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现状及对策

第一篇：腐败现状及对策

浅议我国腐败问题现状及对策

摘要：自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就十分重视官员腐败与反腐败问题，采取有力措施预防、打击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改革开放以来，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由于改革措施不配套、制度建设不到位，腐败现象在我国呈现出蔓延发展之势，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已给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健康运行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和损失，并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严重威胁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本文将在对我国腐败问题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回顾与总结的基础上，探索出积极有效的反腐败对策，从而促进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关键词：腐败

发展历程

现状

对策

腐败是指掌握公共权力的组织和个人以对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而达到谋取私利的目的的行为。腐败是一个普遍性、世界性和历史性的问题，自国家产生，掌握公共权力的组织和个人出现后便一直存在。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腐败问题依然存在，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而已。通过认真地对61年的反腐败历程加以回顾和总结，探索其中的规律，不断深化认识、发展认识，从而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的反腐倡廉工作找到切实有效的对策。

一、腐败问题的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轰轰烈烈反腐期

大致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早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向全党发出这样的警告：“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共产党人，他们不曾是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并谆谆叮嘱：“今天是赴京赶考的日子，不要学李自成，我们要考出个好成绩。”从中可以看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当就已经有了“赶考意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更是出台多项措施打击和惩治腐败，如1951年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指出：“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同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甚至枪决。”【1】1952年3月21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命令，公布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行为的若干规定》，：“凡贪污超过一亿元之贪污分子，一般均应按其情节轻重给以不同的刑事处分追缴贪污款物”“刑事处分，除免刑者外，采用机关管制（一年至两年）、劳役改造（两年至四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五种方法。”【2】不仅在政策上作出严格的规定，还特别重视群众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作用，通过开展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群众运动，严厉打击一批腐败分子和不法商人。

1952年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中央更是依法严惩了罪大恶极的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地区专员张子善，向世人庄严地表明中共反腐的决心和坚决，也是用实际行动向世人表明：“我们党决不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会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3】并以刘、张案件为突破口，依法制裁了大批贪污腐化分子，如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宋德贵、武汉市长易吉光、上海市委秘书长黎玉、广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宏、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贺衡夫等人。通过对这些腐败分子的处理，不仅在当时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更对此后二十多年中腐败分子和腐败现象的出现起到了很大的警示和震慑作用，使得共和国政坛保持了20多年的清廉形象。对此，1

在1986年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指出：“一九五二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作用。”【4】 第二阶段：腐败滋生蔓延期

大致发生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由于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在经济领域里开始了体制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但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物资比较短缺，不得已采取价格“双轨制”，权利开始进入市场，且以“官倒”为主要特色的腐败开始发展起来，主要表现在商品、信贷和外汇等“商品流量领域的腐败。”【5】国有资产通过“官倒”变成了私人资本，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相当一部分私人资本通过“官倒”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腐败现象在这些行业或领域及一般经济管理部门开始出现并蔓延起来。第三阶段：腐败泛滥期

大致发生在九十年代初期至本世纪初期。由于这一时期我国已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在经济领域里已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和不完善，使得腐败分子有了可乘之机，钻制度的漏洞，“权力”往往与“资本”结合在一起，利用制度上的漏洞疯狂地聚财敛财，厦门远华案、沈阳慕马案等大案，就是“权力”与“资本”相交易的结果，在高额、巨大的诱惑上，腐败形成了一股一股的恶浪，而对腐败的打击则是采取“摸着石头过河”，多是被动的、防御性的。第四阶段：腐败分子开始受审的高峰期

在进入新世纪后，国家明显的加大了反腐力度，逐步告别了“摸着石头过河”式的被动、防御性反腐模式，开始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理论来指导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党纪国法相继出台，从2002年12月至2009年3月，共立案90多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94万多人，查处陈良宇、韩桂芝、杜世成等严重违法违纪案件。【6】对上世纪90年代腐败泛滥期的腐败分子进行“秋后算账”，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确定了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方针。

二、腐败问题的现状

1、腐败范围越来越广

当前腐败现象已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一般经济管理部门扩展到党政领导机关、组织人事部门、行政执法部门、司法机关等要害部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受到腐败现象的渗透和侵袭。【7】过去被视为“清水衙门”的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腐败现象也有了明显的增加，甚至纪检、宣传、反贪等部门，也发生了不少买官卖官、贪污贿赂现象。腐败分子利用手中的权力，肆无忌惮的谋取私利，或中饱私囊，或利用职权索贿受贿，或利用职权欺压良善，甚至与黑恶势力相互勾结充当保护伞。

2、腐败分子职位越来越高

如果把以前揪出来的腐败疯子比作是“小蛀虫”的话，那么现在已经揪出来了“大老虎”，许多省部级以上的高官受到了查处。据统计，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给类经济案件中，在2003年涉及百万元以上的案件为1780件，其中设计亿元以上的有21件。李真、程维高、杜世成，甚至连原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腐败问题一并受到查处，腐败现象有向高层蔓延之势。

3、窝案、串案明显增多

腐败有“集团化”的发展趋势。现在的腐败案件，不少都是左右勾结、上下串通、相互利用，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腐败同盟。有的大案涉及的人员少则十几人、几十人，多则上百人。如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一案，牵扯出260多名官员，一半以上的绥 2

化县处级干部卷入其中；河北省原国税局原局长李真一案，牵扯到县处级以上干部67名，其中有40多人是“一把手”。

4、“隐性”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勒索型腐败现象大量上升。

许多腐败现象通常是假借合法之形行腐败之实，在“合法”的名义下，公开的为本地区、本部门，甚至为个人谋取私利，通过一些所谓的“潜规则”来腐败，在行为认定上是很难认定为违法的。这类案件的存在，给案件的定性和查处带来了一定难度。在行贿受贿的交易中，受贿者作为公共权力或资源的掌握者而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处于垄断地位，行贿者作为有求于人的不利地位，行贿者和受贿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当受贿者面临着众多的行贿者时，他往往会选择出价最高的行贿者，其他行贿者如果不想被淘汰，就只能被迫行贿。

三、反腐败的对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1年以来的历史，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是一部反腐倡廉史，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同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作坚决斗争的历史。在61年的反腐倡廉中，党和政府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自觉地同各种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作斗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认识、深化认识，逐步探索出一条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群众广泛支持和积极参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机制和体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和政府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和反腐败斗争的实际需要，针对不同的腐败现象和腐败领域，采取卓有成效的措施惩治腐败分子。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党和政府更是把反腐败斗争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确定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制定出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一这一反腐败国家战略，从整体上推进反腐败斗争。经过不懈的努力，认真的探索，在反腐败的认识上不断深化，实践上不断发展，措施上不断完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0年12月29日发布的《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披露，由中国国家统计局进行的民调显示，2003年至2010年，中国公众对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成效的满意度平稳上升，从51.9%提高到70.6%；公众认为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比例，从68.1%上升到83.8%。但是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腐败现象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仍然处于高发期，反腐败斗争也将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面临着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反腐败斗争仍将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

1、以制度建设打开反腐败局面

在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史上，经历过运动反腐和权力反腐的阶段，但实践证明，只有依靠制度反腐，才能使反腐败斗争更可靠、更理性。对此，时任深圳市长王荣说过：“预防腐败和监督领导干部不能光靠其自觉性，更不能靠其誓言，要靠一个好的制度。”邓小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1）匡正选人用人不正之风，改革干部人事制度

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只有把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才选拔出来并放到合适的岗位上，使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国家才能治理好，社会才能和谐稳定，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但在一些选人用人的过程中，“闭门圈干部”“买官卖官”“跑官要官”“任人唯亲”等不正之风依然存在。这不仅败坏了党风政风，更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一是用民主和竞争原则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事实上存在的自上而下的委任制使得干部选拔任用的权力掌握在少数几个人手里。这也是导致人事腐败的重要诱因之一。因为买官者若想获得某一职位，只需把那少数的几个人搞好就可以了。因而买官者也就把主要精力和心思放在“溜须拍马”“行贿”等方式上，以求取得那少数几个人的支持，顺利得到某一 3

职位。而在干部选拔任用中引入民主原则，改变那少数几个人说的算的情况，把对干部任职的同意权交由广大选民行使，因其面临的是众多选民，而非是那少数的几个人，所以贿选的成本和风险也大大增加，非个人财力和精力所能达到，再加上群众的眼睛又是雪亮的，因而能大大减少选人用人腐败的生存空间。同时，允许同一职位有多人竞争的情形，这样一方面能使选民有自由选择候选人、表达个人意志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能扩大选人用人的视野，通过“优胜劣汰”的规律，使人才脱颖而出。逐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和层次，适当扩大差额选举的比例和范围，继续探索公推直选的有效模式，即公开报名、选民直选。在提名干部候选人和选举过程中，扩大群众参与，开展民意测评，把群众对干部的认可程度作为选拔任用的一个重要标准。

二是建立健全公职人员的资历和绩效晋升制度。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中，论资排辈现象十分严重，官员的晋升靠资历而非能力。这种靠资历而非能力的用人制度，严重抑制了人才的健康成长。如何打破论资排辈这一陋习？那就是要引进资历和绩效晋升制度。虽然世界各国在政治文化、政治制度、行政制度等方面存在着不同，公务员制度的设计也存在着差距，但“资历和绩效晋升”是得到共同认同的。公职人员只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埋头实干，竭忠尽智，尽忠职守，讲求实效，到了一定年限就有晋升的机会。

（2）完善对权力的有效监督

事实证明，如果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就极易被滥用。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没有监督的权力是产生腐败的土壤。“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线的地方才停止。【8】”因此，完善监督制度，加大监督力度，以“权力监督权力”，规范权力的运行和使用显得特别重要。

一是使各种监督力量达到总体协调。目前，在我国已形成了中共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内部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公民监督、舆论监督各种形式的监督体系，在反腐倡廉的职能机构设置上，有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国家司法机关、政府监察机关、审计机关和国家预防腐败局。应该说监督体系和只能机关的设置已经比较完善了，但在实际中未能真正发挥出应有的效能，更未达到“1+1>2”的整体效果。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的监督机构分散，关系没有理顺，权限没有划分清楚，缺乏统一协调机制。通过明确各监督机关之间的职责和功能，合理划分各监督机关之间的权限。同时，加强各监督机关之间的沟通和联系，避免发生职责碰撞和冲突，进而既能发挥各监督机关的积极性、主动性，又能发挥监督系统的整体效能。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所强调的：“建立健全党内和党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监督制度，从而形成强有力的监督网络，发挥监督整体效能。”

