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我国当前腐败现状及治理对策
论我国当前腐败现状、原因及对策
高美君 摘要
腐败现象是中国社会最具破坏力的社会问题之一,关系着人性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社会任务。十八大指出“坚定不移反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腐败行为已给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健康运行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和损失,并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严重威胁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本文在对我国近几年腐败状况进行总结概况,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探索出积极有效的反腐败对策,从而促进我国反腐倡廉建设。
关键词:腐败 现状 原因 对策
正文
腐败,是人类社会共有的一个政治现象,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腐败的危害。腐败问题是各国都存在的通病,而我国腐败现象发展迅猛的势头,既危及和破坏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实施,又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动摇着我国社会的政治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一、我国腐败的现状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内外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腐败问题一直存在。自从中国共产党放弃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市场经济,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贪官污吏便开始大大增加,屡禁不止,近几年来,情况更是严重。
2004年5月28日,公安部发布消息称中国外逃贪污受贿嫌犯共有500多人,涉案金额700多亿人民币。2004年中国涉及贪污的金额高达4090亿元人民币至6830亿元人民币。
2005年9月28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北京举行的“亚太反贪腐倡议”研讨会上发表报告指出,随经济改革,中国的贪污问题日益猖獗。
自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政府查处了省部级官员十六人,平均一年三人,这些贪官大多数包养情妇,如***、王立军等。
中国人民银行2011年6月15日刊发《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报告,2008年6月之前外逃干部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中国13亿人口人均被外逃贪官掠走610元人民币。
最高法院前院长肖扬在其出版的《反贪报告》中引用有关部门统计1988年-2002年的15年间,外逃资金共1913.57亿美元(1.5万亿元人民币)。
监督世界各国腐败行为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2012年12月5日公布2012年全球廉洁指数,涉及176个国家或地区,中国大陆仅得39分,位列第80。
由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我国的腐败事件不仅越来越多,而且金额越来越大,腐败现象非常严重。腐败不仅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危害着人民的利益。腐败分子不仅自己通过贪污受贿侵占国家资金,而且通过其他不正当手段,使国家巨额资金和大量财产流入不法分子手中。更为严重的是,腐败分子以权谋私,权力进入市场,直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倘若任其滋生蔓延,泛滥成灾,必将严重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导致国家经济的崩溃。腐败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腐败压制群众的民主权利,腐败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二、腐败产生的原因
要治疗一种疾病,必须搞清他的病因;要除掉一批毒草,必须铲除它们的深根;要想彻底清除腐败,我们就不得不搞清腐败产生的根源在哪里?
(一)文化传统的影响
贪赃枉法、行贿受贿、腐化堕落,是历史上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产物。在所有制社会,权力是剥削阶级用来剥夺劳动人民财富的手段。尤其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做官和发财形成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长期的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给予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即做官者以种种物质利益,并赋予他们利用政治权力谋取私人经济利益的特权。这种封建糟粕是今天的腐败思想得以产生的历史渊源。
(二)人的欲望
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正是由于人类这种原始的欲望和弱点,在强烈的利益要求驱动下,一些利欲熏心者便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寻找一切可乘之机攫取财富,腐败现象也就随之产生并不断发展。我们的少数官员正是由于面对金钱和权力的诱惑,无法很好的把持自己,置党纪国法于不顾,一步步走向腐化堕落。一些不法私营企业主为了谋取暴利,逃避法律惩罚,更是不择手段,不惜用重金、美色等方式拉拢腐蚀领导干部,时不时发生权钱交易的腐败案件。还有某些党员干部在经济上贪得无厌,背离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私欲极度膨胀,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谋取个人私利的手段,不择手段地侵吞国家财产。
(三)监督机制不健全
监督就是制约制衡,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使规则公平、过程公开、结果公正。现在对腐败的监督类型很多,有法律监督、纪委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领导监督。一般单位都有三条监督线,单位系统直接监督,行业协会专门监督,纪委监察上级监督,少数单位还有检察机关预防监督。这些监督实质的问题是权力监督还是权利监督。而权力监督大于权利监督。为什么党员联名举报、群众集体上访的问题大多没有结果,引不起重视,虎头蛇尾,大事化小,压而不查,查而无果,就是因为党员群众监督是权利监督,力度不大,不如领导批示查办和纪检部门、反贪部门立案查办。现在监督有个弱区,我说它是弱区就是权力机关介入少,很谨慎,受限制,有条件。比如单位的一把手和地方党政一把手,不是说当地同级的纪委、检察院想查就查,举报必查,而是有层级规定和职级规定。但是还有一句话,监督是弱区但不是盲区,不是说绝对没有人管、没有人查,而是要由上级纪委和上级检察院查,要备案,要审批,要研究,要权衡。因此,在监督方面,就出现了上级监督太远,难以发现;同级监督太软,不敢碰硬;群众监督太难,不知底细的问题。所以,职务越高,级别越高,层次越高,背景越深,查处越难,阻力越大,干扰越多,处理越难。这就是机制性束缚,影响了反腐败的深入和力度。
(四)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未能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抑制和惩治。过去,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突击搞运动、说服教育和道德规范,通过把外在的价值标准内化为人们的价值取向,对人们的行为有重大影响。但这种影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此外,一般政策性规定所起的作用也有限。十几年来,各级党政机关、各行各业发布的反腐倡廉的文件、通知等数不胜数,腐败之风并无收敛之迹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不论说服教育还是道德约束,都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为后盾,一般政策性规定的强制力也十分有限。而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 规范,它不仅有说服教育和道德规范的功能,也有内化的特性,可以使只顾个人需要而不顾法律的规范要求的行为受到惩处。但是,由于我们缺少执法守法的传统,致使法制建设严重滞后,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抑制和惩治。所以,一方面造成人们思想的极度混乱,对一些现象失去了辨别是与非、罪与非罪、违法与合法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使当前的反腐败斗争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和手段。
