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权力腐败的特点、成因及对策

第一篇：浅谈权力腐败的特点、成因及对策

浅谈权力腐败的特点、成因及对策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确立，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但由于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有不完善之处，给一些腐败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权力腐败渐呈蔓延之势，不仅从政治上侵害了党和国家的肌体，毒化了社会风气，阻碍了党的事业的顺利发展，而且对市场经济也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虽然过去我们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但权力腐败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如何从根本上遏制权力腐败，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为此，笔者对权力腐败的特点、成因及对策谈点粗浅看法。

一、权力腐败的概念及特点

（一）权力腐败的概念

所谓腐败，原本是指自然界有机物的腐烂败坏，后借用指行政体制的混乱、黑暗以及官吏的腐化、堕落。在我国，腐败基本上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来使用。因此，权力腐败是指国家公职人员滥用公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

（二）当前权力腐败的特点

1、腐败趋于爆发性。所谓爆发性是指腐败现象进入了多发、高发和频发阶段，处于爆发的高潮时期。加入WTO后，对外交流大幅度增多，多种市场经济成分之间重组、并购、整合不断加剧，矛盾错综复杂，竞争异常激烈，一些不法之徒乘机用“银弹”、“美色”对握有公共权力的人进行腐蚀，使一些思想意志不坚定的人思想防线决堤，被“银弹”击中，被“美色”诱惑，利用国家权力为他谋取私利。

2、主体高职低龄化。近年来，不少位高权重的省部级高官掉进了腐败的泥潭之中，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等被送上了断头台，李嘉廷、刘方仁等被送进了监狱。同时，腐败主体低龄化也呈上升趋势。一些少壮派胆子又大，又经不起金钱美色诱惑，见钱眼开，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不法人员办事谋利，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3、腐败领域广泛化。腐败的滋生范围广、领域宽，在各行业、各部门甚至是在某些“清水衙门”均有发生，具有广泛性。如文教、卫生等部门也不再是一片净土，银行金融、财税、烟草、电力、粮食、海关等部门更是职务犯罪的高发地带。

4、腐败趋于群体化。往往一案多人，形成一个腐败群体，内外联合，互相配合。只要牵出一人，就拉出一群、一窝，窝案串案十分突出，一个案件往往涉及几人、几十人或上百人。如在海内外引起巨大震动的厦门远华走私案，就有上百名官员被拉下水。

5、腐败方式多样化。一是以赠与、赞助等合法形式实施腐败；二是打着礼尚往来的“幌子”，利用逢年过节、“红白喜事”赠送贵重物品和礼金；三是利用股票发行、上市和企业破产重组拍卖等机会，非法侵占国有资产，捞取好处；四是采取在牌桌上以输钱的方式向领导干部及家属行贿，大搞权钱交易。

6、腐败趋于智能化。即运用专业化、高科技手段实施腐败。由于有的部门制度不健全，机制不规范，监督不到位，腐败分子利用手中权力，采用微机等高科技工具侵吞挪用国家集体资金。

二、权力腐败产生的原因

从近年来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案件来看，权力腐败高频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思想政治工作跟不上形势发展

近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有的单位往往只强调抓经济，而忽视了抓思想政治工作。不讲学习、不信马列、疏于思想政治教育，导致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放松了主观世界的改造，丢掉了理想信念，政治思想消极，宗旨观念淡薄，廉洁自律松懈，革命意志衰退。不是把自身的价值体现在为人民作贡献上，丢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忘记了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把权力当作获取私利金钱的工具。“金钱至上”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在某些部门中盛行，成为使部分人走上腐败道路的思想基础。

（二）历史和世界环境因素

我国经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腐朽思想扎根很深。在新中国成立仅仅五十六年的历史条件下，封建社会的腐朽思想自觉不自觉地残留在相当部分思想觉悟低的党员干部意识中。这种意识在一定的气候和环境中，就会转化为腐败行为。加之改革开放后，引进资本主义先进经验和技术发展经济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进了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使得解放后一度销声匿迹的腐败现象又死灰复燃。西方不健康的文化、价值观念和腐朽的生活方式乘虚而入，不同程度地腐蚀着一些党员干部。跨境、跨国腐败犯罪不断增加，贪官外逃、赃物外移的新情况时有发生。

（三）对权力运作缺乏有效监督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有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犯罪由小到大，屡屡得逞，与一些单位和部门对工作人员行使权力缺乏正常有效的监督有关。一些监督管理机构尚未健全和完善，制度不落实，管理松驰，有章不循，有法不依，使得一些腐败分子有空可钻，拿单位的钱比拿自家的钱还方便，一次又一次无人发现。加之权力腐败者往往地位特殊，上级领导的管理监督不可能面面俱到，同级监督力度不够，有的单位领导党政职务一肩挑，权力集中到一人，造成一支笔签字，一人说了算的局面，内部监督、民主监督难以有效实施。

（四）法制的不健全和滞后性

法制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廉政法规制度建设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把反腐败斗争纳入了法制化轨道。但由于廉政法律还不够完善，解决一些深层次腐败问题的法律滞后，无法可依的问题仍然存在。一是“权力法授”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权力本应来源于法律的赋予，现行的法律法规还不能完全对所有的权力行使严格的授权并确认法律责任，权力和责任没有完全对等地挂勾，权大于责的现象严重。二是立法滞后。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没有及时立法，有些廉政方面的规章没有及时上升为法律，至今仍未出台廉政法。三是惩戒力度不够大。腐败成本问题没有从根本得到解决，没有让腐败者在经济上付出沉重代价，政治帐没有得到彻底清算，使权力腐败屡屡发生。

三、防范权力腐败的对策

针对权力腐败的特点及其发生的原因，应建立和完善相应的预防机制，大力开展个案预防、同步预防和行业预防，从源头抓起，降低腐败发生率，最大限度地避免权力腐败带来的危害和损失。

（一）加强思想教育，筑牢道德防线

加强教育是拒腐防变的第一道屏障。腐败行为发生与否，主要取决于行为主体的思想动因，而净化人的思想必须依靠长期的思想教育。教育与法制等其他手段不同，其强制性不那么刚性，其功能实现并不一定立竿见影，但它“润物无声”，潜移默化地渗透着人们的思想，长期持久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思想教育有助于形成稳定的价值取向，对人一生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要充分发挥教育的基础性作用，构建“不愿腐败”的自律机制。

（二）加快廉政立法，实现依法治腐

构建惩防腐败体系，加大预防力度，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社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要适应新形势下的反腐需要，必须加快法制建设，加快制定廉政法，为反腐败提供法制保障，形成依法治腐的社会环境。要创新制度体系，构建“不易腐败”的防范机制，对纪检监察机关制定的党风廉政制度和规定进行清理和规范，将一些制度用地方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把一些具有实用性、约束性、科学性的制度上升为法律，真正体现法律和制度的强制性和约束力。

（三）完善监督体系，构建约束机制

一是科学配置权力。健全权力运作程序，完善监督措施，建立健全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防止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二是有效制约权力。完善监督的约束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紧紧抓住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这个重点，认真落实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责任相结合。三是严密监督程序。把监督的内容、形式、方式、方法、步骤、结果程序化、流程化、固定化，针对权力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及时给予警戒、强制、调控、整改、治理、惩处，充分监督权力具体化、制度化、规范化。

（四）加大宣传力度，形成良好氛围

人民群众对身边的腐败分子的一举一动，洞若观火，明察秋毫，只要把与权力腐败作斗争的具体手段交给群众，并建立起相关的举报保障机制，使腐败分子不敢轻举妄动，就必然有利于减少权力的腐败。大力开展廉政文化建设，积极推进廉政文化进机关、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通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廉政文化建设，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反腐倡廉的文化舆论氛围。

