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西周社会调查制度

第一篇：浅议西周社会调查制度

采风——西周社会调查制度摘要：采风是一种观政之制。周初统治者以殷为鉴，认为天意在于民情，确立轻鬼神、重人神的治国观念。透过采风实现“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的目的。统治者凭借采风获得的资料，了解民之疾苦，改革国之邦法，安抚天之民愿。可以说，西周的采风制度是我国古代国家管理的一个创举，其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很重要的影响。关键词：采风观政 行人 社会调查 茫茫历史长河，不断上演着一个个民族湮灭与崛起的痕迹。在商王朝广袤的领土上，周部族原是一个地处边远、地域狭小、人口稀疏的小国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邦，一举成为后来征服商朝的“勇士”。这个小国家崛起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一、周的崛起及采风的孕育 周之所以可以攻破商朝而入主中原，绝大部分就是因为其统治者与殷纣王的坚信天命、暴虐无道、反其道而行之，敬德修民、发展生产、友睦邻邦最终成就其一代伟业。在征服战争中周统治者看到了人心的向背对国家兴亡的重要影响，感受到人民群众力量的强大。认识到作为一个小邦而君临大国，要想站住脚跟、立国久远，必须了解民意顺应民心。西周统治者一反商王朝诸事皆问天意，大政决于神鬼的做法，转而重人治，轻鬼神。《礼记•表记》中有云：“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周初的重臣周公也曾说：“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西周统治者们把他们原在西岐时就已有之的派专人深入民间，调查民意，听取民愿的做法加以沿用和扩大，因此创立了西周的采风和社会调查制度。“采风制度”是西周王室立国之初形成的一套较为严密的社会调查制度。所谓采风，就是官员去民间采集四方风俗善恶，代语歌谣通过采风，统治者可以观政之清明，官之勤廉。采风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调查活动。

二、采风观政及其人员 采风是一种观政之制。周初欲使江山“永支百世”，就必须敬得保民，秉德明恤。《尚书•大诰》曰：“天威不可信，民情则大可见”，天意就在民情中。西周统治者凭借采风获得的民俗的、语言的、文学的资料，透过其内容和情调便可了解政之好坏，民之疾苦，吏之贪婪，并据此来赏功罚罪，安邦治国。正如《诗经•关雎》小序所言“治国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周王朝在王室设立主管全国调查采风之事的太师。政府专设采诗之官，他们“从十月起正月止，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采诗”。既政府聘选年龄较大、社会经验丰富的男女无子者，供给衣食，使他们到民间广泛采诗。除此之外，还有“孟春三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行人是西周朝廷的正式秘书官员，负有传达王命、传递公文的责任，其所采之诗及采诗中了解的民情民意，大都能直接上达于周王朝统治机构，甚至直接上达于周天子。在周朝礼仪中有“公卿至于烈士献诗”的要求，公卿烈士所献之诗有相当一部分也来自于民间的采集，实际上也是周天子督促王公大臣诸侯卿士深入民间，了解民情的一种做法。在古籍中还有“国史采诗”的记载，说明充任各级政府秘书的史官，不仅有记录言行、出宣王命的职责，同时也负有深入民间、调查研究，向周天子及各级政府提供社会实际状况的责任。社会调查在西周是经常性的，调查结果的上报也有一定的程序和途径。为了使调查工作更能反映实际情况，周天子也要于每隔五年的春二月亲自到民间采风调查。

三、采风目的、意义及影响 采风始自西周，目的之一是观俗。“礼俗以驭其民”，“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为周王室提供“驭民”政策的信息和依据。其二是观政。由商之灭，周统治者感悟到“天命靡常”，民心向背决定天命所归。前者是考察生民的民情、风俗、习惯，后者则是通过民情来观察统治者的德行。其是指到乡村城镇搜集包括民间叙事、民歌、谣谚、戏曲、音乐、舞蹈、美术、民间习俗等一切民间文化表现形式的活动。在民间进行实地调查搜集工作的所谓田野作业也称为采风。西周的采风之制，从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久来看，都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国家管理的一个创举。采风的主要责任官员“行人”就是古代的调查员，采风所得的材料就是古代的调查材料，从这个意义上说，采风也是我国古代秘书工作中的一个创举。西周采风制度影响深远，采风之制不仅为东周所承，形成“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 的盛况，而且对两汉时期也颇有影响。西周采风和调查由政府出面组织，并由太师史官、行人等专门的秘书人员从事该项工作，已不单是为了将民间的诗歌、风俗采集起来以供欣赏，其目的还是要从采诗中了解四方诸侯及广大领土上的民情风俗，从具体的歌谣中反映各地政治的善恶，人心的向背，百姓的好恶，以及各级官员吏治的清浊，政绩的优劣。周天子及西周中央政府可以从中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因此，西周所创立的这种采风和调查之法，可以看作是今天秘书工作中调查研究工作的起始。

第二篇：西周礼乐制度的认识（定稿）

对西周礼乐制度的文化的认识

一、周代的礼乐制度

公元前11世纪中期推翻殷商建立的周王朝，在总结殷商典章制度的基础上，制定了等级严密的礼乐制度。“礼”是为了区分贵贱等级，“乐”可以使人互相和敬，两者结合，为的是维护奴隶制贵族的等级秩序，巩固统治阶级内部团结而更有效地统治百姓。

周礼的种类繁多，主要有祭祀、丧葬、交际、征战和吉庆五大类。涉及冠、婚、丧、祭、朝、聘、乡、射及职官制度等诸多礼仪、礼制和礼义。由繁琐的礼仪制定了与之配合的各种音乐使用标准，不同场合、不同身份的人，不仅礼仪有别，所用音乐也有严格规定。为了维护和推行礼乐制度，周王朝还设立了由“大司乐”总管的音乐机构，对十三岁到二十岁的贵族子弟进行系统的音乐教育。在周礼中，“礼”与“乐”是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的，“礼”体现为等级制度的规定和要求，社会秩序中的君臣、父子、夫妻和高低、贵贱、尊卑都要由礼来加以区别和定位。但是仅仅有“礼”是不够的，单纯强调“礼”可能会造成等级间的距离和人际关系的冷漠，而“乐”的作用就是与“礼”相配合，起调和关系、融合感情的作用，消解由“礼”所带来的等级差别感，以达致和谐的理想境界。二者虽然功能各不相同，但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完整有序的社会政治制度。

东周时代即春秋战国时代，总体上是诸侯争霸、列国争强，战火频仍、纷争相继的乱世，同时吃„郑卫之音”的传人，在这样的政治和社会环

境下，礼乐制度逐步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而被列国纷纷弃之如弊履，史称“礼坏乐崩”。但正是在这一“礼坏乐崩”的时代，礼乐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的价值得到了包括孔子在内的各类有识之士的思考和重新认识，基于此，礼乐制度才能在汉初重登政治舞台，并绵延两千多年而不衰。

二、儒家对礼乐文明的继承和发展

自周朝以后，历史上每个朝代兴起后都要有一番“制礼作乐”的活动，或者把前代流传下来的礼乐加以改造，或者根据当时的需要制定新的礼乐，历代史书里面都有一部K}L乐志》。那么，在周代“制礼作乐”至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再到以后每朝每代的“制礼作乐”，这中间明显存在着一个断层。是谁将这个断层连接起来的呢?儒家是主要的贡献者，儒家创立者孔子则是发展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他一方面继承、推广和宣扬礼乐文明，整理、传播了记载古代礼乐文明的儒家经典“六经”，另一方面以礼乐为解说对象，着力彰显礼乐文明的精义，强调礼乐文明的人伦教化和治世功能。

