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腐败犯罪问题的现状及对策

第一篇：我国腐败犯罪问题的现状及对策

我国腐败犯罪问题的现状及对策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的腐败犯罪现象呈现上升趋势,腐败犯罪直接造成单位和国家的经济损失和国际竞争力的减退；腐败大大影响了党和国家的形象和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本文从腐败犯罪定义和我国腐败犯罪的现状入手，分析遏制腐败犯罪的现实可能性以及必要性。

一、腐败犯罪定义及我国腐败犯罪现状

（一）国际上対腐败的通行定义是：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以牟取私人的利益。腐败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使用公共财务、收受贿赂或者其它非法利益，破坏职务的廉洁性的行为。

（二）腐败犯罪的主要特征为：

1、侵犯的客体是国际公务机关和公务人员的廉洁性，以及公务机构和公务人员的信誉。

2、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国家单位、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它担任公务职责的人员，违背职务的宗旨，利用职务的便利或者职权的影响，实施贪污受贿等非法取得财物或者其它非法利益的行为。

3、腐败犯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

（三）而在我国腐败程度也日趋严重。社会当前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反映强烈，腐败已经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二、中国腐败犯罪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原因分析

为什么当前中国的腐败犯罪现象不能从根本上得到遏制？我个人认为，追根究底，是有一腐败分子手中握有权力。

（一）现行干部任免制度存在弊病

依照我国的法律与政策，干部任免应当通过各级人大或党组织采取选举或罢免的方式进行。但在实际操作中，许多地方的干部任免实际上是由一个人或几个人说了算，内定好了然后走走形式。因为实权操纵在极少数人手中，这样就导致一些干部并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而是把重心放在“关系”上，不是依靠自己任职期间的政绩而获得提升，而是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去寻靠山、跑关系，甚至不惜重金去贿赂有权有势的人物。

这些弊端不除，腐败现象就不可能遏止。

（二）现行分配制度显示公平

国家公务人员的收入主要是靠政府所发的工资，但国家现行的分配制度，并不能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这不是一个人或两个人、一个地区或两个地区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是一个制度问题。

在这种制度下，一些公务人员在通过正当途径不能实际个人价值、不能满足个人对物质财富的需要或其所占有的物质财富与其身份、地位不相适应时，就会产生一种“不平衡”的心态，就会“理”直“气”壮地以非法手段牟取非法收入。

（三）现行的监督机制存在严重缺陷

这种缺陷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监督种类不少，实际效用不

大。从表面上看，现在的监督种类由人大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还有法律监督等等。但这些监督很难到位，很难真正起作用。再说，纪、监部门的监督又是在问题出现后的事后监督，因而其监督就具有滞后性和手段上的不完全性。二是监督机关人、财、物的调配权归属于地方政府，因而监督机关对其上司及同级的有些部门负责人无法超然行使监督权，而对其造成的政治、经济损失则无法挽回。

（四）对腐败犯罪打击不力

腐败分子不同于其它犯罪分子，他们手中有权，通过权又可以搞到钱，同时他的上下左右还有一个人际关系编织成的网。因此，司法部门在打击腐败犯罪的实际操作中，较之打击其它犯罪行为难度要大。

“官官相护”是打击腐败犯罪原最大障碍。更何况现阶段还存在着严重的司法腐败现象呢？在司法实践中，保护腐败犯罪分子的权利与操作国家利益、公民的合法权益的关系有时摆不正，法律缺乏统一性。这种不正常的客观后果是：严重削弱了法律的威慑力，致使刑罚不能从根本上打掉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三、预防和抑制腐败犯罪的对策

（一）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腐败犯罪。

腐败的微观机制：如果从事腐败或犯罪活动的收益比其成本或风险大得多，一个官员就可能会从事腐败。所以根本上防治腐败就应该：一方面大幅度降低腐败收益，另一方面大幅度提高腐败成本和风险。我们应该承认，“高薪养廉”对廉政建设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因为腐败是利益驱动的结果，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下列公式无疑是正确的：

公权+自私=腐败<私利 能遏制贪污受贿

公权+自私=腐败>私利 易导致贪污受贿

（二）预防腐败犯罪的根本方法

要预防此类腐败行为的发生，最根本的方法，不是要消灭权力或者减少权力，因为权力本身不是腐败产生的原因；我个人认为，预防和抑制腐败犯罪应采取以下措施：

1、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预防贪污受贿行为的发生，就是要使掌权主体在主观意识上筑牢思想防线，预防和铲除自私自利观念，阻断公权与私利的结合。要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人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存在意义之所在，使国家工作人员真正看到，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向社会索取了多少，而在于向社会贡献了多少。从反面看清楚，巧取豪夺，贪污受贿，必然导致自身价值的大跌，最终为社会和人民所唾弃。树立了这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人，就能抵挡任何黑色的诱惑。

2、培养高尚的从政道德。道德是规范人的言行的行为规范，它是从内在方面对人长期地为进行制约，因而是预防贪污受贿的十分有效的方法，具有了崇高职业道德，腐败的内在结构，就根本不可能在这样的人身上形成。

3、摆正自身利益的位置。现实社会中的人，都有自己的物质利益人们的一切行为，无不和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国家工作人员，他们的营作，当然和他们的薪水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把自己的物质需求，建立在客观条件之上，才能正确地处理好私利与

公权的关系。腐败的根源也就被有效的堵塞。

4、通过制度设置，来阻断公权与私利的结合。一是要对权力的行使进行制约。对权力制约的根本点：就在于通过对权力行使的制约，防止掌权在行使权力过程中滋长私心，使公权向私利扩张。如果不对权力的行使进行有效的制约，那幺，在各种诱惑面前，掌权者就可能欲望膨胀，私心滋长，被俘虏过去。因此，必须对权力的行使进行强有力的制约，抵挡各种诱惑。

