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权力腐败现状及对策研究Z（大全）

第一篇：当前我国权力腐败现状及对策研究Z（大全）

当前我国权力腐败现状及对策研究

——指导开放教育学员毕业论文的探索与思考

郑晓俊

（宜昌广播电视大学 湖北 秭归 433600）

【内容摘要】通过分析当前我国权力腐败的特点，提出如何在保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基础上，消除腐败现象，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的问题。文章力图通过揭示权力腐败的表象，分 析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找出治理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权力腐败 现状 特点 原因 危害 对策

一、导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综合国力得到极大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日益扩大。但是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腐败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有的地方、部门还相当严重。当前，权力腐败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由于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之下，各项法律法规不健全，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市场规则不完善，权力制衡机制不健全，新旧体制不衔接，容易诱发政府官员的权力腐败行为。当权力失去了它应有的公共色彩，必然滋生腐败。本文旨在通过对权力腐败现象的研究分析，归纳了现阶段我国权力腐败表现形式、特点、危害和运行规律，寻找出当前我国权力腐败的根源，揭露权力腐败的社会危害性，提出治理权力腐败的治理对策。

二、我国政府官员腐败的现状

当前我国政府官员腐败现象十分严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部公开了2011年我国查处的贪腐违纪官员数量多达142,893人，超过了2009年的106,626人。指出去年处理贪腐违纪官员，挽回经济损失84.4亿元。这一数据显示我国官员腐败现象有增无减。中纪委还透露了铁道部前部长刘志军、中共吉林省委原常委兼省政府原副省长田学仁和原山东省副省长黄胜等多名高官涉违法、违纪案件。另外中央纪委监察部查处的原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家盟、原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兼省委统战部部长宋晨光和原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刘卓志等大案要案处理，中纪委发言人透露，2011年纪检处分县处级以上共党干部4,843人，移送司法机关的县处级以上干部777人。中纪委还透露，2011年全国纪检机关收到举报1,347,859件，初步核实违纪线索155,008件，还有目前正在查处的原重庆市委书记***，公安局长王立军等高官的腐败案件。

据一家国际权威机构对全球“贪污观感指数”进行了测算，根据各地商人与分析师对各地公共部门贪污程度作出评价，以满分10分代表最清廉，零分最贪污，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中，结果新西兰以9.4分的廉洁度排第1位，丹麦以9.3分排第2位，新加坡以9.2分与瑞典并列第3位，香港以8.2分与卢森堡并列第12位，中国内地3.6分排第79位。可见中国内地的腐败现象很严重，己经严重危害党和国家政权稳定、经济的发展。能否解决好腐败的问题，已成为党和政府生死枚关的重大问题。

上述腐败现象应该足以说明我国反腐败的任务还十分严峻，尽管政府出台了不少反腐败的政策，由于中国的腐败官员们实际上已经能够“娴熟地寻找到法律规定的模糊地带”。在这种情况下，还是那种开宗明义、大而化之的反腐已经解决不了问题。

当前中国的腐败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由收钱收物的“硬腐败”发展为接受各种服务、旅游出国等“好处”的“软腐败”；由个人捞钱的“小腐败”上升为集体福利、挥霍公款的“大腐败”；由内资企业的“内资腐败”发展为外资企业参与商业贿赂的“外资腐败”；由一人出事的“单案”扩大为一揪一串的“窝案”。

1、权力腐败进入相对多发、高发阶段，涉案金额越来越大

随着我国加入WTO后，对外交流大幅增多，各种市场经济成份之间的重组、并购、整合将不断加剧，资金、技术、信息的流转将十分频繁，同时，某些不法之商乘机采取“银弹”手段拉拢腐蚀，使少数握有国家权力的人理想信念动摇，经不起考验而犯罪，各种主客观条件交织在一起，使权力腐败在特定阶段具有集中性、爆发性的特点。

2、腐败主体职位越来越高，犯罪年龄呈两极分化态势

近年来查处的***、王立军、刘志军、成克杰、李嘉延、胡长清等一大批省部级官员及“河北第一秘”李真、原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等的“落马”，均展示权力腐败主体职务呈越来越高的趋势。其年龄也已始向两极分化，临退休之前冒险捞一把的“59”岁现象，以及正值当年，思想过度开放的30岁左右的少壮派犯罪，其比重都呈不断增大的趋势。尤其是“少壮派”犯罪主体起步早、胆子大、作案手段更加狡猾，已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3、涉案领域越来越广泛，窝案、串案越来越多

近年来，由于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阶段，配套措施相对滞后，客观的导致了腐败现象几乎涉及到个各领域、各个部门，不但财税、烟草、电力、粮食等行业时有发生，甚至一些所谓的“清水衙门”，如文教卫生等部门，也不在再是一片净土。不但这些行业，主管部门的领导岗位违法犯罪屡禁不止，而且在一些职级并不高的实权岗位，如财务、供应、保管、销售等岗位，也成为职务犯罪的“高发地带”。为了避开规章制度的约束，腐败者往往利用各种关系，采取内外勾结共同作案的方式，以顺利完成腐败全过程。

4、腐败的手段和方式越来越呈现多样化

在新的形势下，腐败出现一些新的方式：一是以赠与、赞助等“合法”形式实施腐败。如邀请当事人出外考查、疗养，或者赞助当事人的子女留学，或聘请当事人及其亲属为公司、企业“名誉员工”并予以奖励，使腐败更加隐藏。二是利用股票发行、上市和企业破产、重组、拍卖等时机，非法侵占国有资产，捞取好处。三是运用专业化、高科技手段使腐败黑数上升，发现更难，逃避法纪惩罚。

5、行业垄断腐败越来越突出，腐败日趋合法化 有些行业和业务既不关系国家安全，又不具有自然垄断性，但一些企业却依靠行政权力形成了垄断地位。垄断行业的员工高福利、高收入，公款吃喝、出国旅游的天价开支屡屡曝光。

6、大案要案增多，腐败日趋巨额化

近年来腐败涉及的金额巨大，动则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2009年已经基本查明涉案的3l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0466亿元，人均涉案金额高达l.0982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273亿元，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387亿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6亿元。香港传媒人程翔曾撰文指出，中国改 革开放的头十年，大约有二十万宗贪腐桉件，第二个十年增加了一倍多，到第三 个十年，才下滑到三十万宗贪。腐仍是我国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成本巨大，每 年直接损失高达八百六十亿美元，占全国 GDP 的百分之三。

7、卷款外逃腐败越来越国际化

腐败犯罪手段狡猾，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权力犯罪分子一般 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和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利用手中的公权力愚弄百姓，背 着人们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进步，他们运用各种金融工 具转移资产，在国外置产，送子女到国外定居等等，“裸官”现象应运而生。有的腐败分子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的不法分子相勾结，共同犯罪；有的利用国际间法律的差异，国内犯罪，国外洗钱；有的以境外商人为合作对象，在为对方牟利后，在境外“交易”，赃款赃物滞存境

三、政府官员产生腐败的原因

腐败产生的原因虽然很复杂，一般归结为政治思想、法律制度和市场经济，但我认为是主体的内因和外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

1、腐败产生的内因——主体享有的资源优势与欲望达成间的冲突

腐败是资源稀缺状态下对资源的争夺。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足，资源相对比较匮乏，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突出，而有限的资源又大多掌握在政府手中，不仅包括社会有形的、具体的物质资源，如资金、土地、外汇储备等，还包括各种抽象的、非物质资源，如权力、机会等。资源相对稀缺的状态下，对资源的争夺不可避免。公务员除了直接占有资源，享有对资源的实际支配力外，还可以利用资源的稀缺性来达到欲望的满足。我国公务员收入较低加剧了欲望与现实的矛盾冲突。由于以按劳分配原则为主体的分配体制尚未健全，社会分配不公状况的存在，造成社会收入差距拉大。与社会上先富起来的部分人的生活相比，很难让多少握有大小权力的公务员心理平衡。心态发生了畸变，产生了复杂的病态心理。如挺而走险的侥幸心理；“你捞我也捞，不捞白不捞”的盲从心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功利心理；上行下效的仿效心理；贪图享受的攀比心理；“先贪针、后贪银、再贪金”的贪婪心理；孤注一掷的冒险心理等等。由此造成腐败行为的不断蔓延与扩散。公务员工资低，腐败的犯罪成本也就相对较低，“投入与产出比”是合算的，风险程度不大，就足以诱惑人去冒险。

2、腐败产生的外因——权力被腐败的各种“机会”

