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阶段腐败特点及解决对策

第一篇：我国现阶段腐败特点及解决对策

我国现阶段腐败特点及解决对策

学号：108263010235姓名：黄镜元 当前我国的腐败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由收钱收物的“硬腐败”发展为接受各种服务、旅游出国等“好处”的“软腐败”；由个人捞钱的“小腐败”上升为集体福利、挥霍公款的“大腐败”；由内资企业的“内资腐败”发展为外资企业参与商业贿赂的“外资腐败”；由一人出事的“单案”扩大为一揪一串的“窝案”。具体来讲，腐败现象具有的特点是：

其一，群体化。湖南省郴州市委原书记李大伦腐败案发后牵涉人员达160余人；“慕马腐败大案”涉案人员达142人；湖北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落马，牵出领导干部70余人；2009年8月原巢湖市委书记周光全被判处无期徒刑，随着周光全的被查处，安徽省巢湖市有14名党政官员受到免职处分或被判刑，这些被处理的官员都有着向周光全行贿以谋取利益的“不良记录”。可以说，一些腐败败露后，往往引发所辖地区官场的“大面积塌方”。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一是涉案人员众多；二是涉案人在政治上丧失党性原则，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三是在经挤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其二，高官化。近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纪委、监察部查处了原中央政冶局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贵州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方仁，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山东省委原副书记、青岛市委原书记杜世成，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等一批高级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据公开资料统计，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间，共有35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七人。2009年8月27日，中央纪委发布消息，通报了对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处理结果，决定给予陈绍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海外媒体对此评价称，2009年1—8月，“六名副省级以上官员被集中查处，彰显出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力

度”。9月份后又相继查处了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辽宁省人大副主任宋勇、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李堂堂的问题。12月份查处了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的党组书记、副总裁张春江的问题。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有17人。

其三，巨额化。腐败涉及的金额巨大，动则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2009年已经基本查明涉案的3l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0466亿元，人均涉案金额高达l.0982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273亿元，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387亿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6亿元。

其四，期权化。“权力期权化”交易的是一种“权利”，其不直接涉及钱物，因而形式和过程隐蔽，相互兑现往往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如高薪任职、分给股权、优厚待遇等。腐败分子进行权力操作可以用“扶持企业、促进发展”为借口，即使损害国家利益也可以用“改革代价”遮掩，过程隐蔽，其交易方不是在职干部，甚至可能不是其本人，对象和内容都较为隐蔽。“权力期权化”改变了腐败获利的时间和方式，为腐败分子手中的“权力资源”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变现可能。它可以是权力享受权力回报，在离职前安插亲信或选定“接班人”，为自己遥控权力作打算；可以是权力享受资本回报，在位时为企业牟利，辞职或退休后到企业“高薪打工”；也可以是资本享受权力回报，利用在位时积累下的“活动能量”换取企业股权或创业资本。这样，不仅可以为自己预留“出路”、“退路”，还可以“封妻荫子”，由受益方资助亲人子女出国留学或提供创业资本。如广东省原高级法院院长麦崇楷就为其子换取了数百万的企业股权。

其五，潜规则化。从文化上看，我国是一个宗法伦理社会，血缘观念极强、法制观念薄弱，这种特定的文化观念也为腐败行为的发生孕育了土壤。在中国文化中有很多消极的因素是滋生腐败的条件，如“潜规

则”文化在官场中流行，很多行为规则不公诸于世而是如“黑市”交易，公诸于世的规则，大家又不遵守。再例如“消解”文化，中国文化中有一种消解制度的倾向，在现实中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另外，还有“圈子”文化，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进了班子还要进圈子，进班子不进圈子等于没进班子，进了班子不如进圈子，进了圈子不进班子等于进了班子。入围的干部争宠，不入围的干部被剔除，这种示范效果迫使大多数干部去遵从新的游戏规则。从追求庇护到跑官买官，并按照这一游戏规则所提供的激励机制来作出自己的行为选择，使正直的干部越来越难以生存。

二、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战略对策

（一）扩大党内民主的实现方式，以民主制度建设来推动反腐败的深入

1.在全国县市逐步实行以下制度：（1）党代会年会制。县市党代会由过去的五年召开一次，改为每年召开一次。党代会年会的主要任务是听取和审议县委、县纪委工作报告和县人大党组、县政府党组、县政协党组的书面工作报告；讨论和决定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对县委委员的年度工作进行评议。（2）党代表直选制。党代表由过去的间接选举改为竞争性直选。过去的县级党代表候选人，一般是由党组织提名或推荐，在基层党员代表会议上，按照很少的差额甚至等额选举产生。实行直选以后，党代表改由党员直接提名、个人自荐报名，通过预选按得票多少确定候选人，县级领导干部也必须通过提名参加预选才能成为候选人。候选人的差额必须达到30％以上，由所在选举单位的党员直接投票产生。（3）党代表常任制。党代表的任期与本届党代会的届期相同。在任期内，党代表享有在大会期间的选举权、审议权、重大事项决定权、质询权、提出罢免案权、评议权以及闭会期间的学习培训权、调研视察权、提出意见建议权等权力，充分发挥党代表的作用。（4）评议制。在党代会年会上，党代表要对县委、县纪委领导班子进行评议，按照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等次无记名投票表决；对“三个党组”的工作报告要进行评议，确认报告是否通过；县委委员向党代表述职，党代表对县委委员进行评议，评议分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个等次，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评议结果作为考核县委委员工作的重要依据；届中，还须对县委委员进行一次信任投票，信任票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等次。评议结果在代表大会上公布，对不满意票超过30％的领导班子，必须写出书面整改报告，针对存在的问题，认真整改并及时向党代表公布。

2.制定完善的、科学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制度，保证党内决策的民主化。必须尽快制定标准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相关制度。规则包括：界定常委会需要讨论的重大事项的范围与确切内容；书记与副书记、常委之间关系的平等性，以及常委讨论权的保证制度；常委会议事的具体程序等。

