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第一篇：中国当前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中国当前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一场华尔街风暴席卷世界，西方各国陷入百年难遇的萧条之中，人人自危。而对于中国来说，改革放开三十年来积累的巨大国家财富，某种程度上确实能保证在危机中相对的独善其身。可以预见，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不断加深，中国经济狂飙猛进的步伐或许会放缓，但绝对不会停滞不前。但是，不管未来经济的走向趋于何方，现实中的中国无疑正面临着一场最深刻的危机。

中国最大的危机是什么？作为危机管理专家，很多人会上升到更宏观的层面追问我诸如此类的问题。而我的回答总是很干脆：就业。

“就业猛于虎”。中国最大的危机正是就业问题，今年以来愈演愈烈的农民工返乡和最近几年问题已经很突出的大学生就业难值得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危机这片乌云不仅会飘到企业与个体头上，整个宏观环境一样会遭遇危机。

作为一个外向型的国家，中国GDP的增长很大部分依赖贸易顺差。顺差成为拉动中国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中国制造的崛起也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在08年之前，企业还在为缺口越来越大的民工荒担忧。

然而，在2008年这个多事之秋，变数远远多于定数。越来越多的企业倒在宏观环境的惊涛骇浪中，民工荒的缺口越来越小，有些地方还出现了农民工无工可打的现象，尤其是九十月份金融海啸的爆发，持续了5年的民工荒竟然戛然而止，而填补这个缺口竟是以大批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为代价。大量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使得大量农民工即使降低身价，也未必能找到工作，民工荒变成浩浩荡荡的返乡流。据中国科学院12月15日发布的2009年《社会蓝皮书》调查结果显示，400万农民工提前返乡。40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大量的农民工返乡后该如何安置？

有些人认为，农民工回家后可以继续务农。但这并不可取，首先，迫不得已返乡的农民工，缺乏务农知识，在务农方面是门外汉，而且习惯了都市生活的他们，也对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田生活提不起兴趣。再者，在他们看来，靠种田连儿子都养不活，返乡务农意味着生活窘迫。正如某位返乡的农民工抱怨，“哪有一亩？只有几分了，靠种田连儿子都养不活。家里的一亩多田，一年的收入大概只有四五千元，而要负担全家五口人的生活，根本无法维持。”

在当地继续打工也不是长远之计。如果家乡的经济景气，恐怕农民工也不会千里迢迢去异乡打工了。数额巨大的农民工返乡，当地企业根本难以消化，增加了当地的就业压力。有些农民工选择回乡创业。但回乡创业的农民工存在技术水平底、资金不足、眼光不够长远等问题，创业并不是一帆风顺。即使勉强支撑起来的作坊式企业，由于金融危机不断升级，恐怕难成气候。

农民工返乡潮远未见底，而就业形式更为严峻，这将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

其一，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返乡的农民工在短时间内找不到工作，无地可耕或者不愿务农，成为“剩余劳动力”。受多年城市生活的熏陶，很多农民工把自己定位“城市人”的角色，并很有可能在当地自认为是社会精英。与此同时，农村生活较为单调，他们已很难融入农村既有的社会网络，从而形成角色错位，导致返乡农民工患有不适症，出现抑郁、报复等心态失衡问题，不利于社会稳定。

其二，为当地社会保障事业增加负担。很多农民工外出打工时，几乎是破釜沉舟，不但土地转包，有的连房子也卖掉了。不过，他们的户籍关系仍在当地，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称其为农民工的缘由了——在城市打工，却没有城市身份证，户籍在农村，却不务农。被企业倒闭所累，他们非但没有衣锦还乡，反而灰头土脸地回家，医疗、子女上学包括衣食住行都成问题，这势必会增加当地社会保障事业的负担。同时，他们也在与当地农民争夺社会资源，引发当地农民的不满，从而产生新的社会冲突。

可见，农民工存在返乡就业难的问题。这些无事可做的农民工，由于社保缺失、心态不平等问题，很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导致犯罪率上升，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

除了农民工返乡，大学生就业难也是一大危机。金融危机导致大量企业倒闭或资金链紧张，一些企业即使不裁员也会紧闭对外招聘的大门。而与企业需求萎缩形成对比，大学的连年扩张导致大学生数量剧增，从而形成企业需求与校园供求之间的剪刀差，大学生毕业就失业的现象越来越多。

在残酷的就业现实面前，大学生“天之骄子”的自我认同早已支离破碎，巨大的就业压力成为诱发大学生心理问题的重要因素。刚刚迈进大学校园的大学生，最关注的不是所选专业是否为自己的兴趣所在，而是迫切地想知道所学的专业能不能找到工作。整个大学期间，大部分大学生也是一切以“就业”为中心，奔波于能让面试官增加印象分的考证等活动，一旦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状态，他们就会产生焦躁、痛苦、失落等负面情绪。

而毕业前夕，残存的希望被现实击打的七零八落，他们更容易身心疲惫，恐慌、焦虑、内疚等负面心理加重，严重者还有可能患有抑郁症等心理疾病，大

四、研三学生跳楼自杀的悲剧事件已屡见不鲜。

而且，大学生就业难的心理影响已从大学生个人辐射到家庭乃至整个社会。供孩子上大学，往往是一个家庭最主要的支出，有些经济困难的家庭甚至要四处借债以让孩子顺利完成学业。他们也往往存在这样的预期，即大学生毕业后即使没有“一人得道，仙及鸡犬”那样的风光，但大学生起码捧上铁饭碗。

但事实上，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只能捧个泥饭碗甚至连泥饭碗也捧不上。现实与先前预期的巨大落差，会对家庭乃至社会形成巨大的心理冲击，导致抑郁、失落、仇恨等负面情绪的出现。而且，从长远看，“读书无用论”会再次抬头，教育的光环效应会越来低，不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