5、要对掌权者的利益进行监督。在各国反腐败的斗争中，实施所谓“阳光法”，即实行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和公开的制度，是一项重要的举措。美国法律规定，总统、副总统等1.5万名高级官员在就职时要公开自己及配偶的财产状况，以后必须按月申报，一旦发现有违法收入，立即处理。日本规定，内阁成员必须公布等资产，包括土地、建筑物等不动产等。借鉴国外有效经验，在我国推行“阳光法”，必将对预防贪污受贿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6、要从严治吏，从优待吏。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关键在于管理好执法队伍因为法治的本质在于吏治。法治的挫败就是吏治的松懈；而吏治的松懈，必然是贪污受贿泛滥。因此，必须用缜密的法律，来管理好干部队伍，制约权力的行使。

综上所述，腐败犯罪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法律现象，对腐败犯罪的把握认识和打击政策不能脱离它植根的社会现实状况和本质要求。否

则，我们打击腐败就潜伏着异化为社会前进阻力和压迫力量的危险。

第二篇：腐败现状及对策

浅议我国腐败问题现状及对策

摘要：自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就十分重视官员腐败与反腐败问题，采取有力措施预防、打击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改革开放以来，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由于改革措施不配套、制度建设不到位，腐败现象在我国呈现出蔓延发展之势，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已给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健康运行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和损失，并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严重威胁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本文将在对我国腐败问题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回顾与总结的基础上，探索出积极有效的反腐败对策，从而促进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关键词：腐败

发展历程

现状

对策

腐败是指掌握公共权力的组织和个人以对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而达到谋取私利的目的的行为。腐败是一个普遍性、世界性和历史性的问题，自国家产生，掌握公共权力的组织和个人出现后便一直存在。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腐败问题依然存在，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而已。通过认真地对61年的反腐败历程加以回顾和总结，探索其中的规律，不断深化认识、发展认识，从而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的反腐倡廉工作找到切实有效的对策。

一、腐败问题的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轰轰烈烈反腐期

大致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早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向全党发出这样的警告：“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共产党人，他们不曾是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并谆谆叮嘱：“今天是赴京赶考的日子，不要学李自成，我们要考出个好成绩。”从中可以看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当就已经有了“赶考意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更是出台多项措施打击和惩治腐败，如1951年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指出：“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同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甚至枪决。”【1】1952年3月21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命令，公布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行为的若干规定》，：“凡贪污超过一亿元之贪污分子，一般均应按其情节轻重给以不同的刑事处分追缴贪污款物”“刑事处分，除免刑者外，采用机关管制（一年至两年）、劳役改造（两年至四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五种方法。”【2】不仅在政策上作出严格的规定，还特别重视群众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作用，通过开展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群众运动，严厉打击一批腐败分子和不法商人。

1952年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中央更是依法严惩了罪大恶极的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地区专员张子善，向世人庄严地表明中共反腐的决心和坚决，也是用实际行动向世人表明：“我们党决不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会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3】并以刘、张案件为突破口，依法制裁了大批贪污腐化分子，如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宋德贵、武汉市长易吉光、上海市委秘书长黎玉、广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宏、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贺衡夫等人。通过对这些腐败分子的处理，不仅在当时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更对此后二十多年中腐败分子和腐败现象的出现起到了很大的警示和震慑作用，使得共和国政坛保持了20多年的清廉形象。对此，1

在1986年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指出：“一九五二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作用。”【4】 第二阶段：腐败滋生蔓延期

大致发生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由于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在经济领域里开始了体制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但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物资比较短缺，不得已采取价格“双轨制”，权利开始进入市场，且以“官倒”为主要特色的腐败开始发展起来，主要表现在商品、信贷和外汇等“商品流量领域的腐败。”【5】国有资产通过“官倒”变成了私人资本，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相当一部分私人资本通过“官倒”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腐败现象在这些行业或领域及一般经济管理部门开始出现并蔓延起来。第三阶段：腐败泛滥期

大致发生在九十年代初期至本世纪初期。由于这一时期我国已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在经济领域里已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和不完善，使得腐败分子有了可乘之机，钻制度的漏洞，“权力”往往与“资本”结合在一起，利用制度上的漏洞疯狂地聚财敛财，厦门远华案、沈阳慕马案等大案，就是“权力”与“资本”相交易的结果，在高额、巨大的诱惑上，腐败形成了一股一股的恶浪，而对腐败的打击则是采取“摸着石头过河”，多是被动的、防御性的。第四阶段：腐败分子开始受审的高峰期

在进入新世纪后，国家明显的加大了反腐力度，逐步告别了“摸着石头过河”式的被动、防御性反腐模式，开始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理论来指导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党纪国法相继出台，从2002年12月至2009年3月，共立案90多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94万多人，查处陈良宇、韩桂芝、杜世成等严重违法违纪案件。【6】对上世纪90年代腐败泛滥期的腐败分子进行“秋后算账”，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确定了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方针。

二、腐败问题的现状

1、腐败范围越来越广

当前腐败现象已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一般经济管理部门扩展到党政领导机关、组织人事部门、行政执法部门、司法机关等要害部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受到腐败现象的渗透和侵袭。【7】过去被视为“清水衙门”的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腐败现象也有了明显的增加，甚至纪检、宣传、反贪等部门，也发生了不少买官卖官、贪污贿赂现象。腐败分子利用手中的权力，肆无忌惮的谋取私利，或中饱私囊，或利用职权索贿受贿，或利用职权欺压良善，甚至与黑恶势力相互勾结充当保护伞。

2、腐败分子职位越来越高

如果把以前揪出来的腐败疯子比作是“小蛀虫”的话，那么现在已经揪出来了“大老虎”，许多省部级以上的高官受到了查处。据统计，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给类经济案件中，在2003年涉及百万元以上的案件为1780件，其中设计亿元以上的有21件。李真、程维高、杜世成，甚至连原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腐败问题一并受到查处，腐败现象有向高层蔓延之势。

3、窝案、串案明显增多

腐败有“集团化”的发展趋势。现在的腐败案件，不少都是左右勾结、上下串通、相互利用，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腐败同盟。有的大案涉及的人员少则十几人、几十人，多则上百人。如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一案，牵扯出260多名官员，一半以上的绥 2