三、礼乐文化的内核及其对传统文化的影响

礼之所以合理，正如孔子所说，“礼缘人情而作”，它是基于人情而制定的。儒家从人本主义出发，提出治理人民的前提是尊重人性。只有充分注意到人民的好恶之情，社会才能长治久安。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人性可以不受制约，可以纵情放任，那样无异于将人类等同于动物。人的好恶之情的缺乏或者过度，同样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只有健康的情感，是社会和谐、进步的保证。人的情感应该与天道一样，处在阴

阳和谐的“至中”境界。但是人性不能自发企及于至中之地，因此需要礼(各种仪式节文)来引导人性，使之合于天道，这是儒家礼治主义的根本要旨之所在。

1.礼乐文明中“礼”的要义。其一，“礼”是人性的基础。孔子:“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把“礼”作为区别人与动物、文明与野蛮的标准，所以“礼”是人类文明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其二，“礼”的重要作用在于规范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关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作为一种行为规范，维护了社会的秩序和等级关系。其三，“礼”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引导人们向善和自律。礼乐文明更强调通过礼教，使社会规则内化为人的内心尺度。其四，通过知礼、守礼，达到社会和谐的境界。

2.礼乐文明中“乐”的要义。其一，“乐”的社会作用重在精神和谐。“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所不能免也。”指出“乐”是协调世间万物的纲纪，它的作用是使人们各安其位，和谐相处。其二，“乐”注重有秩序的协调。《乐记》云:“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微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J沽卷之音矣。”其三，“乐”也有陶冶情操，移风易俗的功用。

3.二者关系的认识。“乐者为同，礼者为异。”礼和乐虽有形式、功用上的不同，本质上是相通的。份L记·乐i改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乐在儒家的体系中得到规范。“礼”先“乐”后，礼

是乐的基础，乐为礼定，乐为礼用。不仅选用乐，要按礼的规定，评价乐，也要以礼为标准。(2)礼和乐不可偏废，礼乐不潜越，平衡与调和，就会形成和谐社会“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礼是贵贱有序，乐是对礼的调度。

四、礼乐文明的现实意义

传统礼乐文明有助于当今和谐社会建设，“礼乐无常制”，应该与时俱进。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礼乐文明具有值得开掘吸取的价值。比如其中对中和之美的爱好，对尽善尽美的追求，对道器合一的向往，对人格尊严的歌颂，对社会和谐的规划，对艺术目的的设计，对教育功能的要求等等。传统的礼乐文明，有许多值得当代人反思和学习的地方。孔子在对周朝礼乐制度有所损益的基础上，对礼乐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形成儒家独特的礼乐精神。在道德伦理、修身治国、构建融洽的社会关系方面都有生动的阐述，在解决人自身矛盾，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大矛盾方面俱有值得今人继承和借鉴的宝贵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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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论未成年社会调查制度

论未成年犯社会调查制度报告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这已成为当今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未成年人犯罪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其本身罪大恶极，而是由于未成年人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尚未成熟，对是非的判断能力较差，同时冒险欲、模仿欲较强，感情易冲动，法制观念淡薄，通常一个小小的争吵就会导致未成年人头脑发热而犯罪，又或者他们是糊里糊涂地就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对此，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体现“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教育未成年人自我“觉醒”，知过悔罪，重新走上正确道路。

新刑诉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在法院判决前,由专门机构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专门调查分析,并在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系统评。

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雏形

审前调查制度在我国尚未实现立法化之前有关的司法解释已涉及。如2001年4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另外，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检察院和法院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借鉴域外经验，进行了审前调查制度探索和尝试，虽然还存在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总的来说，审前调查制度的建立是完善我国少年司法乃至整个刑事司法工作的一个方向，应在全面总结经验得失的基础上，在条件成熟时以立法形式将该制度确立下来，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

二、社会调查制度的必要性

审前调查制度在我国主要是指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通过走访家庭、学校、派出所等有关部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作案前的一贯表现、作案原因、家庭生活环境、重新犯罪几率、社会危害性预测等作一个全面了解。其主要内容是反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成长经历和接受帮教的条件，而不是直接反映案件本身的事实。该制度体现了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挽救为主，惩罚为辅”的基本原则，符合未成年人的身心特征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客观规律。法庭教育是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必经程序，对于未成年被告人能否吸取教训，积极悔过有着积极影响。由于每个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存在差异，其接受法庭教育的自觉性及对教育内容的感悟能力亦不相同。因此，通过调查报告全面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的心理特性和成长历程，有利于少年庭采取有效方法，既动之以情，又晓之以理，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庭教育，以消除和减少未成年被告人的抵触、对立情绪。综上所述，为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社会调查制度有肯定的实施必要性。

三、未成年犯调查报告的具体内容

社会调查报告是反映未成年被告人案发前表现情况的背景资料总和，有人也称为“品格证据”。社会调查报告无论由谁制作完成，最终都将与法官见面。法官可将其中的内容作为素材，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法庭教育，也可将其作为量刑时酌定情节的参考依据。根据我们的审判实践，社会调查报告中的相关内容也可作为教育的内容纳入到判决书中，关键是要作出合适的取舍。社会调查报告有诸多事项和信息，包括未成年被告人的成长情况、家庭情况、学习情况、交友情况、兴趣爱好、性格特征、社区环境等内容。法官要善于把其中对教育有关、对未成年被告人教育有用的信息提炼出来，汇人判决书教育的总体编排中，如被告人平时行为表现、引发犯罪的直接动机、周围人群的期盼等。法官在引用社会调查报告材料写入判决书时需注意：不能引用有争议的事实；不能引用未经核实的材料；不能引用带有家庭隐私或个人隐私的材料。

四、我国实行社会调查制度的意义

未成年人群体在生理、心理上的特殊性是建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根本原因。未成年犯罪人多处于学龄后期和青年初期，这是未成年人个体身体生长旺

盛、各种能力发展最快的时期，这一时期未成年人的识别能力、判断能力和控制能力都要弱于成年人，同时又易受暗示，模仿性强，看问题容易片面化和表面化，情绪上的极端化色彩浓厚。从成长规律来看，未成年人的人格、世界观和人生观尚未定型，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比成年违法犯罪者更具有可塑性。根据标签理论，如社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量刑不当，未成年人随后的反应可能更加不良，从而形成恶性循环。通过对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活动，查清未成年人犯罪的主、客观原因，及导致其实施犯罪行为的直接诱因及影响其选择行为方式的条件因素，对预防未成年人再次犯罪，找准感化点，有的放矢地改造、管教未成年犯罪人，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篇：夏商制度与西周封建（推荐）

岳麓版高中历史 必修一 教案

第1课夏商制度与西周封建

一、知识与能力：

基础知识：

1、重点：西周的分封制和宗法制

2、难点：认识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能力培养：培养利用历史资料分析、处理的能力，通过讨论与思考，初步培养学生用历史眼光和历史意识来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影响。

二、过程与方法：采取学、思、论、导四步教学法。

即自学，深思，讨论，点评诱导。授课时间一般不超过半小时。分组讨论：前后桌一组，选出组长一人，记录讨论的中心论点并作好发言准备。

分阶段进行问题解决，在学生自学阶段，老师走下讲坛，深入各组讨论中，以便随时发现学生在解决过程中出现的疑惑或难点，增加课堂解决的针对性。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使学生认识到我国几千年前，就有了相当的完备的国家运行机制，有相当高的政治文明，从而增强民族自信力，自豪感。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源源流长的文明古国，理解宗法制对历史和现实的影响。

四、新课讲授

导言部分：

1、中国古代的朝代：

2、关于专题序言的处理：首先让学生阅读专题序言，让学生分析各段的大意，并相机诱导、指正。通过学习学生了解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度形成的过程：西周雏形，秦朝形成，汉唐宋加强，元明清顶峰。

