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领导权力腐败的特点及对策
领导权力腐败的特点及对策
我国已经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转变,现处于渐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同时各方面都出现了好的形势,但也有不和谐的声音、现象和行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权力腐败问题。
第一、当前我国权力腐败的特点,有三个方面:
1、权力腐败处于多发期和高发期。主要原因是社会改革处在转形期,整个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未跟上社会市场的步伐,造成腐败分子的利用空间。2005年韩桂芝等腐败现象,就要对他们进行分析。
2、亚腐败的表现非常突出。之所以叫亚腐败,是政府规定的制度当中所能够允许的、看得到的、公开的一种腐败现象。其表述是否科学,有待学术界探讨。亚腐败主要是指次于前面的一种腐败,它也是相当严重的。如公款吃喝等现象。
3、政府的不作为现象也是一种严重的腐败。当前我国全力发展趋势
第二、对当前我国腐败的对策
一、廉政文化在精神思想方面具有导向作用
廉政文化作为一定经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具有社会属性,对社会有较强的辐射功能和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特别是当今世界,社会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文化也呈现多元化状态。而文化的多元化不但表现为传播手段的多样化,还表现为形式上的多元化,它赞扬什么,批评什么,反对什么,都具有鲜明的指向性。它可以让人民群众在获取各种信息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文化的熏陶,从而使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所以,廉政文化一旦形成,能够从情感上、心理上影响、引导、决定着人们的行动,可以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开展形成良好的外部环境,可以增强人们拒绝腐败的能力,督促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常修为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
二、廉政文化对腐朽文化具有批判作用
文化是一种软环境。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廉政,以廉政的尺度来评判社会,是廉政文化最为根本的特征。廉政文化不仅是一种道德观念,还是一种价值尺度。一个社会的廉洁氛围浓厚不浓厚,是衡量这个社会是否健全的一个重要指标;缺乏廉洁理念的文化是难以长久支撑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传统文化有“修齐治平”的说法,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让我们洁身自好,服务国家。这些至理名言虽经历史变迁,但至今仍对我们有借鉴意义,这也是廉政文化经久不衰,传承至今的生命力所在。另外,廉政文化是腐朽文化的对立面和批判者。如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云:“只见火光烧润屋,不闻波浪覆虚舟。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他讲的是,贪污腐败可以使贪鄙的心理得到满足,然而等着他的是波涛覆舟、灭顶之灾。这就是对腐败现象的批判。腐败现象之所以滋生蔓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腐败行为背后有腐朽文化作支撑,腐朽没落的官本位意识、贪图享乐的思想观念、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等还有着一定的市场。而廉政文化正是从根基上摧毁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观念,在全社会形成以廉洁为荣的浓厚氛围,给腐败行为以抨击和批判,并给其造成巨大的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压力,从而有效地遏制和惩治腐败现象,达到干部廉洁、政治清明的目的。
三、廉政文化具有凝聚民族力量的作用
廉政文化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文化,而是一种文化体系,一种廉政理念,它能使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广大党员干部在同一类型和模式的文化氛围中得到教化、培养,从而以相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使广大党员干部在不同层次上联系起来、聚集起来,使整个队伍因同一的文化渊源而形成一种强大的、向心的凝聚力量。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能够团结统一,文化的凝聚作用是一个重要原因。今天廉政文化同样能够凝聚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人们会自觉地紧紧团结在一起,为消除腐败,构建和谐社会而奋斗。同时廉政文化还能通过卓有成效的艺术形式挖掘和培养人们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共同情感,使人们因彼此一致而凝聚在一起。这对于引导公职人员和领导干部提高廉洁自律意识,团结一致,发挥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具有重要意义。
四、廉政文化对人的行为有规范作用
制度是构建惩防体系的关键。廉政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虽然没有明文的规章制度,但可起到制度约束作用。指导人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如果违反了道德准则,廉政文化的软性控制就会发生作用,对自己的行为自动加以纠正,从而促进党员干部廉洁自律。具体表现在:第一,能从道德上进行规范。道德直接受人文环境的影响。而各种形式的廉政文化活动,可使人们在陶冶情操的过程中道德得到了纯洁,道德行为也得到了约束。第二,能从思想政治上进行规范。廉政文化作为思想政治理论的重要载体之一,以其鲜活的形式对思想政治理论进行广泛的传播,不断地给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灌输思想政治理论,使其行为受到正确的引导。第三,能从制度上进行规范。廉政文化包含廉政制度文化,廉政制度文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供广大党员干部直接学习的党纪政纪条规和廉政法规汇编,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学习,无疑会起到规范作用;另一方面,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多种形式的廉政文化建设活动,使人们在文化素养得到提高的同时,思想上逐步筑牢法纪防线。党风廉政建设的发展和惩防体系的构筑需要多种社会因素以及各种政治因素的合力作用,而廉政文化便是其中一种无形的力量。
惩腐兴廉,整肃史治,是国家兴亡之所系,党的十五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治理腐败的重大措施,解决了多年来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消极腐败问题,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种种原因,其遏制的力度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级阶段,反腐败形势仍很严峻。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职
第三、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把惩治腐败作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来抓,对今后一个时期的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此,对新形势下产生腐败的成因进行再透析,并进一步探究反腐败对策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一、权力腐败的表现形式
权力腐败所谓权力腐败,即公共权力的错位,就是执掌权力的某些机关、领导者和其他执法人员违背公共权力的性质和原则,使公共权力私有化,错用、滥用权力,造成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的一种现象。
权力腐败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涉及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权力腐败而言,主要表现在:一是少数人员把公共权力据为己有,以手中的权力作为谋取个人利益的筹码,轻者吃拿卡要,重者贪污受贿,有的甚至丧失人格公开索贿,非法攫取经济利益。二是有些领导干部在其位不谋其政,好高骛远,突出表现为失职渎职行为和严重官僚主义。三是个别领导不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奉行个人专断、搞“一言堂”等家长制作风,个人说了算。四是少数人在改革开放以来抵制不住奢靡之风的侵蚀,生活糜烂。五是有的地区和部门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形成严重的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凡此种种,虽发生在个别地区和部门或少数人身上,但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严重妨碍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影响了党和群众的关系,使党的执政地位受到严峻挑战。
二、权力腐败的原因
各种各样的权力腐败现象是政治系统的痼疾,它的形成与蔓延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主观心理等方面的原因。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腐败的主要原
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旧体制交替,分配不合理,是滋生权力腐败的重要原因。在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旧体制的某些做法还在起作用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很容易受到权力的左右,给权钱交易打开了方便之门。在分配调节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出现了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公务员的收入比较低。一些公务员对收入低和不同部门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收入差距较大的现象不满意,造成一些人心理失衡并动摇一部分党员的信念,致使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变化,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自觉或不自觉地走进“金钱至上”的误区。
(二)设权失当。主要表现在:一是党政不分,职责不清,在具体工作中往往以政代党,或以党代政,有些是党政交叉任职,削弱了党对权力的监督作用。二是因人设职,权力设置过多过滥,用人失当也就造成了设权失当。三是权力分配过于集中,对于关系个人利益的重大问题,往往少数人说了算或个人说了算。
(三)权力制约机制还不很健全,监督乏力是造成权力腐败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一是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太远。“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二是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太难。表现为无法监督,不敢监督。三是同级对同级的监督太软。好人主义盛行,你好我好大家好,保持一团和气,所以这种监督软弱无力。四是法纪监督太晚。现在执纪执法多是一种事后监督。“你不告,我不动;告了也不一定管用”。且不说有的案子很难查清楚,就算查了个,作了严肃处理,这种处理也只能起到警示作用。
(四)行政行为不规范,是造成权力腐败的温床。行政审批事项过多,程序过繁,环节过多,自由栽量权过大,政策透明度低,为一些权力部门和人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创造了条件。从目前看,掌管人、财、物和证照发放、项目审批等部门容易滋生权力腐败现象。如工程建筑、金融证券、工商税务、公安司法等具有特权的行政管理部门和组织干部人事工作部门等。
第四、遏制权力腐败
党的十六大审时度势,在以往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适时提出了反腐败斗争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和逐步加大治本力度的要求,并且提出要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和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一)权力监督法制化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制约机制。目前,在立法制权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不足。监督本身具有强制性和命令性特征,它要求无论什么时候,监督的实施往往受到干扰阻挠,权力主体这种对权力监督的破坏,其根源在于我们的立法体制对监督的主体和客体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位。监督的主体在行使监督权时没有受到具体明确的法律保护,监督的对象不接受监督而应承担的后果,也没有具体的法律加以约束。而且监督的程序和实现的方式都缺乏规范,显然这种无法可依的监督必然是苍白无力的监督。因此,必须尽快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保证监督机关有一个良好的执法环境,扩展监督机关的权限,明确无论什么人都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无条件的接受监督。
(二)完善适度分解权力的制衡机制
