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心得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深远影响

第一篇：十九大心得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深远影响

学习十九大报告心得

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思考

十九大的胜利召开，是我党，我国的一大盛事，为新时代条件下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主要思路和导向。其中，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十分符合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我国发展新阶段提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深刻揭示了我国基本国情的新特点新内涵新变化，为新时代我们党制定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提供了基本依据。这将对我国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主要矛盾的转变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呈现的新特征、面临的新任务和新挑战。表明我国从以前我们要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到现在是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的变化，反映的是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阶段的提高。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无论是更加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还是更加有效地坚持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都要求我们深入把握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的新变化。

第一，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的内涵和领域不断扩大，从基本物质文化需要向多样化需要扩展。

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的一个新的增长领域就是信息服务。要适应这一需求，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降低应用成本，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满足感。

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另一个新的增长领域就是养老服务。近几年我国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对养老的需求呈几何级数增长，但老年服务产业发展还比较滞后。为此，要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障基本需求，繁荣养老市场，提升服务质量，让广大老年群体享受优质养老服务，养老服务业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

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再一个新的增长领域就是文化服务。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于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而能够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数量不多，还不能满足群众高层次的文化需求。要满足这一需求，就要抓好文化建设，通过文化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一方面，要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完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加强基层文化服务能力建设，加强文化产品、惠民服务与群众文化需求对接，继续推进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加强老年人、未成年人、农民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文化权益保障。另一方面，加快发展网络视听、移动多媒体、数字出版、动漫游戏等新兴产业发展，推进文化业态创新，大力发展创意文化产业，促进文化与科技、信息、旅游、体育、金融等产业融合发展，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

第二，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的质量要求在提升，从数量要求向质量要求转变。

总书记在十八大结束后记者见面会上就讲：“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总书记讲到的“八个更”，每一个方面都包含着质量的要求。

更好的教育，不仅意味着提高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而且要使教育资源特别是基础教育资源尽可能实现相对均衡化分配；更稳定的工作，不仅意味着要创造更多更充分的就业岗位，而且要创造更高质量的工作岗位，使人们的工作更有尊严；更满意的收入，不仅意味着居民收入能够持续增长，增长水平达到一定预期，而且收入分配差距能够逐步缩小；更可靠的社会保障，不仅意味着保障的覆盖面和保障程度不断提高，而且意味着保障要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不仅意味着提升医院医生的诊疗水平，而且意味着医疗卫生资源能实现相对均衡化分配；更舒适的居住条件，不仅意味着要逐步解决广大群众的住房问题，而且尽可能降低群众在住房方面的支出，降低收入负担；更优美的环境，不仅意味着治理好雾霾等突出的环境问题，还要解决好地绿水净等问题；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不仅意味着满足群众基本的文化需要，而且意味着要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

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在质量方面的提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等收入群体日益增加。中等收入群体增加的原因在于经济新常态下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结果。所以，总书记明确指出：转方式调结构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侧面。转方式调结构是从主要依靠制造业转向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的过程，又是从主要依靠传统产业转向更多依靠新兴产业的过程。所以，习近平指出：“如果转方式调结构进程顺利，中等收入群体必然随之扩大。还要看到，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对扩大消费也是有利的。”

第三，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升级而且呈现出个性化的特点，生态环境需要与物质文化需要同等重要。

习近平明确指出：“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

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等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生态环境越来越珍贵，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越来越高，由此发生的环境群体事件在增加。总书记明确指出：“人民群众对环境问题高度关注，可以说生态环境在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中的地位必然会不断凸显。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环境问题往往最容易引起群众不满，弄得不好也往往最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我们要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通过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强化大气污染治理，严格环境执法和督查问责，对偷排、造假的，必须严厉打击；对执法不力、姑息纵容的，必须严肃追究；对空气质量恶化、应对不力的，必须严格问责；坚定不移推进绿色发展，推动自然资本大量增值，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让老百姓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环境中、切实感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环境效益。

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推进，人民群众对于司法公平正义的要求更加迫切，坚持公正司法的任务更加繁重。公正司法就是受到侵害的权利一定会得到保护和救济，违法犯罪活动一定要受到制裁和惩罚，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各种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损害人民群众的权益。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人民群众对于解决好收入差距问题的要求更加强烈，共同享有发展成果的愿望更加明显。其一，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在有些方面不能得到满足，不是由于生产不足问题，而是由于分配问题，由于在生产过程中没有很好地确立分蛋糕的权力，导致蛋糕做大了反而分不好蛋糕。第二，社会分层带来“贫困现象代际传递”等问题，一些弱势群体对于共享的要求比较强烈。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就决定了，发展仍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必须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继续推进充分发展；与此同时，还要把握发展的公平正义原则、协调性规律，实现平衡发展，从而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第二篇：诗言志对我国诗论的深远影响（精选）

论“诗言志”对我国诗论的深远影响

夏玲

“诗言志”最初和我国古代社会的颂神敬祖有关，“诗言志”的较完整表述，见于《尚书·尧典》中这段话: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从《尚书·尧典》的成书过程，后世学者推断“诗言志”的观念有可能在周代就开始孕育了，“诗言志”后来见于《尚书》《庄子》《荀子》等我国典籍，“朱自清在《诗言志辨序》中指出：就诗歌理论而言，“‘诗言志’是开山纲领”。[]

“诗言志”的传统开始起于周王朝的用诗引诗献诗，后转到作诗教诗论诗，孔门诗学观对“诗言志”命题从赋诗言志、献诗陈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四个方面进行了阐发，在儒家文论代表作《毛诗序》中论述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至此，“诗言志”得到阶段性完整归纳与表述，理论形态基本定型，后被历代诗论家进行丰富的界说和再阐释，后世不断强调和发挥，使得“诗言志”成为贯穿中国古代诗论的一个内涵异常丰富的诗学命题。

古老的“诗言志”要求诗歌表现人的主体胸怀，抒发诗人的情性、志向、怀抱，诗言志作为中国诗学的逻辑起点，在我国诗歌理论史上有着巨大深远的影响，对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引导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学理论的经典表述，当代诗人和诗评家有必要对它的内涵和特点进行学习，对“诗言志”对我国古代诗论的影响进行梳理，在诗歌创作和诗歌评论时吸取有价值成分。我们首先来看“诗言志”之“志”的内涵。

一、“诗言志”之“志”具包容性开放性伸缩性内涵

“诗言志”回答了“诗写什么？”的问题。“诗言志”命题的核心是“志”，“诗言志”命题明确指出了诗歌写作对象为“志”，“志”是诗的内容，“志”是“诗”所要表达的中心目标。从诗”与“志”的关系来看，孔子在楚简《诗论》中说 “诗亡离志”，明确了没有“志”，就没有了“诗”。“志”是“诗”的本根，“志”是作为诗的核心。那么什么是“志”呢？

许慎的《说文解字》据篆文将“志”分解为“心”和“之”两个部分，释作“从心，之声”，“之”在甲骨文里有“往”的意思，“志”相当于今天的意向。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据大徐本录作“从心之，之亦声”，“志”亦可解作“心之所往”或“心之所之”，“志”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意念。闻一多先生则将“志”分解为“从止从心”，取“停止在心上”或“藏在心里”的涵义，闻一多先生在《神话与诗》之中作了考证，认为：“志”的含义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记忆；