3、解释重要的概念：中央集权：权力的高度集中

导入新课：

导入1：在四大文明古国里，中国是唯一五千年文明传承没有中断的，但是对于远古的历史，我们只是从史书上得来，在以前，中国历史上最早有确切纪年是在公元前841年的国人暴动，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那么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夏朝的建立到前841年这一千多年是怎样更替的？中华文明五千年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明？这对中国史学界是一个考验，甚至有外国史学家不承认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我们如何解决这一问题？1996年开始，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等领域的4名首席科学家，带领44个课题组的200多名专家，经过4年多的时间，使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多学科联合攻关的研究项目——夏、商、周断代史研究工程取得重大成果，什么叫“夏商周断代工程”呢？简而言之，即把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三个朝代每朝每代帝王的年代断清楚。同学们知道这项伟大工程使我国确切的历史年代往前推了多少年吗？从2800多年推到4000多年前。这项工程进一步证实了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解决了历史的悬疑问题。历史的发展也是与科学技术发展相关的，例如在民国初年，我国考古学的严重落后，至使华夏文明的起源都有东来说，西进说等众说纷纭。你想了解夏商周的具体年代吗？你想知道四千多年年我国国家机器是怎样运作的吗？可以说，中国古代国家机器运作的制度——政治制度的核心是中央集权制。那么夏商周的国家运作机制是什么呢？著名的史学家钱穆说我们中国人是政治的天才，“能创建优良的政治制度来完成其大一统之局面，且能维持此大一统之局面历数千年之久而不败。直到今天，我们得拥有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举世莫匹，这是中国历史之结晶品，是中国历史之无上成绩”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有许多优良的部分是值得我们传承和发扬的，我们不能一谈到封建制度就觉得不如西方的民主制度，其实中国的考试选官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到后来鸦片战争前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最早学习这一制度（西方是政党选举制度）；户口调查制度，中国自周代以下，直到清代初期，都有户口调查一项；文武分职，军人不干政的制度，在中国又是古已有之，亦属中国旧制中一项优良的传统；宗教信仰，政教分离，又是自古已然，并亦极少有因民间信仰冲突而酿成宗教战争的。

导入2：同学们，你们的回老家的时候有没有去过祠堂，清明节有没有在祠堂参加过祭祖活动，如果有同学参加过请你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同学介绍）那么皇帝祭祖则是在课本上见到的插图太庙。那从什么时候中国开始有这样的活动呢？（夏商周）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学习有关的政治制度。

一、夏商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

夏：原始社会末期大禹的儿子启建立了夏，根据断代工程，科学地测定夏存在时间为2070——1600年，那时已经出现管理部落族人和其他部落的臣民的公共权力或者说已经形成了一些不是很成熟的政治制度。那么这一政治

制度的特点是什么呢？——凌驾于公共权力之上，带有氏族社会的许多特点。在禹统治的时期，禹已有特权，相传因为有个部落酋长参加会议迟到，被禹处死，可见禹已在行使着君王的权力。

商：商部落首领成汤于前1600年带领部落族人灭夏，又征服周围的小方国，这样以商部落方国为中心统治周围的小方国，建立了一个方国联盟（即方国与方国的联合体），存在于前1600——1046年。

请考虑几个问题：

1、假设你是商朝国王，你对本族部落和对其它部落小方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维护自己的王权？（内服与外服制度，内服就是商内部区域的管理制度，外服就是其他方国的管理制度。）

2、商与其他方国是什么关系？（从殷卜辞反映的情况看，殷王国与其他方国之间的关系具有两重特征：一方面是相互平等关系“比”，另一方面殷王国又凌驾于其他方国之上“令”，控制着联盟的实际权力，与各方国形成了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商王可以要其他方国交贡物，巡狩盟国，促裁争端，惩罚方国。控制力是有限的，方国有很大的自主权，有时还会发生战争。）

3、为什么商朝充满神权色彩？（体现了当时人们对自然征服的有限。殷人在当时是一个进步的氏族，其他方国还在图腾信仰的时候，殷人就有了祖先的宗教，依靠这种信仰的主观因素，殷人全族出征，常战胜了方、土方、马方等部落，因此，祖先神显然比动植物图腾的旗帜是更有力的观念武器。殷王是占卜的主体，也是庙祭活动的主体。王既是人，也是神，是方国联盟的首领，又是群巫之长。以神支配人，以神权强化王权，神权和王权合二为一就是商朝的政治制度的特点。）

4、现在让时间老人把我们带回三千多年前的商朝，假如当时河水泛滥，良田被毁，饥民如潮，商王心急如焚，而你又是当时的一名官员，请你设计一句在早朝时的对白或一个动作。由学生各抒已见

5、二、封邦建国

前1046年，陕西一带周部落首领周武王灭商，以镐京为中心建立西周，周邦推翻殷邦的统治之后，建立了一个新的方国联盟——周王国。就大局而言，周王国与殷王国的不同主要在于“共主”的换替：周由小邦上升为“共主”，殷由“共主”沦落为普通的邦国。可初建的周朝出现了动荡，周公平定了三监叛乱，采取了一系列制度才得以稳定局面。那么首先采取什么制度以克服商朝政治制度的弊端呢？即分封制。不管哪一种制度，周王一个目的是巩固王权和本族势力。

大家首先清楚西周的基本情况，大家有没有看过《封神榜》，在这部小说中，讲述的是周灭商的故事，那一个强大的周朝建立以后，如果让你来治理怎么进行？当时没有先进的联系和交通工具，你可以做什么？（分封制）把什么进行分封？（土地和人民）

提问讨论：

1、分封制的目的是什么？（分封的目的是巩固周王室的权力，一是要“封建亲戚，以藩屏周”，二是要防止商的遗族叛乱，三是要适应人口不断发展、疆域不断扩大的需求。）

2、如果我是周王，我该怎样进行分封呢？受分封者的获得的好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是什么？（周邦取得“共主”地位之后，迅即与既存的方国确立了联盟关系，后人将此一过程称为“褒封”。《史记·周本纪》说：“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当时，这样的方国极多，可见，所谓“褒封”不过是周王以天下共主的名义，与既存的异姓方国建立一种名分关系，组成新的方国联盟。分封异性功臣贵族是为了奖赏其功勋，并使其继续为巩固统治效力；分封先代帝王后裔是利用先代帝王的名望维护社会稳定。如果周王只分封异姓邦国，那便与商代没有两样了，他们的区别在于，与此同时，周王还“封建”了一批同姓邦国。周人为什么分封同姓方国？传统的说法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分封也与部族人口的不断衍生相关。）（内容：周王授予一定的土地和人民；诸侯要要服从周王命令，镇守疆土，交纳贡赋，朝觐述职；受封诸侯在自己的封地内要继续分封。）

3、分封制的作用有哪些？（加强了周天子对地方的统治，周朝开发边远地区，扩大统治区域，开疆拓土，开成对周王室众星拱月般的政治格局）

4、（选择）分封制有哪些局限性？（在分封制下，诸侯在自己领地内有相对大的独立性。诸侯掌握了封疆内的用人、行政、军事、财政大权，使诸侯国的势力日益壮大。随着诸侯与周王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转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是必然结果。）

三、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

宗法制的新的生命诞生，自然就和他们的父母、长辈、兄姝、晚辈之间建立了同宗关系。“人一生下来，便有与他相关系之人(父母、兄弟等)，人生且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而生活(不能离社会)，如此则知，人生实存于各种关系之上。此种种关系，即是种种伦理。伦者，伦偶；正指人们彼此之相与。相与之间，关系遂生。家人父子，是其天然基本关系；故伦理首重家庭。父母总是最先有的，再则有兄弟姊妹。既长，则有夫妇，有子女；而宗族戚党亦即由此而生。„„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79～80页，学林出版社，1987。）