3.利用人民民主反腐败。要充分利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监督作用，发挥人民代表的职能，推进反腐败工作。如2006年通过的《监督法》创设了在人大闭会期间由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专项工作报告进行审议的制度，这一制度增加了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实施宪法和法律活动监督的主动性和经常性，保证了各级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在重大问题和重大事项上的决定权。

（二）加强选人用人的制度建设

1.完善初始提名权制度。要提高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必须科学合理地规范干部任用初始提名程序，实现“由少数人选少数人”到“由多数人选人、在多数人中选人”，为此要做到：（1）明确范围，保证初始提名推荐人员的广泛性，科学界定行使初始推荐提名权的人员范围。（2）规范程序，强化初始推荐提名权的制度安排。四个程序：一是组织部门制定发放《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推荐提名公告》，公告空缺职位，做到群众知情。二是制定发放《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推荐提名表》，实施署名推荐，实行责任追究。三是执行资格双审，严把入口关。对照职位资格条件，对人选进行资格初审。四是综合分析结果，确定考察对象。

2.建立干部推荐说明书制度。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要求，逐步实行干部推荐说明书制度。个人向党组织推荐领导干部人选，必须负责地写出推荐材料，填写干部推荐说明书并署名，经组织（人事）部门审核后，按照规定程序进行民主推荐，得不到所在单位多数群众拥护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

3.实施“考任分离”制度。“考任分离”制度就是将干部的任用从时间和空间上分割开来。考察时不任用，任用时不需要再考察。这一制度的好处：一是可以降低用人上的风险，对在公开选拔中一时难以把握的人选，可以先“放一放”，通过工作实践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考察。二是可以充分利用公开选拔的成果。对在公开选拔中成绩突出、综合素质较高但因职位所限未任用的优秀人员，可先纳入领导干部人才库，在适当的时候再予以任用，这既充分利用了公开选拔成果，又节约了人才开发成本。三是留出了对干部进行全面考察的时间。可以有足够的时间通过挂职锻炼等多种方法对拟用人选进行全面的定量和定性考察。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反腐败工作。从90年代中期开始，党和政府逐渐形成了反腐败标本兼治的新思路：通过加强制度建设，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正式确认了这一思路。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他还明确提出必须“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 加大腐败行为的犯罪成本，从而减少和抑制腐败。凡是腐败现象丛生的地方，必是腐败行为成本低廉、“效益”丰厚的地方。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大地上刮起的腐败之风大有越演越烈之势。腐败犯罪的低成本、低风险状况，在客观上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不良作用。腐败行为低成本、低风险的成因至少有三个方面，首先是法纪松驰、惩处不力；其次是检举机制不完善，腐败行为难以暴露；第三是无追究相关机构和人员的引咎制度。

4、把先进技术手段引入制度建设，以减少腐败现象发生的机率。加快“电子政府”建设步伐，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达到勤政廉政的目的。随着“政府上网工程”及相关系列工程的实施，只要有一部上网电脑，老百姓就可以了解散政府的各项工作。“电子政府”的出现，将在很大程度上使政府与公众的交往由“人人交往”改为“机机交往”，从而减少腐败的发生机率。利用网络系统，让贪官“上网”，使腐败者身败名裂。最近，印度政府的“中央警戒委员会”创建的网站成为印度人次数最多的网站。该站公布了88名涉嫌贪污腐败的高级官员的名字。同时，还建议有关部门对其违法行为立案调查，依法惩处以平民愤。印度政府调查人员已据此逮捕了7名高级官员。这一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第二篇：浅议我国腐败的根源、特点及对策

浅议我国腐败的根源、特点及对策 十六大报告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灭亡。”实践证明，我们干部队伍主流是好的，是能够担当起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任。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干部队伍中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如官僚主义、贪污、搞特权、买官卖官、搞权钱交易、搞权色交易等腐败现象逐渐泛滥和愈来愈严重，我们也只有勇于正视、研究这些问题，才有可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解决这些问题。

一、腐败产生的根源

腐败被人民视为破坏世界的癌症，也成为各国 政府最大的敌人。所谓腐败，一般是指国家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利谋取私利的行为。腐败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反社会的、危及统治阶级正常秩序的行为，腐败将摧毁发展的一切努力，反腐败也是一个全世界性的难题。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体制下或体制转轨的阶段上，腐败作为公共权力滥用的具体表现方式，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深刻地认识中国腐败的根源是解决中国腐败问题的关键。

（一）思想根源

腐败分子不是在一天内就走向腐败的，在滑向腐败边缘的过程中，思想的嬗变尤为可怕。正如原山东省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在他的认罪书中说：“我的犯罪绝不是偶然的，主要是我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缺乏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从近几年检察机关揭露出来的案件看，腐败分子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放松了思想教育、党性的学习，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忘记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原则。追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一切向钱看”、“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价值观念，就成为一大批腐败分子走向职务犯罪的思想根源。

（二）体制根源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没有监督的干部，容易导致犯罪。这已是被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的，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加之历史的原因，造成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弊端，权力高度集中在党政领导机关，甚至在某些个人身上。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行党政、政企分开，权力高度集中的状况虽然有了一定改变，但由于受旧的体制和模式的影响，党政部门的权力仍然很大。特别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健全，政策、法律滞后，一些干部手中依然掌握着资源配置、人事任免、宏观调控决策的“生杀予夺”的大权，一些投机经营者为牟取暴利，更是看重这一权力，想方设法利用这一权力。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由于过分强调集中，没有真正建立起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即使制定了一些监督制度，在执行和具体操作的过程中，也往往形同虚设，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特别是近些年来，一些单位和部门党的民主生活制度淡化，“民主集中制变成“一言堂”，“党委领导”变成了“少数人领导”，权力监督的失控，为腐败的滋生蔓延创造了条件，权力的过分集中、以及这种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不健全，是促进权力拥有者走向腐败的体制根源。

（三）社会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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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中，有种可怕正渐趋流行，这就是“唯经济论”，一个地方，一个部门，只要经济上去了，便什么都好说。有的地方片面强调加快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些不切合实际的要求，甚至制定了一些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政策，如用贿赂等方法去争项目、争资金、捞好处。这些“土政策”的出台，不仅扰乱了干部的思想，而且也污染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使请客送礼、贿赂之风公开化、普遍化、“合法化”。

