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反腐新常态下官员不作为的发生机制与破解对策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题 目姓 名学 号课程老师
硕士生课程论文
官员不作为的发生机制和破解对策 夏贤慧 郑石明
150211076
反腐新常态下官员不作为的发生机制与破
解对策
摘要：反腐风暴下，官员不作为成为政府的恶疾。要想找到病原，按照传统的分析方法，从官员个人动机、组织激励、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静态、孤立的分析，得出的只能是教科书式的宏大的结论。官员不作为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官员处在政府、社会、官员所构成三角关系网络中，不作为是官员在三角互动关系中做出的选择。因此，本文将在这三角互动关系的框架下，从需求-控制-支持的视角分析在当下转型时期的官员不作为的发生机理，并为破解这种反腐新常态提供应对之策。
关键字：反腐；官员不作为；需求-控制-支持
一、问题的提出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政府发起反腐风暴，一大批“老虎”与“苍蝇”纷纷下马，官员腐败行为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官场风气好转，赢得社会正面回应。但是在反腐取得的成效的同时，官员不作为逐渐成为新常态，如果不及时改变这种官员消极行为，将会严重阻碍反腐的进程，挫伤政府严肃政绩、改革行政管理体制的决心，从而降低改革给百姓带来的红利。官员不作为有两种形式：一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行政不作为，二是与行政伦理相悖的消极不作为。①考虑到后者更难被察觉并已形成较大社会负面影响，因而本文主要以与行政伦理不符的消极不作为为研究对象。官员不作为并不是近几年来才出现的问题，不能将反腐看成是官员不作为的主因，更不能将不作为等同于腐败，虽然两者存在一定内在联系，但是反腐风暴对官员不作为并没有形成制度诱因，其影响是不可持续的，因而笔者认为更应该从深层次挖掘不作为的发生机理。对官员不作为发生机制的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思想层面、利益层面、制度层面等静态、孤立的角度，缺乏对官员不作为行为的系统、动态的研究。②因此本文思路是在政府-官员-社会的三角关系框架下，运用需求-控制-支持理论③④，对官员不作为的发生机理进行深度探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性的破解对策。
二、基于需求-控制-支持模式下的官员不作为的发生机制分析
官员不作为通常是指官员对于所从事的事业没有热情、工作缺乏责任心，主动性不强，在其位不谋其政，遇事被动应付或回避推诿的行为。本文之所以采用需求-控制-支持理论，是因为官员工作本身受需求—控制—支持的三重影响，政府、社会、官员三方对官员工作有着差异化的需求，对工作的控制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同时社会支持在这其中没有发挥正向作用。这就造成官员的需求-控制-支持的不平衡即官员正当需求得不到正面回应，而对政府官员的控制着力点的不合理使得官员在寻求正当需求不得时，只能通过制度外的渠道来满足其需求。当反腐风暴来临时，这些非法途径受到严格限制，官员只能采取合理的制度躲避机制，而社会对官员存在普遍的负面评价导致对其缺乏足够的支持从而加剧这种行为效应。为此，文章将从三者的行为互动中分析官员不作为的发生机理。
1.政府与官员的行为互动
一政府绩效评价过于控制程序，限制官员创造性需求。政府绩效评价过于控制程序表现为：政府在评价官员业绩时过于注重程序，要求官员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按照工作计划例行完成任务等，这就使得官员在行政事务过程中，必须优先考虑是否符合政府部门规章制度和程序，对于具有创造性的改革调整由于担心不符合程序和规矩而缺乏积极性，为了是自己的行为符合绩效考核的的要求，官员只会中规中矩的负责例行的事物，缺乏创造性动力。新常态下的反腐更是一副催化剂，其带来的催化效应在于使得官员不愿冒险违反规定，哪怕是实际规定和程序并不合理，也不愿冒险改变。安徽省安庆市一位县长对记者坦言：“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之后，对基层干部的要求越来越严，过去年度工作计划七八张纸，现在厚达“几本书”，内容增加、过程细化、落实到人，时间节点具体到每个星期。”⑤过多规章制度和形式化的程序导致官员创造性需求得不到自由的施展，积极作为的动力又从何而来呢？
