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才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危机？

第一篇：什么才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危机？

什么才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危机？

——答英国《华闻周刊》

1、“中国梦”提出已经多年，如果您用一句话概括这个梦，它是什么？你心目中理想的中国梦是什么样子？

王冲：我心中的“中国梦”应该是人民的梦。具体来说就是人民能幸福地生活，居者有其屋，生病可以享受免费医疗，孩子上学能有一个公平的教育环境，能尊重孩子的成长。

2、你觉得中国政府如今提出和倡导的中国梦是什么梦？它可以实现吗？需要多久才能实现？

王冲：政府提出的“中国梦”主要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但不同的机构、不同背景的人有不同解读。我在美国做过一个关于“中国梦”的报告，中国梦有两种，一个是“国家的梦”(China Dream)，一个是“人民的梦”(Chinese Dream)。但是当“国家的梦”和“人民的梦”有矛盾的时候，会以哪个为主？按照现在官方的宣传，更多注重“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这个层面。习主席说的：“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反而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要达到“国富民强”这个目标需要多久这不好说，因为从“国富”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了，中国已经有了足够的钱了。但是现在“国富”和“民穷”之间的距离也算是很大了，特别是社会不公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政府反腐也从这方面来考虑。但是没有一个机制的变革，给人民更多对财产的保护和更多的权利，其实很难达到这个目标。

3、辛亥以来，中国人有过很多个梦，历史告诉我们很多梦是难以实现的，你觉得这些曾经抱以巨大希望的梦之破灭原因是什么？

王冲：主要是人为的原因，人的素质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1898年的“戊戌变法”就是官方发动的，而且不同政治派别有不同诉求，即使到了1910年的辛亥革命，也是一个以上层知识分子、精英群体发动的政变或是革命，和底层人民没有太大关系。之后在国共斗争期间，共产党所做的就是把底层人民调动起来了，在解放后又开始了底层斗上层人的斗争。直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后，才真正开始底层人民和上层人民的融合，这种融合发展到现在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到现在，教育和信仰的缺失使得人们一切向钱看，走向了一种“邪路”。

4、您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十年怎么看？它会保持高速的发展吗？

王冲：我觉得今后10年不会像之前这几十年这样，7%-8%地高速增长，甚至到10%-11%这样地增长，这是不正常的。中国经过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发展，经济已经体量很大了，在这么大的体量的基础上，增长率有所放缓，这是很正常的。关键是在放缓的过程中改变经济模式，从粗放型发展改为注意提高质的发展，从高耗能的发展到更节能的发展，从依靠劳动力优势改为依靠科技创新，增加GDP的含金量。中国政府高层现在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我觉得中国经济发展只要保持在5%以上就已经很好了。

5、你认为本届中国领导核心会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吗？你期望是什么样的体制改革？哪一种改革既能够保证国家生活的平稳、也能够实现效率的提高？

王冲：首先要承认改良和改革比革命要好，从辛亥革命以来，一直有一种“枪杆子出政权”的思维，其实给我们民族带来了一种灾难。但是光靠经济改革是不行的，还要有配套的政治改革。如果说因为国情不同，我们不能照搬美国、日本、韩国的发展模式，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学台湾？台湾地区在上世纪50年代进行了土改，这让地方有一定程度的自治，并保留了儒家传统，再加上引进西方的文明和日本的管理模式，从而推动了台湾经济的腾飞。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至上而下发动了政治改革。我想中国的政治改革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由上层启动的、民间配合的一种变革。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启动了乡村的改革，包括乡村的选举。这些年大家不满意的是，以乡村选举为代表的这种改革基本上还是没有往纵深发展，这是在往后退而不是在向前走。我们一直以国情和经济基础薄弱为借口把这种改革往后拖延。

阻碍政治体制改革最主要的因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党内保守派为了党的领导，不愿意让民众参与政治，其实越早推动变革恰恰越有利于推动中共统治，中共应该有自信让一些民众参与进来提高执政能力；另一方面，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害怕失去现有的利益，从而阻碍变革。

6、深圳模式曾经引领中国发展，直到今天仍保持着强劲的生命力，你认为中国经济再度“质变式前进”的“动力基地”在哪里，是深圳还是上海？

王冲：上海和深圳不一样，深圳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需求，当时的情况是只要不管它，它就能茁壮成长。而现在的上海并不是释放活力，是自上而下的“特权”，让它发展。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单靠特区模式或者靠政府扶持，已经不会有好的效果。过去五年、十年，中央一直在扶持环保企业，但是现在很多环保企业发展得并不好，甚至濒临破产，反而是国家没管的互联网和电子商务，为国家带来很多的就业。这是因为国家对产业的调研一直是落后于生产的，与其依靠国家投巨资和人力去扶持一个产业，不如让其“野蛮生产”。