二、记录；

三、怀抱。[]

闻一多先生认为志到了汉代主要是第三个阶段的含义，志主要指的是人的志向和怀抱。其实，“志”在第一第二阶段具有的“记载”的含义，我们今天依然使用，比如我们说“地方志”“语言志”“志书”等时，就是这个含义。“志”在第三个阶段的“怀抱”，既可表示心所蕴集，亦有志向或意向的指称，是指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我们将《说文解字》和《说文解字注》的两种解释结合起来，用“怀抱”一词解释“志”也能包容意象和意念。

朱自清先生强调：“到了‘诗言志’和‘诗以言志’这两句话，‘志’已经指‘怀抱’了。” []指出在礼乐文明制度确立后，和“诗”相联系的“志”主要指和政教、人伦规范关联的人的志向和怀抱。“志”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就是和个人的思想感情交融的志向、理想、思想，偏重于人的内心世界的理性方面，在先秦时代儒家所说的“怀抱”之“志”，主要的是指关乎国运盛衰的政治、伦理、文化、风俗的社会意识，在儒家经典中的“诗言志”，主要表现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利内容，重于理。但是“志”因具体情况不同，有巨大的差异性和包容性。

庄子“诗以道志”的“志”则是指一般意义上人的思想、意愿和感情，在诗人的审美观照下得到升华，进入自我超越的境界，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可供传达和接受的诗思。

“志”即使在儒家典籍中也有着不同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的其他内涵，在孔子时代的“志”主要是指政治抱负时，也没有排除感性的抒情，而是有着广阔的包容性、开放性和伸缩性的。我们先来看在《论语》中孔门对话中有两次“言志”的记载：

一是见于《公冶长》：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

一是见于《先进》：（曾析）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后来在《庄子·缮性》中有这样一段话:“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今之所谓得志者，轩冕之谓；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傥来，寄者也。寄之，其来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其乐彼与此同，故无忧而已矣。”后来有论家据此将“得志”分为“荣身之志”和“适性之志”两种类型。子路的“志”表现出对友情的珍重，曾析的“志”是一种对诗情画意人生境界的追求，并以生动的生活形象表述，都没有多少功利性的社会意识大目的，不是“治国平天下”的大志，比照《庄子·缮性》上面这段话，子路和曾析的志都是没有济世怀抱的适性之志，是富有个人情感体验的志，文字表述非常抒情，但这两次“言志”，都得到了夫子的肯定。可见，“志”有丰富的个别差异性，且这种丰富性差异性从孔子开始就被包容和承认。“志”作为“心之所之”的意向，“志”的理性成分是与社会政教、人伦相关联的怀抱，“志”的这种理性成分对诗人的整个情意指向情意活动起着重要的指导与规范作用。但“志”又是“心之所止”，“志”的发动过程需要情意在诗人的内心蕴积，诗人的“志”的形成包含大量的感性因素，“志”作为诗人内心的情意活动本身是具有感性特点的，正是承认志的这种感性特点，“志”的这种兼容理性和感性的特点，使得“诗言志”为后世留下了无限的可阐释空间，使得“诗言志”的命题变得更富于弹性，能适应后世人们丰富、复杂的生活感受的表达需要。

“志”的具体内涵在我国长期的历史变迁中，有伸缩发展和丰富变化。战国中期后，由于对诗歌的抒情特点的重视，以及百家争鸣的展开，“志”的含义已逐渐扩大。钱泳则认为，“志人人殊，诗亦人人殊”。[]我国古诗中的“志”，也是非常丰富的，如《离骚》中所说的“屈心而抑志”、“抑志而弭节”，[]这个“志”的内容虽仍以屈原的政治理想抱负为主，但有了因政治理想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愤激之情及对谗佞小人的痛恨之情在内。再如屈原在《怀沙》中说“抚情效志兮，冤屈而志抑”“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 []中的“志”，实际是指他内心的整个思想、意愿、感情。宋玉的《九辩》，以着力摹绘秋意衰飒的景象与作者困顿失意的处境，表达 “贫士失职兮志不平”。《楚辞》中的《远游》、《卜居》、《渔父》、东汉班固《幽通赋》、张衡《思玄赋》、魏末阮籍《咏怀》表达的都是适性之“志”或超世之“志”，到了东晋玄言诗中适性之“志”或超世之“志”的表达更为广泛。

袁枚提出了“志”有“一日之志”、“终身之志”、“事外之志”、“诗外之志”和“即事成诗之志”等。同时，从“发乎情，止乎礼。”来看，古代诗学中也承认人的欲望，只是更为强调用礼义调和人的精神与物质统一，在现实生活中，文学活动在礼乐文明活动和“志”的升华中共生。“志”的这种多样丰富性，也为中国诗论后来的“情志并重”“诗缘情”等阐述提供了可能性开放性，为后来“情志合一”的提出打下了基础

《毛诗序》从 “志”的运动过程，作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的更为具体的阐释。“志”作为诗的生命本根，《毛诗序》用“发乎情，止乎礼义” []来概括诗“志”的感性基础与理性规范间的关系，说明“志”是一种以理性为导向的情感心理，情与理的结合成为 “志”的最大特点。《毛诗序》还从情志合一的角度, 进一步阐明：诗者, 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强调诗歌是诗人志向的宣发，而诗和志之间的中介是情感，诗是“志”因“情动”而由诗人从内在精神转化为“言”的诗文本的表现，认识到了感性的“情”和经过理性规范的“志”在诗歌写作中对立统一的关系。

到了魏晋时期，陆机于《文赋》中提出了“诗缘情”说，钟嵘后来的“吟咏性情”，也是想把抒情和言志结合起来。孔颖达通过“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的论述，欲将“言志说”与“缘情说”统一了起来。最后在明代汤显祖的《董解元西厢题词》中说：“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志也者，情也。”，[]强调诗歌中思想与感情的统一。在刘勰的“情志”说中主张因情见志，寓理于情。经过历代学者诗人们对“志”多方阐释，诗所要表达的“志”，有理性的思考、道德的积淀、人生的理想的含义，也有感性的体验情感的激发在内，不全是形而上的理性思维，也不同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感性经验。“志”已经是一种审美化了的生命体验，“志”所依赖的情意来自人的生活实践，萌发于诗人的实际生活感受，这样“志”就因时代和个人的不同，而有明显的实践性、历史性、个人性和社会性，志的人伦之志世俗之志超世之志的丰富多样层面，也为我国古诗内容多样丰富性开辟道路。

二、“诗言志”道出诗歌本质是显现人类主体精神

“诗言志”对“诗歌的本质是什么？”做了回答。孔子说：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志作为人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人的心灵动态活动，“诗言志”将人的这种精神活动作为诗的核心，规定了诗歌的心性本体和人文本体，在我国古诗中，以“志”为写作对象，即使是对物的咏叹，也要寄托和诗人“志”有关的事理情思，要向精神人格回归，这就高扬了文学的人格本体精神。

邵雍《谈诗吟》云“诗者人之志，非诗志莫传。” [] “诗言志”之“志”涉及人格精神建设，诗歌对“志”的表现，强调诗歌抒写主体真实的人生情怀，使诗歌具有内在人性的表达，对时代精神进行表现，对个体精神进行提升。