(五)低薪导致腐败
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严重的政府腐败,重要根源之一就是那些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因为收入太低无法维持一般的生活水平而不得不利用其工作之便谋取私利。从表面上看,低工资政策好像缩短了政府官员与人民之间的距离,达到了反对特权和实现公正的目的。其实则正好相反,它反而助长了特权思想和各种不公正行为。在大多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滥用特权、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等行为正好成为低工资的一种合理而不合法的补充。
三、预防措施及对策
如果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腐败现象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理,就会积重难返,不仅会影响到我们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而且还会加深社会矛盾的积累, 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久而久之,将逐步蚕食并摧毁人们心中的法律和道德长城,法律和道德长城一旦垮塌,就会在某一特定时期,在特定思潮的引导下突然释放,从而贻害于社会。
(一)加强教育
邓小平同志指出:“对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现象,我们主要通过二个方面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教育在这里主要指对党员干部进行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其核心问题是坚定共产主义理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真正过好“名位关、权力关、金钱关、色情关和人情关”拒腐防变。努力使领导干部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纵观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我们不难发现,没有哪一个腐败分子是从一开始就腐败的,而是一步步的走向堕落的深渊,最终成为人民的公敌,社会的败类。这与其自身的修养休戚相关。
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自以为是,一方面自己不主动学习,提高自身的思想修养和政治素质;另一方面以各种理由、借口,推托组织上的各种理论学习或者不重视,只当耳旁风。这种对自己不负责任的态度,最终导致原则立场不坚定、政治素质不过关、思想作风不健康,这就给了投机者以可乘之机,以金钱、色情等手段进行诱惑、拉拢和腐蚀,使得腐败现象得以滋生延续。所以,必须加强领导干部的教育与自我教育。要加强教育,注重预防,筑严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把讲理想,讲信念作为永葆党员行进性的根本要求,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体现在反腐倡廉的各阶段、各环节。
(二)以法律保证反腐
在我国反腐败的历史上,曾经历过运动反腐和权力反腐的阶段,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后,鲜明地提出了“反腐败必须依靠法制”的重要思想,反腐败斗争“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反腐倡廉,教育是基础,监督是关键,法制是保障。以法律保证反腐,一要完善法律体系,二要严格执法。
1、完善法律体系
坚持以法制反腐的首要前提是有法可依。在宪法的框架下,我国已制定出《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等法律法规,但总体来说,廉政法律体系还不完善,不能很好地适应反腐败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具体表现在现行法律法规多为事后惩戒性,缺乏事前预防、事中监督的法律法规,党纪党规比较多,但大多未能上升到国家意志的层面。为此,根据我国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实际,借鉴国外的经验,尽快制定出《廉政法》、《反腐败法》、《新闻法》、《公职 人员财产申报法》等。
2、严格执法
习近平指出:“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也是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我们党严肃查处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严重违纪问题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向全党全社会表明,我们所说的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决不是一句空话。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为使司法机关真正发挥其作用,就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司法机关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理顺党的领导与司法权行使的关系,防止党委、政法委借口党的领导对司法工作横加干涉;加大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制约,界定人大监督制约的范围,实行的严格的人大对司法人员的认知和罢免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重新构建司法辖区,建立各级财政经费保障体制以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的不良影响;建立司法人员考试录用、分类管理、选拔任用等制度,保障司法人员有健康的成长途径,建立品德高尚、知识渊博的专家型职业队伍;改革司法机关管理体制,发挥司法人员的积极性。
三、高薪养廉
趋利避害,是动物的本能,人更是如此。如果高新满足了公务人员物质上的需求,他们便不会在冒着犯罪的危险踏上贪污腐败的不归路。因为他们不仅是公务员,在本质上他们也是人,在理性的分析之下,权衡事情的利害关系,从而做出对自己做出损失最小的决定,是自己获得的利益最大化。对于一个有理智的人而言,在有高薪的情况下,不会糊涂到为了那些自己从正当途径就可以得来的钱而去违法犯罪的。新加坡正是一个成功的典型例子,该国利凭借处于亚洲领先水平的公务员薪酬,再结合其公务员自身的高素质,创造了一个亚洲公务员的廉洁神话。从人的心理角度分析,我们不难理解,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这些公务员所需要的钱,如果是用高薪这种正当的方式得来的,就会让他们用的心安理得、理所应当。不管怎样,自己凭良心得到的钱,花的安心,用着心里也踏实。因为不必去担心用贪来的黑钱去买东西,会被监督机关查出来、会被别人举报;不必每天提心吊胆、害怕有一天会东窗事发;也不必在每每躺在床上时,辗转反侧、唯恐夜长梦多。是的,这种种不安的表现,正是因为这些钱来的不干不净,让其藏着脏眼、拿着脏手、花着脏心。更何况,做人是要讲良心的,古语云:人之初,性本善。作为一个有良知、有道德的人,无法做到心安理得的去用这些贪来的钱。因此,高薪养廉也是一个有效地措施。
参考文献
《学理论》 2012年第18期 《腐败的发生机理及腐败风险的预警》 李宏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腐败案件列表》 维基百科
王焕章 《腐败和反腐败问题的几点思考》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吕鹤云 《国家廉政建设》,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3月第一版 新华网 《十八大代表纵论“坚定不移反对腐败”》 2012年11月10日
新华社 《习近平强调:坚定不移把反腐倡廉建设引向深入》 2013年01月22日
第二篇:论我国当前腐败现象及其治理对策
论我国当前腐败现象及其治理对策
2012级
临床药学专业二班
祝明月