二官员的正当经济需求未得到政府认可和重视。在我国的政治传统中，官员作为人民的公仆，其所应该承担的职责就是服务于民，对于其经济需求，政府理所应当的认为官员是无私的。这种过度强调官员的公共性的思维理念，导致官员的正当经济需求未得到政府重视。由于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普遍的物质资源匮乏，官员体制内的身份给其带来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资源。但是在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后，由于政府对官员的薪资设置水平与其社会地位不相称，体制内的资源优 势并不能直接满足官员正当的经济需求，在体制内实现正当经济需求不得的情况下，官员就会铤而走险通过体制外的非法渠道谋求经济利益。随着反腐新常态的到来，这条非法渠道受到严格的监控，官员又不能在体制内实现经济需求，就会失去做事的积极性，转而变得不愿承担责任，工作应付了事。不少基层干部表示：“八项规定以前，一些公务人员和干部公款吃喝大手大脚，公车私用随随便便，公权私用有恃无恐，单位逢年过节发各种福利，但现在不行了，中央各种禁令一道接一道，地方实施办法也规定得很细，各种隐形福利没有了，权力寻租空间被大大压缩了，难免有不适应、不习惯甚至不想干事。”由此可见反腐风暴对于官员腐败有一定的威慑和抑制作用，但是反腐行动毕竟只能做到让官员不敢腐，对于官员不作为的内在动机没有考虑在内，因而也难以让政府重视官员的正当经济需求。
2.社会与官员的行为互动
一官员基于控制职业风险而削弱积极作为的动机。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也会激增。由于我国法制还不健全，官员对社会的行为策略较多的是基于控制职业风险而极力大事化小，防止社会矛盾激化而危及自身的职业前景。因而官员在处理社会矛盾时出于回避矛盾甚至逃避责任的心理动机仅仅会做调解行为，不会积极去找出社会矛盾的根源并着力解决。中部省份的一位区县领导直言：“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利益的重组，是得罪人的事情，与其冒着风险去干，不如什么也不干，做一个“太平官”来得实惠，虽然不干事少干事没什么业绩，但至少不会犯错误。”这种普遍的做个太平官的心态在行为上就会表现出不作为，这就会损害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进而造成社会对官员的普遍负面评价，在没有改变国家将社会稳定看成是政治目标的前提下，反过来只会加剧官员的消极作为。
二基于对官员的不信任导致社会支持力度不够。基于X理论，人们认为官员是恶的，需要对其加以严格控制和管理。因而出于对官员手中的权力与资源受到较弱制约的担心，加上官员腐败渎职的行为屡见不鲜，近年来反腐风暴更是让大量腐败行为曝光在社会大众面前，对官员的不信任已然成为社会层面共同的情绪。这种普遍的社会情绪一方面会形成对腐败官员的巨大压力，对其行为有一定的遏制，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不信任也会挤压官员积极作为的空间。缺乏社会足够的支持，官员在行政事务过程中会面临诸多障碍进而增加官员积极作为的社会风 险。不改变这种社会对不信任的情绪，官员不作为的土壤就会存在，也会降低反腐对官员行为正向改变的预期。
3.社会与政府的行为传导机制
社会与政府的行为互动会对官员形成传导机制，进而影响其行为，对官员不作为的影响表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一基于社会稳定政府对社会严加控制压缩官员积极作为的空间。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官员一般都有着造福一方的进取心。⑥但是在目前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尤其是社会转型时的矛盾突发期，社会稳定成为政府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因而就造成政府对社会利益的表达缺乏理性的分析和法制化的解决途径。政府面对社会矛盾往往在控制矛盾、维持稳定的思路下采取政治式的方法。其结果是矛盾可能暂时得到压制或平息，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在这种政府—社会关系模式下，官员在处理行政事务过程中往往受到双方行为的传导，抱着进取心的官员不得不按照政府控制式思维处理事务，其行动就显得束手束脚，因而官员的积极作为空间不可避免的被压缩。
二依赖政府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使得官员处于政府与社会的夹心地位。我国目前处于由总体性社会向后总体性社会过度的时期，经过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政府不再扮演全能型的角色。但是由于我国公民社会的发育尚不成熟，各种社会组织尚未发挥其表达社会利益的作用，可以说社会在各方面都还没有做好承接政府权力外放的准备⑦。社会利益的表达仍然维持在依赖政府操办的状态，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基本上限制在体制内—即民意的表达是否得到重视取决于官员素质和主动意识，至于其利益需要能否得到满足是难以预期的，因而民众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基于这种对社会和民众不利的状态，民众往往会选择非理性的制度外渠道去表达利益，如经常见诸报道的群体性事件，这种将事情扩大化的做法似乎抓到政府官员的软肋，事情往往都会得到政府的重视并得到处理。这种利益表达机制使得官员处于政府和社会的夹心，受到双方的压力，官员陷于被动的处境，因此官员为了维持这种压力的平衡，最好的办法就是逃避责任，消极面对。
三、反腐新常态下官员不作为的破解对策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了解官员不作为不是官员、社会、政府某一方的静态行为，而是在需求-控制-支持的框架下三方行为互动的结果。因此为了找出新常态下官员不作为的破解对策，就必须在需求-控制-支持视角下分别找出对应方 法。
