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员额制下检察工作新常态

第一篇：浅议员额制下检察工作新常态

如何迎接检察官“员额制”来临后各项检察工作新变化?这是司法体制改革下在检察机关面前的重大挑战。针对基层院为顺利对接检察官“员额制”拓展工作新思路而出现的新变化,所面临的新常态给检察工作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笔者谈谈几点体会。

一、建立检察官专属档案,为“员额制”实施提供第一手资料

是否具有“成熟的司法能力”是选任检察官的根本条件,而评价是否能胜任检察官职务具体标准则是政治坚定、廉洁自律、爱岗敬业、法学专业知识扎实、办案经验丰富、群众工作能力较强等各方面。近年来,萍乡市湘东区检察院为每名检察官建立一套能够以连续的轨迹反映其工作状况和学习、客观记录其工作和学习的档案,实际上是建立和完善检察官队伍科学化、规范化、长效化管理的积极探索和有效手段。借助这套档案,便于加强对检察干警各项工作情况、思想变化的动态监督, 并为全面考察了解和正确选拔检察官提供重要依据。

二、收集干警思想动态资料,为“员额制”实施的筑起一道思想屏障

始终坚持遵循干警是第一资源的理念,用足用好决策成本、降低实施成本,是做好稳健推进检察官“员额制”工作思想第一步。例如萍乡市湘东区检察院近年来,每季度开展司法改革政策解读会,明确检察改革对推进依法治国全局和发展检察事业的重大意义,避免由此带来的检察干警思想波动、工作受到影响。每月开展一次干警面对面谈心会,采取放发调查问卷、谈心互动和心理测评等各种方式准确把握干警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对干警的岗位意向、择岗疑虑以及是否愿意服从安排、跨类别调整等意愿做到心中有数,为迎接检察官“员额制”各种挑战提供科学性决策导向。各种新举措都显示检察工作在为对接“员额制”提前布局。

三、创新岗位练兵新模式,为“员额制”实施提供人才保障

检察干警业务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检察官“员额制”实施后能否确保检察官职业化、专业化、精英化等特点。例如,去年萍乡市湘东区检察院内本着“缺什么补什么,需要什么培训什么”的原则,以解决实际问题、提高业务能力素质为突破口,拓宽培训渠道,强化培训效果,针对

不同业务岗位练兵推出庭审模拟与实战录像相结合评比、诉辩对抗、案例分析例会、侦查人员电子讯问笔录制作与信息化侦查手段运用竞赛等多种新模式,来适应检察工作新形势下各种变化。笔者感觉通过多种岗位练兵新模式,检察干警业务水平得到有效提升、视野进一步开阔了,凝聚力和战斗力进一步增强,才能保障检察官“员额制”对接后,入额检察官成为办案团队的灵魂和主心骨。

四、案件质量监督管理常态化,为 “员额制”实施夯实人员能力基础

案件质量是检验能否胜任检察官工作的基本标准,直接关系到检察机关在群众中的公信力。必须依托案管管理中心,制定出严格的案件质量指标体系,定期开展案件质量评查,通过评查,查找分析案件质量存在的问题,对每个问题逐一列明,并形成专门评查通报,增强评查互动性,引导检察官时刻落实规范司法行为,进一步改善了办案工作中不适应、不科学的薄弱环节和问题。同时,建立案件质量监督跟踪反馈制度,以此来促进案件质量迅速提高,为提升今后案件办理质量和效率,实现检察官“员额制”后更好地文明执法、维护公平奠定良好基础。

五、构建合理人员岗位分配构架,为 “员额制”实施构筑运行保障

科学合理的界定检察内部工作分配结构框架和比例关系,有利于从容应对检察官“员额制”实现后检察工作新变化。基层院紧缺综合岗位人才,很多检察官不得不放弃办案或者兼职多部门工作,严重导致办案一线工作人员偏少。只有根据院内岗位需求合理配备人员,重视岗位合理设置,有计划招录不同专业人才充实检察队伍,缓解了“员额制”实施后大部分人员充实到办案一线后,其他岗位人员紧缺现象,做到了提前规划、科学合理安排工作岗位,顺利对接“员额制”。积极参与培育多样化人才专业性培训机会,有针对性引导其他岗位人员积极应对改革后检察工作新变化各种挑战,使其他岗位成为充分展现个人特色的有力平台,促进其他岗位人员综合水平提升和稳定检察队伍,健全激励制度调动其他岗位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确保检察官“员额制”的顺利实施。