二是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以权力制约权力。从腐败产生的情况来看，任何腐败现象都根源于不受制约的权力，纵观我国政坛上落马的高官，虽然腐败手段五花八门，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大权在握而又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一个人说了算。“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9】不能把权力集中于某一部门或个人，要对权力进行合理的配置和分解。在党内决策的过程中要真正执行集体领导、集体决策体制，在对重大事项进行票决时，实行无记名的投票原则，真正做到“一人一票，每票同值”，书记、副书记、常委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平等的同志关系而不是当前扭曲的一元化领导；坚持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支持行政首长在权限范围内行使职权，不能事事横加干涉；对掌管人、财、物等容易产生腐败现象的重要岗位，在定期进行岗位轮换的同时还要加强对其的经济审计、离职审计、事后追究责任制度制定必要的权力运行程序。

三是尽快建立财产申报制度。在2009年全国“两会”前，温家宝总理在与网友交流时强调：“许多网友在网上提出为什么不建立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我认为这个建议是正确的，4

这应该是反腐败的一项重大举措。”财产申报制度，又叫“阳光法案”，目前已在全世界90多个国家实施，是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反腐手段之一，已被各国证实是行之有效的防止腐败的制度。【10】目前除了少数地区，如新疆阿勒泰地区、重庆市江北区、浙江慈溪这些试点地区外，其他大部分地区还只是将官员个人财产情况向上级汇报，远不是财产申报，更不是向公众公开。财产申报制度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功效：一是当公职人员获得某种不正当的利益时，必将在申报材料中隐瞒或是虚假申报，而发现隐瞒或虚假的行为比较容易，由此可以找到贪污的线索；二是当发现公职人员生活水平过于奢华，显然超过收入水平时，则可以对照其申报材料进行审查，也可以要求其立即报告收入明细帐，如不能说明巨额财产的合法来源，即可立案调查。加快建立财产申报制度，对财产申报对象、申报程序、申报范围、申报主管机关及权限等作出规定，以使财产申报制度更好的发挥其反腐败的作用。

四是实行垂直管理体制和“零容忍”的原则。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坚强监督，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11】监督主体的独立是监督有效性的根本保障，因为权力本身是一种强制性力量，如果权力监督主体失去应该有的独立性，对权力的制约缺乏强制性，那么其监督职能就不能正常发挥，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就会软弱无力，甚至使监督主体成为监督客体的附庸。现行的纪检监察体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实行双重领导，既受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的领导，又受同级党委、政府的领导，由于人事、经费、福利等受制于同级党委、政府，所以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同级党委、政府。这就导致权力过分集中，监督过分软弱，监督客体领导监督主体，监督主体依附监督客体的状况。为改变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纪检监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方式，由横向领导为主改为纵向领导为主。各级纪委的人事、经费、待遇、福利等由上级纪委统筹安排，下级纪委向上级纪委负责，独立行使对案件的查处权，同级党委、政府无权干涉。除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外，省级（包括省级）以下纪委实行垂直领导，提高纪委的权力和独立性，其垂直管理模式为党中央—中纪委—省纪委—市纪委—县纪委。另一方面是对腐败实行“零容忍”。“零容忍”指不宽容任何轻微的犯罪行为。【12】香港廉政公署把“零容忍”理念运用于廉政建设，使其清廉指数一跃成为亚洲前列。廉署在制度审计上对任何轻微的腐败行为均不容忍。20世纪60年代香港《防止贿赂条例》出台，从而堵住了轻微腐败的漏洞。同时，廉署下设的执行处、防止贪污处、社区管理处实施“举报必接、有腐必查、惩腐务尽”的原则，在执行法律法规时也体现出了“零容忍”的精神。如果对轻微的腐败不予制止，不仅会提高腐败分子的胆量，而且会激发其他腐败分子的腐败动机。深圳海关原党组书记、关长赵玉存从一餐饭，一块表开始，发展到接受贿赂90多万元，放纵不法商人走私24亿元。我国现行的反腐败体制是一种以数额的多少来划分犯罪的体制，对贪污腐败而言，其数额在5000元以下的，属纪律承接范畴，由行政监察机关负责；而5000元以上，则属于刑事处罚范畴，一般由检察机关负责。这种安排是与“零容忍”精神相背离的，改变当前以数量划分贪污罪的做法，采用国际上通行的以性质划分的做法，凡是贪污受贿行为，即使只是贪污一分钱，也一律构成刑事犯罪。

2、以法制保障反腐

在我国反腐败的历史上，曾经历过运动反腐和权力反腐的阶段，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后，鲜明地提出了“反腐败必须依靠法制”的重要思想，反腐败斗争“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反腐倡廉，教育是基础，监督是关键，法制是保障。

（1）完善法律体系

坚持以法制反腐的首要前提是有法可依。在宪法的框架下，我国已制定出《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等法律法规，但总体来说，廉政法律体系还不完善，不能很好地适应反腐败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具体表现在现行法律法规多为事后惩戒性，缺乏事前预防、事中监督的法律法规，党纪党规比较多，但大多未能上升到国家意志的层面。为此，根据我国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实际，借鉴国外的经验，尽快制定出《廉政法》、《反腐败法》、《新闻法》、《公职 5

人员财产申报法》等。

（2）严格执法

有人曾用7个“未必”来概括形容当前执法情况：受贿了未必被发现，发现了未必就立案，立案了未必能查清，查清了未必就起诉，起诉了未必能判刑，判刑了未必判实刑，判实刑的也未必真正执行。再好的法律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法律也就成了一纸空文，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江泽民曾严厉指出：“历史事实说明，吏治上的腐败、司法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滋生和助长其他腐败的重要根源。”当前司法腐败现象正日益普通化、集团化、公开化、体系化，行政权对司法的干涉越来越严重。为使司法机关真正发挥其作用，就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司法机关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理顺党的领导与司法权行使的关系，防止党委、政法委借口党的领导对司法工作横加干涉；加大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制约，界定人大监督制约的范围，实行的严格的人大对司法人员的认知和罢免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重新构建司法辖区，建立各级财政经费保障体制以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的不良影响；建立司法人员考试录用、分类管理、选拔任用等制度，保障司法人员有健康的成长途径，建立品德高尚、知识渊博的专家型职业队伍；改革司法机关管理体制，发挥司法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建立司法人员只服从法律，服从事实的办案机制。最终使司法公正，重新树立司法机关清正廉洁的形象。

3、加快新闻立法，充分利用网路力量

舆论监督本身是一种“普遍的、无形的、强制的力量。”【13】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舆论工具，对社会上一切腐败案件进行曝光，以达到对其监控的目的。从全球来看，凡法制化程度比较高和政治比较廉洁的国家，都十分重视舆论监督在反腐败斗争中的独特作用。新闻媒体号称是立法、行政、司法的“第四种权力。”【14】“不怕上告，就怕见报。”一旦腐败行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其丑恶嘴脸为千夫所指，腐败分子必将受到惩处。应加快新闻立法，使新闻媒体监督有法可依。顺应时代潮流和现实需要，进一步加快和完善新闻立法，将新闻媒体的权力、义务、责任、监督的范围、对象、基本原则以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将新闻媒体监督纳入法制轨道；在坚持正确舆论的导向下，保证新闻媒体有足够的自由权和自主权，允许新闻媒体对各种行政行为、廉政行为、腐败案件进行自由、公正、客观的采访、调查、报道和评论。

在信息化的今天，网络已是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网路的广泛普及和网络在传播信息方面所具有的即时、互动、直接、廉价等特点，使得网络监督成为反腐败斗争的一个新武器。据人民网的一项调查显示，参与调查的网民中有87.9%非常关注网络监督，当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时，93.3%的网民选择网络曝光。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拓宽和健全有效的监督渠道，应该把网络列为一种必须认真考虑的监督方法。同时，重视网络媒体在监督违纪和腐败方面的作用，也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一个表现，因为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自2008年6月底，网民数量已达到2.53亿，首次大幅度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要建立便捷的民意反应机制，变被动为主动，变压力为动力，变对立为互动，摒弃防范网络的惯性思维，改变过去拦、堵、截的做法，引导和支持网络监督在反腐败斗争反面的作用；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建立健全网络举报制度，使其尽快成长为纪检监察机关在反腐败斗争方面的重要支撑力量。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483 【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109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152~153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53 【5】邵道生。我国社会转型期腐败发展的四个阶段。廉政瞭望，2006年版，7：40~41 【6】王焕章。腐败和反腐败问题的几点思考。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5，（11）：79~80 【7】李玉赋。关于扎实推进惩防体系建设的若干问题。行政管理改革，2009，2：38~45 【8】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82，154 【9】俞可平。西方政治学名著提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141 【10】李云瑞。论我国财产申报制度。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0，12，（4）【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292 【12】刘宗洪。“零容忍”视角下的反腐倡廉建设。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9，4：32~35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73 【14】吕贵、刘宗洪、周敬青等。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德国社民党组织建设的新趋势。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9，6：95~100

第二篇：腐败现状及对策

浅议我国腐败问题现状及对策

腐败是指掌握公共权力的组织和个人以对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而达到谋取私利的目的的行为。腐败是一个普遍性、世界性和历史性的问题，自国家产生，掌握公共权力的组织和个人出现后便一直存在。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腐败问题依然存在，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而已。通过认真地对61年的反腐败历程加以回顾和总结，探索其中的规律，不断深化认识、发展认识，从而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的反腐倡廉工作找到切实有效的对策。

（权钱交易，行使职务与谋取私利相结合、权力行为与经济行为相结合，权力的物化、商品化已经达到相当程度

腐败犯罪从自然人发展到法人，从经济部门蔓延到执法等部门，行贿受贿等腐败行为在许多地方已经公开化、广泛化

腐败犯罪呈持续上升趋势，大案、要案猛增，社会危害性日益严重 四）腐败犯罪手段狡猾，目的多样，具有较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

首先是由犯罪主体的身份决定的。他们一般都是有职有权的人物、活动能力强，活动范围广，社会关系网多，作案前有准备和作案后有对策，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常干扰侦查活动。