7、作为一个“公知”，你如何确定自己在实现中国梦中的社会角色位置？

王冲：如果你爱一个人，当他衣着不整的时候，你会提醒他。一个人和一个国家的关系也是一样，因为你爱这个国家，所以这个国家出现什么问题，你才会提出建议。作为一个“公知”，当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时，我们愿意指出来，这是我们的责任。对一个国家提出批评，是我们实现“中国梦”最好的方式。

8、现在的中国有着复杂的问题，在依然蓬勃的经济活力之下，也有着随处可见的危机，你认为最严重的危机是什么？它能否被“安全”地解决？经济的持续发展是克服这些危机的解药吗？

王冲：我觉得环境问题、恐怖主义这些都是可预见的问题，但是现在中国社会最大的危机是信仰危机。人一旦没有了信仰，没有了恐惧，没有了敬畏，就导致所有的制度和规则都会打折，发生变异。再好的制度政策都要由人来执行，其实在西方的法律并不是完全没有漏洞，但是人有底线。中国最大的危机还是没有底线，除了钱别的什么都不管，这是很可怕的。

9、你觉得目前发展企业的最大障碍是什么？企业的远期目标是什么？

王冲：民营企业最大的问题是政府管得太多，就是“婆婆”太多。比如有一些行业的认证标准，只能由某个部位指定，由某两个公司经营。本来应该交由市场解决的东西，因为部委之间争权夺利管得太细，严重搅乱市场秩序；第二，与国企相比，民企的生存空间的问题小；第三是民企融资难的问题。

第二篇：团结的力量才是最大的

团结的力量才是最大的在一家玩具店里，有着许多可爱的玩具，可是它们都很骄傲，看不起对方。

茸布兔子先开口：“你们看看我，全身毛茸茸的，粉嘟嘟的，小朋友最喜欢我！”气球小熊不服气了：“那又怎么样，你看小朋友整天拉着我到处跑，我„„”气球小熊的话还没说完。棉布狐狸说：“不就是胖了点吗，肚子里可都是气，而我还有一个漂亮围兜子呢。”其它玩具也开始滔滔不绝。

正当这时，一个木头老狼看到了，坏笑起来，心想：“这真是一个好机会！”木头老狼很不起眼，小朋友都不喜欢它，因为它很狡猾。木头老狼一把抢过气球小熊手中的棒棒糖，又把茸布兔子头上的蝴蝶结给拿掉了。茸布兔子难过地揉着头，小熊望着手中的糖被抢了一半，叹了口气说：“哎，再也没小朋友喜欢我了。

这时茸布兔子觉得自己最骄傲，于是它说：“其实我们不应该找对方的缺点，要不是我先开头的，气球小熊也不会受连累。“不，不”气球小熊急忙说：“我也跟棉布狐狸一样说的没用，被草一扎就漏气。”大伙都开始自责，过了一会大鸟博士说：“肃静！肃静！大家还不知道吗？团结的力量才是最大的！我们要团结起来对付木头老狼。”大伙一致认可。

木头老狼又走过来了，正想把脚抬起来。小姑娘就把它眼睛前的老式花镜摘下来，茸布兔子又把它的拐杖拿了。这下，木头老狼既看不见东西，又走不稳路，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玩具店里的玩具们又恢复了之前的生机勃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团结的力量才是最大的。

第三篇：官员不作为才是最大危害（上

XX这次大规模官员下访，客观上来说还是一种应急之举。要彻底解决信访难题，还要从源头抓起2005年新年前，XXX完成南京大学的哲学博士论文答辩后，返回郑州的当天下午就去了汝州。在他看来，汝州的另一份考卷同样迫切:一件“难缠”的上访案件正等着他和下访工作组解决。49岁的XXX是XX省委宣传部的正处级干部，目前，他还有另一重身份