1.官员需求方面的对策
如果把官员看成是理性经济人，那么不作为就是官员在面对需求难以实现和职业风险增大时做出的理性选择。针对官员正当需求难以实现所造成的不作为，就需要在体制内渠道满足官员的正当需求。一方面政府要积极正视官员的正当经济需求，为此要调整我国官员收入结构长期保持基本工资远低于额外收入的不合理状态，增大基本工资的比例，减少各种不规范的补贴收入。这就在收入结构上保证官员能够积极投身本职工作，而不是向外寻租滋生腐败，这就减少了在反腐新常态下官员由于寻租不得而不作为的可能性⑧；另一方面在官员工作需求上，政府需要简政放权，以尽可能减少不合理程序和规章制度对官员的束缚，让官员获得与责任相称的权力，这不仅能够提高官员办事效率，而且将增大官员积极作为的空间，满足其工作需求。因此政府需要做的不是极力限制官员的需求，而是在尊重并满足其正当需求的基础上赋予其积极作为的动力。
2.政府控制方面的对策
政府在对官员和社会控制方面均需要做出实质调整，首先在对官员的控制上，一方面应该调整不合理的官员绩效考核机制，官员不作为之所以得以长期存在，是因为绩效考核指标的不合理设置，如没有突出指标的弹性，缺乏对反映官员积极作为的激励指标的重视，这就造成在某种程度上官员积极作为和不作为一样的考核结果，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加大对官员不作为的问责，仅仅突出党纪政纪的威慑作用并不可持续也不是法制化道路的应有之策，必须加大政府内部审计和司法对不作为官员的惩处力度，增加其不作为的成本，从而形成示范效应。其次在社会控制上，政府应该调整其对社会的管理思维，由强调控制转变为服务思维，社会稳定固然是发展的基础，但是一昧强调控制会让官员一切以社会稳定为先，而对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这一根本目的却不管不顾，成为其不作为的借口。⑨因而向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对于官员工作重心的转移-服务而不是控制也大有裨益。政府管理思维的转变为官员积极作为奠定了思想基础。
3.社会支持方面的对策
社会支持是官员积极作为的支撑，缺乏社会的信任，官员难有作为。为此，应该在两方面培育社会信任基础：第一是“加基”即培育社会组织-政府应该放 开步伐加大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税收等制度方面的改革力度，保持其独立性。社会组织是公民社会发展的结果，象征着社会自治程度，也是政府和官员有效治理社会的渠道和帮手。在现阶段，官员不作为的一个重要契机就是社会组织的发展缓慢，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官员行为几乎很难受到公众的监督和制约，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官员不作为的放任。同时由于社会组织在公民表达利益功能上的缺失，常常会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公众行为的失范⑩，从而可能增加对官员的不信任。培育能够代表公众利益的社会组织是对官员行为的制约和督促，更是增强社会信任的积极举措是；第二是“减负”，官员处在介于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夹心层，来自两方面的压力往往带来负面激励。因此对官员的减负就显得刻不容缓。减负是指降低官员的职业风险即减少社会风险直接向官员转化的可能性。除了培育社会组织能够为政府和官员分担职责和风险之外，政府要需要理清各部门官员的职责，做到权责分配合理，尤其是尤其是要遏制上级将责任和风险转移给下级的现象。可以说“减负”是使官员明确职责，而“加基”则是让官员不符合伦理行为得到限制，两者都是为了赢得社会支持。
四、结论
在反腐风暴取得一定程度上官员不敢腐的成绩下，官员不作为成为反腐进一步深化的拦路虎，是政府亟需解决的难题。笔者认为治理官员不作为应该从需求-控制-支持模式中得到启发，让官员的经济和工作需求得到满足从而赋予其动力，通过将社会控制思维向社会服务转变并改革绩效考核方式为官员积极作为创造思想、组织条件，同时培育社会组织、简政放权让官员重新获得社会的信任。这样反腐新常态下官员不作为将得到根本遏制，官场风气得到扭转。参考文献：
①叶敏.稳定焦虑、风险转嫁与官员不作为.[J]浙江社会科学，2015,4.②任中平.反腐高压下官员不作为困局的破解思路.[J]领带科学，2014,10.③蒋宁.工作压力模型述评.[J]现代管理科学,2007(11).④Wiss ME Acts of work stress and social support on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rs.M S Quarterly,1983,(7):2-89.⑤⑥汤嘉琛.新常态：反腐渐趋制度化和法制化.[J]中国社会保障，2014，（12）.⑦高军.维稳陷阱及其破解对策.[J]理论导刊，2011,11.⑧郑永年.中国如何避免官员不作为现象.[N]联合早报，2014,11,14.⑨喻可平.动态稳定与和谐社会.[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3).⑩韩志明：闹大现象的生产逻辑、社会效应和制度情境.[J]理论与改革，2010，(1).