(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检察院 鞠蓉)

第二篇：法官员额制探讨

修正后的法官法第五十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审判工作需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各级人民法字的法官在人员编制员额的办法。”这一规定符合我国司法工作实际和国际惯例，为进一步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建立科学的法官管理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一、确定法官员额比例的意义

确定法官员额比例是在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法官职业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法官职业准入制度、在职法官继续教育制度、法官职业保障制度以及监督制约制度等各个方面。而首当其冲的是确定法官员额比例。确定法官员额比例不仅是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应有内容，也是进行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前提条件。

首先，法官的职业化意味着法官在职业上必须具有独特的知识、技能、工作方法、行为方式以及思维模式，也意味着法官的资格有严格的标准，即并非人人都能当法官。法官职业化的命题实际上隐含着法官精英化的概念。一般而言，法官精英化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法官的素质要提高；二是法官的数量要精。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法官的职业定位始终处于模糊状态，法官的职业特性被忽略，使得一些不具备法律专门知识和职业道德的人进入到法官行列，导致目前法官队伍是多质弱。因此，只有通过确定法官员额比例，将具有较高素质、真正符合法官条件的审判人员确定为法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法官素质不高的问题。

其次，只有确定了法官员额比例，才能为法官的职业保障创造条件。法官的职业保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身份方面的保障，一个是经济方面的保障。就身份保障而言，确定法官员额比例后，法官一经任用，除非正常工作调动外，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就经济保障而言，法官作为社会纠纷的终局裁决者，是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守门人，理应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获得充分的物质保障，但由于经济条件制约和法官职位模糊不清，在目前情况下，全面提高法官的物质待遇不太现实。通过确定法官员额比例，适当减少法官数量，提高法官素质，才能使社会提高对法官职业重要性和崇高感的认同，使逐步提高法官待遇成为可能，真正实行“以俸养廉”，从而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献身审判事业。

再次，通过确定法官员额比例，可以明确法官职位，与建立法官助理制度、实行书记官单独序列等改革措施相配套。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没有对法官员额作出限制，导致法官职位泛滥，有很多人被任命为法官却不从事审判工作，实际上是行法官之名而无法官之实，法官资格实际上成了法院内部平衡利益、安抚老弱的一种待遇。通过确定法官员额比例，明确法官职位，根据各地审判量，确定法官员额，对于符合法官条件的，可以任命为法官，不能胜任审判工作的，改做法官助理或者其他工作。

纵观世界各国的司法制度，法官的员额都有一定的限制。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发展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法官制度，逐步实现法官队伍的专业化、精英化。而适当精简法官数量，着重提高法官素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

二、我国现有法官比例状况分析

要确定法官员额比例，首先应弄清我国现有法官比例状况。现时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法官人数太多，因而素质不高且效率低下。有人做过一些比较：如在中国，8328人中便有1名法官，而英国11万人口中只有1名全职法官，日本每万人中也只有0.23名法官。从结果看，中国的法官按占人口比例计算是英国的十几倍，是日本的5倍多。有人据此还做进一步的统计：中国法官人均年办案数仅为21件?一说33件?，比美国联邦法官的人均年办案数少15倍。而对如此庞大的法官人群和如此低下的工作效率，不少人认为应当压缩中国的法官人数。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法官人数有3万人足矣。然而，中国法官人数究竟是怎样一种状况呢﹖中国实际有多少法官﹖应该有多少法官﹖许多人对此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一些统计数据和用以作为参照系的其他国家的数据也都还值得进一步推敲。下面就我国法官人数问题作进一步分析。

从法官的概念看，依据法官法规定，法官是指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根据这一规定，法官的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法官就其身份特征而言必须是审判人员，二是法官就其职责而言，还必须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从立法对法官概念的界定来看，并不包括那些为解决某种职级待遇但并不行使审判权的人员。由于我国法院干部目前仍按行政干部序列管理，法官职级套用行政干部的职级，但法官的级别相对同级行政机关非领导岗位的公务员级别要高一些。因此，为解决法院内部一些非审判人员的级别待遇问题，几乎每个法院都将一部分非审判岗位的工作人员任命为法官，而这些法官有的甚至完全没有审理过案件?据最高院统计，目前全国法院共有在编干警30余万人，其中法官21万，而在这21万审判人员中真正意义上的法官人数不足15万人。

