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下湖北新作为的难点和对策

第一篇：经济新常态下湖北新作为的难点和对策

经济新常态下湖北新作为的难点和对策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并首次对“新常态”做出了全面系统的阐述。省委李鸿忠书记指出，要正确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坚持竟进提质不动摇，努力实现新的更大作为。当前，湖北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稳中向好、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在宏观经济增长态势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如何正确应对，认真落实省委提出的新要求，努力使全省经济继续保持较好的发展态势，实现总书记对我省提出的“建成支点，走在前列”的殷切期望，是每一个湖北统计工作者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为此，笔者从对经济新常态的认识以及当前全省经济发展呈现的新特点和新难点入手，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和建议，希望可以为各级领导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经济新常态下对湖北经济发展难点要有新认识

作为近年来重要的经济术语，“新常态”最先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Mohamed El-Erian）提出。在宏观经济领域的定义被西方舆论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缓慢而痛苦的过程。2014年5月，总书记在视察河北时首次首次提及“新常态”，并在当年的11月APEC会议上再次对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给予了明确定义，即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呈现“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一重大战略判断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变化，也为我们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湖北自身发展的成绩看，2014年面对国内外复杂形势，全省上下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按照“竞进提质、升级增效”的总思路，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经济运行质量稳步提高，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转型升级创新活力增强，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2014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27367.04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9.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5个百分点；工业万元总产值能耗下降9.5%；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4451.16亿元，增长14.8%，增幅快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速4.0个百分点。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303.05亿元，同比增长20.4%，其中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6.45%，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6.0个百分点。在投资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大幅增长的同时，消费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率不断提升，2014年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806.27亿元，增长12.8%，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6个百分点。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852元，比上年增长9.6%；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849元，比上年增长11.9%。“两圈两带”发展势头喜人，“武汉城市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9.0%，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9%，都好于全省平均水平；“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9%，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2.0%，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4%，也都快于全省平均水平。从总体上看，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势头很好，产业和区域发展多点发力、速度加快、结构更优、后劲增强的良好态势已经形成。

但是，从湖北自身发展的难点看，由于进入新常态以后，在“三期叠加”阶段，一些以往存在的阻碍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难点问题在不断变化组合的同时，又涌现了一些新的难点问题。归纳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工业生产结构不适应新常态下经济持续增长的要求。受国际市场需求减少以及国内企业压缩过剩产能以及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等原因，未来一段时间内用于投资用途的工业产品和用于再生产的工业初级产品需求下降将成为常态化特征，这对我省汽车、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材等工业行业带来巨大挑战，而在面对这种挑战的同时，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企业用工成本增加、南水北调环境保护压力升级带来的企业环保成本上升等因素使这些工业行业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困境。据统计调查数据显示，2014年全省钢铁、石油加工业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4%、68.3%，已经成为产能严重过剩行业；食品、建材行业分别为77.5%、78.4%，处于相对过剩，与此同时，全省工业企业营业成本上升了8.1%，有45.5%的企业反映用工成本上升。在产能过剩以及成本上升的双重挤压下，全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仅增长5.9%，增幅比上年回落了20.5个百分点，其中328家大型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3.8%，增幅呈现持续回落态势。另外，据全省工业企业专项调查结果显示，企业家对未来预期下降，有10.5%的被调查企业预计下季度企业综合经营状况不佳，超过两成的企业预计后期企业生产增速将逐步放缓。二是服务业发展质速不适应新常态下经济持续增长的要求。经济新常态下，“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具体表现为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逐步增加并最终处于主导地位。2014年，湖北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41.5%，比第二产业低5.4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7个百分点。与全国31个省（市、区）相比，服务业占GDP比重仅居第19位，不仅远远低于广东（49.1%）、浙江（47.9%）等沿海经济发达省份，而且低于黑龙江（45.1%）、贵州（44.6%）、甘肃（44.0%）等经济欠发达省份；在中部六省中也只排第3位，比山西（44.1%）和湖南（42.2%）分别低2.6和0.7个百分点。在服务业所有制结构上，国有经济几乎一统天下，非国有经济比重很低，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大多数服务业企业市场竞争力不强。在服务业行业结构上，以交通运输为代表的传统服务业比重过大，金融、信息技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比重较小，没有规模和竞争优势，不适应经济新常态下消费结构转型需求。在服务业投资投向上，仍然维持着偏向于房地产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投资惯性，直接用于扩大和提升现代服务业有效供给和需求的投入严重不足。