人类最初的权力是用强力取得的，是原始人群中的强者取得管理权，宗法制是人类告别动物时代的文明产物，是老幼有别、尊长有别、父子兄弟有别的产物。是血缘关系的自然取得方式。是血缘关系的自然取得方式。黄帝时代是华夏族人口大爆炸时代，也是政治制度--宗法制社会管理方式的延伸爆炸时代，但是，随着人口的迅速扩张，完全自然的大宗管理小宗的宗法制已不能有效地管理华夏族，因为大宗不一定发展得最好，不一定最有管理能力，血缘关系的自然权力取得形式发生了变化，禅让制产生了，这就是尧舜禹时代。禅让制是承认华夏族是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内成员平等地享有政治权利的产物，或者说，华夏族成员品德既好，又有管理能力的人都可以当领导。禅让制是领导提名的代议制公推公选制度，由于推选范围的局限性，领导提名的局限性，随着华夏族人口群的进一步扩大，用禅让制取得领导权的方式，已不能使许多枝族信服，由于通讯和交通的限制，又不能建立民主选举制度，同为华夏族的各枝族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开始了，夏启第一个夺得最高领导权，宗法制政治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三代，政治制度的宗法制主要是确定继承权力的一种制度，如嫡长子继承制度等。这种继承制度由于以血缘关系亲疏远近确定，划定等级地位，防止了同族对于权力、地位、财产的争夺。

正是因为有了分封制，才会有宗法制，在讲述宗法制之前，先请同学们当一回青天大人，判决一件遗产案件。此案是一个官员生前娶了一位妻子，为他生了一个女儿，然后他再娶了一个妾氏，为他生了大儿子，此后妻子又为他生了一个小儿子，结果这官员不幸殉职，于是他的两个儿子都想取得他的爵位和家业，请问应该判给谁？（学生阅读后进行分析，爵位应该归妻子生的儿子，家业主要也留给妻子生的儿子，大儿子也能有一定的家业。从而让学生理解嫡长子孙继承法则，并理解这是因为分封之下的产物。因最上层向下分封，下层为上层进行保障。你认为这种做法合不合理，如果是现在，刚才的遗产案又怎样判？（大小儿子和女儿平均分配，体现平等和赡养义务）。的确，在宗法制下，就是因为你是出生的不同决定你不同的命运，这是不公平的，所以也有人试图改变这样的现状，你知道有什么例子吗？（唐太宗李世民是第二子，通过玄武门之变，杀兄而成为皇帝，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从侄儿手中抢到皇位）虽然宗法制有不足之处，但他还是有很大作用，请你分析一下其作用。（保证贵族垄断和特权地位，内部的团结和稳定。所以宗法制一直以来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提问：

1、西周为什么实行分封制和宗法制相结合的制度？（解决贵族之间的权力、财产和土地继承上的矛盾。）

2、宗法制度的特点是什么？（嫡长子继承制）

3、结合课本11页的大宗小宗树状示意图解释大宗、小宗。

4、宗法制度的作用是什么？（确立一整套分配与继承制度，有利于凝聚宗族，防止内部纷争，保证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强化王权，家国一体。）

5、纳说明宗法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宗法制与分封制是什么关系？（在周代，周天子（周王）为天下共主（中央最高领导人），王位（最高权力）由嫡长子继承，世为天下大宗，是同姓族的最高家长。其庶子被封为诸侯，爵位亦由嫡长子继承，对天子为小宗，在本国为大宗，以国名等为氏。诸侯之庶子被封为大夫，亦由嫡长子继承其位，对诸侯为小宗，在本家族内为大宗，以官名、辈份、采邑名为氏。大夫与士的宗法关系同上。各级嫡长子都称为本家族的宗子，掌管全族的财权和祭祀，管理本族成员，统治领地内人民。）（宗法制与分封制互为表里，宗法制在政治制度上的体现就是分封制）

6、宗法制怎样来维护？（贡赋与礼乐制度。）

7、讨论：西周的封国和商代的方国有何不同？

最后通过学习这些早期的政治制度，请同学们归纳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是什么？（早期的政治制度既具有牢固的血缘关系，又具有浓厚的专制色彩，同时早期的政治制度有继承性和发展性）

第五篇：浅析美国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浅析美国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张鸿巍

【内容提要】为实现美国少年司法对问题少年安置的个别化处分，社会调查及其由此而来的社会调查报告对于法官作出适当安置决定至关重要。通常来说，缓刑官会承担社会调查的重任并据此向法官提交书面报告，而法官则大体倾向于采纳这份报告提出的安置建议。然而，随着对问题少年归责性的日益强调，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涉及内容愈加全面，在关注问题少年特殊利益之余，亦加大了对被害人影响陈述及防卫社会的关注。

【关键词】美国少年司法 社会调查 社会调查报告 功能及价值 检视与反思

一、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一）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及社会调查报告

美国少年司法语境下的“社会调查”及“社会调查报告”是对英文“social investigation”及“social investigation report”的直译，大体相当于刑事（成人）司法量刑中听审阶段的刑前报告（pre—sentence report）。社会调查报告于少年司法及刑事（成人）司法中既有类似点，亦因各自根基的理念、程序及对象等差异而有不同解读。依《布莱克法律词典》（Black’s Law Dictionary），刑前报告通常系指由缓刑官应法庭要求，就已被判定有罪之被告人的教育、犯罪、家庭及社会背景所提交的详尽报告，以协助法庭量刑⑴。这一定义大体上仍可适用于少年司法，只是具体到少年司法时“社会调查报告”依不同州亦有不同称呼，如“社会研究报告”（social study report）、“社会背景报告”（social background report）、“社会查询报告”（social inquire report）、“社会历史报告”（social history report）、“安置前报告”（predisposition report）及“缓刑报告”（probation report）等等，尤以“安置前报告”最为常见。为行文方便，以下本文一并使用“社会调查”及“社会调查报告”这一汉语语境下较常适用的术语。

少年法院在一定条件可将特定未成年人移送至刑事（成人）法院，因而被移送的少年在刑事法院将面对“刑前报告”。刑事（成人）诉讼中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分离，因而刑前报告是可以作为量刑证据的。对于轻罪案件，量刑通常于定罪后即可作出，因而刑前报告很少被用于轻罪案件。对于这类案件的量刑，法官一般依据警方提供的被告人犯罪史及犯罪情节作出⑵。而对于重罪案特别是可能要判处较重刑罚的案件时，量刑通常会被推迟，以便法院进行刑前调查。在联邦及许多州，当刑事被告人是首犯或低于特定年龄时，法院可要求获得刑前报告以参酌⑶。目前，刑前调查在许多州仅仅被用来确认减轻情节与加重情节。而在有些州，刑前调查甚至根本不再作为法定要求，取而代之的是依成文法或行政规章要求而完成的量刑计算表⑷。

（二）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的功能及价值

未成年人犯罪愈严重或其违法犯罪时间愈长，便愈有可能需要为其准备一份正式的社会调查报告⑸。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通常具有这样一些目的：一是帮助法官决定何种安置方式对涉案少年最为有利；二是协助缓刑官研拟适合涉案少年谘商或社区监管所需的方案；三是帮助法院研拟在处分涉案少年时能协助他人与之应对的整套知识⑹。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基于个别化司法（individualized justice）理念，而这亦为少年法院之主要功能所在⑺。社会调查如此之重要，以至于超过九成的调查报告都会被法官所采纳⑻。若少年法院未进行社会调查报告而对涉案少年处以机构化安置，一些上诉法院甚至会将原判决予以撤销⑼。因而调查官竭尽所能，对未成年人生活环境、家庭状况、学业成绩、社会交往等资料逐一收集，以期作出较全面的评判，并附上具体处分建议，供法官参酌。该报告还对辩诉交易具有较大影响。社会调查报告还可协助社区矫正及机构矫正人员对未成年人进行分类矫正。