从法官岗位分布情况看，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和《法官法》的规定，我国法院的法官按其岗位不同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人员主要包括各级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委员会委员?多为院、庭长兼任?。这类人员大约占各级法院在审判岗位工作的法官人数的20％左右。这部分法官除了担负部分审判职责外，主要承担各级法院内部的审判管理和行政管理职责，如分案，审批案件等，这些人办案极少甚至基本不办案件。随着近年来我国各级法院的审判改革，一些法院正在逐步取消院、庭长分案和审批案件的制度，但院、庭长还没有完全从管理职能中解脱出来。有人曾对辽宁、广东、上海、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湖北及海南省的九个省市十个中级法院的院、庭长从1998到2000年三年审理案件的情况做过调查，发现只有二个法院有准确的统计，其中一个法院的院庭长三年审结的案件占全院审结案件比例平均为4％；另一个法院的情况更糟，平均不足2％?而其余的法院对院庭长办案人情况甚至无法统计。虽然上述二个法院的情况可能并不代表全国法院一般情况?实际情况是低等级法院的院、庭长亲审案件比高等级法院的院、庭长多?，但院、庭长审理的案件比一般审判人员要少得多毕竟也是事实。第二类人员即执行员，按照《法官法》的规定，我国的执行员参照法官序列管理的。这与前面提到的英国、日本的情况完全不同。在英国，执行官是行政官员而非司法官；而日本的执行官虽由法院任命，但执行官和法官也并非同一序列管理，执行官人数是不包括在法官人数中的。而从我国法院的实际情况来看，各级法院的执行员必须由具有法官资格的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提任。但执行员所负责的工作主要是生效裁判的执行，与审判工作基本无关。从上述十个法院的情况来看，执行人员占审判人员?不包括在非审判岗位工作的审判人员数?的比例平均为19.8％。按这个比例折算，我国目前的15万法官中至少有2.97万人在从事执行工作，实际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只有12.03万人。第三类人员才可以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官，这类人员主要包括分布在刑事、民事、行政审判庭以及立案庭、审判监督庭的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他们的职责相对单纯，即负责法院受理的各类案件的审判；这类人员只占法官总数的60％左右，约9万余人?但他们却承担了几乎绝大部分案件的审理工作。

从法官审理案件情况看，2002年公布的统计资料表明：我国各级法院2001年共审结各类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590万余件，执结当事人依法申请执行的案件254万余件。这两项合计844万余件。而全国各级法院的法官按15万计算，人均年结案数为56.27件。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各级法院每年受理的按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再审案件以及大量的减刑、假释案件。加上这些，全国法院审判人员年人均结案数应当超过60件。如果再考虑占审判人员20％的院、庭长基本不承担具体案件审理工作的情况，我国法院审判人员年人均办案数将超过70件。