任何人都既是监督的主体又是监督的客体,在监督别人的同时又接受别人的监督,这才是合理的监督机制。但事实上,在一个地方、部门和单位,由于主要领导掌握了决策权,可以通过制定内部监督程序和内容等方法,使监督沿着个人意志方向实施,掌权者掌握了决策权也就掌握了内部监督权,掌权者不仅可以让监督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而且还使得监督者慑于自己的权威不敢进行监督,实际上脱离了监督的控制。权力的过分集中极易导致对权力的滥用,是权力(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人”)腐败的重要原因,因此,对权
力进行分割和制约是遏制权力腐败的重要举措。一是在不影响主要领导正确行使其领导权的前提下,根据党委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将主要领导拥有的过分集中的权力适当分散,坚持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形成决议后由分工领导组织实施。二是根据权力制约原则,调整部门职能分工,合理划分职责权限,形成部门之间、单位之间平行交互监督制约的机制。三是公开行政程序,对行政审批事项、工程招标、人事调配、收入分配等行政事项在实施前公布预定的目标和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公平评估和选择,并且将实施结果公布于众,接受群众监督。通过合理分权,减少“暗箱操作”的发生率,防止权力腐败行为的发生。
(三)强化纪检监察等专门监督机构的地位和作用,加大对权力腐败的惩处力度
纪检监察制度是权力监督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邓小平同志强调:“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这就是说,专门机构的监督制约是克服权力腐败现象的组织保障。现行的纪检监察体制是实行双重领导体制,隶属于当地党委政府的职能部门,实际上是以地方领导为主,这无异于形成被监察者领导监察者进行监察的局面,使纪检监察机构的权威大打折扣。例如,有的领导本身就是违法乱纪者,他们不仅不让纪检监察机关插手,而且设置重重障碍。光靠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监察,有些问题,或一些具体性实质问题很难抓住,因为这种远距离的监督,使监督者与被监督者间隔层次较多,彼此很少接触,导致监督者耳目闭塞,信息不灵。根据现行体制的弊端,应改变管理体制的双轨制,纪检监察机关宜实行垂直领导,这样有利于避免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对纪检监察机关的干扰,从而使纪检监察机关更有效地开展工作。同时,也要加强纪检监察队伍的建设,使之成为一支训练有素,思想作风过硬,懂政策法律和技术的队伍。纪检监察干部要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气慨,坚持不懈地同权力腐败作斗争。
(四)强化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是指社会各方面通过大众传播渠道,表达具有普遍意义的意见。以舆论的方式对政府公务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实施监察和督促,是我们党和政府一贯倡导的。邓小平同志认为“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时党和政府听不到的,报纸能听到,它能摸到社会的脉搏。”从报纸批评的效果看出,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这种无形的力量有时比有形的监督更具有威慑力。自下而上,随时曝光,无须受命,不畏权势,是揭露和打击腐败最为有效的形式之一,也是权力监督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它的作用在于:一是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广泛的监督。因为腐败行为世人深恶痛绝,只有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公众的广泛监督,对腐败的制约才能形成巨大的威力。二是导致腐败者下台。腐败者的职位再高,权力再大,一旦丑行公诸于世,就很难再冠冕堂皇地出入于官场,即使有后台,有人保,其官运也在劫难逃。三地督促各类官员洁身自好,媒体曝光,会使官员威信扫地、臭名远扬,绝大多数官员对此会不寒而粟。而且新闻媒体的触角异常敏锐、广泛,许多难为执法部门所知的丑闻,却大多逃不过新闻记者的眼睛,而且,他们不留情面,一般不会发生有关部门的官官相护现象。为此,应尽快出台<<新闻法>>等保障舆论监督的法律法规,给新闻工作者更多的舆论监督的权利。只有从法律上保障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权、报道权、评论权、批评权等,才会使舆论监督避免过多的人治色彩影响,避免那些变了质的、有权势的领导给舆论进行不必要的干涉,才能使舆论监督真正发挥朱总理在视察中央电视台时所说的“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的功能,才能有效地补充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的不足,才能使舆论监督更有效,更广泛地开展。
(五)强化对用人权的监督
权力是通过具体的人来实施的,权力的腐败是运用权力的人的腐败。要制止权力的滥用,必须解决好权力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公共权力的产生是为公众服务的,以往我们的组织人事制度存在着神秘、封闭、保守化的倾向。公众对权力产生的过程不知情、不了解,导致一些动机不纯的人钻空子,通过不正当途径谋取权力,使一些优秀人才不能脱颖而出。要
改变这种现象,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干部管理体制的改革,通过民主直选、竞争上岗、任前公示等形式,让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走向“阳光操作”,以此减少任命制可能产生的负效应。另一方面,要全面贯彻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对一些国家公职人员进行公开招聘,向社会公开干部的推荐标准。同时要建立举荐干部错误追究制,约束和纠正主要领导在用人上的滥用权力行为。因为把具体的权力具体授予什么人行使,这本身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权力。而由于授权者的这项权力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一旦发生问题,后果就无法想象,所以说用人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因此,对于任用失误,授权错位的人,一定要实行失察追究制,追究主要领导人的责任。
权力腐败是古今中外需要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客观上有它长期存在的必然性。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短时期内无法消除而等闲视之,否则祸国殃民。历史上有因权力腐败而亡国丢权的教训,这同样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努力遏制权力腐败的警示。
第二篇:浅谈权力腐败的特点、成因及对策
浅谈权力腐败的特点、成因及对策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确立,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但由于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有不完善之处,给一些腐败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权力腐败渐呈蔓延之势,不仅从政治上侵害了党和国家的肌体,毒化了社会风气,阻碍了党的事业的顺利发展,而且对市场经济也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虽然过去我们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但权力腐败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如何从根本上遏制权力腐败,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为此,笔者对权力腐败的特点、成因及对策谈点粗浅看法。
一、权力腐败的概念及特点
(一)权力腐败的概念
所谓腐败,原本是指自然界有机物的腐烂败坏,后借用指行政体制的混乱、黑暗以及官吏的腐化、堕落。在我国,腐败基本上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来使用。因此,权力腐败是指国家公职人员滥用公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
(二)当前权力腐败的特点
1、腐败趋于爆发性。所谓爆发性是指腐败现象进入了多发、高发和频发阶段,处于爆发的高潮时期。加入WTO后,对外交流大幅度增多,多种市场经济成分之间重组、并购、整合不断加剧,矛盾错综复杂,竞争异常激烈,一些不法之徒乘机用“银弹”、“美色”对握有公共权力的人进行腐蚀,使一些思想意志不坚定的人思想防线决堤,被“银弹”击中,被“美色”诱惑,利用国家权力为他谋取私利。
2、主体高职低龄化。近年来,不少位高权重的省部级高官掉进了腐败的泥潭之中,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等被送上了断头台,李嘉廷、刘方仁等被送进了监狱。同时,腐败主体低龄化也呈上升趋势。一些少壮派胆子又大,又经不起金钱美色诱惑,见钱眼开,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不法人员办事谋利,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3、腐败领域广泛化。腐败的滋生范围广、领域宽,在各行业、各部门甚至是在某些“清水衙门”均有发生,具有广泛性。如文教、卫生等部门也不再是一片净土,银行金融、财税、烟草、电力、粮食、海关等部门更是职务犯罪的高发地带。
4、腐败趋于群体化。往往一案多人,形成一个腐败群体,内外联合,互相配合。只要牵出一人,就拉出一群、一窝,窝案串案十分突出,一个案件往往涉及几人、几十人或上百人。如在海内外引起巨大震动的厦门远华走私案,就有上百名官员被拉下水。
5、腐败方式多样化。一是以赠与、赞助等合法形式实施腐败;二是打着礼尚往来的“幌子”,利用逢年过节、“红白喜事”赠送贵重物品和礼金;三是利用股票发行、上市和企业破产重组拍卖等机会,非法侵占国有资产,捞取好处;四是采取在牌桌上以输钱的方式向领导干部及家属行贿,大搞权钱交易。
6、腐败趋于智能化。即运用专业化、高科技手段实施腐败。由于有的部门制度不健全,机制不规范,监督不到位,腐败分子利用手中权力,采用微机等高科技工具侵吞挪用国家集体资金。
二、权力腐败产生的原因
从近年来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案件来看,权力腐败高频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思想政治工作跟不上形势发展
近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有的单位往往只强调抓经济,而忽视了抓思想政治工作。不讲学习、不信马列、疏于思想政治教育,导致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放松了主观世界的改造,丢掉了理想信念,政治思想消极,宗旨观念淡薄,廉洁自律松懈,革命意志衰退。不是把自身的价值体现在为人民作贡献上,丢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忘记了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把权力当作获取私利金钱的工具。“金钱至上”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在某些部门中盛行,成为使部分人走上腐败道路的思想基础。
(二)历史和世界环境因素
我国经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腐朽思想扎根很深。在新中国成立仅仅五十六年的历史条件下,封建社会的腐朽思想自觉不自觉地残留在相当部分思想觉悟低的党员干部意识中。这种意识在一定的气候和环境中,就会转化为腐败行为。加之改革开放后,引进资本主义先进经验和技术发展经济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进了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使得解放后一度销声匿迹的腐败现象又死灰复燃。西方不健康的文化、价值观念和腐朽的生活方式乘虚而入,不同程度地腐蚀着一些党员干部。跨境、跨国腐败犯罪不断增加,贪官外逃、赃物外移的新情况时有发生。
(三)对权力运作缺乏有效监督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有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犯罪由小到大,屡屡得逞,与一些单位和部门对工作人员行使权力缺乏正常有效的监督有关。一些监督管理机构尚未健全和完善,制度不落实,管理松驰,有章不循,有法不依,使得一些腐败分子有空可钻,拿单位的钱比拿自家的钱还方便,一次又一次无人发现。加之权力腐败者往往地位特殊,上级领导的管理监督不可能面面俱到,同级监督力度不够,有的单位领导党政职务一肩挑,权力集中到一人,造成一支笔签字,一人说了算的局面,内部监督、民主监督难以有效实施。
(四)法制的不健全和滞后性
法制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廉政法规制度建设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把反腐败斗争纳入了法制化轨道。但由于廉政法律还不够完善,解决一些深层次腐败问题的法律滞后,无法可依的问题仍然存在。一是“权力法授”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权力本应来源于法律的赋予,现行的法律法规还不能完全对所有的权力行使严格的授权并确认法律责任,权力和责任没有完全对等地挂勾,权大于责的现象严重。二是立法滞后。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没有及时立法,有些廉政方面的规章没有及时上升为法律,至今仍未出台廉政法。三是惩戒力度不够大。腐败成本问题没有从根本得到解决,没有让腐败者在经济上付出沉重代价,政治帐没有得到彻底清算,使权力腐败屡屡发生。
三、防范权力腐败的对策
针对权力腐败的特点及其发生的原因,应建立和完善相应的预防机制,大力开展个案预防、同步预防和行业预防,从源头抓起,降低腐败发生率,最大限度地避免权力腐败带来的危害和损失。
(一)加强思想教育,筑牢道德防线
加强教育是拒腐防变的第一道屏障。腐败行为发生与否,主要取决于行为主体的思想动因,而净化人的思想必须依靠长期的思想教育。教育与法制等其他手段不同,其强制性不那么刚性,其功能实现并不一定立竿见影,但它“润物无声”,潜移默化地渗透着人们的思想,长期持久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思想教育有助于形成稳定的价值取向,对人一生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要充分发挥教育的基础性作用,构建“不愿腐败”的自律机制。
(二)加快廉政立法,实现依法治腐