化县处级干部卷入其中；河北省原国税局原局长李真一案，牵扯到县处级以上干部67名，其中有40多人是“一把手”。

4、“隐性”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勒索型腐败现象大量上升。

许多腐败现象通常是假借合法之形行腐败之实，在“合法”的名义下，公开的为本地区、本部门，甚至为个人谋取私利，通过一些所谓的“潜规则”来腐败，在行为认定上是很难认定为违法的。这类案件的存在，给案件的定性和查处带来了一定难度。在行贿受贿的交易中，受贿者作为公共权力或资源的掌握者而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处于垄断地位，行贿者作为有求于人的不利地位，行贿者和受贿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当受贿者面临着众多的行贿者时，他往往会选择出价最高的行贿者，其他行贿者如果不想被淘汰，就只能被迫行贿。

三、反腐败的对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1年以来的历史，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是一部反腐倡廉史，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同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作坚决斗争的历史。在61年的反腐倡廉中，党和政府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自觉地同各种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作斗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认识、深化认识，逐步探索出一条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群众广泛支持和积极参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机制和体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和政府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和反腐败斗争的实际需要，针对不同的腐败现象和腐败领域，采取卓有成效的措施惩治腐败分子。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党和政府更是把反腐败斗争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确定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制定出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一这一反腐败国家战略，从整体上推进反腐败斗争。经过不懈的努力，认真的探索，在反腐败的认识上不断深化，实践上不断发展，措施上不断完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0年12月29日发布的《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披露，由中国国家统计局进行的民调显示，2003年至2010年，中国公众对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成效的满意度平稳上升，从51.9%提高到70.6%；公众认为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比例，从68.1%上升到83.8%。但是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腐败现象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仍然处于高发期，反腐败斗争也将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面临着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反腐败斗争仍将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

1、以制度建设打开反腐败局面

在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史上，经历过运动反腐和权力反腐的阶段，但实践证明，只有依靠制度反腐，才能使反腐败斗争更可靠、更理性。对此，时任深圳市长王荣说过：“预防腐败和监督领导干部不能光靠其自觉性，更不能靠其誓言，要靠一个好的制度。”邓小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1）匡正选人用人不正之风，改革干部人事制度

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只有把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才选拔出来并放到合适的岗位上，使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国家才能治理好，社会才能和谐稳定，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但在一些选人用人的过程中，“闭门圈干部”“买官卖官”“跑官要官”“任人唯亲”等不正之风依然存在。这不仅败坏了党风政风，更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一是用民主和竞争原则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事实上存在的自上而下的委任制使得干部选拔任用的权力掌握在少数几个人手里。这也是导致人事腐败的重要诱因之一。因为买官者若想获得某一职位，只需把那少数的几个人搞好就可以了。因而买官者也就把主要精力和心思放在“溜须拍马”“行贿”等方式上，以求取得那少数几个人的支持，顺利得到某一 3

职位。而在干部选拔任用中引入民主原则，改变那少数几个人说的算的情况，把对干部任职的同意权交由广大选民行使，因其面临的是众多选民，而非是那少数的几个人，所以贿选的成本和风险也大大增加，非个人财力和精力所能达到，再加上群众的眼睛又是雪亮的，因而能大大减少选人用人腐败的生存空间。同时，允许同一职位有多人竞争的情形，这样一方面能使选民有自由选择候选人、表达个人意志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能扩大选人用人的视野，通过“优胜劣汰”的规律，使人才脱颖而出。逐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和层次，适当扩大差额选举的比例和范围，继续探索公推直选的有效模式，即公开报名、选民直选。在提名干部候选人和选举过程中，扩大群众参与，开展民意测评，把群众对干部的认可程度作为选拔任用的一个重要标准。

二是建立健全公职人员的资历和绩效晋升制度。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中，论资排辈现象十分严重，官员的晋升靠资历而非能力。这种靠资历而非能力的用人制度，严重抑制了人才的健康成长。如何打破论资排辈这一陋习？那就是要引进资历和绩效晋升制度。虽然世界各国在政治文化、政治制度、行政制度等方面存在着不同，公务员制度的设计也存在着差距，但“资历和绩效晋升”是得到共同认同的。公职人员只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埋头实干，竭忠尽智，尽忠职守，讲求实效，到了一定年限就有晋升的机会。

（2）完善对权力的有效监督

事实证明，如果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就极易被滥用。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没有监督的权力是产生腐败的土壤。“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线的地方才停止。【8】”因此，完善监督制度，加大监督力度，以“权力监督权力”，规范权力的运行和使用显得特别重要。

一是使各种监督力量达到总体协调。目前，在我国已形成了中共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内部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公民监督、舆论监督各种形式的监督体系，在反腐倡廉的职能机构设置上，有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国家司法机关、政府监察机关、审计机关和国家预防腐败局。应该说监督体系和只能机关的设置已经比较完善了，但在实际中未能真正发挥出应有的效能，更未达到“1+1>2”的整体效果。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的监督机构分散，关系没有理顺，权限没有划分清楚，缺乏统一协调机制。通过明确各监督机关之间的职责和功能，合理划分各监督机关之间的权限。同时，加强各监督机关之间的沟通和联系，避免发生职责碰撞和冲突，进而既能发挥各监督机关的积极性、主动性，又能发挥监督系统的整体效能。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所强调的：“建立健全党内和党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监督制度，从而形成强有力的监督网络，发挥监督整体效能。”

二是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以权力制约权力。从腐败产生的情况来看，任何腐败现象都根源于不受制约的权力，纵观我国政坛上落马的高官，虽然腐败手段五花八门，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大权在握而又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一个人说了算。“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9】不能把权力集中于某一部门或个人，要对权力进行合理的配置和分解。在党内决策的过程中要真正执行集体领导、集体决策体制，在对重大事项进行票决时，实行无记名的投票原则，真正做到“一人一票，每票同值”，书记、副书记、常委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平等的同志关系而不是当前扭曲的一元化领导；坚持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支持行政首长在权限范围内行使职权，不能事事横加干涉；对掌管人、财、物等容易产生腐败现象的重要岗位，在定期进行岗位轮换的同时还要加强对其的经济审计、离职审计、事后追究责任制度制定必要的权力运行程序。

三是尽快建立财产申报制度。在2009年全国“两会”前，温家宝总理在与网友交流时强调：“许多网友在网上提出为什么不建立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我认为这个建议是正确的，4

