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关于官员不作为的感想

第一篇：关于关于官员不作为的感想

七，官员不作为

1“从严治政”是朱镕基一贯遵循的从政原则。他平时言谈举止从容不迫，办事果断，雷厉风行。他不能容忍拖拖拉拉的衙门作风和官员的“不作为”行为，尤其对一切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对此，他在日常工作中会随时不留情面地严厉批评，甚至加以呵斥。

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

要恪尽职守，敢于说真话。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要做“恶人”，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庸人的社会，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这样想是不行的。首先，你们可以得罪我。我这个人气量不大，很容易发脾气，你要跟我辩论，我可能当场就会面红耳赤。所以，我记住了这句话：“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你没有贪欲，你就刚强，什么也不怕。这是我的座右铭。虽然我的气量不大，但是我从不整人，从不记仇，这是事实可以证明的。相反的，对于那些敢于提意见的人，敢于当面反对、使我下不来台的人，我会重用他。当然，也不是对一切人都重用，如果他没有能力，我还是不能重用。但是，我绝对不会记仇。

1998年3月17日，朱镕基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务院总理。3月24日，他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发表了上述讲话。此讲话在《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书中的题目为《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这件事情值得关注的不仅是民众表达呼声的独特方式，更有官员对民众呼声的忽略，他们已经昏聩到了对送来的锦旗，不看内容，不问理由就照单全收，对自己之前工作的疏漏毫无感知的程度。

2近日，有一段沈阳市民赠送给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中国家具城工商所“不作为”锦旗的视频，收到锦旗的所长居然非常淡定地表示“这是他们应该做的”。此事迅即成为热点新闻，视频中的主人公――刘新所长就此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他的“头脑相当清楚，只是未看到锦旗上‘不’字，只看了消费者的落款。”

之所以送这锦旗，是因为今年5月，沈阳一市民在该所管辖的一家大型超市购买到假冒伪劣食品，并向工商所进行了举报。然而，时间过去了3个月，该工商所未给消费者任何答复。此后，消费者认为，该所工作态度不好，行政执法不作为，便制作并赠送了“行政执法，不作为奖”的锦旗，于是就有了上面的闹剧。

虽然事后这位所长解释说，对消费者举报的假冒伪劣食品，该所早已查处，但该案件不是由他主管所以未作通报。但这件事情值得关注的不仅是民众表达呼声的独特方式，更有官员对民众呼声的忽略，他们已经昏聩到了对送来的锦旗，不看内容，不问理由就照单全收，对自己之前工作的疏漏毫无感知的程度。有如此心态的官员，拿到锦旗的那一刻可能还在想：干吗送锦旗？还不如送个红包来得实惠！锦旗这个曾经承载了群众心声和情感的方式，早被他们看淡，看轻了，这也是为什么故宫被盗案告破时，故宫在给公安干警制作锦旗时，可以容许那么滑稽的错字出现。不是没把锦旗当回事，而是没把民声当回事，更进一步说，如果不是以锦旗的方式，这样的批评之声是否能有出头之日？再换个角度想，对待锦旗的这种粗心态度，肯定不会出现在应对领导检查的时候，那些迎接领导时的大幅标语中的文字，一定不会出现这样的疏漏。

接受和处理群众的反馈是官员的本职工作之一，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得是否称职，不是怎么能在每年向上级述职时写得天花乱坠，怎么能凭借这些可以写在纸上的业绩受到上级的嘉奖，更重要的是怎么能让民众满意，所谓“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就是这个意思。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办公室中锦旗悬挂的数量，可以看出一个官员受群众的拥趸程度，锦旗是百姓赋予他们的荣誉，现在，为什么接受锦旗的人轻视锦旗，送锦旗的人给锦旗赋予了反面用途呢？

第一，官员沟通渠道如此迟钝的原因在官，不在民。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得出，民反映信息很及时，而且是多次反映，并且是实名举报，添写了各项个人信息。可遗憾的是，举报的事情处理了没，处理得怎么样，三个多月过去了，官没有向民有任何的回应。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是谁不和谐了，是官。

第二，斗大的字看不见，鲜明体现了个别地方官员的迟钝、昏庸。刘新你没看清，如果是大中午喝酒喝醉了，那说明你是一个贪官，至少是在其位不谋其职，问一个渎职罪；可你强调没喝，很清醒，那只能说明你的迟钝、昏庸，你还在采访中反复强调你们所工作出色，看这样子，全国不排名倒数第一就幸运了。我不想说：没有最迟钝、最昏庸，只有更迟钝、更昏庸，可我说了