就业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危机。危机管理最重要的是预防危机，要防患于未然。既然我们已经看到，就业问题关系民生，就业难度越来越大。那么，我们决不能把失业视为儿戏，社会各方应未雨绸缪，积极动员，竭力解决失业缺口。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失业演变为骇人的洪水猛兽。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民工返乡潮，温家宝总理这样鼓励大家，“我总说这句话，冬天总会过去，春天总会来的，太阳也总要出来的。我相信，渡过这个难关，我们一定会生活得更好。”的确，如果能认识到危机的根源，各方合力攻其软肋，定会攻克当前中国最大的危机，迎来“太阳也总要出来”的温暖时刻。

第二篇：1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社会问题

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社会问题

应该说，毒奶粉事件发生之后，在网络上形成了普遍的社会舆论，为政府根治这一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社会氛围和群众基础，而政府有关部门也确实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为什么毒奶粉问题会久拖未决，而不法分子为何仍为非作歹，利令智昏，置人民生命于惘然而不顾，继续不法勾当，危害民众，尤其是无辜儿童的生命健康。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呢？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软弱无能，社会管控能力下降所致。

不仅仅在毒奶粉问题上，而且在更多的社会问题上，都表现了政府的这一软肋。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近年来，涉及到社会的民生问题，如看病难，大学高学费问题，住房问题，有哪一个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的，几乎没有。尤其是房价问题，经过近两年的整治，反而比整治前更加混乱，一些房地产商更是有恃无恐，公开和政府叫板。在海南，甚至出现恶性炒房现象，有的楼盘房价竟然日涨几千甚至上万元㎡。试问，这是在政府管控机制健全之下，可能发生的情况么？只能说明，政府的管控可有可无，甚至失控，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由于政府软弱，更多的民生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最后的结果是让民众为政府的过错买单。作为历年来社会热点的官员贪腐问题，至今也没有一点好转，反而变本加厉，更加积重难返，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直到现在，政府对于官员的贪腐行为，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就连治标，也只能凭着一些偶发的事件发生，才可能发现官员的腐败问题。而在防范机制上的措施，几乎一无所为，基本上是听之任之。

在环保问题上，也是如此。不少地方政府环保执法相当软弱无力，以至于污染肆虐，百姓遭殃。根据法律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地区的环境质量负总质，实际上经常是不仅不负责，而且为了眼前利益，在使着法子糟蹋环境。所以，环保问题，涉及到政府领导的政绩观，也有群众的意识问题，以及企业谋利的良知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归根到底都是，因为政府的教育管控不到位所致。

政府管控的软弱无能，几乎表现在社会领域各个方面。谁都知道，中国的股市也是投机商兴风作浪的宝地，几乎是政府管控的真空；对教育的管理，也处在一种无作为，或少作为的状态；本来中国的体育事业的发展，举国体制创造出来的辉煌，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和民众引以为傲的。但是，随着体育界不断爆出丑闻，先是游泳队出现奖金门事件，接着是足球界爆出愈演愈烈的赌球**，中国体育界的形象，已经被糟蹋的狼藉不堪，面目全非。

究其原因，无一不是因为政府管理不到位，管控措施不力造成的。还有人指出，在外交上，也显现了中国政府的软弱无能。无论在台湾问题上，还是中日领土争端，或者南海问题，藏-独、疆-独问题上，都无不打上政府处置软弱无能的烙印。从中国历史看，民族的沦亡，都是因为政府的软弱无能造成的，宋朝是这样，明朝是这样，而清朝也是这样。以我们现在的国力，不应该如此软弱，该出手时就出手，在维护民族尊严及国家安全上，不能有半点含糊。

关于造成中国政府软弱无能的原因，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但归根到底是主观的。虽然中国正处在历史发展的转型时期，政府的管控机能有先天不足之虞，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关键的原因，就在于现在的政府本身。具体的原因这里就不一一列举，只想指出一点，那就是腐败的政府，必定是无能的政府。腐败是根本，其他原因几乎都是由于腐败派生出来的。比如比比皆是的执法不严，有法不依，执法无果等等，其根子就在于官员腐败。

可怕的是，政府这种软弱无能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的，而且还是机能性缺陷所致。记得西藏平暴之后，一位自治区高级官员说过，执行力就是政府的生命力。没有执行力、执行力差的政府就是软弱涣散、难有作为的政府。应该承认，这些话是说到点子上的。说明政府不是没有一点自知之明，只是无法改变现状而已。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政府硬起来，树立或者重建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便将损害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几乎是社会关系和利益的大洗牌，谈何容易，而天又将降大任与谁们来完成呢？

第三篇：中国危机

1、1988年１０月何新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文章《当代中国政经危机与成因》，预言中国将发生**。此文震撼内外。

19**年，中国发生事变。

2、１９８８年何新在《中国金报》撰文称戈尔巴乔夫改革必定失败，苏联东欧帝国体系将解体。1990年6月12日，何新给国家当时最高领导同志(邓公)写信，预言苏联即将面临解体。

1991 年8月，苏联“819”政变发生，何新应某高层领导（丁关根同志）问询而写了一封信分析形势并报中央领导。何新认为此次苏联政变不会成功。并预言：此次政 变失败后苏联政局的崩盘趋势已难逆转，苏联体系将崩溃，叶利钦必将掌控实权，戈尔巴乔夫将仅成为象征性人物和下台。

12月21日，前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首脑发表了《阿拉木图宣言》。宣告苏联体制的彻底瓦解。

这年圣诞节之夜，叶利钦从戈尔巴乔夫手中接过了前苏联的最后一项权力——核按钮控制权。1991年12月25日18时40分许，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辞职。