下面我们不妨再同有关国家的情况作一些比较。如1990年美国联邦地方法院受理的案件总数为266，783件，其中民事案件217，879件、刑事案件48，904件。而当年美国联邦地方的法官人数为575名，法官年人均受理案件数为464件。这个数字为中国法官年人均办案数的7.7倍?以中国法官年人均受理案件数60件计算?。然而，由于中美间的诉讼程序上的巨大差异，使得这两组数字之间并无直接的可比性。美国民事诉讼的庭前程序中的一些制度对于庭前解决纠纷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例如证据开示、动议申请等。实际上，在美国州法院或联邦法院受理的案件中，90％以上的案件在庭前即被以撤回、驳回、不予受理或和解的方式了结，只有不超过10％的案件进入庭审。在刑事诉讼中，也有90％以上的案件是通过诉辩交易程序了结的。在刑事被告通过诉辩交易认罪的基础上定罪的案件并不需要经过严格的庭审进行审理，真正需要开庭审理的刑事案件也不会超过10％。如果以实际审理的案件占受理案件总数的10％计算，美国联邦地方法官1990年人均实际审理的案件只有46件。而中国法院在不包括执行人员和不考虑执行案件的情况下，2000年中国法官人均审理的一审案件数47件。由此来看，中国法官和美国法官的年人均实际审理的案件数是比较接近的。日本的情况相对特殊，日本作为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其诉讼程序与英美大相径庭，而与我国的情况比较接近，即法院受理的绝大部分案件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诉讼程序。据统计，日本1999年的法官人数为2，949人，而1998年日本地方裁判所受理的一审民、刑案件共22.7万件，年人均审理案件数为77件。这个数字高出我国法官年人均审理一审案件数的63％。如果考虑到我国占法官人数大约20％的院庭长极少审理案件这个因素，中日两国法官个人审理案件的绝对数应该差距不大。况且，日本法官不堪重负的情况也实属罕见。也正因为如此，案件审理期限过长，诉讼效率低下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日本法院，也引起了日本国民的强烈不满。据日本最高裁判所统计，1998年，全日本地方裁判所审理的一审民事案件平均期限为9.3个月，刑事案件的平均期限为3.1个月。分别超过我国同类案件的法定审限3.3个月和1.6个月。自1999年7月日本开始的第三次司法改革试图解决的问题之一也正是法官人数太少所导致的诉讼效率低下。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其一，中国的法官按其占人口比例计算，人数并不算多。中国法官人数与每一万人口之比为1.1.如果不包括占法官人数近20％的执行人员，中国每万人中才有0.88名法官。而根据1997年的统计数，美国为1.16，德国是2.56，法国是0.84.而英国如果加上治安法院庞大的治安法官队伍?约2.5万人?，按占人口比例计算，应该是2，000多人中就有一名法官；至于日本的情况，如果加上日本法院的执行官，调查官的人口，应该也超过每万人中0.23个法官这个比例。况且，日本目前正在试图改变这种法官人数太少状况。其二，中国法官人均审理和执行案件量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较，虽不能算是饱和，但也并非人浮于事。同西方国家法官审理案件的情况相比，我国法院审理案件的效率还受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无休止的请示汇报和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的调查取证等等，考虑到这因素，我国法官每年人均审理或执结60件案件也实在不能算是效率低下了。