腐败的外因在于外来的刺激，即“机会”。权力本身所具有的被腐败的可能性并不会自动转化为腐败，如果具备了权力主体的私欲，并且这种权力又失去制约、监督，才会导致权力的腐败。目前，我国尚存在腐败产生的种种机会。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史无前例的探索，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既会有机制、法制、制度不完善的问题，也会保存一些旧制度的痕迹和遗留的问题。腐败主体通常握有某种职权或权力，腐败行为的产生与权力具有天然的联系，而权力的失衡又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腐败主体的职权越大，其拥有的信息、资源就越多，从而腐败的机会就越多。权力主体对权力的滥用，以及腐败机遇的必然性等，均为腐败外在驱动力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再加上权力运行过程中又缺乏法定程序的约束以及监督疲软，这就必然为腐败的发生提供机会。一些领导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就是抵御不住这人欲横流的钱、色、财的巨大诱惑，陷入贪污腐败的泥沼。

四、政府官员产生腐败的危害

腐败已成为中国的焦点问题和重大社会问题，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是关系到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必须清醒认识到腐败的严重性和危害，笔者认为腐败对党和国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危害。

（一）、腐败严重影响和谐社会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而腐败是对公共权力的滥用，严重侵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直接导致社会不和谐。腐败分子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个人谋利益，破坏利益分配的正常格局和合理秩序，造成社会矛盾，造成党群干群关系不和谐。腐败是对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的否定，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背道而驰，破坏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影响和谐文化建设。

（二）、腐败严重 制约国家经济健康发展

腐败还是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力量,因为一些腐败行为将权力作为资本加以使用、消费和增殖，必然破坏社会经济正常运行，对经济秩序产生极大危害。其具体表现为：首先，腐败使党的许多经济改革方针政策无法全面准确地贯彻执行。中央出台的改革政策是经过科学论证的，由于腐败，一实施起来就走了样变了形；其次，腐败阻碍了经济改革的进程。一些地区出现了地方保护主义，制定了许多土政策，人为制造市场分割；其三，一些人混淆腐败与改革的界限，把腐败行为归为市场经济的必须，以“改革开放”作为腐败行为的挡箭牌，这种模糊和错误的认识混淆视听，破坏了经济秩序；此外，腐败所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是经济发展中的绊脚石，也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直接因素。

（三）、腐败严重破坏法制法规执行

近年来，党和国家在法制建设上做了大量的工作，法制不健全的状况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在执法过程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时有发生，究其根本原因，乃是腐败行为作祟。由于腐败行为的存在，特权使法律变得苍白无力，不能真正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已经出台的许多法律，即使是关系到“国运”的“阳光法”与关系到民族生存的“环境保护法”，都是纸上谈兵，对机关干部和企业经理层缺乏约束作用。每年年底，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禁止收受红包的文件，可是仍有许多人热衷于用公款送红包，仍有许多人心安理得地笑纳红包，彼此心照不宣各得其所，如此漠视党纪行贿受贿，在接受党纪检查、财务和审计检查时，许多单位都能顺利过关或摆平；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关于约束公款吃喝的文件发了那么多，就是管不住一张嘴；腐败居然如此漠视党纪和国法。

司法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滋生其他腐败的重要原因。”司法权是一种中立性和积极性的权力，它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司法腐败，则社会的公正和正义必然会丧失，社会上蝇营狗苟之事便会盛行，黑恶势力和犯罪活动就会蔓延，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就得不到保障，党纪和国法的尊严将面临挑战。

（四）、腐败严重阻碍现代化进程发展

现代化离不开人的现代化。所谓人的现代化，就是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合乎现代化的取向，人们的素质和能力得到全面提升。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认为，国家的现代化，首先是国民的现代化。他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腐败现象是社会的黑洞，腐败行为只能使行为个体获得好处，但是对整个社会却产生巨大的异化力量，它不仅恶化生存环境并毒化社会风气，更可怕的是它吞噬人性，使人的人格矮化、良知泯灭和道德沦丧；从异化的角度看，腐败黑洞是损害人们健康发展的邪恶力量，是阻碍现代化进程的绊脚石；如果说腐败有益于现代化的话，那就是从客观上促使痛恨腐败的人们渴望加速现代化进程，而腐败本身并不能推动现代化；相反随着现代化发展，将逐步改良滋长腐败的土壤，压缩生长腐败的空间。

五、遏制官员腐败的对策

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中国的政府机构，由于没有有效的监督及筛选制度，已经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可以说，任何人放在这种制度下当官，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程度的腐败现象。打个比方，中国现在的官场，就好比没有通电的冰箱，任何新鲜食物放进去，用不了多少时间都会变坏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彻底杜绝中国官场的腐败现象呢？笔者通过学习和调查研究，认为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法遏制官员的腐败现象。

市场经济发展中，反腐败机制性障碍，严重影响着反腐败斗争的实际效果。当前，反腐败机制性障碍，主要表现为：一是社会心理的某些错位；二是政府权威失落；三是法律制度上的缺陷；四是反腐败专门机构之间的不协调；五是惩治机制的弱化；六是预防制度不完善。

针对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反腐败态势，消除反腐败机制性障碍，完善反腐败机制，以保证反腐败斗争健康、有序、依法地深入开展，应吸收现代监督、控制、管理手段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加以运用。当前的主要对策措施：一是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强化反腐败体制保障功能；二是健全反腐败法制体系；三是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四是完善反腐败司法机制；五是建立和完善反腐败伦理约束机制。

（一）、从宏观上完善反腐败体制保障性法律法规 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必然会革除旧弊，消除腐败现象赖以滋生和蔓延的土壤和条件。要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运行机制，更广泛地扩大群众的政治参与空间，建构完善的反腐败法制体系，健全权力制约机制，完善权力制约机制运作过程中的监督机制，重构刑罚体系，健全刑罚机制，强化惩治功能的契机，充分发挥刑罚功能。建议政府成立权力腐败立法委员会，研究制定反腐败体制保障性法律法规。

(二)、从理论上学习世界上反腐败先进方法

在对腐败高发“怎么办”的问题上，作者从历史实践中梳理出了18-19世纪英、美等国走出腐败高发期的核心路径：顶层治理。比如，英国在19世纪走出腐败高发期，除了以文官制度对恩赐体制加以改革，废除封建残余势力对行政部门的垄断权之外，还依托于渐进的议会改革、传统的审计制度、新兴的反腐立法、广泛的社会改造等四项主要改革，避免了工业革命和自由放任思潮下的较大政治动荡，使英国平安地度过了动荡不安的18世纪。英、美等国走出腐败高发期靠的是由顶层发起的改良式社会调控，保持了国家的完整、政治的传统和社会的黏合。建议我国把权力腐败纳入《危害国家安全法》，把惩治腐败当做国家大事来抓。

从西方国家反腐败立法来看,近年来西方各国所强调的都是事前预防和综合治理两个方面。从内容上看,由单纯规定事后惩戒向重视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犯罪问题转变。从形式上看,由单一形式向专门规定反腐败的立法和在其他立法中规定关于腐败犯罪的专门条款相结合两种形式转变。无论那种形式,都把打击和惩治腐败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规定。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首次就预防、侦查和返还腐败分子转移的财产规定了一系列基本的原则,并为各国就追缴非法财产问题加强合作提供了法律框架。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非常注重运用法律手段约束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行为,防止腐败问题的滋生和蔓延。如美国有《政府行为道德法》,英国有魂防腐化法》,新加坡有《防止贪污法》、《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公务员惩戒规则》,德国和韩国有《反腐败法》。如美国的《基本利益冲突法》是一条刑事法律，任何政府官员或雇员都不得故意亲自或实质上参与任何同自己有着财产利益的特别事项，违者应处一万美元以下罚金，或者单处或并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美国法典第十八篇第208节）建议我国借鉴此法出台《权力腐败法>.，做到有法可依，违反必究，执法必严。

（三）、从行动上落实阳光反腐败措施 财产申报制度是美国预防官吏犯罪的基本措施之一，值得我国借鉴。一方面通过财产申报，可以为人民及其代表提供必要的信息，以便监督政府官吏；另一方面，通过财产申报过程，也可以提醒官员们，他们在政府中的活动要经得起审查，因此，必须小心谨慎地避免使自己的公务活动对自己的财产利益发生实际影响。在美国，不允许政府官员在自己任职期间，为政府以外的任何人工作。美国刑法禁止任何政府官员为其公务活动接受他人给予的任何工资、贵赠或其他额外收入，违者可处以一万美元以下罚金，可以单处或并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是预防腐败的一项有效措施。当下的中国，建立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通过财产申报，可以限制权钱交易，预防腐败；其次，通过财产申报，可以增加政府的透明度，提升政府的共信力；再次，通过财产申报，可以加强官员的行为约束，提高官员的道德水平；最后，通过财产申报，可以加强官员财产监控，防止社会财富外流。建议政府出台适合国情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用阳光晒官员财富的方法让人民监督官员守法。

（四）、从面上加强和扩大权力腐败监督

一方面政府要学习美国成立“最高权力反腐稽查委员会”，赋予诸多特权，让贪官闻风丧胆，另一方面鼓励大众监督。如网络、媒体舆论监督是在传统法制向现代法治演进过程中逐渐崛起的,与立法、司法、行政权力并列而被称为“第四种权力”,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公民几乎唯一可以抗衡国家权力的民间力量。网络、媒体舆论监督实质上是人民的监督,是党和人民通过媒体舆论对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与社会事务实行监督。许多大案要案大多是他的功劳。建议政府把媒体监督纳入法制轨道。

