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辩 读后感（精选）

第一篇：法辩 读后感（精选）

读梁治平《法辩》有感

利用三天的时间读完了梁治平先生《法辩》一书，书中引经据典的比较了中国古代和西方旧世纪的那种型同但实质上迥异的社会伦理秩序。中国古代是一种以人治为主的社会，以家庭纲常为社会秩序的纽扣，强调礼溶于法，另外，古代治理结构以名分为重，伦常在社会秩序中是非常重要的，任何事情都要讲身份和伦理，比如父亲状告子女就不论子女是否违反礼法都要收到处罚，不允许子女提出控告，但是古代社会却不允许子女状告父母，子女对父母应该以恭敬顺从为本，否则将不溶于社会与法律。古代法律和现代文明社会的法律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古代礼法讲究礼，注重名分与等级，这就有了刑不上大夫的说法，而现代文明法律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注重公平，这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古代社会等级明显，尊卑礼仪是社会的基本反映。在古代早期，社会中的人从一生下来就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不会有独立的意志，而是一个团体的人，而这个团体便是家族，家和国是一体，在家族中，“个人”被淹没，“个人”并不能为其自己设定任何法律权利；他所遵循的规则，是其出生的场所，以及来自于他作为其中成员的家长所给他的强制命令。进一步而言，权利的配置取决于人们在家族中的身份，而义务则无时不刻纠缠着每一个人的一言一行。所以，从最初形态的意义上讲，国古代法与西方古代法在价值追求与功能界定等方面并无重大差异。

但是西方法律却在不断的发展中出现了质的变化，不在可以强调家族性，而人作为社会独立的个体，其自由意识，平等自治的社会秩序悄然声息的进行了革命，自由契约变得越来越常见，作为单独的个体更加强调自由，渐渐的淡化了家族性，个人从家族中分离出来，突出了法的本质，法凌驾于社会之上掌控着人的意志，法是私人事务必不可少的参与者和仲裁者，与市民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

古代法律治理讲究礼和法，历史上法家崇尚法治，儒家崇尚礼治，到归根结底历史上的礼法和现代文明的法律制度从根本上是不同的，古代礼法制度是在封建统治的大环境中产生的，当时等级森严，尊卑分明，礼法的产生不过是为了维护古代封建阶级通知，然而，不管是务法，还是务德，这两种治理文化都没有离开“人治”的本质。所谓务法，乃是只信奉权谋威势而不屑于说教的人治；所谓务德，只是极度轻视法律政令的人治。所以说，人治到法治是历史进步的表现。中国是一个泱泱大国，走着五千多年的历史，从古代的人治到现在的法治，到现在的法治社会，虽然古代的礼法人情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严肃的法律代替，但是古代法律的精神内核民族思想还是流传了下来，纵观现今之中国，为什么法律已经规定得很明确了，但总是会牵扯进那么多不可避免的案外因素？明明有法，明明自己就是受害者，但人们却总是情愿绕过法律，去找关系，去上访？执法者为何总是堂而皇之地认为执法即为特权？为什么我们常常把权利救济的希望寄托在某个道德贤明的领导人身上呢？这就是古代人治思想的真实反映，礼的思想深入中国老百姓的心里，他们有时会无视法律的严格和严肃，认为人情会让法动容，对于现代文明社会法治来讲，需要加强的就是普法力度，让历史的烙印运行在一个良好的轨道上。同时，需要加大改革的力度，梁治平老师在书中给了我们一种选择、一种方向、一种希望：“两种或多种文明的融合往往会迸发巨大的力量，产生新的文明，罗马文明和日耳曼文明之于欧洲，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之于日本，都是如此。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显著的烙印，一种制度倒影了一个时代的社会制度，所以我的感想便是，中国经历了人治到法治的大变革，反映了不同历史时刻的礼法要求，一种思想催生着一种社会制度，而一种社会制度需要法来维系，而法是一种精神信仰，所以我国现在走在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道路上，需要不断的加强法律改革，同时不能忘记历史，结合历史经验制定法律，让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走的更加的有精神内涵。

第二篇：法辩简介

政法学院辩论研究会创建于2005年, 七年多来辩论研究会坚持以“学习综合知识，推动辩论发展，培养复合人才”为目标，在辩论中学习，在学习中领悟，在领悟的基础上创新。通过举办和参加各项辩论赛事，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培养学生关注社会生活、勤于思考问题的习惯，塑造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历史使命感。现任的指导老师有鲍莹玉、林磊，汪明、邱晶、黄长平、李克钦。