“志”后来经过儒家诗教的发挥和界定，有了主要为“中和”“无邪”的人格内容，有了道德礼义教化的丰富甚至是沉重的内容，但是也依然有丰富的多样的人性内容，志作为诗人人格化的人生追求，涉及情感信仰，同时，作为人性中的普遍性的特点，人的自尊自爱自信等始终是“志”的中心，“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 []，人性的力量人性中的美始终是诗歌写作的内容，对“志”的表现，在我国古代诗歌中呈现丰富充实的人生情怀内容，表现了诗人面对社会现实的丰富主体的情感。

经典《礼记》说“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则不可夺志，死则不可夺名。”在这里提出了格，格被认为是主体内在的“志”和外在的“行”统一。儒家的“感发志意”的基础是个体的道德、境界、生命追求。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孟子的“我善养浩然之气。” []，都显示了诗“秉承天地之心，代天地立言，是天地之美的精华。” []的精神高度。诗歌抒发主体真实现实丰富情感的特质，在今天依然应该被提倡。

三、诗、言、志关系探求丰富了我国古诗创作方法和风格

“诗言志”为回答“如何写诗？”这一问题开辟了多种方向的道路。“志发于言”为诗。“志”要通过“言”的表达才能构成诗，在“诗言志”中“志”是核心、“言”是形式、“诗”是文本，“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如何发言，就是诗歌的写作方法，在《诗经》中以“赋比兴”配合“言志”，赋、比、兴就是诗人言志观志的三种基本方法。

以诗“言志”，言能不能确切地表达“志”之“意”，还产生了“言尽意”和“言不尽意”这样两种矛盾的说法。讨论的总体情况，是认为“言”在日常生活经验的范围内讲是辞能达意的，而在形而上的哲理思辨上，是“言不尽意”的。因为道家偏重于形而上哲理思考，道家是认为“言不尽意”的，如何面对“言不尽意”，庄子有“忘言”说，认为诗人应该在“得意忘言”中“借言达意”，主张言说的意义不在于词语本身，而在于悟性的激发，在此认识基础上，道家开掘了直觉体悟写作方法。

而儒家总体上认为“言尽意”，《论语·卫灵公》中记述孔子说“辞达而已矣”，《左传》引孔子的话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都说明言语的功能能够达成“志”，并在诗中表现出来。但是孔子又说“予欲无言”，并引“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易·系辞上》又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孔子这是在表达他心目中的至理精义，他也很难用言语表述出来。

因缘于“言不尽意”的思考，如何解决“言不尽意”？促成了儒家“立象尽意”美学原则的建立。“言”如不能尽“意”，解决“言”“意”矛盾的途径是在“意”和“言”中间加入“象”，立“象”为中介，通过“言—象—意”结构来“立象以尽意”，“象”如果准确抓住了，就有可能尽“意”。后来王弼用“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 []来概括“言—象—意”三者之间的递进关系。“象”的提出还进一步提出了“言”的改造问题，要借文辞的恰当修饰，更好地发挥言的达意功能，而修饰过程中，便产生了多样化的意象要求。

儒家用“立象”说来解决“言”“意”矛盾，用象来作为“言”和“志”之间的津梁，提出“立象尽意”对中国诗学影响极大，“立象尽意”成了中国诗学乃至整个古典美学的一条主要线索，后来有关形神、情景、意象、境象、风骨、情采、隐秀、虚实、骈偶、声律、体势、法式诸要素的揭示，以及清新、俊逸、自然、雄浑、真趣等美学风格的发扬中，也都关涉到“象”的经营。由 “志”与“言”的矛盾而产生的“立了象”能否就“尽了意”的论辩，又激发了“境生象外”的深层次追问，乃至由“立象”、“取境”拓展为心物、情景、形神、意象诸问题的探讨，超升为气、韵、味、趣、神、理等因素的讲求，更丰富为辞采、骨力、体势、声韵、法式、格调各种诗歌语言形式的规范，使得我国诗歌的艺术表现形式和风格丰富多样。

四、“诗言志”为我国文学浓重的社会伦理色彩埋下伏笔

“诗言志”成为回答“诗歌的社会功能是什么？”的基础。孔子强调“诗教”，认为诗乐对培养人的道德有巨大“教化”作用，孔子认为“诗可以兴、观、群、怨”。

“诗言志”之“志”本身蕴含的人格内容道德积淀人生理想社会承担等内容，使得诗歌有能够完成“美刺讽喻”“教民化民”的重任的内容基础，“诗言志”从一开始就有政教与审美的二重功能，使得“诗言志”成为了我国古代诗论解说诗歌政治社会功能的基础之一。

我们来看孔子的诗的兴、观、群、怨。兴，是指诗歌的艺术形象可激发人的精神，使人的情感产生丰富波动，产生丰富的联想，人们从吟咏诵读品味解读诗歌中能得到一种美的享受。观，是指文学作品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主客观世界，既指诗歌的客观内容可以反映社会政治与道德风尚状况，即所谓“观风俗之盛衰” []，也指诗歌可以反映作者主观的心志倾向与感情状态，即从诗人所赋“诗”中可以观其言之“志”。群，是指文学有团结群体的作用，孔子认为文学作品可以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交流感情，加强团体凝聚力。怨，就是说文学可以“怨刺上政”，批评社会不良现象，抒发诗人不得志的忧愤，以干预现实。

在我国影响深远的儒家诗教和“诗言志”有直接的关系，经过孔子《诗》教思想的阐发，“诗言志”之“志”更多地有了“中和”、“无邪”之人格内涵，“诗言志”命题在孔门诗学的发挥下，表现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 []的对人的道德人格的直接教化，汉代以后儒家诗教教化的目的更明确是为了使大众的“为人”趋向“温柔敦厚”，情志能够“以义节之”、“止乎礼义”。后世的“文以载道”等强调教育作用的文道观，基本上也是受孔子“诗教”观的影响。

“兴观群怨”和“温柔敦厚”的诗教，对后世产生了极为巨大深远的影响，“兴观群怨”说，特别是“诗可以怨”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难以估量，我国现实主义文学有干预现实的传统，即是其巨大影响的一个方面。

在我国，“诗言志”观念历来借助政治权利推广拓展。“诗言志”最早是借舜帝之金口说出，又通过乐官夔推行“乐教”的方式落实，从西周的礼乐制度、春秋的赋诗言志到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到后来诗论经典的推广，一直到近代的诗歌革命，在“诗言志”的传播过程中，一直都有政治的影子存在，更加重了我国古诗的政教伦理色彩

五、“诗言志”导向诗人展开多样的人生实践活动

怎样才能写出诗来？“诗言志”命题告诉诗人写诗的前提是有“志”。诗人必须有志才能言志，这就需要诗人在现实人生实践中形成“志“，这样“诗言志”就有了广泛的实践性，“诗言志”之诗在我国古代的政治、外交活动中有具体广泛的实践性，同时“以诗言志”是诗人们的创作活动，也是诗人们广泛参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人生实践。最初的“诗言志”观念是和周王室与各诸侯国朝政上的采诗、编诗、引诗、献诗、赋诗、教诗、读诗、用诗、观诗等活动息息相关的，具有极其广泛的社会实践基础。我们先来看“采诗观风”，古代有 “采诗观风”传统，采诗是朝廷了解民风的一种政治活动，《诗经》中的许多诗就是采于民间的，《诗经》许多作品属于 ‘讽刺’与‘歌颂’两类，诗人们有意识运用诗歌来表示自己对人生、社会、政治的态度，已体现着人们“诗言志”的基本诗学理念，而许多采于民间的个人抒情歌谣，通过采诗、编诗、教诗、解诗等一系列加工改造，以“言志”的方式传递着与政教、人伦相关联的怀抱，而采来的诗被士大夫“观”被“教”，《诗经》的广泛传播，都使得诗中之“志”广泛地在现实人群中建立起来，成为礼乐文明的社会基础，“诗言志”实践性传统在中国诗学传统中始终存在，而且影响了一些时代人们的现实生活。