其次，这是犯罪者利益的一致性、犯罪方法的多样和证据的难侦破性决定

第三，腐败犯罪和其他经济犯罪相连或与其他经济违法行为、行政违法行为交织在一起，相互联系，相互包容，而腐败犯罪分子往往避重就轻，转移视线，混淆视听，逃避侦查审判。

第四，是否腐败犯罪其性质往往与民事馈赠等行为、地方政策、经济转轨期法律法规的漏洞等混合在一起，很难区分和界定。的。）

1、腐败范围越来越广

当前腐败现象已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一般经济管理部门扩展到党政领导机关、组织人事部门、行政执法部门、司法机关等要害部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受到腐败现象的渗透和侵袭。【7】过去被视为“清水衙门”的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腐败现象也有了明显的增加，甚至纪检、宣传、反贪等部门，也发生了不少买官卖官、贪污贿赂现象。腐败分子利用手中的权力，肆无忌惮的谋取私利，或中饱私囊，或利用职权索贿受贿，或利用职权欺压良善，甚至与黑恶势力相互勾结充当保护伞。

2、腐败分子职位越来越高

如果把以前揪出来的腐败疯子比作是“小蛀虫”的话，那么现在已经揪出来了“大老虎”，许多省部级以上的高官受到了查处。据统计，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给类经济案件中，在2003年涉及百万元以上的案件为1780件，其中设计亿元以上的有21件。李真、程维高、杜世成，甚至连原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腐败问题一并受到查处，腐败现象有向高层蔓延之势。

3、窝案、串案明显增多

腐败有“集团化”的发展趋势。现在的腐败案件，不少都是左右勾结、上下串通、相互利用，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腐败同盟。有其中有40多人是“一把手”。

4、“隐性”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勒索型腐败现象大量上升。

许多腐败现象通常是假借合法之形行腐败之实，在“合法”的名义下，公开的为本地区、本部门，甚至为个人谋取私利，通过一些所谓的“潜规则”来腐败，在行为认定上是很 1

难认定为违法的。这类案件的存在，给案件的定性和查处带来了一定难度。在行贿受贿的交易中，受贿者作为公共权力或资源的掌握者而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处于垄断地位，行贿者作为有求于人的不利地位，行贿者和受贿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当受贿者面临着众多的行贿者时，他往往会选择出价最高的行贿者，其他行贿者如果不想被淘汰，就只能被迫行贿。

一、反腐败的对策

1、以制度建设打开反腐败局面

在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史上，经历过运动反腐和权力反腐的阶段，但实践证明，只有依靠制度反腐，才能使反腐败斗争更可靠、更理性。对此，时任深圳市长王荣说过：“预防腐败和监督领导干部不能光靠其自觉性，更不能靠其誓言，要靠一个好的制度。”邓小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1）匡正选人用人不正之风，改革干部人事制度

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只有把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才选拔出来并放到合适的岗位上，使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国家才能治理好，社会才能和谐稳定，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但在一些选人用人的过程中，“闭门圈干部”“买官卖官”“跑官要官”“任人唯亲”等不正之风依然存在。这不仅败坏了党风政风，更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一是用民主和竞争原则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事实上存在的自上而下的委任制使得干部选拔任用的权力掌握在少数几个人手里。这也是导致人事腐败的重要诱因之一。因为买官者若想获得某一职位，只需把那少数的几个人搞好就可以了。因而买官者也就把主要精力和心思放在“溜须拍马”“行贿”等方式上

二是建立健全公职人员的资历和绩效晋升制度。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中，论资排辈现象十分严重，官员的晋升靠资历而非能力。这种靠资历而非能力的用人制度，严重抑制了人才的健康成长。如何打破论资排辈这一陋习？那就是要引进资历和绩效晋升制度。虽然世界各国在政治文化、政治制度、行政制度等方面存在着不同，公务员制度的设计也存在着差距，但“资历和绩效晋升”是得到共同认同的。公职人员只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埋头实干，竭忠尽智，尽忠职守，讲求实效，到了一定年限就有晋升的机会。

（2）完善对权力的有效监督

事实证明，如果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就极易被滥用。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没有监督的权力是产生腐败的土壤。“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线的地方才停止。【8】”因此，完善监督制度，加大监督力度，以“权力监督权力”，规范权力的运行和使用显得特别重要。

一是使各种监督力量达到总体协调。目前，在我国已形成了中共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内部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公民监督、舆论监督各种形式的监督体系，在反腐倡廉的职能机构设置上，有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国家司法机关、政府监察机关、审计机关和国家预防腐败局。应该说监督体系和只能机关的设置已经比较完善了，但在实际中未能真正发挥出应有的效能，更未达到“1+1>2”的整体效果。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的监督机构分散，关系没有理顺，权限没有划分清楚，缺乏统一协调机制。

二是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以权力制约权力。从腐败产生的情况来看，任何腐败现象都根源于不受制约的权力，纵观我国政坛上落马的高官，虽然腐败手段五花八门，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大权在握而又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一个人说了算。三是尽快建立财产申报制度。

四是实行垂直管理体制和“零容忍”的原则。邓范畴，由行政监察机关负责；而5000元以上，则属于刑事处罚范畴，一般由检察机关负责。这种安排是与“零容忍”精神相背离的，改变当前以数量划分贪污罪的做法，采用国际上通行的以性质划分的做法，凡是贪污受贿行为，即使只是贪污一分钱，也一律构成刑事犯罪。

2、以法制保障反腐

在我国反腐败的历史上，曾经历过运动反腐和权力反腐的阶段，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后，鲜明地提出了“反腐败必须依靠法制”的重要思想，反腐败斗争“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反腐倡廉，教育是基础，监督是关键，法制是保障。

（1）完善法律体系

坚持以法制反腐的首要前提是有法可依。在宪法的框架下，我国已制定出《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等法律法规，但总体来说，廉政法律体系还不完善，不能很好地适应反腐败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具体表现在现行法律法规多为事后惩戒性，缺乏事前预防、事中监督的法律法规，党纪党规比较多，但大多未能上升到国家意志的层面。为此，根据我国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实际，借鉴国外的经验，尽快制定出《廉政法》、《反腐败法》、《新闻法》、《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等。

（2）严格执法

3、加快新闻立法，充分利用网路力量

舆论监督本身是一种“普遍的、无形的、强制的力量。”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舆论工具，对社会上一切腐败案件进行曝光，以达到对其监控的目的。从全球来看，凡法制化程度比较高和政治比较廉洁的国家，都十分重视舆论监督在反腐败斗争中的独特作用。新闻媒体号称是立法、行政、司法的“第四种权力。”在信息化的今天，网络已是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网路的广泛普及和网络在传播信息方面所具有的即时、互动、直接、廉价等特点，使得网络监督成为反腐败斗争的一个新武器。

第三篇：论我国当前腐败现状及治理对策

论我国当前腐败现状、原因及对策

高美君 摘要

腐败现象是中国社会最具破坏力的社会问题之一，关系着人性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社会任务。十八大指出“坚定不移反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腐败行为已给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健康运行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和损失，并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严重威胁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本文在对我国近几年腐败状况进行总结概况，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探索出积极有效的反腐败对策，从而促进我国反腐倡廉建设。

关键词：腐败 现状 原因 对策

正文

腐败，是人类社会共有的一个政治现象，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腐败的危害。腐败问题是各国都存在的通病，而我国腐败现象发展迅猛的势头，既危及和破坏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实施，又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动摇着我国社会的政治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一、我国腐败的现状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内外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腐败问题一直存在。自从中国共产党放弃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市场经济，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贪官污吏便开始大大增加，屡禁不止，近几年来，情况更是严重。

2004年5月28日，公安部发布消息称中国外逃贪污受贿嫌犯共有500多人，涉案金额700多亿人民币。2004年中国涉及贪污的金额高达4090亿元人民币至6830亿元人民币。

2005年9月28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北京举行的“亚太反贪腐倡议”研讨会上发表报告指出，随经济改革，中国的贪污问题日益猖獗。

自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政府查处了省部级官员十六人，平均一年三人，这些贪官大多数包养情妇，如***、王立军等。

中国人民银行2011年6月15日刊发《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报告，2008年6月之前外逃干部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中国13亿人口人均被外逃贪官掠走610元人民币。

最高法院前院长肖扬在其出版的《反贪报告》中引用有关部门统计1988年-2002年的15年间，外逃资金共1913.57亿美元（1.5万亿元人民币）。

监督世界各国腐败行为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2012年12月5日公布2012年全球廉洁指数，涉及176个国家或地区，中国大陆仅得39分，位列第80。

由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我国的腐败事件不仅越来越多，而且金额越来越大，腐败现象非常严重。腐败不仅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危害着人民的利益。腐败分子不仅自己通过贪污受贿侵占国家资金，而且通过其他不正当手段，使国家巨额资金和大量财产流入不法分子手中。更为严重的是，腐败分子以权谋私，权力进入市场，直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倘若任其滋生蔓延，泛滥成灾，必将严重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导致国家经济的崩溃。腐败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腐败压制群众的民主权利，腐败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二、腐败产生的原因

要治疗一种疾病，必须搞清他的病因；要除掉一批毒草，必须铲除它们的深根；要想彻底清除腐败，我们就不得不搞清腐败产生的根源在哪里？

（一）文化传统的影响

贪赃枉法、行贿受贿、腐化堕落，是历史上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产物。在所有制社会，权力是剥削阶级用来剥夺劳动人民财富的手段。尤其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做官和发财形成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长期的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给予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即做官者以种种物质利益，并赋予他们利用政治权力谋取私人经济利益的特权。这种封建糟粕是今天的腐败思想得以产生的历史渊源。

（二）人的欲望

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正是由于人类这种原始的欲望和弱点，在强烈的利益要求驱动下，一些利欲熏心者便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寻找一切可乘之机攫取财富，腐败现象也就随之产生并不断发展。我们的少数官员正是由于面对金钱和权力的诱惑，无法很好的把持自己，置党纪国法于不顾，一步步走向腐化堕落。一些不法私营企业主为了谋取暴利，逃避法律惩罚，更是不择手段，不惜用重金、美色等方式拉拢腐蚀领导干部，时不时发生权钱交易的腐败案件。还有某些党员干部在经济上贪得无厌，背离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私欲极度膨胀，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谋取个人私利的手段，不择手段地侵吞国家财产。