政法学院辩论研究会每年辅导政法学院的同学参加新生辩论赛，多次蝉联冠军且于2012年取得冠亚军的好成绩。在校园精英赛中，也屡获佳绩。政法学院辩论研究会常与校园兄弟社团、其他院校进行交流，并于2012年参加厦门大学举办的“仲裁杯”辩论赛。2013年首次在校园内举办公务员大赛，获得好评。

第三篇：法辩12级寒假作业

法辩12级寒假作业

阅读：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阅读无论对于一个辩手，还是一个学生都应该利用利用假期来阅读充电。本次作业以A+B的方式进行，即A组选一本，B组选一本进行阅读并写读书笔记或读后感。

A组：《苏菲的故事》乔斯坦·贾德

《重新发现社会》熊培云

《以自由看待发展》阿马蒂亚·森

《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

B组：《常识》潘恩

《野火集》龙应台

《法槌十七声》萧瀚

《总统是靠不住的》林达

TIP：如果不想购买实体书或懒得去图书馆借书，可以去百度文库，豆瓣，新浪

爱问共享下载电子版

复盘：对第四届希贤决赛进行复盘

观影（二选一）：

观看电影《伟大辩手》或《国王的演讲》，写观后感或影评一篇

收听华语网辩：

无硬性要求，有时间有兴趣可以上华语网辩的YY收听别人的比赛，具体赛程见华语辩论网人人主页。

上述作业请务必于2月20日前发送到我邮箱341575001@qq.com

最后祝各位12级队员新春快乐！假期愉快！

PS：注意身体健康，人身安全，保持锻炼，不要寒假回来胖得我都认不出你们了

第四篇：法辩盟个人总结

法辩盟个人总结

杜潇潇

今天是4月17号，3月17号我们开始准备初赛辩题，算是和法辩盟一起走过了整整一个月。现在用键盘敲下这些字的心情和去年给师兄师姐打陪练写总结的心情完全不同。先谈问题，再谈收获。

1备战及比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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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检索

从去年听肖志远老师的讲座就开始被灌输文献检索的意识，但是到现在我们的文献检索能力还是不足以支撑赛前准备的需要。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准备初期检索关键词不清晰、不全面

从拿到辩题开始我们就大范围撒网找资料，但是对于辩题关键词的定位经常存在偏差，检索的价值无法体现，这也说明了我们对于辩题的理解还不到位。第一场辩题“当今中国应该/不应该征收拥堵费”,我们一开始找了很多关于拥堵费的文献，但是却很少检索我国交通拥堵产生原因的相关文献，导致对拥堵费的征收条件等一系列问题理解不够深入。第二场“小区围墙该拆/不该拆”我们的关键词只集中在“开放式小区”“街区制”,却没有仔细查找有关城市发展趋势和城市规划的相关文献，这一点的论证也不够充分，在场上也没有把开放是必然趋势打出来。最后一场关于休学创业的辩题，对于大学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定位区分不够清楚。

2.检索途径单一

我们一直比较习惯用知网，对于万方、读秀等检索途径用的比较少。由于知网上很多城市规划方向的文献我们学校都没有购买，初期我们也不知道读秀具有文献互助的功能，可以通过发送请求获取知网上没有购买的文献资源，直到第二场比赛准备后期我们才掌握这个技能，很多有帮助的文献都没有能够较好的利用。

同时，我们对于数据的检索途径也太单一，仅仅通过网页查找，没有利用相关领域的官网。在拥堵费辩题中，有很多城市交通报告都可以在交通部门的官网中找到，其中的数据丰富又权威，比我们在新闻中找到的数据要好用的多。

3.对于文献的识别能力不足

两位老师在第一场比赛的准备过程中就指出了这个问题，我们找的很多文献都不是核心期刊中的，还找了一些普通学校的硕士论文作为参考，这很大程度上的会影响我们论据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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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辩题思路

1.初期思路不统一

在准备初期能明显感觉到四个人的思路存在差异，对己方立场和观点不够清楚，对一些问题给出的答案都不同，导致己方四个人自相矛盾。第一场分歧点在于“征收拥堵费是否有效”,第二场分歧点在于“没必要开放的小区是否应该开放”,第三场初期我们对于“弹性学制的政策是否应该否定”产生了分歧。四个人思路不统一的情况下论证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2.依赖老师，思路不清晰