三是要素制约加剧增加了新常态下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难度。资本投入不足成为当前制约全省经济发展的首要难题。据2014年四季度的全省工业企业景气调查结果显示，有31.9%的企业反映资金紧张，有21.7%的企业反映融资困难。全省工业企业两项资金占用额同比增长14.0%，高于全国2.5个百分点。其中应收账款同比增长11.7%，高于收入增幅2.9个百分点。由于企业无法及时回笼资金，2014年全省出现停产企业525家，主要分布在农副食品加工、建材、化工、纺织和采矿业，占全部工业企业的3.5%。其次土地要素制约加剧。受近几年房地产市场规模扩大以及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土地刚性需求持续旺盛，建设用地指标却越来越紧张，土地资源供应不足的问题逐渐成为制约湖北一些地区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因素，这在除江汉平原以外的其他山区城市中表现尤为突出。此外，除了在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土地、劳动和企业家才能等诸要素，受湖北所处的环境以及在国家区域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外部环境导致的非要素因素制约也在加剧。由于在区域经济发展定位上，湖北作为国家“两型”改革综合配套试验区，对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而从国家整体发展看，湖北作为国家南水北调水源保护区，担负着支援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重任，确保水源区生态环境责任重大，工业发展面临的能源资源约束与生态环境脆弱的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刚性约束增强。

二、经济新常态下加快湖北经济发展要有新作为

新常态提出新要求。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这就要求我们始终坚持发展这个第一要务，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速度，确保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积极应对新常态下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城乡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发生的全面变化，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步伐，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推动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转入创新驱动的轨道。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健全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充分释放企业和市场活力，提高抵御各种风险能力，自觉遵循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更加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民生改善和社会和谐稳定，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新常态孕育新机遇。从宏观层面看，国家在新常态背景下，会继续加大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的实施力度，同时更加注重发挥政府投资对优化结构的导向作用，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创新、传统产业设备更新、生态环保等方面的支持力度，这将为我省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提供更大余地和空间。从区域发展看，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等系列政策的出台，适应新常态要求，泛珠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合作日益深化，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加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将更好地发挥湖北作为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的区位优势，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动力。从湖北自身看，主动适应新常态，一批企业自主转型调整的动力增强、步伐加快，出现新兴产业发展提速、高耗能产业占比下降、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等积极变化，特别是随着各项改革不断深化，市场倒逼机制和市场活力进一步显现，为经济转型升级创造了良好环境。

新常态要有新作为。要自觉遵循新常态下经济运行规律，既要保持定力、冷静理性、不急不躁，又要积极主动、精准发力、顺势而为，决不能把新常态片面理解为对经济调整下滑的“无所作为”，让经济“自由落体”。当前我省经济从高速增长放缓到中高速增长，“新常态”经济特点鲜明，在经济发展转型时期，我们既要着力于结构调整和提升质量，又要着力于抓好稳增长，从而为深化改革、经济转型赢取时间和空间。同时也要致力于关键环节、关键领域，抓住产业链、资金链、价值链，疏导不利因素，化解潜在风险，增强发展动力，形成发展合力。具体而言，应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精耕细作，努力提升产业质量。要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积极推进农村土地确权工作，进一步激发农村发展活力。要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强自主创新，努力提升湖北工业经济实力和市场竞争力。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服务业。加快互联网技术与产业融合，鼓励发展电子商务、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现代物流、文化旅游、健康养生等现代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推动服务业发展提速、比重提高、水平提升。

二是精准发力，强化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作用。要抓好项目建设，加大投资力度。争取国家对我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项目和资金支持。积极引进高端产业项目，强化对重点产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鼓励民间资本更多地投向新兴产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加强市场交易管理，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加快发展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强化市场调控，充分发挥好房地产业对稳增长、促消费和惠民生的积极作用。

三是改革创新，积极推进转型升级。坚持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核心战略，完善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开放型创新体系，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特别是要突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发挥大型企业创新骨干作用，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

四是多点支撑，拓展经济发展空间。深入推进“一元多层次”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强化武汉的战略核心，发挥对全省发展和科技创新的引领、示范、优化等作用。充分发挥宜昌、襄阳两个省域副中心城市作用，进行“Y字型”生产力布局，形成“两圈两带”发展主轴。鼓励其他市州围绕各自战略，发挥优势，形成抓手，打造区域特色经济中心。

第二篇：以新思路新作为主动引领新常态

海外投融资，“向左还是向右”？

以新思路新作为主动引领新常态

在全国两会后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历来被视为中国向世界释放最新改革信息、世界深度了解中国的窗口。今年，经济新常态成为论坛“热词”，反映出全球经济复苏动力不足的背景下，海内外高度关注中国经济走向。

在步入以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为特征的新常态后，中国经济何去何从？这对全球经济格局有何影响？纵观论坛上各方意见，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以新思路新作为主动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是本届年会带给人们的启示。

心态往往能决定成败。去年以来，中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应看到，尽管“三期叠加”令不少问题集中显现，外部环境也空前复杂，但这些都没有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新常态下的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推进新型工业化、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协调区域发展等措施，都将持续为中国经济注入活力与动力。