构建惩防腐败体系,加大预防力度,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社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要适应新形势下的反腐需要,必须加快法制建设,加快制定廉政法,为反腐败提供法制保障,形成依法治腐的社会环境。要创新制度体系,构建“不易腐败”的防范机制,对纪检监察机关制定的党风廉政制度和规定进行清理和规范,将一些制度用地方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把一些具有实用性、约束性、科学性的制度上升为法律,真正体现法律和制度的强制性和约束力。
(三)完善监督体系,构建约束机制
一是科学配置权力。健全权力运作程序,完善监督措施,建立健全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防止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二是有效制约权力。完善监督的约束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紧紧抓住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这个重点,认真落实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责任相结合。三是严密监督程序。把监督的内容、形式、方式、方法、步骤、结果程序化、流程化、固定化,针对权力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及时给予警戒、强制、调控、整改、治理、惩处,充分监督权力具体化、制度化、规范化。
(四)加大宣传力度,形成良好氛围
人民群众对身边的腐败分子的一举一动,洞若观火,明察秋毫,只要把与权力腐败作斗争的具体手段交给群众,并建立起相关的举报保障机制,使腐败分子不敢轻举妄动,就必然有利于减少权力的腐败。大力开展廉政文化建设,积极推进廉政文化进机关、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通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廉政文化建设,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反腐倡廉的文化舆论氛围。
(五)加大打击力度,严惩腐败分子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权力腐败中,无论涉及什么人都要有敢于碰硬的精神。依法坚决查处,坚决处理,一抓到底,决不姑息,决不手软,维护党的纪律的严肃性。决不能办人情案、关系案,更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严格依党纪国法从重从快予以严惩,决不手软。在惩治受贿者的同时,也应当惩治行贿者,不姑息和不宽容行贿者,才能更加有效的从源头上根治腐败。
第三篇:当前我国权力腐败的特点及对策
当前我国权力腐败的特点及对策研究
摘要:“廉政”和“腐败”,是我国当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话题。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最主要的障碍之一。党中央长期以来将反腐倡廉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但多年来腐败现象仍旧十分突出,反腐败已成为我国当前必须严肃对待的最深刻课题之一。事实上,腐败是权力的腐化,其实质为权力的变质和异化,它对社会有着极大的危害。本文就权力腐败现象的形式、成因及治理对策进行评析,以此希冀对我国权力腐败现象及其治理有所裨益。
关键词:权力
腐败
特点
对策
Summary: “Against” and “corruption” of contemporary social life is a key topic.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spread of corruption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in obstacles.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will be a long time as an important task, but corruption is still very prominent over the years, has become one of China's anti-corruption must be currently the most profound issue seriously.In fact, corruption is the corruption of power, and its essence is the power of deterioration and alienation, it has a great social harm.Comment on this paper forms,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powers of corruption, thereby hoping to power corruption and governance of the phenomenon of benefit.Key words: power corrupts Features Measures
一、权力腐败的表现形式
(一)公权私用
个别领导以手中的权力作为谋取个人利益的筹码,轻者吃拿卡要,重者违反党纪国法。
有专家指出,我国当前应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要切实解决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问题,为改革扫清障碍。客观地说,各级政府的各个部门都或多或少地掌握着处置分配公共资源的权力。新的形势下,政府职能主要是提供社会产品和提供公共服务。政府掌握着土地的批租权、税收权、卫生检查、公检法、卫生治安等等。一句话,政府现在的主要职能是“服务”,而不再是以前的“行政干涉”。
而公权私用,追求部门利益最大化,偏离公共服务的对象,将公共资源变成可以兜售的商品,必然造成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公,危及社会的公平正义。当行政人员在进行权力和利益的交易时,就不是以公务员身份在提供公共服务,而是以“商人”的身份做“买卖”,由此严重影响人民政府的公信力。
专家认为,当行政具有强烈的私利导向,不仅部门在行使权力时故意设置条件寻租,降低本部门的行政效能,而且部门之间在争夺利益中互不相让,在承担责任时相互推诿,力量内耗,抵消管理效应。部门利益的膨胀还可能导致某些群体性官员腐败,其“人人有份”的特点会弱化监督,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增加反腐成本。
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的形成,固然有特定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但重要的是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党性不纯,说到底就是不能够正确认识手中的权力从何而来、为谁而用,不能始终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只有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才能真正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保持权力的纯洁性、公益性、高尚性。
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要正确地运用行政权力,更好地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通过行政体制改革,始终把行政部门的权力运用服从于为人民谋利益的最高原则,这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有利于铲除滋长公权私用的土壤;制止公权私用,有利于为行政体制改革扫清障碍,二者相辅相成。
权力一旦没有约束是非常可怕的。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违反党组织的决定,与党组织离心离德,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硬抗不敢、软顶皆是”等,成了“吃喝玩乐站在第一线、革命斗志退到贫困线、违法违纪越过警戒线”的“三线”党员。更有甚者,以手中的权力作为谋取个人利益的筹码,轻则吃拿卡要,重则违反党纪国法。
真正地要制止公权私用,就是让权力不越界而行。这必须依靠制度建设严格约束行政权力,必须依靠依法行政解决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问题。各级行政部门理应以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作为终极目标,严格按照行政许可法办事,决策要符合法定程序,执法要遵守法律规定。建立健全对行政权力监督的体制,形成全方位的监督权力运行的机制。
(二)失职渎职
有些领导干部在其位不谋其政,好高骛远;不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奉行个人专断、搞“一言堂”等家长制作风,个人说了算。
现实生活中,一方面,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在其位不谋其政,好高骛远,突出表现在虚报浮夸,失职渎职行为和严重官僚主义。1958年,“大跃进”高潮兴起,全国刮浮夸风、共产风。当时,上海市有一篇报道,说的是上海县马桥公社,水稻“卫星田”的亩产已达17万斤,还附一幅照片:一个小孩坐在禾稻上没落地。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魏文伯亲赴马桥一看,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马桥公社就是把各处的水稻拔出来,堆积到“卫星田”里,创造了“奇迹”。正是“大跃进”到了离奇、离谱的地步,使“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一大批老百姓。
当前,我们有一些领导干部,见事就推,见难就躲,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很淡薄,对群众的利益常常置之脑后。在他们看来,管与不管,管得好不好,“官儿”照当不误。老百姓很形象的形容我们的一些干部:“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吹的,吹的不如拍的,拍的不如送的。”
为什么在有的地方,“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大干快上,而群众千呼万唤需要解决的问题,都得不到解决?问题的症结在于:“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老百姓给某些当官的刻画了一幅对联——上联是: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联是: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另一方面,是有的领导干部不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奉行个人专断、搞“一言堂”。所谓“一言堂”,也就是在党委领导班子中“一把手”一个人说了算,特别是在作为党内最高决策形式的党委会上搞个人专断。对这个问题,早在上世纪中叶,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提出来了。数十年来,反对“一言堂”的呼声也一直没有间断过,有时还强调得相当厉害。然而,“一言堂”却没有因此而关门,造成许多党内民主和政治生活不正常状态。
为什么“一言堂”会在我们党内长期流行屡禁不止?怎样才能真正走出“一言堂”?现实中有两种奇怪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第一种是,一些人一方面说“一言堂”要不得,另一方面有许多人离了它又觉得不习惯、不自在。在许多人看来,即便“一言堂”挺荒唐,也比“几爷子当家、七扯八拉”要好得多。有些新闻媒体在宣传先进典型的时候,有时也过分突出那里的“一把手”高明,给人的印象好象“一言堂”还真能搞出点名堂。事实是,如果我们不把“一言堂”的社会和思想根源问题解决,不在党内重新进行一番关于党内民主的启蒙教育,不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民主,不在全党和全社会真正形成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民主空气,再硬的纪律、再强的制度也不一定能贯彻执行。还有一种现象是,有些人明明搞的是“一言堂”,却堂而皇之地扯着民主集中制的旗号,甚至还理直气壮地认为他们搞的就是民主集中制。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自欺欺人的现象?这跟我们过去对民主集中制往往从思辩的角度去阐发、而没有注重制度创新和从操作层面解决问题有关。我们讲民主集中制讲了这么多年,其实对其中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甚至在认识上还有误区。只有在理论上搞明确了,才能在制度上进一步完善和创新。
而从政治制度的层面来看,“一言堂”主要是因为“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一把手”和党委(组)成员之间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以及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等等造成的。要走出“一言堂”,必须认真解决这些问题。要走出“一言堂”,我们还得首先从封建残余思想阴影里走出来,从一切不民主的传统里走出来,从对民主集中制错误理解的误区里走出来。
(三)党性沦落
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有些领导干部抵制不住奢靡之风的侵蚀,生活糜烂,对自己放松要求,失去警惕;对外部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形成严重的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