（三）监督机制不健全

监督就是制约制衡，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使规则公平、过程公开、结果公正。现在对腐败的监督类型很多，有法律监督、纪委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领导监督。一般单位都有三条监督线，单位系统直接监督，行业协会专门监督，纪委监察上级监督，少数单位还有检察机关预防监督。这些监督实质的问题是权力监督还是权利监督。而权力监督大于权利监督。为什么党员联名举报、群众集体上访的问题大多没有结果，引不起重视，虎头蛇尾，大事化小，压而不查，查而无果，就是因为党员群众监督是权利监督，力度不大，不如领导批示查办和纪检部门、反贪部门立案查办。现在监督有个弱区，我说它是弱区就是权力机关介入少，很谨慎，受限制，有条件。比如单位的一把手和地方党政一把手，不是说当地同级的纪委、检察院想查就查，举报必查，而是有层级规定和职级规定。但是还有一句话，监督是弱区但不是盲区，不是说绝对没有人管、没有人查，而是要由上级纪委和上级检察院查，要备案，要审批，要研究，要权衡。因此，在监督方面，就出现了上级监督太远，难以发现;同级监督太软，不敢碰硬;群众监督太难，不知底细的问题。所以，职务越高，级别越高，层次越高，背景越深，查处越难，阻力越大，干扰越多，处理越难。这就是机制性束缚，影响了反腐败的深入和力度。

（四）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未能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抑制和惩治。过去,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突击搞运动、说服教育和道德规范,通过把外在的价值标准内化为人们的价值取向,对人们的行为有重大影响。但这种影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此外,一般政策性规定所起的作用也有限。十几年来,各级党政机关、各行各业发布的反腐倡廉的文件、通知等数不胜数,腐败之风并无收敛之迹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不论说服教育还是道德约束,都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为后盾,一般政策性规定的强制力也十分有限。而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 规范,它不仅有说服教育和道德规范的功能,也有内化的特性，可以使只顾个人需要而不顾法律的规范要求的行为受到惩处。但是，由于我们缺少执法守法的传统,致使法制建设严重滞后,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抑制和惩治。所以，一方面造成人们思想的极度混乱，对一些现象失去了辨别是与非、罪与非罪、违法与合法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使当前的反腐败斗争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和手段。

（五）低薪导致腐败

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严重的政府腐败,重要根源之一就是那些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因为收入太低无法维持一般的生活水平而不得不利用其工作之便谋取私利。从表面上看,低工资政策好像缩短了政府官员与人民之间的距离,达到了反对特权和实现公正的目的。其实则正好相反,它反而助长了特权思想和各种不公正行为。在大多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滥用特权、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等行为正好成为低工资的一种合理而不合法的补充。

三、预防措施及对策

如果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腐败现象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理，就会积重难返，不仅会影响到我们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而且还会加深社会矛盾的积累, 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久而久之，将逐步蚕食并摧毁人们心中的法律和道德长城，法律和道德长城一旦垮塌，就会在某一特定时期，在特定思潮的引导下突然释放，从而贻害于社会。

（一）加强教育

邓小平同志指出：“对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现象，我们主要通过二个方面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教育在这里主要指对党员干部进行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其核心问题是坚定共产主义理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真正过好“名位关、权力关、金钱关、色情关和人情关”拒腐防变。努力使领导干部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纵观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我们不难发现，没有哪一个腐败分子是从一开始就腐败的，而是一步步的走向堕落的深渊，最终成为人民的公敌，社会的败类。这与其自身的修养休戚相关。

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自以为是，一方面自己不主动学习，提高自身的思想修养和政治素质；另一方面以各种理由、借口，推托组织上的各种理论学习或者不重视，只当耳旁风。这种对自己不负责任的态度，最终导致原则立场不坚定、政治素质不过关、思想作风不健康，这就给了投机者以可乘之机，以金钱、色情等手段进行诱惑、拉拢和腐蚀，使得腐败现象得以滋生延续。所以，必须加强领导干部的教育与自我教育。要加强教育，注重预防，筑严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把讲理想，讲信念作为永葆党员行进性的根本要求，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体现在反腐倡廉的各阶段、各环节。

（二）以法律保证反腐

在我国反腐败的历史上，曾经历过运动反腐和权力反腐的阶段，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后，鲜明地提出了“反腐败必须依靠法制”的重要思想，反腐败斗争“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反腐倡廉，教育是基础，监督是关键，法制是保障。以法律保证反腐，一要完善法律体系，二要严格执法。

1、完善法律体系

坚持以法制反腐的首要前提是有法可依。在宪法的框架下，我国已制定出《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等法律法规，但总体来说，廉政法律体系还不完善，不能很好地适应反腐败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具体表现在现行法律法规多为事后惩戒性，缺乏事前预防、事中监督的法律法规，党纪党规比较多，但大多未能上升到国家意志的层面。为此，根据我国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实际，借鉴国外的经验，尽快制定出《廉政法》、《反腐败法》、《新闻法》、《公职 人员财产申报法》等。

2、严格执法

习近平指出：“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也是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我们党严肃查处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严重违纪问题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向全党全社会表明，我们所说的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决不是一句空话。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为使司法机关真正发挥其作用，就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司法机关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理顺党的领导与司法权行使的关系，防止党委、政法委借口党的领导对司法工作横加干涉；加大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制约，界定人大监督制约的范围，实行的严格的人大对司法人员的认知和罢免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重新构建司法辖区，建立各级财政经费保障体制以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的不良影响；建立司法人员考试录用、分类管理、选拔任用等制度，保障司法人员有健康的成长途径，建立品德高尚、知识渊博的专家型职业队伍；改革司法机关管理体制，发挥司法人员的积极性。

三、高薪养廉

趋利避害，是动物的本能，人更是如此。如果高新满足了公务人员物质上的需求，他们便不会在冒着犯罪的危险踏上贪污腐败的不归路。因为他们不仅是公务员，在本质上他们也是人，在理性的分析之下，权衡事情的利害关系，从而做出对自己做出损失最小的决定，是自己获得的利益最大化。对于一个有理智的人而言，在有高薪的情况下，不会糊涂到为了那些自己从正当途径就可以得来的钱而去违法犯罪的。新加坡正是一个成功的典型例子，该国利凭借处于亚洲领先水平的公务员薪酬，再结合其公务员自身的高素质，创造了一个亚洲公务员的廉洁神话。从人的心理角度分析，我们不难理解，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这些公务员所需要的钱，如果是用高薪这种正当的方式得来的，就会让他们用的心安理得、理所应当。不管怎样，自己凭良心得到的钱，花的安心，用着心里也踏实。因为不必去担心用贪来的黑钱去买东西，会被监督机关查出来、会被别人举报；不必每天提心吊胆、害怕有一天会东窗事发；也不必在每每躺在床上时，辗转反侧、唯恐夜长梦多。是的，这种种不安的表现，正是因为这些钱来的不干不净，让其藏着脏眼、拿着脏手、花着脏心。更何况，做人是要讲良心的，古语云：人之初，性本善。作为一个有良知、有道德的人，无法做到心安理得的去用这些贪来的钱。因此，高薪养廉也是一个有效地措施。

参考文献

《学理论》 2012年第18期 《腐败的发生机理及腐败风险的预警》 李宏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腐败案件列表》 维基百科

王焕章 《腐败和反腐败问题的几点思考》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吕鹤云 《国家廉政建设》，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3月第一版 新华网 《十八大代表纵论“坚定不移反对腐败”》 2012年11月10日

新华社 《习近平强调：坚定不移把反腐倡廉建设引向深入》 2013年01月22日

第四篇：我国腐败犯罪问题的现状及对策

我国腐败犯罪问题的现状及对策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的腐败犯罪现象呈现上升趋势,腐败犯罪直接造成单位和国家的经济损失和国际竞争力的减退；腐败大大影响了党和国家的形象和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本文从腐败犯罪定义和我国腐败犯罪的现状入手，分析遏制腐败犯罪的现实可能性以及必要性。

一、腐败犯罪定义及我国腐败犯罪现状

（一）国际上対腐败的通行定义是：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以牟取私人的利益。腐败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使用公共财务、收受贿赂或者其它非法利益，破坏职务的廉洁性的行为。

（二）腐败犯罪的主要特征为：

1、侵犯的客体是国际公务机关和公务人员的廉洁性，以及公务机构和公务人员的信誉。

2、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国家单位、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它担任公务职责的人员，违背职务的宗旨，利用职务的便利或者职权的影响，实施贪污受贿等非法取得财物或者其它非法利益的行为。

3、腐败犯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

（三）而在我国腐败程度也日趋严重。社会当前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反映强烈，腐败已经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二、中国腐败犯罪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原因分析

为什么当前中国的腐败犯罪现象不能从根本上得到遏制？我个人认为，追根究底，是有一腐败分子手中握有权力。

（一）现行干部任免制度存在弊病

依照我国的法律与政策，干部任免应当通过各级人大或党组织采取选举或罢免的方式进行。但在实际操作中，许多地方的干部任免实际上是由一个人或几个人说了算，内定好了然后走走形式。因为实权操纵在极少数人手中，这样就导致一些干部并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而是把重心放在“关系”上，不是依靠自己任职期间的政绩而获得提升，而是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去寻靠山、跑关系，甚至不惜重金去贿赂有权有势的人物。

这些弊端不除，腐败现象就不可能遏止。

（二）现行分配制度显示公平

国家公务人员的收入主要是靠政府所发的工资，但国家现行的分配制度，并不能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这不是一个人或两个人、一个地区或两个地区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是一个制度问题。

在这种制度下，一些公务人员在通过正当途径不能实际个人价值、不能满足个人对物质财富的需要或其所占有的物质财富与其身份、地位不相适应时，就会产生一种“不平衡”的心态，就会“理”直“气”壮地以非法手段牟取非法收入。

（三）现行的监督机制存在严重缺陷

这种缺陷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监督种类不少，实际效用不

大。从表面上看，现在的监督种类由人大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还有法律监督等等。但这些监督很难到位，很难真正起作用。再说，纪、监部门的监督又是在问题出现后的事后监督，因而其监督就具有滞后性和手段上的不完全性。二是监督机关人、财、物的调配权归属于地方政府，因而监督机关对其上司及同级的有些部门负责人无法超然行使监督权，而对其造成的政治、经济损失则无法挽回。

（四）对腐败犯罪打击不力

腐败分子不同于其它犯罪分子，他们手中有权，通过权又可以搞到钱，同时他的上下左右还有一个人际关系编织成的网。因此，司法部门在打击腐败犯罪的实际操作中，较之打击其它犯罪行为难度要大。