第二篇：分析反腐新常态下的“官员不作为”现象
人力资源管理课程论文
分析反腐新常态下的“官员不作为”现象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千百年流传下来，老百姓对好官的真切期望。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经济与政治态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经济态势走向了稳增长、调结构、抓创新、促开放的新常态，另一方面政治态势走向了反腐败、讲规矩、履责任、重法治的新格局，为当代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塑造了新型动力机制，开创了新型活力源，赢得了国内民众的高度赞誉和国际社会的广泛瞩目。
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反腐工作的持续推进，反腐高压的持续存在，很多地方政府部门到基层、企业指导的少了，商难招了，资难引了，发展慢了，为官不为的现象日渐抬头。其中很大原因是部分官员患上了“反腐恐惧症”，例如：以前是千方百计跑资金，全力以赴争项目，现在即使是上级给项目了，这些领导干部也想推掉，理由是现在“三公”经费规定严、审计严，如果跑项目，人情这个钱谁出、谁又敢出？出了事谁承担？还有的干部认为，多干事多出错，为了不出事，宁愿不干事，干劲少了，担当小了，抓发展、促改革动力不足了。总之一句话，为官不为，甘当庸官、懒官、太平官。
官员不作为大大损伤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导致人民群众对领导不信任，有抵触、反感情绪，既损害了执政基础，又助长了社会的不稳定；官员不作为将会贻误发展机遇，导致单位甚至地区长期发展缓慢，一些市、县以前大干快上、热火朝天，这两年不以GDP论英雄后，项目也不上了，外资也不引了，活也不干了，经济直线下滑；官员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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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损害了公务员队伍的良性生态，放任“为官不为”的现象不管，必然导致整个国家治理能力的退化和减弱。
2015年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正在徐徐铺开，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指日可待，官员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身上肩负的责任尤为重大。一官不为，直接后果是影响所在部门的工作，如果十官不为、百官不为、千官万官不为，传导开来，满盘的深化改革大局将陷入停滞，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该从何谈起？想到这，忧心忡忡油然而生。
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既要破又要立，要立的，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要破的，一方面是那些一直存在的、比较顽固的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另一方面还包括那些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一些临时性的体制机制安排。这些安排在改革过程中曾经起到过一些有益的作用，但现在已经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障碍，但很多官员思想和认识跟不上形势发展，从而导致“为官不为”。所以，我们这个历史阶段所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更具挑战。
对于面对高压反腐和依法治国的执政环境而导致的“为官不为”现象，我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
第一，坚决清除腐败毒瘤，净化执政生态环境。新一届党中央领导开展的反腐斗争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但仍然必须坚持。全国这么大，在各层级、各部门仍然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清理出来。现在中央继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并保持高压反腐力度，不光是要把过去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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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揭露出来，而且还要逐步形成一个风清气正的执政环境，这个转变需要长时间不懈的努力。
第二，稳妥解决历史问题，卸下包袱轻装前进。如前所述，在各级党政机关中，很多手握大大小小权力的官员可能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除个别情况外，大部分问题都是在过去党风政纪不够严明的时期发生的，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这些问题对不少官员形成困扰，也是他们工作畏手畏脚，不愿作为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前，中国反腐败斗争仍在继续进行，也许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卸包袱的过程。对于很多官员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犯下的各种错误进行清理和甄别，对于问题不是特别严重，本人也充分认识的情况可以既往不咎。这样，可以大大加快清除腐败的进度，同时，也可以使不少存在各种问题的官员卸掉包袱，轻装前进。
第三，梳理完善新规，形成稳定制度框架。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台以后，在严明党纪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新的规则和决定。有的规定、规则是从党纪的角度来呈现的，这是非常必要的，能够迅速遏制党风政纪的下滑。但我们整个党政干部队伍中不仅包括党员，还有其他各类非党员的工作人员。同时，政府工作方式与政党的工作方式还是有差别的。如何将党纪转化为能够规范整个公共部门的规则，还要有一个转化过程。这里面有很多是可以直接转化过来的，也有很多需要根据实际运行情况作出调整。过去我们在政府管理方面还是比较粗放，漏洞比较多，不少自由裁量权掌握在个人手里，缺乏有效监管，给各种腐败留下了漏洞。现在，党中央逐步加强党内纪律建设、党内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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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并将其推广到政府各个部门，进一步去健全和完善整个公共部门，这实际上就是在建设新的公共部门规制体系，有助于广大干部厘清创新与违法的边界，释放干事创业的动力。