以此标准来衡量和考察干部，便出现了谁会吹，谁能当官，谁吹得越大越能当官的不正常现象，这实际上是对社会不正之风、说假话的鼓励，使贪污贿赂犯罪更加肆无忌惮，社会导向偏差，风气不正，已成为众多干部走向腐败的催化剂，作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根源。

二、现阶段中国腐败的特点。

由渐进改革所决定，这样的社会转型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新旧经济管理体制以及由此决定的新旧社会管理体制的新旧政治管理体制将会有相当长的共存时期，相互矛盾的双轨格局短时间内不会并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和制度、体制背景，决定了当代中国的腐败问题的特殊性。

（一）民主形式掩护下的公贿与贪污。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无非是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演变为国家所有和单位所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就被“虚置”，本属“大家”的财产也就成了与个人无关的“公家”的东西。改革开放以后，通过对国有制的股份化改造，这种“虚置”局面表面看来有所改观。但由于相应措施的不完善和变形走样，“劳者有其股”的愿望并未如期实现。相反，职工代表大会失去作用，而新机制下的股东代表大会和监事会又尚未起到应有作用。造成股份公司主要管理者的权力过分集中，公有财产由原来的“虚置”演变成为现在的由董事长和总经理支配的私有

财产。这样，就使得当代中国的腐败分子的公贿、贪污和监守自盗以更加“民主”（在股东代表大会和监事会的掩护下）和普遍的方式进行着。公贿不同于私贿的地方，在于它是典型的“以公谋私”，是拿公众的钱去捞取私利的“零成本”腐败，其社会影响无疑更为恶劣。

（二）“集体共犯”式腐败。

前述产权虚置的弊端，不仅给公贿以可乘之机，而且还蔓延出一种新的腐败——集体共犯。“集体共犯”就是在查处一个腐败案件时，发现的往往不是一个，而是一串腐败分子，一挖就是一窝，被人们称之“集体腐败”。所谓集体腐败，是指整个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公务人员，以单位或集体名义，用本单位、本系统的权力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腐败行为。它有三个特点：一是腐败人数多。腐败行为的主体，不是单个人，而是一个集体，往往是在一定组织的权力参与下完成。象綦江虹桥林世元案，象厦门远华走私案，等等，均是多人共同犯案；二是危害大，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影响更大，不是一般的“蛀虫”，可称得上“蛀虎”或“蛀牛”；三是牵涉面积大，案情复杂，查处困难。“集体共犯”既有体制性原因，又有其社会心理基础。体制性原因在于产权虚置为腐败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产权虚置”说白了就是公家的东西无人管，这给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

（三）带“双轨制”痕迹的腐败。

“双轨制”，是当代中国由传统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向现代

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流时期的一种制度安排。在双轨格局中，经济管理的“双轨”并非始终是并行不悖的，而是经常发生交织甚至矛盾，时而会给经济运行造成阻碍。而且，在“双轨”格局中，政企不分广泛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既当“球员”，又当“裁判”这种无视市场经济规则的无序做法，为政企合谋、垄断交易、贪污贿赂，提供了肥厚的土壤。现阶段中国所揭出的腐败案例，多有政企不分的体制背景。

（四）干部提拔机制的弊端造成的“人事腐败”。

多年来，干部任用实则是“钦定制”，由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能落实，干部选拔中的弊端也就暴露出来。在获得提升的少数干部中，有“伯乐”“相”出来的，有“跑”出来的，有“磨”出来的，有的甚至是“买”出来的。凡此种种，说明在干部选择中存在严重的人事腐败。

三、治理腐败的对策

腐败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也是多方面的，不是上面提到的三方面根源所能概括的。因此，治理腐败也是一项包含多方面工作的复杂、系统工程，需要采取综合治腐的举措。

（一）防范于前，重在治本，将腐败遏制于未然状态

1.加强思想道德、信念教育。众多高级干部的落马说明了一个道理，理想、道德、偏偏不是空洞、抽象的，它是具体实在、普遍存在并深刻地影响着党员干部的思想。全党同志必须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始终不脱离群众，始终保持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要经得起执政和新的历史时期的考验，使广大党员和干部始终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时刻把人民的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不论社会怎么发展，对共产党员来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不能变。广大党员和干部，要代表党和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也是防止发生腐败现象的重要条件。加强学习，特别是“三个代表”思想的学习，对自觉抵制消极腐败现象很有益处，勤于学习，善于学习，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改造主观世界。要从思想上筑牢反腐倡廉，拒腐防变的堤防，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三讲”，着力在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上下功夫，教育和引导广大党员和干部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坚定理想信念，锻炼意志品质，提高精神境界，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追求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

2.加强权力制约机制建设。腐败现象的产生以及它蔓延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目前制约权力的机制还不完备，也缺乏力度。因此，当前反腐倡廉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制定权力行为规范，对领导干部的职权范围、权力行使标准、权力运作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用规章制度和法制规范、约束领导干部的权力行为。使领导干部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切实做到恪尽职守，清政廉洁。防止权力的脱轨、越轨，应把握好这样三条：一要按原则用权，决不允许以权谋私，我们做决定、办事情，都要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符合党性原则，符合廉洁自律的规定，不允许任何凭借职权厚亲顾友，捞取个人好处。二要坚持按程序用权，不搞个人说了算。真正做到依法行政，真正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重大问题要通过集体讨论决定。三要坚持用权公开性，防止权力越轨。多年实践说明，权力运作缺乏透明度，办事不公开，就为腐败行为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实行权力运作公开，是减少权力腐败的有效措施之一。

3.加强监督制度建设。要避免绝对权力带来的绝对腐败，就必须对权力实施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全方位建立和健全社会监督体系，构

筑写协调、灵敏、高效的监督机制。监督体系上的不严密，就很难实现有效的监督。如何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呢？一是加大党内监督力度，完善党内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党员民主监督的作用。二是强化党内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政协和民主党派监督的整体功能。三是强化人大的法律监督，对缺乏明确而具体监督手段和程序的法规进行完善，加快制定相关监督法律，维护群众监督的合法性。四是建立相对独立的专门机构，解决监督的“盲区”问题。五是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六是充分发挥群众的民主监督作用，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和民主评议、质询听证等民主形式，健全举报制度。七是改革现有的干部任用制度，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八是建立一定级别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并辅之以必要的配套制度。