新常态的“新”是相对于老路而言。当前中国潜在增长率、资源环境的承受程度都不允许再盲目追求高速度，过去靠拼投入、高消耗、过度依赖外需的发展路径已经走到尽头。面对转型阵痛，决策者不回避现实问题、不为一时经济增速波动而患得患失，保持战略定力，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找准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点，在过去一年取得了明显成效，促进经济在发展中升级、在升级中发展。

应该看到，“新”“旧”增长阶段转换，表面上看是增速的换挡，实质上是增长动力的转换与接续，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纠结于短期数据变化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治理和发展战略更强调市场内生力量、更强化“质量关切”，要用过去拼速度的劲头来追求高质量。

新的增长逻辑已初见端倪：以改革开放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创造新引擎与改造旧引擎并重，最大限度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既增进社会福利又创造有效需求；建设生态文明，为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为经济平稳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利益日益交融，一方面中国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包容发展需要来自外部的智慧和支持力量，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等也将在区域乃至世界范围产生溢出效应，为各方提供互利合作、共赢发展的机遇。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长，这些机遇只会增多、不会减少。

第三篇：经济新常态下的新改革

经济新常态下的新改革

作者： 邓聿文 | 发表时间：2015.03.16 刊发于总2101期《中国经营报》[评论]版

2015年是一个具有标签意义的年份。它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一年，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还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和结构调整的紧要之年。这诸多“之年”碰到一块，说明了2015年的不同寻常，其实正是新常态的表现。那么，在新常态下，当几千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聚集北京，召开两会，共商国是，部署一年发展，人们能够从政府工作报告和代表委员的建言献策中读出什么新变化？

经济仍是重中之重

经济是中国两会的主题。对于2015年的中国经济，政府工作报告是这样表述的：经济下行压力还在加大，发展中深层次矛盾凸显，今年面临的困难可能比去年还要大。去年经济增长7.4%，首次低于年初预定目标。今年这一目标定为7%，足以说明政府对经济的困难有充分预估，两会前央行的再次降息也显示了这点。

经济新常态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告别高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但对于中国经济能否保证中高速增长的问题，学界其实并不乐观，很多人忧虑经济的问题不是强身而是保命，有可能较长时间锁定在中低速增长的路径中。一些学者最近发文表示，中国去年较为平稳乐观的经济数据存在两个“看不懂”：平减指数与CPI、PPI的关系出现了显著背离，发电、运力和货币这三个与经济增长相关性最强的指标与实际经济增速背离。如果按照消费与工业物价走势，以及电力、运输和货币所表现出的经济运行态势，去年的实际经济增长水平可能已经“破5”，现价增长率更可能在去年四季度已经进入负值。假如这种看法是真实的，7%的经济增长目标其实不低，不经过努力很难达到。

当然，既是新常态，经济发展的方式也要跟着改变。即使是保增长，也不能像过去一样只是大上项目，尤其是上一些污染严重的项目；必须在保增长的同时，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为此，需要进行程度更深、领域更广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更多激发市场活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行力度更大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遏制国企大扩张；围绕实体经济进行深层次的金融体制改革，消除引爆地方债务危机的燃点；扎实进行投资体制改革，提高投资效率；下决心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遏制收入分配不合理现象蔓延；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来克服经济下行压力。这也就是政府工作报告所说的，要着眼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双目标”，坚持稳政策稳预期和促改革调结构“双结合”，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推动发展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2015年，中国经济必须保增长和促改革同步推进，才能真正体现新常态之特质。

改革须向纵深挺进

改革是推动发展的制胜法宝。在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口，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是“拦路虎”，不深化改革，就难以实现平稳健康发展。对此，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去年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以释放市场活力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啃了不少硬骨头，今年仍必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兼顾，真抓实干，在牵动全局的改革上取得新突破，增强发展新动能。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已经位居全球第二，人民的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但也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问题，有些矛盾和问题并未因国力增强而有所改善乃被克服，相反，进一步恶化，如贫富分化加剧；资源环境被严重破坏；经济结构失衡，转型升级缓慢；社会结构的固化与碎片化；主流意识形态缺乏解释力；腐败的弥漫性蔓延，政府信用恶化；权力失控，法制松弛，滥用专政工具等等。上述矛盾和问题在经济高增长时期，可以因蛋糕做大，收入增长而被暂时遮蔽或不显突出，但在金融危机后的近二三年，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剧烈，债务问题凸显，影响财政、就业和公共服务，留给政府解决问题的时间不多，若它们迟迟得不到缓解，中国将极可能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鉴于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加上人口庞大，如果走不出这个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堪忧，用执政党的话说，很可能“亡党亡国”。而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依靠进一步深化改革。