（五）加大打击力度，严惩腐败分子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权力腐败中，无论涉及什么人都要有敢于碰硬的精神。依法坚决查处，坚决处理，一抓到底，决不姑息，决不手软，维护党的纪律的严肃性。决不能办人情案、关系案，更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严格依党纪国法从重从快予以严惩，决不手软。在惩治受贿者的同时，也应当惩治行贿者，不姑息和不宽容行贿者，才能更加有效的从源头上根治腐败。

第二篇：领导权力腐败的特点及对策

领导权力腐败的特点及对策

我国已经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转变，现处于渐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同时各方面都出现了好的形势，但也有不和谐的声音、现象和行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权力腐败问题。

第一、当前我国权力腐败的特点，有三个方面：

1、权力腐败处于多发期和高发期。主要原因是社会改革处在转形期，整个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未跟上社会市场的步伐，造成腐败分子的利用空间。2005年韩桂芝等腐败现象，就要对他们进行分析。

2、亚腐败的表现非常突出。之所以叫亚腐败，是政府规定的制度当中所能够允许的、看得到的、公开的一种腐败现象。其表述是否科学，有待学术界探讨。亚腐败主要是指次于前面的一种腐败，它也是相当严重的。如公款吃喝等现象。

3、政府的不作为现象也是一种严重的腐败。当前我国全力发展趋势

第二、对当前我国腐败的对策

一、廉政文化在精神思想方面具有导向作用

廉政文化作为一定经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具有社会属性，对社会有较强的辐射功能和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特别是当今世界，社会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文化也呈现多元化状态。而文化的多元化不但表现为传播手段的多样化，还表现为形式上的多元化，它赞扬什么，批评什么，反对什么，都具有鲜明的指向性。它可以让人民群众在获取各种信息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文化的熏陶，从而使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所以，廉政文化一旦形成，能够从情感上、心理上影响、引导、决定着人们的行动，可以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开展形成良好的外部环境，可以增强人们拒绝腐败的能力，督促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常修为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

二、廉政文化对腐朽文化具有批判作用

文化是一种软环境。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廉政，以廉政的尺度来评判社会，是廉政文化最为根本的特征。廉政文化不仅是一种道德观念，还是一种价值尺度。一个社会的廉洁氛围浓厚不浓厚，是衡量这个社会是否健全的一个重要指标；缺乏廉洁理念的文化是难以长久支撑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传统文化有“修齐治平”的说法，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让我们洁身自好，服务国家。这些至理名言虽经历史变迁，但至今仍对我们有借鉴意义，这也是廉政文化经久不衰，传承至今的生命力所在。另外，廉政文化是腐朽文化的对立面和批判者。如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云：“只见火光烧润屋，不闻波浪覆虚舟。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他讲的是，贪污腐败可以使贪鄙的心理得到满足，然而等着他的是波涛覆舟、灭顶之灾。这就是对腐败现象的批判。腐败现象之所以滋生蔓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腐败行为背后有腐朽文化作支撑，腐朽没落的官本位意识、贪图享乐的思想观念、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等还有着一定的市场。而廉政文化正是从根基上摧毁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观念，在全社会形成以廉洁为荣的浓厚氛围，给腐败行为以抨击和批判，并给其造成巨大的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压力，从而有效地遏制和惩治腐败现象，达到干部廉洁、政治清明的目的。

三、廉政文化具有凝聚民族力量的作用

廉政文化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文化，而是一种文化体系，一种廉政理念，它能使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广大党员干部在同一类型和模式的文化氛围中得到教化、培养，从而以相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使广大党员干部在不同层次上联系起来、聚集起来，使整个队伍因同一的文化渊源而形成一种强大的、向心的凝聚力量。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能够团结统一，文化的凝聚作用是一个重要原因。今天廉政文化同样能够凝聚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人们会自觉地紧紧团结在一起，为消除腐败，构建和谐社会而奋斗。同时廉政文化还能通过卓有成效的艺术形式挖掘和培养人们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共同情感，使人们因彼此一致而凝聚在一起。这对于引导公职人员和领导干部提高廉洁自律意识，团结一致，发挥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具有重要意义。

四、廉政文化对人的行为有规范作用

制度是构建惩防体系的关键。廉政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虽然没有明文的规章制度，但可起到制度约束作用。指导人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如果违反了道德准则，廉政文化的软性控制就会发生作用，对自己的行为自动加以纠正，从而促进党员干部廉洁自律。具体表现在：第一，能从道德上进行规范。道德直接受人文环境的影响。而各种形式的廉政文化活动，可使人们在陶冶情操的过程中道德得到了纯洁，道德行为也得到了约束。第二，能从思想政治上进行规范。廉政文化作为思想政治理论的重要载体之一，以其鲜活的形式对思想政治理论进行广泛的传播，不断地给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灌输思想政治理论，使其行为受到正确的引导。第三，能从制度上进行规范。廉政文化包含廉政制度文化，廉政制度文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供广大党员干部直接学习的党纪政纪条规和廉政法规汇编，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学习，无疑会起到规范作用；另一方面，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多种形式的廉政文化建设活动，使人们在文化素养得到提高的同时，思想上逐步筑牢法纪防线。党风廉政建设的发展和惩防体系的构筑需要多种社会因素以及各种政治因素的合力作用，而廉政文化便是其中一种无形的力量。

惩腐兴廉，整肃史治，是国家兴亡之所系，党的十五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治理腐败的重大措施，解决了多年来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消极腐败问题，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种种原因，其遏制的力度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级阶段，反腐败形势仍很严峻。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职

第三、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把惩治腐败作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来抓，对今后一个时期的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此，对新形势下产生腐败的成因进行再透析，并进一步探究反腐败对策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一、权力腐败的表现形式

权力腐败所谓权力腐败，即公共权力的错位，就是执掌权力的某些机关、领导者和其他执法人员违背公共权力的性质和原则，使公共权力私有化，错用、滥用权力，造成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的一种现象。

权力腐败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涉及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权力腐败而言，主要表现在：一是少数人员把公共权力据为己有，以手中的权力作为谋取个人利益的筹码，轻者吃拿卡要，重者贪污受贿，有的甚至丧失人格公开索贿，非法攫取经济利益。二是有些领导干部在其位不谋其政，好高骛远，突出表现为失职渎职行为和严重官僚主义。三是个别领导不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奉行个人专断、搞“一言堂”等家长制作风，个人说了算。四是少数人在改革开放以来抵制不住奢靡之风的侵蚀，生活糜烂。五是有的地区和部门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形成严重的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凡此种种，虽发生在个别地区和部门或少数人身上，但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严重妨碍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影响了党和群众的关系，使党的执政地位受到严峻挑战。

二、权力腐败的原因

各种各样的权力腐败现象是政治系统的痼疾，它的形成与蔓延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主观心理等方面的原因。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腐败的主要原

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旧体制交替，分配不合理，是滋生权力腐败的重要原因。在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旧体制的某些做法还在起作用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很容易受到权力的左右，给权钱交易打开了方便之门。在分配调节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出现了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公务员的收入比较低。一些公务员对收入低和不同部门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收入差距较大的现象不满意，造成一些人心理失衡并动摇一部分党员的信念，致使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变化，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自觉或不自觉地走进“金钱至上”的误区。

（二）设权失当。主要表现在：一是党政不分，职责不清，在具体工作中往往以政代党，或以党代政，有些是党政交叉任职，削弱了党对权力的监督作用。二是因人设职，权力设置过多过滥，用人失当也就造成了设权失当。三是权力分配过于集中，对于关系个人利益的重大问题，往往少数人说了算或个人说了算。