六、结论

本文通过对现阶段我国权力腐败现状的分析，了解了目前腐败现象的特点、产生和治理策略，论述了遏制权力腐败只有通过对法律层面的立法、权力层面的监督、机制的建立、社会舆论监督 和文化层面的提升，才能使腐败现象得到控制，认识到预防权力腐败要做到使其主观上 “不想为”，客观上“不敢为”，制度设置上“不能为”以及举国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坚持拒腐防变常抓不懈，时刻做到警钟长鸣。

七、参考文献

1、王兴文，《汉书食货志上》记载。

2、王笑鸿，简析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权力腐败问题[J]前沿，3、杨丞娟，权力腐败与防治[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5，4、杨宇冠，《我国反腐败机制完善与联合国反腐败措施》

5、王建芹，《强化监督制约权力--中国反腐败的理性思考 》

6、凌海《反腐败方略研究》

7、孔祥仁 《国际反腐败随笔》

8、赵秉志《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9、美国刑法第十八篇

第二篇：当前我国权力腐败的特点及对策

当前我国权力腐败的特点及对策研究

摘要：“廉政”和“腐败”，是我国当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话题。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最主要的障碍之一。党中央长期以来将反腐倡廉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但多年来腐败现象仍旧十分突出，反腐败已成为我国当前必须严肃对待的最深刻课题之一。事实上，腐败是权力的腐化，其实质为权力的变质和异化，它对社会有着极大的危害。本文就权力腐败现象的形式、成因及治理对策进行评析，以此希冀对我国权力腐败现象及其治理有所裨益。

关键词：权力

腐败

特点

对策

Summary: “Against” and “corruption” of contemporary social life is a key topic.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spread of corruption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in obstacles.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will be a long time as an important task, but corruption is still very prominent over the years, has become one of China's anti-corruption must be currently the most profound issue seriously.In fact, corruption is the corruption of power, and its essence is the power of deterioration and alienation, it has a great social harm.Comment on this paper forms,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powers of corruption, thereby hoping to power corruption and governance of the phenomenon of benefit.Key words: power corrupts Features Measures

一、权力腐败的表现形式

（一）公权私用

个别领导以手中的权力作为谋取个人利益的筹码，轻者吃拿卡要，重者违反党纪国法。

有专家指出，我国当前应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要切实解决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问题，为改革扫清障碍。客观地说，各级政府的各个部门都或多或少地掌握着处置分配公共资源的权力。新的形势下，政府职能主要是提供社会产品和提供公共服务。政府掌握着土地的批租权、税收权、卫生检查、公检法、卫生治安等等。一句话，政府现在的主要职能是“服务”，而不再是以前的“行政干涉”。

而公权私用，追求部门利益最大化，偏离公共服务的对象，将公共资源变成可以兜售的商品，必然造成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公，危及社会的公平正义。当行政人员在进行权力和利益的交易时，就不是以公务员身份在提供公共服务，而是以“商人”的身份做“买卖”，由此严重影响人民政府的公信力。

专家认为，当行政具有强烈的私利导向，不仅部门在行使权力时故意设置条件寻租，降低本部门的行政效能，而且部门之间在争夺利益中互不相让，在承担责任时相互推诿，力量内耗，抵消管理效应。部门利益的膨胀还可能导致某些群体性官员腐败，其“人人有份”的特点会弱化监督，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增加反腐成本。

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的形成，固然有特定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但重要的是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党性不纯，说到底就是不能够正确认识手中的权力从何而来、为谁而用，不能始终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只有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才能真正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保持权力的纯洁性、公益性、高尚性。

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要正确地运用行政权力，更好地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通过行政体制改革，始终把行政部门的权力运用服从于为人民谋利益的最高原则，这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有利于铲除滋长公权私用的土壤；制止公权私用，有利于为行政体制改革扫清障碍，二者相辅相成。

权力一旦没有约束是非常可怕的。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违反党组织的决定，与党组织离心离德，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硬抗不敢、软顶皆是”等，成了“吃喝玩乐站在第一线、革命斗志退到贫困线、违法违纪越过警戒线”的“三线”党员。更有甚者，以手中的权力作为谋取个人利益的筹码，轻则吃拿卡要，重则违反党纪国法。

真正地要制止公权私用，就是让权力不越界而行。这必须依靠制度建设严格约束行政权力，必须依靠依法行政解决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问题。各级行政部门理应以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作为终极目标，严格按照行政许可法办事，决策要符合法定程序，执法要遵守法律规定。建立健全对行政权力监督的体制，形成全方位的监督权力运行的机制。

（二）失职渎职

有些领导干部在其位不谋其政，好高骛远；不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奉行个人专断、搞“一言堂”等家长制作风，个人说了算。

现实生活中，一方面，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在其位不谋其政，好高骛远，突出表现在虚报浮夸，失职渎职行为和严重官僚主义。1958年，“大跃进”高潮兴起，全国刮浮夸风、共产风。当时，上海市有一篇报道，说的是上海县马桥公社，水稻“卫星田”的亩产已达17万斤，还附一幅照片：一个小孩坐在禾稻上没落地。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魏文伯亲赴马桥一看，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马桥公社就是把各处的水稻拔出来，堆积到“卫星田”里，创造了“奇迹”。正是“大跃进”到了离奇、离谱的地步，使“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一大批老百姓。

当前，我们有一些领导干部，见事就推，见难就躲，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很淡薄，对群众的利益常常置之脑后。在他们看来，管与不管，管得好不好，“官儿”照当不误。老百姓很形象的形容我们的一些干部：“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吹的，吹的不如拍的，拍的不如送的。”

为什么在有的地方，“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大干快上，而群众千呼万唤需要解决的问题，都得不到解决？问题的症结在于：“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老百姓给某些当官的刻画了一幅对联——上联是：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联是：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另一方面，是有的领导干部不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奉行个人专断、搞“一言堂”。所谓“一言堂”，也就是在党委领导班子中“一把手”一个人说了算，特别是在作为党内最高决策形式的党委会上搞个人专断。对这个问题，早在上世纪中叶，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提出来了。数十年来，反对“一言堂”的呼声也一直没有间断过，有时还强调得相当厉害。然而，“一言堂”却没有因此而关门，造成许多党内民主和政治生活不正常状态。

为什么“一言堂”会在我们党内长期流行屡禁不止？怎样才能真正走出“一言堂”？现实中有两种奇怪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第一种是，一些人一方面说“一言堂”要不得，另一方面有许多人离了它又觉得不习惯、不自在。在许多人看来，即便“一言堂”挺荒唐，也比“几爷子当家、七扯八拉”要好得多。有些新闻媒体在宣传先进典型的时候，有时也过分突出那里的“一把手”高明，给人的印象好象“一言堂”还真能搞出点名堂。事实是，如果我们不把“一言堂”的社会和思想根源问题解决，不在党内重新进行一番关于党内民主的启蒙教育，不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民主，不在全党和全社会真正形成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民主空气，再硬的纪律、再强的制度也不一定能贯彻执行。还有一种现象是，有些人明明搞的是“一言堂”，却堂而皇之地扯着民主集中制的旗号，甚至还理直气壮地认为他们搞的就是民主集中制。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自欺欺人的现象？这跟我们过去对民主集中制往往从思辩的角度去阐发、而没有注重制度创新和从操作层面解决问题有关。我们讲民主集中制讲了这么多年，其实对其中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甚至在认识上还有误区。只有在理论上搞明确了，才能在制度上进一步完善和创新。

而从政治制度的层面来看，“一言堂”主要是因为“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一把手”和党委（组）成员之间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以及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等等造成的。要走出“一言堂”，必须认真解决这些问题。要走出“一言堂”，我们还得首先从封建残余思想阴影里走出来，从一切不民主的传统里走出来，从对民主集中制错误理解的误区里走出来。

（三）党性沦落

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有些领导干部抵制不住奢靡之风的侵蚀，生活糜烂，对自己放松要求，失去警惕；对外部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形成严重的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

党员干部的生活作风、品行情趣不是小问题，它是党的作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党及其成员的面貌，与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学风、领导作风、工作作风等一起构成党的整体形象。有些领导干部抵制不住奢靡之风的侵蚀最终栽了跟斗，几乎都是从追求糜烂的生活方式开始的。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要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大力倡导的良好风气的第八个方面，就是要公道正派、情趣健康，讲操守、重品行，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可以说，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情趣，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意志和行为。高尚的情趣，催人上进，使人奋发；低下的情趣，消磨斗志，涣散人心。一个生活作风败坏、情趣低俗的干部，是不可能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那些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最终被绳之以法的领导干部，几乎都是从追求糜烂的生活方式开始的。而孔繁森、郑培民、汪洋湖等一大批为党和人民事业无私奉献的领导干部，有哪一个不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党员干部的生活作风好坏，情趣追求如何，直接关系到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的具体实践，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当前和谐社会的建设，这绝不是个人的小事，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对于似乎与工作无关的“生活情趣”问题，每一位党员干部都不可掉以轻心，而必须高度警觉，严肃对待。

