局的破解思路.[J]领带科学，2014,10.③蒋宁.工作压力模型述评.[J]现代管理科学,2007(11).④Wiss ME Acts of work stress and social support on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rs.M S Quarterly,1983,(7):2-89.⑤⑥汤嘉琛.新常态：反腐渐趋制度化和法制化.[J]中国社会保障，2014，（12）.⑦高军.维稳陷阱及其破解对策.[J]理论导刊，2011,11.⑧郑永年.中国如何避免官员不作为现象.[N]联合早报，2014,11,14.⑨喻可平.动态稳定与和谐社会.[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3).⑩韩志明：闹大现象的生产逻辑、社会效应和制度情境.[J]理论与改革，2010，(1).

第三篇：官员不作为才是最大危害（下）

问题似乎发生在信访领域，而问题的解决则在信访之外“新条例颁布后,关于取消信访机构还是加强信访机构职能的争论和交锋也暂告一段落,但是,争论不会停止。其实，河南4万官员在下访过程中，就带着一个探讨如何建立信访长效机制的任务。”河南省委副秘书长李新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无疑，在新信访条例颁布之前的争论之声,不只来自北京,在全国

信访工作领域,这种争论早已经存在,而“取消信访机构”的意见最终没有得到支持也是事实。“解决信访问题,不仅是扩大还是削弱信访机构权力的问题,而且是信访之外的权力运作、权力模式、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有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可以说,问题似乎发生在信访领域,而问题的解决则在信访之外。”一位接受采访的权威人士是如是说，他还认为，“讨论还将继续下去。”向实务迈出了大步从事信访工作20年的李新华称，“新颁布的条例有几点进步。一是对信访主、客体双方的规范有了一个明确的说法;二是对信访问题的责任追究以及受理、监督都有了规范，而过去，信访权力说大大得不得了，说小小得一点没有;第三个进步是在制度化建设上有了新的规定。”令李新华振奋的是，新颁布的《信访条例(修订草案)》采纳了他提出的一些建议。如，建立政府信访信息网络，畅通民众信访渠道;向社会公布信访机构的通讯地址、电子邮箱、投诉电话、传真和信访接待时间等;推进依法信访进程等。《瞭望东方周刊》在河南采访时接触到的持实务态度的官员，大多和李新华有着相同和类似的观点，无疑，高层在做信访问题的最后决策时，这些基层官员的声音是不能忽视的。“1993年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三次信访洪峰,信访量连续11年呈持续上升趋势,这10多年,各级信访部门只起了一个‘缓冲带’的作用,有些具体问题没能得到解决。”李新华这样认为。信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引起了高层重视。过去一年多来，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多次作出批示，要求建立信访协调制度，解决群众的实质问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依法办事，维护社会稳定。《瞭望东方周刊》从国家信访局了解到，根据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胡锦涛总书记对信访工作的批示，国家信访局抓紧了研讨信访工作的新思路。2004年5月，全国信访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在讲话中强调，要牢固树立信访工作一盘棋的思想，加强部门与部门之间、部门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沟通与联系，搞好配合与协作，逐步形成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的大信访工作格局。国务院法制办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从2004年8月起，国务院法制办、国家信访局就着手研究《信访条例》的修订工作。形成了修订草案后，曾先后两次征求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等中央有关部门和全国31个省、区、市的意见，听取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并赴辽宁省沈阳市、辽阳市等地，直接征求了25个基层单位的意见。李新华认为,国家信访局提出构建“大信访”工作格局,以及《信访条例》的修订,有助于改变信访部门“无为”的状态。“现行的信访局机构职能太弱，权力太小;很多事情无能为力，这就逼着我们建立另外一种工作方式，尝试解决问题的途径。我们可以派干部去驻村扶贫，为什么不能派干部下去解决信访问题呢，这其实也是一种行政救助的手段。”仅有《信访条例》是不够的不久前,李新华根据自己多年来从事信访工作的经验写就了《现阶段中国信访制度创新的争议与改革取向》一文,向高层提交了对现行信访制度改革的建议和看法。“面对连续11年持续上升的信访洪峰，条例本身还存在着局限，还摆脱不了‘小马拉大车’的局面。信访问题，还是一个深层次的长效机制尚不健全的问题。”李新华说。“新修订的《信访条例(修改草案)》凸现了法治化的趋向。”从事了13年信访工作的原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信访办公室副主任周梅燕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新条例第一次明确了县级以上政府信访机构的性质和职责范围(第六条),但确立信访职权并非单纯赋权,只是政府责任更为加重，这与本届政府提出的建立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透明政府的目标相吻合。”依法信访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体现，是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信访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但在当前中国信访制度改革的实践中，仅有一部《信访条例》显然是不够的;信访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和完善，部分信访人依法信访观念淡薄，信访工作人员法律素质不高等因素，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信访制度改革的重要因素。也正因为此，在此次大规模干部下访工作中，河南省直机关抽调的723人中公、检、法系统中的干部占了绝大多数，仅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抽调了110名干部。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参加了国家信访局就修改《信访条例》组织邀请的3次专家讨论会，看到最后一稿是在一个多月前。“新条例变化还是有的，也有很大进步。但