第三，“不作为奖”锦旗体现了一种局部的民进官退。广大人民群众的智商和行为能力在不断增强，可某些地方官员，还在以几十年前的手段在管理，在这种局部的民进官退上，这些个别的官员就显得特别的迟钝、昏庸、无能和粗暴，甚至导致最终的群体性事件、暴力执法。

第四，地方相关政府机关的真正不作为。沈阳乐购铁西店长期大量违法销售过期与不合格食品，长达3个多月的时间，为什么不闻不问。说我不作为，渎职是轻的，是不是存在官商勾结的现象。

不作为锦旗”表达了民众对政府服务意识的呼唤，对政府部门是一种警示和鞭策，但说到底，它并不是一种强制性的手段，即使某些部门收了“不作为锦旗”还是不办事，民众也只能徒呼奈何。只有在制度上保障民众知情、监督的权利，为民众创造更多批评、问责的机会，对漠视民意的部门和个人予以惩处，政府部门才不敢对民众的合理诉求置之不理、敷衍塞责。直抒胸臆的机会多了，民意表达的渠道畅通了，民众也就没必要再挖空心思拐弯抹角地送“不作为锦旗”了。

4有网民对他用这种方式来维权表示无奈：“难道真的要等到闹大了，有关部门才会重视么？”“老百姓能有什么方式表达自己的的意见，自己的诉求？真是悲哀、悲凉、悲痛！”同时也有人担心，侯的行为会“得罪某些人”，希望“政府能保护他的安全，重视民意”。搜狐网网友则对公安部门不虚心接受批评的态度表示不满，称“都喜欢听奉承话，不肯接受群众的批评！”“凭什么只收褒奖的锦旗，面对批评就驱赶！这什么态度？”

5诚然，“作为”与“不作为”是两个抽象的概念，甚至于站在不同的角度看“作为”与否，就会得到不同的评判结果。但是，保障群众的法定权利、履行管理部门的职责，则是机关单位有所作为的基本要求。那些涉及到“不作为锦旗”事件的机关单位，值得反思一下：到底有没有在常规工作中维护好群众的权利、履行好自己的职责。而当事机关单位的上级部门，也应该从这些事件中窥探到督促下属机关积极、有效履职的契机，从根本上拿出改革、敦促下级履职尽责的方案。

第二篇：治理官员不作为心得体会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经济与政治态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经济态势走向了稳增长、调结构、抓创新、促开放的新常态，另一方面政治态势走向了反腐败、讲规矩、履责任、重法治的新格局，为当代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塑造了新型动力机制，开创了新型活力源，赢得了国内民众的高度赞誉和国际社会的广泛瞩目。

与此同时，在官场，诸如不贪不占，啥也不干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只要不出事就行占着位置不干事，拿着工资不出力等懒政庸政怠政之类的官员不作为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媒体在报道此现象时，简单地将反腐败与官员不作为现象联系在一起，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地将经济发展迟滞的板子打到整体官员队伍身上。故，分层分类地认清官员不作为现象的实质，厘清造成认识混乱、药方乱开现象的根源，对症下药，是寻求治本之策的有效路径。

认清官员不作为的成因及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服务型政府理念逐渐落到实处。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对公共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对公务员基本角色与责任缺乏有效的定位，对政府与市场边界缺乏有效的划分，对高度集中统一的权力体制缺乏有效的分权与监督，对官员政绩考核缺乏科学的激励机制，导致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既造就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又引发了一些不规范的权力运作、畸形的政商关系以及人心不足的官场心态等现象。

官员不作为的成因和表现是多样的，需要分层分类区别对待。据我观察，主要有四种官员不作为现象。

1、官员角色定位不明或错位而引发的官员不作为现象

在当代中国的权力结构体系中，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和以政府为核心的政权体系，由于所处的地位和方位不同，其承担的角色与功能自然不一。

如，在地方层级，地方党委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决策与执行的关系，地方政府又是其组成部门的决策机关。而基层各党组织承担执行角色，不再具有决策功能。从纵向层面看，地方党委与地方政府既是各自上一级组织体系的执行体系，又是下一级组织体系的决策体系，分别兼具执行与决策之角色与功能。在党组织体系中，各级常委会承担着决策的角色与功能;在政府组织体系中，作为行政首长的政府负责人承担着最终的决策角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肩负着决策的角色与功能，担任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承担着执行的角色与功能。

