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前中国地方政府公共管理的惯性危机及治理对策（5篇）

第一篇：论当前中国地方政府公共管理的惯性危机及治理对策

[摘 要] 21世纪初始,经济全球化的不争事实已悄然临近,日趋激烈的国际间竞争,再次把我们导入前所未有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格局和多元并存的价值理念当中,无情地影响并改变着历史发展的进程。作为正在深处转轨变型背景中的中国地方政府,将直接面对来自知识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等一系列的巨大压力和挑战。然而,长期以来形成的地方政府管理模式及其固有的惯性力量,使得地方政府在管理职能、组织结构、行政能力、政府信用和公共道德等方面出现极大的不适应性,有的并呈现出较为严重的公共管理惯性危机,这种潜隐着的惯性危机,不被人们广为注意,受特殊利益所驱使,正在成长为影响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不利因素,这些不利因素越往下走越更加突出,有的已经公显化,使得变革和创新政府公共管理的任务更加紧迫和繁重。

[关键词] 地方政府;公共管理;惯性危机

一、当前地方政府公共管理中出现的惯性危机

当前,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已经得到日益的深化和发展,正处于深刻转型发展的地方政府,作为中央公共政策的代言人和当地利益的忠实代表者,正面临着来自国内外两个方面的巨大压力和挑战。

从国内因素看,首先面临着如何促进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压力,对于西部就是要进一步缩小东西部地区发展差异;其次是面临着如何深入持续推动市场化发育和发展,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府公共管理的压力。

从国际因素看,首先是面临着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中国政府加入WTO以后,全球范围之内的资金流动和日益扩大的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促使各国经济将会更加开放,这对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地方政府来说,要‚与狼共舞‛,无疑是其面对的巨大挑战;其次,是在瞬息万变的知识经济背景下,信息技术所引发的新经济革命、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需求的多元,对政府自身的公共管理方式,公共管理效率和公共管理能力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从现实情况看,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管理及运行方式,至今仍滞留着很强的计划经济色彩,‚不少管理者的‘身子’已进入了市场经济,而‘脑袋’却还停留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在这一思维惯性下的政府公共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信息化社会的技术环境和公众的多元化需求,其来自于上述双重的压力和挑战,已越来越演化为传统政府公共管理模式的惯性危机,这同时也是实现政府公共管理变革和公共管理模式转换的动力。当前,地方政府公共管理中的惯性危机主要集中再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地方政府公共管理中的管理职能危机政府从集权管理向公共管理职能的转变,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历次政府机构改革的主旨。然而,政府职能的强大惯性往往使职能转变表现得相对迟缓,效果不明显,缺乏相应的法规规范和巩固。

从党政关系来看,仍有相当一部分党的机关承担了许多应由政府承担的任务,党的组织过多地陷入行政性事务的工作中,削弱了党组织研究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加强自身建设的职能;从政企职能来看,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和‚权力‛的扩张需要,直接管理经济的惯性‚欲望‛仍特别强,这虽然已被明令禁止。而许多企业治理也同样表现出高度的官本位和‚行政化‛,缺乏相应的自我发展的动力和主体创新能力;地方政府的职能惯性危机,在地市县乡一级政府中就尤为突出,即上一级政府的职能管理部门,从自身的部门利益出发,不断扩张自己的管制范围,纷纷归口设臵各自的派驻机构,使各级政府职能出现惊人的‚同构‛;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被弱化和肢解。

(二)地方政府公共管理中的组织结构危机 地方浓厚的‚计划‛色彩和缓慢的市场化进程,使得以行政为中心的高度‚计划化‛行政组织结构颇为突出,而且越是贫困地区越是更加明显。‚小马拉大车‛的行政组织结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

政府组织机构的超限设臵、庞大臃肿、冗员太多、人员超编等严重状况,在中央自上而下推行机构改革后,虽已得到局部的控制,并逐步趋向好转。但党政社团和教育等事业单位组织结构规模却相对较大。在西部,由于地方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使得每一层次的党政等机构对应的企业数量要比东部少,这样西部企业和劳动者对党政社团教育等单位运行经费的负担经费要比东部相对沉重,从而严重影响了西部的内部积累能力。

在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中,地方政府组织结构虽已得到明显的优化,但社会中介组织却显得发育不良或明显滞后,公共管理的边界模糊。其职能和作用仍不能得到较好的发挥。政府对所属各职能部门管理失控,造成政出多门、收费混乱、节制无力,这是企业和农民负过重的根源。

从对贫困县乡的调查了解来看,组织结构的多样化存在,盘根错节的人情关系网,狭窄的人才就业和人员分流渠道,仍是诸多地方政府组织机构变革和职能转变的重重阻力。许多县乡政府自身的财政汲取能力无力支持政府正常运转,于是只得企盼上级财政补给供养,即使是中央财政和各部门财政下拨的转移支付和各项专项转移支付,被捆绑挪用作发放工资或者其他非生产性建设项目的情况也较为严重。通过中央财政和各部门下拨的用于人力资本、基础课题等专项的要素漏入吃皇粮的陷阱之中。

(三)地方政府公共管理中的行政效能危机

在我国,地方经济发展的快慢与财政收入的多少,不仅是政府的重要责任,而且也是考核当地政府官员的重要标志。因而,经济发展和财政增长仍是政府官员面临着的主要压力。由于自然条件,资金、劳动力、技术、人才等要素积累内蓄力差异和众多制约因素,使得地方政府过度依赖于行政手段计划配臵资源、加速经济的发展、干预企业生产、农民经营的状况仍比较普遍。致使经济发展的水平层次极其低下,生态环境明显恶化。

从经济发展看,地区经济越是发展缓慢,地方政府这种加速发展的压力和愿望越是迫切,于是政府任期内的‚政绩工程‛、‚标志工程‛、甚至‚腐败工程‛等就非常突出。‚部门利益‛、‚集团利益‛和‚地方保护‛就十分盛行,这是导致当前各地人员伤亡事故频发的重要因素。

从财政增长状况来看,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平衡的巨大压力转移到对企业和对农民的压力上,加剧了政府与企业、农民的利益矛盾,从而使得地方政府与企业、农民的矛盾摩擦不断。现阶段,县乡政府各职能部门与农民的利益冲突表现得尤为突出。

地方政府公共管理中的决策者水平不高、办事效率低下、公共服务职能弱化,危机管理能力缺乏,行政创新动力不足,直接加剧了政府的行政效能危机。

(四)地方政府公共管理中的公共信用和道德危机

地方政府公共管理中的公共信用危机,首先集中体现在地方政府的‚三角债?‛上面,这些年,一些地方政府主要官员,为了加速地区经济发展,不切实际地大举借贷,盲目搞开发和建设。借钱不还、欠钱难还的事时有发生。在耀眼的光环背后,是政府背上的沉重经济负担,而且还背上了不守信用的恶名,吓坏了投资者,吓跑了民间资本。只留下前任政绩,后任包袱。政府公共管理中仍大量存在的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公共管理方式的简单化,公共服务的贫乏化,许多事情仍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严重地影响了政府的形象。公共管理者前赴后继的腐败,公共管理道德的迷失,直接加剧了政府的公共信用危机。地方政府的公共管理信用危机,是传统的政府职能模式在新的社会转型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种结构性障碍,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着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