党员干部的生活作风、品行情趣不是小问题,它是党的作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党及其成员的面貌,与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学风、领导作风、工作作风等一起构成党的整体形象。有些领导干部抵制不住奢靡之风的侵蚀最终栽了跟斗,几乎都是从追求糜烂的生活方式开始的。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要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大力倡导的良好风气的第八个方面,就是要公道正派、情趣健康,讲操守、重品行,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可以说,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情趣,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意志和行为。高尚的情趣,催人上进,使人奋发;低下的情趣,消磨斗志,涣散人心。一个生活作风败坏、情趣低俗的干部,是不可能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那些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最终被绳之以法的领导干部,几乎都是从追求糜烂的生活方式开始的。而孔繁森、郑培民、汪洋湖等一大批为党和人民事业无私奉献的领导干部,有哪一个不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党员干部的生活作风好坏,情趣追求如何,直接关系到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的具体实践,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当前和谐社会的建设,这绝不是个人的小事,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对于似乎与工作无关的“生活情趣”问题,每一位党员干部都不可掉以轻心,而必须高度警觉,严肃对待。
有的领导干部不能顾全大局,令行禁止,不能树立“一盘棋”的思想,不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而以地方和部门的特殊性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甚至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些领导干部只顾自己不顾大局、只顾团体不顾整体,不适当地强调本地区、本部门工作的特殊性,希望全局利益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因而给全局造成了损害。我们遗憾地看到:一方领导干部的“粗鲁执政”,往往造成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严重”。
二、权力腐败的成因
(一)社会转型期的怪圈
我国现阶段,新旧体制交替,分配不合理,是滋生权力腐败的重要原因。
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旧的体制还没彻底打破,新的体制还没完全建立,再加上配套的法制、制度还不完善,各项旧体制的某些做法还在起作用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很容易受到权力的左右,给权钱交易打开了方便之门,给腐败分子留下了漏洞和缝隙。此外,我国的分配调节机制还不健全,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一些公务员对收入差距较大的现象不满意,对社会上的一些 “先富”也产生心理失衡,动摇了信念。致使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变化,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自觉或不自觉地走进“金钱至上”的误区,踏入了权力腐败的深渊。必须引起高度注意的是,权力具有“可交换性”的特征。权力的可交换性,是指权力作为一种外在型的能力,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权力主体的更换而发生转换。权力主体所拥有的权力,是外在于自己的利益,当他履行相应公共职务时,他就有权力,当他离开这一职务时,则会丧失权力。这就是民间常说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当权力主体拥有权力时,他就能“一呼百应”;当他离开了权力,就会“风光不在”了,这会让权力主体产生强烈的失落感,从而导致权力的异化,就是指权力主体把自己所掌握的权力作为“商品”用以交换私利,即权力腐败。在我国现阶段,由于新旧体制交替,分配不合理,一些“掌权人”在心理失衡之下,利用手中的“权力之棒”换取不正当利益,于是乎,权力腐败就产生了。
(二)设权失当的恶果
所谓设权失当,即设置权力时有失恰当。一是党政不分,职责不清。二是职位设置过多过滥,缺乏规范。三是权力分配过于集中,一把手往往集人、财、物大权于一身,常常存在个人说了算的情况;政府包揽干涉企业事务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权利过大,有侵占立法权、司法权、监督权的倾向。
授权失误。即把权力授给了本不该授予的对象。授权失误为权力腐败种下了祸根。有的部门考察干部时没有执行德才兼备的干部路线。有的组织干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即使听了不良反映,也是充耳不闻,考察结论只拣好听的写,造成用人失误。有的公开跑官要官,甚至有的则公开卖官。
用权失范。之所以出现用权失范的现象,主观上讲,是少数党员干部淡忘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发生扭曲。客观上讲,是体制和机制上的漏洞,腐败分子有空子可钻。
监督乏力。失去监督的权力必将导致腐败。就我国目前而言,监督部门还是众多的,看似构成了一张严密的监督网,然而深入研究后不难发现,这种监督机制还很不健全,监督乏力。一是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太远。二是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太难。三是同级对同级的监督太软。在当前的环境下,“好人主义”盛行,尤其是同级中的一把手,更是无人敢监督。四是法纪监督太晚。现在执纪执法多是一种事后监督。
设权失当所带来的结果,往往是对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危害。
(三)行政环境急需净化
当前我国的行政行为不规范,是普遍造成各级权力腐败的温床。
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不规范,为腐败分子违法犯罪大开方便之门。有分析表明,三大环节最易滋生职务性群体腐败:产品购销过程中索贿受贿形成以“回扣”为纽带的群体性腐败;工程建设过程中损公肥私形成以工程项目为轴线的群体性腐败;执法过程中枉法徇私形成以“保护伞”为特征的群体性腐败。
专家指出,我国转轨期过程中尚处于不规范市场经济状态,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还不具备。政府在资源配置(尤其是稀缺性资源配置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官员手中握有各种行政审批权力,可视为“政府产品”,官员们设置了租金,金额就是行政垄断运作和市场化运作的差价。各个利益集团利用各种非市场手段从政府手中获得审批远比运用市场手段更便捷,更节约成本。
近年来,学术界通常把这种由于政府行为而产生的腐败现象称为“寻租性腐败”。所谓“寻租性腐败”,是指为获取纯粹转移所花费的稀缺性资源跟垄断、管制关税和其他相关制度及实践带来的传统净损失。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曾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假设一个城市的政府用发放有限经营执照的办法来限制出租车的数量,那么城市里的出租车就少于自由竞争市场的均衡水平,出租车业主就可以赚到超额利润。在这种吸引下,人们就可能想方设法从主管执照发放的政府有关官员那里获得执照。如果执照的发放取决于个人意志,寻求执照的人就会贿赂这些官员,从而获得出租车业的经营权。因为拥有这个权力的官员能够获得利益,就会使更多的人争夺这个职务,由此产生了新一轮的寻租活动。如果全部或部分的执照费转化为政府的财政收入,那么各利益集团又有可能为了争夺这些资金的使用权而展开又一回合的寻租活动。此例生动说明:权力虽然同整个社会需要和公共利益相联系,但它毕竟是由社会中少数人行使。经济运行中的“双轨制”、市场竞争中的不规范性和行政部门改革的滞后性为国家权力拥有者“设租”、“寻租”提供了直接的可能。
由此观之,行政行为的不规范是普遍造成各级权力腐败的“温床”。
三、权力腐败的治理
(一)权力监督法制化
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制约机制和完善适度分解权力的制衡机制。
权力被滥用,以权谋私得以发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运行不规范、权力内部缺乏有效制约。要防止以权谋私和腐败,不仅需要党内的民主监督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而且必须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运行。在这种权力运行制约机制中,权力要作适当分解,使各种权力由不同部门(单位或岗位)行使,使各种权力之间形成合理的结构;职权配置要科学,体现分工明确、各负其责,职权与责任相统一;根据分权和各自的职权来设计权力运行的程序,使各种权力部门(单位或岗位)既分工负责、互相配合,又互相把关、互相制约,形成真正有效的制衡机制,保证权力依法运行,以此防止以权谋私的情况发生。
依据我国的国情,当前要着重抓紧建立以下几方面的权力运行制约机制。首先是要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规范行政审批行为;其次是要深化财税、投融资、金融制度改革,规范财经秩序,加强资金监管;还有就是要推行和完善政府采购、招投标等制度;再次是要完善决策机制,将预防腐败寓于决策之中;最后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
(二)强化纪检监察等专门监督机构的地位和作用
如强化舆论监督,加大对权力腐败的惩处力度,实行自下而上、随时曝光、无须受命、不畏权势,是揭露和打击腐败有效的形式,也是权力监督有效的方法。
舆论监督是指社会各方面通过大众传播渠道,表达具有普遍意义的意见。以舆论的方式对政府公务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实施监察和督促,是我们党和政府一贯倡导的。邓小平同志认为“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时党和政府听不到的,报纸能听到,它能摸到社会的脉搏。”从报纸批评的效果来看,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这种无形的力量有时比有形的监督更具有威慑力。自下而上,随时曝光,无须受命,不畏权势,是揭露和打击腐败最为有效的形式之一,也是权力监督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
它的作用在于:一是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广泛的监督。因为腐败行为世人深恶痛绝,只有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公众的广泛监督,对腐败的制约才能形成巨大的威力。二是导致腐败者下台。腐败者的职位再高,权力再大,一旦丑行公诸于世,就很难再冠冕堂皇地出入于官场,即使有后台,有人保,其官运也在劫难逃。三是新闻媒体对一些丑恶现象的曝光,会对用权人形成心理压力,使其不敢肆意妄为,可有效督促各类官员洁身自好。因为媒体曝光,会使官员威信扫地、臭名远扬,绝大多数官员对此会不寒而粟。而且新闻媒体的触角异常敏锐、广泛,许多难为执法部门所知的丑闻,却大多逃不过新闻记者的眼睛,而且,他们不留情面,一般不会发生有关部门的官官相护现象。为此,应尽快出台《新闻法》等保障舆论监督的法律法规,给新闻工作者更多的舆论监督的权利,避免那些变了质的、有权势的领导给舆论进行不必要的干涉,使舆论监督真正发挥“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的功能,有效地补充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的不足,使舆论监督更有效,更广泛地开展。
(三)强化对用人权的监督
运用权力的是人,权力的腐败是运用权力的人的腐败;要制止权力滥用,必须解决好权力掌握人的问题。权力,就是指挥和要求别人服从的能力。权力可分为职能规定的权力和由领导者的智慧、博学、经验、道德品质、指挥才能和以往的功绩而形成的个人权力。一个好的领导者,个人权力是规定权力的必要补充。专家认为,制止一个重要领导人滥用权力的最有效的保证是个人的道德,特别是该领导人高尚的精神道德,这种道德是选举和靠财产所不能取得的。然而,这毕竟是一种理想,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制止权力腐败,实施权力制约无疑是一种比较有效的途径。什么是权力制约?权力制约是指所有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现的公共权力(主要是国家机构的权力)在运行的同时,必须受到其他公共权力的制约。实践证明,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必然被滥用。权力制约就是要依靠法律的规定,界定权力之间的关系,使权力服从法律。
我们说,权力是通过具体的人来实施的,权力的腐败是运用权力的人的腐败。要制止权力的滥用,必须解决好权力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公共权力的产生是为公众服务的,以往我们的组织人事制度存在着神秘、封闭、保守化的倾向。公众对权力产生的过程不知情、不了解,导致一些动机不纯的人钻空子,通过不正当途径谋取权力,使一些优秀人才不能脱颖而出。要改变这种现象,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干部管理体制的改革,通过民主直选、竞争上岗、任前公示等形式,让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走向“阳光操作”,以此减少任命制可能产生的负效应。
另一方面,要全面贯彻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对一些国家公职人员进行公开招聘,向社会公开干部的推荐标准。同时要建立举荐干部错误追究制,约束和纠正主要领导在用人上的滥用权力行为。因为把具体的权力具体授予什么人行使,这本身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权力。而由于授权者的这项权力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一旦发生问题,后果就无法想象,所以说用人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因此,对于任用失误,授权错位的人,一定要实行失察追究制,追究主要领导人的责任,这就是解决好权力掌握人的问题。结语:
对权力腐败现象的蔓延,我们要正确认识其复杂根源,并对症下药,不仅治标,健全各项制度,更要治本,提高民众民主意识,真正做到“标本兼治”。当然,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这个任务尽管很艰巨,但一个事实是,违背历史发展和基本人性的腐败是必然可以得到彻底根治的,权力腐败终归有它败亡的时候,不久的将来,清正廉明、风气纯正必将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风气。
第四篇:浅论领导权力腐败的形特点
浅论现阶段领导权力腐败的特点