125010201 何谓腐败?就语义而言,是谓腐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中的腐败即为此义。腐败就是公共权力被滥用,而且社会利益受到损害。其实质是某种公共权力的蜕化和变质。其主要表现是权力官僚化、权力商品化和权力特殊化。腐败现象给一个社会所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它不仅浪费了社会财富,造成经济秩序的紊乱,破坏了经济建设,阻碍了经济发展,而且严重地影响了政府形象,败坏了政治的清正廉明;更有甚者,它导致了社会风气的恶化,以致社会呈病态化,道德水准下降,是非正义感丧失。社会为腐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目前,腐败问题是各国都存在的通病,而我国腐败现象发展迅猛的势头,既危及和破坏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实施,又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动摇着我国社会的政治基础。据国有资产管理局的统计材料显示,从1982年到1992年间,国有资产流失大约5000亿。其中大约3300亿是官僚主义失职、贪赃枉法、管理混乱等造成的。腐败分子侵吞的国家资产和社会财富,相当于每年GDP的3%--5%被吞食。2005年9月28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北京举行的“亚太反贪腐倡议”研讨会上发表报告指出,随经济改革,中国的贪污问题日益猖獗。近几年来,情况更为严重。我国的腐败事件不仅越来越多,而且金额越来越大,腐败现象非常严重。腐败不仅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危害着人民的利益。腐败分子不仅自己通过贪污受贿侵占国家资金,而且通过其他不正当手段,使国家巨额资金和大量财产流入不法分子手中。更为严重的是,腐败分子以权谋私,权力进入市场,直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倘若任其滋生蔓延,泛滥成灾,必将严重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导致国家经济的崩溃。腐败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腐败压制群众的民主权利,腐败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监督世界各国腐败行为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2012年12月5日公布2012年全球廉洁指数,涉及176个国家或地区,中国大陆仅得39分,位列第80。腐败对于一个正在变革中的社会具有极大的危害性。能否抑制腐败,消除腐败现象,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健康发展,因而成了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关键。对于今天的中国,尤为重要。邓小平同志的话可谓一针见血:“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因此,中国开始竭力展开反腐行动,秉承着“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新理念,反腐新序幕从此揭开。打虎拍蝇”,剜除毒瘤。从李春城、刘志军,徐才厚,再到***,一个个彪形“老虎”被揪出来,查处级别越来越高,落马速度越来越快;,一只只群众身边的苍蝇被拍扁,只要违犯党纪国法,一样严惩不贷。力度空前的“反腐风暴”横扫全国,铁腕反腐赢得深得民心。这是习近平上任以来赢得民心的一大政绩。而中国的反腐行动也同时吸引了全球媒体的关注,虽然有“反腐是否会进行到底”的质疑,但是外媒的报及评论更全面地总结了我国多项反腐举措与成效。
从历史上看,美国在西部开发过程中和19世纪末20世纪早期,是腐败的高发期,特点是贪污受贿数量多,以权谋私现象严重。美国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逐步建立了一套较完善的反腐败体系。与其比较,我们中国的也需要方向性理念。腐败现象既有历史文化的因素、新旧体制交替特殊时期的因素、体制和法制建设的因素,又有社会成员本身各方面素质的因素,是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等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不仅要注重治标,从制度层面上去遏制腐败现象,更要从道德文化建设、弘扬社会成员的民主法治意识等方面去清除腐败得以滋生的土壤,彻底根除腐败之本,做到“标本兼治”:
首先,深化改革,尽快完成由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建立一个完善的、规范化的市场体系。其次,完善监督体制。腐败是权力的异化,绝对的、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第三,加强法制建设。必须制定各种反腐败的法律,建立和完善立体的、多方位的反腐败的法律体系,不给有贪欲者留有模糊、疏漏等可趁之机。第四,道德自律和政治责任感的建立。第五,弘扬以“公正理性”为核心的民主价值观念,建设一个良好的法治社会。
总之,对腐败现象的蔓延,我们要正确认识其复杂根源,并对症下药,不仅治标,健全各项制度,更要治本,提高民众民主意识,真正做到“标本兼治”。当然,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这个任务尽管很艰巨,但可以相信,违背历史发展和基本人性的腐败是必然可以得到彻底根治的。不久的将来,清正廉明、风气纯正必将成为我们社会风气的主流。
第三篇:腐败现状及对策
浅议我国腐败问题现状及对策
摘要:自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就十分重视官员腐败与反腐败问题,采取有力措施预防、打击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改革开放以来,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由于改革措施不配套、制度建设不到位,腐败现象在我国呈现出蔓延发展之势,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已给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健康运行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和损失,并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严重威胁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本文将在对我国腐败问题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回顾与总结的基础上,探索出积极有效的反腐败对策,从而促进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关键词:腐败
发展历程
现状
对策
腐败是指掌握公共权力的组织和个人以对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而达到谋取私利的目的的行为。腐败是一个普遍性、世界性和历史性的问题,自国家产生,掌握公共权力的组织和个人出现后便一直存在。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腐败问题依然存在,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而已。通过认真地对61年的反腐败历程加以回顾和总结,探索其中的规律,不断深化认识、发展认识,从而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的反腐倡廉工作找到切实有效的对策。
一、腐败问题的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轰轰烈烈反腐期
大致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早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向全党发出这样的警告:“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共产党人,他们不曾是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并谆谆叮嘱:“今天是赴京赶考的日子,不要学李自成,我们要考出个好成绩。”从中可以看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当就已经有了“赶考意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更是出台多项措施打击和惩治腐败,如1951年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指出:“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同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甚至枪决。”【1】1952年3月21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命令,公布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行为的若干规定》,:“凡贪污超过一亿元之贪污分子,一般均应按其情节轻重给以不同的刑事处分追缴贪污款物”“刑事处分,除免刑者外,采用机关管制(一年至两年)、劳役改造(两年至四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五种方法。”【2】不仅在政策上作出严格的规定,还特别重视群众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作用,通过开展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三反”“五反”群众运动,严厉打击一批腐败分子和不法商人。