因此，分析官员不作为现象，一定要分清楚主要承担决策与主要承担执行的组织与官员在角色与功能上的差别，分清楚因履行职责程度好坏而引发的责任程度的轻重差别，防止因角色定位不明与错位而乱打板子，或者在追责时找不到责任主体等现象的发生。

2、程序、流程与规则不透明而引发的官员不作为现象

现代政府的运作形态有行政服务、运作项目与管制政策三大类。无论是行政服务、运作项目，还是行政审批、管制政策，都需要遵循一定的管理程序和运作流程，实行相应的时效性与透明性规定。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程序、流程与规则不透明，缺乏刚性约束，而且因为资源有限，那些选择性强、运作空间大、自由裁量权高的项目，容易导致吃拿卡要式乱作为等消极腐败现象的经常性发生。如今因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等高压式反腐做法，导致部分官员的乱作为行为有所收敛，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成为官员不作为的借口，更要防止用程序、流程与规则的不透明变相为不作为预设挡箭牌和遮风板。

3、工作饱和度测评与绩效评价失当而引发的官员不作为现象

长期以来，对于公务员的岗位职责，尽管强调要有科学的职能分解、职位说明、职责评价，并做好三定(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工作，但由于缺乏对工作饱和度的科学测评，以及缺乏标准化与流程化管理，导致很多官员整天看上去很忙碌，实际上却是在干无用功，甚至用忙碌的无用功去推卸应该履行的职责和该做的工作。

另一方面，对于普通公务员的五项绩效考评标准德、能、勤、绩、廉，在实践中要么用软性的评价标准德来概括，要么用硬性的评价标准能来一俊遮百丑;对于领导干部，则多是以片面的GDP增长率来作为主要考察和提拔标准，从而导致对工作岗位职责与绩效测评失当，无以发挥真作为的指挥棒引导与规约作用。甚至在实践中被一部分别有用心者利用，采取与上级领导套近乎的方式，以谋取个人最大的私利。

4、矫枉乱作为导致心理恐惧而引发的官员不作为现象

自从中央推出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等高压式反腐做法以来，官场上各种乱作为现象得到极大的遏制，原本被扭曲的行政行为得到矫正，但对于如何有效地激励公务员正常作为、有效作为、积极作为的机制与制度并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尤其是对事不对人的理性精神远未建构起来。

在一些单位和地区，对于明显与公共利益、公共道德相悖的行为，缺乏旗帜鲜明的批评和惩处，不敢碰硬;对于大公无私、敢作敢为，却可能因为处事风格、做事方法而存在各种争议的干部，不敢公开面对质疑，做出应有的澄清、褒扬和重用，以致干好干坏一个样上面没有人，干死都不行这样反常识反绩效反公平的观念充斥官场，其直接后果是公务员得到一种心理暗示，越多做事，就越有可能出错乃至出事，越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与其这样，还不如奉行明哲保身的做法，以不出事为最高原则。在各地逐渐加大对官员不作为问责的同时，对原有的基于特定情形而设定的诸如维稳等一票否决制的评价压力，如果缺乏与时俱进的有效清理，就可能让部分领导干部与公务员心有余悸，不敢冒尖，不敢出头，奉行不出事逻辑为上。

治理官员不作为现象的基本原则

确立对党和国家事业第一忠诚的根本原则。以饱满的精神状态，为党和国家事业无私勤奋地工作，保持对党和国家事业的第一忠诚地位，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必须树立的根本价值观。

坚持主要领导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最关键的基本准则。领导干部行不行，公务员跟不跟，群众信不信，关键在作为领头人的关键少数主要领导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

重建普通公务员的职业化伦理规范。实施精细化管理的前提，是在专业化机构里聘用专业化人员，在专业化管理领域里张扬专业主义精神，高质量满负荷规范化地工作，彻底重建普通公务员的日常职业化伦理规范。

推进公共管理体系、公共预算体系、公共评价体系三位一体建设工作。要取得官员敢作为有效作为的突破性进展，就必须改变仅局限于行政服务水平提升的公共评价体系建设，综合推进以民主法治为导向的公共管理体系、以廉洁惠民为导向的公共预算体系、以绩效公正为导向的公共评价体系三位一体建设工作。