这应该是反腐败的一项重大举措。”财产申报制度，又叫“阳光法案”，目前已在全世界90多个国家实施，是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反腐手段之一，已被各国证实是行之有效的防止腐败的制度。【10】目前除了少数地区，如新疆阿勒泰地区、重庆市江北区、浙江慈溪这些试点地区外，其他大部分地区还只是将官员个人财产情况向上级汇报，远不是财产申报，更不是向公众公开。财产申报制度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功效：一是当公职人员获得某种不正当的利益时，必将在申报材料中隐瞒或是虚假申报，而发现隐瞒或虚假的行为比较容易，由此可以找到贪污的线索；二是当发现公职人员生活水平过于奢华，显然超过收入水平时，则可以对照其申报材料进行审查，也可以要求其立即报告收入明细帐，如不能说明巨额财产的合法来源，即可立案调查。加快建立财产申报制度，对财产申报对象、申报程序、申报范围、申报主管机关及权限等作出规定，以使财产申报制度更好的发挥其反腐败的作用。

四是实行垂直管理体制和“零容忍”的原则。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坚强监督，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11】监督主体的独立是监督有效性的根本保障，因为权力本身是一种强制性力量，如果权力监督主体失去应该有的独立性，对权力的制约缺乏强制性，那么其监督职能就不能正常发挥，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就会软弱无力，甚至使监督主体成为监督客体的附庸。现行的纪检监察体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实行双重领导，既受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的领导，又受同级党委、政府的领导，由于人事、经费、福利等受制于同级党委、政府，所以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同级党委、政府。这就导致权力过分集中，监督过分软弱，监督客体领导监督主体，监督主体依附监督客体的状况。为改变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纪检监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方式，由横向领导为主改为纵向领导为主。各级纪委的人事、经费、待遇、福利等由上级纪委统筹安排，下级纪委向上级纪委负责，独立行使对案件的查处权，同级党委、政府无权干涉。除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外，省级（包括省级）以下纪委实行垂直领导，提高纪委的权力和独立性，其垂直管理模式为党中央—中纪委—省纪委—市纪委—县纪委。另一方面是对腐败实行“零容忍”。“零容忍”指不宽容任何轻微的犯罪行为。【12】香港廉政公署把“零容忍”理念运用于廉政建设，使其清廉指数一跃成为亚洲前列。廉署在制度审计上对任何轻微的腐败行为均不容忍。20世纪60年代香港《防止贿赂条例》出台，从而堵住了轻微腐败的漏洞。同时，廉署下设的执行处、防止贪污处、社区管理处实施“举报必接、有腐必查、惩腐务尽”的原则，在执行法律法规时也体现出了“零容忍”的精神。如果对轻微的腐败不予制止，不仅会提高腐败分子的胆量，而且会激发其他腐败分子的腐败动机。深圳海关原党组书记、关长赵玉存从一餐饭，一块表开始，发展到接受贿赂90多万元，放纵不法商人走私24亿元。我国现行的反腐败体制是一种以数额的多少来划分犯罪的体制，对贪污腐败而言，其数额在5000元以下的，属纪律承接范畴，由行政监察机关负责；而5000元以上，则属于刑事处罚范畴，一般由检察机关负责。这种安排是与“零容忍”精神相背离的，改变当前以数量划分贪污罪的做法，采用国际上通行的以性质划分的做法，凡是贪污受贿行为，即使只是贪污一分钱，也一律构成刑事犯罪。

2、以法制保障反腐

在我国反腐败的历史上，曾经历过运动反腐和权力反腐的阶段，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后，鲜明地提出了“反腐败必须依靠法制”的重要思想，反腐败斗争“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反腐倡廉，教育是基础，监督是关键，法制是保障。

（1）完善法律体系

坚持以法制反腐的首要前提是有法可依。在宪法的框架下，我国已制定出《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等法律法规，但总体来说，廉政法律体系还不完善，不能很好地适应反腐败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具体表现在现行法律法规多为事后惩戒性，缺乏事前预防、事中监督的法律法规，党纪党规比较多，但大多未能上升到国家意志的层面。为此，根据我国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实际，借鉴国外的经验，尽快制定出《廉政法》、《反腐败法》、《新闻法》、《公职 5

人员财产申报法》等。

（2）严格执法

有人曾用7个“未必”来概括形容当前执法情况：受贿了未必被发现，发现了未必就立案，立案了未必能查清，查清了未必就起诉，起诉了未必能判刑，判刑了未必判实刑，判实刑的也未必真正执行。再好的法律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法律也就成了一纸空文，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江泽民曾严厉指出：“历史事实说明，吏治上的腐败、司法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滋生和助长其他腐败的重要根源。”当前司法腐败现象正日益普通化、集团化、公开化、体系化，行政权对司法的干涉越来越严重。为使司法机关真正发挥其作用，就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司法机关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理顺党的领导与司法权行使的关系，防止党委、政法委借口党的领导对司法工作横加干涉；加大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制约，界定人大监督制约的范围，实行的严格的人大对司法人员的认知和罢免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重新构建司法辖区，建立各级财政经费保障体制以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的不良影响；建立司法人员考试录用、分类管理、选拔任用等制度，保障司法人员有健康的成长途径，建立品德高尚、知识渊博的专家型职业队伍；改革司法机关管理体制，发挥司法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建立司法人员只服从法律，服从事实的办案机制。最终使司法公正，重新树立司法机关清正廉洁的形象。

3、加快新闻立法，充分利用网路力量

舆论监督本身是一种“普遍的、无形的、强制的力量。”【13】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舆论工具，对社会上一切腐败案件进行曝光，以达到对其监控的目的。从全球来看，凡法制化程度比较高和政治比较廉洁的国家，都十分重视舆论监督在反腐败斗争中的独特作用。新闻媒体号称是立法、行政、司法的“第四种权力。”【14】“不怕上告，就怕见报。”一旦腐败行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其丑恶嘴脸为千夫所指，腐败分子必将受到惩处。应加快新闻立法，使新闻媒体监督有法可依。顺应时代潮流和现实需要，进一步加快和完善新闻立法，将新闻媒体的权力、义务、责任、监督的范围、对象、基本原则以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将新闻媒体监督纳入法制轨道；在坚持正确舆论的导向下，保证新闻媒体有足够的自由权和自主权，允许新闻媒体对各种行政行为、廉政行为、腐败案件进行自由、公正、客观的采访、调查、报道和评论。