每一个辩题老师都会讲的很清楚但是我们都没有完全理解透，过于依赖老师的思路，但没有转化成自己的内容，所以场上很难讲出来，不能自成体系。这点我们感受的很深，以后一定要慢慢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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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讨论成稿

1.自由辩成稿效率低、质量差

本来立论、驳论、盘问、自由辩、结辩都应该是四个人一起讨论，分配论证重点，再由相应辩位的同学出稿，但是由于自由辩不是单独属于一个辩位，有一种“反正不是我的事还有别人在”的感觉，所以大家对于自由辩没有足够的重视，出稿速度比较慢，而且问法单

一、没有攻击力。这也反映了四个人配合存在很大的问题。整个备战阶段这个问题都很突出，自由辩也是整场比赛中我们最为薄弱的部分，从战场分配到问题设置都存在较大的问题。

2.反驳战场形式单

一、语言僵化

其实这也是对辩题理解不够深刻、过于依赖老师的体现。老师说什么我们就会记下来，但是不会转化成不同的方式进行反驳，只会干涩的用同一种反驳方式，现场效果很差，听上去也很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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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配合1.自由辩不听队友讲话

三场比赛感觉我们就是一个人一个自由辩思路，虽然有成稿但是没有听队友讲话，追问题不够，结问题不够，转战场的意识也不够强，转的过于生硬。

2.不能回到己方立场

徐老师曾经说，反驳不仅仅只是为了反驳，而是要回到己方立场，论证己方观点。但是场上我们多数情况下都仅仅是为了反驳而反驳，尤其是第二场比赛，虽然反驳到了安全不是封闭小区的专利，但是没有论证己方“开放式小区有更为便利的潜力”,整场自由辩一直跟着对方在走，忘记了自己的立场是什么。

3.现场反应不够

这个问题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不回答对方问题，强行说己方内容；第二，自由辩强推战场；第三，对于现场战况总结不到位。

第一个问题在第一场比赛中就有体现，从盘问开始到自由辩，不管对方问什么我们都不管，第三场自由辩被对方连续问了三次都没有回答问题。我们的一个特点就是陈词尚可但反应不足，我前期准备的结辩陈词不敢轻易动，即便现场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总结反驳能力也不足，这一点以后需要加强。

收获

准备比赛最大的收获不是看了多少论文接触了多少新领域的知识，也不是思辩能力的提升，而是对于一个问题的看法和思考方式的变化。政策不都是合理的，期刊里的话不都是科学的，多数人去做的事情不一定是对的。看问题的角度的改变比知识的积累更为重要，我很幸运在思辩学园这个地方接触到了不同角度的思考方式，改变了以往单一又固执的看法，对我而言这个是最重要的。

不想太矫情，但是一个月的时间一起准备比赛怎么可能不加深队友之间的感情。时间还很长，大家一起走下去。

第五篇：梁治平《法辩》读书心得

梁治平《法辩》读书报告

这部书向我们讲述了中国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法的思想存在至今日，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在历史的长河里，法学并不是停滞不前，而是不断发展，不断出现新的形态，不断适应世界环境和局势的变化，不断在不同的国家展现出不同的特色。

《法辨》收录了梁老师1985年到1987年间的大部分文章，一共是十九篇。其中有十三篇都刊发在充满思辨与呐喊的《读书》杂志上。集子的名字来源于书中很精彩的一篇文章——《“法”辨》，文章讲了中国国家与法的形成过程与特点，是表现文集主题的点睛之笔。梁老师将《法辨》划为四个部分，分别是概说、中国法、西方法和中西法律传统之比较。他试图用这四部分的有机组合，揭示文集的主题——用法律阐明文化，用文化阐明法律。梁治平以其锐利的思想和清新而质朴的文风开辟了一种法学研究新方式——从文化的角度思考法律。这也无疑是中国法学研究里程碑式的拓展。

这本书是按照一定顺序进行编写的，在写本读后感时，我也顺应目录的顺序，按照从头到尾的顺序进行叙述我的感想和想法。

1.比较法与比较文化

在比较法和比较文化的段落中，作者提到了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法律、艺术、道德和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之个人所获得的其他的任何习惯，在这个意义上，法正是文化中题应有之义。

这本书最核心的一句话莫过于“用法律阐明文化，用文化去阐明法律。”起初我并不理解，在看完全书之后，则有了新的体会。之前只看法条的我固不能理解，但从法律与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角度上看，不是“纯思辨”的，就能明白这一切的来龙去脉了。这本书精彩之处在于，用具体的实例说明原本抽象的道理，一方面引起读者的兴趣，另一方面，又能更好地诠释主题。