二、对当前地方政府公共管理惯性危机的消解及治理对策

在急剧变革的环境中,对政府公共管理惯性危机的消解,起决于地方政府自身积极地回应各种挑战,主动变革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变压力为动力,着眼于整个公共管理体系的范式转换,创新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才能在新的竞争中取得主动权。

(一)创新政府公共管理观念

要着力地方政府公共管理模式的转换,彻底告别传统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碰到的阻力会相当大,困难也要多得多。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许多旧观念及习惯势力,会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公共管理观念变革的障碍, ,这是地方政府公共管理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首先,以推进市场化建设为目标,创新政府公共管理观念。即必须由过去以行政配臵资源的行政管理模式转变到以市场配臵为中心的公共管理模式上来,突破政府自身利益局限,建立完整的公共管理体制和服务体系。纵观20世纪世界各国政府管理和观念的变革,基本上都是在传统的价值框架和设定的理想模式中,追寻一种最佳的政府职能结构和作用。而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背景之下的政府公共管理,更对政府和公共管理者必须根据社会的需要来构建自身的决策体制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以便最大限度地取得公民的同意和认可。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推进市场发展,为市场提供保障和服务,弥补和克服市场缺陷。这就从根本上对政府提出了必须加强责任性、回应性、服务性、公共性为特征的治理要求。

其次,以市场生态建设为治理背景,强化地方政府的创新职能。在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建设发展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和作用。地方政府必须结合自身的实际找到优势和切入点,在规则的制定和推行过程中,提高自身的创新素质和创新能力,而不是躺在中央制定和给予的优惠政策、资金上,这样才能实实在在地把中央的政策优势转化为自身内在的发展优势。只有创新和开拓的政府,才有可能回应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挑战,否则将会丧失良好的发展机遇。如目前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一个重要的方面,表现为东部的地方政府在中央的优惠政策支撑体系下自主创新效果明显,而西部的地方政府却在计划的笼罩下创新不足,甚至缺乏创新。

第三,大力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公共管理人才队伍。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之下,中国面临着的首要的冲击,就是政府自身及公共管理队伍的素质。‚虽然现实政府本身都在进行激烈的调整,但同已经指日可待的入世而言,如何整体部署应对,这就不仅是政府权限的一个话题,更多的是一种管理思维的探索讨论‛。各级地方政府更应当提前作好思想准备,进一步提高政府的洞察能力和回应能力,这就要求尽快提高政府自身的素质,加强对公共管理人才队伍建设和培养,提高政府的科学决策和效率水平。从而方能提供更多更好的治理和服务。

(二)优化地方政府公共管理中的的行政治理结构

地方政府的机构设臵和职能模式特点,基本上是沿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行政管理模式,而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均已发生较大变化的今天,政府自身的

机构肿大、结构失衡、职能交叉、政出多门,既与自身的实际不协调,又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则不相适应。因此,正在进行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既是对中央、省政府机构改革的呼应,更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加快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这同时也是进行公共管理模式转换的基础。

首先,必须注重对政府组织结构能力的研究和优化。政府的组织结构功能是牵制政府效能低下的根本因素。而政府效能的低下与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张,又促使政府的机构不断变大,这种状况导致的结果就是管理机构越来越多、职能越来越交叉,使机构的裁调并转呈现出周期性的循环。因此,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应有别于中央的改革模式,必须超越于政府机构的调整,避免把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退化为权力在机构间的重新分配。而大规模的从机关分流出来的人员,应该从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加以合理的配臵和科学利用。其次,以加强立法为基础,对现行的地方政府职能进行科学分解,使政府的职能配臵和机构改革纳入到法制化的轨道。主要是对行政职位进行科学分类,对行政层次进行合理划分,对机构的职能和权责进行必要的规范。在政府的机构改革中,应当把政府现有职能中的属于资源配臵和生产经营职能的部门,按政企分开的原则交由市场和企业去承担,属于社会自我管理性质的部门交由社会中介组织承担;把专业经济管理部门成建制地转化为公司或服务实体,调动基层政府直接管理和服务于农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强化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和综合服务体系,真正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和机构改革的原则要求,切实转乡政府的职能。第三,一切从实际出发,合理配臵地方政府的职能和机构。由于于地方政府机构、党政社团规模庞大,远远难以适应经济基础的承受能力,而且还大大加重了企业和农民的负担。因此,在机构改革中,对地方政府的职能机构进行合理配臵,划分职责权限,便成为降低市场成本,为企业减负,强化政府功能的重要举措。当前,当务之急是精简党政社团和其他事业单位,压缩人员规模,清除各种不合理收费。同时应根据区划面积、人口数量、管理任务,尤其是该地财政经费负担人数等指标,严格对县乡政府的规模进行设臵和编制,不能一味地追求整齐划一和对口,而超越于本地区和部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水平。

(三)变革地方政府行政生态模式 首先要变革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模式。一方面要培育和推进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另一方面,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以市场机制为主配臵社会资源,实现从单纯的行政管理到社会综合服务的转变。

其次,要变革政府与社会间的关系模式,这就要求必须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进一步完善优质、高效、便捷的社会综合服务体系,把那些长期由政府包揽下来,做不好、做不了的综合社会经济服务职能交由社会中介组织承担,强化社会保障制度,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的自我服务和管理水平。

第三,要进一步理顺各种关系。一是要按照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的原则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实行简政放权,正确发挥政府的职能;二是要理顺党政关系,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为出发点,把党的领导职能与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分开,还权于政府,分清职责,避免权力交叉、职能重复和机构重叠;三是确定合理的地方政府公共管理和利益边界,用法规的形式进一步规范政府的行为。

(四)再造良好的政府公共管理效力和机制

总之,西部各省区的县乡政府,在西部开发的战略实施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由于长期的历史和自然因素,决定了政府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问题将会更加复杂,角色转变也更加艰巨。因此,只有放弃以政府为主、计

划直接动员的传统思路,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制度,按照社会发展和人民利益需要,实现公共管理治理模式转换,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县乡政府公共管理体系,这样才能在西部开发中有所作为。

第二篇：浅析新时代背景农村公共危机治理对策

浅析新时代背景农村公共危机治理对策

摘要：从目前发展状况来看，我国已经正式进入全新社会发展阶段，客观因素导致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巨大变化，矛盾特征体现也相对更为明显。作为农业大国，“三农”问题的稳定和发展是国家的关切，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也成为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结合我国农村面临的公共危机治理难题，本文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出发，从理论建构和实践两个方面对农村公共危机治理提出了可循之策。