去年实施的重点改革，包括简政放权，财税、预算、税收制度改革、利率市场化、民营银行试点，能源、交通、环保、通信等领域的价格改革，以及科技资金管理、考试招生、户籍改革、公务员车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并轨等，应该说，取得的成效还是不错的。像公务员车改，十几年来屡次试点，但总是在原地踏步；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也是多年来无法突破，这两项改革均被认为涉及既得利益，但去年在中央力推下，都有了进展。

2015年的改革，根据政府工作报告安排，将继续把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作为重头戏，在投融资体制、价格、财税、金融、国企、户籍、土地等改革方面取得实效，让人民从改革中受益。

中国改革的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新常态下的改革，必须围绕治理现代化来进行，只有这样，才是中国需要的“新”改革。为此，在实施上述改革的同时，还需要推进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改革。因为从中国的情况看，越往后，经济改革受政治的羁绊越大。事实上，一些经济改革举措从形式而言属于经济改革，但就其所起作用及内容而言，却是政治改革之一种，如预算改革。故而，经济改革最终要成功，必然触及政治和社会改革。

经济改革的内容主要是针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治改革的重点是要建立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分权和制衡机制；社会改革的目标则是建立社会自治，推进社会民主，解决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问题，三者合力，形成一种广泛的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法治开局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今后十年部署的任务，而2015年则是开局之年，这个“局”开得好不好，代表委员的履职情况如何，两会是一个检验。

两高报告不用说，政府工作报告也多处涉及到依法治国。即使是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看起来和依法治国关系不大，但其实大有关系。国家的规划和预算安排能不能按照法定程序，依法进行，直接关乎依法治国的质量。

在中国的政治设计中，人大是立法机关，法院和检察院是司法机关。立法的质量如何，能否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司法公正，是衡量真假依法治国的试金石。今年的人代会有一项重要议程，审议《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作为“管法的法”，《立法法》在颁行的15年里，影响了国家的立法宗旨、程序乃至效果。单单根据《立法法》中“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这一条，就废除了严重损害公民权利的收容遣送制度、劳动教养制度。

这次《立法法》修改的内容超过三分之一，二审草案进一步明确了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限，将原来只对40多个城市的立法权扩大到全部280多个地级市，并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事项作了进一步细化。根据税收法定原则，《立法法》修正草案也将明确税种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规定。此外，引人关注的还有，无法律依据，地方规章不得减损公民权利之规定。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在城市治理上，动辄用限号、限行、限购等方式，来限制公民合法权益，引起社会很大意见，如果这条通过，将对地方政府的权力是一大限制。

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方面。两会前，最高法院出台了司法改革65条，提出要设立巡回法庭、跨行政区划法院、知识产权法院；禁止让刑事在押被告人或上诉人穿着识别服、马甲、囚服等具有监管机构标识的服装出庭受审，强化人权保障；推动省级以下法院人员统一管理改革；建立院、庭长在监督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文书入卷存档制度等措施，这些改革有的正在落实，它们着眼于提高法院特别是审判的独立性，有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

中国的依法治国是一个长过程，在2月召开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学习班上，中央提出了抓“关键少数”的提法。“关键少数”一般指的是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党政一把手，因为他们掌控着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其法治意识如何，能否做到依法行政，带头遵守法律，成为治国理政的法治“模范”，对依法治国，带动全社会落实法治，形成运用法治监督领导干部用权的新常态，非常关键。然而，这“关键少数”能不能包括非官员代表委员，大体说来，这上千名的非官员代表委员是社会精英，他们拥有的权力和资源比起社会中的多数群体来，多得多，如果他们能够利用其影响力，真正行使法律赋予代表委员的职责，中国的法治状况将也比现在要好得多。

反腐任重道远

腐败不停，打虎不已，反腐是新一届班子施政最突出的特征，也是执政党最得民心的举措。3月2日，军方一次性打包公布了十多名副军级以上高级将领的腐败情况。紧接着，3月4日，河北省委秘书长景春华落马，这显示中纪委并不因为两会举行而推迟打虎进度。

对反腐，政府工作报告是这样指出的：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乱作为，一些腐败问题触目惊心，有的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腐败现象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权力寻租，要以权力瘦身为廉政强身，紧紧扎住制度围栏，坚决打掉寻租空间，努力铲除腐败土壤，始终保持反腐高压态势，对腐败分子零容忍、严查处。对腐败行为，无论出现在领导机关，还是发生在群众身边，都必须严加惩治。