“单就形式着眼，法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法律意识（包括法律观念和法学门类），其次是法律制度。他说，观念指导制度，但二者有差距，且集中表现在个人的行为方式上。作者举了例子，“孝”在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高于法，所以为父报仇杀人者却能得赞许甚至免罚。作者还说，法应放在文化-社会的整体结构中去把握。从法对社会的作用及人们的法律意识里，可看到文化的特色，也说明了法律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

接下来，作者分析了比较法的历史和发展。说到法系的比较，有不同的层次，除了结构上的差异，还有对法的基本看法、思维方式的差异。相比，宏观和文化的比较更为直接和关键。比较法对我国的意义在于通过横向和纵向的比较，我们对待传统应取精粹去糟粕，抱着扬弃、改造的态度，而第一步，是比较和重新估价我们民族的文化。

2.比较法律文化的名与实

中国古代法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终于在最近的一百年里消沉歇绝，为所谓“泰西”法制取而代之。但是另一方面，渊源久远的文化传习，尤其是其中关乎民族心态、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的种种因素，又作为与新制度相抗衡的力量顽强地延续下来。由此造成的社会脱节与文化断裂转而成为民族振兴的障碍。这一点，经常成为热衷于“观念现代化”的人们的话题。然而，“人的现代化”云云终究还是皮相之谈，既然大家想要确立的只是隐藏在西制后面的全套价值观念。

紧接着作者谈到了西方法律文化的特点，主要涉及其法律观念、法律意识及相应的价值体系。研究法律文化，足于当代定要抓住历史。因为，有些东西贯穿始终，西方近代文化一样包含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那些东西：法治思想、法律至上的观念、权利意识、平等观念、独立的个人人格意识等。传统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后来的东西只是在先前基础上的定向发展，都可以说明这点。而中国，则大不一样。中国的传统文化在19世纪东西方文明大撞击中“正常”的发展给打断了。但传统文化中以刑为本的法律观、无讼思想、身份观念、等级思想和权力意识，一样见于当今社会。这就矛盾了，辛亥革命后，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改变了，但文化中的传统价值观念却难以改变（直到今天仍是这样），所以导致扩大观念与制度、现状与要求之间的差距。换言之，也就不难理解，人们所说的法与情的不容，也就是公众有时候并不理解法院的判决。制度改了，但人们的潜意识并没有真正理解新的法律文化。

3.“礼法”还是“法律”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类由于志趋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他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说明，他多么看重正义。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则不同，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家族与身份。其核心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原则总是一个：家族高于个人，名分重于责任。”比如容隐原则。家、国相通，君、父，忠、孝相连，在他们（统治阶级）眼中，治家与治国是一码事。再如复仇制度。在西汉末年就有了禁止血亲复仇的法律，但有例外。就算在法律明令禁止的年代，复仇者往往会因全体社会的普遍同情而得赦免。

就出身和地位这一点，古代的中国不同于西方社会，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的社会集团，没有平民与贵族的对抗，也没有政治、法律的意识。其中较大的差别也就是阶级差别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贵族官吏享有种种特权，法律地位也随之不同，最典型的是“刑不上大夫”，也就是说，司法官吏不能擅自逮捕、审问贵族官吏，不能刑讯他们，审问之后，还要就身份、品级交由皇帝定夺。很明显，在古代的中国，官与民差别之大，在法律面前，没有人人平等。除了个人，官吏特权可萌及亲属，且与官吏的品级、亲疏有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荣则为裙带，损则为株连”反映出根深蒂固的血缘家族意识。而这种关系在一衣带水的日本，我们也可以从其武士制度也可看出类似的情况。

4.“从身份到契约”：社会关系的革命

在古罗马，家族的重要仅仅表现在所谓“私法”方面，一旦转入“公法”领域，家族即告消失。例：子做了高级官吏，则可能审理其父的契约案件，惩罚其

父的失职行为。原因：罗马国家一开始就与血缘关系相分离，并愈发成为家族的对立物。“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表现在：每一个发展过程中必有大量的个人权利和大量的财产从家庭审判庭中移转到公共法庭的管辖权之内.在古代中国：家族与国家的管辖权不止罗马那样单纯。国家享有无限的管辖权，家族义务也深深渗透到罗马人所谓“公法”的领域中。比如：官员任职须避父祖名讳，违者有刑罚。这种家族义务与国家义务的混而不分正好反映出中国古代家、国不分的传统。中国最早的国家以宗法制为其组织形式，特点正是家、国合一。这是种早熟的国家形态，它的“先天不足”对中国文化传统尤其社会关系方面影响颇深。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只有依靠真正的法治才可能实现其合理化，而法治本身的实现又是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基础条件的。