3、1991年，何新在《对我国十年改革的反思》一文中指出：美国对华进行其意识形态和政治渗透的具体方法大略如下：

（1）培育一个代表美国及西方在华利益的代理集团——新买办阶层。

（2）美国以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工具，以现代艺术、美国文化和消费模式，作为催化媒介，诱导中国青年和知识分子，在中国培育迷信和崇拜美国的社会心理。

（3）在倡导“开放主义世界观念”的旗帜下，以“世界主义”观念，来否定以民族国家利益为本位的爱国主义观念。（即“普世价值”）

（4）试图彻底破坏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观念，让中国人将来心安理得地接受国家分裂的事态，为此而作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的准备。

（5）以民主、人权为两大道义锁链，约束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手脚，削弱和解除中国国家制度的自卫机能。使这种自我防卫机制，丧失道义性的基础。

（6）美国及西方公开策动中国的少数民族分立运动、并伺机准备插手支持区域性的自立运动。

美国对华进行大规模意识形态攻心和政治渗透。它要求中国政治制度按照美国标准，实施美国模式的“民主化”，在经济上实施私有化、市场自由化，以此作为引导中国改革的三大目标。

回看我们的历史，私有化（下岗改制）、普世价值、西藏拉萨事件、台海问题、否定岳飞、李银河的所谓性革命，一一发生，难道是偶然的吗？

4、1991年11月，何新在《90年代世界战略斗争的焦点区域》文中预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东已很难再结聚为威胁美国及西方石油利益的战略性整体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动荡状态在这个地区仍将长期延续下去。但是从整体看，此地区已能够被美国和西方政治经济力量所主导和把握。因此，此地区在90年代以 后将不再世界战略斗争的焦点地区。

何新说：全球战略中心未来将东移，中国大陆及沿海边缘区域将是未来世界战略竞争的中心焦点，成为矛盾的敏感区和触发点——在中国大局维持稳定而无内乱发生的前提下——中国的边缘区域将事变不断。即：

朝鲜半岛、中南（印支）半岛、港台海区、南中国海区域以及环邻西藏、新疆的西部区域。这些区域目前蕴涵复杂经济、政治、主权领土争端和民族、宗教问题，因此随时都可能成为突发矛盾、冲突激化的国际争端区域。

此后，朝鲜问题、南海问题、台海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不断涌现。

何新还针对美国开始大规模向台湾销售武器，认为这是一种信号。

何新预言：李登辉掌控台湾局面后将搞台独，台、陆关系未来面临急剧裂变。

何新建议以中程导弹威慑台湾。

5、1997年3月（亚洲金融危机前夜），何新写报国务院领导《对我国金融领域问题的分析与建议》研究报告，建议警惕金融行业出现危机，此后，中国明显地放慢 了关于人民币自由兑换及金融自由化的改革进度，由于中国金融市场没有与国际金融市场直接接轨，所以不久后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未能祸及于中国。

6、1997年3月，何新在《对我国金融领域问题的分析与建议》中指出，实施分税制改革，建立中心与地方税收分流的新税收体制，使得地方政治与地方民营经济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因为事实上只有民营经济才能为地方政府提供丰厚的税收（而多数国营经济均濒临亏损或破产）。

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官员以权力对私营经济的保护和支持，一部分官员借此获得个人经济收益。在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下，导致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干部阶层因而将发生分化：

（一）形成了地方官僚与地方财阀相结合的地方主义势力。

（二）出现为民营经济利益集团直接提供政治服务的买办官僚。

7、2001年3月，何新政协小组发言《论股市泡沫、统计失真与下岗问题》并致信朱某公，称被媒体大肆吹嘘的新经济是莫须有的神话。预言香港不久还会发生第二次金融危机。

2002年，香港股市恒生指数由年初的11397点下滑到9072点，前三季度累计下跌2325点，跌幅达20.4%。

8、在上文中，何新还认为：决定自由市场中竞争成败的根本因素，不是靠经济效益，而是靠累积资本的实力和规模。资本炒作决定商品价格，而不是竞争或市场需求决定价格。

9、在此文中，何新反对对国企私有化和让工人下岗失业的政策。他尖锐抨击：将工人驱赶下岗，使企业私有化，表面上似乎改善了企业效益；实际上是将国有（社会）资产廉价地赠送给私人（老板及管理者），同时把失业者抛向社会，制造了社会不稳定的祸乱之源。

2002年以后，改制下岗政策终于有所减缓和收敛，失业引起的社会不稳定问题以及相关的社会保障问题开始得到高层的重视。

10、2003年2月20日,何新对伊拉克局势发表评论，预言美国攻击伊拉克根本不会有大型的、有意义地对抗性战争。伊拉克即将发生坍塌性的崩溃。萨达姆政权的 生存期限屈指可数。这种论点与当时央视评论等主流媒体的论调截然相反。

然而伊战迅速结束的结果惊人地验证了何新的该预言。

11、2003年3月，何新发表著名《论某公》文，历数某公执政时期改革政策之误，断论其种种私有化及盲目市场化之激进改革如王安石新政利近害远，竭译而渔，必 遗患后来。

如今，教育、医疗、房改等新三座大山压得国人透不过气，两极分化、贫富对峙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问题。

12、在2001年出 版的《新国家主义经济观》序言中，何新预警：种种迹象明确显示，我们正处在爆发新的大规模国际金融危机的前夜。危机的焦点将集中在日元——美元——欧元的 汇率上。如果美元暴跌，一旦引致美元泡沫崩破（这个泡沫大得惊人），就必将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大灾变。何新还肯定地说：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突变已经具有不可 避免性。

13、2008年，何新发表《中国人该有过苦日子的精神准备》一文，预言：国内物价和社会就业问题，未来将极其严峻。发生企业 大倒闭、高失业，同时伴随高物价的经济时代，即将到来了。过去几年的国内经济的表面繁荣，奢靡挥霍，廉价货物充斥于超市的时代，就要结束。