（三）权力制约机制还不很健全，监督乏力是造成权力腐败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一是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太远。“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二是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太难。表现为无法监督，不敢监督。三是同级对同级的监督太软。好人主义盛行，你好我好大家好，保持一团和气，所以这种监督软弱无力。四是法纪监督太晚。现在执纪执法多是一种事后监督。“你不告，我不动；告了也不一定管用”。且不说有的案子很难查清楚，就算查了个，作了严肃处理，这种处理也只能起到警示作用。

（四）行政行为不规范，是造成权力腐败的温床。行政审批事项过多，程序过繁，环节过多，自由栽量权过大，政策透明度低，为一些权力部门和人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创造了条件。从目前看，掌管人、财、物和证照发放、项目审批等部门容易滋生权力腐败现象。如工程建筑、金融证券、工商税务、公安司法等具有特权的行政管理部门和组织干部人事工作部门等。

第四、遏制权力腐败

党的十六大审时度势，在以往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适时提出了反腐败斗争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和逐步加大治本力度的要求，并且提出要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和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一）权力监督法制化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制约机制。目前，在立法制权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不足。监督本身具有强制性和命令性特征，它要求无论什么时候，监督的实施往往受到干扰阻挠，权力主体这种对权力监督的破坏，其根源在于我们的立法体制对监督的主体和客体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位。监督的主体在行使监督权时没有受到具体明确的法律保护，监督的对象不接受监督而应承担的后果，也没有具体的法律加以约束。而且监督的程序和实现的方式都缺乏规范，显然这种无法可依的监督必然是苍白无力的监督。因此，必须尽快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保证监督机关有一个良好的执法环境，扩展监督机关的权限，明确无论什么人都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无条件的接受监督。

（二）完善适度分解权力的制衡机制

任何人都既是监督的主体又是监督的客体，在监督别人的同时又接受别人的监督，这才是合理的监督机制。但事实上，在一个地方、部门和单位，由于主要领导掌握了决策权，可以通过制定内部监督程序和内容等方法，使监督沿着个人意志方向实施，掌权者掌握了决策权也就掌握了内部监督权，掌权者不仅可以让监督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而且还使得监督者慑于自己的权威不敢进行监督，实际上脱离了监督的控制。权力的过分集中极易导致对权力的滥用，是权力（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人”）腐败的重要原因，因此，对权

力进行分割和制约是遏制权力腐败的重要举措。一是在不影响主要领导正确行使其领导权的前提下，根据党委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将主要领导拥有的过分集中的权力适当分散，坚持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形成决议后由分工领导组织实施。二是根据权力制约原则，调整部门职能分工，合理划分职责权限，形成部门之间、单位之间平行交互监督制约的机制。三是公开行政程序，对行政审批事项、工程招标、人事调配、收入分配等行政事项在实施前公布预定的目标和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公平评估和选择，并且将实施结果公布于众，接受群众监督。通过合理分权，减少“暗箱操作”的发生率，防止权力腐败行为的发生。

（三）强化纪检监察等专门监督机构的地位和作用，加大对权力腐败的惩处力度

纪检监察制度是权力监督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邓小平同志强调：“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这就是说，专门机构的监督制约是克服权力腐败现象的组织保障。现行的纪检监察体制是实行双重领导体制，隶属于当地党委政府的职能部门，实际上是以地方领导为主，这无异于形成被监察者领导监察者进行监察的局面，使纪检监察机构的权威大打折扣。例如，有的领导本身就是违法乱纪者，他们不仅不让纪检监察机关插手，而且设置重重障碍。光靠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监察，有些问题，或一些具体性实质问题很难抓住，因为这种远距离的监督，使监督者与被监督者间隔层次较多，彼此很少接触，导致监督者耳目闭塞，信息不灵。根据现行体制的弊端，应改变管理体制的双轨制，纪检监察机关宜实行垂直领导，这样有利于避免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对纪检监察机关的干扰，从而使纪检监察机关更有效地开展工作。同时，也要加强纪检监察队伍的建设，使之成为一支训练有素，思想作风过硬，懂政策法律和技术的队伍。纪检监察干部要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气慨，坚持不懈地同权力腐败作斗争。

（四）强化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是指社会各方面通过大众传播渠道，表达具有普遍意义的意见。以舆论的方式对政府公务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实施监察和督促，是我们党和政府一贯倡导的。邓小平同志认为“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时党和政府听不到的，报纸能听到，它能摸到社会的脉搏。”从报纸批评的效果看出，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这种无形的力量有时比有形的监督更具有威慑力。自下而上，随时曝光，无须受命，不畏权势，是揭露和打击腐败最为有效的形式之一，也是权力监督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它的作用在于：一是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广泛的监督。因为腐败行为世人深恶痛绝，只有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公众的广泛监督，对腐败的制约才能形成巨大的威力。二是导致腐败者下台。腐败者的职位再高，权力再大，一旦丑行公诸于世，就很难再冠冕堂皇地出入于官场，即使有后台，有人保，其官运也在劫难逃。三地督促各类官员洁身自好，媒体曝光，会使官员威信扫地、臭名远扬，绝大多数官员对此会不寒而粟。而且新闻媒体的触角异常敏锐、广泛，许多难为执法部门所知的丑闻，却大多逃不过新闻记者的眼睛，而且，他们不留情面，一般不会发生有关部门的官官相护现象。为此，应尽快出台<<新闻法>>等保障舆论监督的法律法规，给新闻工作者更多的舆论监督的权利。只有从法律上保障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权、报道权、评论权、批评权等，才会使舆论监督避免过多的人治色彩影响，避免那些变了质的、有权势的领导给舆论进行不必要的干涉，才能使舆论监督真正发挥朱总理在视察中央电视台时所说的“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的功能，才能有效地补充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的不足，才能使舆论监督更有效，更广泛地开展。

（五）强化对用人权的监督

权力是通过具体的人来实施的，权力的腐败是运用权力的人的腐败。要制止权力的滥用，必须解决好权力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公共权力的产生是为公众服务的，以往我们的组织人事制度存在着神秘、封闭、保守化的倾向。公众对权力产生的过程不知情、不了解，导致一些动机不纯的人钻空子，通过不正当途径谋取权力，使一些优秀人才不能脱颖而出。要

改变这种现象，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干部管理体制的改革，通过民主直选、竞争上岗、任前公示等形式，让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走向“阳光操作”，以此减少任命制可能产生的负效应。另一方面，要全面贯彻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对一些国家公职人员进行公开招聘，向社会公开干部的推荐标准。同时要建立举荐干部错误追究制，约束和纠正主要领导在用人上的滥用权力行为。因为把具体的权力具体授予什么人行使，这本身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权力。而由于授权者的这项权力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一旦发生问题，后果就无法想象，所以说用人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因此，对于任用失误，授权错位的人，一定要实行失察追究制，追究主要领导人的责任。

权力腐败是古今中外需要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客观上有它长期存在的必然性。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短时期内无法消除而等闲视之，否则祸国殃民。历史上有因权力腐败而亡国丢权的教训，这同样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努力遏制权力腐败的警示。

第三篇：当前我国权力腐败的特点及对策

当前我国权力腐败的特点及对策研究

摘要：“廉政”和“腐败”，是我国当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话题。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最主要的障碍之一。党中央长期以来将反腐倡廉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但多年来腐败现象仍旧十分突出，反腐败已成为我国当前必须严肃对待的最深刻课题之一。事实上，腐败是权力的腐化，其实质为权力的变质和异化，它对社会有着极大的危害。本文就权力腐败现象的形式、成因及治理对策进行评析，以此希冀对我国权力腐败现象及其治理有所裨益。

关键词：权力

腐败

特点

对策

Summary: “Against” and “corruption” of contemporary social life is a key topic.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spread of corruption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in obstacles.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will be a long time as an important task, but corruption is still very prominent over the years, has become one of China's anti-corruption must be currently the most profound issue seriously.In fact, corruption is the corruption of power, and its essence is the power of deterioration and alienation, it has a great social harm.Comment on this paper forms,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powers of corruption, thereby hoping to power corruption and governance of the phenomenon of benefit.Key words: power corrupts Features Measures