4.加强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宪法》）。因此，应加强反腐立法，逐渐形成依法治腐的社会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立法工作已有了历史性的进步。到目前为止，我国制定了300多部法律，700多部行政法规，4000多部地方性法规，众多领域已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但至今还没有制订专门反腐败的法律规范，特别是规范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为的法律体系远远没有形成。于是，在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的今天，迫切需要建立、健全规范、监督和制约行政权力的法律制度，真正做到反腐败斗争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形成一个依法治腐的社会环境。

（二）惩戒于后，严查重处，坚决清除腐败现象

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查处力度，这是一种事后纠查的反腐败方法，是在目前新旧体制转换、法律制度尚不完善、管理漏洞仍然存在的状态下采取的一种必要方法。一些地方对腐败分子进行政治性的法纪处罚后，对经济方面的处罚严重不足，造成一些腐败分子腐而不臭。有的贪官出狱后，利用以前的影响和关系经商谋划，成为巨富。由于对腐败惩处不力，不仅可以葬送一批干部，而且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还可以腐蚀一批干部，因此，对有腐败行为的干部一定要“响鼓重槌敲”，从严惩处，特别是对顶风违纪的，要用严刑峻法，严查重处，不论是谁，职务多高，该给什么处分就给什么处分，该重判的坚决重判，该杀的坚决杀，并处以没收财产，使腐败分子时时处处恐惧名誉地位的丧失，恐惧既得利益的丧失，恐惧人身自由的丧失，以此警诫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对腐败分子，不管什么人，都要遵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敢于惩处，坚决清除，促进党风政风根本好转。

第三篇：当前我国权力腐败的特点及对策

当前我国权力腐败的特点及对策研究

摘要：“廉政”和“腐败”，是我国当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话题。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最主要的障碍之一。党中央长期以来将反腐倡廉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但多年来腐败现象仍旧十分突出，反腐败已成为我国当前必须严肃对待的最深刻课题之一。事实上，腐败是权力的腐化，其实质为权力的变质和异化，它对社会有着极大的危害。本文就权力腐败现象的形式、成因及治理对策进行评析，以此希冀对我国权力腐败现象及其治理有所裨益。

关键词：权力

腐败

特点

对策

Summary: “Against” and “corruption” of contemporary social life is a key topic.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spread of corruption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in obstacles.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will be a long time as an important task, but corruption is still very prominent over the years, has become one of China's anti-corruption must be currently the most profound issue seriously.In fact, corruption is the corruption of power, and its essence is the power of deterioration and alienation, it has a great social harm.Comment on this paper forms,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powers of corruption, thereby hoping to power corruption and governance of the phenomenon of benefit.Key words: power corrupts Features Measures

一、权力腐败的表现形式

（一）公权私用

个别领导以手中的权力作为谋取个人利益的筹码，轻者吃拿卡要，重者违反党纪国法。

有专家指出，我国当前应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要切实解决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问题，为改革扫清障碍。客观地说，各级政府的各个部门都或多或少地掌握着处置分配公共资源的权力。新的形势下，政府职能主要是提供社会产品和提供公共服务。政府掌握着土地的批租权、税收权、卫生检查、公检法、卫生治安等等。一句话，政府现在的主要职能是“服务”，而不再是以前的“行政干涉”。

而公权私用，追求部门利益最大化，偏离公共服务的对象，将公共资源变成可以兜售的商品，必然造成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公，危及社会的公平正义。当行政人员在进行权力和利益的交易时，就不是以公务员身份在提供公共服务，而是以“商人”的身份做“买卖”，由此严重影响人民政府的公信力。

专家认为，当行政具有强烈的私利导向，不仅部门在行使权力时故意设置条件寻租，降低本部门的行政效能，而且部门之间在争夺利益中互不相让，在承担责任时相互推诿，力量内耗，抵消管理效应。部门利益的膨胀还可能导致某些群体性官员腐败，其“人人有份”的特点会弱化监督，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增加反腐成本。

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的形成，固然有特定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但重要的是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党性不纯，说到底就是不能够正确认识手中的权力从何而来、为谁而用，不能始终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只有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才能真正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保持权力的纯洁性、公益性、高尚性。

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要正确地运用行政权力，更好地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通过行政体制改革，始终把行政部门的权力运用服从于为人民谋利益的最高原则，这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有利于铲除滋长公权私用的土壤；制止公权私用，有利于为行政体制改革扫清障碍，二者相辅相成。

权力一旦没有约束是非常可怕的。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违反党组织的决定，与党组织离心离德，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硬抗不敢、软顶皆是”等，成了“吃喝玩乐站在第一线、革命斗志退到贫困线、违法违纪越过警戒线”的“三线”党员。更有甚者，以手中的权力作为谋取个人利益的筹码，轻则吃拿卡要，重则违反党纪国法。

真正地要制止公权私用，就是让权力不越界而行。这必须依靠制度建设严格约束行政权力，必须依靠依法行政解决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问题。各级行政部门理应以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作为终极目标，严格按照行政许可法办事，决策要符合法定程序，执法要遵守法律规定。建立健全对行政权力监督的体制，形成全方位的监督权力运行的机制。

（二）失职渎职

有些领导干部在其位不谋其政，好高骛远；不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奉行个人专断、搞“一言堂”等家长制作风，个人说了算。

现实生活中，一方面，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在其位不谋其政，好高骛远，突出表现在虚报浮夸，失职渎职行为和严重官僚主义。1958年，“大跃进”高潮兴起，全国刮浮夸风、共产风。当时，上海市有一篇报道，说的是上海县马桥公社，水稻“卫星田”的亩产已达17万斤，还附一幅照片：一个小孩坐在禾稻上没落地。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魏文伯亲赴马桥一看，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马桥公社就是把各处的水稻拔出来，堆积到“卫星田”里，创造了“奇迹”。正是“大跃进”到了离奇、离谱的地步，使“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一大批老百姓。