这些话在当时仿 佛是“唱衰论”而受到讥笑。但现在对这一点，想必一切工薪阶层已有切肤之痛而感同身受。

14、2008年4月何新在提交中央高层的《人 民币升值是物价上涨全球通胀的原因之一》以及《人民币持续升值必将引发恶性通胀》等文论中提出：人民币持续升值会吸引外汇热钱大规模流入，导致兑换人民币 过量发行流动性资本失控。同时人民币估价的一切国内商品普遍升值，也就势必带动中国商品对于世界其他货币和商品发生普遍的物价上涨。换句话说，伴随人民币 升值，自然意味着中国物价节节高涨。

由于中国也是世界消费品的主要出口国家，因此中国出口品的价格上涨必然拉动全球通胀。中国作为全球廉价商品供应商的时 代即将结束。

——如今伴随着人民币大幅升值发生的，正是中国与世界物价的不断上扬。、2008年6月，何新在《谈国际通货膨胀与美元贬值》中指出，弱美元、高油价，这是美国国家当前核心利益的现实选择，其工具就是非政府跨国对冲投机基金。就是这些基金在石油期货市场兴风作浪导致油价飚升。

油 价上升是美国解决其庞大的国家负债的重要选择，这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是美国政府未来制订一切政策的定位点。

经过2008年下半年短暂下跌后，尽管 2009年全球石油需求始终呈负增长，油价仍然从2009年2月初的34美元/桶上升至超过９0美元/桶。一直以来美联储实施近乎零利率的大放水政策，美 元汇率连年持续走低。

16、201０年夏季，何新发表博文《想到中国未来有时想哭》。２０１１年春，何新发表博文《2011年中看内外 大势》预言：预料国内物价，主要是民生用品物价在今年７月以后将会飞起来。

何新又针对当时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唱好美国经济以为即将复苏的论调，预言：这场 国际金融危机方兴未艾，仍远未结束。金融大海啸会在未来意想不到的情况下以意想不到的形态突然发生。

何新还预言：10年之内，中国与世界必有非常之变！无内变则必临外战。

中华民族已再次迫近最危险的时候！

何新说:如不改弦易张，通盘检讨过去１０年来改革方向的失误，未雨绸缪；则未来会如何——也许只有天知道„„„„

从此何新基本失语，很少发言。但是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１两年，何 新出版了《汇率风暴：中美金融战争揭秘》、《统治世界：神秘组织共济会揭秘》、《命运与思考》等著作。

在２０１１年于香港出版的《命运与思考》一书中，何新说：我不讲假话。但我并没有讲出所有的真话。

［附注：以上预言见何新有关著作：《新战略论》、《致中南海密札》、《论政治国家主义》以及《何新论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何新看中国经济》等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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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测到东欧、苏联剧变及对中国影响;

2.判读出 当今世界商品经济向资本经济过渡;

3.认为战略中心由中东转移到中国；

4.预言2008金融危机，其后通货膨胀时代，再之后的金融大海啸；

5.揭示出 隐蔽的共济会组织

我想这五点足以奠定何新先生的当代地位。

第四篇：什么才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危机？

什么才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危机？

——答英国《华闻周刊》

1、“中国梦”提出已经多年，如果您用一句话概括这个梦，它是什么？你心目中理想的中国梦是什么样子？

王冲：我心中的“中国梦”应该是人民的梦。具体来说就是人民能幸福地生活，居者有其屋，生病可以享受免费医疗，孩子上学能有一个公平的教育环境，能尊重孩子的成长。

2、你觉得中国政府如今提出和倡导的中国梦是什么梦？它可以实现吗？需要多久才能实现？

王冲：政府提出的“中国梦”主要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但不同的机构、不同背景的人有不同解读。我在美国做过一个关于“中国梦”的报告，中国梦有两种，一个是“国家的梦”(China Dream)，一个是“人民的梦”(Chinese Dream)。但是当“国家的梦”和“人民的梦”有矛盾的时候，会以哪个为主？按照现在官方的宣传，更多注重“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这个层面。习主席说的：“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反而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要达到“国富民强”这个目标需要多久这不好说，因为从“国富”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了，中国已经有了足够的钱了。但是现在“国富”和“民穷”之间的距离也算是很大了，特别是社会不公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政府反腐也从这方面来考虑。但是没有一个机制的变革，给人民更多对财产的保护和更多的权利，其实很难达到这个目标。

3、辛亥以来，中国人有过很多个梦，历史告诉我们很多梦是难以实现的，你觉得这些曾经抱以巨大希望的梦之破灭原因是什么？

王冲：主要是人为的原因，人的素质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1898年的“戊戌变法”就是官方发动的，而且不同政治派别有不同诉求，即使到了1910年的辛亥革命，也是一个以上层知识分子、精英群体发动的政变或是革命，和底层人民没有太大关系。之后在国共斗争期间，共产党所做的就是把底层人民调动起来了，在解放后又开始了底层斗上层人的斗争。直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后，才真正开始底层人民和上层人民的融合，这种融合发展到现在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到现在，教育和信仰的缺失使得人们一切向钱看，走向了一种“邪路”。

4、您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十年怎么看？它会保持高速的发展吗？

王冲：我觉得今后10年不会像之前这几十年这样，7%-8%地高速增长，甚至到10%-11%这样地增长，这是不正常的。中国经过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发展，经济已经体量很大了，在这么大的体量的基础上，增长率有所放缓，这是很正常的。关键是在放缓的过程中改变经济模式，从粗放型发展改为注意提高质的发展，从高耗能的发展到更节能的发展，从依靠劳动力优势改为依靠科技创新，增加GDP的含金量。中国政府高层现在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我觉得中国经济发展只要保持在5%以上就已经很好了。

5、你认为本届中国领导核心会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吗？你期望是什么样的体制改革？哪一种改革既能够保证国家生活的平稳、也能够实现效率的提高？

