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主要特点及治理对策
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主要特点及治理对策文/ 文 扬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正处于一个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由于受经济利益关系调整、社会成员民主意识增强和法律法规不够健全配套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各类社会矛盾异常突出,群众信访活动不断增加,影响社会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尤其在一些地方出现大规模越级上访,甚至由此而酿成群体性事件,严重地干扰和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了极坏的负面影响。如何把握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特点,并落实相应的治理措施,这已经成为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社会普遍关注的一大热点问题。最近,我们就此作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并进行了一些粗浅的思考探索。
一、主要特点
1、矛盾构成越来越复杂。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的社会矛盾构成愈来愈复杂。按照现状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①利益冲突型矛盾。这主要是社会各阶层由于利益关系的调整而产生的利益冲突,导致各种社会关系的不和谐,进而形成各阶层间的对立和紧张。主要表现为利益丧失者或受损者与既得利益者之间产生强烈的利益冲突,如企业改制中的下岗失业职工、城市拆迁中的失房居民、农村征地中的失地农民、因经济困难而失学的青少年;还有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大量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村困难群众以及城镇低保职工等等。这类人群,可以说在当今整个社会推进现代化、城市化的过程中越来越边缘化,弱势群体更为弱化。这一群体既是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根源。②感情对立型矛盾。由于层层级级机构臃肿、人浮无事、办事拖拉、效率低下,加之少数干部态度恶劣,作风粗暴,甚至以权谋私、假公济私、行贿受贿、贪污腐败,利用职权从既有的社会财富中巧取豪夺。这就导致了社会怨恨心理膨胀,形成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在感情上的严重对立。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的贪污腐败现象,不仅仅是群众最痛恨的事关民心的现实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关系到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是当前最大的社会风险问题。③心理失衡型矛盾。分配不公是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社会分配两级分化倾向越来越为突出,导致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心理失衡,他们有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以发泄心中的怨恨和不满,有的怀疑现行政策,对现实生活充满困惑和不解,有的甚至仇视社会、敌视富人,进而不惜挺而走险,以身试法,演绎出杀富抢劫、绑架撕票的一幕幕人间悲剧。④阶级对抗型矛盾。境外敌对势力图谋西化、弱化、分化中国,从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的渗透不断加剧,并插手和利用我国的人民内部矛盾;台独势力不断制造事端,邪教组织活动日益猖獗,刑事犯罪呈高发态势,暴力恐怖活动威胁明显增长。此外,民族宗教领域的不稳定 1
因素潜滋暗长,互联网上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日益突出,等等。尽管当前的社会矛盾大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属于局部范围的矛盾、属于非对抗性矛盾,但有些矛盾和问题不加以疏导,妥善解决,那么,就有可能导致经济问题演变为政治问题,非对抗性矛盾演变为对抗性矛盾,局部地区矛盾演变为全局性事件,个别行为演变为群体行为,民事纠纷演变为刑事案件,国内问题演变为国际问题。因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2、参与主体越来越扩大。当前社会矛盾的主体较前几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90年代由于“三农”问题突出,尤其是农民负担不断加剧,曾经一度时期农民问题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时至今日,随着城乡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加快,使得社会矛盾的涉及主体不断扩大。根据有关资料分析,目前影响社会稳定的主体不仅有因干群关系紧张或征地失地的农民,而且有企业改革改制而下岗失业的职工;不仅有在职人员,而且有离退休人员;不仅有六十年代老武警、企业军转干、抗美援朝老战士、自卫反击战伤残军人、城乡志愿兵,而且有农村事业单位改革的“七所八站”下岗人员;不仅有离任村干部,而且有要求落实政策的辞退民办教师、计划外生育被处理处罚的对象,以及非法宗教组织的信徒、刑事犯罪分子等等。
3、涉访内容越来越广泛。从总体上说,目前因人民内部矛盾而引发的上访、集访、越访所反映的具体问题大致有以下几类:①落实政策类。六十年代老武警、自卫反击战伤残军人、城乡志愿兵复员军人、困难企业转业干部等都提出要求落实政策,如企业军转干要求落实“一个身份两个待遇”等。②涉土涉迁类。包括农村小城镇建设及招商引资办企业征用土地补偿不到位,农村土地承包、流转中产生的土地矛盾;包括城市建设中征地拆迁中引发的安置补偿矛盾等。③改革改制类。企业改制不透明、不公正、不公开,造成国有或集体资产流失;职工身份置换不规范,养老金、失业金等无着落而引发职工上访。④民事纠纷类。因民事纠纷而上访。⑤经济纠纷类。即因经济活动中当事人之间发生的矛盾纠纷而引发的上访。如非法劳务组织骗取他人钱财、房地产开发“烂尾楼”工程引发了方方面面的矛盾等。⑥涉法涉诉类。由于群众“信访不信法”心理的强化,一些问题原来应该通过诉讼渠道解决,但却有相当多的信访件涌入信访渠道,寄希望于通过行政途径来解决问题。这类现象的产生既有群众缺乏依法维权意识的影响,又有少数司法机关办案人员执法不公、执法不严,乃至办人情案、违法办案造成。不少上访对象甚至反过来通过信访投诉法律部门办事不公等。⑦干群关系类:如反映干部违法违规行政、大手大脚、滥支乱用,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等。⑧特殊群体类:主要是民族、宗教的问题等。
4、行为方式越来越剧烈。目前许多的社会矛盾在行为方式上表现为越来越剧烈。①组织化倾向明显。一些利益相关的群体通过少数人的策划、串联、煽动就某一问题达成一致,进而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上访,有的还组成跨地区、跨行业、跨系统的大联盟,互通情报、交流信息。②集访、越访迅速增加。目前许多上访者往往会采取组织亲朋好友或利益相关的人员集体上访的办法,依仗“人多势众”,来制造影响,施加压力。尤其是进省去京呈明显上升势头。③极端行为显著增多。一些上访者为达到目的,不惜以喝农药、跳楼、跳河,以及浇汽油自焚等极端方式来制造事端,扩大影响。甚至出现冲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堵塞交通等恶性案件。
5、处置难度越来越加大。目前,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处理处置难度加大。①群体性事件难处置。群体性事件由于参与人数众多、情绪激烈,一旦形成,不仅影响恶劣,而且难以处置,有些地方甚至不惜动用大规模的警力方将事态平息。②政策性问题难落实。一些矛盾和问题往往是带有政策性、全局性的共性问题,实非一个地方、一个部门所能解决。如企业军转干、老武警、伤残军人等要求落实政策问题,地方党委、政府想方设法帮助解决生活困难方面的实际问题,但又提出落实“一个身份两个待遇”的要求,既无上级批复,也无政策规定,地方党委、政府无据可依。又如反映村干部挥霍浪费的信访,也是基层处理解决矛盾过程中极为头痛的问题,因为法律上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没有明确的规定,即使查实了,只有依法罢免或组织处理外,对其他如经济退赔、追究刑事责任等毫无办法。③关联性矛盾难解决。现实生活中许多矛盾往往互相关联,处理了甲的问题马上可能会冒出乙的矛盾,导致在信访问题处理上动辄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如解决了甲企业改制遗留问题,有可能乙企业、丙企业矛盾又接踵而至。④违规性行为难处理。由于信访的法律法规和其他政策法规不明确,对信访人的义务只做了原则性规定,操作性不强,所以对无理上访、集体上访或胡扰蛮缠等违规行为没有相应的惩诫办法,也增加矛盾处理的难度。⑤历史性积案难查纠。有许多的信访案件或问题,由于时间跨度大,解决过程中查找原始资料都十分困难,处理到位实非易事。还有一些问题如历史上的城市拆迁安置,按照当时的政策条件补助安置标准比较低,一些上访者非得套用现在的标准要求增加补助,不解决就无理缠访等等。
二、原因分析
1、教育疏导乏力,滋生矛盾。
邓小平早就指出:“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在农村,目前,一些地方和相关部门不能有效地担负起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职能,有的成年累月开不上一次群众大会,更谈不上有计划、有步骤地宣传贯彻党在农村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宣传有关的法律法规,宣传农业科学知识,宣传农村文明新风。农村思想教育的苍白乏力,放任自流,导致社会新风得不到弘扬,歪风得不到遏制,社会正气得不到树立,邪气得不到抑止。以致农村中封建迷信沉渣泛起,宗族势力有所抬头,聚众赌博屡禁不止,红白喜事大操大办,邻里纠纷不断增多,社会矛盾潜滋暗长。
2、政策调节失衡,引发矛盾。
由于层层级级机构臃肿,职责不明,人浮于事,办事拖拉,甚至少数人不负责任,不讲原则,不上规矩。有的对上访对象搪塞应付,扯皮推诿,符合政策的久议不决,久拖不决,不符合政策的教育不得力、劝阻不坚决,态度暖昧,听之任之;有的“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导致在具体问题处理上不能“一碗水端平”,人为制造矛盾;有的考虑部门利益、小团体利益多,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带有随意性,倾向性,甚至政出多门,朝令夕改,导致在政策执行上出现畸轻畸重、失之偏颇,乃至自相矛盾、政策打架现象。
3、不法行政突出,激化矛盾。
近几年来,各级政府在法制化过程中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不法行政”现象仍然十分突出,由此而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一些基层组织在财政“分灶吃饭”的体制下,面对背负的巨额债务又没有合法收入来源的实际,为了保吃饭、保运转,不得不变着花样利用公共权力与民争利,这就使得立法权、执法权异化为政府或部门牟利的工具。诸如城市中可获得利益的土地政府低价征用而高价出让;本应由农民所得的水利、交通工程用地补偿安置费用遭到层层盘剥;打着改革改制幌子,而不顾职工利益暗箱操作出让变卖国有或集体企业资产;城市管理、城市拆迁中违规执法及乱收费、乱罚款黑洞,甚至少数地方和部门借执法之名行保护违法之实,以非法所得供养执法队伍,形成执法与违法相互依存的黑色“执法产业”,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以侵犯弱势群体利益而达到谋求政府或部门的利益。这种种“不法行政”行为的存在,严重侵害了群众利益,伤害了群众感情,激化了社会矛盾。
4、调处化解不力,积累矛盾。
目前,在社会矛盾处理处置的各个环节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突出的是:一方面信访渠道不畅。由于“一票否决”考核机制的作用,以及上级追查责任的多,帮助解决问题少的实际影响,导致层层级级对社会矛盾、信访问题“捂盖子”,怕揭短,千方百计遮掩矛盾,想方设法隐藏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对上访对象采取“人盯人”、“人看人”战术,劝阻哄吓,围追堵截,无所不用其极。全国许多省、市、县在京设立专门工作机构堵截信访人员就是信访渠道不畅的最典型表现。另一方面上推下卸严重。由于一些社会矛盾或信访问题,情况复杂、处理困难,一些干部怕费神,嫌麻烦,甚至怕得罪人,不愿意拍下身子真心诚意去调处化解,就采取上推上卸、左搪右塞的办法。拖着办,推着办、等着办,导致许多问题长期悬而不决,矛盾越积越多。正如一首打油诗说的那样:“群众找来找去,领导批来批去,信访部门转来转去,有关部门推来推去,问题从哪里来还到哪里去。”