关键词：新时代；三农；公共危机治理；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中国处于全球性的高风险与国内结构性转型叠加的时代，农村也被裹挟进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大潮流中。SARS、禽流感、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已经证明我国必须妥善处理农村公共危机事件，只有这样才能够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最终实现。如果从地域方面来看，农村公共危机事件频现于广大农村范围内，自身带有的地域性特征体现十分明显。由于自身体系内包含农村以及公共危机两方面内容，所以，相关治理工作效果势必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综上所述，想要摆脱农村公共危机压力，必须妥善治理。而在对“农村公共危机”的地域性理解上，学者杨冠琼以出现危机事件的公共区域作为研究对象，合理进行危机等级划分操作，具体包括区域、国家以及全世界危机事件［1］。截至目前，国内研究领域针对农村公共危机定义的理解比较认同李燕凌提出的理论。而该论题研究阶段内，参照上述观念，将农村公共危机定义理解为：在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共同影响下，最终存在矛盾被激化的可能性，农村公共危机即是具体表达方式。在内部以及外部矛盾的共同作用下，产生多个不同社会关注焦点，如果外部因素的强烈刺激导致临界力强度持续提升，势必最终形成了严重的公共危机事件［2］。

二、我国农村公共危机治理面临的困境

从近期发展状况来看，公共危机治理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我们国家现阶段处于发展关键节点以及从量到质的转型期，从各个领域方面来看，我国都处在高风险时期，这对处于转型期的农村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城市与农村二元结构的桎梏，上层实体化和下层碎片化的社会格局的存在，加之全球风险背景下，新的风险源不断出现，农民在灾害面前的承受能力是最弱的，对应的农业也成了不受重视的产业，农村则是弱势集体。在自然灾害以及人为灾害的威胁下，农村管理现状不容乐观，管理难度巨大，公共危机治理的难题非常明显。

（一）公共危机意识薄弱

基层政府受中央集权历史传统影响，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存在依赖上级政府的意识，不能将危机治理工作前移至预防阶段，只是被动应对甚至受行政道德薄弱，官本位思想影响，遇事不敢报、瞒报，贻误了危机治理的时机。我国市场升级转变的速度很快，社会治理意识存在问题。治理危机所出现的问题在没有影响到自身的情况下，大多数农民是不会过多地关注此事件，认为与自己无关，缺少危机治理常识。因为农民本身不具备危机治理的相关知识，所以很难成为危机治理的根基，现阶段，我国农民对危机治理的定义了解不够，导致基础意识的缺位，无法组成基础的危机治理组织。［3］我国农民自身掌握的危机治理知识不系统，同时，不具备基础学习能力，这也导致了恶性循环，使得我国农民在危机治理方面知识的匮乏。另外，对于农民来说，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农业生产，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他们一方面在激进式发展，围湖造田、开山造田等现象破坏生态环境导致水土流失印发山洪暴发等灾害发生。为了提高农作物产量，采用大量施肥等拔苗式助产方式助产导致水土污染，引发用水危机；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式发展提高经济效益，比如在没有进行风险评估及专业培训的前提下，将全部土地及资金用来重视新经济作物或是发展畜牧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2004年禽流感引发的公共危机使成千上万家庭血本无归。

（二）公共危机治理主体间性行动逻辑张力大

“主体间性”是上个世纪初期的西方哲学，定义是两者之间的交互性关系，主要包括他人与自我以及社会与个人，为了能够促进主体与客体以及主体自身之间的关系。主体间性并没有特殊化将自己看作是原子，而是看成与其他存在的主体在一个地位上。如果将其看作哲学模式的调整，我们可以将主体间性理解为对主体性能的传承与发展，“主体-客体”关系也是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而且自身带有明显的多样性发展特征。此外，主体和谐、互助、互动、共享关系建设也起着十分关键的影响作用。从根本角度来看，任何主体都要依附其他要素存在，实际交往阶段内，主体性表现也相对较为显著。［4］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即是指在公共危机治理工作开展阶段内，能够承担相应责任的组织机构以及个人等。通过研究能够发现，该部分主体带有多元化特征；而且分布并不集中，主体体系满足系统化、网络化发展要求。［5］通过研究能够发现，对应公共危机治理的政府组织主要是县级和乡镇政府。县级政府公共危机执政理念偏颇，以经济发展为根本目的，忽视社会的安全、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失去对公共利益的考虑和承载的道义责任。乡镇政府公共危机执政理念不足，处于“悬浮”角色，“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在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机制内，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定义拥有较高关注度，其能够将现论机制存在的社会风险问题完整表现出来，包括产生了一部分“非正常”现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人们在面临不同风险责任状态下，通常将关注重点集中在了解风险产生原因方面，却忽略了即是对其造成的不良影响进行有效弥补，从而出现推卸责任等行为，不愿意承担相应风险损失。妥善处理农村突发的公共事件，由于其自身带有明显的公共性特征，因此必须强调各个组织单位自觉履行相应责任与义务，并为发展目标实现做出巨大贡献。但是，从实际发展状况来看，无论是基层政府还是其他非政府组织机构，包括民众在内，都会存在责任意识缺失等问题，其并不积极履行自身应当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这也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6］村社组织在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中消极无为思想严重，造成危机预警信息网络断裂，严重影响危机治理效果。农民在公共危机治理工作开展阶段内发挥十分关键的主体作用，简单理解即是，如果公共危机治理工作目标能够最终实现，农村将成为最大受益对象。然而，从农村治理的实际情况来看，原子化的农民，因主体意识缺失，社会关系网络趋于贫乏，治理危机的主体动力不足。费孝通提出，在传统社会，我国农村存在很明显的“熟人社会”问题，通过开展农业活动，其可以将群众有效聚集在一起，并成为生活与生产活动的共同体［7］。以规则、治理政策等要素为核心，邻里关系属于重要的社会资源管理范畴，此外积极开展投资活动，避免邻里互动、交流等受到极大不良影响。农民想要将自身所占据的主体地位特征整体表现出来，则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基层组织发展秩序受到极大不良影响。只是在整个市场化发展阶段内，稳定的人际以及利益关系无法继续保持，不同基层组织也会通过非传统的参与渠道，打破限制机制，同时使社会发展稳定性以及乡村治理工作开展承担巨大风险压力。［8］基层政权组织、村社治理主体、农民主体危机治理理念偏颇，动力不足，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各主体之间协调机制不畅，导致公共危机治理不力。

（三）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体制和机制不完善

现阶段，我国所打造的基层政府体系暂不包含可以处理农村突发事件的组织单位，一旦出现突发问题，只能由中央以及地方政府进行管理，临时性成立工作团队，不仅工作主动性较差，而且沟通程度相对较低，一旦工作处理不当，或者衔接方面出现问题，则很难得到预期风险处理效果。此外，上级打造的沟通机制并不顺畅，政府与其他治理单位也不能协调发展。农村突发公共事件管理单位存在明显的内部分裂问题，各个机构独立开展政务工作，统筹机制效用无法全面体现出来，而且农村突发公共事件管理组织系统建设也无法满足集成化、立体化发展要求。童星（公共管理危机理论研究人员）表示，进入风险社会发展阶段内，公共危机也带有明显的制度性特征，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之所以存在公共危机事件，主要原因即是制度要素发挥关键性影响作用，集中表现为制度机制并不完善。李飞星等研究人员表示，公共危机形成的根本原因即是利益分配不平均，从而产生了严重的矛盾现象。只有摆脱制度困境，才能够实现农村突发公共治理工作目标。未能打造完善的应急管理机制，对应配套设施建设也并不完善，在多方面要素共同影响下而陷入低效甚至是失灵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主体难以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造成集体行动的困境。