5.古代法：文化差异与传统

人类文化的自然生成，大抵要经历一些相同的阶段。比如从旧石器、新石器文化到青铜文化和铁器文化。这样说并不否定人类文化的差异性。同是青铜文化，古代中国与希腊就大相径庭，这是同中有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文明只能在挑战－应战的模式中成长，应战的成功与否可以决定文明的命运。把这个理论稍加引申，还可以说，挑战－应战的方式将决定文明的样式。古代各民族习俗、礼仪、宗教、法律等方面的差异大概都可以用这种理论来解释。这篇既然说的是文化传统的差异，当然也要说说西方的。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那里没有氏族间的征战与压迫，却有社会集团间的明争暗斗。而那些社会集团是按利益而非种族划分的。那么他们需要一个“中立“的权威，凌驾于社会之上。为什么法的独立性那么强，原来他们自始就需要这样一种解决方法，让大家共同遵守的条款。法的功能来说，它是社会正义理想的寄托，也是平民商业利益的法律化。

6.“法”辨

法是一种特别的行为规范，关于这一点，争议不会太大，但是，如果涉及法的渊源、性质、特征等方面，要寻求一致的意见恐怕就很难了，与历史法学派同时的分析法学派强调法的强制性，视强制服从为从法的要素之一，这种看法究竟含有多少的真理性暂不可论，但把它作为本文的一般前提毕竟还是有益的，至少，那些词以及他们所表示的那种社会现象，无论是在上古时代的中国还是古代希腊、罗马，也无论其渊源多么古老，都可以看做是“社会的有组织的暴力”。

再谈到“公共权力”一词，在中国和西方是不一样的。西方需要一种表面上驾社会之上的力量，缓和经济利益带来的冲突。法律、权利、正义和道德总是交织在一起的。法律与正义的目标是一致的，要求以好的合乎正义的法律取代坏的邪恶的法律。而在中国，国家所代表的“公共权力”是族姓统治的合法武力。归纳来就是国家和法产生途径的不同，决定了国家的组织方式和法的社会功能。

作者说，不少人缺乏权利意识，不曾把法理解为组织社会的基本模式。在我个人看来，法是为了是社会拜托不可调和的矛盾，进入一种和谐的态势，法存在的根本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教育，是为了唤醒人性内在的法律意识，教育以及引导人类走向法治的和谐轨道上来。

7.说“治”

古希腊的政治理论和古罗马的法律学可以为西方近代国家所继承，后者又可以为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所有现代国家所借鉴，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这些理论本身所具有的形式合理化，这一点恰恰是中国古代政治理论所不具备的，在这里，政治理论以实体的伦理规则为核心，政治秩序则建立在道德意图的基础之上，政治问题的根本解决亦只好求助于道德改造的手段，至于店长制度，他们大多是技术性的，业务性的，为特定的目的服务的，所以大家并不把它当做产生政治持续的最基本因子，这种伦理政治的模式完全无法应付现代社会的政治与经济要求，因而注定要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被抛弃，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古代政治传统会因其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基本要求而自动消失，要知道，任何观念形态都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更何况，中国古代政治传统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为特殊的一面。

8.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个文化的检讨

作者将中国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在一起，是为了让我们明白，我们要求法治的内在含义是对一种秩序的要求。那么我们就要回答中国传统礼法结合的治理模式是不是给社会提供了当时时空环境下的秩序。我认为这无疑是肯定的，中国专制主义的统治秩序从秦朝建立到清朝灭亡之间两千六百多年没有在模式上发生重大的革命，无疑这种秩序的提供是良好的。那么在秩序上我们就不能认为中西两种制度有什么高下。另外，中国传统的统治秩序虽然在法律上多强调暴力的一面，但是正如黄宗智先生的研究，中国的社会秩序中在法律审判和调解之间存在着“第三域”。这一部分同样是不能忽视的。为什么中国法律在民事权利上很少规定，但是在一个小农经济占大多数的社会依然能够保持秩序，这些小农的权利如何保障？显然中国的秩序回应了这个问题。法律本身需要回应社会对于正义的需求，而很显然正义这个概念是一个历史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不同社会在不同的历史中对于正义本身的内涵是不同的。西方的法律制度是不是能够提供中国人观念下的正义，这又是一个重要的法哲学问题，也是一切西化需要根本回答的问题。国家动员的效率是一回事，个体的体验是另一回事。如果我们在现在还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去完全否定一种文化存在的正当性，那么显然是荒谬的。对于中国法律文化的梳理无疑是重要的，这使得我们的法学能够在中国的语境中讨论属于中国的问题，并且将其中国化，能够实实在在的解决中国的法律问题。