5、惩办打击偏软,助长矛盾。
有的部门、有的干部片面的、教条的理解“群众利益无小事”和“亲民、爱民”的思想,在处理信访问题工作中缩手缩脚、畏首畏尾,对少数带有个人企图,别有用心的操纵、策划、煽动、指挥无理上访、借故闹事的人不教育、不处理、不打击。有的地方、有的干部在信访、稳定“一票否决权”和出现越访、集访干部处理、处罚甚至降职、撤职的考核制度重压下,不得不委曲求全,息事宁人,“拖”字当头,“哄”上前去,甚至私下解决“优待金”、送上“安慰礼”,这种上访有“礼”,上访有“利”,使尝到甜头的人一遇时机就闻风而动,其他的人也跟着效法模仿,“到县去市就象赶集,进京去省只当旅游”就形成必然。
三、治理措施
矛盾调处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这项工作的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各级党委、政府要从全局的高度、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抓好矛盾调处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真正把这项工作摆上应有的位置,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探索新路子、新办法,采取切实措施,努力化解社会矛盾,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1、要用发展的办法来化解社会矛盾。目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矛盾,可以说大多都是发展中引发的矛盾,所以还是要通过发展的办法来解决。要坚持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思想,继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努力提高利用外资水平,不断扩大经济总量,有效提升经济结构,从而切实提高国家或地区的总体经济实力。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税收、价格、保障体系、产业布局等杠杆调节作用,用政策的倾斜扶持和比较充足的财力和物力,去平衡和改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确保企业职工、广大农民及其他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生活质量不断改善,使社会矛盾在发展中缓和,在发展中化解。
2、要用民主的思想来消除社会矛盾。随着国家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加快和广大人民群众民主意识的觉醒,面临的执政形势对各级组织和广大干部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级组织要牢固树立“民本”意识和民主思想,真正把思考问题、落实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上来。在行使职务、办理政务、处理事务的过程中,严格按照“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原则办事,尤其在实施重大决策、重大事项过程中,事前要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力求使决策建立在集思广益、科学论证基础之上;事中,要充分吸纳有关方面的代表参与全程管理,进行有效监督;事后,要及时向社会公布结果,接受社会广泛监督。唯有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监督,才能使政府的各项工作真正体现人民意愿、代表人民利益,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和消除人民内部矛盾。同时,在具体矛盾的处理上,要更多地采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在矛盾发生的初始阶段要充分发挥基层干部群众特别是各级矛盾调解组织的作用,尽量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在矛盾的处理阶段,要悉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事后阶段,要加强跟踪反馈,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3、要用政策的调节来平衡社会矛盾。政策是社会利益关系调节的杠杆,是社会稳定的调节器。在制定政策上,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把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制定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尤其是在企业改制、城市征地拆迁、农村土地征用流转、社会保障体系等社会普遍关注的敏感性问题上,更要体现政策的公平、合理、公正。更多的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弱势群体的根本利益。在执行政策上、要坚持按章办事,不打折、不变通、不走样,尤其是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上必须坚持“一碗水端平”,出以公心,公正办事,并要注意政策执行的稳定性、连续性和严肃性,而不能朝令夕改,政出多门,顾此失彼,人为制造新的矛盾。
4、要用教育的方式疏导社会矛盾。要进一步改进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和方法,努力在创新载体、创造特色上下功夫,不断提高思想教育的针对性、现实性和说服力、感染力。在农村,大力开展以村民大会、道德评议、星级文明户
评创为核心的农村精神文明“三项制度”建设,通过多种喜闻乐见的形式组织广大干群学法律、学文化、学科技、学政策、学先进,努力弘扬社会主义文明新风,不断提高全民的思想道德水准。在城镇,要依托社区组织积极开展评创“文明社区”、“平安社区”、“文明居户”、“文明居民”活动,发动居民进行群防群冶,组织治安值勤巡逻,适时开展防盗窃、防抢劫、禁赌博等专项整治。在机关,要普遍开展“星级服务单位”评创活动,推动各级机关改进作风、提高效率,改进服务、提高质量,从而以党风、政风的好转带动民风、社风的转变。
5、要用法制的手段处理社会矛盾。坚持依法治国的方略,通过开展法律进乡村、法律进机关、法律进社区活动,大力普及法律法规基础知识,引导人民群众学法、知法、懂法、守法,自觉运用法律法规维护自身的权益。坚持依法行政,各级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法规行使职权,严格按照法律权限和程序管理各项事务,既不能失职不作为,又不能越权乱作为。坚持依法处置各类社会矛盾。对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要运用法律、法规去向群众做好宣传、解释、调处工作;对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纠纷,要通过诉讼、审议、仲裁等法律手段加以解决;对制造和利用群众矛盾闹事的、恶意攻击党和政府、扰乱社会秩序的,要依法严肃处理;对危及党和国家安全的反动团伙、邪教组织和黑恶势力,要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以保护和发展改革开放的成果,创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6、要用综治的力度处置社会矛盾。要进一步整合力量,努力构建社会矛盾“大调解”工作格局。要健全工作网络。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各层各级矛盾调处和维护稳定工作网络,真正做到有队伍、有阵地、有经费、有制度。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行使综合协调处理各类社会矛盾和纠纷的职能。要强化制度建设。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各层各级维护社会稳定工作责任制,把这项工作与干部的经济利益和升降去留挂起钩来。要积极推行领导干部“一岗双责”责任制,实行党委成员包块、行政干部包线的制度,使每位班子成员自觉按照职责分工管好自己的人,办好自己的事。同时大力推行领导包案制度,在对矛盾纠纷普遍梳理的基础上,把重大矛盾、重点问题及有关的疑难杂症,分别包保到班子成员的人头,明确包案领导、办案责任人、办案标准、结案时限、督导责任人,实行一个重点案件,一名以上包案领导,一个工作班子,一个办案标准时限,一份总结分析材料。哪个环节出现问题,就追究哪个环节责任人的责任。要加大投入力度。要千方百计解决好各级维稳和矛盾调处机构的实际问题,添置必要的现代化办公设施,解决好办案经费不足的矛盾,真正做到有人办事、有钱办事、有章理事。
第二篇:当前我国行政权力腐败的特点及治理对策(DOC)(本站推荐)
目 录
一、选题的理由 „„„„„„„„„„„„„„„„„„„„„1
二、选题意义 „„„„„„„„„„„„„„„„„„„„„„1
四、写作提纲 „„„„„„„„„„„„„„„„„„„„„„2
(一)行政权力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及对社会的危害„„„„„2
1、行政权力腐败的表现形式„„„„„„„„„„„„„„„„3
2、行政权力腐败现象的危害„„„„„„„„„„„„„„„„5
(二)行政权力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 „„„„„„„„„„„„6
1、经济根源„„„„„„„„„„„„„„„„„„„„„„„6
2、政治根源„„„„„„„„„„„„„„„„„„„„„„„6
3、历史文化及主观意识根源„„„„„„„„„„„„„„„„7
(三)行政权力腐败现场的遏制对策 „„„„„„„„„„„„8
1、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8
2、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强化监督机制„„„„„„„„„„„„9
3、加强精神文明建设„„„„„„„„„„„„„„„„„„„10 参考文献 „„„„„„„„„„„„„„„„„„„„„„„„11
开题报告
一、选题的理由
1、遏制与治理日益严重的行政腐败问题,是我国法治国建设的要求。
2、腐败使社会资源无法公平合理地分配,导致贫富不均现象日益严重,严重影响国家经济发展。
二、选题意义
有利于深化对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权力运行机制及其内在规律的认识,全面梳理行政权力、经济成长与预防腐败之间的关系,推动新形势下惩治与预防腐败理论的创新。一是有助于对市场经济背景下行政权力运作的内在特点、价值理念和变化轨迹进行深入挖掘和整体勾勒;二是有助于厘清市场经济条件下腐败产生的机会和激励结构,科学衡量政府控制经济活动的程度对腐败的影响以及腐败对经济成长所造成影响;三是有助于更深层次地了解市场经济条件下腐败产生的机会和激励结构,探讨行政权力如何在根源上减少腐败的产生机会。
三、设计思路
首先,浅析我国行政权力腐败的表现形式,现阶段我国行政权力腐败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腐败现象在我国的三个阶段时期。其实结合社会现实和一些案例分析我国行政权力腐败对社会和人民造成的各种危害及产生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然后从经济、政治、历史三个方面阐述产生行政权力腐败的根源所在。最后综合行政权力腐败的产生的成因,结合我国法制体制及体制的不健全,提出治理行政权力腐败的一些对策,从而起到遏制腐败更深入恶化。
四、写作提纲
(一)行政权力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及对社会的危害
1、行政权力腐败的表现形式
2、行政权力腐败现象的危害
(二)行政权力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
1、经济根源
2、政治根源
3、历史文化及主观意识根源
(三)行政权力腐败现场的遏制对策
1、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强化监督机制
3、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结论:尽快完善经济体制,推进政治改革,实现真正的依法行政,同时加大干部思想教育,从而实现遏制行政权力腐败现象。反对行政权力腐败既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又具有紧迫性;既要坚决地、持久地进行下去,又要重视阶段性成果,一步一步地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当前我国行政权力腐败的特点及治理对策