因为“诗可以怨”，在我国古代文人那里，就有了许多“引诗证志”“献诗陈志”“赋诗言志”以“刺上政也”的人生实践，《国语·周语上》载录召公谏厉王弭谤时，“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 以“补察时”的制度。《史记·孔子世家》载季桓子受齐女乐，孔子愤而去鲁之事。孔子当时还作了《去鲁歌》，这是孔子本人的 “献诗陈志”的行为，体现了他的诗学主张中“诗可以怨”的社会功能。孔子认为《诗》在教育中的地位是基础性的，主张“教诗明志”，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孔子孟子等坚持在公私讲学中教弟子诗，孔子教《诗》提倡“思无邪”，感发人之善心，注重诗歌纯净心灵的教育功能。《国语·楚语上》记载了申叔时：“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朱熹云：“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 []

受此儒家传统影响，我国古代诗人文人，注重实践，更多地在社会现实生活中以“引诗证志”“献诗陈志” “赋诗言志”“教诗明志”，参与广泛的社会性实践，常常是他们的诗歌创作和欣赏活动，和他们的政治、社交、为官、为民的现实生活不能分离，成为一种延续千年的社会文化风气，我国古代的大多数诗人写诗的过程和他们的生命过程紧密相联系。

六、“诗言志”对如何读诗解诗评诗作了方向性规范

如何读诗？既然“诗言志”，那么在诗的阅读欣赏过程中，就需要读出诗人微言大义中所导出的“志”来。孟子提出 “以意逆志”，“意”指读者之意，而“志”则是作者的思想意志，“以意逆志”就是说读者要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孟子还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认为解释诗的人，不能以个别文字影响对词句的理解，也不能以个别词句影响对诗本意的认识。应当以自己对诗意的准确理解，去推求作者的本意。为了做到“以意逆志”，孟子要求“知人论世”，去深入地了解诗人的生平为人思想和作品的时代背景。

孟子的“以意逆志”和 “知人论世”说，是我国古代比较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对后世影响极大，后世大量的诗话、词话等多数都是运用这一原则进行文学批评的。志不同，则文不同，志的高下，对文的高下的影响，这就使得我国诗歌注重精神产品和创作主体的一致性，志的实践性社会性历史性个人性更为明显，“诗主言志”，符合礼仪伦常的志，不是诗人表现在诗中的个体人格的全部，但也是诗人个体人格的重要的核心组成部分，导致了我国古代诗论诗评十分重视诗人的“人格境界”“现实为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古老的“诗言志”这一命题，不仅是我国诗论的“开山纲领”，而且深刻影响了后世对 “什么是诗？”“诗的本质是什么？”“诗写什么？”“如何写诗？”“诗歌有何功能？”“诗歌如何品读和评价？”等诗歌基本理论问题的回答，长时间全方位多角度的影响了我国古代诗论，成为我国古代诗论的逻辑起点和经典性的线索。

作者笔名夏吟，中国作协会员，昭通师专高级讲师，有诗文200多首篇发表于《诗刊》《诗选刊》《当代》等刊，有《冰雪魂灵》《一滴血的温度》《感动的天空》《天使在空中飞飞停停》《巾帼乌蒙》出版，有作品上百万字发表，有诗歌散文作品被译介到国外，原毕业川大哲学系。

第三篇：试论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新特点对公安工作的影响

试论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新特点对公安工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邓伟志。《中国当今社会矛盾的特点与解决途径》

[2]李强．当前中国社会的四个利益群体[J]．学术界．2000(3)． [3]郑杭生．社会转型论及其在中国的表现——中国特色社会 学理论探索的梳理和回顾(二)[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 [4]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6—27． [5] 郑杭生，《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新特点及其正确处理》 刊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英文刊名： STUDIES ON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年，卷(期)： 2006，(4)[6]李长健.蒋诗媛.陈志科现阶段群众利益诉求的法制化探究[期刊论文]-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 2009(2)[7].贾金玲当代中国社会矛盾与政策创新研究[期刊论文]-求索 2009(5)[8]郭姿论多元利益格局对构建和谐党群关系的影响[期刊论文]-社科纵横 2009(6)[9]李长健.陈志科.蒋诗媛论群众利益诉求的法制化[期刊论文]-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2009(1)[10]李长健.蒋诗媛.陈志科群众利益诉求的法制化探析[期刊论文]-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11]李长健.薛报春发展权理论与实践的逻辑变迁——以利益与利益阶层为视角[期刊论文]-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7(08)[12]周晨虹近年来关于阶层关系问题的研究述评[期刊论文]-唯实 2007(02)[13]李长健.薛报春.李伟论利益阶层对发展权理论与实践的影响[期刊论文]-财经科学 2007(06)[14]旬阳公安网《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找准化解社会矛盾的突破口和着力点》 2010-11-15

[15] 杨焕宁，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闭幕会议总结，2008-09-2

5摘要：

我国社会当前正处在快速转型过程中，经济体制转型和社会结构转型相互交织，社会分化趋势加剧，利益多元化格局鲜明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中国处于社会矛盾的高发期，也是一些非对抗性矛盾演化为对抗性矛盾的突发期。社会矛盾这一时期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犯罪率高，大案、要案居高不下，青少年犯罪十年翻番。群体性事件的增幅远远大于GDP的增幅，这对公安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正确理解当前社会矛盾对公安工作的影响，从而进一部完善我国的公共安全体系，就要立足于公安工作的本职特征并充分认识和分析当前社会矛盾的新特点、社会矛盾的主体、会矛盾的焦点、社会矛盾的表达以及社会矛盾的互动。

正文：

近一二十年，我国社会正处在快速转型过程中，经济体制转型和社会结构转型相互交织，社会分化趋势加剧，利益多元化格局鲜明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中国处于社会矛盾的高发期，也是一些非对抗性矛盾演化为对抗性矛盾的突发期。社会矛盾的多发与激化提高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代价和成本。而公安工作，一直处在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上。

社会矛盾，就是社会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最重要的特征和最深刻的意义在于它把市场化、工业化与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三类重大的社会转型浓缩在了同一历史时空，随着转型期体制变革的进一步深入，社会利益出现了较大分化，社会矛盾也日趋复杂，在这种过程中，利益分配在各个阶层中出现严重不均，利益冲突和矛盾较为普遍，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矛盾。这一时期社会矛盾的状况可以说是无奇不有。有关部门通常把城市化中的社会矛盾分为五类：（1）劳资纠纷；（2）征地补偿；（3）拆迁安置；（4）企业改制；（5）司法不公。也有分为十多类的，如：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涉法 涉诉、退役、教育、生态环境、金融证券、卫生、生产安全、食品安全等问题。