“官官相护”是打击腐败犯罪原最大障碍。更何况现阶段还存在着严重的司法腐败现象呢？在司法实践中，保护腐败犯罪分子的权利与操作国家利益、公民的合法权益的关系有时摆不正，法律缺乏统一性。这种不正常的客观后果是：严重削弱了法律的威慑力，致使刑罚不能从根本上打掉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三、预防和抑制腐败犯罪的对策

（一）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腐败犯罪。

腐败的微观机制：如果从事腐败或犯罪活动的收益比其成本或风险大得多，一个官员就可能会从事腐败。所以根本上防治腐败就应该：一方面大幅度降低腐败收益，另一方面大幅度提高腐败成本和风险。我们应该承认，“高薪养廉”对廉政建设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因为腐败是利益驱动的结果，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下列公式无疑是正确的：

公权+自私=腐败<私利 能遏制贪污受贿

公权+自私=腐败>私利 易导致贪污受贿

（二）预防腐败犯罪的根本方法

要预防此类腐败行为的发生，最根本的方法，不是要消灭权力或者减少权力，因为权力本身不是腐败产生的原因；我个人认为，预防和抑制腐败犯罪应采取以下措施：

1、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预防贪污受贿行为的发生，就是要使掌权主体在主观意识上筑牢思想防线，预防和铲除自私自利观念，阻断公权与私利的结合。要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人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存在意义之所在，使国家工作人员真正看到，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向社会索取了多少，而在于向社会贡献了多少。从反面看清楚，巧取豪夺，贪污受贿，必然导致自身价值的大跌，最终为社会和人民所唾弃。树立了这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人，就能抵挡任何黑色的诱惑。

2、培养高尚的从政道德。道德是规范人的言行的行为规范，它是从内在方面对人长期地为进行制约，因而是预防贪污受贿的十分有效的方法，具有了崇高职业道德，腐败的内在结构，就根本不可能在这样的人身上形成。

3、摆正自身利益的位置。现实社会中的人，都有自己的物质利益人们的一切行为，无不和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国家工作人员，他们的营作，当然和他们的薪水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把自己的物质需求，建立在客观条件之上，才能正确地处理好私利与

公权的关系。腐败的根源也就被有效的堵塞。

4、通过制度设置，来阻断公权与私利的结合。一是要对权力的行使进行制约。对权力制约的根本点：就在于通过对权力行使的制约，防止掌权在行使权力过程中滋长私心，使公权向私利扩张。如果不对权力的行使进行有效的制约，那幺，在各种诱惑面前，掌权者就可能欲望膨胀，私心滋长，被俘虏过去。因此，必须对权力的行使进行强有力的制约，抵挡各种诱惑。

5、要对掌权者的利益进行监督。在各国反腐败的斗争中，实施所谓“阳光法”，即实行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和公开的制度，是一项重要的举措。美国法律规定，总统、副总统等1.5万名高级官员在就职时要公开自己及配偶的财产状况，以后必须按月申报，一旦发现有违法收入，立即处理。日本规定，内阁成员必须公布等资产，包括土地、建筑物等不动产等。借鉴国外有效经验，在我国推行“阳光法”，必将对预防贪污受贿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6、要从严治吏，从优待吏。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关键在于管理好执法队伍因为法治的本质在于吏治。法治的挫败就是吏治的松懈；而吏治的松懈，必然是贪污受贿泛滥。因此，必须用缜密的法律，来管理好干部队伍，制约权力的行使。

综上所述，腐败犯罪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法律现象，对腐败犯罪的把握认识和打击政策不能脱离它植根的社会现实状况和本质要求。否

则，我们打击腐败就潜伏着异化为社会前进阻力和压迫力量的危险。

第五篇：中国式腐败之怪现状及遏制对策

中国式腐败之怪现状及遏制对策

杨曾宪

青岛社科院研究员

腐败现象，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严重社会政治问题。眼下，除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外，几乎没一块净土了。腐败不除，难以国泰民安，其危害性怎么强调不为过；反腐问题，事关治国安邦，其重要性怎样拔高不为过。实际上，从党政喉舌到社会舆情，都在表达同样的意思：对腐败的容忍已到了极限。但是，尽管腐败高官不断落网、反腐措施不断出台，但无论百姓还是专家，共同结论是：腐败不仅仍在蔓延，且大有“越反越腐、前腐后继”之势……。这就令人深思了。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反腐制度、机制、措施不到位、不落实无疑是重要原因，但笔者认为，国人违“法”无羞、无“礼”有耻的价值观念及行为原则，是更深层的原因。

一、当前的腐败形势何以国人难容？

本文所谓腐败，泛指利用各种权力违规获利的现象。中国的腐败主要表现为以权谋私——“权力寻租”、“权钱交易”，鲜见鲸吞国库式的贪腐行为。其中，有利用政治、司法、经济权力谋私的腐败；也有利用文化权力谋私的腐败。官员们卖官鬻爵、寻租受贿是腐败，知识分子拿了“红包”便将庸才捧为大师、把赝品定为真迹、把“草包”评为教授研究员、把各种责任事故说成技术故障、把不可行的方案改造成“可行性报告”等等行为，同样属于腐败。政、法领域中腐败之严重性，有不断落马的高官“事迹”特别是重庆文强案佐证，无须多说；科、教、文、体、卫领域中的腐败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些可能比“黑哨”更黑，只是未被揭露罢了。“黑哨”，顾名思义，还属秘密交易，而像拿下一个硕博“点”、申请一个ＸＸ基金、获取一个ＸＸ文化奖、招收一名艺术专业学生，以及在核心期刊上发篇论文、在权威媒体上发表假新闻或撤下真丑闻等等，“功夫”之外另需多少银子，都是有价可循的，这在各圈内早不是秘密了。

对普通百姓而言，公域中的腐败未必与己相关，但诸多私域中的腐败却是必然遭遇的。现在，从出生到死葬，从孩子上幼儿园、小学到大人生病就医、饮食保健、旅游度假，几乎在每个环节人们都难免遭遇腐败。这之中，各种“显性腐败”已人所共知，而许多难以识别因而难以逃避的“隐性腐败”，危害更甚，值得一说。

譬如“过度教育”问题。所谓“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名言”，既是扼杀孩子童年幸福、求知兴趣乃至健康的罪魁，也是助长教育腐败的祸首。家长们既是被腐败对象也是腐败主体，他们不仅“自愿”购买辅导材料、上辅导班，还自愿给老师、校长送礼，进行钱权（教育权）交易。与“过度教育”有一拼的是“过度医疗”。同事高血压住院，大夫诊断后便让他“搭桥”。旁边同事有质疑，大夫威胁道：他的生命出了问题，你负责吗？最后，一位懂医朋友让同事说家贫没钱，才逃过一劫。此事听说后，我毛骨悚然：如不是内行点步，我的同事岂不挨宰又挨刀！这种大疗方同样是寻租，其背后，也有一条粗长的钱权（医疗权）交易的腐败链条。

相对公域而言，私域腐败危害更甚，因为它正在摧垮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道德底线。师嘱、医嘱，师德、医德，这本该是世间最神圣的嘱托、最高尚的道德，如果这之中都塞上私货、搀杂私欲，师无尊严、医无威信，怎能靠他们塑造后代心灵、健康自己体魄呢！如此腐败不除，且任其蔓延，公民何以有尊严地生存、社会何以稳定和谐呢？面对如此腐败，怎不义愤呢！

二、中国式腐败之怪现状

尽管眼下中国社会的腐败已到了“人神共愤”、“左右共怒”程度：贪腐现象，人人喊打，贪官污吏，更人人喊杀——“杀贪官”已进入小学生作文中了。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中国式腐败，却偏偏能在这高分贝的“打、杀”声中如“水银泄地”般地渗透到各个角落：再少的采购，也有私下回扣；再小的工程，也会偷工减料。大单位搞个装修、买个灯饰，甚至中秋节团购月饼，小科员也能回扣个十万、八万！再像建筑项目投辬、文化单位招考，所有环节的“公开、公正、透明”都搞得像真事一样，惟结果是事先设定的。这样的腐败案例，让人拍案惊奇，也令人莫名惊诧——这诸多环节中就没有一个反腐人士吗？为避开各种既有理论范式的束缚，我想结合来自日常经验的“国人排队加塞”实例，先对中国式腐败之怪现状做些描述。

按序排队，这是最简单公平的利益分配方式，也可视为法治民主社会中最基本的规范模式。对具有法治及公德觉悟的公民来说，面对排队，既不会有加塞意图，也不会允许加塞发生，事情非常简单。但对国人而言则不同了，凡有排队的地方，就有加塞发生；自觉排队上车，可说是稀罕景象。面对加塞，国人会采取如下六种态度及行为方式：

Ａ、如果加塞者在自己前面，少数国人会大声批评请其“自觉”、或强烈要求“有关方面”维持好秩序。

Ｂ、如果加塞者在身后，国人会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态度；即便加塞者在前方，多数国人尽管气愤，但除非事关重大，仍会做“沉默的大多数”，甚至别人出面制止时，自己仍做“看客”。

Ｃ、如果加塞现象无人阻止，排后者或后到者便会想方设法向前加塞。常用方式是寻找熟人或哥们，一旦找到，后者常会义不容辞地助其加塞，即便此前他曾义正辞严地批判过加塞行为。如果谁能走后门、不排队，则是“最牛”的加塞方式。Ｄ、如果有正直人士路过，见状大喝一声：你们这些加塞的太不自觉了！加塞行为可能会收敛一些。

Ｅ、如果加塞者势众，则会理直气壮地回击：这关你屁事！一边呆着凉快去！好像正义在他们那里一般。

排队加塞，未必是腐败；但“权钱交易”本身就是一种贿赂权力，获得优先或特殊利益的“加塞”行为。譬如给幼儿园阿姨送重礼，是让自己孩子被特殊关照，这对那些家长不送礼的孩子显然是不公的；向主审法官行贿，当然是为了判决有利自己，这对对方而言，显然是极不公的。面对此类不公，利益受损者当然会持Ａ或Ｂ态度公开或私下表示愤慨。但愤慨归愤慨，国人多数却会转而采取Ｃ态度，去效仿腐败。事实的确如此，当国人有大事与权力交集时，通常不相信经正常途径可顺利办成，而是先假设此事不找“关系”、不请客送礼行贿便办不成、办不好。于是，有钱、有“本事”的肯定“送”；没钱、没“本事”的，借钱、借“能人”的“本事”，也要送。就这样，“公民”、“顺民”便在瞬间完成了向“刁民”身份的转变。