【内容摘要】行政权力腐败及整治问题是政治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也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发展进程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本文结合中国政治民主化及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在充分借鉴和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行政权力腐败的表现、社会危害性以及行政权力腐败产生的根源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并着重探讨对行政权力腐败的整治对策。【关键词】行政权力 腐败 特点 治理对策
一、行政权力腐败现象的表现形式及其对社会的严重危害
(一)行政权力腐败的表现形式
我国的行政权力腐败现象集中表现在权力金钱化。那么,权力是怎样向金钱转化呢?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寻租理论”是这样解释的:由于行政权力干预市场经济活动,造成不平等竞争环境而产生的收入便成为一种特殊的“租金”,依靠这种权力大发横财的行为是一种特殊的“寻租活动”;政府对企业进行管理,大 大增加了官员对企业进行种种干预的权力,这种权力的设置有可能成为“设租活动”。由设租到寻租,形成一个贪污腐化因果联系的恶性循环圈:行政机构对市场的干预产生了租金,企业为了寻求租金向官员行贿,官商双方为了保持从租金中得到的既得利益和不断扩大租金规模,都千方百计维持原有的租金制度和设立新的租金制度,从而致使腐败现象的范围越来越广,性质越来越严重。
在我国,行政权力腐败现象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起源于“文革”期间,80年代达到顶峰。剖析这个时期的各种不正之风,可以看到其基本的表现形式是“拉关系走后门”,即凭亲戚、好友等人事关系,搞以权谋私,在住房、招工、入党、提干、调动、升学等方面获得好处。这一时期权力拥有者所收受的礼品、涉及的财物还是相当有限的,且多以人情关系的面目出现。这些不正之风对于社会的危害还不算大,没有形成足够的气候,只能算是准腐败现象,但它却为其后的行政权力资本化的形成提供充分的准备和奠定了思想基础。
行政权力转化为商品是它的第二阶段。即从80年代中期开始,在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形势下,一些权力的执掌者已不满足于以往的拉关系、走后门获取有限的好处,开始把眼睛盯在钱上,利用手中的权力干起权钱直接交易的买卖。这样,行政权力便转化为商品,一方用权弄到了钱,另一方则用钱买到了权,双方各逞其欲;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已突破了世俗的人情关系网,变成了明码实价的交易行为,为权力资本化打开了通道。
在“公司热”中,相当数量的行政官员下海经商,是它的第三阶段。本来,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了精简政府机构、分流人员,让部分干部转入工商业,这一做法当然是好事,但有一个前提:政企必须分开。政企分开才能做到平等竞争,才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某些政府部门的职能与权力在未转换的情况下,利用自己掌握的人财物、产供销、信息、政策等优越条件和政府部门所具有的特殊的行政关系网,办起了与本部门职能与权力相应的形形色色的“翻牌”公司。这表面上是走向市场,其实是“官倒”的合法化,既保留了原有的行 政权力,又披上了干预和控制企业的合法外衣。这正是“寻租理论”所指的“寻租现象”。这些“翻牌”公司有的把国有资产化公为私,有的拿国家的资金做生意赢利归己,有的利用手中掌握的紧俏物资攫取暴利,有的甚至利用本部门的特权走私贩私,等等。总之,只要有利可图,就不择手段地钻空子,以权经商,使权力具有了资本的意义。这种经商有其特殊的效应:没有资金,可以利用行政关系拉集资,搞贷款;没有销路,可以利用行政权力强行推销。因此,行政权力进入市场,它不仅具有了一般资本的功能,而且还可以利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机制,导致市场经济畸形发展,使以权谋私的行为披上“合法经营”的外衣。
(二)行政权力腐败的危害
1、行政权力腐败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权威,降低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破坏了党群关系和官民关系。前段时期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就是“官商”、“官倒”及各种腐败现象,“官商”、“官倒”等腐败现象最能唤起人们高度愤慨的激情。现实告诉人们:不坚决制止腐败就会导致亡党亡国,如果政府一旦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它也就失去其存在的依据。
2、行政权力腐败现象使改革措施走样变形,无法取得预期效果,甚至难以出台。许多改革措施从理论上讲是正确的,从实际操作上看也是可行的,然而由于行政权力腐败作怪,实施就走样变形。例如,在实行承包制上,一些腐败者利用权力压低承包标的,搞“权力承包”;对于股份制,一些掌权者分文不出,而以“权力入股”;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国家倡导引进竞争机制,但是腐败分子却利用特权,破坏公平竞争的原则。
3、行政权力腐败使经济关系全面紧张,新的良好经济秩序难以形成。我国市场资源短缺是主要矛盾,腐败分子恰恰在此大作文章,中饱私囊,使本来短缺的资源愈加短缺。由于市场刚刚启动,许多关系不顺,办事不规范,一些人则把送礼行贿当作经济运行的润滑剂;实际上,这虽带来了短期的、局部的假象繁荣,却为长久的、全面的经济运行埋下了无秩序、无规则的祸根。
4、行政权力腐败使合理的利益分配关系难以建立。在“背景”、“权力”、“靠山”等因素的干扰下,分享社会资源只是少数人,破坏了社会公正,扩大了社会不平等,影响了社会稳定。同时,由于行政权力腐败本身就是违法乱纪的产物,它的泛滥会进一步瓦解社会规范体系,不仅加强社会的“权力饥渴”,强化“官本位”意识,而且严重腐蚀人们的思想灵魂。
二、行政权力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
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行政权力腐败现象,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历史文化以及主观意识等方面的原因。
(一)经济根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出现的漏洞,是行政权力腐败的经济根源。我们的改革是一个旧体制和新体制此消彼长的渐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经历两种体制并存、两种体制都在发生作用又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特殊阶段。新旧体制共生共存的局面,既会产生一定的磨擦,又会在管理上造成新的空隙,使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呈现暂时的无序状态,成为某些有权的人利用权力追逐金钱的肥沃土壤,大量行政权力腐败便由此而产生。
(二)政治根源。现行政治体制的某些弊端是产生行政权力腐败现象的政治原因。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并不等于具体制度即政治体制完美无缺,实际上,在某些方面和环节存在着严重缺陷,这就给行政权力腐败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和条件。
1.权力高度集中,而对权力缺乏制约机制或制约不力,造成权力失控。长期以来,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使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直接地涉及公民权益。另外,由于一些行政人员身居要职,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对下级及其他部门有较大的制约性,因而易于出现越权行为,这也是一种无形的权力高度集中。然而,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对每一个掌权人既有锻炼与陶冶的作用,也有强烈的腐蚀作用,如果权无制约、官无监督,则不仅不可能使其超越自身利益而天然地为社会服务,而且还可能滥用权力以获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侵犯、损害公民的权益。
2、某些现行政策不完善、不配套,也是诱发行政权力腐败的重要原因。例 如,在社会分配政策上,虽然几年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收入分配存在的“大锅饭”现象,但由于新的宏观间接调控体系及手段尚未建立和健全,原有分配中的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同时,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为少数从事“第二职业者”、非工薪业者等与广大干部职工相比,收入差距过大,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现象,其中党政机关干部的收入成为社会收入的谷底。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党政干部的心理容易失衡,呈现出一种谋求工资收入以外的物质利益趋势。有的从事第二职业,有的利用机关权力多、门道熟、信息灵的优势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搭鹊桥”,从中接受、索要“咨询费”、“回扣”,有的党政机关为提高干部的收入甚至利用职权经商办企业。这些做法,其结果是干扰了机关的正常工作,诱发了以权谋私、索贿受贿等不廉洁行为和腐败现象,严重破坏了机关的风气。
再如在就业政策上,我们在现实中还存在着“铁饭碗”的弊端。本来,对不称职的行政人员最有效的处罚手段就是辞退,可是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原因,我们现在还无法这样做,对行政人员的任用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终身制。行政人员在工作中只要不出现重大差错,尚未严重到堕落犯罪,就可以继续捧着“铁饭碗”而无任何后顾之忧。这样就助长了行政人员“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歪风,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
3、干部人事制度的弊端和缺陷,政治透明度低是行政权力腐败的又一重要原因。长期以来,我们在干部人事制度方面还很大程度上沿袭着传统的“伯乐相马”式的选拔方式,其结果造成干部队伍严重的用人唯亲、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裙带风等腐败现象,年轻有为的优秀人才难以脱颖而出,而平庸无能之辈、甚至腐败险恶分子反而得以提拔,干部队伍长期不能优化。
本来,公开性是扼制行政权力腐败的有效手段,但我们在实际的行政工作中还存在着这样的弊端:办事不公开,透明度低。这样,群众和检查机关难以监督,自然存在着严重的“人治”问题,腐败现象便易于滋生、蔓延,难以制止。
(三)历史文化及主观意识根源。封建传统文化和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是行政权力腐败的历史文化根源;党性不强、私欲膨胀则是主观意识原因。
私有制是腐败现象的总根源,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制度所产生的所有腐败现象,从本质上讲是剥削制度在新社会的遗留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泛起的历史沉渣。我国的封建社会特别长,因而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对我国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极深,具体表现为: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上的权力过份集中,官僚主义,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的终身制,能上不能下,能官不能民;在经济管理体制上的政企不分,如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经营管理方式;在思想意识方面的宗法观念、特权思想、官本位意识、人治观念等等。受这些封建残余的影响,不但在管理上留下以权谋私的漏洞,而且在传统的政治文化支配下,某些公务人员热衷于“当官发财”,一手抓权、一手抓钱,“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趁机捞一把,大发横财。这些封建流毒对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消极影响,也是我国行政权力腐败特有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错误的舆论导向及西方腐朽思想作风的侵入,也是导致腐败的又一意识原因。一段时间来,某些报刊杂志、电影电视等宣传媒介大肆宣扬不劳而获、享乐腐化、仰慕豪华奢侈等,严重污染社会空气,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改革开放,一些行政人员在思想上政治上被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所侵蚀,追求个人名利、地位,一步步滑下去,利用特权进行违法犯罪,变成腐败分子,也是屡见不鲜的。