当前，我们有一些领导干部，见事就推，见难就躲，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很淡薄，对群众的利益常常置之脑后。在他们看来，管与不管，管得好不好，“官儿”照当不误。老百姓很形象的形容我们的一些干部：“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吹的，吹的不如拍的，拍的不如送的。”

为什么在有的地方，“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大干快上，而群众千呼万唤需要解决的问题，都得不到解决？问题的症结在于：“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老百姓给某些当官的刻画了一幅对联——上联是：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联是：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另一方面，是有的领导干部不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奉行个人专断、搞“一言堂”。所谓“一言堂”，也就是在党委领导班子中“一把手”一个人说了算，特别是在作为党内最高决策形式的党委会上搞个人专断。对这个问题，早在上世纪中叶，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提出来了。数十年来，反对“一言堂”的呼声也一直没有间断过，有时还强调得相当厉害。然而，“一言堂”却没有因此而关门，造成许多党内民主和政治生活不正常状态。

为什么“一言堂”会在我们党内长期流行屡禁不止？怎样才能真正走出“一言堂”？现实中有两种奇怪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第一种是，一些人一方面说“一言堂”要不得，另一方面有许多人离了它又觉得不习惯、不自在。在许多人看来，即便“一言堂”挺荒唐，也比“几爷子当家、七扯八拉”要好得多。有些新闻媒体在宣传先进典型的时候，有时也过分突出那里的“一把手”高明，给人的印象好象“一言堂”还真能搞出点名堂。事实是，如果我们不把“一言堂”的社会和思想根源问题解决，不在党内重新进行一番关于党内民主的启蒙教育，不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民主，不在全党和全社会真正形成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民主空气，再硬的纪律、再强的制度也不一定能贯彻执行。还有一种现象是，有些人明明搞的是“一言堂”，却堂而皇之地扯着民主集中制的旗号，甚至还理直气壮地认为他们搞的就是民主集中制。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自欺欺人的现象？这跟我们过去对民主集中制往往从思辩的角度去阐发、而没有注重制度创新和从操作层面解决问题有关。我们讲民主集中制讲了这么多年，其实对其中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甚至在认识上还有误区。只有在理论上搞明确了，才能在制度上进一步完善和创新。

而从政治制度的层面来看，“一言堂”主要是因为“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一把手”和党委（组）成员之间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以及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等等造成的。要走出“一言堂”，必须认真解决这些问题。要走出“一言堂”，我们还得首先从封建残余思想阴影里走出来，从一切不民主的传统里走出来，从对民主集中制错误理解的误区里走出来。

（三）党性沦落

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有些领导干部抵制不住奢靡之风的侵蚀，生活糜烂，对自己放松要求，失去警惕；对外部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形成严重的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

党员干部的生活作风、品行情趣不是小问题，它是党的作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党及其成员的面貌，与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学风、领导作风、工作作风等一起构成党的整体形象。有些领导干部抵制不住奢靡之风的侵蚀最终栽了跟斗，几乎都是从追求糜烂的生活方式开始的。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要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大力倡导的良好风气的第八个方面，就是要公道正派、情趣健康，讲操守、重品行，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可以说，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情趣，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意志和行为。高尚的情趣，催人上进，使人奋发；低下的情趣，消磨斗志，涣散人心。一个生活作风败坏、情趣低俗的干部，是不可能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那些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最终被绳之以法的领导干部，几乎都是从追求糜烂的生活方式开始的。而孔繁森、郑培民、汪洋湖等一大批为党和人民事业无私奉献的领导干部，有哪一个不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党员干部的生活作风好坏，情趣追求如何，直接关系到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的具体实践，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当前和谐社会的建设，这绝不是个人的小事，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对于似乎与工作无关的“生活情趣”问题，每一位党员干部都不可掉以轻心，而必须高度警觉，严肃对待。

有的领导干部不能顾全大局，令行禁止，不能树立“一盘棋”的思想，不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而以地方和部门的特殊性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甚至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些领导干部只顾自己不顾大局、只顾团体不顾整体，不适当地强调本地区、本部门工作的特殊性，希望全局利益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因而给全局造成了损害。我们遗憾地看到：一方领导干部的“粗鲁执政”，往往造成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严重”。

二、权力腐败的成因

（一）社会转型期的怪圈

我国现阶段，新旧体制交替，分配不合理，是滋生权力腐败的重要原因。

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旧的体制还没彻底打破，新的体制还没完全建立，再加上配套的法制、制度还不完善，各项旧体制的某些做法还在起作用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很容易受到权力的左右，给权钱交易打开了方便之门，给腐败分子留下了漏洞和缝隙。此外，我国的分配调节机制还不健全，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一些公务员对收入差距较大的现象不满意，对社会上的一些 “先富”也产生心理失衡，动摇了信念。致使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变化，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自觉或不自觉地走进“金钱至上”的误区，踏入了权力腐败的深渊。必须引起高度注意的是，权力具有“可交换性”的特征。权力的可交换性，是指权力作为一种外在型的能力，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权力主体的更换而发生转换。权力主体所拥有的权力，是外在于自己的利益，当他履行相应公共职务时，他就有权力，当他离开这一职务时，则会丧失权力。这就是民间常说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当权力主体拥有权力时，他就能“一呼百应”；当他离开了权力，就会“风光不在”了，这会让权力主体产生强烈的失落感，从而导致权力的异化，就是指权力主体把自己所掌握的权力作为“商品”用以交换私利，即权力腐败。在我国现阶段，由于新旧体制交替，分配不合理，一些“掌权人”在心理失衡之下，利用手中的“权力之棒”换取不正当利益，于是乎，权力腐败就产生了。

（二）设权失当的恶果

所谓设权失当，即设置权力时有失恰当。一是党政不分，职责不清。二是职位设置过多过滥，缺乏规范。三是权力分配过于集中，一把手往往集人、财、物大权于一身，常常存在个人说了算的情况；政府包揽干涉企业事务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权利过大，有侵占立法权、司法权、监督权的倾向。