在信息化的今天，网络已是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网路的广泛普及和网络在传播信息方面所具有的即时、互动、直接、廉价等特点，使得网络监督成为反腐败斗争的一个新武器。据人民网的一项调查显示，参与调查的网民中有87.9%非常关注网络监督，当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时，93.3%的网民选择网络曝光。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拓宽和健全有效的监督渠道，应该把网络列为一种必须认真考虑的监督方法。同时，重视网络媒体在监督违纪和腐败方面的作用，也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一个表现，因为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自2008年6月底，网民数量已达到2.53亿，首次大幅度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要建立便捷的民意反应机制，变被动为主动，变压力为动力，变对立为互动，摒弃防范网络的惯性思维，改变过去拦、堵、截的做法，引导和支持网络监督在反腐败斗争反面的作用；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建立健全网络举报制度，使其尽快成长为纪检监察机关在反腐败斗争方面的重要支撑力量。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483 【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109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152~153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53 【5】邵道生。我国社会转型期腐败发展的四个阶段。廉政瞭望，2006年版，7：40~41 【6】王焕章。腐败和反腐败问题的几点思考。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5，（11）：79~80 【7】李玉赋。关于扎实推进惩防体系建设的若干问题。行政管理改革，2009，2：38~45 【8】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82，154 【9】俞可平。西方政治学名著提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141 【10】李云瑞。论我国财产申报制度。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0，12，（4）【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292 【12】刘宗洪。“零容忍”视角下的反腐倡廉建设。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9，4：32~35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73 【14】吕贵、刘宗洪、周敬青等。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德国社民党组织建设的新趋势。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9，6：95~100

第三篇：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的现状及对策

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的现状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取得了诸多进展。但是，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在我国并未得到有效遏制，相反，在局部地区和某些领域，还有愈演愈烈之势。

一、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的现状

（一）立法现状

近年来，我国制定了系列知识产权犯罪的司法解释，目前主要是：1998年最高法《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年最高检和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2004年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2007年发布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等。2004年的《解释》对刑法规定的七个罪名的定罪量刑标准都作了详细规定。数额标准大大降低，惩罚的范围比以前有所扩展，刑罚也加重了，规定了“共同犯罪”。降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刑罚制裁门槛，加重原有法定刑幅度，提高了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运作成本。2007年《解释（二）》是继2004年的解释之后，中国最高司法机关出台的又一重要的司法解释，这个解释进一步澄清了相关概念，明显降低了侵犯著作权罪的数量门槛，统一了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明确了加大罚金刑适用力度的原则，并确定了罚金刑的幅度，规定了一般不适用缓刑的几种情形。

（二）司法实践现状

1.犯罪数量呈明显增长趋势，犯罪对象范围广泛

当今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活动呈上升趋势，尤其以假冒注册商标的犯罪在日常生活、生产用品等领域活动猖獗，大肆假冒名烟、名酒、化妆品、食品、日用品等。侵犯著作权的犯罪也是如此从复制发行图书、音像制品，到盗窃高科技的磁盘、计算机软件，可谓无孔不入。

2.犯罪团伙化，犯罪手段高科技化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尤其是侵犯商标权、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特点，决定了这类犯罪的参与者往往不是一个人，而呈现出多元化、团伙化的特点。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制造者、销售者之间往往形成固定的犯罪团伙。此外，由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是一类新型的欺诈性犯罪，其所采用的手段多为假冒、复制等，为了达到以假乱真、以假充真的目的，犯罪分子往往动用高科技手段，不惜重金购置造假设备。同时网络犯罪明显增多。

3.单位犯罪突出

单位犯罪主体一般是一些规模不大、效益不好或声誉不高的中小企业。

4.涉外案件呈整体上升趋势

从犯罪区域看，跨国犯罪的趋势愈发明显。一方面，在国内制造侵权物品向国外销售的案件增多；另一方面，国外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也逐渐向我国渗透。

5.案件数量地区分布不平衡，跨地区作案趋势明显

近年来，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尤其是假冒商标犯罪呈现出犯罪活动量大、面广、犯罪分子跨地区流窜作案增多的特点。

二、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的法律问题

（一）实体法适用问题

1.民事侵权、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之间的界限模糊。

2.共犯认定不统一，单位犯罪认定存在偏差。

3.知识产权犯罪交叉竞合定性差异较大。

4.知识产权犯罪数额认定争议较大。如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中“销售金额”的范围界定；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中“货值金额”的判定等。

5.侵犯商业秘密罪中“重大损失”、“特别严重后果”、“采取保密措施”难以认定。

6.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中“明知”的认定存在分歧。实践中，除有证据证明行为人“确知”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等犯罪对象外，犯罪嫌疑人的主观心态只能推定其“应知”，造成客观归罪。

7.侵犯著作权罪等罪中“以营利为目的”要件设置存在质疑。实践中某些无营利目的的侵权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大，如为抵毁他人名誉而复制他人作品、在网络环境下将他人作品复制后登载在网络上。供不特定的多数人无偿下载的行为。

（二）程序法适用问题

1.管辖设置不尽合理。

2.调查取证困难。

3.涉外程序规则缺失。

4.被害人（单位）提供假冒产品鉴定证明的法律效力存在瑕疵。

三、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的对策研究

（一）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实体法解释优化与立法完善

1.优化刑法解释

在知识产权犯罪共犯认定方面，应当明确处于辅助地位的涉案人员虽持一定的放任心态，但一般收取定期租金、运输费、加工费或固定工资，与非法获得数额无关，对其不宜一概作犯罪化处理，应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结合我国国情加以准确处理。

在单位犯罪认定方面，在加强取证判明行为人在单位中的实际地位及经济利益归属的同时，依托单位诚信档案等信息平台，加强对单位法律行为的监督，防止以单位借口工作人员个人侵权而掩饰单位犯罪的实质。