三、合理确定我国法官员额比例

（一）合理确定法官员额比例应考虑的几个因素

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官人数是法官整体素质的一种量化的、外在的表现形式。一般说来，法官人数太多，通常反映出法官的整体素质不高。有人曾做过这样的推论：法官素质不高必然产生效率低下导致案件积压，故而要么牺牲质量求数量，要么增加法官人数，即所谓“质不够，量来凑”。从逻辑上说，这种推论不无道理。同时，由于人数过多而产生的人浮于事和不负责任也往往使得本来就不高的法官素质更加趋于恶化。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法官人数愈少整体素质就愈高。在法官人数少于一个合理的数量时，法官受理案件的量会超出正常的负荷，形成疲于应付，无暇顾及其他局面。这样不仅案件质量不保，而且使得法官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通过学习和研究来提高甚至维持自身的业务水准。因此，法官人数太少同样也可能产生整体素质下降的后果。可见，法官人数和法官素质之间存在一个互动的关系。科学、合理地确定我国法官员额比例，必须根据我国现有法官状况，综合考虑下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1?法官岗位分布是确定法官员额首先应考虑的一个问题。前面已谈到，目前我国法官的人数不是太多，而主要问题是法官岗位分布和职责划分不合理。有人曾做过调查，目前我国法院具有审判职称而在非审判岗位工作的人员约占法官总数的15％。再加上执行工作人员?我国法院执行人员必须要具有审判职称?的数量，这个比例占到了30％。也就是说，目前真正在审判岗位上的法官实际只占法官总数的70％。而在国外一些主要发达国家，执行官是不包含在法官序列之内的。因此，确定法官员额，必须明确法官概念，严格限定法官岗位分布，即所谓法官，必须是分布在各审判业务庭并从事审判工作的人员，这是确定法官员额的一个前提条件。2?在我国，所有案件的审理几乎是由职业法官来完成，人民陪审员制度并没有很好地推行，有些地方已名存实亡。而在国外，是由职业法官与非职业法官来共同完成案件的审理。如英国一直保留非职业化的治安官制度。据统计，英国在2000年共有30400名兼职外行治安官或太平绅士，有96名全职有薪俸的治安官和146名兼职有薪俸的市区外治安官。治安官的数量大大多于职业法官的数量。在德国，由职业法官与非职业法官组成混合庭审理案件。在美国，有相当多的案件并非由职业法官而是由一般公民参与宣判。3?当前，我国法院受理的案件绝大部分必须经过严格的诉讼程序，诉讼法设置的简易程序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庭前撤诉和不予受理的案件数量更是微乎其微，这与英美国家的诉讼程序大相径庭。4?法院现有审判资源没有得到合理配置，审判辅助系统?笔者曾主张将法院工作群体设置为六个序列，即法官序列、执行官序列、法官助理序列、书记官序列、公务员序列、法警序列。除法官序列、执行官序列外，其他四个序列辅助前两个序列。?没有建立。法院后勤行政工作人员过多，法官审理一个案件从庭前准备程序到裁判文书的送达等全过程仍要包揽一切，不利于提高审判效率。5?我国的司法体制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法官尤其是院、庭长不能全身心投入到审判工作中，常常忙于一些行政性事务，以及案件的请示、汇报和法官审理案件来自外界非正常因素的干扰等等，这些都在客观上影响法官的办案效率。6?由于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和审级制度的制约，各地法院和各级法院受理的案件并不均等，案件的难易程度也不平衡，这是确定法官员额也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7?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各种新的民事、经济矛盾和利益冲突大量出现，司法作为纠纷的最终救济手段逐渐为社会所认同，人民法院受理的各类案件尤其是新类型案件大幅度上升，处理难度也增大。从全国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看，1978年审结50多万件，到1998年就审结了539万余件，是1978年的10倍。从案件的结构来看，1978年受理的刑事案件占32％，民事案件占68％；到1998年，受理案件的结构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刑事案件只占10％，民事案件占61％，经济纠纷案件占27％，行政案件占2％。改革开放20多年来，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不仅在数量上骤增，而且在种类上趋于多样化、复杂化。近年来，各级法院受理的大量新类型案件如证券、期货、融资、租赁、破产以及各种类型的涉外案件，无论在审理的难度还是案件的复杂程度上都远远超过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期所受理的案件。

（二）合理确定法官员额比例

合理确定我国法官员额比例，除了要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外，还必须确定法官员额比例的标准。确定法官员额比例，归纳起来无外乎二个标准：一是法官与人口比例：二是审理案件数量。从法官占人口的比例看，笔者认为，每一万人中确定一名法官比较合理，那么，按中国现有13亿人口计算，约需13万法官。实际上，根据案件数量确定法官员额似乎更合理。以近三年全国法院平均每年审理的案件数为例，近三年全国法院平均每年审结各类案件约为5930707件，据有关资料统计，全国法院审结的案件中约有70％在基层法院，因此每年全国基层法院审结案件数约为5930707*70％＝4151494件，按每个基层法院法官人均结案70件计算，那么，基层法院需法官员额约为6万人；中级以上法院法官按年人均结案40件计算，则约需法官4万人。两项相加，需法官员额为10万人。综上，无论从法官占我国人口的比例，还是根据审理案件数量计算，我国需法官的数量都应在10万人左右?并不是象有人所说“中国法官人数有3万人足矣”?。这个数量实际是现有法官数量去掉非审判岗位上的法官和执行官的数量，即现有在审判岗位上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的数量。所以说，我国法院目前存在的问题并不是法官人数太多而主要是法官岗位分布和职责划分的不合理。

第三篇：浅析“员额制”下法官助理的立身之本[推荐]

浅析“员额制”下法官助理的立身之本

2014年7月9日，最高法院下发《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首次提及建立法官员额制、主审法官责任制。这也意味着未来部分法官将失去法官资格，初任法官资格也将更加严格。

一些年轻的法官助理因为担心以后难以成为法官，萌生去意。这种担忧实则是对法官员额制的误读，法官员额制改革的目的是让优秀的法官留在法官队伍中，而非简单的论资排辈，更不会搞一刀切。