:平顶山市下访工作组小组长。和他同时成为下访队员的还有XX省直机关的723位干部。事实上，不仅仅是省直机关的官员要下访，2004年9月15日，XX省、市、县3级下访干部共42664人走出机关，下到乡村、工厂、社区，逐门逐户排查矛盾和问题。“工作组”──这个多少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名词在2004年甚至2005年持续成为XX省各级官员和老百姓口中的热词，同样成为热词的还有“下访”二字。和2004年初高调下派工作组进驻艾滋病村不同的是，这场涉及XX省、市、县3级干部、4万多名官员的“下访”工作，媒体鲜有报道。4万多下访官员身负3项重任:一是调查处理尚未解决的信访案件;二是排查可能引起上访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三是督促健全完善信访工作长效机制。当地政府部门人士是这么介绍的:此次大规模下访使XX官员群体真实地体会到了上访者的诉求与痛苦,并深刻反思了问题的症结,甚至良心受到了巨大的刺痛。2005年1月12日，《瞭望东方周刊》获悉XX4万官员下访第一阶段工作暂告一段落，即飞赴郑州采访。必须冷静反思了:问题出在哪儿“人要回去，事要解决”──总体要求只有这一句话。2004年8月26日下午，全国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召开4天后,前省委书记李克强便作出批示,要在解决突出问题方面有切实举措,力争2004年下半年取得明显成效。9月5日，有关实施方案获得通过;9月10日省委作出动员;9月15日，4万多官员全部到位，奔赴下访地。“从2004年9月3日XX省委召开常委会，从决定组织3级官员下访，到9月15日，4万多下访官员下到农村、厂矿，仅用12天时间。”XX省政府副秘书长、XX省解决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以下简称省联席办)副主任朱孟洲,向记者介绍了4万官员下访决策的出台过程。因此，XX组织4万官员下访的决定，是在中央高层下决心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的大背景下作出的。2004年前，XX省委副秘书长李新华在省信访局副局长这个位置上工作了10年。李新华说，这10年，可能是全国所有从事信访工作的干部最苦、最累的10年。“从全国来看,从总理到省委书记都在亲自批阅群众来信，从中央到省委对信访工作要求之高、措施之具体、批评之严厉、责任追究之坚决也应该说是多年少有的。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尽管我们下了这么大的力气，全国的信访总量还是有增无减。因此，我们必须冷静反思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这也是促使省委决策4万官员走下去，把矛盾解决在基层的动因之一。”李新华认为，信访绝不是XX的特产。国家信访局公布的全国信访总量的连年递增是现实的。XX作为一个农业大省，确实存在大量改革“欠账”，而类似的问题每年都在积累，这是XX信访量增多的大背景。“事实上，作出4万官员下访的决策对XX省委、省政府来说是一次挑战，省委面临的压力也是巨大的。因为，官员下访很可能造成信访量的继续上升和反弹。”李新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决策过程中,前省委书记李克强请常委们首先讨论,能不能组织下去?会不会产生什么反应?当时便有常委表示，下访，如果问题不能解决好，会带来更多的难题。李新华说，“特别是在省、市、县这3级，很可能会‘按下葫芦起了瓢’。省委常委会在讨论时，对此也有过争论。实践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2004年12月，新任省委书记徐光春一到XX，就听取了省联席会议的工作汇报，并对官员下访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官员不作为，才是最大的危害3个月前，即2004年9月10日，XX省委副书记支树平为省直机关700多名下访干部做了出发总动员。“今年(2004)7月以来，全省信访量持续攀升，省县级以上党政信访部门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40.8万件(人)次，上升25.9，这么多的信访案件，反映了这么多的问题，涉及这么多的人，不抽调大批干部下访，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吗?”“一些地方官僚主义形形色色，关系网重重叠叠，群众反映问题常有阻力和困难，不组织上级机关干部下去明察暗访、督办督查，能打得开局面吗?”支树平对参加动员会的官员发问，“群众上访反映的问题，多数有道理或有一定道理，这些问题大都是基层应该解决也有能力解决的，但是，为什么群众常常为一个问题反复上访呢?”这也是4万下访干部“走下去”后最初的困惑。“为什么群众

第四篇：官员不作为才是最大危害（下）

问题似乎发生在信访领域，而问题的解决则在信访之外“新条例颁布后,关于取消信访机构还是加强信访机构职能的争论和交锋也暂告一段落,但是,争论不会停止。其实，河南4万官员在下访过程中，就带着一个探讨如何建立信访长效机制的任务。”河南省委副秘书长李新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无疑，在新信访条例颁布之前的争论之声,不只来自北京,在全国