1952年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中央更是依法严惩了罪大恶极的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地区专员张子善,向世人庄严地表明中共反腐的决心和坚决,也是用实际行动向世人表明:“我们党决不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会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3】并以刘、张案件为突破口,依法制裁了大批贪污腐化分子,如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宋德贵、武汉市长易吉光、上海市委秘书长黎玉、广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宏、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贺衡夫等人。通过对这些腐败分子的处理,不仅在当时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更对此后二十多年中腐败分子和腐败现象的出现起到了很大的警示和震慑作用,使得共和国政坛保持了20多年的清廉形象。对此,1
在1986年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指出:“一九五二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作用。”【4】 第二阶段:腐败滋生蔓延期
大致发生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由于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在经济领域里开始了体制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但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物资比较短缺,不得已采取价格“双轨制”,权利开始进入市场,且以“官倒”为主要特色的腐败开始发展起来,主要表现在商品、信贷和外汇等“商品流量领域的腐败。”【5】国有资产通过“官倒”变成了私人资本,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相当一部分私人资本通过“官倒”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腐败现象在这些行业或领域及一般经济管理部门开始出现并蔓延起来。第三阶段:腐败泛滥期
大致发生在九十年代初期至本世纪初期。由于这一时期我国已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在经济领域里已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和不完善,使得腐败分子有了可乘之机,钻制度的漏洞,“权力”往往与“资本”结合在一起,利用制度上的漏洞疯狂地聚财敛财,厦门远华案、沈阳慕马案等大案,就是“权力”与“资本”相交易的结果,在高额、巨大的诱惑上,腐败形成了一股一股的恶浪,而对腐败的打击则是采取“摸着石头过河”,多是被动的、防御性的。第四阶段:腐败分子开始受审的高峰期
在进入新世纪后,国家明显的加大了反腐力度,逐步告别了“摸着石头过河”式的被动、防御性反腐模式,开始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理论来指导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党纪国法相继出台,从2002年12月至2009年3月,共立案90多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94万多人,查处陈良宇、韩桂芝、杜世成等严重违法违纪案件。【6】对上世纪90年代腐败泛滥期的腐败分子进行“秋后算账”,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确定了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方针。
二、腐败问题的现状
1、腐败范围越来越广
当前腐败现象已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一般经济管理部门扩展到党政领导机关、组织人事部门、行政执法部门、司法机关等要害部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受到腐败现象的渗透和侵袭。【7】过去被视为“清水衙门”的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腐败现象也有了明显的增加,甚至纪检、宣传、反贪等部门,也发生了不少买官卖官、贪污贿赂现象。腐败分子利用手中的权力,肆无忌惮的谋取私利,或中饱私囊,或利用职权索贿受贿,或利用职权欺压良善,甚至与黑恶势力相互勾结充当保护伞。
2、腐败分子职位越来越高
如果把以前揪出来的腐败疯子比作是“小蛀虫”的话,那么现在已经揪出来了“大老虎”,许多省部级以上的高官受到了查处。据统计,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给类经济案件中,在2003年涉及百万元以上的案件为1780件,其中设计亿元以上的有21件。李真、程维高、杜世成,甚至连原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腐败问题一并受到查处,腐败现象有向高层蔓延之势。
3、窝案、串案明显增多
腐败有“集团化”的发展趋势。现在的腐败案件,不少都是左右勾结、上下串通、相互利用,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腐败同盟。有的大案涉及的人员少则十几人、几十人,多则上百人。如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一案,牵扯出260多名官员,一半以上的绥 2
化县处级干部卷入其中;河北省原国税局原局长李真一案,牵扯到县处级以上干部67名,其中有40多人是“一把手”。
4、“隐性”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勒索型腐败现象大量上升。
许多腐败现象通常是假借合法之形行腐败之实,在“合法”的名义下,公开的为本地区、本部门,甚至为个人谋取私利,通过一些所谓的“潜规则”来腐败,在行为认定上是很难认定为违法的。这类案件的存在,给案件的定性和查处带来了一定难度。在行贿受贿的交易中,受贿者作为公共权力或资源的掌握者而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处于垄断地位,行贿者作为有求于人的不利地位,行贿者和受贿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当受贿者面临着众多的行贿者时,他往往会选择出价最高的行贿者,其他行贿者如果不想被淘汰,就只能被迫行贿。