推进用人、花钱、办事有机联动。改变用人与办事、花钱与办事、用人与花钱两两脱节问题，推动用人花钱办事的有机联动与一体化建设。

治理官员不作为现象的有效对策

针对官员不作为的不同成因和表现，需采取多种对策，对症下药，力求治本。

首先，以权力清单为基础，以责任制建构为导向，根据组织与官员承担的角色不同，推动决策权与执行权的适度分离，分别建构决策失误追究制和执行不力问责制。围绕组织与官员该干什么如何干干不好怎么办三大问题，在评估与清理政府该做什么的基础上，推动决策权与执行权的适度分离，把权力清单与责任清单建设有机统一;同时，加大对各类组织的问责力度，适时推动民主集中制向民主集中负责制的转型。

其次，制定明确、详细、透明与可执行的服务流程与项目运行绩效图。任何一项服务与项目，都必须有清晰的服务流程与完成期限、明确的目标及依据、足够的人手及资源、用以显示绩效的评估标准;各政府部门必须准确地确定需要完成的工作，测定工作饱和度，设定工作完成时限，并建立起工作质量标准，写进绩效工作说明书中;设计各类项目运行指南，推动项目信息公开，提供各类项目运行的规范要求和绩效评估标准。

再次，强化团队与领导人执行力建设，推动机关单位行政文化生态再造工作。对于适用委任制和聘任制的公务员，强调在日常公务活动中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削减自由裁量权空间，履行服从与执行义务，发挥专业主义精神，高质量地完成本职工作;对于适用选任制的领导干部，除了强调主动变革与适时创新的战略引领与统筹规划作用外，可根据执行力建设的内在要求，开展在特定范围内允许提名与挑选党政搭档、主要副手以及重要规划与执行部门负责人的试点工作，并赋予对专业技术性强的部门负责人的特定提名与组阁权利。

与此同时，旗帜鲜明地对在民主法治框架下敢作为的干部予以积极评价和提拔重用，对于消极无为、混日子的干部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适时调整公务员工资福利水平，为官员队伍创设心有所系心有所安的行政文化生态环境。

最后，加快政府项目运作与公共服务提供等领域的公私伙伴关系构建历程。以民众需求为导向，以结果为依据，鼓励各类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公民积极参与政府项目运作、公共服务的生产活动，建构公共服务提供的公私伙伴关系，全面推进政府职能、政府角色、政府治理方式与政府行政体制的深度转型。