三、农村公共危机治理的应对

（一）分主体进行危机意识的培养

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作者奥尔森强调，群体规模是左右集体行为的核心要素。如果群体规模相对十分有限，则个人贡献会直接决定行动效果，因此，主体单位会在集体行动领域内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对应行为也会逐步成为重点关注对象；而群体人员数量有限，这样所有人都可以对他人行为进行有效观察，同时不需要承担巨大成本压力。在群体规模持续增大情况下，个人付出状态的改变，并不会对发展效果产生明显影响；此外，组织成员数量越多，监督压力也会明显提升，这些都是导致集体行动目标无法最终实现的根本原因。在奥尔森看来，合理进行受益者划分，充分发挥政策激励效用，尽量避免搭便车等现象产生。一方面，对传统发展理念进行全面调整，将危机管理工作开展所发挥的关键性影响作用整体表现出来，只有主体充分意识到问题严重性，才能够更为认真履行自身责任与义务。在发展阶段内，政府组织定期开展绩效评估操作，而基层政府也颁布多项政策，使评估结果满足准确性、客观性要求。全面落实治理工作责任，科学进行绩效考核范围划分。另一方面，加大集体意识培养力度，在多方主体共同努力下，拥有完善的网络治理工作系统。将弱自治模式、“熟人”“不得罪”治理逻辑转化为主动性、自治行为的秩序化轨道。同时，加大农民危机意识培养强度，采取有效措施，对农民产生有效激励，其也会在公共危机事件治理阶段内作为内生动力进行全面应用。重视学校教育，将极易引发的农村公共危机教育归入到课程大纲内，同时为不同年龄段学生打造公共安全读本，适时更新公共安全和应急防护知识内容。同时利用电视、电台、网络、宣传画等覆盖面较广的优势，将危机教育以老百姓容易接收的方式进行普及。以案例分析方式，使教育工作能够更为贴近生活，农村地区的教育更多的要使用农闲时间。所有参与教育活动的农民都会得到对应奖励，这也是进行集体意识培养的有效方式，避免其出现扰乱正常公共秩序的行为。

（二）健全农村公共危机治理组织体系

成立一个专门应对农村公共危机的常设机构，有效的组织保障使各治理主体权责明确，在危机事件发生前、中、后信息畅通，有了专业机构的授权，则其可以对预警信息投以较高关注度，并妥善处理相关事宜，最终关键的即是将组织保障效用整体表现出来。对于政府而言，其作为主体机构，必须重视预警有效性，并保证足够的物质准备。其属于政府核心定位管理范畴，自身也会从建设型政府逐步过渡到服务型政府范围内。而公共危机治理的另一个主体单位即是村社组织，其主要开展宣传工作，而且在危机事件形成后，积极进行有价值信息搜集，并对农村群众提供心理安慰服务。充分发挥村社组织、村干部、民间组织等协作伙伴的作用。积极培育农村社会组织，使其能够将社会组织在治理工作开展阶段内具备的连接作用整体表现出来。从根本角度来看，农村公共危机治理流程相对较为复杂，实践结果证明，政府单独开展治理工作，一般无法达到理想工作状态，因此，必须对农村社会组织效用发挥投以较高关注度。而公共危机治理系统中，农村社会组织必须积极参与，确保政府与农民可以进行有效交流，避免相互合作无法顺利进行。综上所述，充分体现政府主体地位，加大农村社会组织培育强度，同时将多种力量汇集在一起，为持续扩大治理范围做好充分准备。

（三）构建农村公共危机治理制度体系

诺思表示：我们可以将制度看作是社会管理规则，人们会参照内部关系进行限制条件的制定。［9］农村公共危机治理存在困境的重要原因是缺乏公共危机治理的制度系统。想要妥善处理危机事件，则必须拥有健全组织体系，同时为实现工作目标做好充分准备。综上所述，优化公共危机治理系统，结合实际发展状态，避免公共危机治理制度建设受到极大不良影响。同时，由于应对危机需要政府采取与常态管理不同的紧急措施和程序，也应尽快制定或完善各种农村公共危机处置方案。在制定制度和处置方案时，要结合农村实际特点注重伦理维度的融入。费孝通先生指出：受传统理念影响，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都非常注重伦理，而且对伦理道德水平要求较高，而过分使用强制性法律手段，可能直接产生极大不良影响，不仅巩固秩序受到严重破坏，甚至无法满足法治社会发展要求［10］。所以，农村地区在强调遵守传统伦理道德条件下，更多的学习法律知识，改善农村公共危机治理体系的运作效率，同时避免公共危机治理工作目标无法最终实现。此外，改变传统的二元结构，进行制度创新。打破阻碍发展的各种制度障碍，要充分实现城乡一体化改革对农村公共危机治理的推动，更加系统准确地融入城乡一体化改革的各领域中去。

（四）顺应环境变化，转变农村公共危机治理思维

当前，在我国新农村建设不断推进，城乡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农村地区公共危机事件也不断增加，对公共危机的防控与治理必须打造科学链条，从目前发展状况来看，公共危机治理已经对新技术、新想法应用产生强大依赖，在充分发挥大数据技术作用条件下，使不同信息可以全面融合在一起。打造标准化发展整体，改善公共危机的治理工作效率。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正是有了大数据技术，我们实现了时代转型发展目标，相关因素也有助于公共危机防范以及风险管理工作开展。大数据环境内，农村公共危机防控模式在决策主体、决策客体和决策过程方面与过去防控行为的区别在于决策特点存在着差异性。农村公共危机治理要真正发挥有效作用，必须改变决策模式，使相关行为得到有效控制。对于现代决策机制而言，传统旧方法已经不适应现展趋势，所以新辅助模式制定也成为最为关键的工作目标。

（五）充分发挥农村公共危机治理扶持政策作用

一方面，扩大经费保障范围，提供充分的经济支撑。如果经费投入力度不足，势必无法将制度措施效用整体表现出来。加大公共危机治理资金的专项投入对农村经济发展效果影响作用很大。例如，农业活动开展阶段内，其自身受不可控因素影响很大，但收益空间却十分受限，如果投资主体对收益要求较高，则不愿意参与到农业生产活动开展阶段内。此种状态下，政府应当对农业进行有效保护，通过财政介入等方式，满足市场资源优化分配要求，在市场失灵现象得到有效处理后，在不断加大投入力度，避免利益关系受到不良影响。弥补先天性缺陷后，农业投资收益目标也将最终实现。［11］通过分析农村公共危机的特点，制定出一个危机治理专项资金预算、评估和保障体系，确保危机发生后能有建立起一个指挥有序、程序规范、保障有力、快速高效的应急保障机制。同时，划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公共危机财政支出责任。激发地方基层政府、村社组织和农民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向上级政府积极主动的申请经费并合理分配，激发危机治理各主体间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从根本角度入手，改善农村公共危机治理建设强度，由于其主要解决人为要素，所以，参照不同主体特征，建设一批灵活的治理队伍。以多元化发展原则为基础，确保农业生产能够与危机治理工作全面融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够在满足公共危机治理规律发展要求基础上，更为全面的掌握群众思维特点，并与群众保持良好沟通关系，确保形成危机事件后，可以通过集体行动方式，对不良影响范围进行有效控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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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论政府公共危机管理