三、反腐败的对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1年以来的历史,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是一部反腐倡廉史,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同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作坚决斗争的历史。在61年的反腐倡廉中,党和政府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自觉地同各种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作斗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认识、深化认识,逐步探索出一条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群众广泛支持和积极参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机制和体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和政府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和反腐败斗争的实际需要,针对不同的腐败现象和腐败领域,采取卓有成效的措施惩治腐败分子。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党和政府更是把反腐败斗争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确定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制定出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一这一反腐败国家战略,从整体上推进反腐败斗争。经过不懈的努力,认真的探索,在反腐败的认识上不断深化,实践上不断发展,措施上不断完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0年12月29日发布的《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披露,由中国国家统计局进行的民调显示,2003年至2010年,中国公众对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成效的满意度平稳上升,从51.9%提高到70.6%;公众认为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比例,从68.1%上升到83.8%。但是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腐败现象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仍然处于高发期,反腐败斗争也将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面临着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反腐败斗争仍将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
1、以制度建设打开反腐败局面
在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史上,经历过运动反腐和权力反腐的阶段,但实践证明,只有依靠制度反腐,才能使反腐败斗争更可靠、更理性。对此,时任深圳市长王荣说过:“预防腐败和监督领导干部不能光靠其自觉性,更不能靠其誓言,要靠一个好的制度。”邓小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1)匡正选人用人不正之风,改革干部人事制度
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只有把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才选拔出来并放到合适的岗位上,使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国家才能治理好,社会才能和谐稳定,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但在一些选人用人的过程中,“闭门圈干部”“买官卖官”“跑官要官”“任人唯亲”等不正之风依然存在。这不仅败坏了党风政风,更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一是用民主和竞争原则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事实上存在的自上而下的委任制使得干部选拔任用的权力掌握在少数几个人手里。这也是导致人事腐败的重要诱因之一。因为买官者若想获得某一职位,只需把那少数的几个人搞好就可以了。因而买官者也就把主要精力和心思放在“溜须拍马”“行贿”等方式上,以求取得那少数几个人的支持,顺利得到某一 3
职位。而在干部选拔任用中引入民主原则,改变那少数几个人说的算的情况,把对干部任职的同意权交由广大选民行使,因其面临的是众多选民,而非是那少数的几个人,所以贿选的成本和风险也大大增加,非个人财力和精力所能达到,再加上群众的眼睛又是雪亮的,因而能大大减少选人用人腐败的生存空间。同时,允许同一职位有多人竞争的情形,这样一方面能使选民有自由选择候选人、表达个人意志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能扩大选人用人的视野,通过“优胜劣汰”的规律,使人才脱颖而出。逐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和层次,适当扩大差额选举的比例和范围,继续探索公推直选的有效模式,即公开报名、选民直选。在提名干部候选人和选举过程中,扩大群众参与,开展民意测评,把群众对干部的认可程度作为选拔任用的一个重要标准。
二是建立健全公职人员的资历和绩效晋升制度。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中,论资排辈现象十分严重,官员的晋升靠资历而非能力。这种靠资历而非能力的用人制度,严重抑制了人才的健康成长。如何打破论资排辈这一陋习?那就是要引进资历和绩效晋升制度。虽然世界各国在政治文化、政治制度、行政制度等方面存在着不同,公务员制度的设计也存在着差距,但“资历和绩效晋升”是得到共同认同的。公职人员只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埋头实干,竭忠尽智,尽忠职守,讲求实效,到了一定年限就有晋升的机会。
(2)完善对权力的有效监督
事实证明,如果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就极易被滥用。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没有监督的权力是产生腐败的土壤。“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线的地方才停止。【8】”因此,完善监督制度,加大监督力度,以“权力监督权力”,规范权力的运行和使用显得特别重要。
一是使各种监督力量达到总体协调。目前,在我国已形成了中共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内部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公民监督、舆论监督各种形式的监督体系,在反腐倡廉的职能机构设置上,有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国家司法机关、政府监察机关、审计机关和国家预防腐败局。应该说监督体系和只能机关的设置已经比较完善了,但在实际中未能真正发挥出应有的效能,更未达到“1+1>2”的整体效果。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的监督机构分散,关系没有理顺,权限没有划分清楚,缺乏统一协调机制。通过明确各监督机关之间的职责和功能,合理划分各监督机关之间的权限。同时,加强各监督机关之间的沟通和联系,避免发生职责碰撞和冲突,进而既能发挥各监督机关的积极性、主动性,又能发挥监督系统的整体效能。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所强调的:“建立健全党内和党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监督制度,从而形成强有力的监督网络,发挥监督整体效能。”
二是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以权力制约权力。从腐败产生的情况来看,任何腐败现象都根源于不受制约的权力,纵观我国政坛上落马的高官,虽然腐败手段五花八门,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大权在握而又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一个人说了算。“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9】不能把权力集中于某一部门或个人,要对权力进行合理的配置和分解。在党内决策的过程中要真正执行集体领导、集体决策体制,在对重大事项进行票决时,实行无记名的投票原则,真正做到“一人一票,每票同值”,书记、副书记、常委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平等的同志关系而不是当前扭曲的一元化领导;坚持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支持行政首长在权限范围内行使职权,不能事事横加干涉;对掌管人、财、物等容易产生腐败现象的重要岗位,在定期进行岗位轮换的同时还要加强对其的经济审计、离职审计、事后追究责任制度制定必要的权力运行程序。
三是尽快建立财产申报制度。在2009年全国“两会”前,温家宝总理在与网友交流时强调:“许多网友在网上提出为什么不建立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我认为这个建议是正确的,4