社会舆论环境对官员不利，收入待遇偏低等问题导致官员“不想做”。新一届政府高压反腐和“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策略，既揭露出很多位高权重的高级党政干部滥用职权、贪污腐败的问题，也抓到了很多官位不高、但社会危害不小的底层小吏，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刮骨疗毒的大无畏精神，赢得了海内外各界的高度评价。但是，这些案件和问题的揭露和一些社会媒体的不当渲染，也使得整体舆论环境对各级党政官员不利，伤害了绝大多数勤勤恳恳、努力工作的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应该制定适合的激励人才机制。其一是要改变官员的收入结构。我国公务员的薪酬体系很不合理，基本工资非常低，可变的绩效部分比例非常高。在此次中央八项规定严明纪律之前，各级地方政府也都采取了各种变通的方式来弥补薪酬体系不合理的情况，但其中也有利用这种不合理的薪酬制度为本部门或个人大幅提高收入的情况。在纪律严明的今天，原有的很多变通方式已经被堵住，但公务员薪酬体系合理化、正常化的过程仍然比较迟缓，从而导致很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实际收入下降幅度比较大，与其具备的能力和付出很不相称，也大大影响了很多党政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其二是高薪养廉的问题。公务员的工资水平还是偏低，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高薪养廉还是需要的。公务员加薪会遇到社会压力。但一旦出现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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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能的政府，社会压力会更大，使得政府和社会进入恶性互动。通过高薪养廉塑造有效政府，为社会提供有效服务，满足社会需要，就可以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实现良性互动。第三是政府的人才问题。在发达国家，往往是一流人才做企业，二流人才做政治。但是在后发展中国家，往往要吸引一些一流人才做政治，因为高效政府是赶上发达国家的有效途径。这里就有一个政府与企业界竞争人才的问题。新加坡的官员高薪制度不仅仅是为了养廉，也是为了和企业界竞争人才。人们经常讲经济竞争力，实际上也要讲政府的竞争力问题。现在世界各国政府都是治理能力低下，主要是政府问题，而非经济问题。一个国家出现了严峻的经济问题，要走出困境还需要有一个有效政府。
引用郑永年教授【1】的话，通过三中和四中全会，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已经到位。但如果解决不了官员不作为的问题，顶层设计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如果改革方案实行不下去，不能为社会提供实在的改革成果，社会对改革和政府的不信任会降得更低，政府的压力也会更大。可以说，改革方案能否实施下去，也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重在执行”，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硬道理。
【1】郑永年：1962-，浙江省余姚人，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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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新常态下高校党校建设的现状与对策
新常态下高校党校建设的现状与对策
摘要：高校党校是全国党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培训党员、干部和入党积极分子的学校。目前高校存在着师资建设不足、学生入党动机复杂、理论研究滞后及制度不健全等问题，需要强化领导，加强师资建设与理论研究，规范管理。
关键词：高校党校建设；现状；对策
高校党校是全国党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培训党员、干部和入党积极分子的学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高校党校建设和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高校党校建设中的现实问题
一是师资队伍不稳定，教师队伍建设明显不足。要提高党校培训质量，关键在于有高素质、高水平的教师队伍。高校招生规模扩大后，高校党校的办学规模也相应扩大，不少学校能够讲党课的高水平教师比较缺乏，面临着师资短缺的问题。另外相当多的高校党校的绝大多数课程，都是由兼职教师担任，这使得相当一部分党校教师的知识水平、理论功底、教学能力不能与时俱进，难以适应当代党校教育的需要，极大地影响党校教学的质量。
二是学生入党动机出现偏差。入党动机就是指激发和维持申请人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的心理倾向和内在动力。入党动机是青年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政治信仰、政治追求在入党问题上的集中体现。正确的入党动机指导正确的争取入党的行为。当代青年大学生，对党充满着感情，把加入党组织作为自己的一种政治追求和政治信仰，把党的事业作为自己终生的奋斗目标，因而他们参加党校学习的动机是较为纯正的。但是，由于近年来青年学生的价值取向呈现多样化趋势，在对待入党的问题上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有的是为毕业后走上仕途奠定基础，有的是为毕业就业找一分称心的工作添加一个砝码，有的是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有的是处于对荣誉的渴望，有的则仅仅是为了家长的期盼。大学生中入党动机出现的偏差，客观上加大了高校党校教育工作的难度。
三是理论研究相对滞后。高校党校要想得到健康的发展，就必须有广泛深入的党校建设理论研究作支撑。从总体上看，目前高校党校的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于党校的发展实践。高校党校工作的主要理论问题缺乏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新形势下高校党校的准确定位与特殊职能以及高校党校特殊的教学规律等基本问题的研究尚未出现突破性成果。广大理论工作者对高校党校理论工作的关注远远不够，同时，研究方法单一。
四是管理制度仍不够健全。目前，大部分高校没有独立设置党校，采取与组织部、宣传部等合署办公或合并挂靠的方式。由于没有配备专职的工作人员，无法对学员实施有效的管理，不能保证有效的教学质量。有一些高校成立了二级分党校，但对二级党校定位模糊，运行模式仍处在探索阶段，二级党校的功能定位、职能分工不明确。
二、解决高校党校建设中?F实问题的对策思考
一是高校党委强化领导、加强党校师资建设。高校党委要加强经费保障，健全机构、制度，确保党校可持续发展。要从党校体系设置上进行规范，职责分工要明确，高校党校必须有常设的领导机构，要成立党校校务委员会，设置办公室，安排专职人员具体负责党校日常教学和管理事务。党委要按照素质优良、专兼结合、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的要求建设教育培训师资队伍。完善选聘制度，探索实行师资联聘、动态管理的机制，逐步形成一支素质精良、富有热情的兼职教师队伍。
二是以育人为本，加强学员理论教育。入党动机是不是正确往往与学生对共产主义事业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认识正确不正确、深刻不深刻有直接关系。在党校授课中要深入讲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学生头脑。要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通过利用各种形式深入讲授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实践发展观，来加强学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作风修养、组织纪律修养、道德修养，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通过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增强政治鉴赏力和政治敏锐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树立正确的入党动机。
三是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研究来提供理论支撑。高校进行科研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着眼高校党校建设中的难点和疑点问题进行深入地研究。如党校的基本认识、教育教学规律、等，找准切入点，努力实现理论研究上的重点突破。
四是建章立制，实施规范化管理。要不断完善高校党校规章制度，来保证加强高校党校规范化、科学化管理。既要制定各级党校职责的基础性文件，也要制定对学员教学、考试、管理等一系列环节有明确、具体、可操作的规定和管理办法。例如，制定高校党校工作规程、工作条例、培训工作规划等基础性文件，以及党课培训管理办法、学习培训档案制度等制度文件，使得党校的管理与建设有规可依。
参考文献：
[1]万超，党方圆.“新常态”下高校党校工作现状及对策研究[J].山西青年.2016（20）：39.