授权失误。即把权力授给了本不该授予的对象。授权失误为权力腐败种下了祸根。有的部门考察干部时没有执行德才兼备的干部路线。有的组织干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即使听了不良反映，也是充耳不闻，考察结论只拣好听的写，造成用人失误。有的公开跑官要官，甚至有的则公开卖官。

用权失范。之所以出现用权失范的现象，主观上讲，是少数党员干部淡忘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发生扭曲。客观上讲，是体制和机制上的漏洞，腐败分子有空子可钻。

监督乏力。失去监督的权力必将导致腐败。就我国目前而言，监督部门还是众多的，看似构成了一张严密的监督网，然而深入研究后不难发现，这种监督机制还很不健全，监督乏力。一是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太远。二是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太难。三是同级对同级的监督太软。在当前的环境下，“好人主义”盛行，尤其是同级中的一把手，更是无人敢监督。四是法纪监督太晚。现在执纪执法多是一种事后监督。

设权失当所带来的结果，往往是对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危害。

（三）行政环境急需净化

当前我国的行政行为不规范，是普遍造成各级权力腐败的温床。

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不规范，为腐败分子违法犯罪大开方便之门。有分析表明，三大环节最易滋生职务性群体腐败：产品购销过程中索贿受贿形成以“回扣”为纽带的群体性腐败；工程建设过程中损公肥私形成以工程项目为轴线的群体性腐败；执法过程中枉法徇私形成以“保护伞”为特征的群体性腐败。

专家指出，我国转轨期过程中尚处于不规范市场经济状态，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还不具备。政府在资源配置(尤其是稀缺性资源配置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官员手中握有各种行政审批权力，可视为“政府产品”，官员们设置了租金，金额就是行政垄断运作和市场化运作的差价。各个利益集团利用各种非市场手段从政府手中获得审批远比运用市场手段更便捷，更节约成本。

近年来，学术界通常把这种由于政府行为而产生的腐败现象称为“寻租性腐败”。所谓“寻租性腐败”，是指为获取纯粹转移所花费的稀缺性资源跟垄断、管制关税和其他相关制度及实践带来的传统净损失。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曾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假设一个城市的政府用发放有限经营执照的办法来限制出租车的数量，那么城市里的出租车就少于自由竞争市场的均衡水平，出租车业主就可以赚到超额利润。在这种吸引下，人们就可能想方设法从主管执照发放的政府有关官员那里获得执照。如果执照的发放取决于个人意志，寻求执照的人就会贿赂这些官员，从而获得出租车业的经营权。因为拥有这个权力的官员能够获得利益，就会使更多的人争夺这个职务，由此产生了新一轮的寻租活动。如果全部或部分的执照费转化为政府的财政收入，那么各利益集团又有可能为了争夺这些资金的使用权而展开又一回合的寻租活动。此例生动说明：权力虽然同整个社会需要和公共利益相联系，但它毕竟是由社会中少数人行使。经济运行中的“双轨制”、市场竞争中的不规范性和行政部门改革的滞后性为国家权力拥有者“设租”、“寻租”提供了直接的可能。

由此观之，行政行为的不规范是普遍造成各级权力腐败的“温床”。

三、权力腐败的治理

（一）权力监督法制化

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制约机制和完善适度分解权力的制衡机制。

权力被滥用，以权谋私得以发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运行不规范、权力内部缺乏有效制约。要防止以权谋私和腐败，不仅需要党内的民主监督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而且必须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运行。在这种权力运行制约机制中，权力要作适当分解，使各种权力由不同部门（单位或岗位）行使，使各种权力之间形成合理的结构；职权配置要科学，体现分工明确、各负其责，职权与责任相统一；根据分权和各自的职权来设计权力运行的程序，使各种权力部门（单位或岗位）既分工负责、互相配合，又互相把关、互相制约，形成真正有效的制衡机制，保证权力依法运行，以此防止以权谋私的情况发生。

依据我国的国情，当前要着重抓紧建立以下几方面的权力运行制约机制。首先是要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规范行政审批行为；其次是要深化财税、投融资、金融制度改革，规范财经秩序，加强资金监管；还有就是要推行和完善政府采购、招投标等制度；再次是要完善决策机制，将预防腐败寓于决策之中；最后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

（二）强化纪检监察等专门监督机构的地位和作用

如强化舆论监督，加大对权力腐败的惩处力度，实行自下而上、随时曝光、无须受命、不畏权势，是揭露和打击腐败有效的形式，也是权力监督有效的方法。

舆论监督是指社会各方面通过大众传播渠道，表达具有普遍意义的意见。以舆论的方式对政府公务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实施监察和督促，是我们党和政府一贯倡导的。邓小平同志认为“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时党和政府听不到的，报纸能听到，它能摸到社会的脉搏。”从报纸批评的效果来看，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这种无形的力量有时比有形的监督更具有威慑力。自下而上，随时曝光，无须受命，不畏权势，是揭露和打击腐败最为有效的形式之一，也是权力监督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

它的作用在于：一是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广泛的监督。因为腐败行为世人深恶痛绝，只有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公众的广泛监督，对腐败的制约才能形成巨大的威力。二是导致腐败者下台。腐败者的职位再高，权力再大，一旦丑行公诸于世，就很难再冠冕堂皇地出入于官场，即使有后台，有人保，其官运也在劫难逃。三是新闻媒体对一些丑恶现象的曝光，会对用权人形成心理压力，使其不敢肆意妄为，可有效督促各类官员洁身自好。因为媒体曝光，会使官员威信扫地、臭名远扬，绝大多数官员对此会不寒而粟。而且新闻媒体的触角异常敏锐、广泛，许多难为执法部门所知的丑闻，却大多逃不过新闻记者的眼睛，而且，他们不留情面，一般不会发生有关部门的官官相护现象。为此，应尽快出台《新闻法》等保障舆论监督的法律法规，给新闻工作者更多的舆论监督的权利，避免那些变了质的、有权势的领导给舆论进行不必要的干涉，使舆论监督真正发挥“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的功能，有效地补充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的不足，使舆论监督更有效，更广泛地开展。