笔者以为，身为法官助理努力提高自身业务水平、不断增强职业道德素养，做到德才兼备才是在法院的立身之本。

首先，端正思想，珍视职业荣誉，充分认识到政法干警廉洁性的不可破坏性。培养健康的兴趣爱好，建立良好的社交圈子，慎交友、慎交际。身为法官助理，虽然还没有审判权，但是因为所处职位的敏感性，难免遇到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拉拢腐蚀，如果不能坚定公正司法的信念，极容易在诱惑下走上违法道路。我国选拔干部要求“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法官作为守候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对道德修养有更高的要求。每一位法院干警都要不惧非议、不怕压力、不辞辛苦，珍惜得来不易的工作机会，不为金钱、人情、名利所动，切实守好道德红线。

其次，充实法律专业知识，丰富知识结构。随着新型案件的大量出现，法官不仅要熟悉法条，还要掌握其他专业知识，这样才能应对当下新类型案件多发的挑战。在实践中，当事人以法官不了解行业惯例，不懂相关知识质疑判决权威性的事件时有发生。作为年轻干警在提高专业素养和拓宽知识面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应该充分利用便捷的资讯传播途径，提升专业知识水平，加强案件相关知识学习，不断丰富知识储备。司法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以后对于法官任职资格也将有更严格的规定，首当其冲的就是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这也是摆在法院工作人员面前最现实的问题。作为年轻干警应该提高对自身的要求，把获得司法考试A证，作为对自身专业储备的基本要求，为更好的从事法律工作打好基础。

再次，积累办案经验，提高处理纠纷的能力。现在进入法院的干警，都是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法学专业学生，理论知识的积累是丰富的，但是由于年纪轻、经验少，在运用法条处理案件的时候，难免会生涩稚嫩，脱离实际，就案办案，致使案件判决生效后，却执行不下去，折损了法律的权威性。在日常工作中，应多向前辈请教学习，总结他们的工作经验，灵活运用办案方法，增强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的能力。并且多做经验总结，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实践中进步，在进步中实践。

最后，转变工作思路，践行群众路线。由于信息交流平台的日益增多，各种信息充斥荧屏。一些西方法治理论难免会对年轻干警的思想造成影响。比如“西方法官优渥的待遇、崇高的社会地位、终身任职的职业保障……”。必须承认西方法治观点，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作为法官助理要立足国情，认识到我们的法院是人民法院，法官是人民法官，在参与案件审理时，不能仅仅依靠当事人举证，而要弯下身子深入到案件发生地、当事人居住地去多做核实，帮助法官获得更多准确信息，为判决既合法理又符情理提供帮助。

司法改革事关法院的每一位工作人员，将改革作为不断提高自身能力的契机，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是每一个立志从事审判工作的干警安身立命的依靠，也是司法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人才保证。

第四篇：新常态下的

新常态下的“坚守”

大德小学 李锦花

遥远的西北大漠，有一种胡杨的树种，它们生而三千年不死，死而三千年不倒，倒而三千年不朽，这沙漠里健壮而睿智的勇士，用自己的一生为我们诠释了坚守一词的深刻内涵。虽然我不可能是倔强的生长在沙漠中的胡杨,但我愿做那棵扎根于乡村英语教学试验田边的胡杨,任时光荏苒,任四季的变换,我始终用自己的生命和全部的爱, 坚守着乡村英语教学的希望和喜悦。

坚守是热爱。刚开始，我常常为自己不知道怎样为小学生上好英语课而茫然。但是我对英语的那份执着的爱告诉我要永不言弃。在教学中我常常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失败浇不灭我对英语教学那如火如荼的热情。在这样执着的支撑下，我昂首行踏进英语教学的珪步之中，在英语教学这块沃土上我默默地耕耘着。

坚守是进步。我是一位普通的乡村英语教师，要让孩子们学好英语，算的上比登天还难哪。我作为一名普通的英语教师，神圣职责是什么呢？经过我不眠的深思，向有经验教师的请教，拉一些对英语不感兴趣的孩子促膝长谈，拜访一些家长和他们交换意见。我明白了，明白了要教好英语，首先要让他们爱上英语、喜欢英语。啊。。我知道了，知道了！学生喜欢什么就不会厌烦什么。真是“山穷水复凝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为此，每节课前我会认真研究、吃透教材，通读、精读课文，较好地掌握教材的全部内容，明确这节课的教学目标，精心设计课型、流程、方法等。在教学过程中我深知英语课中口语是老师与学生交流的主要方式，作为英语老师的我很注重加强英语口语在课堂中的运用，给学生创设愉悦的英语课堂氛围；在课堂上对于学生的表现我会给予肯定和鼓励，从而使学生感受到老师的关爱，感受到我始终保持的微笑，并且和学生多交流，让学生发自内心地喜欢我的课堂。