十八大后的中国反腐，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为第五代领导人赢得了巨大声誉，但从目前来看，腐败状况还非常严峻，反腐要深入面临着阻力。一是尚有很多领域的腐败黑幕没有揭开或者刚刚揭开一点，例如，前不久中央巡视组对第一批央企巡视意见的反馈让外界看到，央企的腐败不亚于官场。包括央企在内，中国的国企有上万家，加上金融机构，这一大块的腐败还只是撕开一个小角。除此外，学校、科研机构、文化领域的腐败尚未触及。可见，反腐任务还非常繁重。二是反腐从治标到治本的过渡，能否建立一套与法治相衔接的预防腐败体系。针对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积累起来的巨大腐败存量，开展疾风暴雨式的反腐是必要的，至少在未来几年里，这种反腐方式还不能退出，但客观而言，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需要在大规模反腐后，适时推进制度反腐。这当然不是说，目前的反腐没有进行制度建设，最大的制度改变，就是加强了中纪委对反腐的主导和统领。

反腐的制度建设包括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广义的制度建设是针对一切公权力和政府行为的，包括公民参与、信息公开、预算民主、简政放权等，就此而言，它已经超越了反腐范畴，但对遏制腐败有预防作用；狭义的制度建设是针对腐败行为和反腐机构的，它包括重组反腐机构，加强中纪委对反腐的主导地位和相对党委的独立性，强化办案过程的公开和透明，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及利益回避机制等。

当前在这两方面都有一定进展。去年新修了预算法，规定政府所有收入都要纳入全口径预算，加大了对政府的预算约束。刑法修订也加大了对贪污贿赂的惩处力度，还建立了国际追逃网络，加强反腐的国际合作。另外，进一步规范了对裸官的管理，官员财产申报也强化了抽检环节。中央深改组会议最近还通过了上海试点规范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以遏制涉及官员亲属的裙带腐败行为。

执政党的强力反腐是从严治党的关键一着。从一开始，这轮反腐就有着明确思路，即先治标后治本，通过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以惩戒、教育、预防的“三位一体”，使官员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尽管如此，同腐败官员的较量还任重道远，要使反腐不出现反复，在加强执政党内部反腐力度和制度革新的同时，需要开放外部对权力和腐败的监督，调动公民反腐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用外部多元主义去遏制政府权力腐败。

环境问题格外被关注

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心之痛，在近年的两会上，环境问题愈来愈受到代表委员的重视。

对于环境问题，要说政府不重视那是假的，五大建设中就有一个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治国方略的组成部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用了四段集中进行阐述，表示要打好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攻坚战，铁腕治理环境污染，对偷排偷放者出重拳，让其付出沉重的代价；对姑息纵容者严问责，使其受到应有的处罚。生态环保贵在行动、成在坚持，一定要实现蓝天常在、绿水长流、永续发展。

然而，环境污染和破坏并未因为政府的重视而有很大改善，相反，一些方面程度还在加重，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进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该阶段客观上会对环境产生严重影响，所谓先污染后治理，这可能是人类工业化的一个发展规律，至少在当下人类尚没有找出一条没有污染的发展之路，不承认这点不行。二是保护环境的法规没有得到认真执行和落实。中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普遍存在，但在环保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尽管环保部门由以前的副部级升格为部级，成为内阁的一个机构，可在各政府部门中，一向是个弱势部门。当然，环保立法自身漏洞也很多，例如，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严重滞后于今天的现实。所以如此，乃在于长期以来以GDP为政绩的考核体系，以及地区之间的竞争，追求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是地方政府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地区之间的竞争又加剧了这一倾向。

不论富贵与贫困，环境问题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在经历过多次大面积的雾霾后，全民的环境意识和权益被激活，环境开始成为一个公共话题与政治问题，这些年因环境破坏引起的群体事件已越来越多，政府也真正意识到不解决环境不行。所以在去年，重新出台了被称为最严厉的环保法，强化了政府责任，明确环境保护工作的考核评价制度，环境保护工作做得好不好，是对政府及其有关负责人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完善了环境保护的管理制度，重在源头管理和过程管理；集中解决环保中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环保部门可以对污染企业实行日罚。值得一提的是，新的环保法还规定了环境信息的公开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参与制度和诉讼制度，允许环保组织对企业进行公益诉讼，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它将开启公民环境参与之门。

政府工作报告除表示打好节能减排攻坚战外，还提出要采取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行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把节能环保产业打造成新兴的支柱产业；推进重大生态工程建设，拓展重点生态功能区，办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等措施。

从其他国家的环境治理经验来看，要改善环境，一方面是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改变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决策模式和管理方式，做到决策透明化和阳光化；另一方面是严格环境立法，启动公民环境参与，形成环境参与的强大公民行动。如此才能还公众一个美丽家园。