在知识产权法条关系问题上，应当明确对同一种犯罪行为，仅因证据问题就适用不同罪名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此类案件案情各异，有的属于质量问题、有的属于商标问题、有的属于经营资格问题。对此，建议将质量、真伪鉴定作为前置程序，并根据鉴定结论准确梳理交叉竞合关系，区分典型构成与近似构成分别定罪。

在知识产权犯罪数额认定上，只要买卖双方签订合同、约定价款或支付定金，无论货物是否已经交付，都存在期待利益，可据此计算“销售金额”。标价与已查清的侵权产品实际销售价格相差不大的，可以作为认定依据；标价明显偏低，甚至低于生产成本，且实际销售价格又难以查清的，应当按照真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对被侵权产品未投入市场或无国内市场价格的情况，在无标价或无法查清实际销售价格时，货值金额可将权利人从特定客户处收取的报酬作为参照，可稍低于这一报酬。

在知识产权犯罪损失结果认定上，应当明确“重大损失”主要指权利人由于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在网络游戏领域，损失表现为现实利益和预期合理利益的丧失。侵犯商业秘密罪中的“直接经济损失”宜以权利人利益损失为标准，且基于商业秘密潜在价值巨大等因素，同时应重点考察研发成本、利用周期、成熟程度、市场前景等直接因素，并综合考虑竞争优势丧失、商业信誉下降等相关因素。

在对知识产权犯罪对象“明知”的推定问题上，应当明确不仅包括对犯罪人认识因素的推定，同时也包括对意志因素（犯罪故意）的推定，只要推定事实要素存在，即可认定属于故意犯罪，除非有确实证据证明行为人确实出于疏忽大意而不知情。

2.完善知识产权犯罪刑事立法

（1）增设商业性使用盗版软件罪和运输、进出口侵权货物罪。

（2）适当扩大相关犯罪的对象范围。适当扩大“相同的商标”的范围，将商标法中的“相似”概念引入。将驰名商标淡化作为假冒注册商标罪的一种情况。

（3）逐步完善定罪标准。既要考虑到侵权行为的实质危害性，还要考虑侵权行为量的规定性。

（二）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程序法的完善

1.完善管辖权设置。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尤其是网络犯罪跨国、省、市等犯罪行为较为常见，可以增设被害人（单位）所在地的特殊地域管辖规则。

2.提高调查取证效率。探索在刑事诉讼中采用民事诉讼中的临时措施，包括停止涉嫌犯罪行为，查封、扣押、冻结行为人财产（财产保全）及证据保全。

3.强化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证据效力。建议被害人（单位）采用公证、保证、声明等方式，加强此类证明的法律效力。

第四篇：我国环境问题现状及对策

我国环境问题现状及对策

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将其定义为“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环境问题则是由于人类活动作用于环境所引起的环境质量不利于人类生产、生活，甚至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环境资源问题继续恶化，将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生态环境安全。我们应该认识到，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下面是本人对我国环境资源问题作一些探讨，并就如何改善我国环境资源状况提出几点建议。

一、我国环境问题的现状

2012年6月的《2011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11年的监测结果表明，全国环境质量状况总体保持平稳，但形势依然严峻，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

《公报》用一组组数据，展现了中国环境状况和环保进展中的积极变化，也反映了中国环境和环保中存在的问题。

令人欣喜的是，“十一五”期间，在能源消费和国民经济年均分别增长6.6%和11.2％，均超过规划预期的情况下，二氧化硫排放量、城市和工业领域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分别下降14.29％和12.45％。2011年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为2499.9万吨，比上年下降2.04％；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2217.9万吨，比上年下降2.21％。看似微小的数据，却有着重大的意义——这表明，我国局部地区环境质量持续好转，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作用逐步显现。与之相伴的有更多让人欣喜的消息：全国城市声环境质量总体较好。77.9％的城市区域噪声总体水平为一级和二级，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区域噪声总体水平为一级和二级的占76.1％。《公报》显示，全国辐射环境质量总体良好。环境电离辐射水平保持稳定，核设施、核技术利用项目周围环境电离辐射水平总体未见明显变化；环境电磁辐射水平总体情况较好，电磁辐射发射设施周围环境电磁辐射水平总体未见明显变化。同时，我国生态建设进展较好。截至2011年底，全国已建立各种类型、不同级别的自然保护区2640个，总面积约14971万公顷，其中陆域面积14333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4.9％。

喜中有忧，透过《公报》，我们清醒地看到，中国环境依然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全国地表水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湖泊富营养化问题突出。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浙闽片河流、西南诸河和内陆诸河等十大水系469个国家控断面中，Ⅰ至Ⅲ类、Ⅳ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61％、25.3％和13.7％。在监测的200个城市4727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优良—良好—较好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45％，较差—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55％。农村环境问题日益显现。2011年对全国364个村庄的监测试点结果表明，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的村庄占81.9％；农村地表水为轻度污染；农村土壤样品超标率为21.5％,垃圾场周边、农田、菜地和企业周边土壤污染较重。

二、我国环境问题的原因分析

中国环保任重道远，环境问题在我依旧严重，究其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地理因素，亦有经济、人文社会等因素，下面将分别进行一下具体的阐述。

(1)经济因素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同时也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个阶段正是生态环境问题最严重的时期，因而我国在这一时期承受的生态环境压力会更为沉重。

第一，经济发展引起的环境问题恶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对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解放，这种解放刺激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对资源开发利用规模和各行业污染物排放量也会随之高速增加。然而，由于国民经济尚处在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转型时期，人们只关注于经济增长的数字，却往往忽略了其背后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造成环境的极大破坏；我国近年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呈几何级数增长。

第二，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的冲突。市场经济发展所追求的是高额利润，是相对少数人的利益，而环境保护则是多数人的利益，二者是对立状态，法律对这种显性冲突的社会关系，比较容易做出规范。而我国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经济利益的主体和环境利益的主体具有统一性。但近年来，我国农村环境恶化尤为明显，一些乡镇企业的农民为“脱贫致富”，宁肯容忍环境污染对国家、所在集体和本人的损害。对此，国家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关闭“十五小”企业。但在一定意义上，政府既是冲突调解者，又常成为冲突的一方（地方利益），违法阵营庞大，法律执行的难度极大。