二、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的内容及其保密性

（一）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的主要内容

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内容洋洋洒洒，通常包括该未成年人罪错事实及原因以及家庭背景、社会环境和未成年人身心状况、教育程度及其他必要事项。正是因为社会调查报告对未成年人安置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少年司法学家帕特里克·格里芬（Patrick Griffin）及帕特丽夏·托柏特（Patricia Torbet）主张安置建议应当回答这样几个问题：涉案少年带给社区怎样的危险？涉案少年对被害人及案件态度如何？哪些因素或情形促发案件发生？涉案少年需要获得何种技能？涉案少年（及其家庭）对干预措施的力量、资源及接受能力如何⑽？一般情况下，社会调查大都包括下述内容，即法庭纪律复审、在校记录复审、警方记录复审、约谈应诉人、约谈教师与校方主管、约谈与本案有关联的人员、约谈原告、约谈警员与证人、进行心理与精神测试以及据此所提交的具体处分建议⑾。这份报告涵盖的信息通常包括涉案少年的家庭历史及父母管教质量、同龄人关系、在校出勤、成绩及表现、参与学校及社区活动以及法院或警方先前介入等情形⑿。其中，对未成年人本身的调查包括身心状况与品格特征调查。换言之，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并不以品格调查为限。除了表明这些罪错境况外，社会调查通常还会调查涉案少年是否遭遇家庭虐待、遗弃或照管不良以及是否有酗酒或毒品滥用等行为。

具体来说，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应该涵盖性别、种族、首次出庭年龄、首次被转介至少年法院的渠道、转介缘由、正式法庭安置、被法院判处的首次安置、其他法庭令及相应条件、所聘律师类型、初始答辩、既往罪错数量、首次罪错的年龄及时间、初次听审后的罪错数、罪错总数、初犯罪错同案犯人数、拘留次数、与被害人之非接触建议及家外安置次数等⒀。各州在此基础上，基于不同州情而对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内容有所增删。如《新泽西州少年司法法典》（New Jersey，Code of Juvenile Justice）规定社会调查报告应涵盖这样一些内容：实施罪错行为的情境分析、罪错给社区带来的影响、犯罪人的既往犯罪史、犯罪人家庭境况、犯罪人的经济来源、未成年人父母或监护人的经济来源、父母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罪错的监管情况、未成年人被指控卖淫或从事人口贩运的相关信息⒁。

在社会调查报告最后一节，缓刑官会向主审法官提出安置建议，这部分内容是社会调查报告的关键部分。通常来说，可供法官选择的未成年人安置选项较多。依这些调查报告，法官通常可判处未成年人缓刑或送到寄养家庭、释放未成年人回到父母身边、强令未成年人接受机构矫正、判令儿童由法院监护或接受分流措施。此外，对那些犯侑较重罪错的未成年人，少年法院还可基于社会调查报告之建议，强令其人精神病院、教养院、监狱及卫读学校接受机构矫正⒂。

（二）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报告的保密性

因社会调查报告涉及未成年人隐私，相关信息通常作为未成年法庭档案予以妥善保存，一般不得向公众开放⒃。如在北卡罗来纳州，法律明文禁止不相干人等获取社会调查报告中的有关信息⒄。依《路易斯安那州儿童法典》（Louisiana Children’s Code）第891条规定，法院可下令对社会调查报告予以编辑，以保护涉案信息来源的保密性；法院亦可警告地区检察官或未成年人辩护律师，不得揭露社会调查报告中可能会损及未成年人的任何信息⒅。据修订后的阿拉斯加州《儿童援助规则》（Child in Need of Aid Rule）第16（c）条，若发现透露报告中全部或部分内容可能会危及未成年人心理，法院可下令予以禁止；在做出披露限制前，法官可先不公开审查，而这种限制并不禁止未成年人辩护律师或其法定监护人获取相关信息。不过，法官可以禁止未成年人辩护律师或其法定监护人透露这些信息给未成年人⒆。《爱荷华州法典》（Iowa Code）第232．48（4）条规定，若法院认为信息披露可能会严重危及对未成年人的处分及矫正，其可下令禁止向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父母或监护人予以披露社会调查报告中的部分内容⒇。然而，一旦涉案少年并未聘请律师，一些州则允可法院酌情告知前者社会调查报告部分内容。如据《路易斯安那州儿童法典》第891条，若未成年人没有律师协助，法院则可向其公布社会调查报告中的事实部分(21)。

一般来说，涉案少年及其父母或监护人、辩护律师或其他适格人员可查阅涉案少年的社会调查报告，这给予被告人一定机会来反驳调查报告中不实或不公正的内容。如依《田纳西州少年诉讼规则》（Tennessee Rules of Juvenile Procedures）第33（e）条规定，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只有涉案少年及其律师、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其他有关当事人才能检视并获取社会调查报告及所有医疗、心理和其他报告副本；法院可酌情拒绝许可律师以外的人等查阅或复制全部或部分可能不利于涉案少年的敏感内容(22)。又如《爱荷华州法典》第232．48（4）条规定，法院应允可未成年人辩护律师在法院做出安置决定前检视社会调查报告(23)。

三、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的实施主体及适用程序

（一）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的实施主体及调查对象

美国各州对担任未成年人案件调查官的人员并不完全一致。为了、确定适当的安置处分，少年法院通常需要通盘考虑来自多方面的建议，包括缓刑部门的建议、社会福利机构的建议以及精神病理评估或心理测试等等(24)。但通常来说，安置建议一般由缓刑部门通过社会调查向少年法院提交。缓刑官通常由所在郡少年司法委员会提名，并由少年法院法官任命，而后者可在任何时候以“正当理由”（good cause）免去缓刑官所任职务(25)。

尽管缓刑官通常是担任社会调查官的不二人选，但这并不排斥其他人员亦可协助甚至单独实施对涉案少年的社会调查报告。如依《得克萨斯州家事法典》（Texas Family Code）第54．04（b）条，除了证人证言外，少年法院可要求缓刑官、法院专业人员或专业顾问提交书面报告(26)。依《田纳西州少年诉讼规则》第33（a）条规定，社会调查报告可由青少年事务官、缓刑官或其他法庭指定人员完成(27)。而据阿拉斯加州《儿童援助规则》第16（a）（2）条，除非各方弃权且法官允可，否则法定监护人亦可从其角度提交社会调查报告，内容涉及法定监护权、未成年人处置、探视、儿童个案计划等等(28)。该规则第16（a）（5）条还同时许可其他当事人提交有助于未成年人安置的社会调查报告(29)。若有必要，缓刑官还可邀请精神病理专家或心理专家诊断情绪问题或进行智商测试(30)，以协助确认适当矫正计划(31)。此外，尽管专任调查官因兼修多门学科而对问题少年调查更具有专业优势，有时候法官亦会越俎代庖，自行调查。当然，法官并不总是怀疑调查官报告的真实性与实用性。但是法官有时仍会事必躬亲，这往往是出于经济考虑，这在人口稀少且预算有限的地区并不为奇。

从调查对象来说，社会调查通常需要对未成年人本人、未成年人所在家庭尤其是父母或监护人、未成年人所在学校或职场、未成年人所在社区及未成年人罪错案件被害人等不同群体进行全面调查。如据《怀俄明州少年司法法》（Wyoming Juvenile Justice Act）第14—6—227（c）条规定，社会调查对象包括未成年人父母或监护人；未成年人所在学区代表；缓刑部门代表；精神病理医生、心理医生或心理卫生专业人士；地区检察官或其代表、未成年人辩护律师或法庭指定之临时监护人、志愿者以及养父母(32)。第14—6—227（d）条继而补充规定，调查对象还可涵盖未成年人本人及其近亲属、医疗卫生部门代表以及其他具有专业知识或技能的人士(33)。