王冲：首先要承认改良和改革比革命要好，从辛亥革命以来，一直有一种“枪杆子出政权”的思维，其实给我们民族带来了一种灾难。但是光靠经济改革是不行的，还要有配套的政治改革。如果说因为国情不同，我们不能照搬美国、日本、韩国的发展模式，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学台湾？台湾地区在上世纪50年代进行了土改，这让地方有一定程度的自治，并保留了儒家传统，再加上引进西方的文明和日本的管理模式，从而推动了台湾经济的腾飞。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至上而下发动了政治改革。我想中国的政治改革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由上层启动的、民间配合的一种变革。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启动了乡村的改革，包括乡村的选举。这些年大家不满意的是，以乡村选举为代表的这种改革基本上还是没有往纵深发展，这是在往后退而不是在向前走。我们一直以国情和经济基础薄弱为借口把这种改革往后拖延。

阻碍政治体制改革最主要的因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党内保守派为了党的领导，不愿意让民众参与政治，其实越早推动变革恰恰越有利于推动中共统治，中共应该有自信让一些民众参与进来提高执政能力；另一方面，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害怕失去现有的利益，从而阻碍变革。

6、深圳模式曾经引领中国发展，直到今天仍保持着强劲的生命力，你认为中国经济再度“质变式前进”的“动力基地”在哪里，是深圳还是上海？

王冲：上海和深圳不一样，深圳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需求，当时的情况是只要不管它，它就能茁壮成长。而现在的上海并不是释放活力，是自上而下的“特权”，让它发展。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单靠特区模式或者靠政府扶持，已经不会有好的效果。过去五年、十年，中央一直在扶持环保企业，但是现在很多环保企业发展得并不好，甚至濒临破产，反而是国家没管的互联网和电子商务，为国家带来很多的就业。这是因为国家对产业的调研一直是落后于生产的，与其依靠国家投巨资和人力去扶持一个产业，不如让其“野蛮生产”。

7、作为一个“公知”，你如何确定自己在实现中国梦中的社会角色位置？

王冲：如果你爱一个人，当他衣着不整的时候，你会提醒他。一个人和一个国家的关系也是一样，因为你爱这个国家，所以这个国家出现什么问题，你才会提出建议。作为一个“公知”，当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时，我们愿意指出来，这是我们的责任。对一个国家提出批评，是我们实现“中国梦”最好的方式。

8、现在的中国有着复杂的问题，在依然蓬勃的经济活力之下，也有着随处可见的危机，你认为最严重的危机是什么？它能否被“安全”地解决？经济的持续发展是克服这些危机的解药吗？

王冲：我觉得环境问题、恐怖主义这些都是可预见的问题，但是现在中国社会最大的危机是信仰危机。人一旦没有了信仰，没有了恐惧，没有了敬畏，就导致所有的制度和规则都会打折，发生变异。再好的制度政策都要由人来执行，其实在西方的法律并不是完全没有漏洞，但是人有底线。中国最大的危机还是没有底线，除了钱别的什么都不管，这是很可怕的。

9、你觉得目前发展企业的最大障碍是什么？企业的远期目标是什么？

王冲：民营企业最大的问题是政府管得太多，就是“婆婆”太多。比如有一些行业的认证标准，只能由某个部位指定，由某两个公司经营。本来应该交由市场解决的东西，因为部委之间争权夺利管得太细，严重搅乱市场秩序；第二，与国企相比，民企的生存空间的问题小；第三是民企融资难的问题。

第五篇：当前中国大学的双重价值危机

当前中国大学的双重价值危机 作者：杨曾宪

2003年由北大改革方案引发的论争迄今未息。争论是好事，说明大家关心中国大学的发展与命运，因为毕竟高等教育也是社会公器。所以，笔者尽管身处大学体制外，也曾发过两篇短文[i]，或表支持，或提建议，算是插话吧。最近，读过阎光才先生大作《对大学人事制度改革的反思》（《探索与争鸣》２００３年第１０期），我感到对这场争论本身也该进行反思了。如果我们只关注“应怎样建立”和“建立怎样”的大学人事制度，很可能忽略了对中国高等教育价值迷向、结构错位等深层问题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北大的示范效应很可能是负面的。这便是笔者不揣简陋，凭个人观察与经验做此发言[ii]动机所在。所持观点，如有不当处，盼方家教正。

需预先说明的是，我是赞成北大改革路径及策略的。中国大学是计划经济产物，目前面临的问题，诸多属共性体制之弊，譬如行政化管理、社会化内容等等。对这些弊端改造无疑是正确的。一个行政化大学里，教授以争当处长为荣，一个社会化大学里，校长们忙于应酬八方神仙，这都谈不上教学本位的。这些问题有目共睹，却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立

马改变的。抽象地呼唤公平、主张正义，看起来很有道理，也很合理，但道路难寻的道理，难免是空论，合理性被无边强调，必是非理性。因为能承诺实行这一点的，只有上帝。激进的改革主张，往往会葬送改革。世上没有抽象绝对的“好”；渐进式改革，就是追求相对的“好”。中国的改革一直是这样实践的。借用有学者用过的“鸡”做喻体：这以前被改革的都是些不会叫的菜鸡，现在触动的却是专司打鸣的报晓鸡，这不公就被放大了，就满世界都知道了。但北大不应因此便改变这一策略，个中道理，我曾在短文中阐述了，此处不缀。

但问题在于，北大就是北大，她并不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全部；北大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如果追随北大的改革目标及路径，中国的大学改革很可能南辕北辙，越来越背离其价值本位。因此，本文所论，与北大本身倒是关系不大的。

一、现代大学的双重价值构成

我想，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大学的主要任务是什么？评价现代大学[iii]的价值尺度是什么？这问题看似有些多余。大学，首要任务当然是培养大学生了。尽管对于研究型