论政府公共危机管理

政府公共危机是指在政府管理国家事务中，突然发生的如地震、流行病、经济波动、恐怖活动等对社会公共生活与社会秩序造成重大损失的事件。在危机发生越来越频繁的今天，一个国家要减少危机的发生，降低危机的损失，提高政府应对危机的效率，必须建立系统的危机管理机制。系统的危机管理包括危机的预防与应对。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能够将政府的危机管理纳人一个有序、规范、条理的轨道中，保证政府在危机发生时能在最短时间内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将危机带来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一、政府公共危机的预防管理

1.建立政府危机管理控制指挥中心。危机管理控制指挥中心是危机预防管理的核心部分，其职能是对各种潜在危机进行预测，为危机的处理制定有关策略和步骤，危机发生后，指挥中心立即做出反应，负责指挥危机的处理。在美国，危机管理的决策中枢由总统、副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国务卿、国防部长等组成。俄罗斯的决策指挥中心由总统、国家安全秘书、紧急情况部长、内务部长、国防部长等组成。从世界范围看，总统制的国家一般建立以总统为核心的机制，议会制的国家一般建立以总理为核心的机制。与国际社会相比，我国没有一个独立和常设的危机管理协调中心，灾害发生后，一般都是临时成立工作组应付危机，这种工作组不能保证危机管理工作的及时性和连续性，缺乏对危机处理的经验教训进行有效总结、分析、保留和借鉴。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危机的社会里，只有成立常设规范的危机管理中心，才能将政府的危机管理纳人到科学、规范、有序的轨道。

2.建立危机风险评估机制。危机预防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对各种潜在危机风险随时进行评估。首先评估政府可能遇到的各种危机，把握政府危机的数量、种类、性质、特点及其规律，对危机的形态进行分类，并根据危机的不同性质，对危机划分等级;其次，为每一类别或级别的危机制定具体的危机处理战略和战术，一旦发生危机，可根据危机应急机制马上进人危机处理。如美国在“9·11”事件后成立了国土安全部，该部直属总统领导，专门处理美国国内危机，将美国的安全分为5个等级，并相应做出不同的防御措施;再次，监控危机的发生，注意搜集与危机有关的各种信息，通过对信息的整合、处理、判断和数据的分析，掌握危机的各种变化和最新信息，监测危机发生的概率和趋势，分析危机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对危机作出科学的预测和判断。

3.加强危机训练与危机知识的普及，提高公众的危机意识。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养成了中国人以不变应万变的性格，向往“永世不易”的理想社会，老百姓的危机意识比较淡漠。我们虽然热切关注“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等国际危机，但总是认为那是外国的事情。由于缺乏危机意识，当危机来临时，人们便毫无准备，手足无措，立即陷人恐慌之中，给政府处理危机带来极大困难。2003年春天“非典”事件中老百姓的恐慌、无所适从并导致社会局面的失控即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因此，在危机预防管理中政府必须做到:一是要警钟长鸣，经常进行危机训练和演习，提高公民的危机意识，树立危机观念;二是要大力普及有关危机知识，让公民掌握正确的应对危机的措施与方法，明确个人在危机中的职责。加强危机的预防训练，整体提高国民的危机意识和危机应对能力，一旦发生危机，国民才能从容应对。

消息反而会为流言的传播创造条件，况且信息全球化使任何政府想隐瞒事实真相成为不可能。

杜绝谣言的产生、避免发生群体性的社会恐慌，惟一的办法就是建立公开、顺畅、权威的沟通渠道，及时、全面、准确地告诉公众事实的真相，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2.快速反应、及时处理，将危机控制在最小范围。政府必须具备敏锐的危机意识，这种意识是指对处于萌芽状态危机事件的一种敏感性，缺乏这种敏感性就会贻误危机处理的最好时机。危机发生时，政府应立即投人到危机的处理中，通过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来解决危机，将危机造成的损失和冲击降至最低点。我国2003年春天“非典”疫情在短时间内爆发并在较大区域内流行，与政府有关人员的危机意识淡漠有直接关系。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工作人员存在着报喜不报优的心态，危机发生时常常采取低调处理和封锁消息的做法。这种做法不仅不能解决危机反而会丧失平息

事态扩大的最佳时机，导致危机进一步扩大。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政府面临的矛盾错综复杂，随时随地都存在爆发各种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具备敏锐的危机意识，将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对政府处理公共危机尤为重要。

3.政府要发挥其行为的规范导向功能。社会学有一个“紧急规范”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在紧急状态下人们的行事规则容易受最先行为者的带头作用的影响，从而形成“紧急规范”，“紧急规范”一旦产生，就会对其他人的行为起到导向作用。如发生火灾时，如果有人提一桶水来救火，这个行为就成为“紧急规范”，大家就会冷静下来，跟着去提水救火;相反，如果有人第一个逃走，这个行为也将成为“紧急规范”，大家同样会效仿，争先恐后地逃跑。因此，面对突发事件，政府必须成为“紧急规范”的首倡者和实施者，通过政府的“紧急规范”，全国同心协力，步调一致，共同战胜危机。

4.及时发挥政府宏观协调、整合资源的作用。危机发生时，政府出面协调、组织、调配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在最短时间内达到社会资源的最大整合，这在政府危机处理中是最为关键和重要的。世界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危机状态下政府协调职能的发挥，例如英国为了协调各部门的紧急应变工作，政府于2001年设立非军事意外事件秘书处，秘书处的宗旨是“就预见、预防准备和解决办法提高英国应付突发挑战的能力”，在政府内外协调各部门作出综合整体反应，与各有关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开发和共享英国关键网络和基础设施资源，统一、合理、有效使用政府各部门资源，确保预防和控制灾难的规划和机制实施到位以及发挥效应，确保政府在处理危机期间能够继续发挥正常社会职能。美国国务院下设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集中中央到地方的救灾资源，建立了一个统合军、警、消防、医疗、民间救难组织等单位的一体化指挥、调度体系，发生重大灾情即可迅速动员一切资源，在第一时间内进行支援工作，将灾情降到最低。总之，在社会面临危机的时候，由政府出面的有效组织、协调和调控是迅速控制危机，将危机损失降到最低程度的最重要保证。

5.做好善后沟通工作，提升政府形象。危机给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造成损失，也使人们对政府的管理能力产生怀疑，即使政府采取了积极而有效的处置方法，政府的形象也不可能完全恢复到危机发生之前的水平。因此，危机的结束并不代表危机处

理的结束。当人们度过危机之后，政府还应做好危机后沟通工作，向国民承诺政府今后的措施，表达政府的诚意，恢复国民对政府的信心，重新提升政府的形象。总之，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危机虽然不可避免，但危机却是可以管理的，有效的危机预防可以减少危机的发生，积极的危机应对则可将危机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第四篇：论当前国际形势中国形势对策