信访工作领域,这种争论早已经存在,而“取消信访机构”的意见最终没有得到支持也是事实。“解决信访问题,不仅是扩大还是削弱信访机构权力的问题,而且是信访之外的权力运作、权力模式、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有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可以说,问题似乎发生在信访领域,而问题的解决则在信访之外。”一位接受采访的权威人士是如是说，他还认为，“讨论还将继续下去。”向实务迈出了大步从事信访工作20年的李新华称，“新颁布的条例有几点进步。一是对信访主、客体双方的规范有了一个明确的说法;二是对信访问题的责任追究以及受理、监督都有了规范，而过去，信访权力说大大得不得了，说小小得一点没有;第三个进步是在制度化建设上有了新的规定。”令李新华振奋的是，新颁布的《信访条例(修订草案)》采纳了他提出的一些建议。如，建立政府信访信息网络，畅通民众信访渠道;向社会公布信访机构的通讯地址、电子邮箱、投诉电话、传真和信访接待时间等;推进依法信访进程等。《瞭望东方周刊》在河南采访时接触到的持实务态度的官员，大多和李新华有着相同和类似的观点，无疑，高层在做信访问题的最后决策时，这些基层官员的声音是不能忽视的。“1993年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三次信访洪峰,信访量连续11年呈持续上升趋势,这10多年,各级信访部门只起了一个‘缓冲带’的作用,有些具体问题没能得到解决。”李新华这样认为。信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引起了高层重视。过去一年多来，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多次作出批示，要求建立信访协调制度，解决群众的实质问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依法办事，维护社会稳定。《瞭望东方周刊》从国家信访局了解到，根据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胡锦涛总书记对信访工作的批示，国家信访局抓紧了研讨信访工作的新思路。2004年5月，全国信访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在讲话中强调，要牢固树立信访工作一盘棋的思想，加强部门与部门之间、部门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沟通与联系，搞好配合与协作，逐步形成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的大信访工作格局。国务院法制办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从2004年8月起，国务院法制办、国家信访局就着手研究《信访条例》的修订工作。形成了修订草案后，曾先后两次征求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等中央有关部门和全国31个省、区、市的意见，听取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并赴辽宁省沈阳市、辽阳市等地，直接征求了25个基层单位的意见。李新华认为,国家信访局提出构建“大信访”工作格局,以及《信访条例》的修订,有助于改变信访部门“无为”的状态。“现行的信访局机构职能太弱，权力太小;很多事情无能为力，这就逼着我们建立另外一种工作方式，尝试解决问题的途径。我们可以派干部去驻村扶贫，为什么不能派干部下去解决信访问题呢，这其实也是一种行政救助的手段。”仅有《信访条例》是不够的不久前,李新华根据自己多年来从事信访工作的经验写就了《现阶段中国信访制度创新的争议与改革取向》一文,向高层提交了对现行信访制度改革的建议和看法。“面对连续11年持续上升的信访洪峰，条例本身还存在着局限，还摆脱不了‘小马拉大车’的局面。信访问题，还是一个深层次的长效机制尚不健全的问题。”李新华说。“新修订的《信访条例(修改草案)》凸现了法治化的趋向。”从事了13年信访工作的原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信访办公室副主任周梅燕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新条例第一次明确了县级以上政府信访机构的性质和职责范围(第六条),但确立信访职权并非单纯赋权,只是政府责任更为加重，这与本届政府提出的建立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透明政府的目标相吻合。”依法信访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体现，是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信访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但在当前中国信访制度改革的实践中，仅有一部《信访条例》显然是不够的;信访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和完善，部分信访人依法信访观念淡薄，信访工作人员法律素质不高等因素，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信访制度改革的重要因素。也正因为此，在此次大规模干部下访工作中，河南省直机关抽调的723人中公、检、法系统中的干部占了绝大多数，仅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抽调了110名干部。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参加了国家信访局就修改《信访条例》组织邀请的3次专家讨论会，看到最后一稿是在一个多月前。“新条例变化还是有的，也有很大进步。但