第四篇：官员不作为才是最大危害（下）

问题似乎发生在信访领域，而问题的解决则在信访之外“新条例颁布后,关于取消信访机构还是加强信访机构职能的争论和交锋也暂告一段落,但是,争论不会停止。其实，河南4万官员在下访过程中，就带着一个探讨如何建立信访长效机制的任务。”河南省委副秘书长李新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无疑，在新信访条例颁布之前的争论之声,不只来自北京,在全国信访工作领域,这种争论早已经存在,而“取消信访机构”的意见最终没有得到支持也是事实。“解决信访问题,不仅是扩大还是削弱信访机构权力的问题,而且是信访之外的权力运作、权力模式、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有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可以说,问题似乎发生在信访领域,而问题的解决则在信访之外。”一位接受采访的权威人士是如是说，他还认为，“讨论还将继续下去。”向实务迈出了大步从事信访工作20年的李新华称，“新颁布的条例有几点进步。一是对信访主、客体双方的规范有了一个明确的说法;二是对信访问题的责任追究以及受理、监督都有了规范，而过去，信访权力说大大得不得了，说小小得一点没有;第三个进步是在制度化建设上有了新的规定。”令李新华振奋的是，新颁布的《信访条例(修订草案)》采纳了他提出的一些建议。如，建立政府信访信息网络，畅通民众信访渠道;向社会公布信访机构的通讯地址、电子邮箱、投诉电话、传真和信访接待时间等;推进依法信访进程等。《瞭望东方周刊》在河南采访时接触到的持实务态度的官员，大多和李新华有着相同和类似的观点，无疑，高层在做信访问题的最后决策时，这些基层官员的声音是不能忽视的。“1993年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三次信访洪峰,信访量连续11年呈持续上升趋势,这10多年,各级信访部门只起了一个‘缓冲带’的作用,有些具体问题没能得到解决。”李新华这样认为。信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引起了高层重视。过去一年多来，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多次作出批示，要求建立信访协调制度，解决群众的实质问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依法办事，维护社会稳定。《瞭望东方周刊》从国家信访局了解到，根据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胡锦涛总书记对信访工作的批示，国家信访局抓紧了研讨信访工作的新思路。2004年5月，全国信访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央办公厅主任～在讲话中强调，要牢固树立信访工作一盘棋的思想，加强部门与部门之间、部门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沟通与联系，搞好配合与协作，逐步形成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的大信访工作格局。xx法制办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从2004年8月起，xx法制办、国家信访局就着手研究《信访条例》的修订工作。形成了修订草案后，曾先后两次征求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等中央有关部门和全国31个省、区、市的意见，听取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并赴辽宁省沈阳市、辽阳市等地，直接征求了25个基层单位的意见。李新华认为,国家信访局提出构建“大信访”工作格局,以及《信访条例》的修订,有助于改变信访部门“无为”的状态。“现行的信访局机构职能太弱，权力太小;很多事情无能为力，这就逼着我们建立另外一种工作方式，尝试解决问题的途径。我们可以派干部去驻村扶贫，为什么不能派干部下去解决信访问题呢，这其实也是一种行政救助的手段。”仅有《信访条例》是不够的不久前,李新华根据自己多年来从事信访工作的经验写就了《现阶段中国信访制度创新的争议与改革取向》一文,向高层提交了对现行信访制度改革的建议和看法。“面对连续11年持续上升的信访洪峰，条例本身还存在着局限，还摆脱不了‘小马拉大车’的局面。信访问题，还是一个深层次的长效机制尚不健全的问题。”李新华说。“新修订的《信访条例(修改草案)》凸现了法治化的趋向。”从事了13年信访工作的原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信访办公室副主任周梅燕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新条例第一次明确了县级以上政府信访机构的性质和职责范围(第六条),但确立信访职权并非单纯赋权,只是政府责任更为加重，这与本届政府提出的建立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透明政府的目标相吻合。”依法信访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体现，是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信访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但在当前中国信访制度改革的实践中，仅有一部《信访条例》显然是不够的;信访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和完善，部分信访人依法信访观念淡薄，信访工作人员法律素质不高等因素，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信访制度改革的重要因素。也正因为此，在此次大规模干部下访工作中，河南省直机关抽调的723人中公、检、法系统中的干部占了绝大多数，仅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抽调了110名干部。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参加了国家信访局就修改《信访条例》组织邀请的3次专家讨论会，看到最后一稿是在一个多月前。“新条例变化还是有的，也有很大进步。但仔细看仍缺乏‘硬碰硬’的权力，解决问题的手段仍然不充分。信访部门还是转办、交办、催办、督办，仍未摆脱‘无力’状态，这与信访部门的法律地位没被确认有关。”讨论还将继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建嵘非常关心信访条例的修订。实际上，于建嵘也是最早看到修改草案的人之一。在xx审议《信访条例(修改草案)》的前一天，即1月4日，xx法制办副主任汪永清约见了于建嵘，就《信访条例(修改草案)》的一些问题交流了意见。1月23日，于建嵘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新条例的第3条、第40条、第46条特别提到了关于信访人合法信访权益的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信访人的信访权利必须得到宪法的保障。根据于建嵘所在的课题组调查，到京上访告状者，30%-40%的人告的是其在信访过程中受到打击～的问题。”于建嵘认为，信访制度改革事关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需要智慧和勇气，更要有举重若轻的境界;关于信访的讨论并不会因为《信访条例》的修订而停止。李新华表示，取消信访机构还是加强信访机构职能的争论，其核心问题依然停留在对信访组织形式层面的讨论上。他认为，只有通过划分中央和地