这应该是反腐败的一项重大举措。”财产申报制度,又叫“阳光法案”,目前已在全世界90多个国家实施,是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反腐手段之一,已被各国证实是行之有效的防止腐败的制度。【10】目前除了少数地区,如新疆阿勒泰地区、重庆市江北区、浙江慈溪这些试点地区外,其他大部分地区还只是将官员个人财产情况向上级汇报,远不是财产申报,更不是向公众公开。财产申报制度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功效:一是当公职人员获得某种不正当的利益时,必将在申报材料中隐瞒或是虚假申报,而发现隐瞒或虚假的行为比较容易,由此可以找到贪污的线索;二是当发现公职人员生活水平过于奢华,显然超过收入水平时,则可以对照其申报材料进行审查,也可以要求其立即报告收入明细帐,如不能说明巨额财产的合法来源,即可立案调查。加快建立财产申报制度,对财产申报对象、申报程序、申报范围、申报主管机关及权限等作出规定,以使财产申报制度更好的发挥其反腐败的作用。
四是实行垂直管理体制和“零容忍”的原则。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坚强监督,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11】监督主体的独立是监督有效性的根本保障,因为权力本身是一种强制性力量,如果权力监督主体失去应该有的独立性,对权力的制约缺乏强制性,那么其监督职能就不能正常发挥,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就会软弱无力,甚至使监督主体成为监督客体的附庸。现行的纪检监察体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实行双重领导,既受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的领导,又受同级党委、政府的领导,由于人事、经费、福利等受制于同级党委、政府,所以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同级党委、政府。这就导致权力过分集中,监督过分软弱,监督客体领导监督主体,监督主体依附监督客体的状况。为改变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纪检监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方式,由横向领导为主改为纵向领导为主。各级纪委的人事、经费、待遇、福利等由上级纪委统筹安排,下级纪委向上级纪委负责,独立行使对案件的查处权,同级党委、政府无权干涉。除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外,省级(包括省级)以下纪委实行垂直领导,提高纪委的权力和独立性,其垂直管理模式为党中央—中纪委—省纪委—市纪委—县纪委。另一方面是对腐败实行“零容忍”。“零容忍”指不宽容任何轻微的犯罪行为。【12】香港廉政公署把“零容忍”理念运用于廉政建设,使其清廉指数一跃成为亚洲前列。廉署在制度审计上对任何轻微的腐败行为均不容忍。20世纪60年代香港《防止贿赂条例》出台,从而堵住了轻微腐败的漏洞。同时,廉署下设的执行处、防止贪污处、社区管理处实施“举报必接、有腐必查、惩腐务尽”的原则,在执行法律法规时也体现出了“零容忍”的精神。如果对轻微的腐败不予制止,不仅会提高腐败分子的胆量,而且会激发其他腐败分子的腐败动机。深圳海关原党组书记、关长赵玉存从一餐饭,一块表开始,发展到接受贿赂90多万元,放纵不法商人走私24亿元。我国现行的反腐败体制是一种以数额的多少来划分犯罪的体制,对贪污腐败而言,其数额在5000元以下的,属纪律承接范畴,由行政监察机关负责;而5000元以上,则属于刑事处罚范畴,一般由检察机关负责。这种安排是与“零容忍”精神相背离的,改变当前以数量划分贪污罪的做法,采用国际上通行的以性质划分的做法,凡是贪污受贿行为,即使只是贪污一分钱,也一律构成刑事犯罪。
2、以法制保障反腐
在我国反腐败的历史上,曾经历过运动反腐和权力反腐的阶段,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后,鲜明地提出了“反腐败必须依靠法制”的重要思想,反腐败斗争“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反腐倡廉,教育是基础,监督是关键,法制是保障。
(1)完善法律体系
坚持以法制反腐的首要前提是有法可依。在宪法的框架下,我国已制定出《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等法律法规,但总体来说,廉政法律体系还不完善,不能很好地适应反腐败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具体表现在现行法律法规多为事后惩戒性,缺乏事前预防、事中监督的法律法规,党纪党规比较多,但大多未能上升到国家意志的层面。为此,根据我国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实际,借鉴国外的经验,尽快制定出《廉政法》、《反腐败法》、《新闻法》、《公职 5
人员财产申报法》等。
(2)严格执法
有人曾用7个“未必”来概括形容当前执法情况:受贿了未必被发现,发现了未必就立案,立案了未必能查清,查清了未必就起诉,起诉了未必能判刑,判刑了未必判实刑,判实刑的也未必真正执行。再好的法律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法律也就成了一纸空文,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江泽民曾严厉指出:“历史事实说明,吏治上的腐败、司法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滋生和助长其他腐败的重要根源。”当前司法腐败现象正日益普通化、集团化、公开化、体系化,行政权对司法的干涉越来越严重。为使司法机关真正发挥其作用,就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司法机关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理顺党的领导与司法权行使的关系,防止党委、政法委借口党的领导对司法工作横加干涉;加大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制约,界定人大监督制约的范围,实行的严格的人大对司法人员的认知和罢免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重新构建司法辖区,建立各级财政经费保障体制以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的不良影响;建立司法人员考试录用、分类管理、选拔任用等制度,保障司法人员有健康的成长途径,建立品德高尚、知识渊博的专家型职业队伍;改革司法机关管理体制,发挥司法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建立司法人员只服从法律,服从事实的办案机制。最终使司法公正,重新树立司法机关清正廉洁的形象。
3、加快新闻立法,充分利用网路力量
舆论监督本身是一种“普遍的、无形的、强制的力量。”【13】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舆论工具,对社会上一切腐败案件进行曝光,以达到对其监控的目的。从全球来看,凡法制化程度比较高和政治比较廉洁的国家,都十分重视舆论监督在反腐败斗争中的独特作用。新闻媒体号称是立法、行政、司法的“第四种权力。”【14】“不怕上告,就怕见报。”一旦腐败行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其丑恶嘴脸为千夫所指,腐败分子必将受到惩处。应加快新闻立法,使新闻媒体监督有法可依。顺应时代潮流和现实需要,进一步加快和完善新闻立法,将新闻媒体的权力、义务、责任、监督的范围、对象、基本原则以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将新闻媒体监督纳入法制轨道;在坚持正确舆论的导向下,保证新闻媒体有足够的自由权和自主权,允许新闻媒体对各种行政行为、廉政行为、腐败案件进行自由、公正、客观的采访、调查、报道和评论。
在信息化的今天,网络已是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网路的广泛普及和网络在传播信息方面所具有的即时、互动、直接、廉价等特点,使得网络监督成为反腐败斗争的一个新武器。据人民网的一项调查显示,参与调查的网民中有87.9%非常关注网络监督,当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时,93.3%的网民选择网络曝光。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拓宽和健全有效的监督渠道,应该把网络列为一种必须认真考虑的监督方法。同时,重视网络媒体在监督违纪和腐败方面的作用,也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一个表现,因为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自2008年6月底,网民数量已达到2.53亿,首次大幅度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要建立便捷的民意反应机制,变被动为主动,变压力为动力,变对立为互动,摒弃防范网络的惯性思维,改变过去拦、堵、截的做法,引导和支持网络监督在反腐败斗争反面的作用;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建立健全网络举报制度,使其尽快成长为纪检监察机关在反腐败斗争方面的重要支撑力量。