三、行政权力腐败现象的遏制对策
行政权力腐败的存在和蔓延,危及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危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我们要深入地进行反腐败斗争,就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由于行政权力腐败的滋生、蔓延的原因和条件是复杂的、多元的,因而我们的遏制对策也应从多方面入手。
(一)尽快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克服“寻租现象”的根本出路。要铲除行政权力腐败的土壤,就必须减少行政权力对市场的具体干预,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实行政企分开,逐步建立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 企业制度。只有铲除多轨的弊端,完善市场平等竞争的秩序,才能有效消除以权经商、以权谋私等行政权力腐败现象。
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曾企图用加强行政管理的办法治理经济秩序的混乱,肃贪反腐。例如,撤消一些公司,加强对企业设立、投资、贷款等的审批以及对紧俏物资实行专卖等。然而,经验证明,这种在短期内表面上似乎有效的办法,不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相反,由于强化行政管制本身就是一种“设租”行为,它创造了新的“寻租”环境,并为新一轮的“寻租”打下基础。至于那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措施,就更难以奏效。所以,遏制行政权力腐败的根本出路还在于加快市场化过程和完善市场竞争秩序。
当然,政府对经济的行政管制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必须把政府干预和行政管理限制在绝对必要的范围之内,在不能没有行政管制的领域,也要尽量引入市场机制。同时,把“寻租”的可能性限制在最小范围之内,这样,政府便可集中足够的人力、物力,用司法和行政手段,对极少数腐败分子进行严厉打击。
(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强化监督机制,实现依法行政,这是遏制行政权力腐败的关键。政治体制改革与反对腐败、建设廉政的关系非常密切。许多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措施,本身就是重要的廉政措施;而反对腐败、建设廉政的工作,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对权力进行制约,包括对权力的管理、控制,对权力行使的监督、约束。这样才能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失控,避免走向权力腐败。要制约权力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1、选好权力行使者,这是权力制约的前提。权力能否正确行使,首先决定于权力掌握在什么人手中,决定于权力行使者的素质状况。选好掌权人,就是要保证权力真正掌握在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手中。为了从制度上保证权力掌握在可靠的人民“公仆”手中,必须加快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组织人事制度,要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扩大选拔任用干部中的民主,通过民主推荐、民意测验、民主评议,让群众更多地参与,共同把好用人关。
2、规范权力行为,这是权力制约的核心。为了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必须对权力行为即权力实施、权力运行的过程进行监督、控制,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主要依靠法制建设。
首先要建立和完善监督约束行政权力机制和各种法律制度体系。其主要内容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合理设置权力机构,明确规定各种权力机构和人员的职责权限,使各权力主体内部各层次、各要素之间的权力行使既互相分工,又互相监督制约;二是明确规范权力行使的秩序和运行规范,包括必须遵循的原则、程序和具体制度,从而使一切权力行为法制化;三是建立和完善权力行为监督制度,形成一个对权力行使过程全面监督的有效机制,保障依法行使权力,保证权力行使不脱离法制的轨道。我国在这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今年5月9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以加强监察工作,维护行政纪律,促进廉政建设。
同时,要强化司法和执法。当前行政权力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固然有法制不完善、立法滞后的问题,但大量的还是有法不依的问题。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已通过有关惩治腐败方面的大量法律、决议、决定,同时全国已基本形成以人大、纪委、检察、监察为主体,包括各类内部监察机构的监督体系。但是以权谋私等行政权力腐败现象仍在继续蔓延,而且渗透到各个领域。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监督不力。由于执法失之于宽,使法律的威慑力不能充分发挥,少数以权谋私者未受到党纪国法应有的追究。特别要引起重视的是,不少大案要案不仅产生在党政机关和管理部门,而且发生在执法和执法监督部门。因此,强化法制,不仅要加强对权力行使部门的监督,也要对司法、执法等部门加强监督,使各种权力(包括监督权)的行使都纳入法治的轨道,而不能与之相悖。
(三)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消除行政权力腐败的思想根源。我们遏制行政权力腐败,不能只强调事后的追究、惩治,更要重视事前的“倡廉”,做到防患于未然。一个行政人员之所以腐败,首先是思想上被侵蚀、腐化。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抓好思想教育这一中心环节。对行政人员的思想教育必 须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共产主义理想教育,革命纪律、特别是党纪政纪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现阶段,领导干部应着重学习江泽民同志关于“讲政治”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加强党性锻炼,决不能把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江总书记最近指出:“对共产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来说,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说到底是牢固树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问题。只有从根本上解决世界观、人生观问题、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党的艰苦奋斗的好传统才能在自己的思想上和作风上真正扎根。”
对领导干部进行思想教育,就是为了解决慎用权的问题。所谓慎用权,就是领导干部要谨慎地对待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要自觉地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掌好权、用好权,坚决纠正和防止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弄权钻营等行政权力腐败行为,真正过好权力关。
总之,反对行政权力腐败既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又具有紧迫性;既要坚决地、持久地进行下去,又要重视阶段性成果,一步一步地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参考文献
(1)《大力发展艰苦奋斗的精神》,载《人民日报》1997年5月16日。(2)吴璥琏 《中国腐败的治理》,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2月。
(3)刘小红:《现阶段腐败产生的原因及特征分析》(文史博览理论)2007第12期。(4)唐日新、唐东平:《腐败与反腐败概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4版。
第三篇: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和调处对策
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和调处对策
中共蓬莱市委政法委李军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进步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主流。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类社会矛盾日益增多,矛盾纠纷调处难度大、激化因素多,处理不当,极易引发刑事、治安、群体性上访案件,给社会造成不安定因素。如何把矛盾纠纷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保证社会持续稳定,是当前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也是实践“三个代表”、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性工作。为深入剖析影响我市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有效发挥维稳职能作用,为我市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赶超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围绕化解矛盾纠纷,构建“平安仙境”这一课题,对全市社会矛盾纠纷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和应对措施进行了调查研究,形成报告如下:
一、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现状及特点
(一)现状
2005年全市共受理各类矛盾纠纷2138起,其中信访部门受理1000件起,司法部门受理1138起。信访部门受理的案件中信访436件,其中初访386件,联名访50件;来访564起,其中集体访183批。主要集中在企业职工求决问题、城市拆迁补偿、土地征用、涉法涉诉、农村揭干等方面。今年以来,全市由上述几个方面引发的各类问题占信访总量的70%以上。
司法部门排查各类矛盾纠纷1138起,其中民间纠纷1016起,涉法涉诉纠纷132起。“12348”法律专线共接待群众来访1631人次,电话咨询2217人次。民间纠纷中,以下几类矛盾纠纷比较突出:
1、土地建房纠纷。这部分纠纷占总数的48.6%,此处的焦点难点问题是宅基地纠纷。
2、劳务纠纷。近年来这类矛盾纠纷呈高速上升趋势,仅我市“12348”法律服务专线统计,今年共接待这类来访187起,占纠纷总数的4.8%,内容涉及劳动报酬、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工伤赔偿等方面。
3、家庭婚姻纠纷。在“12348”法律专线咨询中占16.1%,因解除婚姻关系引发的家庭纠纷明显呈上升趋势。婚姻纠纷带来的财产分割、抚养儿女及单亲家庭现象、未成年违法犯罪等,都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问题。
4、农村赡养纠纷。因赡养问题引起的纠纷占总数10%。
5、拆迁补偿纠 纷。我市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基础建设投资加大,征用土地较多,因大项目建设用地、道路拆迁补偿产生了许多矛盾纠纷,这部分纠纷占总数的11.3%。