为有案可循，一些州还特别要求在调查过程中应逐一如实记录调查对象个人基本信息及其与涉案少年的关系。如依《路易斯安那州儿童法典》第890（B）条规定，社会调查报告应将所有参与社会调查的人员姓名及其与未成年人关系登记在册(34)。

（二）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的步骤及适用程序

在美国绝大多数州，少年法院的听审阶段分为裁判听审（sdjudicatory hearing）及安置听审（disposition hearing）两阶段。问题少年到庭接受聆讯的首要程序便是裁判听审，大体相当于刑事（成人）司法中的审理阶段，以判断未成年人是否犯有罪错。一旦涉案少年对指控供认不讳或裁判听审确认相关指控成立，对其安置听审随即安排。安置听审大体相当于刑事（成人）司法中的量刑阶段，以确定何种安置方式对未成年人矫正与发展最为有效。正是安置听审，使得“国家亲权”原则在少年司法中的作用与指导意义得以最淋漓畅快地体现。在裁判听审之后、安置听审之前，法庭官员（通常为缓刑官）会为法官在安置听审阶段采取适当措施而对涉案少年进行调查。一旦缓刑官完成对涉案少年的社会调查并提交社会调查报告，法官便会及时安排安置听审。如在北卡罗来纳州，在获取足量有关涉案少年社会、医疗、精神病理、心理及教育信息后，法院即可进行安置听审(35)。

在法官于裁判听审阶段确认涉案少年有罪错事由存在后，社会调查报告通常便会随即开展。一般而言，法官不会在未成年人罪错行为被确认之前审阅社会调查报告。但这仍有例外情形，即在未成年人及其法定监护人或辩护律师同意前提下，法官可提前审阅相关调查报告。如依《佛罗里达州法典》（Florida Code）第985．43（3）条，除非获得未成年人及其法定监护人同意，否则法官不得于未成年人罪错确认之前得以审阅社会调查报告(36)。类似的，《北卡罗来纳州法典》（Noah Carolina General Statutes and Codes）第7B—2413条规定，只有在获得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父母或监护人、或辩护律师同意前提下，才可以准备社会调查报告及危险与需求报告；若无法形成共识，则社会调查必须在裁判听审完结后方可进行，除非法院以书面形式认为该报告对安置听审毫无必要(37)。

提交社会调查报告并非一蹴而就，承担社会调查的缓刑官或其他法院指定人员大体上需要经过这样的流程：首先是查寻与涉案少年及家庭有关的所有现存信息，紧接着对这些信息去伪存真，之后整合相关数据及资料，最后在此基础上形成客观性分析报告并提交至法院(38)。待新鲜出炉后，社会调查报告相关信息可由法官、检察官、公设辩护律师共享之，以期尽可能实现量刑的公正性。如依阿拉斯加州《儿童援助规则》第16（c）条，除非另有规定，社会调查报告及补充资料必须服务于所有当事人(39)。收集相关资料、约谈及作出相应建议时，缓刑官之观点务必要有事实证据佐证，且不得带有个人主观判断。在资料搜寻过程中，各州均强调收集第一手资料。如田纳西州青少年事务局主张，信息应当通过与涉案少年及其父母或监护人的个人约谈来收集。他们还特别强调，必须通过家访来亲眼目睹这些未成年人的生活状况及邻里周边境况(40)。

进行安置听审时，法官需仔细翻阅社会调查报告及缓刑官安置建议书等文书资料，之后法官将依据不同问题少年个体差别作出适当安置处分决定(41)。如《佛罗里达州法典》第985．43（2）条规定，在出台案件安置最终决定之前，法官应检视对涉案少年的所有评估及社会调查报告(42)。在决断时，法官通常都会考虑如下因素，诸如该问题少年的既往违法史，对判处家庭照管、强制入学以及其他特殊举措所能利用的社会资源。首先法官须判定问题少年系初犯还是累犯。通常情形下，法官对初犯较为怜悯，惩戒较轻；而对于那些经常出入少年法院、屡教不改的问题少年，法官不会手下留情，惩戒则较重。其次，法官还会通盘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特别是有关减轻情节与加重情节等因素，努力做到客观、公正与高效。在这一阶段，法官还可能会根据听审进程及案件证据适用而要求提供更多信息。如《田纳西州少年诉讼规则》第33（c）条规定，法官得在任何时候要求补充相关社会调查信息(43)。《佛罗里达州法典》第985．43（2）条亦规定，法官可通过法庭令，要求缓刑部门、郡学校系统或社会、心理及精神病理机构作出额外评估及研究。此外，法官还可依据相关法律要求将教育需求评估纳入社会调查报告之中(44)。

与裁判听审阶段的剑拔弩张有所不同的是，安置听审阶段适用证据规则时不会如前者那样严格，所有与涉案少年有关的证据都可被准入而被予以审视(45)。在这一阶段，传闻证据与邻里评价都可被引作判断对未成年人具体处理措施的依据。原则上来说，社会调查报告可视为传闻证据，无法回避涉案少年对其中部分或全部内容不客观及不公正的疑虑，因而仍须在安置听审阶段进行必要质证。特别是对于那些可能会判处未成年人机构处分的较严重案件，各方均不会掉以轻心，安置听审将就缓刑官及调查报告中所列有关人员的证词，进行交叉质证。在此情形下，涉案少年亦不会坐以待毙，其可通过辩护律师对调查报告所列举的有关事实及信息提出异议(46)。

在安置听审前，通常都要至少提早几天甚至更长时间将社会调查报告交至诉讼参与各方，以便后者有时间对相关内容进行检视(47)。如《佛罗里达州法典》第985．43（3）条规定，社会调查报告完结之时即应与所有其他相关报告及评估提交给未成年人及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未成年人辩护律师及检察官检视，但不得迟于安置听审前48小时(48)。依《路易斯安那州儿童法典》第891条规定，除非基于正当理由，否则社会调查报告附件应不迟于安置听审前3天提交至地区检察官及未成年人辩护律师处(49)。相比之下，阿拉斯加州的时间要求可能较为苛刻。据其《儿童援助规则》第16（a）（3）条，除非法院另有要求，否则缓刑部门应当在安置听审15天前提交社会调查报告，而法定监护人亦应在安置听审前10天提交相应社会调查报告(50)。待收到社会调查报告后，法官与律师便会对该报告进行检视与修改。在此过程中，缓刑官仍需与律师通力合作，共同研拟或可为双方所接受的安置方案，以供法官参酌之用(51)。

需要说明的是，社会调查报告对于未成年人案件并非一概适用，并非所有的少年法院都会要求提交该报告。如在北卡罗来纳州，一旦法院以书面形式确认社会调查报告毫无必要，其可在无社会调查报告提交情形下进行安置听审(52)。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完成这些报告需要花费较多时间来准备，加之相关诊断信息通常又因经费问题而带有相当局限性(53)。一些州通过立法强制实施社会调查报告，而在其他州仅仅在涉案少年可能会被处以机构化处分时才会要求使用社会调查报告(54)。此外，对于那些仍将裁判听审与安置听审合二为一的个别州，少年法院在确认涉案少年偏差行为或身份过错成立后会立即做出安置决定(55)。如此，社会调查便几无从进行。