第四篇：谈经济新常态下煤炭企业安全管理现状与对策
谈经济新常态下煤炭企业安全管理现况与对策
（内蒙古隆泰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阿刀亥煤矿 霍志朝）
摘要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本文结合经济新常态下煤炭行业的特征，对煤炭企业安全管理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经济新常态下煤炭企业安全管理对策。
关键词新常态 煤矿 安全 对策
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新常态的经济环境对煤炭行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煤炭企业要在新常态经济趋势下生存和发展下去，除了准确把握和顺应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更重要的是做实煤矿的安全管理工作。实现安全生产是煤矿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安全管理仍是煤矿企业不断探索和研究的永恒主题。探索并逐步形成完善的、与煤矿企业自身相适应的安全管理对策是提升煤矿企业安全管理水平、实现煤矿安全生产目标的最佳途径。
一、煤炭产业新常态的表现形式
1.总书记第一次提及“新常态”是2014年5月在考察河南的行程中。新常态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经济新常态是总书记从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经济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三十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经济新常态主要特点是： 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变化，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
2.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煤炭行业发生的新的变化也将成为常态化，主要表现为四个特征。一是煤炭需求增速放缓。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经济结构调整，今后一个时期全国煤炭消费增速将彻底扭转前10年年均增加2亿吨的形势，煤炭需求增速大幅度放缓将成为总量变化的新常态。二是超前产能与库存的压力加大，“十一五”以来煤炭建设投资总额近3万亿元，产能建设超前的问题十分突出。因此，未来一个时期煤炭市场消化煤矿超前建设产能，消化煤炭库存，实现煤炭供需平衡将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三是环境制约的强化作用加强。随着国家加大生态环境治理力度，推进煤炭清洁生产和高效利用，推行煤炭绿色开采，向社会提供洁净的煤炭产品，保护和改善矿区生态环境，任务十分艰巨。四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艰巨。多年的资源整合与兼并重组，淘汰了一大批小煤矿，建成了一大批现代化煤矿，大煤矿、大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结构调整难度加大。
二、新常态下煤炭企业安全管理现状分析
随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煤炭产业的发展已经出现新的常态，煤炭产业新常态下煤炭企业普遍要面对以下三方面问题：一是产能过剩带来的企业生存空间受限。由于煤炭需求增速放缓和超前产能双重压力，导致煤炭 行业产能明显过剩，致使煤炭市场价格和煤炭企业经济效益出现了断崖式下滑，也直接挤压煤炭企业的生存空间。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煤炭企业破产、企业重组频繁。尽管多年的资源整合与兼并重组，淘汰了一大批小煤矿和落后产能，但是煤炭产业新常态要求煤炭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实现煤炭行业优胜劣汰；通过企业破产、煤矿关停淘汰一批资源条件差、生产成本高、经济效益低的产能。因此在近一段时期内煤炭企业重组、煤矿关停及复产将相当频繁。三是倒逼着企业在创新和管理方面下真功夫，在控制成本和提高效益方面找到有效途径，在留住和培养人才方面做足功课。煤炭企业经历黄金10年，在技术和管理方面虽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多数矿井的经济增长方式仍以粗放式增长为主，在企业内控、精细管理、成本控制等方面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管理体系。经济新常态将倒逼企业补上这一课。
新常态下煤矿企业安全管理将主要体现以下四方面的特点：一是政府对煤炭企业的安全监管将更加严格；二是由于煤炭行业整体产能过剩，煤炭市场价格长期低位运行，受煤矿企业经济效益影响，煤矿安全投入资金没有保障；三是煤矿破产、重组、产权交易等情况将成为常态化，煤矿不正常、不连续生产会导致煤矿安全管理的间断性、煤矿在某一段时期出现管理机构和专业技术机构不健全的可能。四是煤炭行业安全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及有经验的操作员工流动性加剧，煤矿安全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流失。
三、经济新常态下煤炭企业安全管理对策 煤炭企业安全管理对策要在认真分析企业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准备把握企业特点及充分认识企业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制定、完善和形成的。经济新常态下煤炭企业安全对策即要科学审视和把握煤炭行业的新常态，又要认真分析和企业自身在新常态下安全管理现状，从而采取有效的管理对策。
1.准确把握煤炭行业新常态的趋势，主动创新安全管理。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煤炭行业通过竞争去产能、煤矿企业通过创新管理求发展也将成为常态化。因此要结合煤矿企业创新管理，准确把握煤炭行业新常态的发展趋势，把握政府对煤矿企业安全管理的政策导向和法律要求，仍要树立和坚持安全第一的安全生产方针，创新安全管理先行，为企业生存、发展奠定基础。