大学来说，它还承担科研任务——西方国家，在没有或少有国家科学院、国家社科院情况下，科研任务主要由大学承担——但这也并不改变其教育属性。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教学、科研都是一流的，不仅拥有“诺贝尔”，更培养出许多杰出人才。这些自然都是常识。北大此次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要尽快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这目标也没错。问题是，所谓“世界一流”没有统一尺度，而教育质量的标准更难确定，因此，许多先生所论及的“世界一流”，全都体现在科研上。尽管文章的观点可能对立，大家讨论的却都是“学术体制”、“学术自由”、“学术评价尺度”等等。既然“国际一流”大学要有被国际同行认同的科研成果，那么，那些没什么科研成果的应用型大学，便永远只能屈居国内“

二、三流”了。这样一来，作为大学首要任务的教学问题，反倒没人提起了，既往已经偏颇的现代大学评价尺度便愈加偏执一端了。

这里特别强调“现代大学”，是因为许多人心目中的“大学”依然是传统的象牙塔概念：大学是培养社会精英、高级人才的地方，是学者、科学家的摇篮。无论中外，大学生都曾与“精神贵族”、“天之骄子”划等号，这说明他们不是普通人，更不是普通劳动者。但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高等教育日益大众化，这样的概念早过时了。现代高等教育的首位任务，一面是满足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为分工精细的工作岗

位培养有全面素质和专业技能的劳动者，一面是满足大学生的就业需求，为大学生提供求职谋生的实践本领。因此，现代大学的工具价值日益突出，人文价值相对弱化；前者已构成现代大学的价值重心。特别是在中国，强调大学的工具价值尤为重要。据统计，2004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为280万，2005年将超过300万。而目前，我国大学的毛入学率不到15%，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准（17%）。如果将来达到30%,每年毕业生将达到600万人。显然，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是要做普通劳动者的，其素质的高下，将直接关系中国的发展速度与质量。因此，对绝大多数中国大学而言，它的首要任务不是去追赶“世界一流”，而是要把这几百万人培养打造成高素质的劳动者。中国大学，应在特别强调工具价值前提下实现其人文价值，而不是相反。

所谓“人文价值”和“工具价值”[iv]，是我对大学研究型和应用型学科的价值属性归类。前者，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人文学科的学问传习等等，目前大学中传统文理科，大多属此类；后者包括对科学技术的普及应用、人文知识的传播教育，目前大学基础性、应用性学科包括工、商、农、医科及修养性本科教学任务，皆属此类。从文化价值角度讲，前者属于对人类文化的传承、研究和创造，是故称为“人文价值”；后者属于对人类文化的应用、推广和实践，是故称为“工具价值”。这里的“人文”，不是传统的狭义概念，而取其体现人类文化创造性本质的价值含义。“人文文化”，本身不能直接满足人类生存的功利需求，却是人类“类本质”的体现，它是能创造“工具文化”的文化，能间接满足人类功利性需求。任何轻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倾向，当然是错误的。这里的“工具”，也不是一个贬义概念。人是目的，也是工具；能创造丰富的物质及精神财富，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求的个体，同样实现了人生价值。比起空头理论家、泡沫学者来，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更大。任何轻视应用型技能的倾向，更是错误的。

在这两种价值中，传统大学是畸重科研人文价值、轻蔑应用工具价值的。现代大学，却应是工具价值为“本”，人文价值为“末”。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和课程设置、教学方法都要服从、服务于市场需求，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一所大学办得好坏，最终应由市场、由大学生就业率，特别是对口专业就业率裁定。说白了，现代大学首先是人才加工厂，它的产品要满足社会需求才行。那种认为文理综合大学地位高出应用型学院的观点是极为错误和有害的，因为那些培养出一流专业人才的学院，其社会价值要远高出二、三流的综合型大学。瑞士的酒店管理学院，德国包豪斯建筑工程学院（现为大学）等等，都是世界一流的，我们的综合大学即便也有

建筑学院、也开酒店管理专业，其教学质量却难望其项背。实际上，在市场的无情淘汰或调节中，发达国家的高教资源早已实现了这种合理配置。他们的高校，８０％以上是应用型学院，大学（university）不超过２０％。而这些大学中，又只有不到３０％的开设社会人文学科，属研究型综合大学，其余大学，同样以应用学科为主。我这些数据是否准确，有待行家指正，但西方国家应用型院校比重远大于研究型大学的金字塔结构，却是客观存在的。

而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还在于他们对工具性价值取向的重视（尽管这不一定形成权威理论，因为权威理论总出自研究型大学）。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极深刻。几年前，德国拜罗依特大学与青岛大学联合举办中德“跨文化”学术研讨会。餐桌上彼此介绍专业时，我称自己从事美学研究。谁知，几位来自美学故乡的副教授，硬是听不懂美学（aesthetics）是什么意思。最后，他们请教一老教授，该教授告我，德国慕尼黑大学有美学专业，你们中国学生在那里研究黑格尔。我不禁感慨系之。在中国，几乎每个文科生都知道美学，都知道黑格尔；岂止黑格尔，德国从古典到现代到后现代哲学家，那一个我们不如数家珍地熟知且膜拜之至呢？人文学者谁如果开口不讲几句海德格尔，那简直等于没文化！但就是这些德国学者，他们研究中国面子的论文却给我很大启发，甚至令我感到震撼。德国教授研究面子，不单纯为了学问，更是为了帮助德国商人到中国投资（因为不懂面子曾使德商吃过亏！）。我们某些学者似乎以形而上为荣，总喜欢把形而下的东西搞到形而上，变成抽象的人文学问；西方一些学者[v]却不以形而下为耻，甚至很善于把形而上的东西放到形而下，变成具体的工具。