让权力不再任性

中国的事情能否办好，关键在执政党和政府。事实上，对一个垄断社会关键权力和资源的政府来说，无论是经济发展，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反腐败以及社会治理，都和它有关。而某些政府部门的问题，则是有权太任性。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用了一定篇幅，从四个方面谈了如何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即要坚持依宪施政，依法行政，把政府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坚持创新管理，强化服务，着力提高政府效能；坚持依法用权，倡俭治奢，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坚持主动作为，狠抓落实，切实做到勤政为民，把中国政府建设成一个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句话，成为一个现代政府。这就如政府工作报告所说，政府要“大道至简，有权勿任性”；换言之，政府不应将简单的事情弄得太复杂，太复杂了，权力就会任性，但这需要为权力划定清晰边界，精简政府职能。

尽管技术的发展为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提供了高效手段，但是，中国政府本质上还不是一个现代政府。因为现代政府的一个本质特征是权由法定，依法行政、依法用权，没有对权力的高度自觉，权大于法，权力在使用过程中就会任性，怎么方便怎么来，怎么有利怎么来，从而，公民的各项权利势必会遭到权力及其使用者的侵犯。

要使政府成为一个廉洁高效具有公信力的良善政府，就须按照治理现代化要求对政府予以改造，首先对政府应限权，把政府打造成一个有限政府。政府并非管得越多越好，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作为，政府的效率是建立在只管该管的事情基础上，而非眉毛胡子一把抓，大事小事全揽在手，事情管得多，就需要相应的权力去支撑，否则，有责无权，事情不可能做好。而赋予政府过多过大权力，又必然会带来腐败后果。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的，腐败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权力寻租。

目前，对政府限权，除了用法律明确规制政府的权力外，另一方面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把该放的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去年中国政府共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47项，其中，关系投资创业创新和就业的有160多项，涉及社会组织、事业单位业务活动有70多项，有力地激发了市场和企业的活力，推动了政府职能转变，促进了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今年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安排，将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全部取消针对公民和法人的非行政许可审批，建立规范行政审批的管理制度，简化注册资本登记，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布省级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

中国正处在一个发展并向现代化社会迈进的过程中，所谓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主要是指要减少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尚未改变的、对市场或社会过多介入的事项，让市场、社会组织和公民少受政府不必要的管制，能够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事务和命运。当权力在制度约束下不再任性了，政府自身才能建设好，中国也就不会犯大的颠覆性错误。一切重在落实

政府工作报告也多次提到要狠抓落实。任何雄心勃勃的计划、规划和设计，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团队去执行，就只能停留在纸面上，空中楼阁而已。从这个角度说，强调制度的执行力，是如何都不为过的。

中国的很多事情，不在于没有设想，而在于执行不力，宏图早已画好，但因为各种原因，最后都虎头蛇尾。不只计划是这样，立法、制度、政策、规章甚至领导人的命令也难逃这个宿命。所以，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后，中央一再强调，一分规划，九分落实，担心的就是这么好的东西落实不了。特别是在当前反腐态势下，一些官员抱着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不积极去落实中央已有部署，对此，两会前召开的中央深改组会议再次提出了“最后一公里”问题，不能让事情阻断在这“最后一公里”上，这说的仍是执行和落实问题。

两会一定程度上是贯彻落实的会议。大的规划都已制定好，方向已经明确，真正要两会出台的政策措施不会很多，两会只要把发展蓝图或者施政纲领，在代表委员讨论和审议其可行性后，再分解部署，一件件把它们落实下去。尤其是今年的两会，两个主要的决定在去年都已出台，今年的任务就是贯彻落实。对此，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精神面貌要有新状态。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职责，狠抓贯彻落实，创造性开展工作。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对实绩突出的，要大力褒奖；对工作不力的，要约谈诫勉；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总之，要坚持主动作为，狠抓落实。这是基于过去历次的教训。

无论是全面深化改革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规划作出后，如何落实就成为攸关成败的大问题。改革和法治是鸟之两翼和车之两轮，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来说，前者是动力，后者是保障，如果不能将两个决定的规划和部署一条条贯彻落实，就不可能完成改革任务，建设法治国家，当然也就无法实现中国梦了。事实上，党和政府的战斗力就体现在执行党和国家的法律制度、保证国家的战略部署能够得到落实上。

要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中央已有部署和决策，就不能大而化之，而应制定一个实施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内中有阶段性的目标和任务，有对应的部门，有监督者，越细致越好，从这点来说，两会前出台的公安改革100条和司法改革65条，值得赞赏，因为它把要改革的任务和达到的目标都一项项列出来，并承诺完成时间，建立问责机制，这样才能倒逼政府主动作为，不得偷懒。