社会矛盾在这一时期呈现出了与以往历史时期不同的的特点：

首先，从社会矛盾的成因上看，当今社会矛盾的特点之一是具有复杂性、综合性、多因性。多种矛盾可能源于一个因子，多个因子可能作用于一个矛盾。矛盾的症状呈交叉感染的走向。

第二，从社会矛盾形成的过程看，当今社会矛盾的特点之二是具有突发性、敏捷性，猝不及防。有时甚至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小题”常常被一些人“大做”。社会转型期利益的分化与利益群体的形成，导致利益冲突频发。这种利益冲突成为当今社会矛盾产生的内在根源。社会利益矛盾的关联多极化、复杂化，导致在转型期一点小事，或一个小的矛盾都有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矛盾，造成一系列的后果。

第三，从社会矛盾的规模上看，矛盾冲突群体化。转型期矛盾个体交往组织化程度和群体性交往频率增加，矛盾趋向激化并有诉诸冲突的可能，突发性和未可预期性大为增加。随着利益的分化与调整，矛盾个体在利益选择面前，往往会为共同的利益集聚起来，使社会个体矛盾演变为群体矛盾。同时，一些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往往也由于利益的相关性，获得社会舆论的支持，形成社会矛盾群体化的心理基础。

第四，从社会矛盾的组织性上看，当今社会矛盾的特点之四是矛盾博弈政治化。转型期以前的矛盾表现相对平稳有序，社会转型期突发矛盾明显增加。在这一增量中，矛盾博弈政治化倾向表现突出。矛盾个体往往不直接要求解决自身问题，而将问题与转型期的腐败、人权保障等政治问题相挂钩。

第五，从社会矛盾的烈度上看，当今社会矛盾的特点之五是呈暴力化。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而导致肢体冲突的恶性行为几乎是司空见惯的。一支赴台旅游的人群，争着在“日月潭”三个字旁边留影，互不相让，结果动手又动脚。被境外多家媒体叫作：“出丑”、“丢脸”。此外，动刀动枪的事也不少见。

第六，从社会矛盾的技术手段上看，当今社会矛盾的特点之六是智能化。矛盾的双方都在采用高新技术，在网上动员，在网上人肉搜索。有时虚拟世界同现实的物质世界相对立，比如湖北的邓玉娇事件，在如何量刑上的争论，截至2009年6月5日，网上的参与者多达380万人次。这在过去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近年的走向是：虚拟世界在推动物质世界蹒跚前进，盘旋而上。

第七，从社会矛盾的化解历程上看，当今社会矛盾的特点之七是具有持久性。“来得快，退得慢”。某些事件常常是看似退了，上报也说解决了，实际上是犹未了，旷日持久，留后遗症。有人说：长得像“松鼠尾巴”。这也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第八，从社会矛盾的波及面上看，当今社会矛盾的特点之八是具有全球性。一个村、一个乡发生的事件几分钟后便搞得满城风雨，大事小事都会被境内、境外的一些人炒作得沸沸

扬扬，甚至传遍全世界，引发多方评论。

第九，从社会矛盾的后果上看，当今社会矛盾的特点之九是矛盾解决复杂化。转型期社会矛盾波及范围大，影响人员多，社会影响广，涉及的主体利益差别甚至超过很多人的心理承受度，形成稳定共识的难度进一步增大。转型期社会矛盾往往关系到某一群体或多个群体的共同利益，涉及的范围和人员较为广泛。一件偶发的社会矛盾事件，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出现“交叉感染”，引发多起社会矛盾事件。稍不留神，就会引发社会动荡。

第十，从社会矛盾的周期性上看，当今社会矛盾的特点之十是具有间歇性、阶段性、专题性。因某一工程出的事，工程结束了，事情过去了，矛盾也就暂告一段落了。再一个工程来了，矛盾又起来了。“矛盾—化解—前进—再矛盾—再化解—再前进„„”周期性源于矛盾的两重性，好事中有坏事，正功能中有负功能。这就要求公安工作中要防止负功能扩大化，努力把负功能缩小到最低限度，变坏事为好事，让周期性呈“下滑线”的路径。

公安工作，始终处在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上。面对当前社会矛盾的新特点，公安工作面临重大挑战，新时期的公安工作怎么做？如何面对和破解打击犯罪和维护稳定的难题？又怎样使公安队伍践行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重要课题。社会矛盾越来越少、越来越小，社会和谐成分就越来越多、和谐面就越来越大，各类治安、刑事案件的发案率就会越来越低。公安工作就会减轻在侦破案件上的沉重压力，公安机关、公安警察给公众的形象就变得更加可亲、可敬。

然而，反思当前，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公安部门作为一个特殊的国家机关，有法律强制力作为后盾，公安工作人员在进行公安工作时往往容易犯以下两点错误：

一种是，人为地激化矛盾。比如，某些地方公安派驻城管处理与摊贩之间的管理冲突，某些地方公安频繁介入群众聚众与政府官员之间的群体事件。公安总习惯性地站到公众的对立面，全副武装在不适宜的公开场所出现，等于给社会矛盾火上浇油，把本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激化成群体事件。人为地激化矛盾，只能使社会矛盾恶性转化。

一种是，故意地掩盖矛盾。因为，公安工作的失责、失误，有意或无意地侵害了群众利益，已经造成了无辜伤害事件。在面对公众舆论的质疑时，又千方百计掩盖事实真相，欺骗舆论，搞愚民政策。掩盖社会矛盾的结果，只会激起社会公愤，把本来是某个点上的矛盾扩大成面上的矛盾，严重损害了公安机关应有的形象。故意地掩盖矛盾，也会使社会矛盾无限扩大。

以上这两种欲盖弥彰的行为，不仅不能有效的遏制社会矛盾的发展、化解社会矛盾，相反的，它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夸大的催化剂，在当今媒体日益发达的情况下，只会使公安工作的进行更加举步维艰。

公安工作人员必须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公安工作最广泛、最直接、最敏感的信息来源，是对各种违法犯罪现象施加压力最普遍、最直接、最及时的力量，人民群众在对付各种犯罪及治安问题方面的智慧和力量是公安工作取之不尽的社会资源。公安工作对待社会矛盾的正确做法，应该尽力地去做好专政机关的群众工作。公安工作的传统方法，就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公安工作的根本宗旨，就是为了群众，保护群众。

公安战线开展的“全国公安民警大走访”，就是把公安的专政职能和群众工作相结合，从形象设计上，站到了群众一边，群众自然地把公安人员当成“自家人”，有效地化解了社会矛盾，孤立和打击了极少数违法犯罪分子。因此，基层基础工作的着力点就是“警民关系”，就是要做到“警有为、民受益”。与群众的关系搞好了，群众就会支持配合，公安工作就会如鱼得水；与群众的关系搞僵了，群众就会唱反调，公安工作就会如履薄冰。事实证明，只有努力地化解矛盾，钝化矛盾，才会使社会矛盾逐渐减少。

对此，江西宜春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万秀奇做客新华网江西频道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考量一个地区公安工作的标准，不在于破了多少案，不在于抓了多少人，而在于增加

了多少社会和谐因素，化解了多少社会矛盾纠纷，看你的执法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如何。一句话，就是“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是衡量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