9.从苏格拉底之死看希腊法的悲剧

这一部分讲到了“苏格拉底之死”，由此我对古希腊的法律正义产生了以下看法。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大会投票判决处以死刑，而在当时的雅典，公民大会的投票表决即是合法的审判，但是这种法律，单从处死一位贤者的这个角度来说是不公正的，即恶法。那么恶法是不是法呢？从法理学上来说，法律实证主义认为有法律社会才能有秩序。有些法律当然不好，甚至可恶。但是如果因此便不当回事，社会秩序便无法来维系。概括来说，法律实证主义认为恶法亦法。而显然，对于苏格拉底之死，雅典公民大会是支持恶法亦法的。

这里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雅典人为什么会支持恶法呢？这是因为“恶法亦法”论者的判断标准是，法是否体现了多数人的意志，是否符合多数人的利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

10.海瑞与柯克

这里作者对海瑞和柯克两个人进行了对比。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法律观点中获取相当大一部分精神财富，海瑞的法律思想是明朝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我们法律历史的一笔财富。在海瑞看来，道德是最高标准，而法律制度是最低标准。我们可以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但不能以同样的标准要求别人。可见，道德标准不能与法律制度混淆。为政者可以以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但在制定具体法律政策的时候，必须考虑社会大多数人的接受力和认可度，否则难免步海瑞的后尘，成为道德神坛上的一尊摆设。通过对海瑞法律思想的分析,得出海瑞法律思想的思想渊源、实践及影响,最后对其思想进行客观评价。虽说二者背后皆有某种权威，但权威所反映的传统则是大不相同的，一个是礼，一个是法。再从对法律的态度来看，海瑞对词讼一类事发自内心的厌恶，而柯克主张普通法高于一切，最后海瑞以自己的使命感、牺牲精神、极好的个人道德也无法挽回那个时代，因为没人以他为榜样，而他自己终究是局内人；柯克则不同，在74岁还起草他的《权利请愿书》，并在他去世那年被国王接受，而十五年之后查理一世被处决，一个新的时代随之来临。

读罢此书，觉得这一本书的确值得推荐，本书是作者的第一部论文集。作者追随法儒孟德斯，而力图推陈出新，以“用法律去阐明文化，用文化去阐明法律”的原则，以奠定比较法律文化研究的基础。在这总共19篇文章里，每一篇都很精彩，这些文章曾经以其独特思想、平实的叙述而引人瞩目，让我们这些正在学习法律的学生如醍醐灌顶。

在文章《“法”辨》中，梁老师提到，拉丁词汇中能够译为“法”的词不胜其多，最有意义的却是两个，即JUS和LEX。JUS的含义有二，一为法，一为权利。LEX相对JUS具体而确定，可以指任何一项立法。但是，在中国古代，法起源于先秦时代的刑，始终纠缠于制裁。法作为中国古代人治模式下统治者的一种统治手段，它强调了义务，却不保障权利。更不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有力武器。人治模式下，统治者的个人品性将直接决定着治理模式的效果如何，而作为其统治工具的法也随之具有了随意性，失去了法的至高无上的庄严。时至今日，在现代化的中国提到法，人们也不免会想到强制、规范，而不是公平、正义。这已深深地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之中。梁老师在《“法”辨》开篇就提到，19世纪的历史法学派认为，一个民族的法乃是该民族以往历史和精神的产物，一如其语言和习惯。千百年来，中华人民生活在等级与服从的社会，已经慢慢忽略了作为一个自然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这无疑是这个泱泱大国最大的悲哀。法律与文化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文化作为整体，引导法的发展；法作为部分，推动文化的进步。一个国家的法只有根植于自己的文化中才能永垂不朽。

或许，我们真的可以期待，终有一天，我们的法律和文化会相得益彰，既继

承了我们的文化传统，又吸取了西方法治理念的精髓。但此路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中国的法律人在社会变革的深刻脚印中，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