第四篇：“新常态”下的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难点与对策

“新常态”下的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难点与对策

作者简介：周一春（1990-），女，汉，山西朔州人，研究生，会计硕士，重庆理工大学会计学院，会计专业。

郭一瑰（1989-），女，汉，河南商丘人，研究生，会计硕士，重庆理工大学会计学院，会计专业。

摘要：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是资源环境审计中新型的领域，也是强化领导干部绿色施政的创新举措，过去的几年里，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生态环境和经济增长质量日益不匹配，环境质量不断恶化，新常态的提出，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大背景的变革下，对领导干部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势在必行，需要认清当前存在的难点，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自然资源资产；新常态；离任审计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国长期以来坚持经济发展为中心，政府的施政重点在于寻求GDP的不断增长，经济迅猛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在这样的思路下，地方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离不开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地方经济的发展情况。因此，多年量的积累，最终达到质的变化，生态环境逐步恶化，大自然不停的发出警报。2014年总书记首次提出经济“新常态”并且在题为《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演讲中，进一步提出中国未来发展的“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调整、政府放权。实现国家转型，向更加绿色的经济发展方向转变，需要社会各界全方位的配合。

然而，领导干部通常只顾眼前自我的政绩，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大格局观，盲目地发展经济，牺牲的却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领导干部之所以忽视环境现状，很重要的一点是，处罚成本微乎其微，领导干部离任后，对于环境破坏的责任，无人追究，无据可依。这不仅危害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质量，而且损害下一代人的生存环境。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是一个新的审计领域，目前还没有成熟的模式。这项审计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要义落到实处，弥补了制度的空白，是重要的制度创新，也是对领导干部的重要约束举措。

一、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面临的主要难题

（1）自然资源资产本身复杂，审计难度大

自然资源种类众多，包括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其中可以作为资产，为所有者带来收益的资源资产，大多属于地质资源和半地质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一旦破坏形成周期漫长。目前列为自然资源资产的有森林资源、国土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草原资源和海洋资源。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范围恰恰是党政负责人在本辖区内贯彻落实国家自然资源重大政策、战略目标的情况，重点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是否以过度的消耗资源、毁坏环境为代价。然而，自然资源分布范围广，审计的过程中，需要运用到不仅仅包括审计本身，还需地理信息技术等技术手段共同配合。

（2）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责任的划定

在我国，从县级到中央主要领导干部的任期均为5年，连任不超过两届。一方面，由于自然资源资产状况形成的长期性、持续性，导致有些经济决策对自然资源资产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往往可能在前任领导干部离任时，后任领导干部上任一段时间后还未体现。并且自然资源离任审计涉及范围广、系统性强、任务重、时间跨度大，可能在审计过程中自然资源资产状况已随后任领导干部的决策制定而改变，这就使得前后任领导干部自然资源相关责任混淆。另一方面，有些自然资源资产具有跨区域性，如河流，其上中下游一般穿越多个地区。各区域由于自然资源资产目标、自然资源资产开发利用方式不同，往往各自为利、相互影响，导致各区域同级领导干部或是省、市、区县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难以可靠区分。

（3）谁来审计

审计主体是谁，目前有三种观点：国家审计为主、多元审计、国家审计为主导，社会审计和公众共同参与。我国的国家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而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自然离任审计的主要目的是评价领导干部的履职情况，归根到底是检验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效果，落脚点是有没有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基于公共受托责任观，政府的受托责任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公众是政府及其部门的委托人，做好自然自然离任审计最终受益的是公众。结合中国国情，审计对象是领导干部，只有国家审计的权威性更能作为主导，然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专业性强，需要强有力的审计知识作保障，社会审计的介入，强有力的弥补不足的力量。审计的主体以国家审计为主，多元参与更加符合现状。

二、推进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对策建议

（1）加快发展审计信息化

自然资源资产分布范围广，品种多样，在开发和利用的过程中，往往涉及时间和空间的交叉。传统的审计，由于审计方式、内容、程序方面有相对独立，面对复杂多样的自然资源资产，很难明确量化领导干部任职期间取得的经济成果，是否消耗了过多的资源。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审计信息化的发展插上“翅膀”，加快发展审计信息化，构建一套信息共享的网络系统，集成国家审计大数据，优化审计业务模块，加入各地区对自然资产实时动态的监控，国家审计人员、社会审计人员、社会公众依托物理的专业审计数据库，衡量领导干部政绩质量，规范领导干部的行为，帮助树立科学绿色的政绩观。加快发展审计信息化，也同时要求审计机关的管理人员，强化计算机技能，提升对数据的处理能力，跟上时代的步伐。

（2）明晰责任范围，提高腐败成本

在新常态的形势下，经济发展健康化是长期追求的目标。自然环境本身具有动态属性，例如上游的污染，可能会影响下游的污染，上游干部的责任可能会影响下游干部的责任鉴定，审计工作要实现对自然资源资产使用状况的全方位监控，控制好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利运行、握好反腐败的利剑，完善国家治理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划清“上下届”、交叉区域的干部责任范围，也是推进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必经一步。提高领导干部的腐败成本，切实落实好环境终身追究制度，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强化正确的执政观念。