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483 【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109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152~153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53 【5】邵道生。我国社会转型期腐败发展的四个阶段。廉政瞭望,2006年版,7:40~41 【6】王焕章。腐败和反腐败问题的几点思考。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5,(11):79~80 【7】李玉赋。关于扎实推进惩防体系建设的若干问题。行政管理改革,2009,2:38~45 【8】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82,154 【9】俞可平。西方政治学名著提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141 【10】李云瑞。论我国财产申报制度。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0,12,(4)【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292 【12】刘宗洪。“零容忍”视角下的反腐倡廉建设。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9,4:32~35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73 【14】吕贵、刘宗洪、周敬青等。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德国社民党组织建设的新趋势。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9,6:95~100
第四篇:腐败现状及对策
浅议我国腐败问题现状及对策
腐败是指掌握公共权力的组织和个人以对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而达到谋取私利的目的的行为。腐败是一个普遍性、世界性和历史性的问题,自国家产生,掌握公共权力的组织和个人出现后便一直存在。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腐败问题依然存在,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而已。通过认真地对61年的反腐败历程加以回顾和总结,探索其中的规律,不断深化认识、发展认识,从而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的反腐倡廉工作找到切实有效的对策。
(权钱交易,行使职务与谋取私利相结合、权力行为与经济行为相结合,权力的物化、商品化已经达到相当程度
腐败犯罪从自然人发展到法人,从经济部门蔓延到执法等部门,行贿受贿等腐败行为在许多地方已经公开化、广泛化
腐败犯罪呈持续上升趋势,大案、要案猛增,社会危害性日益严重 四)腐败犯罪手段狡猾,目的多样,具有较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
首先是由犯罪主体的身份决定的。他们一般都是有职有权的人物、活动能力强,活动范围广,社会关系网多,作案前有准备和作案后有对策,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常干扰侦查活动。
其次,这是犯罪者利益的一致性、犯罪方法的多样和证据的难侦破性决定
第三,腐败犯罪和其他经济犯罪相连或与其他经济违法行为、行政违法行为交织在一起,相互联系,相互包容,而腐败犯罪分子往往避重就轻,转移视线,混淆视听,逃避侦查审判。
第四,是否腐败犯罪其性质往往与民事馈赠等行为、地方政策、经济转轨期法律法规的漏洞等混合在一起,很难区分和界定。的。)
1、腐败范围越来越广
当前腐败现象已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一般经济管理部门扩展到党政领导机关、组织人事部门、行政执法部门、司法机关等要害部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受到腐败现象的渗透和侵袭。【7】过去被视为“清水衙门”的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腐败现象也有了明显的增加,甚至纪检、宣传、反贪等部门,也发生了不少买官卖官、贪污贿赂现象。腐败分子利用手中的权力,肆无忌惮的谋取私利,或中饱私囊,或利用职权索贿受贿,或利用职权欺压良善,甚至与黑恶势力相互勾结充当保护伞。
2、腐败分子职位越来越高
如果把以前揪出来的腐败疯子比作是“小蛀虫”的话,那么现在已经揪出来了“大老虎”,许多省部级以上的高官受到了查处。据统计,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给类经济案件中,在2003年涉及百万元以上的案件为1780件,其中设计亿元以上的有21件。李真、程维高、杜世成,甚至连原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腐败问题一并受到查处,腐败现象有向高层蔓延之势。
3、窝案、串案明显增多
腐败有“集团化”的发展趋势。现在的腐败案件,不少都是左右勾结、上下串通、相互利用,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腐败同盟。有其中有40多人是“一把手”。
4、“隐性”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勒索型腐败现象大量上升。
许多腐败现象通常是假借合法之形行腐败之实,在“合法”的名义下,公开的为本地区、本部门,甚至为个人谋取私利,通过一些所谓的“潜规则”来腐败,在行为认定上是很 1
难认定为违法的。这类案件的存在,给案件的定性和查处带来了一定难度。在行贿受贿的交易中,受贿者作为公共权力或资源的掌握者而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处于垄断地位,行贿者作为有求于人的不利地位,行贿者和受贿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当受贿者面临着众多的行贿者时,他往往会选择出价最高的行贿者,其他行贿者如果不想被淘汰,就只能被迫行贿。
一、反腐败的对策
1、以制度建设打开反腐败局面
在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史上,经历过运动反腐和权力反腐的阶段,但实践证明,只有依靠制度反腐,才能使反腐败斗争更可靠、更理性。对此,时任深圳市长王荣说过:“预防腐败和监督领导干部不能光靠其自觉性,更不能靠其誓言,要靠一个好的制度。”邓小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1)匡正选人用人不正之风,改革干部人事制度
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只有把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才选拔出来并放到合适的岗位上,使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国家才能治理好,社会才能和谐稳定,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但在一些选人用人的过程中,“闭门圈干部”“买官卖官”“跑官要官”“任人唯亲”等不正之风依然存在。这不仅败坏了党风政风,更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一是用民主和竞争原则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事实上存在的自上而下的委任制使得干部选拔任用的权力掌握在少数几个人手里。这也是导致人事腐败的重要诱因之一。因为买官者若想获得某一职位,只需把那少数的几个人搞好就可以了。因而买官者也就把主要精力和心思放在“溜须拍马”“行贿”等方式上
二是建立健全公职人员的资历和绩效晋升制度。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中,论资排辈现象十分严重,官员的晋升靠资历而非能力。这种靠资历而非能力的用人制度,严重抑制了人才的健康成长。如何打破论资排辈这一陋习?那就是要引进资历和绩效晋升制度。虽然世界各国在政治文化、政治制度、行政制度等方面存在着不同,公务员制度的设计也存在着差距,但“资历和绩效晋升”是得到共同认同的。公职人员只要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埋头实干,竭忠尽智,尽忠职守,讲求实效,到了一定年限就有晋升的机会。
(2)完善对权力的有效监督
事实证明,如果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就极易被滥用。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没有监督的权力是产生腐败的土壤。“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线的地方才停止。【8】”因此,完善监督制度,加大监督力度,以“权力监督权力”,规范权力的运行和使用显得特别重要。