有的领导干部不能顾全大局，令行禁止，不能树立“一盘棋”的思想，不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而以地方和部门的特殊性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甚至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些领导干部只顾自己不顾大局、只顾团体不顾整体，不适当地强调本地区、本部门工作的特殊性，希望全局利益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因而给全局造成了损害。我们遗憾地看到：一方领导干部的“粗鲁执政”，往往造成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严重”。

二、权力腐败的成因

（一）社会转型期的怪圈

我国现阶段，新旧体制交替，分配不合理，是滋生权力腐败的重要原因。

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旧的体制还没彻底打破，新的体制还没完全建立，再加上配套的法制、制度还不完善，各项旧体制的某些做法还在起作用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很容易受到权力的左右，给权钱交易打开了方便之门，给腐败分子留下了漏洞和缝隙。此外，我国的分配调节机制还不健全，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一些公务员对收入差距较大的现象不满意，对社会上的一些 “先富”也产生心理失衡，动摇了信念。致使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变化，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自觉或不自觉地走进“金钱至上”的误区，踏入了权力腐败的深渊。必须引起高度注意的是，权力具有“可交换性”的特征。权力的可交换性，是指权力作为一种外在型的能力，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权力主体的更换而发生转换。权力主体所拥有的权力，是外在于自己的利益，当他履行相应公共职务时，他就有权力，当他离开这一职务时，则会丧失权力。这就是民间常说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当权力主体拥有权力时，他就能“一呼百应”；当他离开了权力，就会“风光不在”了，这会让权力主体产生强烈的失落感，从而导致权力的异化，就是指权力主体把自己所掌握的权力作为“商品”用以交换私利，即权力腐败。在我国现阶段，由于新旧体制交替，分配不合理，一些“掌权人”在心理失衡之下，利用手中的“权力之棒”换取不正当利益，于是乎，权力腐败就产生了。

（二）设权失当的恶果

所谓设权失当，即设置权力时有失恰当。一是党政不分，职责不清。二是职位设置过多过滥，缺乏规范。三是权力分配过于集中，一把手往往集人、财、物大权于一身，常常存在个人说了算的情况；政府包揽干涉企业事务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权利过大，有侵占立法权、司法权、监督权的倾向。

授权失误。即把权力授给了本不该授予的对象。授权失误为权力腐败种下了祸根。有的部门考察干部时没有执行德才兼备的干部路线。有的组织干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即使听了不良反映，也是充耳不闻，考察结论只拣好听的写，造成用人失误。有的公开跑官要官，甚至有的则公开卖官。

用权失范。之所以出现用权失范的现象，主观上讲，是少数党员干部淡忘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发生扭曲。客观上讲，是体制和机制上的漏洞，腐败分子有空子可钻。

监督乏力。失去监督的权力必将导致腐败。就我国目前而言，监督部门还是众多的，看似构成了一张严密的监督网，然而深入研究后不难发现，这种监督机制还很不健全，监督乏力。一是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太远。二是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太难。三是同级对同级的监督太软。在当前的环境下，“好人主义”盛行，尤其是同级中的一把手，更是无人敢监督。四是法纪监督太晚。现在执纪执法多是一种事后监督。

设权失当所带来的结果，往往是对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危害。

（三）行政环境急需净化

当前我国的行政行为不规范，是普遍造成各级权力腐败的温床。

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不规范，为腐败分子违法犯罪大开方便之门。有分析表明，三大环节最易滋生职务性群体腐败：产品购销过程中索贿受贿形成以“回扣”为纽带的群体性腐败；工程建设过程中损公肥私形成以工程项目为轴线的群体性腐败；执法过程中枉法徇私形成以“保护伞”为特征的群体性腐败。

专家指出，我国转轨期过程中尚处于不规范市场经济状态，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还不具备。政府在资源配置(尤其是稀缺性资源配置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官员手中握有各种行政审批权力，可视为“政府产品”，官员们设置了租金，金额就是行政垄断运作和市场化运作的差价。各个利益集团利用各种非市场手段从政府手中获得审批远比运用市场手段更便捷，更节约成本。

近年来，学术界通常把这种由于政府行为而产生的腐败现象称为“寻租性腐败”。所谓“寻租性腐败”，是指为获取纯粹转移所花费的稀缺性资源跟垄断、管制关税和其他相关制度及实践带来的传统净损失。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曾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假设一个城市的政府用发放有限经营执照的办法来限制出租车的数量，那么城市里的出租车就少于自由竞争市场的均衡水平，出租车业主就可以赚到超额利润。在这种吸引下，人们就可能想方设法从主管执照发放的政府有关官员那里获得执照。如果执照的发放取决于个人意志，寻求执照的人就会贿赂这些官员，从而获得出租车业的经营权。因为拥有这个权力的官员能够获得利益，就会使更多的人争夺这个职务，由此产生了新一轮的寻租活动。如果全部或部分的执照费转化为政府的财政收入，那么各利益集团又有可能为了争夺这些资金的使用权而展开又一回合的寻租活动。此例生动说明：权力虽然同整个社会需要和公共利益相联系，但它毕竟是由社会中少数人行使。经济运行中的“双轨制”、市场竞争中的不规范性和行政部门改革的滞后性为国家权力拥有者“设租”、“寻租”提供了直接的可能。

由此观之，行政行为的不规范是普遍造成各级权力腐败的“温床”。

三、权力腐败的治理

（一）权力监督法制化

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制约机制和完善适度分解权力的制衡机制。

权力被滥用，以权谋私得以发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运行不规范、权力内部缺乏有效制约。要防止以权谋私和腐败，不仅需要党内的民主监督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而且必须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运行。在这种权力运行制约机制中，权力要作适当分解，使各种权力由不同部门（单位或岗位）行使，使各种权力之间形成合理的结构；职权配置要科学，体现分工明确、各负其责，职权与责任相统一；根据分权和各自的职权来设计权力运行的程序，使各种权力部门（单位或岗位）既分工负责、互相配合，又互相把关、互相制约，形成真正有效的制衡机制，保证权力依法运行，以此防止以权谋私的情况发生。

依据我国的国情，当前要着重抓紧建立以下几方面的权力运行制约机制。首先是要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规范行政审批行为；其次是要深化财税、投融资、金融制度改革，规范财经秩序，加强资金监管；还有就是要推行和完善政府采购、招投标等制度；再次是要完善决策机制，将预防腐败寓于决策之中；最后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

（二）强化纪检监察等专门监督机构的地位和作用

如强化舆论监督，加大对权力腐败的惩处力度，实行自下而上、随时曝光、无须受命、不畏权势，是揭露和打击腐败有效的形式，也是权力监督有效的方法。

舆论监督是指社会各方面通过大众传播渠道，表达具有普遍意义的意见。以舆论的方式对政府公务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实施监察和督促，是我们党和政府一贯倡导的。邓小平同志认为“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时党和政府听不到的，报纸能听到，它能摸到社会的脉搏。”从报纸批评的效果来看，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这种无形的力量有时比有形的监督更具有威慑力。自下而上，随时曝光，无须受命，不畏权势，是揭露和打击腐败最为有效的形式之一，也是权力监督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

它的作用在于：一是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广泛的监督。因为腐败行为世人深恶痛绝，只有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公众的广泛监督，对腐败的制约才能形成巨大的威力。二是导致腐败者下台。腐败者的职位再高，权力再大，一旦丑行公诸于世，就很难再冠冕堂皇地出入于官场，即使有后台，有人保，其官运也在劫难逃。三是新闻媒体对一些丑恶现象的曝光，会对用权人形成心理压力，使其不敢肆意妄为，可有效督促各类官员洁身自好。因为媒体曝光，会使官员威信扫地、臭名远扬，绝大多数官员对此会不寒而粟。而且新闻媒体的触角异常敏锐、广泛，许多难为执法部门所知的丑闻，却大多逃不过新闻记者的眼睛，而且，他们不留情面，一般不会发生有关部门的官官相护现象。为此，应尽快出台《新闻法》等保障舆论监督的法律法规，给新闻工作者更多的舆论监督的权利，避免那些变了质的、有权势的领导给舆论进行不必要的干涉，使舆论监督真正发挥“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的功能，有效地补充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的不足，使舆论监督更有效，更广泛地开展。