(2)人文社会因素

“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一直就与‘人类社会’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果说前期的生态学更多地显示了自然属性的话，那么现代的生态学，则更强烈地显示了它的社会属性这一面。”

第一，我国人口众多，环境的资源压力大，环境问题与人口有着密切的互为因果的联系。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一定地理环境和生产力水平的条件下，人口增长应有一个适当比例，人口问题与环境问题是当代中国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庞大的人口数量及快的增长，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可以这样说，我国的人口问题是短时期内很难扭转的最大社会问题之一，这是用不着忌讳的。人口问题导致了我国资源的绝对短缺，因而往往出现了对资源的无节制开发的现象，这种现象伴随着惊人的浪费，给我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第二，公众环保意识普遍较差。“所谓环保意识，是指人们在认知环境状况和了解环保规则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念而发生的参与环境保护的自觉性，它最终体现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行为上。”目前我们国家的大多数人对于

环境问题的客观状况缺乏一个清醒的认识，据调查，国民对于环境状况的判断大多是态度中庸，无敏感性，对许多根本性的环境问题缺少了解，甚至是根本不了解，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的社会公众不愿意主动地去获取环境知识。2000年“世界环境日”前后，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教育部联合进行的对全国公众环境意识的调查报告得出的结果是，我国公众的环境意识和知识水平还都处理较低的水平，环境道德较弱，我国公众环境意识中具有很强的依赖政府型的特征，政府对于强化公众环境意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从这些大量的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国民的环保意识是有多么的差。一国的国民的环保意识如此的差，可以想象这个国家的环境问题又是怎样的一个状况了。

第三，环境问题与贫困等其它的社会问题交叉在一起，又有形成恶性循环的趋势。环境问题在当今世界各国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我们可以归纳出这样一点，富国的环境问题主要是与污染物相关的环境污染，而穷国环境问题主要是与自然资源相关的环境破坏，前者比较容易得到防治和恢复，而后者的防治和恢复则要困难的多。我国的环境问题也有类似情况，在平原、沿海及大城市等经济发达的地区，环境问题主要以环境污染为主，如今经过不断地治理正在不断有所缓解；而西部相对贫困地区，环境破坏引起的生态环境恶化十分严重，且日益呈现出环境问题与贫困同步深化，形成恶性循环的趋势。

三、加强环境保护的对策措施

加强环境保护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必须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环境保护工作，依靠科技进步，发展循环经济，完善监督体制，建立长效机制，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

（1）完善立法,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必然引起传统的环境保护观念的转变。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念, 在污染治理方面应当反对先污染后治理的思想, 法律的制定要确立预防为主的理念, 在环境资源法律保护方面,应树立整体环境资源观, 用整体观点去看待自然资源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

在加强环境保护执法和司法的力度方面，要健全环境执法责任制,理顺各个执法部门之间的关系, 明确各部门的执法责任和权限。对于法律有明确规定而执法不力的, 应该由有关机关予以监督。尽可能地防止行政权力缺位、越位现象的发生。做到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2）优化能源结构以提高能效

提高能效和开发利用清洁、可持续能源的根本在于科技进步，既要继续扩大技术引进的力度，又要提高我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在环保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我国环保科技的发展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对循环经济关键技术的投入,提高了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因此政府可以鼓励开发和应用有普遍推广意义的资源节约和替代技术,如洁净煤、煤层气利用，绿色照明、再制造等。

因此我们可以效仿，加强环保科技的投入，加速环保产业的发展，不仅得强化环保科技内容，提出可操作的政策措施，还大力培养环保科技人才，满足对环保产业发展和执法队伍人员的需求。

（3）增强全社会环境意识

在推进中国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政策等工作的同时，还需充分认识到公众在解决环保问题上的力量。首先，要通过各种宣传手段，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只有提高了意识，手法，间顿，环保，参与才能变成一种自觉的行动；其次，鼓励公众与新闻媒体舆论对政府、工业污染大户等监督，施以压力才能使环保政策切实。尤其要指出的是一些环保民间组织的兴起开始影响到政府决策的形成与实施，并在引导环保节能社会风气的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年12月

[2]《2011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12年6月

[3] 《为什么要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济日报，2004年12月

[4] 《环境问题与环境意识》，华夏出版社，2002年

第五篇：腐败现状及对策

浅议我国腐败问题现状及对策

腐败是指掌握公共权力的组织和个人以对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而达到谋取私利的目的的行为。腐败是一个普遍性、世界性和历史性的问题，自国家产生，掌握公共权力的组织和个人出现后便一直存在。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腐败问题依然存在，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而已。通过认真地对61年的反腐败历程加以回顾和总结，探索其中的规律，不断深化认识、发展认识，从而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的反腐倡廉工作找到切实有效的对策。

（权钱交易，行使职务与谋取私利相结合、权力行为与经济行为相结合，权力的物化、商品化已经达到相当程度

腐败犯罪从自然人发展到法人，从经济部门蔓延到执法等部门，行贿受贿等腐败行为在许多地方已经公开化、广泛化

腐败犯罪呈持续上升趋势，大案、要案猛增，社会危害性日益严重 四）腐败犯罪手段狡猾，目的多样，具有较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

首先是由犯罪主体的身份决定的。他们一般都是有职有权的人物、活动能力强，活动范围广，社会关系网多，作案前有准备和作案后有对策，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常干扰侦查活动。

其次，这是犯罪者利益的一致性、犯罪方法的多样和证据的难侦破性决定

第三，腐败犯罪和其他经济犯罪相连或与其他经济违法行为、行政违法行为交织在一起，相互联系，相互包容，而腐败犯罪分子往往避重就轻，转移视线，混淆视听，逃避侦查审判。

第四，是否腐败犯罪其性质往往与民事馈赠等行为、地方政策、经济转轨期法律法规的漏洞等混合在一起，很难区分和界定。的。）

1、腐败范围越来越广

当前腐败现象已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一般经济管理部门扩展到党政领导机关、组织人事部门、行政执法部门、司法机关等要害部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受到腐败现象的渗透和侵袭。【7】过去被视为“清水衙门”的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腐败现象也有了明显的增加，甚至纪检、宣传、反贪等部门，也发生了不少买官卖官、贪污贿赂现象。腐败分子利用手中的权力，肆无忌惮的谋取私利，或中饱私囊，或利用职权索贿受贿，或利用职权欺压良善，甚至与黑恶势力相互勾结充当保护伞。