方各级信访机构之间的权力和责任界限，增强各种信访组织之间的协调和沟通能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央提出的统一领导、部门协调、统筹兼顾、标本兼治、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大信访”格局。

第五篇：反腐新常态[小编推荐]

反腐新常态

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要主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反腐是其重头戏之一。实践证明，没有有效的反腐，全面深化改革最终将成为空谈；而如果没有法治，则反腐也可能是镜花水月。在十八大之后迅疾的反腐风暴中，认真思索法治，重新理解反腐，既是契机，也是必然。

官商勾结、卖官鬻爵、贪污腐败、政党恶斗。日前，《咬文嚼字》将“新常态”、“打虎拍蝇”列入十大流行语。诚如众望，2014年正是反腐新常态得到确认的一年。从查办***的“打虎”行动到境外追逃的“猎狐”行动，从中央巡视组的“问题清单”到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正风清单”„„人们在围观中点赞、力挺。

那么，这一反腐新常态“新”在哪里？将给政治生态和从政生涯带来哪些变化？ 何为新常态，新在何处？

新常态，说到底，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具体化。透明反腐、责任反腐、节日反腐、治奢反腐、法治反腐、网络反腐、国际追逃„„这一系列举措诠释出十八大以来反腐新常态。依托当前的形势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人们逐渐认识到，反腐倡廉新常态起码有三个方面的内涵。

一、反腐倡廉呈现出以落实“两个责任”为政治要求的新常态，即党委担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但长期以来，一些地方部门单位“两个责任”基本得不到落实，一些领导干部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一些地方出现“塌方式腐败”，不得不说与此有关。诸多信息与细节都已佐证，中央已将落实“两个责任”作为反腐倡廉的重中之重、作为反腐倡廉的“牛鼻子”，在此背景下，各级党委和纪委在落实“两个责任”方面是不力的，显然背离了中央要求。未来一段时期，落实“两个责任”是一条红线，贯穿反腐倡廉始终。

二、作风建设呈现出以落实八项规定精神为主要抓手的新常态。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八项规定被称为“铁八条”，可见群众公认。然而，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不容忽视，“四风”问题是长期形成的痼疾顽症，纠正“四风”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对此，中央有充分清醒的认识，总书记反复强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没有休止符。“四风”雨过地皮湿。中央既充分认识到“四风”的顽固性、反复性，又深知作风建设是攻坚战、持久战，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保持惩治不正之风的压力，无疑将是纪检监察机关的工作重点。锲而不舍转作风，弛而不息反“四风”，纪检监察机构责任无可推卸。

三、惩治腐败呈现出以“零容忍”为基本态度的新常态。总书记强调，反腐败高压态势必须继续保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零容忍，意味着反腐败没有“禁区”；意味着党纪国法面前没有“特例”，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十八大以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一批大案要案得以查处；坚持有贪必反、有腐必惩，对腐败行为“露头即打”，防止滋生蔓延。中央纪委在反腐新常态下的新作为