（三）强化对用人权的监督

运用权力的是人，权力的腐败是运用权力的人的腐败；要制止权力滥用，必须解决好权力掌握人的问题。权力，就是指挥和要求别人服从的能力。权力可分为职能规定的权力和由领导者的智慧、博学、经验、道德品质、指挥才能和以往的功绩而形成的个人权力。一个好的领导者，个人权力是规定权力的必要补充。专家认为，制止一个重要领导人滥用权力的最有效的保证是个人的道德，特别是该领导人高尚的精神道德，这种道德是选举和靠财产所不能取得的。然而，这毕竟是一种理想，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制止权力腐败，实施权力制约无疑是一种比较有效的途径。什么是权力制约？权力制约是指所有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现的公共权力（主要是国家机构的权力）在运行的同时，必须受到其他公共权力的制约。实践证明，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必然被滥用。权力制约就是要依靠法律的规定，界定权力之间的关系，使权力服从法律。

我们说，权力是通过具体的人来实施的，权力的腐败是运用权力的人的腐败。要制止权力的滥用，必须解决好权力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公共权力的产生是为公众服务的，以往我们的组织人事制度存在着神秘、封闭、保守化的倾向。公众对权力产生的过程不知情、不了解，导致一些动机不纯的人钻空子，通过不正当途径谋取权力，使一些优秀人才不能脱颖而出。要改变这种现象，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干部管理体制的改革，通过民主直选、竞争上岗、任前公示等形式，让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走向“阳光操作”，以此减少任命制可能产生的负效应。

另一方面，要全面贯彻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对一些国家公职人员进行公开招聘，向社会公开干部的推荐标准。同时要建立举荐干部错误追究制，约束和纠正主要领导在用人上的滥用权力行为。因为把具体的权力具体授予什么人行使，这本身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权力。而由于授权者的这项权力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一旦发生问题，后果就无法想象，所以说用人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因此，对于任用失误，授权错位的人，一定要实行失察追究制，追究主要领导人的责任，这就是解决好权力掌握人的问题。结语：

对权力腐败现象的蔓延，我们要正确认识其复杂根源，并对症下药，不仅治标，健全各项制度，更要治本，提高民众民主意识，真正做到“标本兼治”。当然，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这个任务尽管很艰巨，但一个事实是，违背历史发展和基本人性的腐败是必然可以得到彻底根治的，权力腐败终归有它败亡的时候，不久的将来，清正廉明、风气纯正必将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风气。

第三篇：试论当前我国权力腐败的特点及对策研究

试论当前我国权力腐败的特点及对策研究

【内容摘要】权力腐败是当今世界政党政治中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顽症，古往今来的所有国家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所密切关注并极力予以铲除的社会公害。腐败是权力的腐化，其实质为权力的变质和异化。它对社会有着极大的危害。腐败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它的成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各个方面。其中如，人性中固有的弱点由于缺乏良性社会调控机制的导引而诱发腐败动机；中国传统文化中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这一重要特点导致“关系网”这一腐败神经网络的建立；国民价值观念中一直缺乏社会公正的内涵；民主法治观念的淡漠等等。针对上述原因，本文提出了“标本兼治”的治理方略。

【关键词】权力腐败，标本兼治，治理方略

“反腐倡廉”，一直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话题，中外皆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力都得到了大幅度的发展，贪污、贿赂等权力腐败问题也随之严重起来，给党的事业和国家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因此反腐倡廉成为我党和人民的强烈要求和呼唤。基于此，有必要对权力腐败及其特点作重新审视，以希冀更好地对症下药，彻底根治这一社会顽症。

一、腐败的涵义及危害

腐败，原意指事物的腐烂或变质。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班固《汉书·食货志上》“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2004年第17届国际刑法学大会通过了有关《国际经济交往中的腐败及相关犯罪》专项决议，对公职人员腐败作了明确的定义，指出：“腐败界定为任何公职人员在任何时候，以实际的或者潜在的行使或者不行使公职人员职能为交换条件，为自己、他人或任何机构索要、同意接受或者接受不论何种性质的不正当利益”。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它是指一个社会像一个有机体那样腐烂、变质，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在现象层面上，腐败意味着一个社会充斥着公务人员的贪污、腐化、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挥霍浪费社会公共财物、假公济私等丑恶现象，以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贯彻，官僚主义严重，思想滑坡、道德失衡，社会风气败坏；从实质上看，腐败是权力变质和异化的产物，是权力的腐化，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偏离既定的目的，不再为公共利益服务，而是被用来换取个人利益，成为社会上少数拥有权力者或集团攫取私人、局部利益的手段或工具。因此，腐败实际上是权力和金钱的交换，或者说是权力的商品化与金钱的权力化。

权力腐败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腐败主体，限定于任何公职人员；二是腐败过程，即滥用公共权力的过程；三是腐败结果，造成公共利益的损坏。

腐败现象给一个社会所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它不仅浪费了社会财富，造成经济秩序的紊乱，破坏了经济建设，阻碍了经济发展，而且严重地影响了政府形象，败坏了政治的清正廉明；更有甚者，它导致了社会风气的恶化，以致社会呈病态化，道德水准下降，是非正义感丧失。社会为腐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正如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指出的那样：行贿受贿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恶性肿瘤，它蚕食着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的基础，使国家无力实施自己的法律和法规。改革即使通过了也很难实施。腐败对于一个正在变革中的社会确实具有极大的危害性。能否抑制腐败，消除腐败现象，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健康发展，因而成了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关键。对于今天的中国，尤为重要。邓小平同志的话可谓一针见血：“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二、当前权力腐败的特点

从9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期，无论沿海还是内地，无论大小城市，不少地方政府都将招商引资视为当地经济起飞的重中之重，当成压倒一切的任务，大中小城市纷纷出现了招商引资热、房地产开发热、金融热、建筑工程热，这时腐败的表现就大大不同于“流量领域”中的腐败，已经拓展到了“存量领域”了，即进入到工业资产（如“国有企业的出售”、“改制”）领域、土地和房地产等与“资本”密切联系的资产领域，称为“权力资本腐败”。目前，我国权力腐败呈以下几个特点：

1、腐败现象呈现多发高发势头，涉案金额较大。动辄成百万、上千万。受贿案比重持续升高，几乎所有高官涉嫌“受贿”，且数额巨大，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甚至超过亿元，表明贪官占有物质财富的欲望和腐败冲动依然强烈。如原为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1993年至2001年间伙同其前任行长许超凡、许国俊等人贪污挪用巨额公款，总额达40亿元人民币；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公司原负责人陈满雄涉案金额达4.2亿；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涉及铁路项目中介费就高达8.22亿，这可能还仅仅是冰山一角；同样是铁道部官员原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的案件也都在调查中，涉案金额可能更加巨大。

2、案犯职务高、权力重、影响大。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2008年3月25日以受贿罪、滥用职权被有期徒刑18年，还有如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案，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受贿案，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受贿案，浙江省委原常委、省纪委原书记王华元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

3、团伙腐败犯罪有所增多。2004年，黑龙江原省长田凤山被查处后，原政协主席韩桂芝被“双规”，10月又有5名省级官员涉嫌“田韩案”去职之后，大批的厅级干部相继下台。原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徐国健，大圈子作秀，小圈子作孽，精心培育小圈子，他的亲信“三大国资”巨头掌握着600亿以上资产，占江苏省国有资产的60%以上。

4、涉案领域宽。在反腐的大潮中，已难以找到没有污染的领域，比较平静的地区部门出现了腐败大案。被誉为“百官共廉”、“省长摇篮”的苏州市，号称20多年没有出现过贪官，然而2004年副市长姜人杰出事击毁了这块牌坊。

5、腐败手段和方式趋于多样化。腐败手段和方式现在已不局限于送钱送物、送购物卡，卖税买税、期权腐败等新的腐败方式也为人们所熟知。

三、权力腐败的原因分析

腐败的实质是权钱交易，是权力异化的结果，这是由权力的性质所决定的。政治学中的权力理论认为：在权力不受限制或社会控制薄弱，而行使权力者自身又缺乏道德约束力的情况下，就会走向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是为阶级社会的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目前，我国社会生活中的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1.历史传统的重负。贪赃枉法、行贿受贿、腐化堕落，是历史上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产物。在所有制社会，权力是剥削阶级用来剥夺劳动人民财富的手段。尤其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做官和发财形成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长期的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给予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即做官者以种种物质利益，并赋予他们利用政治权力谋取私人经济利益的特权。这种封建糟粕是今天的腐败思想得以产生的历史渊源，我们无法完全割断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今天现实的联系。正视这一点，才能明确腐败现象产生的思想基础，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它，遏制它。