坊间流行“大盖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的“揭黑”民谚，实际上起着反面“教育”功效，这和《厚黑学》及官场小说一直是国人“批判”学习的教材是同样道理。眼下，主动索贿的“大盖帽”，有，不多，且很傻。真实情况是：“大盖帽两头请、原告请完被告请”，而且要下大功夫、花大价钱、借大面子请。别说，咱同胞还真令人钦佩，上千万人口大城市中，各机关的“大盖帽”，需要哪“顶”，就能找到那“顶”。接下来，电话通了：“某兄啊，我一哥们，想认识一下大处长”“大哥，有事说事，能办我肯定办，咱别搞这一套了！”“那一套？还是不给面子吧，就是一起坐坐！”“那好吧，不过今、明、后不行，下星期三吧！”……。国人当然知道“坐坐”是什么意思。中国式的腐败，多是从“坐坐”（且常在处长“小舅子”的餐馆里）开始的，只是彼此心知肚明、心照不宣罢了。席间，寒暄务虚阶段，也会扯到反腐败，说到义愤处，几乎同仇敌忾。但这不妨碍到了务实“办事”阶段，哥们红着脸做两肋插刀状，不惜“同腐败、共命运”。假如有谁拒酒席、永不沾，不给面子，便必定要被哥们唾死！

这就出现了更加吊诡的现象：明明腐败分子是人民公敌，全民声讨、人人喊打，弄到最后，拒腐人士却真成了“人民公敌”！一个法官，如果判了本家弟兄输，就是家族的“公敌”；如果判了本村企业输，就是全村的“公敌”；如果判了哥们输，当然是所有哥们的“公敌”。从此情断义绝，他再无颜见父老乡亲和兄弟哥们了。凡是坚定持Ａ，特别是Ｄ态度的反腐人士，则不仅是“公敌”、还一定是“死敌”，会遭到持Ｅ态度的腐败者的围攻。真正具有悲剧性的不是被围攻，而是反腐人士突然发现，那“声讨”、“喊打”的“全民”、“人人”突然不见了，自己反成了“孤家寡人”，成为“人人喊打”的对象。见诸报端的晚近实例，是吴迪先生。他因在电影艺术研究界公开点名打假反腐，结果成为圈内“围剿”对象，以至连他的汽车、学生都跟着倒了大霉！（见《南方周末》２０１０．４．１５吴迪：《学术反腐路慢慢》）但我敢保证，那些学术腐败的教授们，在他们公开发表的文章及言论中，肯定也是坚定反腐的愤世嫉俗者。现实比艺术更荒诞。2006年，笔者发表于《社会科学报》的关于泡沫学术的论断，竟被某大报记者拿去，放到他的《“学术泡沫”:学术难以承受之“轻”》中。如此反学术腐败的文章也搞腐败，令人惊诧，我便发了篇《学术警察不能用偷来的武器执法》维权帖子。结果，我也成了网民匿名围剿的对象。我最后网文题目便是：《“维权之猫”是为何“人人喊打”的》。

三、违背法理的“从众腐败有理”论

任何矛盾、吊诡现象背后必有不矛盾、不吊诡的成因。那么，国人对待腐败的吊诡态度成因何在呢？生活中，确有少数腐败分子属于台上一套、台下一套的伪君子。他们的两面派表现，属个人品质问题。但对多数国人来说，从“公民”到“刁民”、从愤世嫉俗到同流合污的转变，从反腐败到反“反腐败”的立场转变，却不能简单地个人归因，因为它几乎是普辫行为方式。国人绝非阳一套、阴一套的“两面人”；对国人而言，Ａ、Ｃ这两套都是“阳”的，没“阴”的，所以，不仅没有做“伪君子”的故意，而且，还都是“理直气壮”的。我们的分析就从这“理”入手。

当国人持Ａ态度反腐时，是理直气壮的。他们所持之“理”，有时便是法治之“理”。中国司机碰到对方违章时，大声斥责“你没学过交通法吗？”便属这种情况。这当然没错，公民有权维护法律秩序。若公民怕被打击报复，持Ｂ态度也无可厚非。实际上，只要国人都能采取Ｂ态度对各种“加塞”行为侧目以视，腐败现象也是难以泛滥的。但是，像一个刚对别人进行“法治教育”的司机，自己会立马违章且不觉羞一样，当国人持B态度参与腐败时，依然“理直”且“气壮”：别人加塞，我不加塞，这不明摆着吃亏吗？这年头，别人腐败，我不腐败，行吗？于是，送礼、行贿的“理直气壮”；受礼、受贿的同样“理直气壮”。据我多年观察，那些异常痛恨腐败一开口便“贪官当杀”的人，大半是因为他们办过事、行过贿，知道腐败官员多么地贪、内幕多么地黑。但这不妨碍他们以“这年头、都这样”为由，继续在黑幕下与腐败官员沆瀣一气为人“办事”。

那么，这种“从众腐败”的理由成立吗？根据法治之“理”，当然是不成立的；此“理”被普辫信奉，恰好表明当代国人，包括知识界的法治启蒙远未到位、甚至未“开启”。法治精神的要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权利、责任完全对等；维护法律程序正义，是公民的权力与义务。因此，只追求“自由”的，肯定不是“自由主义”者；只强调权利的，肯定也不是合格公民。因为自由、权利都是利己的，谁都想拥有，甚至无须启蒙；但法治社会中，公民权利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它只能根据规范，公民间通过彼此交换获取；社会自由的一半是自律，人人“自由”的结果只能是“类”的自杀。譬如，“绿灯行”的自由权利，便要靠司机履行“红灯停”的自律义务；如果纷纷抢行，所有人的权利都将化为乌有。

因此，现代公民，要享用法定权利，就必须承担法定责任、维护法治正义——不仅自己不闯，还要阻止他人闯红灯。所谓法治威力，不能只靠执法力量，更要靠公民自觉守法、护法的责任担当，靠法治信仰和道德情感。如果说，以身护法、甚至为他人权利牺牲自己，是公民的最高义务的话，那么，绝不违法、不损害其他人权利，则是公民的最低责任。西方启蒙思想家关于“为捍卫反对者言论自由宁愿牺牲自己生命”的名言，便体现着这种法治信仰。公民如遇违法现象，惟一可做的是挺身护法，而绝不能自己去违法。别人加塞，不是自己加塞的理由；别人闯红灯，不是自己闯红灯的理由；哪怕再多人腐败，也不是自己腐败的理由。即便因此而吃亏，那也是为维护法律正义应承担的责任、做出的牺牲。

当然，这要求对那些在权力寻租下生存的业主来说，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思。因为他们如不按“潜规则”孝敬“官爷”，企业将难存续。但即便是这样，从法理角度讲，“从众腐败”也无“理”可谈，企业生存并不是违法的理由。现代“法”的核心原则是：“任何人不能从自己的错误中获利”，哪怕其违法行为再无奈。被迫行贿，也要治罪；从众腐败，法理不容。既然如此，这“从众腐败”之“理”从何而来呢？

四、滋生中国式腐败的若干传统观念

当代中国，推翻封建王朝已过百年，传统礼制早已被多次革命所摧毁。但是，由于法治启蒙始终没完成，绵延数千年的礼制观念依然渗透在国人的血脉之中，形成了国人外“法”内“礼”的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法治之“法”与礼制之“礼”，这是性质迥异的社会价值规范：前者是依存服务于平等契约社会的法治规范，与公民道德接轨；后者是依存服务于差等亲缘社会的礼纲规范，与儒家道德接轨。礼制规范中：上下身份讲“忠恕”，彼此权力责任不对等：君对臣有权无责、臣对君有责无权；左右身份讲“仁义”，彼此权益分享对等回报：弟兄互敬，来而不往非礼也。儒家道德，维护的就是礼制规范，先贤称之为“私德”。实际上，关于中西文化差异及国人有“私德”无“公德”等道理，梁启超等早已论述得非常透辟了。只是经当代“大师”不停地忽悠，加上彼此能指（“法”、“德”）相同，两者便被混为一体、雌雄莫辨了。这样，当代中国人、包括一些知识精英，自认为是现代公民了，脑后却盘着一条长长的传统“辪子”。只要从当代国人观念中，抓住这条“辪子”，中国式腐败吊诡现象之成因便显露出来了。

１、“州官能放火，我就敢点灯”——国人的公平观念

国人“理直气壮”为从众腐败行为辩护之“理”，从根上讲，正是反对礼制不公的“造反有理”的“理”。封建礼制造成的贵贱、贵贱地位差别，本身就是不公的；否定这种差序制度当然有正义性。但是，此“正义”非法治正义，它不以“法”定是非，而是以“劫富济贫”为目辬，因此，弱势者永远“有理”。问题是，由于缺少法治社会基础，“造反”的结果，只能是改变了造反者的地位而已，不公依然存在。换言之，国人否定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事实不公，而非礼制本身；国人一直是在礼制内反礼制、用封建观念反封建。高呼“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农民造反了，目的也只是“取而代之”，自己当皇帝，绝生不出华盛顿那样卸甲归田的念头。国人即便当不上皇帝，也要回家打老婆、训儿子、行特权；而反对恶婆婆的小媳妇一旦熬出头，立马会变成恶婆婆；一些在律师帮助下讨回债来的农民工，转眼会潜伏起来让律师变成讨债人……。

与此同理，今天许多国人“打倒贪官”，也主要是痛恨腐败导致的社会不公、贫富差距，如贪官有多少豪宅、包养多少二奶等等，而并非一定是捍卫法治正义。正因缺少恪守法治正义的信念，所以，当腐败现象难消除时，每个人都认为社会对己不公、都能为自己的腐败找到“正义”理由：“州官能放火”，为什么我就不能“点灯”！于是，反对大官用大权腐败的小官，会心安理得地用小权腐败；反对对手腐败官员的平民，自己也会托人结识腐败官员……。可见，国人反别人的腐败是真反，搞自己的腐败也是真搞。这便出现反腐败官员一转身就巨贪、反腐败学者自己搞腐败的怪现状了。