(二)特点
全市社会矛盾纠纷主要体现出五个突出特点:
一是个人与组织、群众与干部之间的矛盾占主导地位。过去社会矛盾纠纷多为民间纠纷。即公民个人之间因婚姻、继承、赡养、邻里关系而引发的纠纷。而现在职工与企业之间、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经济合作组织之间乃至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纠纷则比较突出。部分干部官僚主义严重,遇到矛盾躲避、推脱,不能正确对待问题和矛盾,而是干一天算一天,将矛盾留给下一届,久而久之,矛盾越积越多,越来越复杂,使一些本来可以及时解决的问题因拖延时间太长,群众不满意、不冷静,解决起来也就有了一定的难度。因此,不少单位、企业、村组织干群关系紧张,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二是纠纷与群众切身经济利益紧密相关,并大多数为涉法矛盾。分析今年以来纠纷反映的问题,95%以上的案件都涉及到上访人的自身利益,主要集中在企业拖欠职工工资、养老金、医疗保险以及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债权债务、集资收费、农村揭干等方面。
三是群体性纠纷突出。在出现的矛盾纠纷中,往往是群众利益一致,要求相似,容易形成群体性纠纷。如拆迁安置、征地补偿、企业改制、集资无法偿还等关系到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的事情。这些矛盾纠纷调解难度较大,多数形成集体上访。我市今年共受理的集体访183批,案件复杂,政策规定不明晰,问题棘手,对社会的稳定的危害也较大。
四是群众非正常解决问题的增多,而依靠法律解决问题的偏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集体访。部分上访群众抱有“法不责众、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心理,认为上访的人越多,政府越重视,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动辄就组织集体上访,以此向政府施压,提出过高要求。这部分案件在企业职工求决、农村土地征用、房产证办理等涉及面较广的信访问题上表现尤为突出。二是越级访。近年来,群众的法律知识和参与意识明显加强,对自己不满的事情到镇以上部门反映,而不用村级解决,对村干部明显不信任,这就无形中加大了市、镇两级政府的工作量。从调查情况看,群众不愿依靠法律解决问题的原因是对某些官司没有把握,怕花钱,而直接向政府反映则不用花钱,成本低,另外,即使赢了官司,那些法律白条也是社会不安定的一个方面。还有部分人认为政府就“怕上访”,只要上访,政府就会抓紧解决,这样比到村里、到镇里解决力度大、见效快。三是择机上访。分析今年信访案件的发生,越是各级政事、要事较多的政治敏感期,越是信访案件的多发期。一些上访群众往往选择在上级重要会议和重大节庆期间上访,以此引起各级重视,向政府施压。
五是对抗程度增加。纠纷特别是上访当事人,情绪越来越激烈,对抗的程度加剧。有的上访群众采取一些极端的方式来反映问题。比如,一些群众集体到市委、市政府上访,围堵党政机关,扰乱正常办公秩序。还有一些群众采取穿打横幅、静坐等极端方式,到中央和省直有关部门反映问题,滋事丢丑,影响了蓬莱形象。
(三)原因
1、客观方面的原因:有历史遗留问题引发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企业改制遗留问题、企业军转干部、对越参战退伍战士等方面。有发展过程中利益调整引发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村土地征用、城市拆迁、园区建设、项目推进带来的一些不稳定因素。有基层民主建设中的问题,集中表现在农村“两委”换届选
举过程中,引发了一些矛盾和问题。
2、主观方面的原因: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责任心不强。少数部门和单位对矛盾纠纷工作重视不够。有的认为发展是第一位,稳定是次要的;有的单位主要领导很少过问稳定工作,不了解情况,不研究办法,得过且过;还有的对本辖区、本单位的稳定工作情况不明,措施不力,一旦发生上访案件,缺乏有效的解决措施,导致群众集体访、越级访。二是工作不深入,作风漂浮。有的单位处理矛盾纠纷,抓不住要害,虽处理多次,但没有找准解决问题的关键点,导致群众反复上访;个别单位甚至要等群众越级访或重访10多次,才开始下决心解决,增加了解决问题的时间和成本。2005年,全市集体重复上访占集体上访总量的65%,充分说明部分单位和部门抓信访工作还存在许多不到位的地方。三是思路不活、办法不多。当前,上访群众反映的问题越来越复杂,有的部门和单位在解决问题时,习惯沿袭老办法、老思路,而不能积极想办法,出思路,创造性开展工作,导致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加大了问题的处理难度。四是部分单位配合意识不强。主要表现在需要多个单位共同参与处理问题时,一些单位不是积极参与,主动配合,而是能推则推、能躲则躲,互相“踢皮球”,给案件化解造成很大的被动。
二、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基本对策
社会矛盾纠纷构成因素复杂,涉及领域广、突发性强、群体性高、极易激化,是构成危害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对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促进改革和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加大法制教育,切实增强干部群众依法办事的观念。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中,调解纠纷是治标,预防纠纷才是治本。预防纠纷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公民法律知识的普及宣传,通过上法制课,宣讲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办宣传栏等方式,大力开展“五五”普法依法治理活动,营造法治氛围。一是平时普法教育。结合送法到企、送法下乡活动,坚持定期上法制教育课,普及《宪法》、《民法》、《信访条例》等法律、法规,唤起公民的法律意识,自觉遵守公民道德规范。二是提前介入,开展法律、法规咨询。针对具体情况,提前在居民中开展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和咨询,帮助群众理解政策,加强与群众的沟通,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
(二)加强对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领导。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领导是关键。市、镇(街)两级党委、政府的主要领导,作为维护一方平安的第一责任人,要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落实领导干部公开接访、领导包案制度,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要亲自抓,亲自过问,认真落实领导责任制,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直接与领导干部的政绩挂钩,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化解各类矛盾纠纷,保持社会政治稳定。
(三)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把各项工作纳入依法按章运行的轨道。现在我国的立法工作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依法管理已具备了基本的前提条件。为了形成规范有序的社会秩序,一
方面,要坚持依法行政,把对社会生活的管理、干预纳入依法进行的轨道,既要加强管理、严格执法,又要防止和减少公务人员违法或不当行政造成对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侵害;另一方面,各行业、各单位也要依据各项法律和法规依法管理,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并自觉履行。三是属地管理与责任,即问题发生在哪,就由哪处理,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处结这些纠纷与个人政绩挂钩。建立离任和调离查纠制度,对在任期间的矛盾隐患离任或调离时必须处结。否则要追究当事人的政治责任。
(四)建立健全反应快捷的社会矛盾纠纷调解队伍和信息网络。一是进一步坚持把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和增强基层调委会的整体功能放在重要位置上,不断加强组织网络建设。二是要大力加强对从事社会矛盾纠纷调解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他们对各类社会矛盾和纠纷的调处能力。定期调整调解队伍,把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热爱调解工作的同志充实到调 委会来。三是要继续完善形之有效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制度,定期开展各类纠纷排查活动,层层梳理辖区内的纠纷苗头和隐患,将问题发现在萌芽,解决在基层。掌握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人员发生矛盾纠纷的特点和规律,制定工作预案,把疏导和预防工作做在前头,做到心中有数,遇事不乱,防患于未然。
(五)建立协调联动机制,提高化解矛盾纠纷的工作效率。由于当前引发各类矛盾纠纷的原因很多,涉及到政治、经济、法律、行政管理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因此,要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协调联动机制,一是依托市重点社会矛盾排查调处办公室,对重点矛盾纠纷,确定案件的牵头单位和配合单位,协调各单位上下配合、左右联动,共同做好调处工作;二是发挥镇街调解中心和调委会的作用,及时化解各类纠纷。这是新时期、新形势下构筑“大调解”格局的重要环节。我市12个镇街已全部建立了调解中心和调解委员会,并收到了显著效果。下一步,调解中心要进一步完善工作制度,提高依法调解的能力,集中抓好联合调解日,发挥相关部门的职能作用,提高大调解的综合效应。镇街调委会要定期对复杂疑难的民事纠纷进行专项治理,使人民调解在辖区内全方位、多层次覆盖,通过调处各类民间纠纷及各种热点难点问题,将矛盾引向依法解决的轨道。调解不成的,可引导上法律程序,杜绝越级上访的发生。
(六)建立动态管理档案,实行案件督办销号制度。对每一起有影响的矛盾纠纷,要提前预见、超前介入,建立专门档案,并由专人办理、逐一化解,及时向市里有关部门反馈情况,跟踪回访当事人,从而形成一体化的矛盾排查新机制。
三、预防和调处社会矛盾纠纷,要正确处理好五个关系
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纠纷日益错综复杂,加大了调处难度。因此,在做调处工作时,要注意处理好五个关系:
一是做好思想工作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关系。要把化解矛盾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和困难结合起来。思想工作如果不注意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思想教育就会脱离群众,难以收到实效。大多数矛
盾纠纷都反映了群众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困难。因此,我们在化解矛盾过程中应当坚持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原则,既讲道理,又办实事,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疾苦,才能得人心,顺民意,化解矛盾,保持社会稳定。
二是干部依法管理与群众依法办事的关系。强调运用法律手段处理社会矛盾纠纷,并不意味着是用法律来对付群众、整治“刁民”的。它一方面要求社会的管理者,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通过完善立法、深入普法、严格执法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要求管理者在行使权力时,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做到依法管理。在两者的辩证统一中,后一方面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当前各种社会矛盾纠纷频发,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确实有一些干部不依法办事,办事不公,甚至欺压群众,腐败堕落等引起群众不满。因此各级干部要带头依法行政,维护社会稳定。