2.旧体制固有的弊端给腐败的产生保留了土壤。我国自五十年代以来建立的政治集权体制和经济计划体制，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自有其必要性。但这种高度统一、集中的体制和权力运行方式，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利益约束软化，极大地强化了权力而又没有合理必要的制约机构，潜藏着滋生腐败的可能。在今天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它暴露了许多弊端，正好成为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滋生蔓延的温床。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这是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这种利用高度集中的权力攫取个人私利的现象，理论界称之为“寻租”。自安。O.克鲁格在70年代创立了“寻租理论”以来，它一直被用来讨论有关由于政府行为而产生的腐败行为。其理论要点就是通过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权力来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竭力改变法律规定的权利来实现个人或某个集团的利益。寻租的对象主要是政府官员和国有资产；寻租的特点是利用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得到占有租金的特权，它往往伴随着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高度集中的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涉及社会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对经济活动握有生杀予夺大权，正是给“寻租者”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3.目前，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腐败现象的伴生具有某种必然性。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是以市场配置资源，以市场调节经济生活。而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只具有雏形。与市场相配套的一系列体制还没有建立完备，市场机制远未完善。前述政府庞大的权力仍然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政府在体制、职能、机构、人员、运作等诸方面仍然紊乱、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在这种新旧体制并存的情形下，社会管理出现许多盲点、空点，例如价格双轨制、行政管理高度集权与供求矛盾突出的并存就易于产生为紧缺物资而行贿受贿、“官倒”等腐败现象。这样，权力更易于与金钱相结合，“寻租”更为容易，腐败现象因此大量发生。由此可见，“腐败程度与社会和经济现代化的发展速度确实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

4.法制不健全，缺乏完备的监督机制。就法制建设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没有一套完备的反腐败的法律体系。权力需要制约，没有制约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况且人性中本有趋利避害的因素，更须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和引导。我国近年来法制建设固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的法律制度还欠完善，没有系统的关于权力的设立、运行、行使及法律责任等方面的法律制度，更缺少专门遏止政府官员腐败的法律如“反贪污法”、“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等。经济立法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行政权力在市场中的运行没有充分的规范约束，经济运行无充分的法律依据，利益归属没有明确的划分，各类市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无序、失控的状态。国有资产产权界限不明，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无有效的法律控制手段，等等。在这样一个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控制的、法律秩序紊乱的经济环境中，权钱交易、不正当竞争之类的腐败现象就势所必然了。其二，执法行为缺乏力度，不能有效地实现法律的目的。许多领域并非无法可依，而往往是“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党纪、政纪代替法律制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原因是执法环节缺乏有效的程序规范和责任机制，执法者往往可以为所欲为，不受追究。其后果是法律的权威荡然无存，民众对法制建设丧失信心，无法建设良好的法治秩序。而执法过程中的交易更成为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之一。就监督机制而言，主要表现为：一，没有完备的权力监督机制。行政权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益膨胀，这是社会的需要，本来无可厚非，可相应的监督制度却没有得到发展，以致行政权力失控，滥用权力成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固有的权力机关对行政权等权力的监督，由于没有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操作规范而流于形式，不能发挥实际作用，现有的一些监督机构如行政监察机关等，其职权手段都不够强大有力，不能满足需要。二，社会监督处于无法可依的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明确赋予公民以监督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除了“信访”等有名无实的途径之外，公民的监督权力没有法律制度予以保证；新闻舆论的监督也是无法可依，更因为权力机构行使权力的透明度不高，一般不为社会所知晓，极有限的社会舆论监督也往往无从着手。

三、权力腐败的对策——“标本兼治”

腐败活动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它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人际关系等方面起着不可低估的腐化作用，且具有极强的繁殖力、传染性、牵制性。如上所述，腐败现象既有历史文化的因素、新旧体制交替特殊时期的因素、体制和法制建设的因素，又有社会成员本身各方面素质的因素，是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等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不仅要注重治标，从制度层面上去遏制腐败现象，更要从道德文化建设、弘扬社会成员的民主法治意识等方面去清除腐败得以滋生的土壤，彻底根除腐败之本，做到“标本兼治”，不断加大反腐败工作的力度。

1、强化宣传教育，形成“不想腐”道德氛围 实际上是一个理想信念问题，也是一个提高行政权力机构人员素质问题。实践表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得比较好的人，就比较能做到自律，就是顶得住诱惑。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对党员干部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反腐倡廉的宣传教育。一是以领导干部为重点进行反腐倡廉教育。二是面向全党全社会进行反腐倡廉教育，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三是完善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格局，把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纳入党的宣传教育总体部署，形成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强大合力。三个方面相互依赖，紧密配合，形成一个系统，即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的惩治预防腐败体系。相信，我们党一定能把腐败现象遏制下去。

2、强化权力的制约、监督制度建设，形成“不能腐”的整套机制

从强化制约、监督入手，形成一套“不能腐”的制度体系，即难以用权力实现腐败的体制，使腐败的“成功率”大大降低。体制转轨期间，新体制不完善，旧体制依然发挥作用，形成了一种使腐败分子得逞“机遇率“高的态势，这不能不说是使腐败分子蠢蠢欲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一个时期腐败产生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必须加紧推进改革，尽快形成使腐败分子难以得逞的体制、机制，使其难以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我们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健全监督制度。二是建立科学的权力运行机制，按照权力制约原则，对过于集中的权力进行适当分解，在三个方面实现分权，即：从行政权力内外分权，实行党政职能分开，转变政府职能，政企分权；从行政权力内部分权，实行交叉制约监督；行政权力行使过程中分权，实行岗位置换和回避制度，做到用权力制约权力。三是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四是学习借鉴西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的做法。

3、强化惩治力度，形成“不敢腐”环境

强化惩治机制，加大执法力度，形成“不敢腐”的环境。改变过去用增加反腐败成本的办法来反腐败，而是增加腐败成本来反腐败，注重反腐败成本核算，要让腐败分子在经济上倾家荡产，政治上身败名裂，心理上后悔莫及，使腐败分子“提心吊胆一阵子，痛苦折磨一辈子”。

三个方面相互依赖，紧密配合，形成一个系统，即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的惩治预防体系。

总之，对腐败现象的蔓延，我们要正确认识其复杂根源，并对症下药，不仅治标，健全各项制度，更要治本，提高民众民主意识，真正做到“标本兼治”。当然，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这个任务尽管很艰巨，但可以相信，违背历史发展和基本人性的腐败是必然可以得到彻底根治的。不久的将来，清正廉明、风气纯正必将成为我们社会风气的主流。

参考文献： 参见《汉书·食货志上》 参见魏明铎：“抓住有利时机，坚决惩治腐败” 载《反腐败纵横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参见陈孝兵：“近期关于反腐败问题研究述要” 载《理论学刊》1994年，第1期 见哈里森：《第三世界：艰难、曲折、希望》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23页 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3页 6 同上注，第281页 7 见塞谬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64页 参见良朔：“我国当前腐败现象的存在根源和治理对策” 载《中州学刊》1993年，第6期 参见卞悟：“公正、价值理性与反腐败” 载《东方》1995年第6期，第5页 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5页

第四篇：论我国当前腐败现状及治理对策

论我国当前腐败现状、原因及对策

高美君 摘要

腐败现象是中国社会最具破坏力的社会问题之一，关系着人性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社会任务。十八大指出“坚定不移反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腐败行为已给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健康运行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和损失，并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严重威胁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本文在对我国近几年腐败状况进行总结概况，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探索出积极有效的反腐败对策，从而促进我国反腐倡廉建设。

关键词：腐败 现状 原因 对策

正文

腐败，是人类社会共有的一个政治现象，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腐败的危害。腐败问题是各国都存在的通病，而我国腐败现象发展迅猛的势头，既危及和破坏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实施，又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动摇着我国社会的政治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一、我国腐败的现状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内外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腐败问题一直存在。自从中国共产党放弃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市场经济，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贪官污吏便开始大大增加，屡禁不止，近几年来，情况更是严重。

2004年5月28日，公安部发布消息称中国外逃贪污受贿嫌犯共有500多人，涉案金额700多亿人民币。2004年中国涉及贪污的金额高达4090亿元人民币至6830亿元人民币。

2005年9月28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北京举行的“亚太反贪腐倡议”研讨会上发表报告指出，随经济改革，中国的贪污问题日益猖獗。

自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政府查处了省部级官员十六人，平均一年三人，这些贪官大多数包养情妇，如***、王立军等。

中国人民银行2011年6月15日刊发《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报告，2008年6月之前外逃干部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中国13亿人口人均被外逃贪官掠走610元人民币。

最高法院前院长肖扬在其出版的《反贪报告》中引用有关部门统计1988年-2002年的15年间，外逃资金共1913.57亿美元（1.5万亿元人民币）。

监督世界各国腐败行为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2012年12月5日公布2012年全球廉洁指数，涉及176个国家或地区，中国大陆仅得39分，位列第80。

由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我国的腐败事件不仅越来越多，而且金额越来越大，腐败现象非常严重。腐败不仅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危害着人民的利益。腐败分子不仅自己通过贪污受贿侵占国家资金，而且通过其他不正当手段，使国家巨额资金和大量财产流入不法分子手中。更为严重的是，腐败分子以权谋私，权力进入市场，直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倘若任其滋生蔓延，泛滥成灾，必将严重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导致国家经济的崩溃。腐败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腐败压制群众的民主权利，腐败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二、腐败产生的原因