我国已经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转变,现处于渐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同时各方面都出现了好的形势,但也有不和谐的声音、现象和行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权力腐败问题。正是由于我国社会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之下,各项法律法规不健全,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市场规则不完善,权力制衡机制不健全,社会监督的不力及权力主体的素质问题,容易诱发政府官员的权力腐败行为。现阶段我国的权力腐败表现形式、特点具有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性。权力腐败作为一种综合的社会现象,其产生的根源复杂,涉及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伦理等多方面的原因,权力腐败的社会危害性大。当前,个人认为我国权力腐败的形势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权力腐败处于多发期和高发期。主要原因是由于社会改革处在转形期,整个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未跟上社会市场的步伐,造成腐败分子的趁势利用空间。如2005年韩桂芝等腐败现象,就要对他们进行分析。
2、亚腐败的表现非常突出。之所以叫亚腐败,是政府规定的制度当中所能够允许的、看得到的、公开的一种腐败现象。其表述是否科学,有待学术界探讨。亚腐败主要是指次于前面的一种腐败,它也是相当严重的。如公款吃喝等现象
3、政府的不作为现象也是一种严重的腐败。表面是只是出台一些相关的党风廉政建设的条条框框,实际形同虚设,只不过是吓唬吓唬人而已。
4、权力腐败文明化、制度化。当今社会的权力腐败已经演变为是一项文明化、制度化的社会的潜规则。例如买官卖官,在很多地方政府、国有企业要向更上一层楼,关键与能力无关,而是要看你懂不懂得起!没有谁会来提醒你,机会在大家面前,懂得起就上,懂不起就等下次机会。
5、权力家族化、亲戚化是一种变相严重的腐败。当今社会流行一句话“朝中有人好办事”。据曾经调查了解过,在一些企业或者事业单位,有家族亲戚关系的人在同一单位的大有人在,而且往往就是家族中有一人为官,那么接连就会以各种理由所谓“推荐”自己这样那样的亲戚进单位,特别是放在自己所管束的下属单位,更是有恃无恐,来者几乎必须有头衔,提拔任用全靠一句话的功夫。实在是既无学历又无能力,也要不停任其要求换岗位直到当事人满意为止。当然是引来怨声载道,那又能怎样?如果还想混下去,谁敢说什么,毕竟当今找工作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哪里有光明?哪里有公平和正义呢?因此,也有了“一人为官,鸡犬升天”“天下乌鸦一般黑”等 说词。
强烈希望我们国家应该通过建立教育、制度、监督三位一体的预防体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明晰机构间的权限,规范执法程序,搞高权力主体的素质,提高腐败的现实成本和风险,强化法律监督机构和社会监督的作用,逐渐来将权力腐败的现象减少,将危害性降到最低程度。还社会大众一片干净的蓝天。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虽然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但腐败的蔓延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腐败现象之所以频繁发生,关键还在于党员干部的权力,特别是一把手的权力缺乏有效制约。要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从权力授受、权力制衡、权力运作、民众参与和腐败惩治等多个方面入手,完善权力制约机制,形成反腐败的合力。【作者单位】: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
【关键词】: 反腐败 权力腐败 权力制约机制 完善
【分类号】:D262.6 【正文快照】:
一、近年来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出台了多项反腐败措施,加大反腐败力度,取得了反腐败斗争的阶段性胜利。尽管如此,党内腐败蔓延的势头仍然没有得到全面有效的遏制,一把手,特别是实权部门的一把手腐败问题严重的现象时有发生。腐败案
加强权力约束监督是遏制腐败的有效途径
王洪涛
曲海虎
裴征
【摘要】:正如何遏制腐败滋生蔓延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关键是要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在当前改革不断深入、社会体制转轨的特殊时期,强化对权力的制衡机制及约束力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腐败大都是权力的滥用所致,因而反腐败最根本的措施,是防范权力的滥用。【作者单位】: 河南油田采油二厂井楼油矿;
【关键词】: 遏制腐败 权力运作 干部队伍 滋生蔓延 特殊时期 监督制约机制 体制转轨 反腐败 抵御风险能力 高素质
【分类号】:D262.6 【正文快照】:
如何遏制腐败滋生蔓延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关键是要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在当前改革不断深入、社会体制转轨的特殊时期,强化对权力的制衡机制及约束力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腐败大都是权力
建立完善领导权力约束机制推进廉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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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为领导者,都握有一定的权力。倘若领导者自身权责适当,权职相同,正确使用好手中的权力本无可非议。但是,事实证明,任何权力都应当受到制约,没有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必然会走向腐败。应当看到,在当今面临商品经济的冲击和新旧两种体制交替的情况下,我们的一些领导千部手中的权力还未能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有的以权谋私,以权送情,以权易物,形成了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力商品化。出现上述现象,虽有多种原因,但从根本上来说源于我们对各级领导者的权力缺乏一个有效的约束和监督机制。无疑,这种“宽松”的权力监督环境是导致新形势下某些领导者权力滥用,权力专断,各种腐败现象得以滋生和蔓延的温床。因此,在新形势下,、研究和探索领导者如何约束自己的权力,如何使之形成一套分解、制约权力的政治监督机制,以规范权力行使,防止权力滥用,使各级领导者权责适当,权职相同,正确行使自己手中的权力,从而确保廉政制度建设不断推向深入,以铲除各种腐败现象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这既是关系到目前各级领导千部健康成长的大事,也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在政治监督上要真正在我国建立和形成“个既能限制某.....建立和实施“审计考廉”机制 是监督和遏制权力腐败的有效途径
2006-3-21 0:0 宽甸满族自治县审计局·方立夫 【大 中 小】【打印】【我要纠错】
内容提要 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审计机关要在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上发挥职能作用。笔者在实践中认识到:从监督和制约干部的角度讲,执纪机关和干部管理部门必须形成合力,由审计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同时参与“审计考廉”。本文就县乡两级机构建立和实施领导干部“审计考廉”的内涵、程序、目的、作用及需要把握的原则作了一些研究和思考。
关键词 审计考廉 权力制约 有效途径
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审计机关要在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上发挥职能作用,这是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审计机关的希望和重托。自审计机关组建以来,特别是中办、国办关于《县级以下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颁布以来,各级审计机关把经济责任审计与其他常规审计有机结合,不但维护了财经纪律,保证了经济秩序健康运行,而且对客观公正地评价和划分领导干部任职期间经营效果和应负的责任,促进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笔者在实践中认识到:从监督和制约干部的角度看,由于受现行体制、执法环境、社会风气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就单一职能部门孤军作战难以达到理想效果,必须形成合力,由审计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同时参与。对此,本文试图就县乡两级机构建立和实施领导干部“审计考廉”机制做一点粗浅的思考。
一、实施领导干部“审计考廉”的内涵及程序
所谓实施领导干部“审计考廉”机制,是指把审计监督与纪检监察监督、组织人事监督有机结合,形成“三位一体”监督,对领导干部的德、才、勤、能、绩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多元化的综合性地考核、考察和审计认定,形成合成效应。即:分别建立由审计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组成的综合监督体系,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分工,三家联合不定期地对所辖单位和部门领导干部的任职行为进行审计和考察,从而实现监督机关的权威性,监督内容的全面性,监督形式的广泛性,监督目的的成效性,以形成一个有序的权力监督体系、制度和网络。具体程序是:
(一)健全领导机构。县乡(局)两级党委分别成立由主管干部的副书记任组长,由纪检、监察、组织、人事、审计等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的组织机构,并建立健全联席会议制度,制定工作计划,不定期地听取工作汇报,研究分析干部队伍状况,解决工作运行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二)确定监督对象。实施领导干部“审计考廉”的主要对象是党、政、法、群机关和经济主管部门的正职及企业事业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注重把下列六种情况列为重点:一是在同一正职岗位任职两年以上的;二是任职届满或拟调任、转任、轮岗和退休的;三是社会有不良反响的;四是所在单位经济状况较好的;五是拟定转制的;六是拟提拔重用的。
(三)明确审察内容。主要审计考察干部任期内的工作业绩、责任划分和廉洁自律情况,具体包括:班子建设、经营决策、精神文明、公益事业、经济效益、资产保值、债权债务、遵守法纪、内控制度、自身廉洁等。
(四)编制工作方案。根据不同的审察对象做出不同的具体方案,包括指导思想、重点内容、方法步骤、时间要求、组织领导、人员配备、工作分工等。经三个职能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审核签发后组织实施。
(五)实地开展工作。根据确定的工作方案,在做好人员职能分工和短期培训后,工作组成员同时进驻被审察对象所在单位。具体工作步骤:一是召开一次由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和基层单位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由组长阐明“审考”的对象、目的、内容、方式等,欢迎反馈意见,同时要建立举报电话和举报箱。二是分层次召开各种不同类型的座谈会,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三是听取“审考”对象的工作述职。四是查阅党政班子会议记录。五是依据有关资料全面详细审计考核各项指标和执行财经纪律情况。六是深入走访基层单位和群众,了解精神文明建设、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情况。七是采取民主测评等多种形式了解执行财经纪律和本人廉洁自律等情况。
(六)建立审考档案。按照确定的工作方案审考终结并核准事实后,召开各种不同类型的通报会,分别向本人、党政领导班子和基层单位负责人通报审考结果,指出存在问题和应担负的责任。对有举报的,还需向群众通报结果。最后向主管领导机关做详细汇报,并将《审计考廉结果报告》同各种审计底稿和证明材料一并存档。《审计考廉结果报告》不但要抄送有关单位和部门,而且要装入本人档案。
二、实施领导干部“审计考廉”的目的及作用
列宁曾经说过:“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实施领导干部“审计考廉”,实际上是审计机关与纪检监察、组织人事部门综合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一种方式。其目的:一是全面了解、准确认识及合理使用干部的需要;二是保证国家、集体和群众利益不受侵犯的需要;三是强化领导干部廉政意识,保证和促进干部廉洁从政的需要;四是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和打击经济犯罪的需要;五是强化和发挥干部监督部门的整体合力,实行优势互补的需要。
实施领导干部“审计考廉”制度,对于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领导干部的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意识,减少和避免工作失误,带领人民群众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作用。
(一)可以有效遏制领导行为的短期化。对于胸无大志,急功近利,经营决策上没有长远打算,靠卖资源,卖家底,坐吃山空的当权者,通过不定期审计考廉,建议党政组织采取平者让、庸者下的组织措施,会起到警示作用。
(二)可以有效控制领导行为的虚假化。对于浮夸主义严重,靠说假话,说大话,说谎话,慌报“军情”,三分统计七分估计,随心所欲加大水分,虚报数字而骗取荣誉和奖金的干部,通过不定期审计考廉查明事实后,建议党政组织按照《统计法》和有关规定,对当权者和直接责任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及经济处罚,会起到儆戒作用。
(三)可以有效消除领导行为的隐瞒化。对于个人主义严重,靠欺上瞒下、封官许愿、物质引诱等赢得选票和上下左右的好感,重大问题和工作失误不报告,潜在的问题一大堆的干部,通过不定期审计考廉,不但及时发现问题,建议党政组织采取组织措施,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中和初发阶段,而且避免“上任接个糊涂账,离任交个马虎账”倾向,会起到公正监控作用。
(四)可以有效杜绝领导行为的商品化。对于拜金主义严重,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商品,作为个人和小集团手中的工具和交易资本,追求金钱,贪图物欲,利用职权攫取钱物为己所有的干部,通过不定期审计考廉,及早发现苗头,并按党纪国法绳之以纪、绳之以法,在党员干部中形成震慑作用。