四、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的检察介入

伴随少年法院对刑事（成人）司法正当程序的适当引入，检察官在美国少年司法特别是听审中的地位与作用亦与日俱增。肩负打击犯罪与防卫社区的重任，检察官在安置听审中更关注案件事实、暴力程度、损害程度及被告人重新犯罪的可能性(56)。如《全美检察准则》（National Prosecution Standards，简称NPS）第三版第4—11．10条建议，检察官应积极参与未成年人安置听审；在审查由缓刑部门及其他部门所准备的社会调查报告后，检察官可向法庭提出建议；在建议时，检察官应考虑这些安置建议是否最大限度满足了未成年犯的利益及需求，不过前提是这应与社区安全及福利相一致(57)。该准则第4—11．11条还要求，在未成年人安置听审阶段，检察官应促请法庭认识到涉案未成年人之行为给被害人及社区所带来的影响(58)。《路易斯安那州儿童法典》第890（D）（4）条规定，除了社会调查报告中应含“被害人影响陈述”《victim—impact statement）外，检察官亦可向少年法院提交被害人影响陈述，内容包括被害人或其家庭因未成年人罪错所受遭遇、经济损失、医疗开支及肢体损伤等等(59)。

一些检察行业性规范亦明确敦促检察官肩负起对刑事（成人）司法中刑前报告的监督职责，而这同样适用于由少年法院移送而来的未成年被告人。如《合众国检察官手册》（United States Attorneys’Manuel，简称USAM）第9—27．750条要求，“在量刑听审之前，检察官应向辩护律师展示其拟提请法院注意的真实资料，而这些资料未在刑前报告中有所反映”(60)。不但如此，鉴于此类职权往往牵涉信息公开，《美国律师协会刑事司法准则》（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Standards for Criminal Justice）之《检察职能》（Prosecution Function）第3—6．2条建议：检察官应当协助法庭置其判决立足于完整、准确的刑前报告之上，检察官应当就刑期向法院公开其掌握之任何信息。若检察官注意到刑前报告有所疏漏或不尽准确，应采取措施来向法庭及辩护律师呈现完整且正确之资料(61)。《全美检察准则》（第三版）第7—2．1条亦建议，检察官在撰写及提交刑前报告中应发挥积极作用：在撰写刑前报告时，检察院应就被告人背景资料作为缓刑部门之信息来源；检察院应在刑前报告提交法庭之前审查该报告；在注意到刑前报告有关内容与检察官知悉内容有冲突之处时，检察官有责任就该内容告知有关方面(62)。

五、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质疑与反思

（一）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制度面临的质疑与挑战

尽管社会调查对未成年人案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使用社会调查报告并非一劳永逸而没有任何风险。美国少年司法学家马丁·A·弗雷（Martin A．Frey）与尔斯·P·布本尼（Charles P．Bubany）提醒，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报告的一些信息尽管与涉案少年有关，但有可能失真或不可靠。社会调查所涉及的内容不一定都会经过法庭质证，而这会造成涉案少年诸如获悉指控等相关权利的缺失，继而影响追求事实真相的听审目的(63)。在许多州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并不一定包含被害人影响陈述。相比之下，在刑事（成人）案件中，被害人影响陈述于刑前报告中的出现频率远较未成年人案件的社会调查报告为多(64)。

而出于对种族差异（racial disparity）的厚此薄彼，亦可能会在社会调查报告之中。基于对200份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报告的深度分析，美国研究人员发现缓刑官更趋向于记录黑人的负面人格；与此同时，缓刑官却更趋向于记录白人的不堪成长环境。不但如此，缓刑官在评估未成年人再犯可能性时，亦多认为黑人再犯率较白人为高(65)。

（二）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检讨与修正

与刑事（成人）司法倡导的对抗式诉讼不同的是，理论上来说少年司法的所有参与方都应站在未成年人一边，其行为举止在诉讼过程中都被期待以“儿童最佳利益”（best interest of the child）原则为准绳(66)。然而，这并不是铁板钉钉的。正如美国刑事司法学家劳瑞·J·西格尔（Larry J．Siegel）及布兰登·C·威尔士（Brandon C．Welsh）所指出的，安置应当符合“儿童利益最佳”原则：在对解决或满足未成年人个人需要而提供必要帮助的同时，还应满足防卫社会的需要(67)。随着更加强调未成年人的归责性，在安置听审阶段，法官需要在如何防卫社区、如何修复损害及“儿童利益最佳原则”之间寻求平衡点(68)。如田纳西州青少年事务局在2010年出台的《安置前调查及其报告手册》（Predisposition Investigation and Report Manual）中强调，除了涵盖未成年人品格、人际交往、成长环境、家庭状况、精神病理及心理状况外，社会调查还应包括对未成年人是否对其自身、他人及社区造成危害的评估。该手册特别提醒道，“所有这些因素，都对法院做出真正合乎儿童、家庭及社区最佳利益的适当安置至关重要”(69)。愈来愈多的州在进行社会调查和制作社会调查报告时，越来越强调对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及归责性的评估。在制作社会调查报告之前，绝大多数州都要求缓刑官进行必要的风险评估与需求评估，确保相应建议具有现实可操作性。

因大多数罪错少年犯行情节比较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故此美国少年司法尤为强调未成年人的顺利回归社区。未雨绸缪，对未成年人所在社区相关资源可得性及未成年人复归社区可能性的现实分析，特别是邻里周边对未成年人的接纳度及维护成年人对邻里周边的接纳度，都日益成为社会调查的重要内容。

基于防卫社会目的，许多州对社会调查报告保密性亦有所松动。如在路易斯安那州，法院可在收到社会调查报告30天内，下令向未成年人所就读学校透露如下信息：在读9至12年级之未成年人（相当于我国在读高中生）此次被捕、先前定罪或安置的任何信息；触犯重罪或分发、携带毒品等轻罪之未成年人逮捕、指控及裁判听审所有信息(70)。而依《爱荷华州法典》第232．48（4）条，如果社会调查报告显示未成年人行为危他人安危，或者其暴力行为已致使他人身体伤害，或为性虐待的施暴者或被害人时，除非法院另有命令，否则未成年人父母、监护人养父母或其他肩负监护责任的人都可获取社会调查报告中的有关信息(71)。

随着对被害人保护力度的加大，联邦及一些州近年来明确要求社会调查报告应当涵盖“被害人影响陈述”(72)。其目的在于了解被害人因未成年人罪错所遭遇的身体与精神损伤及经济损害，调查内容包括被害人对该罪错的回溯、被害人损失、被害人所获补偿等等。在涉及到一些严重未成年人案件中，缓刑官通常需要从被害人或其父母等监护人处获取被害人影响陈述，并将其写入报告之中。而若被害人为未成年人时，则访问对象亦涵盖其父母或监护人。此外，若被害人死亡，则其近亲属会被缓刑官询问之。上述被害人影响陈述将作为社会调查报告组成部分一并提交至法官处(73)。比如在新泽西州，新修订的《少年司法法典》规定社会调查报告应当包含被害人影响陈述或被害人近亲属影响陈述；陈述内容涵盖遭遇的人身、心理或情感伤害及创伤，所遭受的包括收入及工作能力损失在内的任何损失等等(74)。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Bryan，Garner A．（2009）．Black's Law Dictionary（9th edition）．St．Paul，MN：West Publishing Company，p．1303．

⑵Alarid，Leanne F．and Rolando v．del Carmen．（2011）．Community—Based Corrections（8th edition）．Belmont，CA：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pp．52—53．

⑶Scheb，John M．and John M．Scheb II．（2011）．Criminal Law and Procedure（7th edition）．Belmont，CA：Wadsworth，Cengage Learning，p．615．

⑷Neubauer，David

W．and

Henry F．Fradella．（2011）．America's Courts and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10th edition）．Belmont，CA：Wadsworth，Cengage Learning，p．410．