第三篇：官员不作为才是最大危害（中）

实际上，出了问题，怕的是群众不找党委和政府，要是不找的话，那就危险了事实上,作为“非常态”的执政样本,河南已经不是第一次试图通过这种官员与百姓及“土地”的密切接触来破解执政难题。河南省委前两任书记XXX、XXX上，均以干部大规模“下访”、“驻村”等执政方式试图求解河南的难题。《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到，自2001年6月起一直持续到2004年6月底，河南省在3年之中先后派出了3批驻村工作队。3年驻村，河南省、市、县(区)3级机关从正厅级到副科级干部，甚至普通党员，几乎有一半人参加了驻村工作。范围之大，涉及面之广前所未有。可以肯定的是，造成民众上访的成因在于体制不顺，而能够动员如此众多的官员下访，实际上是依托体制性的优势来化解体制性的劣势。此种模式在理论和现实层面都有争论，但不争的事实是，部分上访者多年不能解决的问题得以解决。而深层次的问题是，这种模式可以持续多久，而“上访”这一中国特有的现象何时才能消失?“幸运者”9.6万元。一分不少。胡平看着这堆钱有些发呆,坐在炕上一遍遍地数了一下午,好像做梦一样。一个月以来,和胡民一样沉浸在巨大喜悦中的还有遂平县石寨铺乡五个村的66户村民。2004年2月7日春节前，乡邮政所的储蓄代办员魏秋生失踪了，和他一起失踪的，还有全乡5个村66户村民的68万元储蓄款。这一年春节，石寨铺乡五个村的66户村民是在煎熬中度过的。有一位老人闻听自己的养老钱被代办员“拿跑了”，大年初一要跳井。半年后，县公安局经过网上追逃，终于将魏秋生捉拿归案。然而，68万元已被其挥霍一空。胡平被骗走9.6万元，转瞬间成为贫困户，而当地邮局却以没有钱为由推脱。悲伤过后，66户村民推选出4名代表，开始了上访之路。很快，在工作组的协调下，驻马店两级邮政机构作为赔偿主体，给予了足额的赔付。“实际上，俺们就到县里去找了一次，县领导和下访工作组倒是来了村里好几次。”胡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04年9月18日。河南省民政厅正厅级巡视员、省驻南阳工作组组长鲁献启带领省直机关下访工作组到南阳的第三天，就自带干粮冒着小雨到了南召县云阳镇陈沟村七里湾村。鲁献启想看看这个村71岁的上访户张国俊。之前，鲁献启听说“老张头”竟然一个人骑着自行车，风餐露宿21天，带两包老鼠药到北京上访。“我想看看什么冤情驱使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骑20多天的自行车跑到北京?”令鲁献启难过的是，71岁双耳失聪的老人要的就是有口饭吃。老人一生未娶,极其贫寒。4年前,他在失去劳动能力后,要求南召县云阳镇政府五保供养。但该镇声称财政困难,致使张国俊老人五保供养的要求未能及时解决。为此，4年来，张国俊老人先后多次分别到县、市、省和北京上访，要求落实五保待遇。因张国俊老人听不见，鲁献启就打着手势或写纸条，询问老人上访的情况和要求，临走时，鲁献启把随身带的500元钱全给了老人。经过鲁献启的协调，3天之后，下访工作组和镇政府又来到张国俊老人家里，与他签订了五保供养协议，并送去了衣被等生活用品。“老百姓真的是很容易满足”胡平们和张国俊是千千万万不幸的上访者中的“幸运者”,因为前者是集体上访,能够迅速受到重视,后者则是遇到了鲁献启,他们最大的幸运是赶上了官员下访行动。类似的事例在河南此次官员大规模下访中还有很多。不少官员对一个属于中国的“传统真理”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中国的老百姓很容易满足。2004年12月6日一大早，长期上访的杨君俭、任秀枝、刘秀珍等6人第二次来到洛阳宾馆。他们这次不是来诉说“冤情”，而是给洛阳下访工作组组长、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杨柏林送锦旗:杨检心中有人民，人民心中爱杨检。杨柏林和下访联络员李剑伟坚决不收，杨君俭就拿出了“缠访”的功夫，不收锦旗就不离开工作组一步。“我们知道,送锦旗是老百姓表达对官员感激的一种方式。但这面旗我们不能收。其实,这几个人反映的问题当时并没有解决,我不过是认真听了一下他们反映的情况,向他们做了一些政策解释工作而已。”令杨柏林震惊的是，“老百姓真的是很容易满足。他们有时候，要的就是一个理儿，就是一句暖心的话。我们的老百姓绝大多数还是通情达理的。”此后，杨柏林所在的洛阳下访工作组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管给群众解决多少问题，能不能解决问题，下访干部必须要走下去，最主要的是听:给群众一个说话的机会。“我们接待过的人，大部分都没有再去上访。”洛阳下访组联络员李剑伟说。检讨为政之心“面对这样的老百姓，你有什么理由不对他们好?”鲁献启感叹。“一个70多岁的老人，又丧失劳动能力，他的要求合情合理，按政策一年500元钱。但干部宁可花大钱，不想花小钱;宁可花上千元甚至上万元到北京到省城领上访户，也不愿解决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花了多少‘大钱’?这实质上是对农民的感情问题，更是干部作风问题!”他尖锐地批评道。一个事实是，因对交通事故处理结果不满而成为赴京老上访户的宝丰县上访人王某，其户口所在地的党委、政府到北京接她就花了6万多元，县里因她去北京上访多次受到中央和省里的批评。遂平县信访局局长马世发算了一笔账，无论从经济成本还是从政治风险，抑或从人心账上来分析，干部下访解决上访群众问题的成本付出，都要远逊于群众进省进京上访后再处理事件所付出的成本。鲁献启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和记者反复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基层群众上访问题为什么解决不了?我们到底还缺什么?”“我从下去那天起，脑子里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缺什么?缺财力吗?每年全省各市县区用于到省城、北京接访的钱算来应该不是一个小