２、“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国人的权力观念

礼制中，凡权力，都是“上”对“下”的绝对特权。有了权，就有了权辖范围内的一切，就可为所欲为、言出“法”随。尽管今日“公仆”之“公权”本质上非昔日“官爷”的“特权”，但由于官本位制度缺陷及法治信仰缺失，国人对“权”的观念并未改变，“当官发财、光宗耀祖”，“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些古今“醒世名言”的流行便是证据。国人对“官”仍是既畏惧又欣羡、既憎恨又顺从，骨子里，还是极度崇拜。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当大官，全家荣耀、全乡光荣、全县共荣。只要当过一届市长，就是终身市长，退休变成老头，还是“老市长”。“市长是我同学（哥们、战友）”，这是酒席上最牛的宣言，会让全桌人肃然起敬。

一些人习惯用阶级分析法把腐败官员与平民百姓对立起来，这是不正确的。“官”来自“民”，社会有什么“官念”、官场上就有什么官员,这是鲁迅早阐明的道理。一些人千方百计考官、买官、跑官，甚至以博士教授身份争官，看重的就是“权”背后的“势”、“威”、“名”、“利”。他们一旦当官，必将“公权”视同“私权”，拉帮结派、徇私舞弊、权为己用、利为己谋,甚至连传达都换上自己的“关系”。这样的官，要是不贪，反倒是不可思议的。许多官员大肆索贿，不仅为敛财，更为“考验”部下忠诚度并享受被“朝拜”的感觉。文强坦言：谁送钱，记不得了；但谁没送，却记得清清楚楚！

贪官必有淫威，所以，国人可痛骂八杆子够不到的巨贪，却绝不骂管着自己或自己有求的小贪。讨好而不得罪“现官”，是国人一贯处世原则。官员的孩子，从上幼儿园起，便会受到特别关照；一些官员秘书、亲戚甚至“山寨局长”都能打着官员旗号轻易谋利或行骗。为贿赂“权力”谋取私利，国人会使出浑身解数“投其所好”：爱钱的送钱、贪色的送色、好文物的送文物，办法多的是。国人不信世上有“不吃腥的猫”、不爱财的官：咱们的“神”都能贿赂、“鬼”都能收买，何况这肉身官员了（这便出现中国老太向美国移民官当场送钱、当场被捕的“纽约故事”）。那些暴发户托人办事时，总会甩出一句：哥们，钱不是问题。这样，一面是相信“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贪官，一面是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刁民，再加上众多趋炎附势者铺路、搭桥，一桩桩非法交易便谈成了。当然，巨贪们也由此一路顺风地走上了“黄泉”路。分析一下典型案例就会发现，如果没有拍马者助力，那些高官的脑袋可能还在项上呢！

３、“孩子摔了跤，首先打板凳”——国人的责任观念

封建礼制中，凡属责任，都由“下”对“上”无限承担。由于“礼法”维护的是权贵利益，护法自然是“肉食者”的责任了，百姓从来都是被强制担责的。这种强加的责任，当然不会内化为素质，由此便形成了梁启超所说国人凡事“责群不则己”，不承担或尽量推卸责任的习性。当年在文革中无论做了多少恶，一句“万恶四人帮”，就都变成受害者了。此传统延续下来，除非有强制要求，今日多数国人仍是不愿承担护法责任的——“枪打出头鸟”，凭什么我出头维权，成功后利益均占？明哲保身的结果，是姑息养奸，今天受害者是他人，明天就轮到了自己。众人皆不制止甚至纵容参与腐败，腐败者便愈加猖狂——这和某些地区小偷变明抢是同样的道理。腐败者愈猖狂、国人受害愈严重、怨气便越重，责任的板子便统统打到了“体制”上。“体制”当然有责任，但这并不能减轻公民个人的责任啊！

中国的孩子跌倒了，大人打板凳；板凳无语，孩子消气了。自己被腐败了、甚至参与腐败了，都怨“体制”；“体制”无语，自己便“正义”了。国人沿循这种逻辑思维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真正的公民责任是怎么回事。国内某些城市重复车检、且以车检为名乱收费，司机们年年骂、却年年照交费。在一些非洲国家，华人正是因此成为当地官员、警察和黑社会轮番敲诈对象的。学界一些“著名学者”，一面与学术腐败共舞，靠抄袭剽窃炮制泡沫学术盗名窃利，一面也把责任推到“逼良为娼”的学术体制上，自己装出一副“良家妇女”的样子。这种表演看着便叫人恶心！目前的学术体制反学术不假，但它正是在自觉“为娼”学者们的鼎力支持下，才得以存续并强化的。退一步说，这个体制问题再多，也没糊涂到允许你抄袭呀！

４、“违章逮不住，那叫本事”——国人的法律观念

尽管今日之“法”本质上非“王法”，但国人膜拜权力、漠视责任的传统观念，却必然导致了对法的实用主义态度。在一些官员眼中，“刑不上大夫”，立法的目的就是治民。《士兵突击》中的七连长，他定的规矩自己却忘掉了，就因为它原本是约束战士的。典型例子是某些交警：上岗严查别人违章，下班自己却开车违章。而在百姓眼中，法是强加于己、约限自己利益的，当然更不会自觉守法了。这样，无论是官是民，国人都不敬畏法律，更不会信仰法治。当法利于己时，国人会非常重视；当法约束甚至影响自己利益时，国人就会像对马路上的红灯一样，视而不见。更有甚者，国人对其公然违法行为，不仅没有忌惮，有时反而像孙悟空偷吃蟠桃一样感到骄傲呢！

从官的角度讲，行使特权，就是为显耀自己的特殊身份。现在官员出门不能鸣锣开道了，于是，弄辆警车，也照样威风。地方交警、公路收费员必须牢记当地政要的车牌号码，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前不久，某地三局长乘一警车牌照轿车被“收费”了，局长们便大打出手。局长震怒的原因当然不在区区5元费用，而是你小小收费员竟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

某些官员敢公开违法且自豪、百姓就敢偷偷违法且同样自豪。于是，能从监狱中“捞人”的，那是大“牛人”本事；敢酒后开车的，那是小“牛人”本事；老老实实守法，那只能表明你没本事，甚至会遭人斥责。某作家从美国接受法治精神回国，空旷马路上遇红灯自觉停下，结果后面的喇叭一起怒号连带一句京骂。在国人眼中，老实守法，绝对是傻X！当然，真正“牛人”，则是违章、违法而未被逮住的主。他们中有的已成为职业的腐败“肩客”，某些地方政府“跑部钱进”，有时还需依靠他们。在各种聚会上，常遇这种自吹其本事的“牛人”。可悲的是，尽管“牛人”违法侵犯的恰恰是其他公民的利益——譬如，酒驾者可能撞倒我们的亲人——但这不妨碍利益被损害者对其鼓掌！在此类场合中，我从未见到一个人（当然也包括本人）对其“鼓倒掌”的。

违法行为，任何国家都不鲜见；但如此违法不当事、反以为荣者，却绝对鲜见于法治国家。北欧一留学生的房东只听广播不看电视，一问方知，她停止交费了。留学生说，你就开机看一会，反正没人知道。女房东听后，瞪大眼睛，半晌没说出话来。中国法官曾向美国同行请教如何解决“执行难”问题，对方楞是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有位教授在课堂上大讲“美国人傻”时举例：自己在美国“买”一台摄像机，给亲戚录完后便“无原因退货”了。当我听说此事时，自己脸上竟感到火辣辣地红！

５、“中国人，面子要紧”——国人的面子观念

中国人的“面子”是被美国传教士明恩浦“发现”的，他的《中国人的素质》第一章辬题就是“面子要紧”。面子的确是理解中国国民性与儒家伦理的一把钥匙。“讲面子”范围限于情缘关系、“讲面子”法则基于礼义规范，这些都与儒家相关。吴思先生独具慧眼，创造了“潜规则”概念，但他将其视为与仁义道德背离的“规则”时，却不得要领。因为传统的“潜规则”，就是在情缘关系中公开实行的“礼规则”，其中便包括利益共享、彼此互敬“给面子”法则。今日中国，封建“礼纲”废除、甚至颠倒了（如“媳妇虐待婆婆”），但“礼义”规范却以“面子法则”方式承继下来了。根据面子法则办事，绝非都是腐败，但它却为中国式腐败提供了一条合“礼”有“义”的程序化路径。

眼下，各种校友、战友、同乡聚会，其“醉翁”之意大半在续结“情缘关系网”上，而“网纲”，就是“权力”。各种聚会上，按官职排位；讨论议题时，官大者份量最重：名校校庆如此、同族议事亦如此。这种官本位的“面子”绝不是白送的，它要求权力拥有者承担相应“给面子”义务，即将其权力与同学、战友、哥们、亲友分享。因此而获小利者，道一声“谢谢”便了事，这属“干巴人情”；因此获大利者，则必送厚礼，尽“打人情”的责任。这样，一套“讲面子”程序走完，某些违法交易双方既牟取了私利，又赢得了“会办事”、“够哥们”、“讲义气”的美誉。

行贿并非国粹，“黑金”各国皆有。但如吴思先生所说，国人一旦给“黑金”包上“红纸”，变成“礼敬”，就将“贿银”变成了必须“笑纳”的“礼金”了。“给面子”，把丑恶的权钱“交易”变成礼尚往来的“交情”，确是中国式腐败的一大特征。一些巨贪之所以能日进斗金，就因为只要他肯“给面子”，就有无数“关系”愿排队“送银子”。而对那些清廉官员而言，这面子法则却可能使其良心天天处在煎熬中。譬如当老同学、老战友、老领导以及哥们弟兄亲朋好友轮番出面请他“给个面子”的时候，他就是想不知法犯法都难。因为有些面子是必给、不给不行的。不少品质尚好的官员之所以在“高危岗位”上一茬茬地倒下，实际上就是被面子法则打倒的。

人们或许会感到疑惑：不畏法律的国人，为什么对这面子法则反倒敬畏如此呢？这是因为面子体现着国人的荣辱观念，丢什么，也不能丢面子。如一位德国教授“发现”的：中国人的“面子”不同于西方“体面”，它是在情缘关系中的“复数”存在。国人是否守法，只是个人行为；而是否讲面子，却牵扯到情缘关系中所有人的荣辱。如不给某人“面子”，便是不给某群人“面子”，就要受到“不仗义”的舆论制裁，这就会出现变成“公敌”的情况。譬如，文强向派出所长明说某黑老大是自己的哥们，此后，再执法得罪了黑老大，那就是不给文强面子。在这个“讲面子”过程中，党纪国法、法治正义、社会公德等等，统统被丢到爪哇国去了。当然，如有人破坏规矩，收了钱不办事，这时，行贿者就可撕破面子了；而一旦撕破面子，法律威力就彰显出来了。如果巨贪们能按“规矩”办事，在面子法则庇护下他们可能依然是“优秀公仆”呢！实际上，国内某些地区揭露出的贪官少，未必是腐败不严重，只是官员间关系网盘根错节，被面子法则罩着而已。