一、权力腐败的表现形式

（一）公权私用

个别领导以手中的权力作为谋取个人利益的筹码，轻者吃拿卡要，重者违反党纪国法。

有专家指出，我国当前应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要切实解决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问题，为改革扫清障碍。客观地说，各级政府的各个部门都或多或少地掌握着处置分配公共资源的权力。新的形势下，政府职能主要是提供社会产品和提供公共服务。政府掌握着土地的批租权、税收权、卫生检查、公检法、卫生治安等等。一句话，政府现在的主要职能是“服务”，而不再是以前的“行政干涉”。

而公权私用，追求部门利益最大化，偏离公共服务的对象，将公共资源变成可以兜售的商品，必然造成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公，危及社会的公平正义。当行政人员在进行权力和利益的交易时，就不是以公务员身份在提供公共服务，而是以“商人”的身份做“买卖”，由此严重影响人民政府的公信力。

专家认为，当行政具有强烈的私利导向，不仅部门在行使权力时故意设置条件寻租，降低本部门的行政效能，而且部门之间在争夺利益中互不相让，在承担责任时相互推诿，力量内耗，抵消管理效应。部门利益的膨胀还可能导致某些群体性官员腐败，其“人人有份”的特点会弱化监督，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增加反腐成本。

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的形成，固然有特定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但重要的是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党性不纯，说到底就是不能够正确认识手中的权力从何而来、为谁而用，不能始终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只有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才能真正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保持权力的纯洁性、公益性、高尚性。

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要正确地运用行政权力，更好地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通过行政体制改革，始终把行政部门的权力运用服从于为人民谋利益的最高原则，这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有利于铲除滋长公权私用的土壤；制止公权私用，有利于为行政体制改革扫清障碍，二者相辅相成。

权力一旦没有约束是非常可怕的。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违反党组织的决定，与党组织离心离德，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硬抗不敢、软顶皆是”等，成了“吃喝玩乐站在第一线、革命斗志退到贫困线、违法违纪越过警戒线”的“三线”党员。更有甚者，以手中的权力作为谋取个人利益的筹码，轻则吃拿卡要，重则违反党纪国法。

真正地要制止公权私用，就是让权力不越界而行。这必须依靠制度建设严格约束行政权力，必须依靠依法行政解决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问题。各级行政部门理应以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作为终极目标，严格按照行政许可法办事，决策要符合法定程序，执法要遵守法律规定。建立健全对行政权力监督的体制，形成全方位的监督权力运行的机制。

（二）失职渎职

有些领导干部在其位不谋其政，好高骛远；不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奉行个人专断、搞“一言堂”等家长制作风，个人说了算。

现实生活中，一方面，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在其位不谋其政，好高骛远，突出表现在虚报浮夸，失职渎职行为和严重官僚主义。1958年，“大跃进”高潮兴起，全国刮浮夸风、共产风。当时，上海市有一篇报道，说的是上海县马桥公社，水稻“卫星田”的亩产已达17万斤，还附一幅照片：一个小孩坐在禾稻上没落地。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魏文伯亲赴马桥一看，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马桥公社就是把各处的水稻拔出来，堆积到“卫星田”里，创造了“奇迹”。正是“大跃进”到了离奇、离谱的地步，使“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一大批老百姓。

当前，我们有一些领导干部，见事就推，见难就躲，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很淡薄，对群众的利益常常置之脑后。在他们看来，管与不管，管得好不好，“官儿”照当不误。老百姓很形象的形容我们的一些干部：“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吹的，吹的不如拍的，拍的不如送的。”

为什么在有的地方，“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大干快上，而群众千呼万唤需要解决的问题，都得不到解决？问题的症结在于：“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老百姓给某些当官的刻画了一幅对联——上联是：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联是：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另一方面，是有的领导干部不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奉行个人专断、搞“一言堂”。所谓“一言堂”，也就是在党委领导班子中“一把手”一个人说了算，特别是在作为党内最高决策形式的党委会上搞个人专断。对这个问题，早在上世纪中叶，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提出来了。数十年来，反对“一言堂”的呼声也一直没有间断过，有时还强调得相当厉害。然而，“一言堂”却没有因此而关门，造成许多党内民主和政治生活不正常状态。

为什么“一言堂”会在我们党内长期流行屡禁不止？怎样才能真正走出“一言堂”？现实中有两种奇怪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第一种是，一些人一方面说“一言堂”要不得，另一方面有许多人离了它又觉得不习惯、不自在。在许多人看来，即便“一言堂”挺荒唐，也比“几爷子当家、七扯八拉”要好得多。有些新闻媒体在宣传先进典型的时候，有时也过分突出那里的“一把手”高明，给人的印象好象“一言堂”还真能搞出点名堂。事实是，如果我们不把“一言堂”的社会和思想根源问题解决，不在党内重新进行一番关于党内民主的启蒙教育，不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民主，不在全党和全社会真正形成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民主空气，再硬的纪律、再强的制度也不一定能贯彻执行。还有一种现象是，有些人明明搞的是“一言堂”，却堂而皇之地扯着民主集中制的旗号，甚至还理直气壮地认为他们搞的就是民主集中制。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自欺欺人的现象？这跟我们过去对民主集中制往往从思辩的角度去阐发、而没有注重制度创新和从操作层面解决问题有关。我们讲民主集中制讲了这么多年，其实对其中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甚至在认识上还有误区。只有在理论上搞明确了，才能在制度上进一步完善和创新。

而从政治制度的层面来看，“一言堂”主要是因为“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一把手”和党委（组）成员之间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以及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等等造成的。要走出“一言堂”，必须认真解决这些问题。要走出“一言堂”，我们还得首先从封建残余思想阴影里走出来，从一切不民主的传统里走出来，从对民主集中制错误理解的误区里走出来。

（三）党性沦落

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有些领导干部抵制不住奢靡之风的侵蚀，生活糜烂，对自己放松要求，失去警惕；对外部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形成严重的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

党员干部的生活作风、品行情趣不是小问题，它是党的作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党及其成员的面貌，与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学风、领导作风、工作作风等一起构成党的整体形象。有些领导干部抵制不住奢靡之风的侵蚀最终栽了跟斗，几乎都是从追求糜烂的生活方式开始的。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要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大力倡导的良好风气的第八个方面，就是要公道正派、情趣健康，讲操守、重品行，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可以说，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情趣，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意志和行为。高尚的情趣，催人上进，使人奋发；低下的情趣，消磨斗志，涣散人心。一个生活作风败坏、情趣低俗的干部，是不可能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那些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最终被绳之以法的领导干部，几乎都是从追求糜烂的生活方式开始的。而孔繁森、郑培民、汪洋湖等一大批为党和人民事业无私奉献的领导干部，有哪一个不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党员干部的生活作风好坏，情趣追求如何，直接关系到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的具体实践，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当前和谐社会的建设，这绝不是个人的小事，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对于似乎与工作无关的“生活情趣”问题，每一位党员干部都不可掉以轻心，而必须高度警觉，严肃对待。

有的领导干部不能顾全大局，令行禁止，不能树立“一盘棋”的思想，不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而以地方和部门的特殊性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甚至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些领导干部只顾自己不顾大局、只顾团体不顾整体，不适当地强调本地区、本部门工作的特殊性，希望全局利益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因而给全局造成了损害。我们遗憾地看到：一方领导干部的“粗鲁执政”，往往造成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严重”。