论世界及我国当前的形式及对策

摘要：世界变革及目前国际形势及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国际形势，中国在全球化的国际形势下的机遇及挑战，以及相关对策。

二战结束以后，建立了以苏美为首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经历冷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形势开始由美苏争霸进入到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伴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同时有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局部冲突，世界形势也进入到21世纪的展望期。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曾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强调“任何事物的发展和运动都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国际形势的发展也是绝对的，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的。主要的特点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占据全面优势，特别是美国一家独大，同时多强并列，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进入21世纪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以后，这种美国一极化趋势的国际格局逐渐出现转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兴起。借助全球化的历史机遇，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比如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积极推进内部改革，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和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冲击美国霸权地位，导致美国领导下的西方世界主导地位的下降。其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G8会议向“G20”会议的演变。很多全球政治、经贸和环境问题已经不能在G8体制中得到解决，而必须邀请这些新兴经济体参与决策，发达国家主导国际体系和国际议题、发号施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出现尖锐化和长期化的趋势。美国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对立以及在安全上的矛盾由来已久，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冷战时期美苏矛盾的延续。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更是根深蒂固，是植根于文明、信仰和价值观的冲突。现在出现的新趋势就是俄罗斯与伊斯兰极端势力有可能结合，某种程度上形成对抗美国的合力。如果这一结合出现，必然导致美国与外部世界的矛盾进一步扩大，美国的国际环境将更加恶劣。

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同盟内部关系发生微妙变化，表现出逆向演变的趋势。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有两大支柱，即强大国力和联盟体系。美国联盟体系中欧洲是最重要的部分，北约一体化组织是最主要的机制。冷战结束后，由于外部共同对手苏联的解体，欧洲对美安全合作的愿望下降，在主要的威胁认知上与美国的差异越来越大。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与被布什称为“老欧洲”的矛盾更加尖锐。另外，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展，欧盟成为欧洲政治、经济、外交和安全的主导力量，对美独立性增强。欧盟正面临着东扩后的内部协调和其他复杂问题，欧洲国家将主要精力放在自身事务解决和加强欧盟内部团结上，而不愿意过多地承担北约责任，受美国调遣。另外，美欧经贸矛盾有激化的趋势，欧元的崛起势必冲击美国霸权的基石——美元霸权，影响美国利益。

总体上看来，国际格局正经历“一超多强”向多极化转变的趋势，而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和调整，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的消长变化，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朗。大国互动频繁，相互

依赖性凸显，合作面总体上升。国际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起伏跌宕，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因素进一步交织，气候变化、粮食及能源资源安全、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对国际关系走向的影响增大。中国发展的内外关联度进一步增强，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剧变。在此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以及我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尤其受到广泛关注。

从克林顿到小布什，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延续着先较量，后合作的传统，但奥巴马却改变了这一惯例，自上台之后就不断向北京释出善意，强调中美合作的必要，中美关系在奥巴马时代出现了高开高走的良好态势。

相比之下，奥巴马上台后的对华政策有着完全不同的参考背景，金融危机的阴霾和中国的迅速崛起，令白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中国。

于是，上任不到一年，这位立志变革的美国总统在气侯变化，清洁能源，中美贸易，国际金融秩序，以及地区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上寻求与北京对话，并不断强调中美合作的重要性。

从上海到北京，不论是与青年学生的互动，还是和中国领导人的会晤，奥巴马的首次中国之旅尽显平和与谨慎。除了在经贸和人权等问题上不愿多作让步之外，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展现出别样柔情，中美关系也呈现出更为密切的发展态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影响也不断扩大。主要表现在：第一，经济实力地位的显著上升。进入21世纪时，中国的经济实力还只在世界排第七位，GDP约1万亿美元。21世纪的头8年，中国在世界经济的排位几乎是一年上一个名次，2008年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9年或2010年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第二，中国的军事、科技、软实力也持续上升。军事上，20多年来中国海军、陆军、空军等的实力比20世纪90年代有显著的提升。科技上，航天活动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令全世界华人骄傲，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在软实力方面，中国发展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认可，成为不少国家试图仿效的样板。国际上出现一定程度的汉语热，也说明中国的地位上升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发展模式引起各方高度关注，世界各地“中国热”持续升温。正确认识我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就要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胡锦涛同志在第11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提出的要“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既要正视我国全球性影响日益扩大的现实，同时又要坚持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定位，要坚持承担与我国实力相称的国际责任，在国际事务中继续发挥重要建设性作用。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地区力量的急剧变化，中国周边地区形势将继续处于快速变化之中，各种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将时有显现，并对中国安全提出复杂的新挑战。但是，和平与繁荣仍将是亚太各国共同的愿望。亚太安全形势的急剧变化不会根本扭转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近一二十年保持相对稳定的发展势头。大国关系的相对平稳发展是中国周边继续保持缓和的基础。中国周边地区是大国利益交汇之地，中、美、俄、日、印对地区总体形势发展影响举足轻重。尽管上述国家关系有密有疏，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彼此利益相互交织，在竞争中力求保持合作，避免迎头相撞。美国虽视中国为主要潜在对手，并采取措施对中国防范遏制，但双方在反恐、朝核、维持台海稳定及经贸合作领域存在共同利益，美国

对中国仍采取两面下注的政策，并不希望与中国发生对抗。美日同盟针对中国的一面虽有加强，但彼此亦心存防范：美借日制华，却不希望中日交恶而不可收拾；日傍美制华，并不甘心为美火中取栗。遭受美国战略挤压的俄罗斯，在国力未得到全面恢复前，仍将是中国主要战略伙伴，中俄关系有望继续稳固发展。印美关系虽发展迅速，但印度不会全面倒向美国，沦为美遏制中国的棋子。在可预见的未来，只要自身策略得当，中国不会成为大国矛盾的焦点，在大国外交中仍有充分的回旋空间。地区热点发生热战的可能性较低。中国周边地区存在印巴矛盾、朝鲜半岛、台湾海峡以及东海、南海岛屿争端等问题。由于印巴关系持续缓和、美国更多介入南亚事务以及印巴相互核威慑，南亚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降低。朝鲜半岛形势因朝鲜拥核而面临新的复杂性。但由于中、韩、俄强烈反对武力解决朝核问题，加之美国受困中东，无暇东顾，因此，从近期看，美国军事打击朝鲜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从长远看，朝核问题仍可能出现轮番升级，但各方均会努力控制升级的势头，避免出现战争。在东海、南海岛屿权益问题上，由于中国与日本及南海国家一直保持着密切磋商，各方都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因岛屿问题引发个别意外冲突虽不能完全排除，但演变为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今后一段时期, 台海形势仍处在风险较高、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时期。渐成“跛脚”的陈水扁正加紧通过推进所谓“宪改”，搞“台湾法理独立”，不排除陈水扁进一步铤而走险的可能。2007年的台湾“立法委员”选举和2008 年台湾“大选”使岛内局势发展充满变数。但只要美国坚持维持台海现状政策，中国大陆及岛上反“台独”力量仍有能力遏制“台独”的冒险举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新一届中央政府奉行的内政外交的核心理念是：对外谋求和平，对内谋求和谐，对台海局势谋求和解。这种理念指导下的内外政策，将有助于保持台海地区的稳定。