(五)可以有效控制领导行为的奢侈化。对于享乐主义严重,利用职权讲排场、摆阔气、铺张浪费、奢侈腐化、肆意挥霍国家和集体资财的领导干部,通过不定期审计考察,把这些不良风气暴露出来,严肃追究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具有威慑作用。
(六)可以有效取缔领导行为的政客化。对于自由主义严重,不坚持党性原则,政治投机、玩弄权术、牟取私利、“占山为王”、巧取豪夺、奉行“生命靠运动,亲戚靠走动,当官靠活动"信条的干部,通过不定期审计考察,及时发现这些歪行劣迹,使被掩盖的问题得以真相大白,能够起到瓦解作用。
(七)可以有效阻止领导行为的敷衍化。对于官僚主义严重,作风飘浮,在其位不谋其政,脱离群众、饱食终日、墨守成规、无所用心、大事不决断、难事绕道走、玩忽职守、办事不认真、决策不周全、工作失职渎职的干部行为,通过综合审计考察,建议党政组织采取“让位”措施,具有警钟长鸣作用。
(八)可以有效杜绝领导行为的私有化。对于利己主义严重,把党和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视为私有,在所管辖的部门随心所欲、层层设卡、雁过拔毛、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亲朋受益,公家的车当私车用,公家的钱存入个人的“小金库”,任意挤占挪用国家专项资金,使国家和集体的资产严重流失的干部,只有不定期地开展审计考察,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会起到防患于未然的制约作用。
三、实施领导干部“审计考廉”需要把握的原则
实施领导干部“审计考廉”是一项比较严谨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关系到对领导干部本人的客观评价、公正处理及合理使用,而且也关系到审计、纪检、组织三个职能部门的工作风险。因此,在这项工作的运行中必须把握四个原则。
(一)坚持经常性的原则。这项工作一旦实施,必须持之以恒地形成制度化,作为对领导干部进行监督的必备手段和程序,做到善始善终,一视同仁,切忌虎头蛇尾和随心所欲。要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干部队伍中形成一种时刻准备接受三部门综合考察监督的意识和氛围。
(二)坚持领导严格把关的原则。三个职能部门的主要领导必须做到认识、责任、措施三到位。一是选好工作人员。要把政治素质好,政策性强,精通本行业务的人选用到审察队伍中来。二是制定工作方案要周密。要根据不同的审计对象因人制宜地制定方案,开展工作。三是做好跟踪指导。不定期地深入实际听取汇报,掌握情况,帮助解决随时出现的各种各样问题。四是认真分析研究工作成果,对形成的《审计考廉结果报告》要亲自推敲,严格把关。
(三)坚持定期审察与日常考评相结合的原则。正确认识、了解、评价和使用干部,光靠定向审计考察是远远不够的。三个职能部门还要通过来信来访、群众测评和日常审计等多种渠道去全面地、历史地、客观地观察和了解,并要把日常掌握的情况融入定期审计考察之中。
(四)坚持运用成果的原则。实施审计考廉的目的是监督和使用领导干部,党政领导机关和三个职能部门必须充分利用领导干部审计考廉成果来推动和促进干部队伍建设。一是对构成违纪行为的,纪检监察机关要立案查处。二对涉嫌违法犯罪的,及时移交司法机关侦查。三是对违反财经纪律的,审计机关要依法处理。四是对倾向性和苗头性的问题,要建议有关部门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防止继续蔓延。五是对正面典型,要大张旗鼓地利用通报和新闻媒介等形式予以宣传和推广。六是对不适应继续任职的,组织部门要快刀斩乱麻,该免职的免职,该撤职的撤职,该调整的调整。七是对不听招呼顶烟上,敢于以身试纪试法者,要从严处理。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反腐败的必然要求
2010-04-08 作者:颜玉华 【字体: 大 中 小】【打印本页】【关闭本页】
为什么说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反腐败的必然要求呢?让我们从建设服务型政府与反腐败之间的几个方面的关系来认识这个问题。
一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的治本之策。尽管各国腐败的情况不同,决定反腐的方法不同。但从我国腐败的具体情况分析,反腐败只有从建设服务型政府和制度反腐入手。腐败是公共权力的私有化,健全制度、规范用权行为是遏制腐败的根本要求。当前我国的严重腐败主要发生在两类掌权者身上:一类是卖官买官,这主要发生在掌管干部任免人事权的主要领导身上,这种腐败常常是“拔出萝卜带出泥”,一个受贿的领导后面往往有一群行贿的官员,少的几十个,多的数百个。另一类腐败是政府掌握财权的官员贪污受贿,省、市、县主管城建、交通建设和国土资源的部门领导,他们利用手中批钱、批地等权力进行权钱交换。这种腐败,也是揪出一个,带出一片企业家和商人,很明显,这两类严重腐败现象的产生都与民主制度有关,如果有一套民主的官员选举制度,当然就不会出现卖官买官。如果有一套经人大严格审查的公共预算和透明的财政制度,也比较难出现行政官员的权钱交易。可见,当前我国这类最严重的腐败是可以通过服务型政府和相关制度加以遏制和克服的。
自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服务型政府之后,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备受瞩目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完善,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现象仍然存在”。“ 按照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的要求,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做到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体制保障”。服务型政府,已经成为体现当代我国政府类型的经典表述。为什么说建设服型政府可以从源头上防止腐败呢?因为服务型政府是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透明政府。而这“四个政府”正是腐败的天敌。
二
从服务型政府是有限政府的特点来看,政府的权力不受限制必然导致腐败。有限政府是指在权力、职能和规模上受到严格的宪法和法律约束、限制的政府。政府在其权利行使的各方面受到多种有效的制约。实行有限政府的核心问题就是实现对于权力的制衡。
将我国政府确定为服务型政府,说明公共服务已经成为我国政府的核心职能和主要特征,政府改革、政府工作和政府绩效评价都应当围绕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进行。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服务型政府,也就是政府要从单纯的行政管理转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政治改革的主要目标,其核心问题是制衡公共权力,即限制和监督政府权力,使政府真正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转变。政府的权力过大,而监督力量薄弱,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最大障碍。如果政府权力过大,成为全能政府,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纵观大大小小的落马贪官的腐败轨迹,无不是在失去监督的情况下滥用权力的结果。郑筱萸至所以对举报者敢于叫嚣“你有什么资格起诉我?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斗?我代表国家行使职权!”的时候,肯定早已把权力受制约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山西省临汾市原副市长苗元礼重权在握,不仅掌握着全市煤矿的生杀大权,而且大笔一挥,就可以让煤老板少交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资源费。难怪苗元礼被“双规”时有50多个煤老板被“协助调查”。服务型政府肯定不可能让苗元礼有这么大的权力的。我们应该反思,我们的制度设计中,确实让政府管得太宽,给予官员过多的权力,给一些人创造了搞腐败的条件,客观上最终是在坑害这些官员。有限政府是要限制政府自身权力的。改革开放30年来,因政府权力过大而滥用权力让多少腐败分子落马,又让多少人失去人身自由直至生命,恐怕很难有精确的统计数据。如果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是受到有效监督的,通过体制创新逐步铲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土壤和条件,针对容易产生腐败现象的具体体制、制度和薄弱环节,通过深化改革和体制创新,建立起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相互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那么腐败现象一定会大大降低,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的就在于此。
三
从服务型政府是责任政府的要求来看,强化政府责任同样是遏制腐败的有效措施。中央十七届二次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指出:“健全监督机制,强化责任追究,切实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服务型政府是责任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以责任控制权力,是最基础、最根本的权力控制措施。限制政府的权力,建立责任政府,民主问责制度的建立须先行。构建责任政府的本质就是建构科学、合理的权力控制机制,保障权力运行的方向和目的符合公共性的基本价值追求,促进社会公正,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问责机制建设,首先是“问”,这涉及谁来问、问谁的问题,也就是问责制的主体、对象、范围、程序等内容。一旦这些内容以制度、条文的形式确定和规范下来,出现责任事故后,不管责任大小,不管职位多高,只要与问责制的对象、范围相符,主体就可依据既定的制度、程序实施问责。各级政府的反腐倡廉责任制均在问责范围。
权责一致是确定政府责任的基本原则。现代法治的核心是控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而如何控制和约束国家权力,则成为保障公民权利的关键。现代社会中,政府、市场和社会中介组织,构成社会治理的三大机制,各自在相对独立的领域内发挥各自的功能,履行各自的职责,实现对社会共同而有效的治理。我国各级政府责任模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集中、权责不匹配,或有责无权,或有权无责,导致权力配置的失衡。因此,通过权责关系的深层分析来正确认识政府的责任,并以制度化的形式加以确定,作为考核政府绩效的重要指标,保障政府宏观责任和微观责任的同步实现,显得尤为必要且紧迫。
首先是政府职能的错位导致利益错位,滋生了腐败。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已得到飞速发展,而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管理模式和资源分配模式,政府的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政府职能的滞后成为引发腐败等一系列负面效应的重要根源。如在打破计划经济时代中央高度集权体制的同时,由于机制的不到位,各级政府职能没有从管理转换到服务上来,又形成了地方割据,出现了地方政府的高度集权和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冲突。而中央的行政审批权往往能够改变一个地方经济的命运,因此哪个地方左右了中央部门的审批权、哪个地方就能得到国家配套资源。而国家资源配置的多少往往影响着地方经济发展的步伐,由此便引发了挂着促进地方发展牌子的腐败,诸如“跑部钱进”等等。下级地方政府与上级地方政府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关系,因此便诱发了类似的层层腐败;地方利益的膨胀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也就导致了国家利益小于地方利益,国家法律小于地方法规,甚至法律法规小于地方长官权力的现象。由于利益因素,地方保护主义成为一些腐败行为的保护伞,导致一些腐败行为蔓延;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由于政企不分,政府仍然利用行政手段干扰企业经营,企业也往往通过左右政府决策得到市场,甚至直接得到资源。因此,又引发了商业贿赂,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其次,在政府内部行政权力配置不合理导致腐败。由于政、事不分,权、责不统一,控权机制不健全,导致部门权力过大,管人、管钱、管物的部门,拥有行政收费权力的部门,把本属政府的人权、物权、财权看作自己部门的权力,加之行政首长负责制后对一把手监督机制不到位,出现了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首长化,伴之而生的是人民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形成了特权部门以及部门内的特权人物。这在极大程度上放纵了以权谋私行为。例如,财政部门作为政府管理财政的机构,其在财政资金的调动上仅仅只是办事权,即按财政预算拨付的权力,由于没有明晰的职责约束机制,财政部门往往独立行使起了决策权,直接决定财政资源的处理,因此便享有了财政特权。由于特权部门和特权职位往往带来大量的所谓灰色收入,这些部门和职位就成了人们普遍的追求和想往。因此,又诱发了买官卖官,出现了人们戏言的“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恶性循环。就是指花钱买官,当了官以后再受贿补偿。第三,监督机制和对监督权的问责机制不健全,致使监督缺位,放纵了权力的滥用。在监督机制方面,主要是监督权缺乏机制上的保障,因此,很难充分发挥。如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在现行的领导体制设置中,地方各级政府的一把手都是地方各级党委的第一副书记,而地方各级人大领导大多连同级党委的常委也不是,监督起来就有顾虑。如果地方政府的领导以党委的副书记自居,拒人大对政府的监督于门外,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就更难实施。加之地方政府的重大工作几乎都是通过党委集体研究决定的,如果人大行使监督权,就会担心被扣上不与党委保持一致的帽子。在现实生活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人治大于法治、政策重于法律,执行机关优于权力机关,党委基本包揽了一切权力,政府行为和司法行为事实上在党委直接指挥下进行。再者对监督对象不接受监督问题没有刚性的处置机制,也纵容了对监督的抵制情绪,削弱了监督权威。