正是在这种价值取向指导下，西方许多大学应用型课程设置及教学方法，都非常强调实用性、实践性。我女儿在荷兰一大学读酒店管理，令她感到惊奇的是，教师上课不讲课，只让学生不断讨论、实习、写作业。惟一系统开设的，是一门辅导学生进行自我设计的课程。结果，枯燥的酒店管理，她学得津津有味。据了解，原来该校这套教学方法是特别引进并创新的，他们且以此为荣。我去欧洲看她时，她开学不久，却能指出我所住酒店在管理上之种种特点和不足。这令我深感欣慰（因她在国内上学时完全是被动的，缺少兴趣），如此学下去，她肯定会学到真本领的，如果毕业后被酒店聘用，她第二天就能上岗顶班的。这也给我上了一课。能让大学生热爱平凡的职业，能在普通岗位上服务和回报社会，这就是最成功的教育！为何非要让所有人都去思考一些终极意义问题呢？侈谈玄学，好发空论，轻视实践，原本就是中国文人的弱点，如果因某种错误价值导向将这种弱点放大传播开

去，那必然是要误国误民的。这便是我对北大负面示范效用之忧虑所在。

三、中国大学价值倒置造成高校教育危机

事实证明这并非杞忧。由于北大有追赶“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时间表，国内其它重点高校纷纷跟上，也定出自己的时间表，地方大学，则有进入“国内一流研究型大学”的时间表，而且都迅速落实行动。不仅国内著名理工大学纷纷办起文科学院，笔者所在城市的理工院校，建立人文学院后，还都创建了艺术系。与此同时，各高校都在“大干争上”博士、硕士点，大学校园里的“教授遍地走”，变成了“博导遍地走”。这样，自1990年代由大学合并热、“ｘｘ工程”热刺激起的高教大跃进便呈再加速之势。中国的大学，好像也承担起了为国争光的使命。这种做法是否符合文化发展规律姑且不说，它客观上却加剧了中国大学的工具价值危机。

尽管目前中国的“大学”占高校比重也在２０％左右，但随着“学院”不断向“大学”升格、普通大学不断向研究型大学转型、以及重点大学规模不断扩张，中国的高等教育结构已趋向倒金字塔型。加速这种趋势的，便是“万般皆下品，惟有科研高”的价值导向。评价大学质量、评价教授好坏的几乎惟

一尺度，就是科研，包括论文发表数量、获得科研奖项等等。在中国高等教育相对落后、高教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情况下，这种价值导向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是致命的。因为尽管许多大学都将“研究型”作为其发展目标，但由于市场调节作用，不断扩招的学生却只想进“应用型”专业，许多大学的传统的文理院系被迫取消或调整。这便使中国大学呈现一种悖谬的发展态势：大学中的应用型专业数量比重越来越大，但其价值地位却越来越低。这是因为应用型专业科研题目少，又难以孵化出博士、硕士点，与争“一流”无关，所以，自然得不到重视。应用学科的教师，仅靠教学无法晋升教授，他们自然也心不在焉。实践证明“大学教师不搞科研就教不好学”，绝对是“真实的谎言”。实际情况是，大学教师纷纷搞科研、发论文的结果，只能使一些人成为“二半吊子”，既糟蹋学术，更误人子弟。何况，大学中某些面向市场的院系，原本就是为扩召而设、由改行教师任职的，其中，不少专业还属“高兴学”[vi]、不少知识原是“屠龙术”。这样，即便很敬业的教师，也无法扭转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脱离实际、脱离社会的局面。其结果，便加剧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工具价值危机，这一危机的爆发形式，就是大学生就业难。

面对突如其来的大学生就业难，有人归咎于大学扩招。这当然没道理。中国受高等教育人口只占总人口的５％，甚

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腾飞时期，人才资源的匮缺，已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瓶颈。在这种情况下，怎能说中国的大学生多了呢？于是，又有人将责任归咎大学生的择业观。这道理也只讲对了一半。但就是这一半，责任也不全在学生，而在大学脱离社会的教育本身。另外一半，属于客观的，则是大学生所学专业技能不适应社会、市场的需求。眼下，这才更为关键。笔者近年来留意对所接触的大学生做随机调查，用非所学的姑且不论，即便有幸走上专业岗位的，上岗后也要经过很长的磨合期，谈不上胜任愉快。课堂上的知识“离实际太远”，这是很普遍的一种评价。以文科大学生为例，无论专业是什么，起码应会写文章吧！但笔者不断听到企业老板或政府主管的倾诉：招聘不少文科生，却眼高手低，找个会写材料的，难上难！北大才子卖肉，那只是暴露出来的个案。在计划经济时代，拿着文凭混饭吃的，大有人在。但今天，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这种脱离社会需求的大学生，就业能不成难题吗[vii]？

当然，造成大学生就业难还有其它社会原因，但大学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却是关键因素。问题是，目前高等教育对此却没有深刻反思，反而用扩招研究生办法缓解危机（这也正满足了一些研究型大学的需求）。于是，考硕热，考博热持续升温。由于文理科专业研究岗位毕竟有限，将来的硕士、博士将同样面临就业难问题[viii]。这种趋势，其实是对社会资源、教育资源的更大浪费。对此，已有不少文章提出批评和质疑，此处不论了。

四、中国大学价值倒置造成高校科研危机

我强调现代大学应以应用工具价值为本，这肯定会召来质疑，认为它将影响大学发挥科研人文价值。其实恰恰相反，正是目前本末倒置的价值导向，才使中国高校科研陷入浮躁状态，难以发挥其人文价值创造功能。这便又涉及对中国大学深层危机的另一种表现：泡沫学术[ix]的认识了。我认为，中国的泡沫学术，就是大学过于强调科研人文价值导致的“人海学术”的产物。