当今社会矛盾的新特点对公安工作的启发：

一、充分认识新时期社会矛盾的性质，增强做好群众工作的责任意识

（一）从公安机关的性质任务上看，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是公安工作人员必须履行的政治使命。在当前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定社会构架下，历史遗留问题与改革派生问题相互交织，经济领域的问题与社会领域的问题相互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大量复杂的社会矛盾。这就要求公安机关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把做好群众工作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的主要渠道，努力营造稳定的政治环境、有序的法制环境、优良的服务环境、和谐的社会环境。

（二）从公安机关的执法实践上看，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是公安人员必须承担的基本责任。强化治安调解已经成为基层公安机关执法管理的重要形式和广大民警做好群众工作的基本方式。公安工作人员要处理好“刚性管理”和”柔性执法的关系”，对于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尽可能通过调解和化解来加以解决，最有效地处置因民间纠纷、经济利益纠纷引起的一般治安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以最低的管理成本换取最佳的执法成效。

（三）从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上看，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是公安人员必须回应的，社会期盼公安人员既要履行法定职责“破大案”，也要情系群众“化小案”，真正满足老百姓的期待与心愿，努力构建更加和谐警民关系。

二、理性分析新时期社会矛盾的特点，实现做好群众工作的方式转变

（一）针对社会矛盾高发性、多发性的特点，实现被动化解到主动预防的转变。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再调整，大量利益诉求的增加，导致了社会矛盾的增多。这要求公安机关要顺应“矛盾凸显期”的需要，改变过去以坐等报警、“坐堂问案”、事后查处、事后调解等为主的传统警务方式，变被动为主动，最大限度地把社会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初始阶段。既要加强研判，掌握民意，找准源头，提前工作，也要主动协调党委政府，建立社会矛盾风险评估机制，加强民意调研，充分了解群众的意愿，加强不同层面的情报信息汇商分析。对有可能形成社会影响和危害的苗头，及时通报有关部门，早发现、早介入、早防范，切实提高公安机关化解社会矛盾的预知、预警、预防水平。

（二）针对社会矛盾扩散性、冲突群体化的特点，实现以慢为主到以快为主的转变。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不仅数量多，而且往往表现出一种连带性的、迅速扩张的特征，社会矛盾的演化空间很大，一些个案问题处置不当极易演化成整体矛盾。面对这种情况，公安机关化解社会矛盾更要讲究执法手段时效的高效化，要摒除过去传统的以拖为主、以慢为主的工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采取多种手段，尽可能将矛盾纠纷化解在未扩大、未激化、未成气候的萌芽和初始状态，获得最佳的执法效果和社会效果。在信息化时代，许多社会矛盾不是孤立的。

广东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公司停工事件发生后，在天津的丰田公司职工也因要求涨薪而出现停工事件。西青区内有与丰田公司关联企业28家，且都是日资企业。针对有可能出现的关联性问题，分局迅速开展调查并向区委预警。区委连夜召开会议，派工作组到这些日资企业了解情况，说服日资企业主动采取措施，加强劳资双方的协商，向员工做好思想工作，最终维护了企业正常的经营秩序，有效避免了停工事件在的出现。

（三）当前的社会矛盾成因复杂，特别是现阶段，我国民众对于基础民生问题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视，民众关注的主要问题多集中在同自身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方面，如就业难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住房问题等。在这样的情形下，源自民生方面的社会矛盾必然会大量出现，而这些诉求靠公安机关单兵作战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因此，公安工作应该动员社会各个部门的力量，深刻理解和把握新时代群众工作的内涵，齐心协力、地

开展群众工作，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群众工作的着力点和突破口，积极回应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新期待、新要求。

三、探索化解新时期社会矛盾的规律，推进做好群众工作的机制创新

（一）预防为主，建立完善社会矛盾排查预警机制。做好社会矛盾化解工作，首先取决于情报预警水平。例如，针对农村城镇化建设、土地开发、房屋拆迁、医患、劳资纠纷等焦点问题，加大情报信息建设力度，拓宽情报信息渠道，在不稳定地区积极物建了一批“堡垒户”和情报员，及时获取预警性、内幕性、深层次的情报信息。努力做到未雨绸缪、先知先觉，有效防范各类社会矛盾的发生。

（二）民生为先，建立完善社会矛盾利益诉求机制。由于各个方面利益诉求渠道不同程度的缺失，不同阶层利益和要求难以有效地表达和维护，已经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一个焦点问题。公安机关应坚持以人为本，进一步强化民警的群众观念和宗旨意识，将群众工作就是警务工作的理念，落实在工作和行动上。以公仆的身份、平等的心态对待群众，带着深厚的感情去关心群众、联系群众、帮助群众。

（三）明确标准，建立完善群众工作激励机制。群众工作能力是公安民警一项最基础、最核心的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毫不动摇地把群众工作作为一项公安机关的基础工作、把提高群众工作能力作为一项基本功来抓。长期以来的公安实践证明，群众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公安工作的效能和公安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公安工作在贯彻群众路线上遇到了新情况、新变化和新问题，使群众基础出现弱化，影响和制约了公安工作的长远发展。因此，打牢群众基础，提高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满意度，建立起适应公安工作需要的新型警民关系，对于公安工作的长远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四）履行职责，建立完善群体性事件应对处置机制。各类社会矛盾的增多和激化，必然带来群体性事件的增多。公安机关既要从源头上重视做好社会矛盾的预防工作，也要完善预案，做好对各类重大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现场处置工作。在处置过程中，公安机关要要准确判断事件的性质，不能随意定性，要严格遵守《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等法规，坚持慎用武器、慎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的“三个慎用”原则，既要防止使用警力、武器警械、强制措施而激化矛盾，使事态扩大，又要快速反应，果断对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依法采取措施，及时处置，尽快恢复秩序。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就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打击非法、保护合法，改变“法不责众”的传统观念，减少仿效性。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政府正面的法治宣传教育外，公安机关要在打击组织、策划、煽动群众闹事的为首分子和打砸抢烧违法犯罪分子的准确性上下功夫，提高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正面示范效果。

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不仅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关系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是对公安机关驾驭复杂局势、提高执法能力的重大考验。作为公安机关，必须认真贯彻中央、公安部领导关于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高度重视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保证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第四篇：十九大精神系列党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深刻认识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懈奋斗

——深入解读十九大精神专题党课之二：

社会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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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

日）

同志们：

党的十九大刚刚胜利闭幕。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是压倒一切的重大政治任务。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不仅要笼统地学、概括地学，更要细统地学、具化地学。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在出席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央宣讲团动员会上提出了“七个讲清楚”：讲清楚党的十九大的鲜明主题；讲清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讲清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意义；讲清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深远影响；讲清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讲清楚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部署。

对于我们学习党的十九大，就是要细统地、具化地把这七个方面弄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聆听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过程当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表述在十九大后相信大家多次听到提及，可以说已经成为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后，提及频率最高的问题之一。今天我们就来共同学习一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深远影响。

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谈一谈：

第一，我们共同了解一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进程；

第二，我们共同了解一下为什么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要发生变化，也就是变化的依据是什么

第三，我们共同了解一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后会产生哪些深远影响

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进程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认识国情，最重要的是搞清楚现实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和它的变化。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全面、准确地把握了我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基本国情，才正确地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动力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也有一个如何认清国情、正确判断我国社会所处历史方位的问题。像中国这样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时间不长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对它的基本国情应该怎样认识？党一直进行着极其艰苦和有益的探索，但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总的来说处于不完全清醒的状态。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和邓小平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科学判断。我们讲从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最大的“实际”就是这一基本国情。