2、腐败分子职位越来越高

如果把以前揪出来的腐败疯子比作是“小蛀虫”的话，那么现在已经揪出来了“大老虎”，许多省部级以上的高官受到了查处。据统计，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给类经济案件中，在2003年涉及百万元以上的案件为1780件，其中设计亿元以上的有21件。李真、程维高、杜世成，甚至连原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腐败问题一并受到查处，腐败现象有向高层蔓延之势。

3、窝案、串案明显增多

腐败有“集团化”的发展趋势。现在的腐败案件，不少都是左右勾结、上下串通、相互利用，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腐败同盟。有其中有40多人是“一把手”。

4、“隐性”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勒索型腐败现象大量上升。

许多腐败现象通常是假借合法之形行腐败之实，在“合法”的名义下，公开的为本地区、本部门，甚至为个人谋取私利，通过一些所谓的“潜规则”来腐败，在行为认定上是很 1

难认定为违法的。这类案件的存在，给案件的定性和查处带来了一定难度。在行贿受贿的交易中，受贿者作为公共权力或资源的掌握者而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处于垄断地位，行贿者作为有求于人的不利地位，行贿者和受贿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当受贿者面临着众多的行贿者时，他往往会选择出价最高的行贿者，其他行贿者如果不想被淘汰，就只能被迫行贿。

一、反腐败的对策

1、以制度建设打开反腐败局面

在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史上，经历过运动反腐和权力反腐的阶段，但实践证明，只有依靠制度反腐，才能使反腐败斗争更可靠、更理性。对此，时任深圳市长王荣说过：“预防腐败和监督领导干部不能光靠其自觉性，更不能靠其誓言，要靠一个好的制度。”邓小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1）匡正选人用人不正之风，改革干部人事制度

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只有把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才选拔出来并放到合适的岗位上，使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国家才能治理好，社会才能和谐稳定，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但在一些选人用人的过程中，“闭门圈干部”“买官卖官”“跑官要官”“任人唯亲”等不正之风依然存在。这不仅败坏了党风政风，更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一是用民主和竞争原则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事实上存在的自上而下的委任制使得干部选拔任用的权力掌握在少数几个人手里。这也是导致人事腐败的重要诱因之一。因为买官者若想获得某一职位，只需把那少数的几个人搞好就可以了。因而买官者也就把主要精力和心思放在“溜须拍马”“行贿”等方式上

二是建立健全公职人员的资历和绩效晋升制度。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中，论资排辈现象十分严重，官员的晋升靠资历而非能力。这种靠资历而非能力的用人制度，严重抑制了人才的健康成长。如何打破论资排辈这一陋习？那就是要引进资历和绩效晋升制度。虽然世界各国在政治文化、政治制度、行政制度等方面存在着不同，公务员制度的设计也存在着差距，但“资历和绩效晋升”是得到共同认同的。公职人员只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埋头实干，竭忠尽智，尽忠职守，讲求实效，到了一定年限就有晋升的机会。

（2）完善对权力的有效监督

事实证明，如果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就极易被滥用。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没有监督的权力是产生腐败的土壤。“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线的地方才停止。【8】”因此，完善监督制度，加大监督力度，以“权力监督权力”，规范权力的运行和使用显得特别重要。

一是使各种监督力量达到总体协调。目前，在我国已形成了中共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内部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公民监督、舆论监督各种形式的监督体系，在反腐倡廉的职能机构设置上，有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国家司法机关、政府监察机关、审计机关和国家预防腐败局。应该说监督体系和只能机关的设置已经比较完善了，但在实际中未能真正发挥出应有的效能，更未达到“1+1>2”的整体效果。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的监督机构分散，关系没有理顺，权限没有划分清楚，缺乏统一协调机制。

二是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以权力制约权力。从腐败产生的情况来看，任何腐败现象都根源于不受制约的权力，纵观我国政坛上落马的高官，虽然腐败手段五花八门，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大权在握而又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一个人说了算。三是尽快建立财产申报制度。

四是实行垂直管理体制和“零容忍”的原则。邓范畴，由行政监察机关负责；而5000元以上，则属于刑事处罚范畴，一般由检察机关负责。这种安排是与“零容忍”精神相背离的，改变当前以数量划分贪污罪的做法，采用国际上通行的以性质划分的做法，凡是贪污受贿行为，即使只是贪污一分钱，也一律构成刑事犯罪。

2、以法制保障反腐

在我国反腐败的历史上，曾经历过运动反腐和权力反腐的阶段，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后，鲜明地提出了“反腐败必须依靠法制”的重要思想，反腐败斗争“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反腐倡廉，教育是基础，监督是关键，法制是保障。

（1）完善法律体系

坚持以法制反腐的首要前提是有法可依。在宪法的框架下，我国已制定出《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等法律法规，但总体来说，廉政法律体系还不完善，不能很好地适应反腐败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具体表现在现行法律法规多为事后惩戒性，缺乏事前预防、事中监督的法律法规，党纪党规比较多，但大多未能上升到国家意志的层面。为此，根据我国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实际，借鉴国外的经验，尽快制定出《廉政法》、《反腐败法》、《新闻法》、《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等。

（2）严格执法

3、加快新闻立法，充分利用网路力量

舆论监督本身是一种“普遍的、无形的、强制的力量。”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舆论工具，对社会上一切腐败案件进行曝光，以达到对其监控的目的。从全球来看，凡法制化程度比较高和政治比较廉洁的国家，都十分重视舆论监督在反腐败斗争中的独特作用。新闻媒体号称是立法、行政、司法的“第四种权力。”在信息化的今天，网络已是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网路的广泛普及和网络在传播信息方面所具有的即时、互动、直接、廉价等特点，使得网络监督成为反腐败斗争的一个新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