数目;缺人力吗?很多县市从领导到普通干部全员抓信访，这次更是组织了4万多干部下去督查问题;缺时间吗?缺监督吗?也不缺，各市、县委都有4大班子，市县常委就十几个，除了庞大的政府机构在运作，还有人大、政协的监督;缺考核机制吗?信访问题已经纳入公务员绩效考核体系之中。”“缺什么?我认为，缺的是一些干部对人民群众深厚的感情和宽容的爱心。有的干部对上不讲真话，对下不办实事，欺上瞒下，这才是最大的危险。”鲁献启直言不讳地批评部分干部中的不正之风。2005年新年，河南省会郑州的数家传媒热烈讨论的另一命题是“中部崛起──河南应该怎么办?”“这次下访，决不仅仅是如何解决老百姓的上访难题，实际上对官员群体来说，这更是一次检讨。检讨的是为政之心。东北在振兴，西部在开发，东部在腾飞，河南应该怎么办?确切地说，河南的官员应该怎么办?”河南省联席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河南问题是中国问题的一个样本“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目前，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危险。”鲁献启说。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认为，“凡是‘最大优势’发挥得好的地方，那些滋生腐败的条件、土壤就会得到遏制;凡是‘最大危险’不断滋生的地方，因矛盾激化而群体上访、越级上访就会不断上升。而河南官员下访的过程正是试图通过‘最大优势’来化解‘最大危险’。这种方法就是在短时间内调集大批官员，集中时间和精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这种动员能力则是传统体制的一大优势。可以说，河南省委将“干部驻村、“官员下访”这种传统体制派生出的办法的优势作了创造性的发挥。早在2004年6月29日，河南省委副书记支树平就代表河南省高层宣布，“再用3年的时间，继续抽调机关干部开展‘联县驻村帮扶’工作，在年初派出38个艾滋病防治帮扶工作队的基础上，再选择73个省直单位和11个中央驻豫单位，抽调210名干部组成84个工作队，派驻到37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5个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县，进驻84个特殊困难村帮助工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河南问题是中国问题的一个样本。河南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河南省委副秘书长李新华说。在中国其他地区普遍存在的国企改制后遗症、下岗失业者数量增加、农村发展投入不足、农村中的弱势群体得不到应有保护等问题，在河南也普遍存在。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朱孟洲介绍，在下访工作第一阶段总结时，河南省委联席会议主要讨论的也是这一类问题“我说过‘上访’不是河南的特产，但河南的上访量近几年来一直排在全国的前10位也是事实。河南在改革开放25年来所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遗憾与耻辱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 李新华说。如果说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传统体制的劣势不适应社会转型而造成的,那么河南省委显然试图用传统体制的优势破除传统体制的劣势。然而,有不少问题,却不是仅靠下访或下访能解决的。“危险倾向”与长效机制在《瞭望东方周刊》的采访过程中，河南省联席办官员也表示，“一些案件处理起来难度很大。”实际上，更多的下访工作队员是在处理种种繁冗复杂的上访问题时体味到“走下去”的苦涩和不安的。而最关键也是最难处理的问题则是“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群众负责”的矛盾。刘国明认为，在下访与上访不同主体的利益权衡中，“对上级负责”与“对人民群众负责”的关系如果摆不正，下访干部和地方领导中一样会出现形式主义、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匆匆结案的做法。这更会在党和人民群众之间形成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墙，严重破坏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造成上访量的增加。“这更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刘国明说。官员下访与百姓上访之间一直存在着一个矛盾关系。一方面群众看到中央、省里重视社会稳定、下大力气抓信访了，主观上便会认为，时机终于到了，问题应该解决了。但是由于政策缺位等种种原因，有相当一部分问题目前无法解决。“而群众一旦发现他们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下访干部也解决不了，希望随之破灭，意见就会更大，上访就会更多，反映问题就会更加激烈。”刘国明说。这也是河南4万干部下访还没有结束,当地却出现了新的赴京赴省上访现象的原因。“我认为，中国的信访问题要解决至少还要20年，这需要整个经济和社会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单就信访而言，明智的做法是从源头抓起，整顿信访秩序，畅通信访渠道，建立长效信访机制，变集中下访为经常性下访。”李新华表示。“实际上,出了问题,怕的是群众不找党委和政府,要是不找的话,那就危险了。”他说。

官员不作为才是最大危害（中）(第2页)一文由www.xiexiebang.com搜集整理，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四篇：官员不作为才是最大危害（下）

问题似乎发生在信访领域，而问题的解决则在信访之外“新条例颁布后,关于取消信访机构还是加强信访机构职能的争论和交锋也暂告一段落,但是,争论不会停止。其实，河南4万官员在下访过程中，就带着一个探讨如何建立信访长效机制的任务。”河南省委副秘书长李新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无疑，在新信访条例颁布之前的争论之声,不只来自北京,在全国