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有几次调整。

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1979年，在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明确了这个问题“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了规范的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指出“我们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再次强调，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仍处在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重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

2010年，党的十二五规划提出，建立和谐社会主义，并且提出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要努力平衡人民过快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社会生产之间的关系。

2017年，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从1956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当年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首次就主要矛盾做了这样的判断：“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主要矛盾的判断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党和国家全局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为工作重心的转移提供了依据。

从党的八大时算起，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个提法至今已经60多年了。党的十九大在深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修改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二、社会矛盾变化的主要依据

主要矛盾是什么直接决定着你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改革开放之初，一直到十九大之前，我们对主要矛盾的判断是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判断是准确的。比如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很多人的温饱问题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几十年来，我们因为这样的判断，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包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写入了我们党的基本路线。但这次十九大为什么要改变这个判断？确确实实是因为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已经不仅仅是满足物质、文化需要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当中就讲到了，人民有什么需求呢？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所以说党的十九大对社会主要矛盾所做的判断，是坚持实事求是得出的正确结论，既有深厚的理论依据，更有坚实的现实基础。

（一）社会主要矛盾双方内涵发生了变化，但“需求”和“供给”的根本结构没有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意味着新变化，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确定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内涵都在改变。从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的转变，体现了需要呈现出的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

（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自2010年开始稳居世界第2位，220多种主要工农业产品生产能力稳居世界第1位。

从农业看，我国粮棉油肉蛋菜果茶等多种农产品总量和人均占有量均位居世界第一，农业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高标准农田占比超过了52%、农业机械化率超过了65%、农业科技贡献率超过56%，等一系列重要指标均超过50%。

这些都说明，我国长期所处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再讲“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不符合实际。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56美元左右增长到2016年的超过8000美元，已经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从1978年的343.4元、133.6元提高到2016年的33616元、12363元；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下降到29.3%和32.2%。（恩格尔系数则由食物支出金额在总支出金额中所占的比重来最后决定。恩格尔系数达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

人民群众的需要在领域和重心上已经超出物质文化的范畴和层次，只讲“物质文化需要”已经不能全面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

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转变，体现了发展呈现出的阶段性新特点。生产力总体水平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行列，“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不再是中国现实，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影响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因素很多，但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其他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由此造成或派生的。发展不平衡，主要指各区域各领域各方面发展不够平衡，制约了全国发展水平提升。发展不充分，主要指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一些方面还存在发展不足的问题，发展的任务仍然很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表现在很多方面，既有社会生产力方面的不均衡，也有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方面的不平衡，还有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均衡。这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带来很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必须采取措施加快解决好。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进入新时代，主要矛盾双方的内涵发生了变化，表述发生了变化，但矛盾内部实质结构“需要”和“满足需要”是不变的，无论是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还是“美好生活需要”，都是围绕群众“需要”变化的；同样“落后的社会生产”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紧扣的也是矛盾的另一端“满足需要”，两者之间的不协调始终存在于主要矛盾的演变过程之中，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二）社会主要矛盾发挥的作用发生了变化，在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地位没有变。

社会主要矛盾在不同社会形态和不同时代的表现是不同的，发挥的作用也有所不同。新中国成立后，过渡时期，党把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社会主要矛盾，实施社会主义改造，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政权，恢复了国民经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八大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在这一判断的指引下，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决策，开启了10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恢复了八大的判断，并结合“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的实际，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在此基础上，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主要矛盾的历史作用虽有不同，但地位是不变的。一定意义上讲，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了新时代的出现。换言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出现新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基础、为支撑的。正是由于出现了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判断，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三）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阶段发生了变化，但我国所处基本国情没有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主要矛盾变了，但发展阶段论和国际地位论没有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主要矛盾、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三者紧密相连，互相统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许多阶段构成的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每个阶段又有各自的特征。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主要矛盾的变化是矛盾双方量的积累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仍然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一个标志性变化。新时代，尽管中国的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依然存在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等问题。

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需要多种有利的外部条件，最大实际是我们党基于发展状况对我国国际地位保持的清醒判断，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担忧，有利于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推进，有利于加快实现现代化强国所需的和平国际环境的维护。准确理解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既要深刻认识主要矛盾发生了新变化，又要深刻认识“两个没有变”，才能牢牢把握“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更好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四）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途径发生了变化，但我们的根本目标没有变。

主要矛盾不同，解决途径也不一样。当国家处在生产落后、经济短缺、物质匮乏、人民群众尚未解决温饱问题阶段，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改变“落后的生产力”，扩大物质基础，增强经济实力。在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增长的新时代，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光用改变“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单一手段或途径来解决，明显不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揭示了新时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指出了影响全面发展的突出短板和薄弱环节。解决和处理主要矛盾的途径，就是要从原来主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较为单一的办法，变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一系列重大战略的实施。具体而言，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主要矛盾的变化，带来解决途径的变化，但无论途径如何变化，路径指向的目标都是一样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永远不变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也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意识的集中体现。

三、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深远影响

十九大报告作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判断，是我们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方面的结合上进行思考，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上进行思考，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进行思考得出的正确结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深远的历史意义、客观的现实基础和重大的实践意义。

一是从理论价值上看，提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践运用。

唯物史观指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物质需求是人的第一需求，人们只有在物质需求基本满足之后，才能向精神文化、社会尊重等高层次需求发展。正如恩格斯所指出：“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毛泽东同志完整提出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概念，全面系统地论述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主要矛盾问题。邓小平同志拨乱反正，准确认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

当今中国，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深刻分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运动发展的状态和趋势，准确把握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丰富的发展趋势，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结论。这是我们党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善于聆听时代声音，创新21世纪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重要体现。

二是从历史意义上看，提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大势的重大决策。

实践表明，能否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以此来确定工作重心和根本任务，事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重大理论判断往往是开启发展新阶段的思想基础，是关乎全局的重大问题。“文革”期间，党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出现误判，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就出现了偏差，给党和人民事业带来重大损失，教训十分深刻。改革开放以后，党正确认识了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中国面貌就发生了巨大变化。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巨大发展，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把握成为执政党必须面对的重大时代课题。党的十九大正确分析当今我国基本国情，作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总结历史经验，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立足新时代新矛盾，开启新历史新征程的深厚的为民情怀和强烈的使命担当。紧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必将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三是从现实基础来看，提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我国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客观呈现。

改革开放近40年来，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生产能力极大增强，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基本摆脱了原来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状况，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正在走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在物质文化需要得到基本满足之后，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在落后的社会生产基本解决之后，我国发展起来以后更突出的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这些客观存在的新问题，决定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四是从实践意义上来看，提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为制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思路、新战略、新举措提供了基本依据。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对社会发展起着根本性、全局性的影响。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是党和国家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是我们党确立发展理念、制定发展战略的关键。

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判断，有助于党和国家更加全面分析和把握多方面、多样化、个性化、多变性、多层次的人民需要，更好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各项需求，与时俱进地研究分析人民群众需要的时代特点和演变发展规律，制定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判断，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问题，要求我们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据此作出重大创新发展。