二、权力腐败的成因

（一）社会转型期的怪圈

我国现阶段，新旧体制交替，分配不合理，是滋生权力腐败的重要原因。

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旧的体制还没彻底打破，新的体制还没完全建立，再加上配套的法制、制度还不完善，各项旧体制的某些做法还在起作用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很容易受到权力的左右，给权钱交易打开了方便之门，给腐败分子留下了漏洞和缝隙。此外，我国的分配调节机制还不健全，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一些公务员对收入差距较大的现象不满意，对社会上的一些 “先富”也产生心理失衡，动摇了信念。致使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变化，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自觉或不自觉地走进“金钱至上”的误区，踏入了权力腐败的深渊。必须引起高度注意的是，权力具有“可交换性”的特征。权力的可交换性，是指权力作为一种外在型的能力，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权力主体的更换而发生转换。权力主体所拥有的权力，是外在于自己的利益，当他履行相应公共职务时，他就有权力，当他离开这一职务时，则会丧失权力。这就是民间常说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当权力主体拥有权力时，他就能“一呼百应”；当他离开了权力，就会“风光不在”了，这会让权力主体产生强烈的失落感，从而导致权力的异化，就是指权力主体把自己所掌握的权力作为“商品”用以交换私利，即权力腐败。在我国现阶段，由于新旧体制交替，分配不合理，一些“掌权人”在心理失衡之下，利用手中的“权力之棒”换取不正当利益，于是乎，权力腐败就产生了。

（二）设权失当的恶果

所谓设权失当，即设置权力时有失恰当。一是党政不分，职责不清。二是职位设置过多过滥，缺乏规范。三是权力分配过于集中，一把手往往集人、财、物大权于一身，常常存在个人说了算的情况；政府包揽干涉企业事务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权利过大，有侵占立法权、司法权、监督权的倾向。

授权失误。即把权力授给了本不该授予的对象。授权失误为权力腐败种下了祸根。有的部门考察干部时没有执行德才兼备的干部路线。有的组织干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即使听了不良反映，也是充耳不闻，考察结论只拣好听的写，造成用人失误。有的公开跑官要官，甚至有的则公开卖官。

用权失范。之所以出现用权失范的现象，主观上讲，是少数党员干部淡忘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发生扭曲。客观上讲，是体制和机制上的漏洞，腐败分子有空子可钻。

监督乏力。失去监督的权力必将导致腐败。就我国目前而言，监督部门还是众多的，看似构成了一张严密的监督网，然而深入研究后不难发现，这种监督机制还很不健全，监督乏力。一是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太远。二是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太难。三是同级对同级的监督太软。在当前的环境下，“好人主义”盛行，尤其是同级中的一把手，更是无人敢监督。四是法纪监督太晚。现在执纪执法多是一种事后监督。

设权失当所带来的结果，往往是对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危害。

（三）行政环境急需净化

当前我国的行政行为不规范，是普遍造成各级权力腐败的温床。

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不规范，为腐败分子违法犯罪大开方便之门。有分析表明，三大环节最易滋生职务性群体腐败：产品购销过程中索贿受贿形成以“回扣”为纽带的群体性腐败；工程建设过程中损公肥私形成以工程项目为轴线的群体性腐败；执法过程中枉法徇私形成以“保护伞”为特征的群体性腐败。

专家指出，我国转轨期过程中尚处于不规范市场经济状态，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还不具备。政府在资源配置(尤其是稀缺性资源配置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官员手中握有各种行政审批权力，可视为“政府产品”，官员们设置了租金，金额就是行政垄断运作和市场化运作的差价。各个利益集团利用各种非市场手段从政府手中获得审批远比运用市场手段更便捷，更节约成本。

近年来，学术界通常把这种由于政府行为而产生的腐败现象称为“寻租性腐败”。所谓“寻租性腐败”，是指为获取纯粹转移所花费的稀缺性资源跟垄断、管制关税和其他相关制度及实践带来的传统净损失。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曾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假设一个城市的政府用发放有限经营执照的办法来限制出租车的数量，那么城市里的出租车就少于自由竞争市场的均衡水平，出租车业主就可以赚到超额利润。在这种吸引下，人们就可能想方设法从主管执照发放的政府有关官员那里获得执照。如果执照的发放取决于个人意志，寻求执照的人就会贿赂这些官员，从而获得出租车业的经营权。因为拥有这个权力的官员能够获得利益，就会使更多的人争夺这个职务，由此产生了新一轮的寻租活动。如果全部或部分的执照费转化为政府的财政收入，那么各利益集团又有可能为了争夺这些资金的使用权而展开又一回合的寻租活动。此例生动说明：权力虽然同整个社会需要和公共利益相联系，但它毕竟是由社会中少数人行使。经济运行中的“双轨制”、市场竞争中的不规范性和行政部门改革的滞后性为国家权力拥有者“设租”、“寻租”提供了直接的可能。

由此观之，行政行为的不规范是普遍造成各级权力腐败的“温床”。

三、权力腐败的治理

（一）权力监督法制化

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制约机制和完善适度分解权力的制衡机制。

权力被滥用，以权谋私得以发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运行不规范、权力内部缺乏有效制约。要防止以权谋私和腐败，不仅需要党内的民主监督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而且必须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运行。在这种权力运行制约机制中，权力要作适当分解，使各种权力由不同部门（单位或岗位）行使，使各种权力之间形成合理的结构；职权配置要科学，体现分工明确、各负其责，职权与责任相统一；根据分权和各自的职权来设计权力运行的程序，使各种权力部门（单位或岗位）既分工负责、互相配合，又互相把关、互相制约，形成真正有效的制衡机制，保证权力依法运行，以此防止以权谋私的情况发生。

依据我国的国情，当前要着重抓紧建立以下几方面的权力运行制约机制。首先是要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规范行政审批行为；其次是要深化财税、投融资、金融制度改革，规范财经秩序，加强资金监管；还有就是要推行和完善政府采购、招投标等制度；再次是要完善决策机制，将预防腐败寓于决策之中；最后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

（二）强化纪检监察等专门监督机构的地位和作用

如强化舆论监督，加大对权力腐败的惩处力度，实行自下而上、随时曝光、无须受命、不畏权势，是揭露和打击腐败有效的形式，也是权力监督有效的方法。

舆论监督是指社会各方面通过大众传播渠道，表达具有普遍意义的意见。以舆论的方式对政府公务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实施监察和督促，是我们党和政府一贯倡导的。邓小平同志认为“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时党和政府听不到的，报纸能听到，它能摸到社会的脉搏。”从报纸批评的效果来看，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这种无形的力量有时比有形的监督更具有威慑力。自下而上，随时曝光，无须受命，不畏权势，是揭露和打击腐败最为有效的形式之一，也是权力监督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

它的作用在于：一是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广泛的监督。因为腐败行为世人深恶痛绝，只有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公众的广泛监督，对腐败的制约才能形成巨大的威力。二是导致腐败者下台。腐败者的职位再高，权力再大，一旦丑行公诸于世，就很难再冠冕堂皇地出入于官场，即使有后台，有人保，其官运也在劫难逃。三是新闻媒体对一些丑恶现象的曝光，会对用权人形成心理压力，使其不敢肆意妄为，可有效督促各类官员洁身自好。因为媒体曝光，会使官员威信扫地、臭名远扬，绝大多数官员对此会不寒而粟。而且新闻媒体的触角异常敏锐、广泛，许多难为执法部门所知的丑闻，却大多逃不过新闻记者的眼睛，而且，他们不留情面，一般不会发生有关部门的官官相护现象。为此，应尽快出台《新闻法》等保障舆论监督的法律法规，给新闻工作者更多的舆论监督的权利，避免那些变了质的、有权势的领导给舆论进行不必要的干涉，使舆论监督真正发挥“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的功能，有效地补充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的不足，使舆论监督更有效，更广泛地开展。