要治疗一种疾病，必须搞清他的病因；要除掉一批毒草，必须铲除它们的深根；要想彻底清除腐败，我们就不得不搞清腐败产生的根源在哪里？

（一）文化传统的影响

贪赃枉法、行贿受贿、腐化堕落，是历史上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产物。在所有制社会，权力是剥削阶级用来剥夺劳动人民财富的手段。尤其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做官和发财形成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长期的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给予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即做官者以种种物质利益，并赋予他们利用政治权力谋取私人经济利益的特权。这种封建糟粕是今天的腐败思想得以产生的历史渊源。

（二）人的欲望

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正是由于人类这种原始的欲望和弱点，在强烈的利益要求驱动下，一些利欲熏心者便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寻找一切可乘之机攫取财富，腐败现象也就随之产生并不断发展。我们的少数官员正是由于面对金钱和权力的诱惑，无法很好的把持自己，置党纪国法于不顾，一步步走向腐化堕落。一些不法私营企业主为了谋取暴利，逃避法律惩罚，更是不择手段，不惜用重金、美色等方式拉拢腐蚀领导干部，时不时发生权钱交易的腐败案件。还有某些党员干部在经济上贪得无厌，背离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私欲极度膨胀，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谋取个人私利的手段，不择手段地侵吞国家财产。

（三）监督机制不健全

监督就是制约制衡，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使规则公平、过程公开、结果公正。现在对腐败的监督类型很多，有法律监督、纪委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领导监督。一般单位都有三条监督线，单位系统直接监督，行业协会专门监督，纪委监察上级监督，少数单位还有检察机关预防监督。这些监督实质的问题是权力监督还是权利监督。而权力监督大于权利监督。为什么党员联名举报、群众集体上访的问题大多没有结果，引不起重视，虎头蛇尾，大事化小，压而不查，查而无果，就是因为党员群众监督是权利监督，力度不大，不如领导批示查办和纪检部门、反贪部门立案查办。现在监督有个弱区，我说它是弱区就是权力机关介入少，很谨慎，受限制，有条件。比如单位的一把手和地方党政一把手，不是说当地同级的纪委、检察院想查就查，举报必查，而是有层级规定和职级规定。但是还有一句话，监督是弱区但不是盲区，不是说绝对没有人管、没有人查，而是要由上级纪委和上级检察院查，要备案，要审批，要研究，要权衡。因此，在监督方面，就出现了上级监督太远，难以发现;同级监督太软，不敢碰硬;群众监督太难，不知底细的问题。所以，职务越高，级别越高，层次越高，背景越深，查处越难，阻力越大，干扰越多，处理越难。这就是机制性束缚，影响了反腐败的深入和力度。

（四）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未能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抑制和惩治。过去,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突击搞运动、说服教育和道德规范,通过把外在的价值标准内化为人们的价值取向,对人们的行为有重大影响。但这种影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此外,一般政策性规定所起的作用也有限。十几年来,各级党政机关、各行各业发布的反腐倡廉的文件、通知等数不胜数,腐败之风并无收敛之迹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不论说服教育还是道德约束,都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为后盾,一般政策性规定的强制力也十分有限。而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 规范,它不仅有说服教育和道德规范的功能,也有内化的特性，可以使只顾个人需要而不顾法律的规范要求的行为受到惩处。但是，由于我们缺少执法守法的传统,致使法制建设严重滞后,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抑制和惩治。所以，一方面造成人们思想的极度混乱，对一些现象失去了辨别是与非、罪与非罪、违法与合法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使当前的反腐败斗争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和手段。

（五）低薪导致腐败

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严重的政府腐败,重要根源之一就是那些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因为收入太低无法维持一般的生活水平而不得不利用其工作之便谋取私利。从表面上看,低工资政策好像缩短了政府官员与人民之间的距离,达到了反对特权和实现公正的目的。其实则正好相反,它反而助长了特权思想和各种不公正行为。在大多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滥用特权、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等行为正好成为低工资的一种合理而不合法的补充。

三、预防措施及对策

如果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腐败现象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理，就会积重难返，不仅会影响到我们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而且还会加深社会矛盾的积累, 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久而久之，将逐步蚕食并摧毁人们心中的法律和道德长城，法律和道德长城一旦垮塌，就会在某一特定时期，在特定思潮的引导下突然释放，从而贻害于社会。

（一）加强教育

邓小平同志指出：“对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现象，我们主要通过二个方面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教育在这里主要指对党员干部进行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其核心问题是坚定共产主义理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真正过好“名位关、权力关、金钱关、色情关和人情关”拒腐防变。努力使领导干部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纵观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我们不难发现，没有哪一个腐败分子是从一开始就腐败的，而是一步步的走向堕落的深渊，最终成为人民的公敌，社会的败类。这与其自身的修养休戚相关。

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自以为是，一方面自己不主动学习，提高自身的思想修养和政治素质；另一方面以各种理由、借口，推托组织上的各种理论学习或者不重视，只当耳旁风。这种对自己不负责任的态度，最终导致原则立场不坚定、政治素质不过关、思想作风不健康，这就给了投机者以可乘之机，以金钱、色情等手段进行诱惑、拉拢和腐蚀，使得腐败现象得以滋生延续。所以，必须加强领导干部的教育与自我教育。要加强教育，注重预防，筑严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把讲理想，讲信念作为永葆党员行进性的根本要求，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体现在反腐倡廉的各阶段、各环节。

（二）以法律保证反腐

在我国反腐败的历史上，曾经历过运动反腐和权力反腐的阶段，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后，鲜明地提出了“反腐败必须依靠法制”的重要思想，反腐败斗争“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反腐倡廉，教育是基础，监督是关键，法制是保障。以法律保证反腐，一要完善法律体系，二要严格执法。

1、完善法律体系

坚持以法制反腐的首要前提是有法可依。在宪法的框架下，我国已制定出《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等法律法规，但总体来说，廉政法律体系还不完善，不能很好地适应反腐败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具体表现在现行法律法规多为事后惩戒性，缺乏事前预防、事中监督的法律法规，党纪党规比较多，但大多未能上升到国家意志的层面。为此，根据我国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实际，借鉴国外的经验，尽快制定出《廉政法》、《反腐败法》、《新闻法》、《公职 人员财产申报法》等。

2、严格执法

习近平指出：“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也是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我们党严肃查处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严重违纪问题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向全党全社会表明，我们所说的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决不是一句空话。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为使司法机关真正发挥其作用，就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司法机关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理顺党的领导与司法权行使的关系，防止党委、政法委借口党的领导对司法工作横加干涉；加大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制约，界定人大监督制约的范围，实行的严格的人大对司法人员的认知和罢免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重新构建司法辖区，建立各级财政经费保障体制以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的不良影响；建立司法人员考试录用、分类管理、选拔任用等制度，保障司法人员有健康的成长途径，建立品德高尚、知识渊博的专家型职业队伍；改革司法机关管理体制，发挥司法人员的积极性。

三、高薪养廉

趋利避害，是动物的本能，人更是如此。如果高新满足了公务人员物质上的需求，他们便不会在冒着犯罪的危险踏上贪污腐败的不归路。因为他们不仅是公务员，在本质上他们也是人，在理性的分析之下，权衡事情的利害关系，从而做出对自己做出损失最小的决定，是自己获得的利益最大化。对于一个有理智的人而言，在有高薪的情况下，不会糊涂到为了那些自己从正当途径就可以得来的钱而去违法犯罪的。新加坡正是一个成功的典型例子，该国利凭借处于亚洲领先水平的公务员薪酬，再结合其公务员自身的高素质，创造了一个亚洲公务员的廉洁神话。从人的心理角度分析，我们不难理解，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这些公务员所需要的钱，如果是用高薪这种正当的方式得来的，就会让他们用的心安理得、理所应当。不管怎样，自己凭良心得到的钱，花的安心，用着心里也踏实。因为不必去担心用贪来的黑钱去买东西，会被监督机关查出来、会被别人举报；不必每天提心吊胆、害怕有一天会东窗事发；也不必在每每躺在床上时，辗转反侧、唯恐夜长梦多。是的，这种种不安的表现，正是因为这些钱来的不干不净，让其藏着脏眼、拿着脏手、花着脏心。更何况，做人是要讲良心的，古语云：人之初，性本善。作为一个有良知、有道德的人，无法做到心安理得的去用这些贪来的钱。因此，高薪养廉也是一个有效地措施。

参考文献

《学理论》 2012年第18期 《腐败的发生机理及腐败风险的预警》 李宏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腐败案件列表》 维基百科

王焕章 《腐败和反腐败问题的几点思考》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吕鹤云 《国家廉政建设》，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3月第一版 新华网 《十八大代表纵论“坚定不移反对腐败”》 2012年11月10日