第五篇：官员不作为才是最大危害（下）

问题似乎发生在信访领域，而问题的解决则在信访之外“新条例颁布后,关于取消信访机构还是加强信访机构职能的争论和交锋也暂告一段落,但是,争论不会停止。其实，河南4万官员在下访过程中，就带着一个探讨如何建立信访长效机制的任务。”河南省委副秘书长李新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无疑，在新信访条例颁布之前的争论之声,不只来自北京,在全国信访工作领域,这种争论早已经存在,而“取消信访机构”的意见最终没有得到支持也是事实。“解决信访问题,不仅是扩大还是削弱信访机构权力的问题,而且是信访之外的权力运作、权力模式、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有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可以说,问题似乎发生在信访领域,而问题的解决则在信访之外。”一位接受采访的权威人士是如是说，他还认为，“讨论还将继续下去。”向实务迈出了大步从事信访工作20年的李新华称，“新颁布的条例有几点进步。一是对信访主、客体双方的规范有了一个明确的说法;二是对信访问题的责任追究以及受理、监督都有了规范，而过去，信访权力说大大得不得了，说小小得一点没有;第三个进步是在制度化建设上有了新的规定。”令李新华振奋的是，新颁布的《信访条例(修订草案)》采纳了他提出的一些建议。如，建立政府信访信息网络，畅通民众信访渠道;向社会公布信访机构的通讯地址、电子邮箱、投诉电话、传真和信访接待时间等;推进依法信访进程等。《瞭望东方周刊》在河南采访时接触到的持实务态度的官员，大多和李新华有着相同和类似的观点，无疑，高层在做信访问题的最后决策时，这些基层官员的声音是不能忽视的。“1993年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三次信访洪峰,信访量连续11年呈持续上升趋势,这10多年,各级信访部门只起了一个‘缓冲带’的作用,有些具体问题没能得到解决。”李新华这样认为。信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引起了高层重视。过去一年多来，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多次作出批示，要求建立信访协调制度，解决群众的实质问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依法办事，维护社会稳定。《瞭望东方周刊》从国家信访局了解到，根据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胡锦涛总书记对信访工作的批示，国家信访局抓紧了研讨信访工作的新思路。2004年5月，全国信访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央办公厅主任～在讲话中强调，要牢固树立信访工作一盘棋的思想，加强部门与部门之间、部门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沟通与联系，搞好配合与协作，逐步形成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的大信访工作格局。xx法制办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从2004年8月起，xx法制办、国家信访局就着手研究《信访条例》的修订工作。形成了修订草案后，曾先后两次征求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等中央有关部门和全国31个省、区、市的意见，听取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并赴辽宁省沈阳市、辽阳市等地，直接征求了25个基层单位的意见。李新华认为,国家信访局提出构建“大信访”工作格局,以及《信访条例》的修订,有助于改变信访部门“无为”的状态。“现行的信访局机构职能太弱，权力太小;很多事情无能为力，这就逼着我们建立另外一种工作方式，尝试解决问题的途径。我们可以派干部去驻村扶贫，为什么不能派干部下去解决信访问题呢，这其实也是一种行政救助的手段。”仅有《信访条例》是不够的不久前,李新华根据自己多年来从事信访工作的经验写就了《现阶段中国信访制度创新的争议与改革取向》一文,向高层提交了对现行信访制度改革的建议和看法。“面对连续11年持续上升的信访洪峰，条例本身还存在着局限，还摆脱不了‘小马拉大车’的局面。信访问题，还是一个深层次的长效机制尚不健全的问题。”李新华说。“新修订的《信访条例(修改草案)》凸现了法治化的趋向。”从事了13年信访工作的原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信访办公室副主任周梅燕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新条例第一次明确了县级以上政府信访机构的性质和职责范围(第六条),但确立信访职权并非单纯赋权,只是政府责任更为加重，这与本届政府提出的建立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透明政府的目标相吻合。”依法信访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体现，是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信访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但在当前中国信访制度改革的实践中，仅有一部《信访条例》显然是不够的;信访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和完善，部分信访人依法信访观念淡薄，信访工作人员法律素质不高等因素，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信访制度改革的重要因素。也正因为此，在此次大规模干部下访工作中，河南省直机关抽调的723人中公、检、法系统中的干部占了绝大多数，仅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抽调了110名干部。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参加了国家信访局就修改《信访条例》组织邀请的3次专家讨论会，看到最后一稿是在一个多月前。“新条例变化还是有的，也有很大进步。但仔细看仍缺乏‘硬碰硬’的权力，解决问题的手段仍然不充分。信访部门还是转办、交办、催办、督办，仍未摆脱‘无力’状态，这与信访部门的法律地位没被确认有关。”讨论还将继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建嵘非常关心信访条例的修订。实际上，于建嵘也是最早看到修改草案的人之一。在xx审议《信访条例(修改草案)》的前一天，即1月4日，xx法制办副主任汪永清约见了于建嵘，就《信访条例(修改草案)》的一些问题交流了意见。1月23日，于建嵘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新条例的第3条、第40条、第46条特别提到了关于信访人合法信访权益的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信访人的信访权利必须得到宪法的保障。根据于建嵘所在的课题组调查，到京上访告状者，30%-40%的人告的是其在信访过程中受到打击～的问题。”于建嵘认为，信访制度改革事关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需要智慧和勇气，更要有举重若轻的境界;关于信访的讨论并不会因为《信访条例》的修订而停止。李新华表示，取消信访机构还是加强信访机构职能的争论，其核心问题依然停留在对信访组织形式层面的讨论上。他认为，只有通过划分中央和地

方各级信访机构之间的权力和责任界限，增强各种信访组织之间的协调和沟通能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央提出的统一领导、部门协调、统筹兼顾、标本兼治、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大信访”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