非传统安全问题将成为地区安全合作的催化。中国周边地区存在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将长期存在，某些挑战在一定时期内可能成为特定国家的主要安全威胁。随着国际社会及地区国家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视，地区国家特别是主要大国将把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视为增进合作、扩大影响的渠道和机会，积极探索并

11”事件后，防扩散、打击恐怖主义成为推动在多种框架、多领域开展合作。“9·中美关系不断改善和加强的重要推动因素。印度洋海啸和南亚大地震发生后，各主要国家充分利用救援外交，拉近与受灾国的距离，为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双边关系奠定基础。在“10+3”机制的带动下，东亚各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正不断加强。2002 年11 月，中国与东盟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作为落实《联合宣言》的后续行动，2004年1月双方又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制定了中长期合作规划，在反恐、非法移民、禁毒、执法、刑侦等领域开展了更加有效的合作。在中国倡议下，首届东盟与中日韩打击跨国犯罪部长级会议2004年1月在曼谷举行。会议通过了《首次东盟与中日韩打击跨国犯罪部长级会议联合公报》，表示东盟与中日韩三国决心在打击跨国犯罪领域加强合作，支持建立“东盟安全共同体” 的目标。上海合作组织把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作为首要任务，近年来还逐步加强合作打击中亚地区日益严重的毒品走私活动，把遏制和铲除毒品走私纳入反恐合作的框架之中。种种事实表明，非传统安全问题已成为区域安全对话与合作的主要议题，并将成为改善地区国家关系的润滑剂和加强安全互信的纽带。

新形势下，我国外交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同各大国的关系总体稳定。

一批发展中大国加快崛起，推动世界力量对比进一步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我国同周边国家友好合作关系深入发展。我国在当前的国际体系改革进程中处于相对主动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建设性作用。在准确把握机遇的同时，更要清醒认识挑战。国际形势复杂严峻的一面仍很突出，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对我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冲击不容忽视。不少国家对我国快速发展尚未做好心理准备，我国将长期面临外部各种牵制，将不时受到“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干扰。参考文献：世界大变革与中国机遇及挑战及相关报纸

第五篇：论当前中国家庭教育问题及对策

论当前中国家庭教育问题及对策

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家庭教育问题仍然是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家庭是人生旅途上的第一个站点，也是永恒的站点。在这里，人们第一次开始接受教育。有句话再熟悉不过了：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这就说明，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可见，家庭教育是未成年人的成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都有着重大影响。之所以说家庭是永恒的站点是因为，家庭教育不仅是摇篮教育更是终身教育。俗话有言：三岁定终身。由此看来家庭教育是不容忽视的。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其性格爱好、人际交往能力、学习能力等的发展都和家庭教育息息相关，良好的家庭教育则是孩子人生旅途上的一盏明灯。然而当今有许多父母不注重家庭教育，严重影响了孩子的身心健康，促使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更加捉襟见肘。

一、当前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思想过于强烈而忽视了对孩子的综合素质教育

古代有皇位世袭制，上一代的人总是要自己的下一代来继承自己的事业，并且要把自己打下的江山发展的更加牢固更加辉煌。他们都习惯把希望都寄托在下一代。虽然现在已经不存在所谓的皇位世袭制之说，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思想一直保留到了现在。不管父母一代是否取得一定的成就，不论贫富贵贱，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从小就学到更多的知识，在学校取得优异的成绩，将来走上社会可以找到一份收入很理想的工作，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这一系列的想法都是大多数父母的想法。因此，他们从小就开始严格要求自己的孩子。很多父母在孩子还是小学的时候就让他们参加各种奥赛班，学习各种乐器，就是想让自己的孩子比其他孩子更早一步学到更多东西，比其他孩子更加突出更优异。虽然说比起那些山区连能否上学都成问题的孩子，在城里上学的孩子们已经很幸福了，但是看到他们身子还那么的单薄的时候，背上的书包已经沉重不已，我还是感到心痛。那沉重的书包里，装满的不仅仅是各种课程的书本，更多的是父母对他们的期望和寄托，那无形的重量才是真正让孩子们疲惫不堪的力量。

然而这样的道路真的适合每个孩子去走吗？不可否认，确实有很多孩子在这样的路上越走越远，取得了理想的成绩，不仅圆了父母的梦，更是让自己的人生更加辉煌。比如说出了名的“狼爸”萧百佑，以“打”的教育方式把自己的四个孩子送进了北大。他一直坚信，不打不成材。他认为孩子儿时的幼儿园老师只能教会他们游戏玩乐和一些基本指导，因此需要通过家教对孩子们进行严格的引导。而且他曾经也是在他母亲的棍棒下成为出色的人。但是，我们并不了解，在这样残酷的教育下，孩子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思想道德方面是否也同样的优秀。

在我看来，父母的存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思想很正常，但不能太过强烈。一味的给孩子灌输各种文化知识，有得必有失，很容易就会忽视他们的思想道德教育。太过强烈也会容易使家长的教育方式过于严苛，是孩子难以承受。虽然这种思想可以给予孩子适当的压力，促使他们更加努力的学习，但是过度了，则很可能产生负面反应。蓬莱一名女孩展展因摸底考试发挥失常，担心父亲的责怪，竟趁父母不在家时，喝下了50毫升百草枯自杀。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因为父母给予的压力过大，造成惨剧。这时候那些要求过于严格的父母是否该反省，是孩子的成绩重要还是孩子的生命、孩子的健康成长重要？有些家长为了让孩子有更多时间学习，不让孩子担任班级集体工作，使孩子变得自私冷漠、没有集体荣誉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思想是不可行的，这样并没有真正教会孩子做人，以致思想品德素质较差。一些偏激的孩子甚至会因为这些思想的影响，抵触心理过于强烈而走上违法犯罪歧途，甚至威胁到社会安全稳定。

2、父母对孩子过分溺爱导致孩子心灵脆弱

自古以来，中国大多数父母都特别疼爱自己的孩子。他们对孩子的限制和保护太多，以致忽视了对孩子主动探求新事物能力的培养。从小到大，家长就担心孩子这个那个，恨不得每时每刻都陪着孩子，帮孩子做一切事情。有的家长还会包庇孩子的一些错误，明明孩子做错了，总是为他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以为这样可以减轻对孩子的伤害。其实孩子犯错都是正常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是有错却不让孩子明白道理，会让孩子的品德方面有很大的缺失。如果一个孩子学了很多知识却不懂得如何去与人很好的交流相处，不能独立自主，顽强自理，甚至有可能做出不利于社会的事情，这才是真的害了孩子。“小时偷针大时偷金”的道理也是众所周知的。相反，一个没有掌握那么多知识但综合素质较好的孩子则会更加突出，将来会更加受社会的欢迎。这个社会是综合性社会，需要的不是仅仅只会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才，更需要的是综合素质高的人才。