一、反腐倡廉工作的新作为

围绕反腐倡廉工作的新常态，纪检监察机关自身呈现出以“三转”为改革创新导向的新常态。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是纪检监察机关的自我革命，是纪检监察机制的改革创新。“三转”的核心要义是聚焦党风廉政建设中心任务，突出主职主业，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把不该管的工作坚决交还给主责部门，履行“检查的再检查”，“监督的再监督”。

确保作风建设常抓不懈。上级纪委在检查落实“三转”的同时，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进一步明确责任，形成合力、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建章立制，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追究领导责任，营造支持“三转”的良好氛围。

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要持之以恒纠正“四风”、适应惩治腐败新常态，要治病树，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是落实“依法治国，督促落实“一岗双责”，统一研究部署。要以“忠诚，坚决防止“灯下黑”问题、依规治党”的新常态，围绕重要节日，强化对办案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严格纪律要求。三是狠抓案后整改，确保办案高效有序，呈现出以“三转”为改革导向的新常态。

二、坚持习总书记的指导

按照习总书记提出的“五个方面”要求，党委领导班子要落实好主体责任，党委班子其他成员要认真落实“一岗双责”，夯实办案基础。上级纪委在强化自主办案的同时，要着力提高管理规范化，以更高的标准，严格监督、拔烂树、从严问责，要突出问题导向，自觉运用法治方式，防止“灯下黑”，使作风建设新常态成为党员干部的行为准则。要上转带下转、以案促管”，持之以恒，大力传承弘扬实践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大力倡导的“四下基层”。要以点带面，坚持运用“考评体系科学化，加大倒查追责力度，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强化法治思维，坚持抓早抓小。要自转带公转，坚决落实“零容忍”，持续保持高压态势。纪委要协助党委强化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并进行指名道姓的曝光。重点查处十八大之后不收敛不收手，更好地起到震慑遏制和教育警示作用，使作风建设各项要求落地生根，确保办案安全，突出主业主责，严格执行福建省委“两意见一细则”的具体规定，坚决落实“三转”。要贯彻落实中央《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精神。要按照王岐山同志强调的“用铁的纪律建设全党信任，从作风建设的经验“做法中提炼出长效机制。

三、新变化和新形式 推动工作、卷土重来、依规治党的新部署对纪检监察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新要求，推动“两个责任”有效落实，继续开展明察暗访，针对作风问题在高压态势下日趋隐蔽的新特点，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坚持快查快办。善用考评“指挥棒”传导责任。紧盯重要节点，教育、管理和监督纪检监察干部。”

集中精力专注主业、快进快出。要围绕核心，严格办案行为规范和办案程序，提高业务能力和素质。落实“以案促教，防微杜渐、统一检查考核，坚决落实“两个责任”，落实主体责任是坚守政治担当的新常态、适应从严治党新常态。指标设计标准化，解决突出问题是加强作风建设的有效经验，要强力推进下级纪委和派驻纪检组查办案件，依纪依法办案，是从严治党的“牛鼻子”。要不断总结提高，是党委必须种好的“责任田”，把作风转变的好势头保持下去、适应自身建设新常态

开辟全面从严治党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就从严治党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从“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的清醒到“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的坚定，从“刮骨疗毒”的勇毅到“抓铁有痕”的决心，每每振聋发聩。近日，他又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高压惩治腐败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和保证。

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到2014年7月底，中国掀起了194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近6.3万名党政官员被查处，其中包括30余名非常高层的人物，近70名受到调查的官员自杀。到10月份，已经有6名正部长级高官被查，更有徐才厚、***、苏荣等“大老虎”倒台。一手打老虎，一手拍苍蝇，以打虎来割除腐败势力，以拍苍蝇来改变社会风气，相辅相成，“治标”效果显著。

在继续高压反腐的同时，继续推进改革，完善制度建设。十八大以来，一系列反腐的法规制度纷纷出台，小到月饼、购物卡、会员卡，大到“八项规定”、“反四风”、“反浪费”等，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健全的立法与严格的执法，形成了一套严密而有效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不仅使官员不敢腐、不能腐，并最终形成一个官员“不想腐”的局面。

反腐新常态下，不义之财何处隐形？不白之身何地逃遁？显然，这对震慑“新发问题、增量腐败”意义重大。面对反腐新常态，必须收手、收心，知敬畏、懂戒惧，“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官官相交、官商相交、商商（国企民企）相交，须防止利益冲突、远离利益输送，相敬如宾而非勾肩搭背，不越雷池而非不分彼此。官商之间尤须守好底线、把好边界，保持“等距离交往”，既“明如镜”又“淡如水”，防止被金钱关系绑架、被糖衣炮弹命中。领导干部切莫和老板称兄道弟，严防搞成“益友变损友”的利益共同体，以 实现全社会的风清气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