一是使各种监督力量达到总体协调。目前,在我国已形成了中共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内部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公民监督、舆论监督各种形式的监督体系,在反腐倡廉的职能机构设置上,有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国家司法机关、政府监察机关、审计机关和国家预防腐败局。应该说监督体系和只能机关的设置已经比较完善了,但在实际中未能真正发挥出应有的效能,更未达到“1+1>2”的整体效果。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的监督机构分散,关系没有理顺,权限没有划分清楚,缺乏统一协调机制。
二是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以权力制约权力。从腐败产生的情况来看,任何腐败现象都根源于不受制约的权力,纵观我国政坛上落马的高官,虽然腐败手段五花八门,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大权在握而又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一个人说了算。三是尽快建立财产申报制度。
四是实行垂直管理体制和“零容忍”的原则。邓范畴,由行政监察机关负责;而5000元以上,则属于刑事处罚范畴,一般由检察机关负责。这种安排是与“零容忍”精神相背离的,改变当前以数量划分贪污罪的做法,采用国际上通行的以性质划分的做法,凡是贪污受贿行为,即使只是贪污一分钱,也一律构成刑事犯罪。
2、以法制保障反腐
在我国反腐败的历史上,曾经历过运动反腐和权力反腐的阶段,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后,鲜明地提出了“反腐败必须依靠法制”的重要思想,反腐败斗争“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反腐倡廉,教育是基础,监督是关键,法制是保障。
(1)完善法律体系
坚持以法制反腐的首要前提是有法可依。在宪法的框架下,我国已制定出《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等法律法规,但总体来说,廉政法律体系还不完善,不能很好地适应反腐败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具体表现在现行法律法规多为事后惩戒性,缺乏事前预防、事中监督的法律法规,党纪党规比较多,但大多未能上升到国家意志的层面。为此,根据我国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实际,借鉴国外的经验,尽快制定出《廉政法》、《反腐败法》、《新闻法》、《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等。
(2)严格执法
3、加快新闻立法,充分利用网路力量
舆论监督本身是一种“普遍的、无形的、强制的力量。”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舆论工具,对社会上一切腐败案件进行曝光,以达到对其监控的目的。从全球来看,凡法制化程度比较高和政治比较廉洁的国家,都十分重视舆论监督在反腐败斗争中的独特作用。新闻媒体号称是立法、行政、司法的“第四种权力。”在信息化的今天,网络已是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网路的广泛普及和网络在传播信息方面所具有的即时、互动、直接、廉价等特点,使得网络监督成为反腐败斗争的一个新武器。
第五篇:论我国会计信息失真的现状及治理对策
论我国会计信息失真的现状及治理对策
摘要:我国从上世纪末进入改革开放已三十多年,经济飞速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步伐加快、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在新旧体制交替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如国有资产严重流失,财政收支混乱等,集中反映为会计信息失真。会计信息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和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也是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信息来源。会计信息失真不仅误导了广大投资者和债权人,而且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使国家、集体和个人都蒙受不应有的损失。笔者结合自己的学习,对当前我国会计信息失真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治理对策。
关键词:会计信息;失真;危害;对策
第一部分会计信息失真的现状
第一节 会计信息失真的现状及表现形式
一 会计信息失真的含义:
所谓会计信息失真是指会计信息未能客观反映客观经济活动,给决策者带来相关不利经济影响的一种现象。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主体是企业,其基本组织形式是股份有限公司,因而现代企业会计的特点,集中体现在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对新会计信息的要求应有别于传统会计信息。为了保证会计信息质量、体现会计诚信和满足相关联利益者需求,会计信息应遵循以下四项原则:①信息符合相关性原则;②会计信息要符合可验证性;③会计信息的提供和传递要符合公正性;④提供的会计信息要符合可定
量性;
二 我国会计信息失真的现状及表现形式
1我国会计信息失真的现状
在我国,会计信息失真情况较为严重,从琼民源、红光实业到郑百文,再到银广厦等,接连不断的恶性会计造假事件使证券市场频频遭遇“地雷”,使公众丧失了对会计的信任,进而也因为会计信息的失真而导致宏观决策错误增多。
2会计信息失真的表现形式:㈠制造虚假凭证或财务收支手续不齐全,进行转账作弊及费用的虚增开支:采用不实凭证进行报支,假公济私。如利用假发票虚报开支,假公济私,涂改开支凭证;利用记账转账凭证作弊。如原始凭证与记账凭证不符;将收到的收入转入往来帐以虚假财产物资注册登记或随意抽走资本等;
(二)随即调节收入、成本,制造虚假盈亏。制造虚假盈亏的目的主要是:一方面为了满足企业或管理者的某种政治上或经济上的目的。如上市资格、配股资格、获取贷款信任等;另一方面是隐匿盈利达到偷逃分红的目的。而制造虚假收入、成本则往往采用以下手段:利用虚假合同和虚假凭证虚增或虚减当期收入,如利用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制造虚假收入,虚增利润;不按确定的收入原则反映当期收入,如销售实现时不及时入账,销售未实现时而又提前入账;不按规定进行成本核算,乱挤成本,造成成本虚增;
(三)制造虚假的会计报表。除前述二项会引起会计报表虚假外,会造成会计报表虚假的原因还有以下几项:账实不符,如账上实物资产未经实地盘点或有意制造虚假数字或债权、债务长期不清及
故意制造虚假数额造成账实不符;报表不按规定填列,账表不符,具体表现在撇开账簿,人为调整报表数字,甚至编报两套报表。
三会计信息失真的种类
会计信息失真可分为三类:合法性失真,技术性失真和故意舞弊
1. 合法性失真,是由会计基本假设会计政策等造成的,是我国法
律所允许的,它是客观存在的会计信息失真。
2. 技术性失真是指由于无心的过失和会计人员素质差造成的纯技
术性差错。这类会计信息差错非常明显,容易发现和纠正,危害性也小,只要加强会计内部复核,检查即可。
3. 故意性失真是指舞弊性会计信息失真。这类会计信息失真在管
理当局指示和操纵下,采用不合规的会计程序和方法,在会计信息的确认、记录、和报告过程中,故意歪曲篡改、捏造会计事项,使会计信息背离客观事实,以欺诈企业外部信息使用者,达到管理当局的目的——经济、其他利益。
第二节会计信息的危害
(一)危害市场经济秩序
失真的会计信息是传递错误信息,误导经济行为的导火索。从微观角度看,会计信息的影响渗透于各项管理工作和生产经营活动的全过程,包含投资、融资、利益分配的决策、计划或控制等;失真的会计信息,直接影响国家税收、导致各项经济指标失真,最终导致国
家经济政策与实际的偏离,引起错误的社会经济政策出台,并带来严重的社会经济矛盾。
(二)损害各方利益
会计信息失真,其实质关系到经济利益的分配。此外,对产品销售收入与成本的确认,有的单位受隐瞒收入、降低利润,减少税金的利益驱动,可能减少收入确认数额,增加成本费用数额;推迟确认时间,反之,若经营者想夸大经营业绩,也会相应歪曲这一信息。
(三)诱发经济犯罪
假造会计票据、乱摊成本、设“两本账”、偷逃国家税收、转移国家资金搞“小金库”等,这些行为会导致生产经营活动无法科学化、制度化,削弱了国家财经法纪的权威性。造成秩序混乱,从而诱发经济犯罪。
(四)危害会计人员
会计信息失真,实际上使操作人员在执行国家财经法纪的行为上大打折扣,或者说是在实际操作中降低了执行财经法纪的力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国家财经法纪的践踏。会计人员应当强化职业道德修养,不做假账,诚信做好会计工作,否则,轻者调离会计工作岗位,重者受到法律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