⑸Neubauer，David

W．and

Henry F．Fradella．（2011）．America's Courts and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10th edition）．Belmont，CA：Wadsworth，Cengage Learning，p．518．

⑹Siegel，Larry J．and Brandon C．Welsh．（2011）．Juvenile Delinquency：the Core（4th edition）Belmont，CA：Wadsworth Thomson，p．349．

⑺Cox，Steven N，Jennifer M．Allen，Robert D．Hanser and John J．Cornrad．（2008）．Juvenile Justice：A Guide to Theory，Policy，and Practice（6th edition）．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p．160．

⑻Hess，Karen M．（2011）．Juvenile Justice（5th edition）．Belmont，CA：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p．320，⑼Siegel，Larry J．and Brandon C．Welsh．（2011）．Juvenile Delinquency：the Core（4th edition）Belmont，CA：Wadsworth Thomson，p．350．

⑽Hess，Karen M．（2011）．Juvenile Justice（5th edition）．Belmont，CA：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p．320．

⑾Abadinsky，Howard．（2006）．Probation and Parole：Theory and Practice（9th edition）．Upper Saddle River，NJ：Pearson Prenrice Hall，p．36．

⑿Lawrence，Richard and Mario Hesse．（2010）．Juvenile Justice：The Essentials．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p．190．

⒀Champion，Dean（2010）．The Juvenile Justice System：Delinquency，Processing，and Law（6th．edition）．Upper Saddle River，NJ：Pearson Prentice Hall，pp．293—296．

⒁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Courts．（2012）．New Law Advisory．Trenton，NJ：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COurts of New Jersey，p．3．

⒂同注释⑽。

⒃Lawrence，Richard and Mario Hesse．Juvenile Justice：The Essentials．（2010）．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p．190．

⒄North Carolina General Statutes and Codes，§7B—808（c）（1）．

⒅同注释⒇。

⒆Child in Need of Aid Rule，§16（c）．

⒇同注释(22)。

(21)Louisiana Children's Code，§891．

(22)Tennessee Rules of Juvenile Procedure，§33（e）．

(23)Iowa Code，§232．48（4）．

(24)Kupchik，Aaron．（2010）．Juvenile Crime（revised edition）．New York，NY：Facts on File，pp．88—89．

(25)Dorne，Clifford．（2008）．Restorative Jus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Upper Saddle Rover，NJ：Pearson Prentice Hall，p．159．

(26)Texas Family Code，§54．04（b）．

(27)Tennessee Rules of Juvenile Procedure，§33（a）．

(28)Child in Need of Aid Rule，§16（a）（2）．

(29)Child in Need of Aid Rule，§16（a）（5）．

(30)Whitehead，John

T

．

and

Steven P．Lab．（2013）．Jurenile Justice：An Introduction（7th edition）．Walham，MA：Anderson Publishing，pp．291—292．

(31)Dorne，Clifford．（2008）．Restorative Jus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Upper Saddle Rover，NJ：Pearson Prentice Hall，p．160．

(32)Wyoming Juvenile Justice Ac，§14—6—227（c）．

(33)Wyoming Jurenile Justice Ac，§14—6—227（d）．

(34)Louisiana Children’s Code，§890（B）．

(35)North Carolina General Statutes and Codes，§7B—808（a）．

(36)Florida Code，985．§43（3）．

(37)North Carolina General Statutes and Codes，§7B—2413．

(38)Tennessee Department of Children's Services．（2010）．Predisposition Investigation and Report Manual．Nashville，TN：Tennessee Department of Children's Services，p．3．

(39)Child in Need of Aid Rule，§16（c）．

(40)同注释(38)。

(41)Mays，Larry，and Thomas Winfree．（2003）．Juvenile Justice（2nd edition）．Long Grove，IL：Waveland Press，p．152．

(42)Florida Code，985．§43（2）．

(43)Tennessee Rules of Juvenile Procedure，§33（c）．

(44)同注释(42)。

(45)Roberson，Cliff．（2000）．Exploring Juvenile Justice．Belmont，CA：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p．176．

(46)Lawrence，Richard and Mario Hesse．（2010）．Juvenile Justice：The Essentials．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p．190．

(47)Malion，Gerald P．，and Peg McCant Hess（Eds．）．（2005）．Child Child Welfar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A Handbook of Practices，Policies，and Programs．New York，NY：Columbia University，p．698．

(48)Florida Code，985．§43（3）．

(49)Louisiana Children's Code，§891．

(50)Child in Need of Aid Rule，§16（a）（3）．

(51)Mallon，Gerald P．，and Peg McCant Hess（Eds．）．（2005）．Child Child Welfar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A Handbook of Practices，Policies，and Programs．New York，NY：Columbia University，p．699．

(52)North Carolina General Statutes and Codes，§7B一808（a）．

(53)Champion，Dcan（2010）．The Juvenile Justice System：Delinquency，Processing，and Law（6th edition）．Upper Saddle River，NJ：Pearson Prentice Hall，p．299．

(54)Siegel，Larry J．and Brandon C．Welsh．（2011）．Juvenile Delinquency：the Core（4th edition）Belmont，CA：Wadsworth Thomson，p．350．

(55)Gardner，Martin，（2003）．Understanding Juvenile Law．Newark，NJ：Lexis Nexis Press，pp．278—279．

(56)Marsh，Toni．（2007）．Juvenile Law．Clifton Park，NY：West Legal Studies，p．91．

(57)National Prosecution Standards（3rd edition），§4—11．10．

(58)National Prosecution Standards（3rd edition），§4—11．11．

(59)Louisiana Children's Code，§890（D）．（4）．

(60)United States Attorneys’Manuel，§9—27．750．

(61)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Standards for Criminal Justice—Prosecution Function（3rd edition），§3—6．2．

(62)National Prosecution Standards（3rd edition），§7—2．15．

(63)Frey，Martin A．，and Charles P．Bubany．（1973）．Pre—Adjudication Review of the Social Record in Juvenile Court：A Low—Visibility Obstacle to a Fair Process．Journal of Family Law，12，p．393．

(64)Champion，Dean（2010）．The Juvenile Justice System：Delinquency，Processing，and Law（6th edition）．Upper Saddle River，NJ：Pearson Prentice Hall，p．300．

(65)Whitehead，John

T

．

and

Steven P．Lab．（2013）．Juvenile Justice：An Introduction（7th edition）．Walham，MA：Anderson Publishing，p．292．

(66)Mays，Larry，and Thomas Winfree．（2003）．Juvenile Justice（2nd edition）．Long Grove，IL：Waveland Press，p．151．

(67)Siegel，Larry J．and Brandon C．Welsh．（2011）．Juvenile Delinquency：the Core（4th edition）Belmont，CA：Wadsworth Thomson，p．348．

(68)Hess，Karen M．（2011）．Juvenile Justice（5th edition）．Belmont，CA：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p．320．

(69)Tennessee Department of Children’s Services．（2010）．Predisposition Investigation and Report Manual．Nashville，TN：Tennessee Department of Children’s Services，p．2．

(70)Louisiana Children’s Code，§891．

(71)Iowa Code，§232．48（4）．

(72)Alarid，Leanne F．and Rolando V．del Carmen．（2011）．Community—Based Corrections（8th edition）．Belmont，CA：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pp．52—53．

(73)Roberson，Cliff．（2010）．Juvenile Justice：Theory and Practice．Boca Raton，FL：CRC Press，pp．176—177．

(74)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Courts．（2012）．New Law Advisory．Trenton，NJ：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Courts of New Jersey，p．3．

【作者简介】广西大学法学院教授，美国山姆休斯敦州立大学刑事司法学博士，日本龙谷大学犯罪矫正博士后，研究方向：刑事法学、少年法学及比较检察学 【文章来源】《河北法学》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