信访工作领域,这种争论早已经存在,而“取消信访机构”的意见最终没有得到支持也是事实。“解决信访问题,不仅是扩大还是削弱信访机构权力的问题,而且是信访之外的权力运作、权力模式、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有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可以说,问题似乎发生在信访领域,而问题的解决则在信访之外。”一位接受采访的权威人士是如是说，他还认为，“讨论还将继续下去。”向实务迈出了大步从事信访工作20年的李新华称，“新颁布的条例有几点进步。一是对信访主、客体双方的规范有了一个明确的说法;二是对信访问题的责任追究以及受理、监督都有了规范，而过去，信访权力说大大得不得了，说小小得一点没有;第三个进步是在制度化建设上有了新的规定。”令李新华振奋的是，新颁布的《信访条例(修订草案)》采纳了他提出的一些建议。如，建立政府信访信息网络，畅通民众信访渠道;向社会公布信访机构的通讯地址、电子邮箱、投诉电话、传真和信访接待时间等;推进依法信访进程等。《瞭望东方周刊》在河南采访时接触到的持实务态度的官员，大多和李新华有着相同和类似的观点，无疑，高层在做信访问题的最后决策时，这些基层官员的声音是不能忽视的。“1993年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三次信访洪峰,信访量连续11年呈持续上升趋势,这10多年,各级信访部门只起了一个‘缓冲带’的作用,有些具体问题没能得到解决。”李新华这样认为。信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引起了高层重视。过去一年多来，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多次作出批示，要求建立信访协调制度，解决群众的实质问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依法办事，维护社会稳定。《瞭望东方周刊》从国家信访局了解到，根据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胡锦涛总书记对信访工作的批示，国家信访局抓紧了研讨信访工作的新思路。2004年5月，全国信访工作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在讲话中强调，要牢固树立信访工作一盘棋的思想，加强部门与部门之间、部门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沟通与联系，搞好配合与协作，逐步形成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的大信访工作格局。国务院法制办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从2004年8月起，国务院法制办、国家信访局就着手研究《信访条例》的修订工作。形成了修订草案后，曾先后两次征求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等中央有关部门和全国31个省、区、市的意见，听取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并赴辽宁省沈阳市、辽阳市等地，直接征求了25个基层单位的意见。李新华认为,国家信访局提出构建“大信访”工作格局,以及《信访条例》的修订,有助于改变信访部门“无为”的状态。“现行的信访局机构职能太弱，权力太小;很多事情无能为力，这就逼着我们建立另外一种工作方式，尝试解决问题的途径。我们可以派干部去驻村扶贫，为什么不能派干部下去解决信访问题呢，这其实也是一种行政救助的手段。”仅有《信访条例》是不够的不久前,李新华根据自己多年来从事信访工作的经验写就了《现阶段中国信访制度创新的争议与改革取向》一文,向高层提交了对现行信访制度改革的建议和看法。“面对连续11年持续上升的信访洪峰，条例本身还存在着局限，还摆脱不了‘小马拉大车’的局面。信访问题，还是一个深层次的长效机制尚不健全的问题。”李新华说。“新修订的《信访条例(修改草案)》凸现了法治化的趋向。”从事了13年信访工作的原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信访办公室副主任周梅燕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新条例第一次明确了县级以上政府信访机构的性质和职责范围(第六条),但确立信访职权并非单纯赋权,只是政府责任更为加重，这与本届政府提出的建立法治政府、责任政府、透明政府的目标相吻合。”依法信访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具体体现，是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信访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但在当前中国信访制度改革的实践中，仅有一部《信访条例》显然是不够的;信访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和完善，部分信访人依法信访观念淡薄，信访工作人员法律素质不高等因素，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信访制度改革的重要因素。也正因为此，在此次大规模干部下访工作中，河南省直机关抽调的723人中公、检、法系统中的干部占了绝大多数，仅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抽调了110名干部。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参加了国家信访局就修改《信访条例》组织邀请的3次专家讨论会，看到最后一稿是在一个多月前。“新条例变化还是有的，也有很大进步。但

第五篇：官员不作为才是最大危害（上

XX这次大规模官员下访，客观上来说还是一种应急之举。要彻底解决信访难题，还要从源头抓起2005年新年前，XXX完成南京大学的哲学博士论文答辩后，返回郑州的当天下午就去了汝州。在他看来，汝州的另一份考卷同样迫切:一件“难缠”的上访案件正等着他和下访工作组解决。49岁的XXX是XX省委宣传部的正处级干部，目前，他还有另一重身份