总之，社会主要矛盾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建立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基础上，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我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我们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基础上的。正因为此，挑战也更加严峻，任务更加艰巨，工程更加伟大，使命更加光荣。我们必须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必须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以持之以恒的决心、坚韧不拔的毅力，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不断解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要。

第五篇：借钱对友情、亲情、爱情的深远影响

借钱对友情、亲情、爱情的深远影响

很小很小的时候，有一位老人对我说：

如果你想永远拥有这个好朋友，就永远不要向他（她）借钱！

如果你想永远拥有这个好亲戚，就永远不要向他（她）借钱！

如果你想拥有和收获这份爱情，就永远不要向他（她）借钱！

我非常非常地不服气：

有困难，找好朋友，为什么不可以？

好朋友，不光是在荣耀时共享快乐，更应该在最困难的时候，不离不弃，帮你共度难关呀？

有困难，找亲戚，为什么不可以？

因着血脉相连，生在同一个大家族的屋檐下，不光逢年过节时礼仪往来，串门问候，更应该在彼此出现困难时解囊相助，彰显亲情的魅力呀？

有困难，找恋人，为什么不可以？

爱情在甜言蜜语中行走时，看不出是否能够历练岁月，向爱情借钱，不正好可以考验出他对爱情的奉献度和投入感吗？

当时的我内心认为：

这位老人太市侩，友情、亲情、爱情，不正是世界上最值得信赖、最美好、最纯净的三种情愫吗？

难道在区区金钱面前，再美的友情都会被黯然涂炭？

难道在区区金钱面前，再深厚的亲情都会一地鸡毛？

难道在区区金钱面前，再山盟海誓的爱情都会烟消云散？

年少的我，一笑置之。

我记住了“不借钱“的铁律，只是因为不想相欠他人，但却绝对无法认可那份说辞背后意味的残忍含义。

很多的岁月飞逝，很多的历史上演，很多的故事发生。。

渐渐地，对于友情，我看到

有人将钱借给朋友，因面子不敢按时追索，当自己急用之时，捉襟见肘，内心煎熬，渐渐对朋友心生怨恨；

有人因着借钱给穷朋友，朋友发达后，自己却仍然原地徘徊，借钱的人内心无法平衡，兄弟反目的悲剧上演；

有人因为向朋友伸手借钱，在不能及时归还之前，无法坦然见面，过去天天相聚，现在却绕道而行，心中忐忑，友情生疏。

真的是：

钱一旦借出，彼此的债权债务就已经形成，除了哥们情谊，各自必须面对的生活用度的现实，使友情悄然变形。

借字出口，从此，借的人忐忑，被借的人纠结；

如然不借，从此，借的人怨尤，被借的人尴尬。

对于亲情，我看到

有人因买房借贷向亲人借钱，却不知道亲人的家庭也许正因孩子上学急需用钱；

有人因为生病向亲人借钱，却不知道亲人的钱也许已经套在股市，如果急取，便会过半贬值；

丈夫抗不过亲情借钱给自家弟弟学习技能，妻子会生气于上次娘家兄弟借钱盖房，老公不同意是多么冷酷无情；

老人借钱给老二了，下一次老三借钱时，老人即便手头再紧，也不能不借，否则便落下了厚此薄彼的嫌疑；

一旦借钱，只要未还，亲人再见，必生尴尬；

一旦借钱，亲友间的比较就已形成，钱有时会悄然变成亲情厚薄的计量天平；

真的是，借字一旦提出，便成了象征。

如然不借，被借的亲人被迫学习撒谎寻找看起来说的过去的籍口；

借的人伤心悲哀感觉自己被亲情抛弃不理。

如果借而未还，被借的亲人焦急愤怒；

借的人心虚不安，亲情自此披上了悲哀的外衣。

如要讨还，便有了重利轻亲的感觉；

如不讨还，亲情是讲了，自家的生活用度甚至命运都可能深受影响；

借还关系的建立，使亲情往往负受过重的道义。

很可能，在钱借到的同时，您失去了一个很不错的亲人的真心相待，只因为，你以你的生活，干扰了其他亲人的生活秩序。

对于爱情，我看见

有人向心爱的恋人伸手借钱时，恋人，即便双眸中不露出疑惑，心中也会微动；

婚恋关系尚未真正确立，为何如此匆忙地不分彼此？

有人特别委屈地倾诉，他说爱我，可以为我付出所有！可为什么第一次借钱，他便会变得冷淡，为什么爱情往往禁不起金钱的考验？

唉，那是因为呀，爱情在还没有缔结成亲情之前，就还只是友情！

彼此尚在相互的试探和积极的了解之中，相知远远未深。

在如此状态之下借钱，会使很多人的内心，因着未知的不安全感，自然营生疑惑。

爱情不同于亲情的是，它是两个陌生人走到一起结成的深厚情意。

因着陌生，动机自然变成非常被注重的重点。

如是真爱，什么都可以付出；

如不是真爱，所有付出都变成了亵渎。

所以，你们彼此走近的动机，就成为了考量一切的唯一。

而金钱动机，向来是爱情的头等死敌。

故若在爱情进行之时，借钱的举动，无疑在自我彰显动机，使爱情面临人类本性的强大挑战。

真的是，借字出口，爱情的纯洁动机就要开始接受潘多拉宝盒的考验；

不借的人，会被认为不愿意为爱付出；

借的人，容易质疑对方的爱情意图。

借与不借，都会在张口的瞬间，令爱情承受受伤的风险。

借钱对爱情的影响，与爱情本身无关，只与人性怀疑未知的本性关联。

我们都是人，不是神仙，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去挑战人性的本能，将尚未强大敦实了的爱情置于险地呢？

在历经了很多的岁月后，我终于明白了那位山林老人的话语：

金钱，与人性相关；感情，与人心相关。

人性与人心，本不是一个领域的事情。

我们需要他人的人心，给我们最真挚的友情、亲情和最美的爱情；

别人肯给，能给，已是你、我，百年修来的美好缘分。

而金钱，它与人心无关，它是人们用其来生活的根本，只与人之天性相关。

就象我们的手遇上火，会因着痛，缩回来。对痛的本能回避，这就是天性！

因把钱借给别人，而影响自己的生活，使自己的生活尴尬、痛楚，甚至困难，对这种压力的承受力和取舍态度，完全取决于人之天性本身。

有人可以无怨无悔地为他人承受自己的不便，借钱就不成问题；

有更多的人因为借钱可能会严重影响自己的生活，而发生犹豫或不愿，这是完全正常的心态，与善恶无关。

您如果执意要将人心和人性混在一起挑战，也许能得到，但更多的时候，是失去。

这其中，最残忍的，不是不借钱的那位仁兄，而是出口借钱的自己!

因为,强迫别人以忍耐生活的混乱或对爱情的纯洁意念被挑战为代价，借钱给你，如此挑战规则和人性本身的人，如同将人的手按在火上灼烧，还要求对方不因为痛的本能缩回，并告诉对方，如果缩回，即说明不爱。

如此，是多么残忍、自私和愚蠢的做法呢？

这种做法之下，很难不把自己置于尴尬，很难使自己拥有他人真挚的情谊。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无论我们的生活遇上了什么样的困难，请努力学习自我对抗，自我改变。不要轻易将我们的朋友、亲人、爱情，因着我们的困难拖累到一起，那是一种自私和愚蠢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