2.依靠技术进步提升矿井安全水平。煤矿每一次新的技术革命都会带来安全管理水平跨跃式提升，比如单体柱替代木支柱、综采替代普采。过去煤炭行业的黄金10年，通过国家强制淘汰落后装备和煤矿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煤矿的装备水平得以改善。但由于受传统观念限制，装备应用水平良莠不齐，有些装备水平远没有发挥出来。在新常态下，煤矿管理者应该创新管理思想，挖掘现有装备和存量装备技术潜力，在煤矿企业新常态经济条件下提升矿井技术水平，依靠技术进步提升矿井安全管理水平。
3.正确处理安全与效益、安全与企业生存的关系，确保新常态下安全资金投入。新常态下政府对煤矿企业安全监管更加严格，政府对安全事故的零容忍将会使发生安全事故的企业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优先保证安全资金投入，保证矿井安全生产才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新常 态下煤矿企业安全资金的科学使用和管理更显突出，因此应该创新安全资金的使用管理，改变过去粗放式的资金管理方式，科学评估安全资金使用必要性和效果，全程跟踪安全资金使用管理，充分发挥安全资金的效用。
4.保持矿井安全管理的连续性。矿井停产及复产、煤矿企业重组、煤矿产权交易等都会造成煤矿相关专业管理中断，矿井安全管理也会随之中断，中断的安全管理会埋下隐患。矿井出现停产及复产、企业重组、煤矿产权变更等情况时，要针对煤矿不同生产时期，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避免管理中断，相关专业技术人员通过技术交接、查阅资料及专业人员过渡等措施确保各专业有序衔接，保持矿井安全管理的连续性。
5.煤矿企业管理、专业人员及成熟的操作员工流动性是煤矿企业安全管理容易忽略的问题，但近一段时间内也将成为煤炭行业新常态。煤矿企业管理和专业人员，也包括一些岗位上成熟的操作员工的流动性会使煤矿专业技术管理出现“隐性中断”，从而导致煤矿安全管理链条上出现“隐性中断”，为安全管理埋下隐患。因此新常态下煤矿安全管理要重视新常态下企业员工流动性的问题，创新人力资源管理，在新常态下培养人、留住人、培养一支稳定的管理和技术团队，为煤矿企业实现安全生产目标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安全生产是煤矿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形势下，要认清形势，把握趋势，认真分析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和企业安全管理现况，有针对性的采取对策，实现安全生产。
第五篇：“新常态”下的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难点与对策
“新常态”下的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难点与对策
作者简介：周一春（1990-），女，汉，山西朔州人，研究生，会计硕士，重庆理工大学会计学院，会计专业。
郭一瑰（1989-），女，汉，河南商丘人，研究生，会计硕士，重庆理工大学会计学院，会计专业。
摘要：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是资源环境审计中新型的领域，也是强化领导干部绿色施政的创新举措，过去的几年里，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生态环境和经济增长质量日益不匹配，环境质量不断恶化，新常态的提出，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大背景的变革下，对领导干部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势在必行，需要认清当前存在的难点，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自然资源资产；新常态；离任审计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国长期以来坚持经济发展为中心，政府的施政重点在于寻求GDP的不断增长，经济迅猛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在这样的思路下，地方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离不开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地方经济的发展情况。因此，多年量的积累，最终达到质的变化，生态环境逐步恶化，大自然不停的发出警报。2014年总书记首次提出经济“新常态”并且在题为《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演讲中，进一步提出中国未来发展的“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调整、政府放权。实现国家转型，向更加绿色的经济发展方向转变，需要社会各界全方位的配合。
然而，领导干部通常只顾眼前自我的政绩，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大格局观，盲目地发展经济，牺牲的却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领导干部之所以忽视环境现状，很重要的一点是，处罚成本微乎其微，领导干部离任后，对于环境破坏的责任，无人追究，无据可依。这不仅危害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质量，而且损害下一代人的生存环境。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是一个新的审计领域，目前还没有成熟的模式。这项审计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要义落到实处，弥补了制度的空白，是重要的制度创新，也是对领导干部的重要约束举措。
一、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面临的主要难题
（1）自然资源资产本身复杂，审计难度大