:平顶山市下访工作组小组长。和他同时成为下访队员的还有XX省直机关的723位干部。事实上，不仅仅是省直机关的官员要下访，2004年9月15日，XX省、市、县3级下访干部共42664人走出机关，下到乡村、工厂、社区，逐门逐户排查矛盾和问题。“工作组”──这个多少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名词在2004年甚至2005年持续成为XX省各级官员和老百姓口中的热词，同样成为热词的还有“下访”二字。和2004年初高调下派工作组进驻艾滋病村不同的是，这场涉及XX省、市、县3级干部、4万多名官员的“下访”工作，媒体鲜有报道。4万多下访官员身负3项重任:一是调查处理尚未解决的信访案件;二是排查可能引起上访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三是督促健全完善信访工作长效机制。当地政府部门人士是这么介绍的:此次大规模下访使XX官员群体真实地体会到了上访者的诉求与痛苦,并深刻反思了问题的症结,甚至良心受到了巨大的刺痛。2005年1月12日，《瞭望东方周刊》获悉XX4万官员下访第一阶段工作暂告一段落，即飞赴郑州采访。必须冷静反思了:问题出在哪儿“人要回去，事要解决”──总体要求只有这一句话。2004年8月26日下午，全国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召开4天后,前省委书记李克强便作出批示,要在解决突出问题方面有切实举措,力争2004年下半年取得明显成效。9月5日，有关实施方案获得通过;9月10日省委作出动员;9月15日，4万多官员全部到位，奔赴下访地。“从2004年9月3日XX省委召开常委会，从决定组织3级官员下访，到9月15日，4万多下访官员下到农村、厂矿，仅用12天时间。”XX省政府副秘书长、XX省解决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以下简称省联席办)副主任朱孟洲,向记者介绍了4万官员下访决策的出台过程。因此，XX组织4万官员下访的决定，是在中央高层下决心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的大背景下作出的。2004年前，XX省委副秘书长李新华在省信访局副局长这个位置上工作了10年。李新华说，这10年，可能是全国所有从事信访工作的干部最苦、最累的10年。“从全国来看,从总理到省委书记都在亲自批阅群众来信，从中央到省委对信访工作要求之高、措施之具体、批评之严厉、责任追究之坚决也应该说是多年少有的。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尽管我们下了这么大的力气，全国的信访总量还是有增无减。因此，我们必须冷静反思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这也是促使省委决策4万官员走下去，把矛盾解决在基层的动因之一。”李新华认为，信访绝不是XX的特产。国家信访局公布的全国信访总量的连年递增是现实的。XX作为一个农业大省，确实存在大量改革“欠账”，而类似的问题每年都在积累，这是XX信访量增多的大背景。“事实上，作出4万官员下访的决策对XX省委、省政府来说是一次挑战，省委面临的压力也是巨大的。因为，官员下访很可能造成信访量的继续上升和反弹。”李新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决策过程中,前省委书记李克强请常委们首先讨论,能不能组织下去?会不会产生什么反应?当时便有常委表示，下访，如果问题不能解决好，会带来更多的难题。李新华说，“特别是在省、市、县这3级，很可能会‘按下葫芦起了瓢’。省委常委会在讨论时，对此也有过争论。实践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2004年12月，新任省委书记徐光春一到XX，就听取了省联席会议的工作汇报，并对官员下访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官员不作为，才是最大的危害3个月前，即2004年9月10日，XX省委副书记支树平为省直机关700多名下访干部做了出发总动员。“今年(2004)7月以来，全省信访量持续攀升，省县级以上党政信访部门共受理群众来信来访40.8万件(人)次，上升25.9，这么多的信访案件，反映了这么多的问题，涉及这么多的人，不抽调大批干部下访，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吗?”“一些地方官僚主义形形色色，关系网重重叠叠，群众反映问题常有阻力和困难，不组织上级机关干部下去明察暗访、督办督查，能打得开局面吗?”支树平对参加动员会的官员发问，“群众上访反映的问题，多数有道理或有一定道理，这些问题大都是基层应该解决也有能力解决的，但是，为什么群众常常为一个问题反复上访呢?”这也是4万下访干部“走下去”后最初的困惑。“为什么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