（三）强化对用人权的监督

运用权力的是人，权力的腐败是运用权力的人的腐败；要制止权力滥用，必须解决好权力掌握人的问题。权力，就是指挥和要求别人服从的能力。权力可分为职能规定的权力和由领导者的智慧、博学、经验、道德品质、指挥才能和以往的功绩而形成的个人权力。一个好的领导者，个人权力是规定权力的必要补充。专家认为，制止一个重要领导人滥用权力的最有效的保证是个人的道德，特别是该领导人高尚的精神道德，这种道德是选举和靠财产所不能取得的。然而，这毕竟是一种理想，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制止权力腐败，实施权力制约无疑是一种比较有效的途径。什么是权力制约？权力制约是指所有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现的公共权力（主要是国家机构的权力）在运行的同时，必须受到其他公共权力的制约。实践证明，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必然被滥用。权力制约就是要依靠法律的规定，界定权力之间的关系，使权力服从法律。

我们说，权力是通过具体的人来实施的，权力的腐败是运用权力的人的腐败。要制止权力的滥用，必须解决好权力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公共权力的产生是为公众服务的，以往我们的组织人事制度存在着神秘、封闭、保守化的倾向。公众对权力产生的过程不知情、不了解，导致一些动机不纯的人钻空子，通过不正当途径谋取权力，使一些优秀人才不能脱颖而出。要改变这种现象，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干部管理体制的改革，通过民主直选、竞争上岗、任前公示等形式，让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走向“阳光操作”，以此减少任命制可能产生的负效应。

另一方面，要全面贯彻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对一些国家公职人员进行公开招聘，向社会公开干部的推荐标准。同时要建立举荐干部错误追究制，约束和纠正主要领导在用人上的滥用权力行为。因为把具体的权力具体授予什么人行使，这本身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权力。而由于授权者的这项权力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一旦发生问题，后果就无法想象，所以说用人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因此，对于任用失误，授权错位的人，一定要实行失察追究制，追究主要领导人的责任，这就是解决好权力掌握人的问题。结语：

对权力腐败现象的蔓延，我们要正确认识其复杂根源，并对症下药，不仅治标，健全各项制度，更要治本，提高民众民主意识，真正做到“标本兼治”。当然，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这个任务尽管很艰巨，但一个事实是，违背历史发展和基本人性的腐败是必然可以得到彻底根治的，权力腐败终归有它败亡的时候，不久的将来，清正廉明、风气纯正必将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风气。

第四篇：现阶段中国腐败的特点及治本之策

一、中国的腐败状况在世界各国基本上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根据历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及相关资料统计，全国各级检察机关1979-1982年查处贪污贿赂等腐败案件总数为98225件，1983-1987年间增至15.5万件，1988-1992年间增至214318件，1993-1997年间，尽管对贪污贿赂、挪

用公款等腐败案件的立案标准均已提高，但是案件总数仍然增至387352件，18年间查处的贪污贿赂等腐败案件平均每年以22的速度增长。看到这些成绩，在人们额手称庆的同时，又不免扼腕叹息：在政府三令五申之下，为什么腐败分子仍然会“前仆后继”？。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经说，要警惕腐败和改革赛跑。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指出，腐败将对国民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1）腐败会降低一国公共投资以及基础设施的生产效率。公共工程中的腐败现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新修的道路可以在刚刚跑上汽车之后就变得坑坑洼洼，商场可以在顾客如织的时候突然坍塌。（2）腐败降低税收收入，并进而降低政府对教育和健康等公共领域方面的支出水平。据胡鞍钢在《中国：挑战腐败》一书中估计，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税收流失达5700-6800亿元。（3）腐败降低外国直接投资（FDI）.魏尚进的研究表明，腐败相当于对外商征收了一笔额外的税收，足以令他们裹足不前。（4）腐败产生大量非法企业和有组织犯罪。在腐败问题最严重的地区，出现了相当可怕的政府黑社会化，政府官员和黑社会头目沆瀣一气、鱼肉人民。（5）腐败还引起大量非法财富和资金外逃，据估计，1992-1996年俄罗斯向海外流失600亿美元。海外的报道也披露，大批逃亡海外的贪官，正在国外过着隐秘而奢华的生活。酒过三巡之后，他们吐露真言：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在出来之前捞得再多一些。按照胡鞍钢的估计，腐败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元到12570亿元之间，相当于GDP的13.2到16.8，腐败的增长速度似乎的确超过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当真是触目惊心。

尽管对腐败程度的衡量一直没有公认的科学标准，但是从目前的一些研究我们仍然可见端倪。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定期公布《世界主要国家竞争力报告》，其中政府清廉程度也被视为一国是否具有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按照其1998年的统计，中国的腐败程度大体和日本相仿，劣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也远逊于新加坡，但是却好过意大利、韩国、俄罗斯和印度。若按国际透明组织设计的清廉指数（CPI），1995年中国的清廉指数为2.61，在4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二。1998年中国清廉指数为3.50，在8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为第52位，低于世界平均数（4.89），也低于世界中间数（4.20）。1999年，中国在世界9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为第58位。这些研究当然仍很不完善，但是给我们的信息大致是：中国的腐败状况在世界各国基本上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尽管被抓出来的贪官越来越多，尽管街谈巷议中关于官场黑暗的故事和笑话多少反映出，公众对政府官员的信任程度也在下降。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中国政府的廉洁程度正在改善而不是恶化。腐败的恶果是动摇政府的有效性和政权的合法性。就像一支都是大烟鬼的军队没有战斗力一样，充斥着贪官污吏的政府也不可能高效率地运转。这几年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经济增长逆风飞扬、?谐』母镉刑醪晃伞Ｊ韵耄绻泄娴囊丫?quot;腐烂到根"，这些成绩又由何而来，恐怕我们早已经陷入四分五裂了。