（3）审计人员协同政府有关部门、社会专家、公众共同开展审计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不仅对审计专业知识和审计人员技能要求高，还同时需要具备资源、环境相关知识，而对于领导干部在任职期间是否存在环境污染损失的量化工作涉及到政府和环保部门，以及社会专家多方共同的协作，通过合作交流，实现专业互补，但是审计机关面临审计力量不足的难题，而社会审计的参与，有利于保证审计质量的客观性，帮助监督领导干部责任承担情况，同时一方面降低审计风险，另一方面对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作者单位：重庆理工大学会计学院）

参考文献：

[1]蔡春，毕铭悦.关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理论思考[J].审计研究，2014（5）：3-9

[2]徐泓，曲婧.自然资源绩效审计的目标、内容和评价指标体系初探[J].审计研究（2）：14-19

[3]陈献东.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若干思考[J].审计研究，2014（5）：15-19

第五篇：浅议经济新常态下银行信贷队伍建设1101

浅议经济新常态下银行信贷队伍建设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

经济决定金融，金融服务于经济,从经济的新常态到金融的新常态，必将给包括银行在内的各微观主体带来深远的影响。在这样的大背景环境下，信贷业务作为银行的核心业务，更应顺势而变，作出调整，而信贷业务的健康发展，与信贷队伍的建设密切相关。经济新常态下，全面加强银行信贷队伍建设，应增加信贷队伍力量，加强信贷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教育，提高信贷从业人员专业素养和职业胜任力，通过剖析案例分析吸取经验教训，并且优化考核竞争机制，努力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一、增加信贷队伍力量。目前洪都大道支行存在着信贷人员数量不足的现象，为激活信贷队伍潜能，需要充实信贷队伍人员，储备培养年轻的信贷员，将一批精通业务、熟悉客户市场的高素质优秀员工充实到营销队伍中，打造一支充满朝气和活力的信贷队伍。准入关要抓严，强调“文化素质+思想品德+业务知识+综合能力”的考察模式，既要考核文化素质,又要考核受聘人员的思想品德；既要考核岗位职责的内涵及外延，又要考核综合技能与工作思路，引导新聘任人员快速提高适岗能力,以提升信贷队伍的综合素质。建立后备体系培养年轻信贷员梯队，通过调整培养，逐步达到信贷人员培养锻炼一批、岗位专业一批、交流储备一批的格局。

二、加强信贷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教育。一是未雨绸缪，重视职业道德教育工作，将正向激励和职业道德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切实做好信贷从业人员系统性、长期性的职业道德教育工作。二是加强反腐倡廉教育，提高员工廉洁自律的自觉性，努力形成“讲廉洁、拒腐蚀、守法纪、比贡献”的风气。三是加强信贷从业人员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素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确立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以指导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严防违规行为，一旦发现，一律从严处理。

三、提高信贷从业人员专业素养。一是提高信贷从业人员对经济新常态下银行信贷风险的认识。在经济新常态下，信贷投放即等于收益或利润的局面已一去不返了，更不是资产规模越大越能占领竞争的制高点。近年来，银行不良贷款及不良率剧增，面对巨大的发展和生存压力，我们要克服信贷投放的冲动和盲目，做好风险与收益的平衡，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原则与方向，有效管理信贷风险，应对经营挑战。二是围绕提高信贷人员开展信用评定的组织协调能力、业务拓展的营销能力、贷款考察的调查分析能力、贷款发放的研究决策能力、贷后检查的风险防控能力，通过采取工作经验交流、业务讲座、案例分析等多种方式，加强对信贷人员的常规培训和以干代训，形成“全方位、循环式”的常态培训机制。

四、剖析案例分析吸取经验教训。对近几年来形成的不良贷款由专人进行分析成因，编成案例汇总成册。广泛收集兄弟行、同业及本行出现的典型风险案例，制作成涵盖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员工违规行为和法律诉讼案件等内容的典型案例培训材料，通过对全行信贷人员以集中培训与分析讨论的方式一起剖析主要风险点，查摆工作中的薄弱环节，有的放矢的开展专项整改工作。

五、优化考核竞争机制。结合不同信贷产品的利润空间、工作量以及风险水平等，综合制定相应的绩效考核办法，对客户经理的业绩进行综合考核，将个人收入与工作业绩挂钩，激发其工作潜能，充分调动和保护信贷营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信贷从业人员的管理上引入末位淘汰机制，让信贷客户经理人人都有危机意识，并能化压力为动力，充分参与竞争，形成良好的内部竞争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