自然资源种类众多，包括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其中可以作为资产，为所有者带来收益的资源资产，大多属于地质资源和半地质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一旦破坏形成周期漫长。目前列为自然资源资产的有森林资源、国土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草原资源和海洋资源。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范围恰恰是党政负责人在本辖区内贯彻落实国家自然资源重大政策、战略目标的情况，重点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是否以过度的消耗资源、毁坏环境为代价。然而，自然资源分布范围广，审计的过程中，需要运用到不仅仅包括审计本身，还需地理信息技术等技术手段共同配合。
（2）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责任的划定
在我国，从县级到中央主要领导干部的任期均为5年，连任不超过两届。一方面，由于自然资源资产状况形成的长期性、持续性，导致有些经济决策对自然资源资产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往往可能在前任领导干部离任时，后任领导干部上任一段时间后还未体现。并且自然资源离任审计涉及范围广、系统性强、任务重、时间跨度大，可能在审计过程中自然资源资产状况已随后任领导干部的决策制定而改变，这就使得前后任领导干部自然资源相关责任混淆。另一方面，有些自然资源资产具有跨区域性，如河流，其上中下游一般穿越多个地区。各区域由于自然资源资产目标、自然资源资产开发利用方式不同，往往各自为利、相互影响，导致各区域同级领导干部或是省、市、区县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难以可靠区分。
（3）谁来审计
审计主体是谁，目前有三种观点：国家审计为主、多元审计、国家审计为主导，社会审计和公众共同参与。我国的国家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而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自然离任审计的主要目的是评价领导干部的履职情况，归根到底是检验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效果，落脚点是有没有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基于公共受托责任观，政府的受托责任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公众是政府及其部门的委托人，做好自然自然离任审计最终受益的是公众。结合中国国情，审计对象是领导干部，只有国家审计的权威性更能作为主导，然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专业性强，需要强有力的审计知识作保障，社会审计的介入，强有力的弥补不足的力量。审计的主体以国家审计为主，多元参与更加符合现状。
二、推进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对策建议
（1）加快发展审计信息化
自然资源资产分布范围广，品种多样，在开发和利用的过程中，往往涉及时间和空间的交叉。传统的审计，由于审计方式、内容、程序方面有相对独立，面对复杂多样的自然资源资产，很难明确量化领导干部任职期间取得的经济成果，是否消耗了过多的资源。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审计信息化的发展插上“翅膀”，加快发展审计信息化，构建一套信息共享的网络系统，集成国家审计大数据，优化审计业务模块，加入各地区对自然资产实时动态的监控，国家审计人员、社会审计人员、社会公众依托物理的专业审计数据库，衡量领导干部政绩质量，规范领导干部的行为，帮助树立科学绿色的政绩观。加快发展审计信息化，也同时要求审计机关的管理人员，强化计算机技能，提升对数据的处理能力，跟上时代的步伐。
（2）明晰责任范围，提高腐败成本
在新常态的形势下，经济发展健康化是长期追求的目标。自然环境本身具有动态属性，例如上游的污染，可能会影响下游的污染，上游干部的责任可能会影响下游干部的责任鉴定，审计工作要实现对自然资源资产使用状况的全方位监控，控制好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利运行、握好反腐败的利剑，完善国家治理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划清“上下届”、交叉区域的干部责任范围，也是推进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必经一步。提高领导干部的腐败成本，切实落实好环境终身追究制度，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强化正确的执政观念。
（3）审计人员协同政府有关部门、社会专家、公众共同开展审计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不仅对审计专业知识和审计人员技能要求高，还同时需要具备资源、环境相关知识，而对于领导干部在任职期间是否存在环境污染损失的量化工作涉及到政府和环保部门，以及社会专家多方共同的协作，通过合作交流，实现专业互补，但是审计机关面临审计力量不足的难题，而社会审计的参与，有利于保证审计质量的客观性，帮助监督领导干部责任承担情况，同时一方面降低审计风险，另一方面对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作者单位：重庆理工大学会计学院）
参考文献：
[1]蔡春，毕铭悦.关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理论思考[J].审计研究，2014（5）：3-9
[2]徐泓，曲婧.自然资源绩效审计的目标、内容和评价指标体系初探[J].审计研究（2）：14-19
[3]陈献东.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若干思考[J].审计研究，2014（5）：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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