三是规范、制约与引导、保护的关系。在对社会矛盾纠纷的预防和处理中,对当事人违法行为的追究和对合法权益的保护两者也是辩证统一的。我国法律赋予公民申诉、控告、检举以及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又要求公民在行使权利和自由时不得损害国家、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我们反对的是不按法定程序的上访行为,而对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则应注意保护,对他们的正当要求应及时解决和处理,即使群众坚持要求上访,也不应强行禁止,而要引导他们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在当前矛盾纠纷较多,上下沟通渠道还不是很通畅的情况下,要注意保护公民的上述权利并正确加以引导。四是法律手段与经济、行政、舆论宣传等其他手段的关系。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作保障的,因此法律手段无一例外地成为现代法治国家管理社会的最普遍、最有效的手段。但是,由于社会矛盾纠纷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国的法律法规还不是很健全的情况下,现有的社会矛盾纠纷还不可能全部运用法律来调整和处理。因此靠运用法律手段完全调处和解决所有的社会矛盾纠纷是不可能的。一方面,社会管理是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某一种手段是不行的,各种手段都有其优势,不能相互代替;另一方面,在法治不断加强的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种社会关系的调整手段都会涉及到相关的法律问题,都将与法律手段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共同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
五是社会矛盾纠纷的预防和调处与其它工作的关系。要把人民调解工作列入党委、政府议事日程,当成两个文明建设重要工作来抓。要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防止多种矛盾纠纷的汇合,使局部性问题演变成全局性问题。在研究工作时,有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内容,布置工作及时,有任务,检查工作时,有项目,总结评比时,有奖惩。对因工作失职,调处不力,使小矛盾酿成大事端的,要追究责任。对社会矛盾纠纷较多,又不能有效调解的单位,要实行一票否决。
第四篇:新型社会矛盾的特点及对策
新型社会矛盾的特点及对策
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既是检察机关的首要政治任务,又是检察机关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的本质要求。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检察工作中,检察机关只有准确把握新型社会矛盾特点、成因,才能妥善处理好制约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也才能充分发挥检察职能。
新型社会矛盾的特点及表现形式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和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的历史时期,出现了许多新型的社会矛盾,其表现形式也具有时代特征。一是新型社会矛盾主体日趋多元化。因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矛盾纠纷的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站在检察视角来考量,新型社会矛盾突出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主体:干群矛盾纠纷;社会群体间矛盾纠纷;涉法涉诉矛盾纠纷;劳资矛盾纠纷;涉黑涉恶矛盾纠纷;敌对势力反社会引发矛盾纠纷等。二是新型社会矛盾表现形式发生了新的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利益错综复杂及分化组合,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呈现了新的特点:群体性增强,如集体访、越级访、择机上访等;对抗性增强,纠纷当事人情绪越来越激烈,对抗的程度加剧;突发性增强,很多矛盾纠纷从发生到激化只有短短的时间,一触即发,矛盾纠纷瞬间转化为刑事案件;新型社会矛盾内容错综复杂。从社会纠纷的内容来看,矛盾纠纷由过去单一的民事纠纷发展成为民事纠纷、经济纠纷、行政纠纷与涉法涉诉纠纷并存的复杂形态。
新型社会矛盾的成因
新型社会矛盾的产生有诸多原因,综合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策法律滞后。社会在飞速变革,而法律法规相对滞后,有的法律之间不统一,给实际执行造成难度;二是干部队伍素质与群众新的利益诉求不适应。少数领导或工作人员法治意识淡薄,缺乏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和依法行政的能力,教育疏导、运用综合手段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下降;三是群众诉求表达渠道不畅。由于政绩考核片面强调GDP指标、群众上访数量等,导致少数干部不是千方百计解决群众的利益诉求,而是采取堵、截、压等手段,花费大量精力控制群众信访,堵塞了群众的诉求表达渠道;四是社会管理方式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如一些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名存实亡,第一道防线失去了作用;五是法律公信力缺失。一些群众遇到矛盾纠纷不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而是通过贿赂、暴力等不正常手段来解决问题;六是境内外敌对势力、邪教势力、社会恶势力的从中蛊惑、煽动、操纵,企图通过制造社会**来颠覆政权。
从源头上消除矛盾滋生的土壤
社会矛盾纠纷本质上是利益问题。因此,要从源头上化解矛盾纠纷,就应该做到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关注群众的利益需求,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应高度关注民生。在执政理念上,要坚持以人为本,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绝不能损害群众的合法权益;在制定政策和法律时,要科学严谨,公开透明,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公平、公正、正义;在作决策、上项目时,要着眼于最大多数群众的利益需求,考虑群
众的承受能力,切实让大多数群众得到实惠;要畅通群众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认真对待群众的批评和建议,最大限度地理顺群众情绪,满足群众的利益诉求。
应有力推进依法行政。要按照中央建立法制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加强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保证行政行为在法律的框架内运行。规范行政决策程序,完善行政决策听证、专家论证、责任追究等制度,切实做到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进一步加强和改善行政执法,规范行政执法主体,明晰职责权限,切实解决多头执法、多层执法和不严格执法等问题。
应不断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在新的历史时期,应健全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要充分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充分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努力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
应努力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加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健全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绩考核机制。从侧重经济建设考核向注重经济、文化、社会等全面考核转变;从侧重GDP考核向注重坚持以人为本、强化民生指标考核转变;从侧重即期效应和短期效应的考核向注重长期效应的考核转变。
应切实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在农村“两委会”换届选举工作中,应严格按照法定的条件和民主公开的程序,真正把公道、正派、群众满意的人员选举出来,真正使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成为村民之间协调利益、化解矛盾、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重要载体。
努力化解新型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检察工作在新的形势下,要在提升“六种能力”上下功夫:一是不断提升服务大局的能力。牢固树立大局意识,自觉把检察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之中来开展,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坚强强有力的司法保障;二是不断提升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为第一责任,不断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三是不断提升执法办案的能力。端正执法指导思想,更新执法理念,做到公正廉洁文明规范执法,力争做到定分止争、案结事了;四是不断提升化解矛盾、应对风险的能力。把化解矛盾贯穿于检察执法办案工作始终,不断解决矛盾冲突,协调社会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和谐;五是不断提升群众工作的能力。新形势下的人民检察官不但应是法律工作的专家,还应当是做好群众工作的专家。应不断畅通群众信访渠道,努力学会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切实为群众做好事、解难事、办实事;六是不断提升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大力加强法律监督能力建设,提升检察队伍的专业化水平,真正塑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检察队伍。
在提升“六个能力”的基础上,还应重点正确处理好“六个关系”:一是处理好严格执法与理顺群众情绪及利益的关系;二是处理好打击与保护的关系;三是处理好宽严相济“宽”和“严”的关系;四是处理好监督与配合的关系;五是处理好办案与安全管理的关系;六是处理好自身正与自身硬的关系,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社会公平正义。
(作者单位:天津市蓟县人民检察院)
第五篇:当前我国权力腐败的特点及对策
当前我国权力腐败的特点及对策研究
摘要:“廉政”和“腐败”,是我国当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话题。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最主要的障碍之一。党中央长期以来将反腐倡廉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但多年来腐败现象仍旧十分突出,反腐败已成为我国当前必须严肃对待的最深刻课题之一。事实上,腐败是权力的腐化,其实质为权力的变质和异化,它对社会有着极大的危害。本文就权力腐败现象的形式、成因及治理对策进行评析,以此希冀对我国权力腐败现象及其治理有所裨益。
关键词:权力
腐败
特点
对策