（三）强化对用人权的监督

运用权力的是人，权力的腐败是运用权力的人的腐败；要制止权力滥用，必须解决好权力掌握人的问题。权力，就是指挥和要求别人服从的能力。权力可分为职能规定的权力和由领导者的智慧、博学、经验、道德品质、指挥才能和以往的功绩而形成的个人权力。一个好的领导者，个人权力是规定权力的必要补充。专家认为，制止一个重要领导人滥用权力的最有效的保证是个人的道德，特别是该领导人高尚的精神道德，这种道德是选举和靠财产所不能取得的。然而，这毕竟是一种理想，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制止权力腐败，实施权力制约无疑是一种比较有效的途径。什么是权力制约？权力制约是指所有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现的公共权力（主要是国家机构的权力）在运行的同时，必须受到其他公共权力的制约。实践证明，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必然被滥用。权力制约就是要依靠法律的规定，界定权力之间的关系，使权力服从法律。

我们说，权力是通过具体的人来实施的，权力的腐败是运用权力的人的腐败。要制止权力的滥用，必须解决好权力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公共权力的产生是为公众服务的，以往我们的组织人事制度存在着神秘、封闭、保守化的倾向。公众对权力产生的过程不知情、不了解，导致一些动机不纯的人钻空子，通过不正当途径谋取权力，使一些优秀人才不能脱颖而出。要改变这种现象，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干部管理体制的改革，通过民主直选、竞争上岗、任前公示等形式，让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走向“阳光操作”，以此减少任命制可能产生的负效应。

另一方面，要全面贯彻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对一些国家公职人员进行公开招聘，向社会公开干部的推荐标准。同时要建立举荐干部错误追究制，约束和纠正主要领导在用人上的滥用权力行为。因为把具体的权力具体授予什么人行使，这本身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权力。而由于授权者的这项权力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一旦发生问题，后果就无法想象，所以说用人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因此，对于任用失误，授权错位的人，一定要实行失察追究制，追究主要领导人的责任，这就是解决好权力掌握人的问题。结语：

对权力腐败现象的蔓延，我们要正确认识其复杂根源，并对症下药，不仅治标，健全各项制度，更要治本，提高民众民主意识，真正做到“标本兼治”。当然，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这个任务尽管很艰巨，但一个事实是，违背历史发展和基本人性的腐败是必然可以得到彻底根治的，权力腐败终归有它败亡的时候，不久的将来，清正廉明、风气纯正必将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风气。

第四篇：试论当前我国权力腐败的特点及对策研究

试论当前我国权力腐败的特点及对策研究

【内容摘要】权力腐败是当今世界政党政治中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顽症，古往今来的所有国家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所密切关注并极力予以铲除的社会公害。腐败是权力的腐化，其实质为权力的变质和异化。它对社会有着极大的危害。腐败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它的成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各个方面。其中如，人性中固有的弱点由于缺乏良性社会调控机制的导引而诱发腐败动机；中国传统文化中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这一重要特点导致“关系网”这一腐败神经网络的建立；国民价值观念中一直缺乏社会公正的内涵；民主法治观念的淡漠等等。针对上述原因，本文提出了“标本兼治”的治理方略。

【关键词】权力腐败，标本兼治，治理方略

“反腐倡廉”，一直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话题，中外皆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力都得到了大幅度的发展，贪污、贿赂等权力腐败问题也随之严重起来，给党的事业和国家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因此反腐倡廉成为我党和人民的强烈要求和呼唤。基于此，有必要对权力腐败及其特点作重新审视，以希冀更好地对症下药，彻底根治这一社会顽症。

一、腐败的涵义及危害

腐败，原意指事物的腐烂或变质。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班固《汉书·食货志上》“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2004年第17届国际刑法学大会通过了有关《国际经济交往中的腐败及相关犯罪》专项决议，对公职人员腐败作了明确的定义，指出：“腐败界定为任何公职人员在任何时候，以实际的或者潜在的行使或者不行使公职人员职能为交换条件，为自己、他人或任何机构索要、同意接受或者接受不论何种性质的不正当利益”。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它是指一个社会像一个有机体那样腐烂、变质，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在现象层面上，腐败意味着一个社会充斥着公务人员的贪污、腐化、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挥霍浪费社会公共财物、假公济私等丑恶现象，以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贯彻，官僚主义严重，思想滑坡、道德失衡，社会风气败坏；从实质上看，腐败是权力变质和异化的产物，是权力的腐化，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偏离既定的目的，不再为公共利益服务，而是被用来换取个人利益，成为社会上少数拥有权力者或集团攫取私人、局部利益的手段或工具。因此，腐败实际上是权力和金钱的交换，或者说是权力的商品化与金钱的权力化。

权力腐败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腐败主体，限定于任何公职人员；二是腐败过程，即滥用公共权力的过程；三是腐败结果，造成公共利益的损坏。

腐败现象给一个社会所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它不仅浪费了社会财富，造成经济秩序的紊乱，破坏了经济建设，阻碍了经济发展，而且严重地影响了政府形象，败坏了政治的清正廉明；更有甚者，它导致了社会风气的恶化，以致社会呈病态化，道德水准下降，是非正义感丧失。社会为腐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正如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指出的那样：行贿受贿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恶性肿瘤，它蚕食着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的基础，使国家无力实施自己的法律和法规。改革即使通过了也很难实施。腐败对于一个正在变革中的社会确实具有极大的危害性。能否抑制腐败，消除腐败现象，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健康发展，因而成了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关键。对于今天的中国，尤为重要。邓小平同志的话可谓一针见血：“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二、当前权力腐败的特点

从9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期，无论沿海还是内地，无论大小城市，不少地方政府都将招商引资视为当地经济起飞的重中之重，当成压倒一切的任务，大中小城市纷纷出现了招商引资热、房地产开发热、金融热、建筑工程热，这时腐败的表现就大大不同于“流量领域”中的腐败，已经拓展到了“存量领域”了，即进入到工业资产（如“国有企业的出售”、“改制”）领域、土地和房地产等与“资本”密切联系的资产领域，称为“权力资本腐败”。目前，我国权力腐败呈以下几个特点：

1、腐败现象呈现多发高发势头，涉案金额较大。动辄成百万、上千万。受贿案比重持续升高，几乎所有高官涉嫌“受贿”，且数额巨大，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甚至超过亿元，表明贪官占有物质财富的欲望和腐败冲动依然强烈。如原为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1993年至2001年间伙同其前任行长许超凡、许国俊等人贪污挪用巨额公款，总额达40亿元人民币；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公司原负责人陈满雄涉案金额达4.2亿；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涉及铁路项目中介费就高达8.22亿，这可能还仅仅是冰山一角；同样是铁道部官员原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的案件也都在调查中，涉案金额可能更加巨大。

2、案犯职务高、权力重、影响大。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2008年3月25日以受贿罪、滥用职权被有期徒刑18年，还有如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案，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受贿案，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受贿案，浙江省委原常委、省纪委原书记王华元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

3、团伙腐败犯罪有所增多。2004年，黑龙江原省长田凤山被查处后，原政协主席韩桂芝被“双规”，10月又有5名省级官员涉嫌“田韩案”去职之后，大批的厅级干部相继下台。原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徐国健，大圈子作秀，小圈子作孽，精心培育小圈子，他的亲信“三大国资”巨头掌握着600亿以上资产，占江苏省国有资产的60%以上。

4、涉案领域宽。在反腐的大潮中，已难以找到没有污染的领域，比较平静的地区部门出现了腐败大案。被誉为“百官共廉”、“省长摇篮”的苏州市，号称20多年没有出现过贪官，然而2004年副市长姜人杰出事击毁了这块牌坊。