温室里的花朵是不够坚韧的。要想孩子茁壮成长，必须懂得适当的放手。有首歌唱得好，有一种爱叫做放手。这并不仅适用于某种爱情，同样适用于家庭教育。有一名18岁高中男孩因失恋2次割腕自杀，未遂。其母坦言，从小到大都对儿子无微不至的照顾，对他一直百依百顺，在家他简直是小皇帝，连双袜子都没有自己洗过。失恋对于他而言应该是长这么大以来最大的打击。正是因为他长期处于被爱的位置，从来都是他拒绝他人，当他遭到拒绝的时候，他便难以承受以致有轻生的想法。溺爱，会使孩子心灵过于脆弱，失去爱与被爱的能

力，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3、亲情的缺失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发展

人生拥有的第一份感情便是亲情。家是我们的避风港，如果家中没有了亲情，我们也就失去了避风港。这意味着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失去了可以依靠的支柱。又如开头说到的家庭教育是孩子人生旅途上的一盏明灯，亲情就是家庭教育中最亮的那部分，如果亲情长期缺席，灯则会暗淡，孩子很有可能就会迷失方向、误入歧途。

在相对贫困地区，孩子们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他们便成了留守儿童。他们缺少了许多亲情的关怀，成长的心理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造成了不少孩子孤独、自闭、过于敏感、过分自尊、盲目交友等，甚至让个别孩子产生仇视心理。父母长期在外打工，给予孩子相对更多的是金钱而不是关爱。我曾经看过一个访谈节目，主持人采访留守儿童，问他知道什么是幸福吗，他的回答是，见到爸爸妈妈就是幸福。而对于富家子弟，同样存在相似的问题。父母是名人，是公众人物，和普通人生活有很大的不同。这样的家庭，经济条件宽裕，孩子总是用不完的钱。他们在钱的使用方面十分慷慨，甚至可以说没有计划没有节制，缺乏理财能力和自控能力。而且他们会过分的依赖父母的社会地位，以为无论做错什么都有自己的名人父母善后，可以不需要对自己的错负责任。前几年的“我爸是李刚”事件和今年的李天一事件都反应出了这个问题。还有一种是离异家庭，孩子在家庭中不能获得完整的来自父母的爱。社会当前的离婚率偏高，这对孩子的人格塑造、良好品德的树立和行为习惯的养成等都有着极大的影响。

4、家庭的不良环境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父母的文化水平不高、文化素质不高，这使部分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出现误区，导致孩子出现许多问题，如厌学、逃课、外出打电子游戏、经常在网吧过夜等，有的孩子甚至于社会上的不良人士聚在一起，逐渐沾染上赌博、看色情录像、小偷小摸和打架斗殴等严重的社会恶习。曾经有新闻报道，两名初二的学生为打游戏机入室盗窃杀人。孩子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成长问题，很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父母没有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健康的家庭环境。

5、教育方式不正确，正面积极鼓励不够，限制性太多影响孩子的思维能力的发展

在孩子小的时候，家长没有积极的鼓励孩子，使孩子缺乏自信心，有的父母因为孩子没有拿到小红花、没有取得好成绩要么抱怨孩子，要么就一直觉得无所谓。前者会使孩子产生挫败感或者会潜意识里注入威迫感，孩子可能会为了拿到小红花或取得好成绩而不择手段；后者虽然让孩子很释然，没有什么心里负担，但这样会造成孩子没有目标没有追求，长大后可能会无所作为。有的孩子在课外娱乐活动上经常没能得到父母的正确引导，父母总是担心

孩子和同学出去玩是浪费了学习时间，或者是担心孩子出去玩会染上不良习惯，于是便总是限制孩子的游戏时间，却让孩子缺少了体验生活的机会、缺少了对新事物主动探求的能力。就比如说有些十五六岁就考上大学的孩子，他们或许智商很高，但是情商却远远赶不上智商，而且其生活的自理能力也有所欠缺。实际上社会更加需要的是全面发展的人才。

二、探究当前家庭教育问题的对策

1、调整父母传统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思想，给予孩子适当的引导

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所成就，但父母不应该因为自己没有得到而把过多的期望都放在孩子的身上，不然会适得其反。当孩子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的时候不应该过多的责备，我觉得在教育方面应该更多采用鼓励式的教育。比如说，如果孩子的成绩达到一个名次，父母就会奖励给孩子一样东西。但是最好不要是直接金钱奖励，我觉得可能会过早的让孩子产生对金钱的欲望。奖励可以使一些物质的奖励也可以使精神方面的奖励。我的父母就是这样一直这样教育我的，有时会奖励我最喜欢吃的东西，有时会奖励我和同学出看一次电影。但这些只是辅助性的激励，更重要的是给孩子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鼓舞孩子自主的理想追求，这样才能真正让孩子在正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营造健康和谐的家庭氛围

家庭氛围对于孩子的成长就如空气对于植物的成长，如果空气不好，植物自然不能茁壮成长。同样的，只有在一个健康和谐的家庭中，孩子才能在良好的环境中健康成长。父母之间的争吵应尽量减少，给孩子树立好榜样。父母感情不和对孩子的心里健康有着直接的影响，孩子还会因为父母问题而影响到自己的生活规律、学习积极性等。尤其是要尽力避免离婚现象，因为父母离婚对孩子的负面影响很大，很多孩子因为父母离异，长得后心理是有缺陷的，因为他没有得到平衡的爱。父母既然相爱并有了爱情的结晶，就应该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庭负责。

平时父母可以多和孩子交流，多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多换位思考，感其所感。父母的角色很重要，除了要做好父母，还要做到亦师亦友。放假的时候可以和孩子多出去走走，看看这个世界美丽的景色，体验生活，这样不仅可以增进父母和孩子的感情，还能在实践中学到更多的知识。

3、学校应加强和家长的联系，使家长更好的了解孩子

家庭教育不仅仅停留在家中，学校教育对于家庭教育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学校应该充分了解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合理安排教学时间和内容，可以有针对性的举办一些家庭教育类活动，如定期家长会、家庭教育知识讲座、家长经验交流会、家长开放日、父母话信箱、各

种相关竞赛等。这样可以使家长通过学校更加了解孩子的具体状况，更有方向的引导孩子的发展，更好的改善家庭教育。

4、社会积极宣传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营造家庭教育的社会氛围

社会就是一个大家庭，每个小家庭的发展都会受到社会的影响。社会应该加大对家庭教育的资金投入，建立一些有影响力的活动场所，对家庭教育事业大力支持。家庭教育不一定是规规矩矩的学术性讲座、交流会之类的形式，在社区内可以多举办形式各异的家庭互动实践活动，如亲子活动、家庭运动会、家庭艺术节等，提供更多的平台给各个家庭加强家庭教育；还可以开展一些家长学校，让有需要的家长接受培训，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成才观，更好的关注孩子的全面发展。当今科技发展迅速，可以利用网络推广相应的服务网站或网络交流平台。最重要的是，每个公民都应树立正确的社会道德观，提高道德修养，给孩子一个和谐的社会成长环境。

总而言之，当前的家庭教育仍然存在许多问题，直接影响到孩子的健康成长。由此可见，社会各方面都必须重视家庭教育。家庭教育就是我们祖国的花朵成长的肥料，肥料的量要适当，施肥的方式要正确，施肥的时间要合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长大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