Summary: “Against” and “corruption” of contemporary social life is a key topic.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spread of corruption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in obstacles.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will be a long time as an important task, but corruption is still very prominent over the years, has become one of China's anti-corruption must be currently the most profound issue seriously.In fact, corruption is the corruption of power, and its essence is the power of deterioration and alienation, it has a great social harm.Comment on this paper forms,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powers of corruption, thereby hoping to power corruption and governance of the phenomenon of benefit.Key words: power corrupts Features Measures
一、权力腐败的表现形式
(一)公权私用
个别领导以手中的权力作为谋取个人利益的筹码,轻者吃拿卡要,重者违反党纪国法。
有专家指出,我国当前应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要切实解决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问题,为改革扫清障碍。客观地说,各级政府的各个部门都或多或少地掌握着处置分配公共资源的权力。新的形势下,政府职能主要是提供社会产品和提供公共服务。政府掌握着土地的批租权、税收权、卫生检查、公检法、卫生治安等等。一句话,政府现在的主要职能是“服务”,而不再是以前的“行政干涉”。
而公权私用,追求部门利益最大化,偏离公共服务的对象,将公共资源变成可以兜售的商品,必然造成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公,危及社会的公平正义。当行政人员在进行权力和利益的交易时,就不是以公务员身份在提供公共服务,而是以“商人”的身份做“买卖”,由此严重影响人民政府的公信力。
专家认为,当行政具有强烈的私利导向,不仅部门在行使权力时故意设置条件寻租,降低本部门的行政效能,而且部门之间在争夺利益中互不相让,在承担责任时相互推诿,力量内耗,抵消管理效应。部门利益的膨胀还可能导致某些群体性官员腐败,其“人人有份”的特点会弱化监督,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增加反腐成本。
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的形成,固然有特定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但重要的是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党性不纯,说到底就是不能够正确认识手中的权力从何而来、为谁而用,不能始终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只有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才能真正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保持权力的纯洁性、公益性、高尚性。
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要正确地运用行政权力,更好地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通过行政体制改革,始终把行政部门的权力运用服从于为人民谋利益的最高原则,这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有利于铲除滋长公权私用的土壤;制止公权私用,有利于为行政体制改革扫清障碍,二者相辅相成。
权力一旦没有约束是非常可怕的。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违反党组织的决定,与党组织离心离德,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硬抗不敢、软顶皆是”等,成了“吃喝玩乐站在第一线、革命斗志退到贫困线、违法违纪越过警戒线”的“三线”党员。更有甚者,以手中的权力作为谋取个人利益的筹码,轻则吃拿卡要,重则违反党纪国法。
真正地要制止公权私用,就是让权力不越界而行。这必须依靠制度建设严格约束行政权力,必须依靠依法行政解决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问题。各级行政部门理应以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作为终极目标,严格按照行政许可法办事,决策要符合法定程序,执法要遵守法律规定。建立健全对行政权力监督的体制,形成全方位的监督权力运行的机制。
(二)失职渎职
有些领导干部在其位不谋其政,好高骛远;不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奉行个人专断、搞“一言堂”等家长制作风,个人说了算。
现实生活中,一方面,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在其位不谋其政,好高骛远,突出表现在虚报浮夸,失职渎职行为和严重官僚主义。1958年,“大跃进”高潮兴起,全国刮浮夸风、共产风。当时,上海市有一篇报道,说的是上海县马桥公社,水稻“卫星田”的亩产已达17万斤,还附一幅照片:一个小孩坐在禾稻上没落地。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魏文伯亲赴马桥一看,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马桥公社就是把各处的水稻拔出来,堆积到“卫星田”里,创造了“奇迹”。正是“大跃进”到了离奇、离谱的地步,使“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一大批老百姓。
当前,我们有一些领导干部,见事就推,见难就躲,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很淡薄,对群众的利益常常置之脑后。在他们看来,管与不管,管得好不好,“官儿”照当不误。老百姓很形象的形容我们的一些干部:“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吹的,吹的不如拍的,拍的不如送的。”
为什么在有的地方,“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大干快上,而群众千呼万唤需要解决的问题,都得不到解决?问题的症结在于:“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老百姓给某些当官的刻画了一幅对联——上联是: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联是: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另一方面,是有的领导干部不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奉行个人专断、搞“一言堂”。所谓“一言堂”,也就是在党委领导班子中“一把手”一个人说了算,特别是在作为党内最高决策形式的党委会上搞个人专断。对这个问题,早在上世纪中叶,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提出来了。数十年来,反对“一言堂”的呼声也一直没有间断过,有时还强调得相当厉害。然而,“一言堂”却没有因此而关门,造成许多党内民主和政治生活不正常状态。
为什么“一言堂”会在我们党内长期流行屡禁不止?怎样才能真正走出“一言堂”?现实中有两种奇怪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第一种是,一些人一方面说“一言堂”要不得,另一方面有许多人离了它又觉得不习惯、不自在。在许多人看来,即便“一言堂”挺荒唐,也比“几爷子当家、七扯八拉”要好得多。有些新闻媒体在宣传先进典型的时候,有时也过分突出那里的“一把手”高明,给人的印象好象“一言堂”还真能搞出点名堂。事实是,如果我们不把“一言堂”的社会和思想根源问题解决,不在党内重新进行一番关于党内民主的启蒙教育,不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民主,不在全党和全社会真正形成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民主空气,再硬的纪律、再强的制度也不一定能贯彻执行。还有一种现象是,有些人明明搞的是“一言堂”,却堂而皇之地扯着民主集中制的旗号,甚至还理直气壮地认为他们搞的就是民主集中制。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自欺欺人的现象?这跟我们过去对民主集中制往往从思辩的角度去阐发、而没有注重制度创新和从操作层面解决问题有关。我们讲民主集中制讲了这么多年,其实对其中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甚至在认识上还有误区。只有在理论上搞明确了,才能在制度上进一步完善和创新。
而从政治制度的层面来看,“一言堂”主要是因为“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一把手”和党委(组)成员之间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以及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等等造成的。要走出“一言堂”,必须认真解决这些问题。要走出“一言堂”,我们还得首先从封建残余思想阴影里走出来,从一切不民主的传统里走出来,从对民主集中制错误理解的误区里走出来。
(三)党性沦落
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有些领导干部抵制不住奢靡之风的侵蚀,生活糜烂,对自己放松要求,失去警惕;对外部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形成严重的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
党员干部的生活作风、品行情趣不是小问题,它是党的作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党及其成员的面貌,与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学风、领导作风、工作作风等一起构成党的整体形象。有些领导干部抵制不住奢靡之风的侵蚀最终栽了跟斗,几乎都是从追求糜烂的生活方式开始的。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要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大力倡导的良好风气的第八个方面,就是要公道正派、情趣健康,讲操守、重品行,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可以说,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情趣,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意志和行为。高尚的情趣,催人上进,使人奋发;低下的情趣,消磨斗志,涣散人心。一个生活作风败坏、情趣低俗的干部,是不可能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那些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最终被绳之以法的领导干部,几乎都是从追求糜烂的生活方式开始的。而孔繁森、郑培民、汪洋湖等一大批为党和人民事业无私奉献的领导干部,有哪一个不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党员干部的生活作风好坏,情趣追求如何,直接关系到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的具体实践,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当前和谐社会的建设,这绝不是个人的小事,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对于似乎与工作无关的“生活情趣”问题,每一位党员干部都不可掉以轻心,而必须高度警觉,严肃对待。
有的领导干部不能顾全大局,令行禁止,不能树立“一盘棋”的思想,不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而以地方和部门的特殊性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甚至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些领导干部只顾自己不顾大局、只顾团体不顾整体,不适当地强调本地区、本部门工作的特殊性,希望全局利益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因而给全局造成了损害。我们遗憾地看到:一方领导干部的“粗鲁执政”,往往造成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严重”。