5、腐败手段和方式趋于多样化。腐败手段和方式现在已不局限于送钱送物、送购物卡，卖税买税、期权腐败等新的腐败方式也为人们所熟知。

三、权力腐败的原因分析

腐败的实质是权钱交易，是权力异化的结果，这是由权力的性质所决定的。政治学中的权力理论认为：在权力不受限制或社会控制薄弱，而行使权力者自身又缺乏道德约束力的情况下，就会走向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是为阶级社会的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目前，我国社会生活中的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1.历史传统的重负。贪赃枉法、行贿受贿、腐化堕落，是历史上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产物。在所有制社会，权力是剥削阶级用来剥夺劳动人民财富的手段。尤其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做官和发财形成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长期的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给予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即做官者以种种物质利益，并赋予他们利用政治权力谋取私人经济利益的特权。这种封建糟粕是今天的腐败思想得以产生的历史渊源，我们无法完全割断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今天现实的联系。正视这一点，才能明确腐败现象产生的思想基础，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它，遏制它。

2.旧体制固有的弊端给腐败的产生保留了土壤。我国自五十年代以来建立的政治集权体制和经济计划体制，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自有其必要性。但这种高度统一、集中的体制和权力运行方式，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利益约束软化，极大地强化了权力而又没有合理必要的制约机构，潜藏着滋生腐败的可能。在今天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它暴露了许多弊端，正好成为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滋生蔓延的温床。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这是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这种利用高度集中的权力攫取个人私利的现象，理论界称之为“寻租”。自安。O.克鲁格在70年代创立了“寻租理论”以来，它一直被用来讨论有关由于政府行为而产生的腐败行为。其理论要点就是通过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权力来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竭力改变法律规定的权利来实现个人或某个集团的利益。寻租的对象主要是政府官员和国有资产；寻租的特点是利用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得到占有租金的特权，它往往伴随着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高度集中的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涉及社会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对经济活动握有生杀予夺大权，正是给“寻租者”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3.目前，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腐败现象的伴生具有某种必然性。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是以市场配置资源，以市场调节经济生活。而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只具有雏形。与市场相配套的一系列体制还没有建立完备，市场机制远未完善。前述政府庞大的权力仍然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政府在体制、职能、机构、人员、运作等诸方面仍然紊乱、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在这种新旧体制并存的情形下，社会管理出现许多盲点、空点，例如价格双轨制、行政管理高度集权与供求矛盾突出的并存就易于产生为紧缺物资而行贿受贿、“官倒”等腐败现象。这样，权力更易于与金钱相结合，“寻租”更为容易，腐败现象因此大量发生。由此可见，“腐败程度与社会和经济现代化的发展速度确实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

4.法制不健全，缺乏完备的监督机制。就法制建设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没有一套完备的反腐败的法律体系。权力需要制约，没有制约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况且人性中本有趋利避害的因素，更须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和引导。我国近年来法制建设固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的法律制度还欠完善，没有系统的关于权力的设立、运行、行使及法律责任等方面的法律制度，更缺少专门遏止政府官员腐败的法律如“反贪污法”、“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等。经济立法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行政权力在市场中的运行没有充分的规范约束，经济运行无充分的法律依据，利益归属没有明确的划分，各类市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无序、失控的状态。国有资产产权界限不明，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无有效的法律控制手段，等等。在这样一个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控制的、法律秩序紊乱的经济环境中，权钱交易、不正当竞争之类的腐败现象就势所必然了。其二，执法行为缺乏力度，不能有效地实现法律的目的。许多领域并非无法可依，而往往是“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党纪、政纪代替法律制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原因是执法环节缺乏有效的程序规范和责任机制，执法者往往可以为所欲为，不受追究。其后果是法律的权威荡然无存，民众对法制建设丧失信心，无法建设良好的法治秩序。而执法过程中的交易更成为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之一。就监督机制而言，主要表现为：一，没有完备的权力监督机制。行政权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益膨胀，这是社会的需要，本来无可厚非，可相应的监督制度却没有得到发展，以致行政权力失控，滥用权力成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固有的权力机关对行政权等权力的监督，由于没有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操作规范而流于形式，不能发挥实际作用，现有的一些监督机构如行政监察机关等，其职权手段都不够强大有力，不能满足需要。二，社会监督处于无法可依的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明确赋予公民以监督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除了“信访”等有名无实的途径之外，公民的监督权力没有法律制度予以保证；新闻舆论的监督也是无法可依，更因为权力机构行使权力的透明度不高，一般不为社会所知晓，极有限的社会舆论监督也往往无从着手。

三、权力腐败的对策——“标本兼治”

腐败活动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它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人际关系等方面起着不可低估的腐化作用，且具有极强的繁殖力、传染性、牵制性。如上所述，腐败现象既有历史文化的因素、新旧体制交替特殊时期的因素、体制和法制建设的因素，又有社会成员本身各方面素质的因素，是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等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不仅要注重治标，从制度层面上去遏制腐败现象，更要从道德文化建设、弘扬社会成员的民主法治意识等方面去清除腐败得以滋生的土壤，彻底根除腐败之本，做到“标本兼治”，不断加大反腐败工作的力度。

1、强化宣传教育，形成“不想腐”道德氛围 实际上是一个理想信念问题，也是一个提高行政权力机构人员素质问题。实践表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得比较好的人，就比较能做到自律，就是顶得住诱惑。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对党员干部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反腐倡廉的宣传教育。一是以领导干部为重点进行反腐倡廉教育。二是面向全党全社会进行反腐倡廉教育，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三是完善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格局，把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纳入党的宣传教育总体部署，形成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强大合力。三个方面相互依赖，紧密配合，形成一个系统，即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的惩治预防腐败体系。相信，我们党一定能把腐败现象遏制下去。

2、强化权力的制约、监督制度建设，形成“不能腐”的整套机制

从强化制约、监督入手，形成一套“不能腐”的制度体系，即难以用权力实现腐败的体制，使腐败的“成功率”大大降低。体制转轨期间，新体制不完善，旧体制依然发挥作用，形成了一种使腐败分子得逞“机遇率“高的态势，这不能不说是使腐败分子蠢蠢欲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一个时期腐败产生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必须加紧推进改革，尽快形成使腐败分子难以得逞的体制、机制，使其难以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我们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健全监督制度。二是建立科学的权力运行机制，按照权力制约原则，对过于集中的权力进行适当分解，在三个方面实现分权，即：从行政权力内外分权，实行党政职能分开，转变政府职能，政企分权；从行政权力内部分权，实行交叉制约监督；行政权力行使过程中分权，实行岗位置换和回避制度，做到用权力制约权力。三是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四是学习借鉴西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的做法。

3、强化惩治力度，形成“不敢腐”环境

强化惩治机制，加大执法力度，形成“不敢腐”的环境。改变过去用增加反腐败成本的办法来反腐败，而是增加腐败成本来反腐败，注重反腐败成本核算，要让腐败分子在经济上倾家荡产，政治上身败名裂，心理上后悔莫及，使腐败分子“提心吊胆一阵子，痛苦折磨一辈子”。

三个方面相互依赖，紧密配合，形成一个系统，即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的惩治预防体系。

总之，对腐败现象的蔓延，我们要正确认识其复杂根源，并对症下药，不仅治标，健全各项制度，更要治本，提高民众民主意识，真正做到“标本兼治”。当然，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这个任务尽管很艰巨，但可以相信，违背历史发展和基本人性的腐败是必然可以得到彻底根治的。不久的将来，清正廉明、风气纯正必将成为我们社会风气的主流。

参考文献： 参见《汉书·食货志上》 参见魏明铎：“抓住有利时机，坚决惩治腐败” 载《反腐败纵横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参见陈孝兵：“近期关于反腐败问题研究述要” 载《理论学刊》1994年，第1期 见哈里森：《第三世界：艰难、曲折、希望》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23页 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3页 6 同上注，第281页 7 见塞谬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64页 参见良朔：“我国当前腐败现象的存在根源和治理对策” 载《中州学刊》1993年，第6期 参见卞悟：“公正、价值理性与反腐败” 载《东方》1995年第6期，第5页 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5页