新华社 《习近平强调：坚定不移把反腐倡廉建设引向深入》 2013年01月22日

第五篇：当前我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腐败原因及对策

江西理工大学

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行政管理（双学位）专业

2009—2010学年第一学期

《行政伦理研究》课程结业论文

题目：当前我国国家机关人员腐败原因及对策 学院：机电工程

专业：测控技术与仪器

班级：091

学生：乐建

学号：06

任课教师：陈华平

时间：2011年12月 26日

腐败在历史上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是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的现象，而腐败发生较多较频的地域国家，往往是新旧体制并存交错，制度不完善，腐败的滋生、蔓延繁殖空间较大的国家。在我国，此现象发展势头迅猛，并且危及和破坏着法制的权威性和有效实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动摇我国的社会政治基础和伦理道德基础，又危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污染社会。腐败不仅极大的扰乱了市场次序，而且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造成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违背了社会公平与正义，给党和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腐败问题能否有效的解决，直接关系着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把发生腐败现象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首先，对于腐败的定义：腐败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借职务之便获取个人利益,从而使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变化的过程，其核心就是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就目前而言，要综合考虑我国自身的实际情况：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发展阶段.。所以说，如同在任何存在财产私有制的国家中一样, 在我国, 腐败现象将长期存在, 反腐败的斗争将是长期的, 严峻的和复杂的。这使得腐败成为了当今中国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

其次，我国当前党内腐败呈现出的特点主要有：第一，腐败的群体性特征明显，涉案人员众多，并且他们在政治上丧失党性原则，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同时在经济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第二，“一把手”腐败非常突出，党政“一把手”的腐败行为又导致其下属各个部门负责人的违纪违法。第三，“外向型”腐败日趋明显，都形成了国内犯罪，国外洗钱的链条。第四，资本积累型腐败日益显露，腐败分子已经不满足于一般生活上的富有和享乐，违纪违法的目的从追求消费享乐型向资本积累型转化。第五，腐败的规范化特征越来越明显，我国的腐败已经进入一种相对稳定的均衡时期，出现了笑廉不笑贪的社会风气。第六，腐败分子的“抗药性”在不断提高，腐败的手段更狡猾、更隐蔽。第七，腐败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地域特征，西北部和中东部地区都有明显的区别。

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很多，根据公权力的不同性质，腐败现象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党政领导机关官员的腐败，比如行政监督部门和执法部门的工作人

员损公肥私、权钱交易、贪污受贿、以权谋私、部门的领到行贿卖官、学术造假、挥霍浪费、腐败堕落等等。二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腐败，比如司法机关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办“人情案”，在案件审理中收取利益等。三是经济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腐败，比如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之便索取贿赂、拿取回扣等。另一种腐败类型是，指非公职人员或党政领导干部的人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自己可以利用的资源非法谋取利益的腐败现象。非公共权力型腐败包括一下三种类型。一是职业腐败，如一些工作人员利用工作之便侵吞或挪用公款、工人工资、非法收取或索取“红包”等。二是新闻腐败，如一些新闻媒体或记者为了获得高额的回报或个人利益，发布“假新闻”和“有偿新闻”,利用新闻线索迫使其他组织或个人与其进行金钱交易等。三是学术腐败，学术腐败主要发生在高等院校，比如学位的审批，项目的审评，职称的评定等过程中发生的钱权交易或其他利益的交易等。

现今中国政府部门和国家机关的腐败现象层出不穷，腐败问题比较严重，与腐败有关的社会组织和力量也比较强大，对国家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和严重的危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祸国殃民的现象呢？以下就对腐败产生的原因作深入的探讨。

腐败现象的出现有其社会历史根源, 又有多种多样的现实原因。大体说来有这样几以下个方面。

1、我国曾经是一个被封建阶级统治长达两千多年的国家, 这在世界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封建主义残余思想还在影响着很多人，而且，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不断侵蚀着人们的思想, 因而在许多人的思想里存在滋生腐败现象的思想基础，比如私有观念和特权思想。

2、体制上的漏洞和机制的不健全。我国目前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都还处于改革完善的过程中,许多新建立的制度还不成熟,有些制度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这在客观上难免会出现制度上的漏洞和薄弱环节,从而给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

3、市场经济特性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腐败现象产生重要因素。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的竞争性、重利性、等特性，这既有积极的一面, 同时也有消极的—面, 其消极的一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对于滋生腐败现象具有很大的诱发力。

总的来说，腐败现象是剥削阶级私有制的的产物，也就是说，私有制是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 是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腐败的本质就是剥削，腐败的实质就是一种权力的蜕变或异化。腐败对国家和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危害。第一，由于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第二，滥用职权、权钱交易等造成政策执行偏差，导致国家管理的混乱。第三，严重损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一定程度激化了社会矛盾，对社会的安定团结、长治久安构成巨大威胁。只有消灭私有制及是由观念，才能最终先灭腐败现象。

现在，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起点，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但是腐败成为了我国最大的社会污染，他它不仅造成各种经济损失，而且还构成了对我国共产党及其政府的合法性的严重挑战，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极大关注和忧虑，党内存在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屡禁不止，有的还日趋严重，所以，我们必须从腐败现象当下的特点入手，把防腐败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面,尽最大的努力来降低发生腐败现象的可能性，提出可行的政策，使有关人员无空子可钻，达到让其不想腐败，不能也不敢腐败的目标。

防治我国的腐败现象，必须考虑我国的国情，同时也要将传统文化的影响考虑在内，从其内部特点和规律以及原因入手，提出可行性防治对策。

首先，进一步完善首长负责制。在发挥首长负责制优势的基础上，加强“一把手”的监督和制约作用，在强调其权力的同时，明确其责任，堵塞漏洞，防止滥用。对凡是因为领导工作失职发生重大问题，造成重大损失的；腐败问题严重，群众反映强烈，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对子女、配偶、身边工作人员管理教育不力，造成严重违法乱纪的；对责任范围内反腐败工作敷衍塞责，不抓不管，以致屡屡发生大案要案的；违反干部政策，用人失察，造成恶劣影响的；弄虚作假，骗取荣誉的等等，都必须严格按照职责分工，坚决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决不能以“集体负责”、“班子讨论决定”为由推卸应负的领导责任。其中的关键是，形成法律条文，明确权责，形成硬约束。

其次，加强法制建设，规范政府行为，使政府行为法制化，规范化，可推行道德立法。进一步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规范政府审批行为。要加快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资金监管，规范收费行为。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积极推行公务

员制度，坚决防止和纠正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使政府行为向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发展。道德立法是指对公共行政部门人员的职业道德以法律或法规的形式加以确定和强化，目的在于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强化道德内约。政府机构是一个代表人民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机构，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工作人员必须具有比其它职业更高的道德水准，通过把职业道德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保证员工身体力行地执行，保证公共权威机构的纯洁性。我国的反腐败也可以考虑道德立法，把这种职业道德明确化、制度化，以提高官员的道德内约，使政府人员对腐败产生免疫力，构筑反腐败的钢铁长城。

再次，强化监督机制是反腐败的重要途径。法律监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人大代表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人大代表不应兼任政府机关、司法机关的职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应加强自身建设，加强对政府机关与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力度，形成对行政权、司法权的有效监督制衡。政党监督，中国共产党要对党内干部和党员是否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实行纪律监督；民主党派要通过民主协商会议等形式，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情况进行监督。群众监督，群众通过舆论、信访等形式，可以起到揭露腐败等不正之风的监督作用。行政监督，政府机关内部自上而下的监督系统，对防止各级、各部门的腐败起到监督作用。在强化监督机制时，一定要注意制度创新，追求监督机制的有效性。

另外，国外的“高薪养廉”也有积极的借鉴作用。这是从生活上给公务员提供依法行政的保障，防止腐败犯罪的有效方法。但是，我国借鉴这一方法，一定要根据我们的国情，使之发挥最大效用。

最后，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培育市民社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政企分开，政社分开，政府的权力应适当下放，把一部分权力返回社会，提高市民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使众多的矛盾在基层就得到解决，这样政府与人民之间就有了一个缓冲地带，政府就不再直接面对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这样一来，不仅政府的权力小了，而且社会的权力大了；政府直接插手的事务少了，自然腐败的机会也就少了，而且社会力量的增大也对政府权力的滥用形成强有力的监督和抵制，增加了腐败的成本，使其“不能为”，“不敢为”，形成硬约束。

近期，政府也出台了许多相关的政策来防止腐败，用以补充和完善现有的防腐败政策。例如加强官员的功能工资申报；对裸官现象进行严查，官员家属出国都要经过严格审批，对有在国外定居家属的官员进行严格管理，防止其家属为其洗钱；另外，我国的各省市针对本省市的不同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合理对策。

总的来说，我们要想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胜利，必须深入研究腐败问题的根源，必须与时俱进地加强改进反腐败斗争策略，必须不断地学习先进文化，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只有这样，反腐败斗争才能够胜利，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够不断发展，我们自己才能够不断进步。

参考文献：

1.王干才.腐败现象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原因[J].理论探讨,2002,(4).2.新闻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