坚守是希望。我刚接手的班是五年级，班上有一个比较优秀的学生--赵嘉欣。她性格外向，刻苦努力，成绩优异。可是，她上四年级的时候，她生病了。有一个多月没有来上课，她落下了很多的课程，我暗暗地担心和着急。我不能把我的担心表现出来。上课的时候。我特意让她来回答她能够回答的问题，每次答完问题，我都会笑着对她说“你真棒”。一次，她的妈妈对我说；“李老师，今天我女儿回家特别的高兴在沙发上蹦来蹦去。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李老师说我特别棒）”！后来，她深深的爱上了英语。

我作为新常态下的英语老师，我明白应该突破常规，寻求新的教学模式，敢于真正的把课堂还给学生，实现老师作为教学的主导，学生作为主体的开放式课堂。新常态下的教育，不应该是强迫，而是引导；不是灌输，而是浸润；不是施压，而是影响；不是改造，而是改变。新常态下的教育，当以人为本，遵从人性，尊重孩子的生命个性，解放孩子的身心，给他自由发展的空间，鼓励他们不断尝试、直面挫折。只有把课堂真正的还给学生，才能更好的发掘他们的个性。

在我的心中有一个诺言——那便是“坚守”；在我的手中有一粒金色的种子——那便是实践；在我的生活中有一个目标——那便是成功。我要用我的双手在孩子们的心中播下渴求知识的种子，我要用我的勤奋在孩子们的心中播下热爱英语的种子……也在我的心中播下希望的种子。我要用心守望着这份希望,更要用爱呵护着这份希望，默默地看着她破土、发芽，看着她开花、结果，我坚信幼苗终会长成参天大树。

此时，我要大声的对大家说：守望着自己爱着的田地，这就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

谢谢大家！

锦花老师，你好！你的演讲稿，主题新。内容实在，我在你原文的基础上把一些词句删减了些和补充了一些词句。如果有不妥的地方请见谅。

第五篇：新常态下文化建设

新常态下文化建设

今年11月9日，总书记在APEC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重要演讲，主题是“谋求持续发展，共筑亚太梦想”。总书记在演讲中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而这个引人注目的“新常态”的提法及其主要特点，值得我们文化建设认真研究并积极适应。相对于作为基础的经济建设者而言，文化建设属于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的建设。也就是说，经济建设的诉求与追求，往往会渗透在文化建设的理念与举措中，也会决定着文化建设的方法与步骤。比如我们一度就笃信人均GDP的大幅增长将大力拉动文化消费，而未能细察这个“增长”的结构构成及其消费取向;比如我们一度也认为文化设施就应建得“有文化”，只是不少为显“政绩”的设施把“显豪华”当成了“有文化”;比如我们一度还认为“大歌舞”能够壮势“大繁荣”，于是不管大庆典、小庆贺都弄得花团锦簇、“群星灿烂”并滋生出“文化包工头”„„虽然那些“文化的虚火”被明令禁止而紧急刹车，但文化建设要真正回归“润物无声”“攻心为上”的功能，还需要“志存高远”“坚守理想”，还需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也还需要努力把握“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大格局，要有积极适应新常态的大智慧。

文化建设要积极适应新常态，第一要再度审视文化建设的本质和功能。近读总书记所著《之江新语》，我们看到他10年前就发表过两篇关于文化建设的精辟之论。在《文化是灵魂》一文中他写道:“一位哲学家曾做过这样的比喻:政治是骨骼，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这一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文化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在《文化育和谐》一文中他指出:“文化即‘人化’，文化事业即养人心志、育人情操的事业。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文化育和谐，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和必然要求”。正是因为深彻洞悉文化的本质和功能，总书记不久前在主持文艺工作座谈会时就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建设要积极适应新常态，就其本质而言要以“弘扬中国精神为担当”，就其功能而言要以“凝聚中国力量”为使命。这是我们文化建设积极适应新常态的重中之重。