第五篇：浅析非法传销的特点成因及其对策

非法传销是信息时代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滋生的怪胎，属于经济邪教，其根本目的是非法聚集公众资金，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传销组织严密，传销渠道隐蔽，发展规模大，欺骗手段高明，社会危害性不容忽视。本文结合江津实际，就非法传销活动的特点、成因及对策作一探讨。

一、主要特点

（一）组织严密，内部分工细，呈“金字塔”管理模式。传销组织不仅有严密的工作和组织纪律，还有一整套的操作流程，分工细，责任明确，易于躲避打击。一个“品牌”的传销，多个窝点授课，少则10人，多则20余人，窝点头目实行单线联系，直接对其上一级负责，其它成员互不往来，而且采取人盯人的办法，互相监视，互相控制，以防与外界联系和外逃。传销人员之间只知道自己上线，真正的幕后老板谁也不认识，从我市查获的14个传销窝点头目来看，也只是四、五级的位置，大老板从不与窝点头目联系，只是电话与下一个级别联系，层层传递信息，实施遥控指挥。

（二）跨地区传销居多，人员结构复杂。一是传销公司不在其注册地而是跨省、市进行传销活动；二是传销公司不在传销行为地发展本地传销人员，传销人员均来自外地。我市查处的传销人员中，湖北、河南、广东、安徽等省市的人居多，达146名，且人员结构复杂，由原来的城市下岗职工、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到大中专学生参与，给我们查证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

（三）传销人员文化层次较高，公关能力较强。我市查处的146人传销人员中，高中文化以上的占80%，其中大专以上文化有52人，可见，这些从事传销的人员素质较高，具有一定知识文化水平，有的还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并且加入传销组织后还要经过传销专门培训，为传销产品和发展“下家”提高公关能力。他们能言善辩，增加了传销产品的可信度，故易于打开传销局面，导致更多的人受蒙蔽。加之这些大中专学生都懂计算机，使得“传销”这个“虚拟网络”的“虚拟”空间扩大化，你诱我，我诱他，如此周而复始，恶性循环。

（四）传销对象特殊，欺骗性大。传销商品与其它商品的销售渠道和对象存在的根本的差别，在于它不需进入商场，也不需要用产品面对面的与消费者交流，传销靠的是传销者对产品的夸大其词和巨额的利润回报。销售的对象也不是普通的消费者，而是自己的亲戚、朋友和同学这一特殊的群体，传销者正是利用这一特殊的关系，使其传销屡屡得逞。

二、基本成因

任何一种行业，都有其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环境，传销行业也不例外。究其成因，主要有：

（一）虚夸传销致富捷径，“一夜暴富”颇具诱惑性。按照传销组织内部人的说法，加入传销，一个人从穷光蛋到百万富翁最慢需要一年多时间。传销组织利用青年人发财心切的特点，以宣扬“高收入”的伎俩进行洗脑，并让所谓成功人士交流心得，软硬兼使，直至受骗自甘陷入传销泥潭。一位沦为传销的大学生告诉笔者说：“参与传销就是为了赚钱。因为这个东西可以赚到钱，一年可以赚一两百万。如果是真正按照其模式运作，一年赚几十万没问题”。可见其诱惑性之强烈。

（二）以传销为就业的新门路。传销活动之所以盛行，就是利用了当前就业难的困境，投机取巧，以“高收入”，“好工作”为诱饵，骗取无业人员的信任，特别是大学生，刚步入社会，对生活充满激情，急于实现人生价值，却因社会阅历浅，易上当受骗，甚至执迷不悟，甘愿陷入传销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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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直销”为幌子进行非法传销。当前传销和变相传销的欺骗性和隐蔽性很强，既以经济利益，快速致富或高额回报作诱饵，又以所谓的“直销”、“科学营销”等加以伪装并大势宣扬“合法”。一名“讲师”在介绍公司直销“欧丽曼”化妆品时称，每套产品3350元，其中3200元是产品的费用，150元是网络管理费，交了3350元就加入了公司，在以后销售时，拿包括有18件一套的化妆品就不用再另外付费了。再以后，你就介绍别人加入组织，你介绍的人越多，工资升得越快，从几百元到几十万元不等。如此很大程度上骗取了一部分想快速致富、快速脱贫的人的信任，大部分人因受诱骗所致加入到非法传销的行列。

（四）打击犯罪存在四难。一是取证难。传销活动上线人员取得非法所得后，立即将非法所得转移，使在追缴非法所得上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同时，下线人员在缴纳“加盟费”后都未取得缴费凭证，也使在非法所得数额的认定上，缺乏有效的证据。加之一些“入迷”者在被查处后，执迷不悟，不讲实话，传销者之间互不往来，给侦办案件带来困难。二是主犯难抓。传销主犯躲在幕后，身居异地，遥控指挥，抓获查处的传销窝点的主要头目大多在四、五级人员，一旦案发，无法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难以达到打击的目的。三是定罪难。利用传销或变相传销手段犯罪，是一种新型犯罪，由于对传销的违法性没有科学界定，给实际工作中对立案查处传销就无法准确定性。刑法认定问题，则是困扰公安机关侦办此类案件的主要难点，影响了公安机关打击此类犯罪的力度和积极性。

此外，打击非法传销还存在遣返难的问题。公安机关在打击处理过程中，对绝大部分参与传销的人员必须实施遣返，遣返工作在人力、财力、物力方面面临着很大困难，加之个别执迷不悟者，想另起炉灶，想方设法逃避遣返，给遣返工作带来难度，甚至影响打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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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措施及对策

（一）广泛宣传，切实加强群众对传销和变相传销违法性的认识。传销和变相传销活动不仅具有较大的欺骗性、隐蔽性，而且裹胁群众多，涉及面广，有的甚至对参与人员采取各种精神和暴力控制手段，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危害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要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国家的政策、法律法规，使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知道国家禁止一切形式的传销，传销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要公开曝光典型案件，深刻揭露此类违法犯罪活动的危害性、欺骗性，大力营造震慑犯罪、教育群众的浓厚氛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勤劳致富理念，采取“发动群众、摸清情况；公布电话、扩大线索；集中力量、分头行动；发现一处、查处一处”等措施，联合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村加强对本辖区实有人口的清理，对涉嫌传销的人员及时报告，同时发动群众举报，提高群众自我保护和防范意识，自觉抵制传销和变相传销违法犯罪活动，彻底铲除其滋生、蔓延的土壤。同时政府有关部门要尽量创造条件，给待业青年、在校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尽量不给传销组织以可乘之机，减少其参与传销活动的可能性。

（二）严格依法处治非法传销活动。针对传销和变相传销活动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公安机关和工商部门要密切关注，切实掌握传销组织违法犯罪证据，并结合相关法律法规，本着“依法严惩策划、组织者，摧毁传销网络，教育解救广大受骗群众，维护社会稳定”的原则予以处置。对于传销和变相传销组织的发起人、负责人、组织者，多次参与传销、非法获利数额巨大的骨干分子，要依法严惩。对于被骗加入传销组织的，要进行教育，并及时遣散，对于执迷不悟的顽固分子，要采取有力措施予以查处。

（三）加强流动人口、租赁房屋及场所管理，努力提高防范能力。传销组织活动特点之一就是跨区实行异地区传销。这就要求公安机关加强流动人口和租赁房屋的管理，将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切实纳入辖区派出所的管理之中，社区民警及协勤人员等力量要经常深入社区，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对外地人租住房屋以及外地人经常聚集场所要加强管控；还要及时与社区和中介组织加强联系，建立起信息通报线索移送渠道和相互配合、齐抓共管、综合治理机制，把打击和防范有机结合起来。以“准确分析、精确打击、有效防控”为原则，提高防范和打击能力，切实掌握工作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