二、权力腐败的成因
(一)社会转型期的怪圈
我国现阶段,新旧体制交替,分配不合理,是滋生权力腐败的重要原因。
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旧的体制还没彻底打破,新的体制还没完全建立,再加上配套的法制、制度还不完善,各项旧体制的某些做法还在起作用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很容易受到权力的左右,给权钱交易打开了方便之门,给腐败分子留下了漏洞和缝隙。此外,我国的分配调节机制还不健全,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一些公务员对收入差距较大的现象不满意,对社会上的一些 “先富”也产生心理失衡,动摇了信念。致使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变化,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自觉或不自觉地走进“金钱至上”的误区,踏入了权力腐败的深渊。必须引起高度注意的是,权力具有“可交换性”的特征。权力的可交换性,是指权力作为一种外在型的能力,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权力主体的更换而发生转换。权力主体所拥有的权力,是外在于自己的利益,当他履行相应公共职务时,他就有权力,当他离开这一职务时,则会丧失权力。这就是民间常说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当权力主体拥有权力时,他就能“一呼百应”;当他离开了权力,就会“风光不在”了,这会让权力主体产生强烈的失落感,从而导致权力的异化,就是指权力主体把自己所掌握的权力作为“商品”用以交换私利,即权力腐败。在我国现阶段,由于新旧体制交替,分配不合理,一些“掌权人”在心理失衡之下,利用手中的“权力之棒”换取不正当利益,于是乎,权力腐败就产生了。
(二)设权失当的恶果
所谓设权失当,即设置权力时有失恰当。一是党政不分,职责不清。二是职位设置过多过滥,缺乏规范。三是权力分配过于集中,一把手往往集人、财、物大权于一身,常常存在个人说了算的情况;政府包揽干涉企业事务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权利过大,有侵占立法权、司法权、监督权的倾向。
授权失误。即把权力授给了本不该授予的对象。授权失误为权力腐败种下了祸根。有的部门考察干部时没有执行德才兼备的干部路线。有的组织干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即使听了不良反映,也是充耳不闻,考察结论只拣好听的写,造成用人失误。有的公开跑官要官,甚至有的则公开卖官。
用权失范。之所以出现用权失范的现象,主观上讲,是少数党员干部淡忘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发生扭曲。客观上讲,是体制和机制上的漏洞,腐败分子有空子可钻。
监督乏力。失去监督的权力必将导致腐败。就我国目前而言,监督部门还是众多的,看似构成了一张严密的监督网,然而深入研究后不难发现,这种监督机制还很不健全,监督乏力。一是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太远。二是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太难。三是同级对同级的监督太软。在当前的环境下,“好人主义”盛行,尤其是同级中的一把手,更是无人敢监督。四是法纪监督太晚。现在执纪执法多是一种事后监督。
设权失当所带来的结果,往往是对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危害。
(三)行政环境急需净化
当前我国的行政行为不规范,是普遍造成各级权力腐败的温床。
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不规范,为腐败分子违法犯罪大开方便之门。有分析表明,三大环节最易滋生职务性群体腐败:产品购销过程中索贿受贿形成以“回扣”为纽带的群体性腐败;工程建设过程中损公肥私形成以工程项目为轴线的群体性腐败;执法过程中枉法徇私形成以“保护伞”为特征的群体性腐败。
专家指出,我国转轨期过程中尚处于不规范市场经济状态,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还不具备。政府在资源配置(尤其是稀缺性资源配置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官员手中握有各种行政审批权力,可视为“政府产品”,官员们设置了租金,金额就是行政垄断运作和市场化运作的差价。各个利益集团利用各种非市场手段从政府手中获得审批远比运用市场手段更便捷,更节约成本。
近年来,学术界通常把这种由于政府行为而产生的腐败现象称为“寻租性腐败”。所谓“寻租性腐败”,是指为获取纯粹转移所花费的稀缺性资源跟垄断、管制关税和其他相关制度及实践带来的传统净损失。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曾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假设一个城市的政府用发放有限经营执照的办法来限制出租车的数量,那么城市里的出租车就少于自由竞争市场的均衡水平,出租车业主就可以赚到超额利润。在这种吸引下,人们就可能想方设法从主管执照发放的政府有关官员那里获得执照。如果执照的发放取决于个人意志,寻求执照的人就会贿赂这些官员,从而获得出租车业的经营权。因为拥有这个权力的官员能够获得利益,就会使更多的人争夺这个职务,由此产生了新一轮的寻租活动。如果全部或部分的执照费转化为政府的财政收入,那么各利益集团又有可能为了争夺这些资金的使用权而展开又一回合的寻租活动。此例生动说明:权力虽然同整个社会需要和公共利益相联系,但它毕竟是由社会中少数人行使。经济运行中的“双轨制”、市场竞争中的不规范性和行政部门改革的滞后性为国家权力拥有者“设租”、“寻租”提供了直接的可能。
由此观之,行政行为的不规范是普遍造成各级权力腐败的“温床”。
三、权力腐败的治理
(一)权力监督法制化
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制约机制和完善适度分解权力的制衡机制。
权力被滥用,以权谋私得以发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运行不规范、权力内部缺乏有效制约。要防止以权谋私和腐败,不仅需要党内的民主监督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而且必须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运行。在这种权力运行制约机制中,权力要作适当分解,使各种权力由不同部门(单位或岗位)行使,使各种权力之间形成合理的结构;职权配置要科学,体现分工明确、各负其责,职权与责任相统一;根据分权和各自的职权来设计权力运行的程序,使各种权力部门(单位或岗位)既分工负责、互相配合,又互相把关、互相制约,形成真正有效的制衡机制,保证权力依法运行,以此防止以权谋私的情况发生。
依据我国的国情,当前要着重抓紧建立以下几方面的权力运行制约机制。首先是要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规范行政审批行为;其次是要深化财税、投融资、金融制度改革,规范财经秩序,加强资金监管;还有就是要推行和完善政府采购、招投标等制度;再次是要完善决策机制,将预防腐败寓于决策之中;最后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
(二)强化纪检监察等专门监督机构的地位和作用
如强化舆论监督,加大对权力腐败的惩处力度,实行自下而上、随时曝光、无须受命、不畏权势,是揭露和打击腐败有效的形式,也是权力监督有效的方法。
舆论监督是指社会各方面通过大众传播渠道,表达具有普遍意义的意见。以舆论的方式对政府公务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实施监察和督促,是我们党和政府一贯倡导的。邓小平同志认为“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时党和政府听不到的,报纸能听到,它能摸到社会的脉搏。”从报纸批评的效果来看,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这种无形的力量有时比有形的监督更具有威慑力。自下而上,随时曝光,无须受命,不畏权势,是揭露和打击腐败最为有效的形式之一,也是权力监督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
它的作用在于:一是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广泛的监督。因为腐败行为世人深恶痛绝,只有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公众的广泛监督,对腐败的制约才能形成巨大的威力。二是导致腐败者下台。腐败者的职位再高,权力再大,一旦丑行公诸于世,就很难再冠冕堂皇地出入于官场,即使有后台,有人保,其官运也在劫难逃。三是新闻媒体对一些丑恶现象的曝光,会对用权人形成心理压力,使其不敢肆意妄为,可有效督促各类官员洁身自好。因为媒体曝光,会使官员威信扫地、臭名远扬,绝大多数官员对此会不寒而粟。而且新闻媒体的触角异常敏锐、广泛,许多难为执法部门所知的丑闻,却大多逃不过新闻记者的眼睛,而且,他们不留情面,一般不会发生有关部门的官官相护现象。为此,应尽快出台《新闻法》等保障舆论监督的法律法规,给新闻工作者更多的舆论监督的权利,避免那些变了质的、有权势的领导给舆论进行不必要的干涉,使舆论监督真正发挥“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的功能,有效地补充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的不足,使舆论监督更有效,更广泛地开展。
(三)强化对用人权的监督
运用权力的是人,权力的腐败是运用权力的人的腐败;要制止权力滥用,必须解决好权力掌握人的问题。权力,就是指挥和要求别人服从的能力。权力可分为职能规定的权力和由领导者的智慧、博学、经验、道德品质、指挥才能和以往的功绩而形成的个人权力。一个好的领导者,个人权力是规定权力的必要补充。专家认为,制止一个重要领导人滥用权力的最有效的保证是个人的道德,特别是该领导人高尚的精神道德,这种道德是选举和靠财产所不能取得的。然而,这毕竟是一种理想,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制止权力腐败,实施权力制约无疑是一种比较有效的途径。什么是权力制约?权力制约是指所有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现的公共权力(主要是国家机构的权力)在运行的同时,必须受到其他公共权力的制约。实践证明,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必然被滥用。权力制约就是要依靠法律的规定,界定权力之间的关系,使权力服从法律。
我们说,权力是通过具体的人来实施的,权力的腐败是运用权力的人的腐败。要制止权力的滥用,必须解决好权力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公共权力的产生是为公众服务的,以往我们的组织人事制度存在着神秘、封闭、保守化的倾向。公众对权力产生的过程不知情、不了解,导致一些动机不纯的人钻空子,通过不正当途径谋取权力,使一些优秀人才不能脱颖而出。要改变这种现象,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干部管理体制的改革,通过民主直选、竞争上岗、任前公示等形式,让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走向“阳光操作”,以此减少任命制可能产生的负效应。
另一方面,要全面贯彻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对一些国家公职人员进行公开招聘,向社会公开干部的推荐标准。同时要建立举荐干部错误追究制,约束和纠正主要领导在用人上的滥用权力行为。因为把具体的权力具体授予什么人行使,这本身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权力。而由于授权者的这项权力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一旦发生问题,后果就无法想象,所以说用人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因此,对于任用失误,授权错位的人,一定要实行失察追究制,追究主要领导人的责任,这就是解决好权力掌握人的问题。结语:
对权力腐败现象的蔓延,我们要正确认识其复杂根源,并对症下药,不仅治标,健全各项制度,更要治本,提高民众民主意识,真正做到“标本兼治”。当然,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这个任务尽管很艰巨,但一个事实是,违背历史发展和基本人性的腐败是必然可以得到彻底根治的,权力腐败终归有它败亡的时候,不久的将来,清正廉明、风气纯正必将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