二、现阶段中国的腐败与当代中国的转型性质具体体制特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改革是什么？从本质上说是发展生产力基础上的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改革开放不可能在极短的时期内一下子将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的弊端消除干净。原本的那种在浓浓的阶级斗争气氛下对整个社会的利益诱惑的抑制机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丧失殆尽；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权力的绝对化现象和特殊历史条件下家长制的复活现象，大大地抑制了社会对权力者的监督功能，从而给权力腐败创造了“绝佳的机会”。剧变的社会使原有的秩序规则失灵，而新的社会秩序却不能建立起来，这就是说，体制上的这种弊端和缺陷给腐败的泛滥创造了“最好的机遇”，权力腐败就是在这种体制缺陷中迅猛地发展、泛滥起来。

改革大大地激发了人们生产的热情，社会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社会财富获得了长足的提高，于是，在社会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背景下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现实地摆到了中国人的面前：人们应该怎样致富？应该怎样发财？在不可抗拒的利益诱惑和利益冲突面前，包括国外、境外在内的社会上的一小部分“商人”采用了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原始积累方式进行“血腥式的积累”，还有一小部分“有权人”则利用手中的公权为自己、自己的家族和自己身边的小集团谋取私利。更为可怕的是，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这一小

第五篇：现阶段我国医院财务制度问题及对策

现阶段我国医院财务制度问题及对策

现行的医院财务制度对会计要素给出了定义，也对会计要素确认和计量做了规定，但在规范会计要素确认和计量标准时，不够缜密。随着医疗事业的迅猛发展，十年前制定的《医院财务制度》、《医院会计制度》存在的固定资产核算和会计报表不完善的不足逐步涌现出来。本文作者试图分析当前医院会计制度的不足，探讨完善医院会计制度法子的建议。

一、当前医院财务会计制度的不足

1.固定资产核算

（1）固定资产计提修购基金后没有反响固定资产净值，从而造成医院资产不实，会计信息失真

当前《医院财务制度》规定，医院固定资产按账面价值的必然比例提取修购基金，用于固定资产的更新和大型修缮。其本色是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固定资产计提的“折旧”反响在“专用基金——修购基金”里，但没有设置相应的“累计折旧”科目作为固定资产的减项，以反响固定资产净值和累计提取修购基金（累计折旧）。从而造成医院资产不实，会计信息失真。

(2)未达到固定规定标准的耐用物质管理杂乱

当前《医院财务制度》固定资产的标准是指一般设备单位价值在500元以上，专业设备单位价值在500元以上，应用期限是一年以上，并在应用历程中根基维持原有物质形态的资产。单位价值虽未达到规定标准，但耐用光阴在一年以上的大宗同类物质，也应作为固定资产管理。

按这个固定资产标准，医院购置的大宗家具办公桌等物质，单位价值虽未达到规定的标准，应作为固定资产管理，那小批或单独购置的家具办公桌等物质就可不作固定资产管理。这就造成家具办公桌等有些是固定资产，有些又不是固定资产，容易造成固定资产管理杂乱，账实不符。

吴登科——天下伐谋咨询首席服务管理专家！

国内著名服务管理研究学者，“感动服务”的倡导者。曾任职海尔售后服务总部总监，负责海尔服务网络与服务人员的工作问题研究与方向把控，在三星销售总部任职期间，与同事共同创建了三星电子销售总部培训体系。现任北京天下伐谋咨询公司高级合伙人、首席服务管理专家！

吴老师结合亲身工作经历与广泛的企业实践，融合国际领先的服务理念，不断研发与传授引领行业服务发展的服务管理课程。2009年独立原创开发的《以感动服务提升企业竞争力（管理篇》、《从满意到忠诚的优质服务技巧(技巧篇)》两门课程在以后几年间获得服务及培训行业广泛认可，并填补了培训市场中“感动服务”与“客户忠诚管理”的两项空白。在2012年开发的《打造中国制造业服务标杆》，是基多年制造业的服务研究，为制造业服务转型及服务水平提升讲述方向与方法的课程，已经受到行业广泛认可。在“2010年（第六届）中国企业培训与发展年会”上荣获“2009中国新锐培训师”称号。

吴老师所讲的课程，所有内容均从学员实际工作提炼而来，传授教科书上没有的、工作中最简练与最实用的技能。并根据客户行业与企业的实际情况量身定制培训内容，采用学员体验与讲师启发相结合的授课方式，凡课上讲过的，学员现场就能掌握。给您一套行为改善的方法，只要企业愿意配合，就能看到学员行为的改善

(3)为改良就医环境而进行的门诊楼、住院病房等固定资产装修应容许增加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随着国民群众对健康的请求逐步进步，医院除了供给优质的医疗技巧服务，还要供给良好的就医环境。医院一些门诊楼，住院病房大多是十多年前甚至几十年前的旧建筑物，固定资产原值较低，对其装修不属于在原有根基上进行改建、扩张项目，按当前的《医院财务制度》、《医院会计制度》规定，其装修费是不能增加固定资产原值的，这就不能真实反响固定资产价值。

(4)没有设置“固定资产减值”会计科目，不能真实反响固定资产价值

科学技巧的发展日新月异，有些原本贵重的医疗设备仪器已明显减值。如果这些实际上已经产生减值的固定资产，还按购置时确认的原值在固定资产账面反响，那固定资产价值明显失真，有违会计信息质量请求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的原则。

2.医院会计报表欠缺现金流量表

当前医院会计报表首要有资产负债表、收入支出总表、医疗收支明细表、药品收支明细表、基金变动情况表等，而作为经济运动规模庞大的医院，有的每年现金流量多达10亿元以上，医院会计报表系统中短缺了反响医院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变动情况的首要报表现金流量表，使医院会计报表不能全面真实反响医院的经济运动。

二、完善医院财务会计制度的对策

1.增设“累计折旧”会计科目

针对医院固定资产计提修购基金后没有反响固定资产净值，从而造成医院资产不实，会计信息失真的情况，建议医院会计增设“累计折旧”科目，具体核算措施参照企业会计制度

2.建议医院会计在“固定资产”科目下增设“固定资产装修”明细科目核算医院门诊楼、住院病房装修掩护费用

针对医院门诊楼、住院病房装修不属于在原有根基上进行改建、扩建项目，按当前的《医院财务制度》、《医院会计制度》规定，其装修费是不能增加固定资产核算，确保固定资产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