尽管目前中国大学相对数量很少，但其绝对数量却已居世界前列了。而在畸重科研的价值导向下，全国所有的大学，甚至地方党校，都将重点向科研倾斜，都在实行量化管理，甚至都采取了“锦上添花”的重奖政策：重点刊物发文重奖，获省部、拿到国家课题更重奖等等……。表面上看，这非常有利于促进科研，繁荣学术，但效果却适得其反，后果甚至是灾难性的，因为它必然形成千军万马搞科研的“人海学术”局面，催生出大量毫无价值的泡沫学术。以高校文科为例[x]，目前共有教师20余万人，落实到每个学科，少则也是上万人队伍，按规定则应年产数万篇论文[xi]。这么多论文，什么题目做不烂呢？如同大跃进时期“万斤田”密植小麦收的全是麦草一样，有限的研究资源经如此高密度、高强度地开掘，收获的自然多是学术泡沫或垃圾了。因为大家难以静下心走内涵开掘型研究之路，难免在外延拓展型学术道路雷同撞车。譬如将西方理论变学问，在编著译著上寻出路，像西方哲学史、美学史，几乎年年都有新成果；譬如将诸子学说变理论，靠贩卖传统文化吃饭，像儒家新说、道家新论，几乎月月都见新文章。这之中，多数“新成果”只是学术拼盘或概念游戏而已，且拼盘质量每况愈下，游戏程序早已僵化。问题是，就这样后来者也很快就无“路”可走、无“饭”可吃了，连像样的“新泡沫”都“泡制”不出来了，于是便忙着编什么“大典”了。这种泡沫学术看似是学界闹剧，实则是学界悲剧、学人悲剧！它浪费了学术资源，浪费了国家财富[xii]，更浪费了学者的生命！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大、清华教授比今天少得多，但却名家云集。当时没有量化管理，述而不作的先生，照样是著名教授。现在北大、清华依然在吃那时的老本；那时的北大、清华，起码在人文学科上当属“世界一流”。究其原因很简单，就是当时大学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民主科学的校园文化，为这些优秀教授提供了潜心治学的优越条件。人文价值创造

与工具价值实践相反，它特别需要超功利。这一方面需要研究者静心玄览驰骋思想，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另一方面也需要研究者的天赋和献身精神。无论是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或人文学者，不是人人想当就当的；宁静方致远，半百或成名。而眼下，茫茫“学术人海”中，即便青年才俊，也不能潜心学术，要３５岁拔尖，便只得走捷径。捷径之一，就是做西方学术“倒爷”，以“知道分子”（知道西方大师最近学术动向）自居，以当西方大师的好学生为荣。

问题是，这样的科研方向，即便有所成就，既与“世界一流”无关——大师再好的学生，也顶多属于“二流”；又与中国现实隔膜——对海德格尔、德立达倒背如流的哲学博士，面对中国现实，却不能进行哲学思考。像上文提到的“面子”，虽早已被称为了解国人秘密的“钥匙”，长期来却难入国内学者法眼。这样，青年才俊们同样被泡沫学术耗尽了学术青春，中国学者离“世界一流”目标也越来越远。其实，悠久的历史文化、复杂的社会现实、特殊的改革路径，谁能将中国这些本土问题提升到理论层面系统解决，便绝对具有世界意义。理科我不敢说，中国文科进入世界一流，不是遥不可及的；诺贝尔的大门，起码经济奖的大门是向中国学者敞开的。问题是方向要正确、心态要平和、人海学术局面必须终止。

五、对中国大学价值回归的改革建议

基于以上认识，我认为，中国的大学改革，无论是研究型还是应用型，都先不要侈谈“世界一流”，关键是要价值归位，按教育规律办事。好比我们身体虚肿了，首先要减肥强体，而不是争做世界健美冠军。只要教授像教授、教学像教学、科研像科研，大家该干啥干啥，假以时日，以中国之大，有几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不是什么难事。为此，我建议：

１、立即扭转高等教育全面“升级”竞赛趋势，要同样支持和扶植重点的应用型院校（含高职学院）和应用型学科；如果一定瞄准世界一流的话，那么，就鼓励它们办成世界一流的专业学院。

２、将目前已有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率统计科学化、制度化，将一般就业率和专业对口就业率分别统计，每年排名次，以此作为对各类大学排行榜的首位依据。国家也以此为据加大教育经费投入，鼓励大学以就业为导向进行竞争，彻底扭转重科研轻应用的价值取向。

３、改变对大学教师的岗位要求及考核办法。应用型大学及研究型大学应用型专业，一律以教学实绩作为评定职称 的主要依据（设授业教授、副教授）。要制定可操作的、让学生参与的评定方法。授业教授必须具有相应实践经验，了解最新科研成果，这既利于提高他们的教学质量，这也有益于提高研究教授的研究质量。授业教授也要承担提高大学生人文素质的任务（我坚决主张保留文史哲课程），这对于保证教育质量非常重要。研究型大学的研究型专业中，设部分研究教授岗位。研究教授上岗条件要苛刻，日常管理要宽松，考核时间单元以五年为宜。如此纵横两刀切下来，全国高校教师可能只剩下１／２０人员肩负科研任务。像哲学、美学、古典文学、近现代文学等领域，全国各保留一、二百名研究教授岗位（含研究员）足矣[xiii]。这样一来，人海学术自然消失，泡沫学术产生动能大大减少，大学科研经费可大大节约，研究质量却可稳步提高。授业教师当然也可从事科研，但其主要任务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提高应用型教学的质量。

正基于这样的认识，我看到北大的改革方案中已分设“教学型”和“研究教学型”岗位时，很是高兴。如果再彻底一些，效果更好。这也是我支持北大改革的理由之一。遗憾的是，恰恰这重要的一条，却没有产生应有的示范效用。

刊载上海《探索

与争鸣》２００４年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