第二，文化建设要积极适应新常态，就要真切领略文化建设的方法和追求。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对于我们的文化建设而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常态;与之紧密关联的“新常态”，是反映当前“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是表现当前从“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这也就是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要求的“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事实上，文化建设的方法和追求，其根本规律和基本特征就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以生活为源，强调的是生活决定文化建设的内容，也决定文化建设的取向;比生活更高，正如总书记所要求的，要“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

第三，文化建设要积极适应新常态，就要努力把握经济新常态的理念和举措。简言之，我们需要把握的理念一是着力于“质的提升”而非“量的泛漫”，二是着眼于“结构优化”而非“同质繁衍”，三是着手于“创新驱动”而非“要素驱动”，四是着意于“多元动力”而非“单一取向”。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有许多就是针对“质的提升”而言。他所说的“文艺创作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同样存在于我们文化建设的一些方面。因此，着力于“质的提升”就要改变“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改变“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我们的文化建设只有努力把握经济新常态才有可能积极适应经济新常态，才有可能逐步确立自身的新常态，才有可能在“高原”上崛起“高峰”，在“春季”里鼓荡“清风”。着力于“质的提升”是文化建设新常态的根基。

关于着眼于“结构优化”，是目前在文化建设许多层面上都应通过深化改革来加以调整的重要举措。在整体层面上，主要是着眼于科技进步给文化发展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是科技使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效率进入生活，扩大了文化的覆盖面并增强了其渗透力。另一方面是这一进程中用户角色的重大转变，也即“用户创造内容”现象的发生，我们将为这种蕴含能动创造的文化体验去进行文化创造。结构优化，还体现在各文化业态建设的具体层面。以传统舞台演艺业态而言，当我们初步完成文艺院团的“转企改制”之后，接下来要做的一是实现其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即真正实现“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二是在市场主体“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前提下，实现“以资本为纽带的兼并、重组”，提高文化企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与此同时，我们要为文艺院团这一“市场主体”搭建运营平台，全面促进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流动，如目前“保利院线”和“中演院线”的所作所为。

关于着手于“创新驱动”，可以说也是文化建设积极适应新常态的个中要义。中国经济新常态，不仅与资金、技术、信息人员流动达到高水平的亚太市场密切关联，而且与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同步进行。城镇化作为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必然推动我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必然主导我国现代文化的发展进程。“创新驱动”是相对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而言的，这在文化建设的新常态中更应得到高度重视。如果说，我们既往的“继承创新”较多关注“要素驱动”，那么“创新驱动”则呼唤着文化建设的“集成创新”。作为科技创新理念的平移，文化建设的“集成创新”一要有自主意识，创新要素与内容的选择要服从主体解决文化发展问题的需要;二要有跨界意识，要全面开放创新要素与内容的选择视域，以实现主体选择的最优化;三要有协同意识，要善于集中智慧、凝聚优势、开放建构、转型升级;四要有贯通意识，要将各创新要素与内容有机整合，生成一个具有独特品格的有机整体。

关于着意于“多元动力”，就文化建设积极适应新常态而言，特别鲜明地体现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中。作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确定的文化建设目标之一，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有三个要点:一是要建立“体系构建”的协调机制，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均等化;二是要建立群众评价反馈机制，推动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三是要整合相关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与之相关，还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发展，培育文化非盈利性组织。这里的“社会化发展”，其实是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自我表现、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是我们文化建设新常态要培育的“多元动力”。我们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设施建设、项目组织、活动开展方面都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着意于“多元动力”作为适应新常态的举措，要特别在“引导群体心理”上下功夫。作为国家文化部的“文化创新工程”项目，我们最近验收了云南省保山市腾冲的“文化惠民示范村建设”和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的“主题社区建设”，关注到二者在群体心理引导方面有共通之处:即一是讲和谐，使人心不争;二是讲凝聚，使人心不散;三是讲陶冶，使人心不俗。面对中国经济呈现出的新常态，文化建设要有积极适应新常态的文化自觉，以使我们能更好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能更好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