６、“兔子不吃窝边草”——国人的私德观念

私德是相对公德而言的。公德维护的是法治规范，私德维护的是礼制规范。是否践行公德，与面子无关；是否践行私德，与面子有关。“私德”不姓“公”，所以，对损害公共利益的腐败现象，私德不仅不制止，反而会助长、纵容。譬如国人吃请，对方是“私款”、还是“公款”，这是要搞清的“首要问题”。私款请客，点菜别太贵，意思到就行了；公款吃喝，千万别客气，“不吃白不吃”。以此类推，凡损公肥私的腐败行为，私德是不会干预的。但“私德”也是“德”，儒家伦理更是讲“爱”的，“仁者爱人”嘛。有私德约束，一些丧尽天良的腐败行为总不该发生吧！像豆腐渣工程，一旦楼倒路垮是要死人的。但给了回扣，这种工程就能评上优秀。像假药之类产品，拿了好处就批文，简直等于参与谋杀。贪官为什么缺德如此呢？这就涉及私德的外延问题了。私德或儒家仁爱是维持情缘关系的，它有“德”有“爱”，但又有“边”有“界”。《礼记》云：“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而亲毕矣”。亲既毕，爱即止，道德即失效。因此，国人对“五服”之内的亲戚，是要讲仁爱的，否则便是“六亲不认”；但“五服”之外的陌生人，理所当然漠然待之了。“兔子不吃窝边草”，说的就是再缺德也不能害乡亲。至于是否“吃”了外面的“草”，甚至成为江洋大盗，乡亲们是不闻不问的。因此，那个竭力让患者“搭桥”的医生，是绝不会让自己父母“搭桥”的。基于这种现实，认识一个医生哥们还是“必须的”，关键时刻，基于私德，他会告我们实情。问题是，事关百姓生存安危的领域太多了，我们能认识如此多的懂行哥们吗？

五、中国式腐败的治理对策

反腐败是世界性难题。与国内反腐专家只盯住制度建设不同，国际反腐专家更看重文化建设。同样悠久民主政体的北欧与南美国家间的巨大廉、腐反差证明：一个国家的廉洁政治程度与其廉洁文化程度正相关。这道理很简单：反腐制度，最多能让人不能、不敢腐败，而廉洁文化，则使人不想、不愿腐败，当然也就没有腐败了。这和人们不想加塞也就不存在加塞是一样道理。制度是表，文化是本。假如人人有贪腐之心，制度再好，也将失效，包括国内许多学者迷信的票选制度。我在巴西时曾问过当地朋友：为什么明明知道是贪官，选民还选他？答曰“选民也受贿”。

北欧国家的清廉则让人吃惊。近期有报道，芬兰公务员考试，答案就在试卷背面，供考生交卷前参考，却竟然没有作弊现象发生。多年前，中国一法官培训班，请北欧国家法官授课，讲到该国二百年来无一法官枉法时，中国法官提问了：这是为什么呢？对方语塞。想了一下说：这可能与我们的廉洁文化传统相关吧！中国法官愤怒了：您这意思是中国法官枉法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对方赶紧说“不”并致歉。坦率地说，我为这位法官廉价的爱国精神感到悲哀。事实的确如此，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客观上支持着中国式的腐败。儒家中“开”不出任何现代法治民主文化基因，凡鼓吹全面兴儒的言论，都属误国误民的欺世之论。

这里绝没有全盘否定儒家的意思。我早已公开发表如下观点：其一，从维护中国封建制度角度讲，儒家曾是伟大的价值体系。它以德辅法、减少了治国成本，使中世纪中国专制而不黑暗、文明而不野蛮，这在同期人类史上，绝对是奇迹。其二，儒家在当代仍有积极方面。经济、社会急剧转型的当代中国，之所以能保持稳定，儒家伦理功不可没。其三，传统是打不倒的、“孔家店”是砸不烂的。把传统“打到”一百辫、“孔家店”“砸烂”一千次，我们仍生活在传统中、住在“孔家店”里。文革已证明，无文化比传统文化更可怕，国人一旦彻底“破四旧”、无法无天，后果必是灾难性的。

传统只能在延续中变革、文化只能在变革中发展。我们厘清中国式腐败与儒家文化的内在关联，目的就是要“顺天应变”，保留儒家的积极因素，扬弃或变革儒家不适用法治社会的内容。核心任务，是弃“礼”归“法”，去“私德”、建“公德”，以法律与公德为公民善恶荣辱的统一德性辬准。《论语》说得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近期有报道，芬兰公务员考试，答案就在试卷背面，供考生交卷前参考，却竟然没有作弊现象发生。，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遗憾的是，这里的“德”和“礼”非今日之“公德”和“法律”。如上述实例所证明的，今日“有耻”维护的，恰是礼制规则，当国人不给哥们面子时，便会感到“道德压力”；反之，今日国人“无羞、无耻”的，恰是各种违法行为。违“法”而无羞、无“礼”而有耻，这正是中国式腐败之文化渊薮。如果这种局面不彻底改变，恕我直言，任何制度反腐努力都将付诸流水。

孔子确是“至圣先师”，他的“格”字便用得妙极。“格”，就是要自觉就范、各归其位。如果国人能自觉因“有耻”而守法，彻底解决道德“两层皮”问题，那么，违法腐败现象便会大幅减少，“从众腐败有理”论也会消声匿迹。证明这一点的实例是：尽管同样违法，小偷却从不宣扬“从众偷窃有理”——我被偷了所以去偷人——更不会公开显耀偷术。原因是，对偷窃、抢劫之类犯罪行为，古今刑律一致、“礼”“法”内外一致，不存在评价分歧问题。

那么，如何对国人观念进行“格式化”改造呢？这却是一件知难行更难的事情了。鲁迅先生为此而努力了一生。当代学界新左、新右、新儒家，虽彼此争斗不已，但在否定鲁迅批判国民性这点上，众多学者却立场一致。这令我倍感悲哀。中国拥有的是鲁迅而非赛义德，这是值得我们民族庆幸的事情。如各派学者真诚期盼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文明强国的话，那就理应继承鲁迅精神，批贪官、也批“刁民”，批“精英”、也批“国粹”，无情批判社会、也无情解剖自己，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扬弃礼制“旧我”、塑造法治“新我”，以此促进国民素质现代化；而不是借高调反腐兜售各自“主义”药方，遮掩问题本质、作阻碍民族进步的“反动”学派。

当年的儒家精英，“修齐治平”，竟能把肯定差等礼制的思想融化到国人血脉中，把孔子诸多近乎乌托邦的“愿景”给实现了，使中国百姓能自觉克己维护了二千年的封建制度，创造了中世纪的辉煌；当代有家国情怀、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也理应继承这种“以天下己任”的精神，把肯定公平正义的法治观念渗透到国人灵魂中，完成把国人从“臣民”变成公民的启蒙使命。凭借现代比古人强大无穷倍的思想传播手段，我想，这个任务是不难完成的。

当然，我绝不轻视制度反腐的努力。新加坡和香港的经验证明，廉政文化与廉政措施同时建设，辬本兼治，是取得重大反腐成果的关键。中国在这方面是有政治优势的。解放后的革命时期，正是靠政治规范冲垮礼制规范的；今天，凡遇抗震救灾时，再贪的官也不敢寻租、再黑的医生也不敢要红包，也是靠政治纪律约束。这不是提倡运动反腐，但非常时期，借鉴重庆铁腕治警经验，借助强大舆论支持，对官员加大政治约束是非常必要且可行的。凡干部违法，罪加一等；公检法人员违法，罪加十等。这里“加”的，便包括组织纪律措施。譬如，可由警备区与警督联合执法，专查违章特权车。一经查实，相关人员一律摘去“官帽”；丢了“官帽”，还有什么“官威”呢！打击特权违法、提高法治威严、可有效削弱腐败滋生的社会基础。

各种动议、拟议中的反腐制度，如反腐败法、公务员财产公示法、监督法等等，应尽快出台。反腐败法中，要对可能影响公共利益的礼品价值上限（如上限不能超过几十元）、可能导致腐败的回扣方式（如暗扣变明扣）等做出明确限定。要惩治“单位行贿”行为，现在一些大手笔腐败行为，往往是单位甚至一级政府集体决策的，必须让有关领导因此领刑。同时，应像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一样，清理并大幅减少各种评奖、评优和基金项目（保留百分之一、二便足够了），以减少权力寻租机会。当然，法治教育是最基础性的工作了，让孩子形成违法可耻、腐败丑恶的价值观，对遏制成人腐败可生奇效。沈浩女儿给爸爸那张“不做贪官”的字条，我想，比廉政措施更管用。

此外，根据中国式腐败的特点，还需制定非常规措施。建议有二：一是借鉴美国FBI反腐经验，“卧底反腐”。即由反贪局人员潜入企业，伺机向官员行贿并取证。对于某些常规难以突破的腐败领域或腐败人物，这一手非常有效。同时，应允许公民特别是新闻记者对权力部门进行“钓鱼”取证。二是建立“廉政期箱”制度。权力部门干部每人每年可向箱内存放自己收取的礼金存单等材料，并说明情况，同时检举他人受贿情况。该箱封后存档，三或五年后开箱。期间案发，可提前开箱，以证清白。此法利用“囚徒原理”秋后算账，可有效避开面子法则，让贪官“半夜”害怕“鬼叫门”。它对遏制腐败窝案或“遵命”腐败案，保护廉洁干部肯定有效。企业也可申请此箱，被逼“进贡”时可“秘密”告状；一旦事发，可免除行贿罪责。

无论何种办法，都未必能立竿见影。但有法可依了，就可逐步上禁“法”条了。目前严打酒驾行为，只是把交通法规落实了，犯事概率加大了，哥们便不会拍胸劝酒了。同理可推，只要反腐力度加大，“出事”概率增加到3-5%，使“送礼”变成给哥们“送手铐”时，中国式腐败现象便会停止蔓延了。当然，这样做仍是“民免而无耻”，而当小学生都懂得违法可耻时，中国的腐败现象便可根除了，因为公民们皆“有耻且格”——哪些守法、护法公民感到有面子，哪些违法腐败者感到丢面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