在人民群众的信访监督方面,由于部分政府部门对群众态度不端正,压而不办,推而不办的问题比较普遍,因此监督的渠道并不十分畅通;党务政务的公开程度低,甚至对财政、人事等敏感问题不公开或实行假公开,使人民的知情权受限,从而削弱了人民监督等等;另一个机制上的缺陷是对监督机关履行监督权没有刚性的法律问责机制,监督机关失职受不到相应的制裁,使监督机关产生了少一事比多一事好的惰性观念,也导致了监督缺位,从而使缺乏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了腐败。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改变权力过分集中和不受约束的重要手段。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优化政府机构设置;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明确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职责权限,探索实现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加强对权力的制约,特别是对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使用等关键岗位的监督和制约,将成为今后构建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指向之一。因为服务型政府必须健全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减少决策失误。必须建立健全依法行政的长效机制,做到行政权力授予有据、行使有规、监督有效。必须健全规范的管理制度,强化政府公共管理方面的制度建设。必须健全严格的反腐倡廉工作责任制,在“落实”二字上下大力气。实践证明,失去责任追究必然导致官员腐败和公务员素质低下。据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中国投资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损失大约在4000亿~5000亿元。政府官员和公务员的责任意识和“科学决策”能力,由此可见一斑。由于责任追究制缺失,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片面追求政绩而盲目决策,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上亿元的项目打了水漂,决策腐败触目惊心!
四 从服务型政府是法治政府的内涵来看,“依法治国”是防止腐败的重要途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出:“必须严格依法行政,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打造法制政府,就要坚持依法行政。凡是有行政权力适用的地方,都需要用法律对其进行控制。依法行政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行为都要有法律依据,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严格依照法定方式和程序行政。一旦违反法律规定,就要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这些年来,我们在执政理念上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那种“权大于法”的主张逐步失去市场。但是,仍然有些地方政府官员看重权力的命令性,一提依法行政,就是依法治民、刚性管理。其实,依法行政首先是依法治权、依法治政。在公民遵守法律和政府依法办事二者中,政府依法办事是主要方面,保障行政管理有效实施是以行政行为合法为前提的。由于认识上的片面性,导致相当多的行政机关漠视法律,随意将“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不按规则办事,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什么都想管,又什么都管不好,政府越位、缺位、错位的现象相当普遍。于是便出现了嘉禾拆迁事件、西丰公安进京抓记者事件等等腐败和违法行政现象。要始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根本。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人民当家作主是出发点和归宿,最为根本;党的领导是其政治保证,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是其法治保证,也是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的过分集中也体现在政府的职能设置上。可以预见的是,在下一步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将更加科学地将职能部门的事权和权力合理配置、清晰划分,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按照“权力三分”的原则,将一些相应的权力还给社会、还给群众。有鉴于此,依法治国是腐败的克星。
五
从服务型政府是透明政府的属性来看,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透明制度是把政府行为暴露在阳光下的最好办法。在中纪委十七届二次全体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强化权力制约和监督”。温家宝总理也强调:“要坚持依法行政、从严治政,确保行政权力不被滥用”。“透明政府”对于反腐倡廉的意义有以下几点:
一是建设“透明政府”是从严治政、反腐倡廉的必然要求。“暗箱”操作是权力滥用甚至异化导致腐败的根源。“阳光作业”是规范行政权力运行、防止腐败的必然选择。法国早期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指出:“如果不加以监督、规范和约束,一切权力都有被滥用的可能,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世界很多国家都把推进政府“阳光作业”,建设透明政府作为防止权力滥用、防止腐败的治本之策,形成了诸如《政务公开法》、《阳光下的政府法》等重要法典。多年来我国在党风廉政建设上取得了很大成效,但面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我们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重、注重预防的方针,深化改革和创新体制,拓展从源头上防止腐败工作领域,强化权力制约和监控机制,切实提高反腐倡廉成效。坚持从严治政,严肃惩处各类违纪、违法案件,同时要把行政权力置于有效监督之下,把行政权力运行置于“阳光操作”之下,从源头治理,把改革的推动力、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制衡力、惩治的威慑力结合起来,切实形成反腐倡廉的氛围、机制、条件和保证,不断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的质量和水平。
二是建设“透明政府”是依法行政、科学理政的必然要求。依法行政,就是严格按照法律制度办事,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从制度上避免人为因素,从根本上消除权力被随意扭曲、滥用。当前,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要求政府更好地运用行政权力,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只有依法行政、科学理政,把政府管理经济社会的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把行政权力纳入法律框架下运行,才能增强政府的公信力。
三是建设“透明政府”是强化监督,遏制腐败的必然要求。一些地方腐败严重,往往与行政权力运行不透明、不规范有关。不透明影响行政公信力,不透明掩盖腐败;腐败分子借不透明浑水摸鱼搞腐败。信息公开是监督的基础。信息公开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权利的需要。人民要行使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力,其前提条件是要让人民知情。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具有规范性强、成本低廉、参与面广、效果明显等特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除了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以外,政府的一切信息都应公开。人民群众享受知情权,充分行使监督权。在信息公开的前提下,按照中央《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指出的那样:“健全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度。各级政府要自觉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自觉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加强政府层级监督,充分发挥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的作用。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接受司法机关实施的监督。高度重视新闻舆论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及时发布信息,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相信这一系列的监督全部落实到位了,腐败分子就难有藏身之地。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创造条件让人民更有效地监督政府”。“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建设服务型政府就是为人民监督政府创造条件。
第五篇:试论当前我国权力腐败的特点及对策研究
试论当前我国权力腐败的特点及对策研究
【内容摘要】权力腐败是当今世界政党政治中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顽症,古往今来的所有国家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所密切关注并极力予以铲除的社会公害。腐败是权力的腐化,其实质为权力的变质和异化。它对社会有着极大的危害。腐败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它的成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各个方面。其中如,人性中固有的弱点由于缺乏良性社会调控机制的导引而诱发腐败动机;中国传统文化中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这一重要特点导致“关系网”这一腐败神经网络的建立;国民价值观念中一直缺乏社会公正的内涵;民主法治观念的淡漠等等。针对上述原因,本文提出了“标本兼治”的治理方略。
【关键词】权力腐败,标本兼治,治理方略
“反腐倡廉”,一直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话题,中外皆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力都得到了大幅度的发展,贪污、贿赂等权力腐败问题也随之严重起来,给党的事业和国家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因此反腐倡廉成为我党和人民的强烈要求和呼唤。基于此,有必要对权力腐败及其特点作重新审视,以希冀更好地对症下药,彻底根治这一社会顽症。
一、腐败的涵义及危害
腐败,原意指事物的腐烂或变质。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班固《汉书·食货志上》“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2004年第17届国际刑法学大会通过了有关《国际经济交往中的腐败及相关犯罪》专项决议,对公职人员腐败作了明确的定义,指出:“腐败界定为任何公职人员在任何时候,以实际的或者潜在的行使或者不行使公职人员职能为交换条件,为自己、他人或任何机构索要、同意接受或者接受不论何种性质的不正当利益”。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它是指一个社会像一个有机体那样腐烂、变质,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在现象层面上,腐败意味着一个社会充斥着公务人员的贪污、腐化、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挥霍浪费社会公共财物、假公济私等丑恶现象,以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贯彻,官僚主义严重,思想滑坡、道德失衡,社会风气败坏;从实质上看,腐败是权力变质和异化的产物,是权力的腐化,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偏离既定的目的,不再为公共利益服务,而是被用来换取个人利益,成为社会上少数拥有权力者或集团攫取私人、局部利益的手段或工具。因此,腐败实际上是权力和金钱的交换,或者说是权力的商品化与金钱的权力化。
权力腐败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腐败主体,限定于任何公职人员;二是腐败过程,即滥用公共权力的过程;三是腐败结果,造成公共利益的损坏。
腐败现象给一个社会所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它不仅浪费了社会财富,造成经济秩序的紊乱,破坏了经济建设,阻碍了经济发展,而且严重地影响了政府形象,败坏了政治的清正廉明;更有甚者,它导致了社会风气的恶化,以致社会呈病态化,道德水准下降,是非正义感丧失。社会为腐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正如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指出的那样:行贿受贿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恶性肿瘤,它蚕食着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的基础,使国家无力实施自己的法律和法规。改革即使通过了也很难实施。腐败对于一个正在变革中的社会确实具有极大的危害性。能否抑制腐败,消除腐败现象,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健康发展,因而成了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关键。对于今天的中国,尤为重要。邓小平同志的话可谓一针见血:“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二、当前权力腐败的特点
从9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期,无论沿海还是内地,无论大小城市,不少地方政府都将招商引资视为当地经济起飞的重中之重,当成压倒一切的任务,大中小城市纷纷出现了招商引资热、房地产开发热、金融热、建筑工程热,这时腐败的表现就大大不同于“流量领域”中的腐败,已经拓展到了“存量领域”了,即进入到工业资产(如“国有企业的出售”、“改制”)领域、土地和房地产等与“资本”密切联系的资产领域,称为“权力资本腐败”。目前,我国权力腐败呈以下几个特点:
1、腐败现象呈现多发高发势头,涉案金额较大。动辄成百万、上千万。受贿案比重持续升高,几乎所有高官涉嫌“受贿”,且数额巨大,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甚至超过亿元,表明贪官占有物质财富的欲望和腐败冲动依然强烈。如原为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1993年至2001年间伙同其前任行长许超凡、许国俊等人贪污挪用巨额公款,总额达40亿元人民币;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公司原负责人陈满雄涉案金额达4.2亿;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涉及铁路项目中介费就高达8.22亿,这可能还仅仅是冰山一角;同样是铁道部官员原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的案件也都在调查中,涉案金额可能更加巨大。
2、案犯职务高、权力重、影响大。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2008年3月25日以受贿罪、滥用职权被有期徒刑18年,还有如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案,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受贿案,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受贿案,浙江省委原常委、省纪委原书记王华元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
3、团伙腐败犯罪有所增多。2004年,黑龙江原省长田凤山被查处后,原政协主席韩桂芝被“双规”,10月又有5名省级官员涉嫌“田韩案”去职之后,大批的厅级干部相继下台。原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徐国健,大圈子作秀,小圈子作孽,精心培育小圈子,他的亲信“三大国资”巨头掌握着600亿以上资产,占江苏省国有资产的60%以上。
4、涉案领域宽。在反腐的大潮中,已难以找到没有污染的领域,比较平静的地区部门出现了腐败大案。被誉为“百官共廉”、“省长摇篮”的苏州市,号称20多年没有出现过贪官,然而2004年副市长姜人杰出事击毁了这块牌坊。
5、腐败手段和方式趋于多样化。腐败手段和方式现在已不局限于送钱送物、送购物卡,卖税买税、期权腐败等新的腐败方式也为人们所熟知。
三、权力腐败的原因分析
腐败的实质是权钱交易,是权力异化的结果,这是由权力的性质所决定的。政治学中的权力理论认为:在权力不受限制或社会控制薄弱,而行使权力者自身又缺乏道德约束力的情况下,就会走向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是为阶级社会的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目前,我国社会生活中的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1.历史传统的重负。贪赃枉法、行贿受贿、腐化堕落,是历史上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产物。在所有制社会,权力是剥削阶级用来剥夺劳动人民财富的手段。尤其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做官和发财形成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长期的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给予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即做官者以种种物质利益,并赋予他们利用政治权力谋取私人经济利益的特权。这种封建糟粕是今天的腐败思想得以产生的历史渊源,我们无法完全割断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今天现实的联系。正视这一点,才能明确腐败现象产生的思想基础,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它,遏制它。
2.旧体制固有的弊端给腐败的产生保留了土壤。我国自五十年代以来建立的政治集权体制和经济计划体制,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自有其必要性。但这种高度统一、集中的体制和权力运行方式,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利益约束软化,极大地强化了权力而又没有合理必要的制约机构,潜藏着滋生腐败的可能。在今天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它暴露了许多弊端,正好成为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滋生蔓延的温床。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这是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这种利用高度集中的权力攫取个人私利的现象,理论界称之为“寻租”。自安。O.克鲁格在70年代创立了“寻租理论”以来,它一直被用来讨论有关由于政府行为而产生的腐败行为。其理论要点就是通过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权力来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竭力改变法律规定的权利来实现个人或某个集团的利益。寻租的对象主要是政府官员和国有资产;寻租的特点是利用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得到占有租金的特权,它往往伴随着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高度集中的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涉及社会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对经济活动握有生杀予夺大权,正是给“寻租者”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3.目前,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腐败现象的伴生具有某种必然性。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是以市场配置资源,以市场调节经济生活。而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只具有雏形。与市场相配套的一系列体制还没有建立完备,市场机制远未完善。前述政府庞大的权力仍然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政府在体制、职能、机构、人员、运作等诸方面仍然紊乱、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在这种新旧体制并存的情形下,社会管理出现许多盲点、空点,例如价格双轨制、行政管理高度集权与供求矛盾突出的并存就易于产生为紧缺物资而行贿受贿、“官倒”等腐败现象。这样,权力更易于与金钱相结合,“寻租”更为容易,腐败现象因此大量发生。由此可见,“腐败程度与社会和经济现代化的发展速度确实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
4.法制不健全,缺乏完备的监督机制。就法制建设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没有一套完备的反腐败的法律体系。权力需要制约,没有制约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况且人性中本有趋利避害的因素,更须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和引导。我国近年来法制建设固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的法律制度还欠完善,没有系统的关于权力的设立、运行、行使及法律责任等方面的法律制度,更缺少专门遏止政府官员腐败的法律如“反贪污法”、“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等。经济立法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行政权力在市场中的运行没有充分的规范约束,经济运行无充分的法律依据,利益归属没有明确的划分,各类市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无序、失控的状态。国有资产产权界限不明,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无有效的法律控制手段,等等。在这样一个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控制的、法律秩序紊乱的经济环境中,权钱交易、不正当竞争之类的腐败现象就势所必然了。其二,执法行为缺乏力度,不能有效地实现法律的目的。许多领域并非无法可依,而往往是“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党纪、政纪代替法律制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原因是执法环节缺乏有效的程序规范和责任机制,执法者往往可以为所欲为,不受追究。其后果是法律的权威荡然无存,民众对法制建设丧失信心,无法建设良好的法治秩序。而执法过程中的交易更成为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之一。就监督机制而言,主要表现为:一,没有完备的权力监督机制。行政权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益膨胀,这是社会的需要,本来无可厚非,可相应的监督制度却没有得到发展,以致行政权力失控,滥用权力成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固有的权力机关对行政权等权力的监督,由于没有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操作规范而流于形式,不能发挥实际作用,现有的一些监督机构如行政监察机关等,其职权手段都不够强大有力,不能满足需要。二,社会监督处于无法可依的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明确赋予公民以监督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除了“信访”等有名无实的途径之外,公民的监督权力没有法律制度予以保证;新闻舆论的监督也是无法可依,更因为权力机构行使权力的透明度不高,一般不为社会所知晓,极有限的社会舆论监督也往往无从着手。
三、权力腐败的对策——“标本兼治”
腐败活动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它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人际关系等方面起着不可低估的腐化作用,且具有极强的繁殖力、传染性、牵制性。如上所述,腐败现象既有历史文化的因素、新旧体制交替特殊时期的因素、体制和法制建设的因素,又有社会成员本身各方面素质的因素,是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等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不仅要注重治标,从制度层面上去遏制腐败现象,更要从道德文化建设、弘扬社会成员的民主法治意识等方面去清除腐败得以滋生的土壤,彻底根除腐败之本,做到“标本兼治”,不断加大反腐败工作的力度。
1、强化宣传教育,形成“不想腐”道德氛围 实际上是一个理想信念问题,也是一个提高行政权力机构人员素质问题。实践表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得比较好的人,就比较能做到自律,就是顶得住诱惑。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对党员干部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反腐倡廉的宣传教育。一是以领导干部为重点进行反腐倡廉教育。二是面向全党全社会进行反腐倡廉教育,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三是完善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格局,把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纳入党的宣传教育总体部署,形成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强大合力。三个方面相互依赖,紧密配合,形成一个系统,即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的惩治预防腐败体系。相信,我们党一定能把腐败现象遏制下去。
2、强化权力的制约、监督制度建设,形成“不能腐”的整套机制
从强化制约、监督入手,形成一套“不能腐”的制度体系,即难以用权力实现腐败的体制,使腐败的“成功率”大大降低。体制转轨期间,新体制不完善,旧体制依然发挥作用,形成了一种使腐败分子得逞“机遇率“高的态势,这不能不说是使腐败分子蠢蠢欲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一个时期腐败产生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必须加紧推进改革,尽快形成使腐败分子难以得逞的体制、机制,使其难以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我们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健全监督制度。二是建立科学的权力运行机制,按照权力制约原则,对过于集中的权力进行适当分解,在三个方面实现分权,即:从行政权力内外分权,实行党政职能分开,转变政府职能,政企分权;从行政权力内部分权,实行交叉制约监督;行政权力行使过程中分权,实行岗位置换和回避制度,做到用权力制约权力。三是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四是学习借鉴西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的做法。
3、强化惩治力度,形成“不敢腐”环境
强化惩治机制,加大执法力度,形成“不敢腐”的环境。改变过去用增加反腐败成本的办法来反腐败,而是增加腐败成本来反腐败,注重反腐败成本核算,要让腐败分子在经济上倾家荡产,政治上身败名裂,心理上后悔莫及,使腐败分子“提心吊胆一阵子,痛苦折磨一辈子”。
三个方面相互依赖,紧密配合,形成一个系统,即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的惩治预防体系。
总之,对腐败现象的蔓延,我们要正确认识其复杂根源,并对症下药,不仅治标,健全各项制度,更要治本,提高民众民主意识,真正做到“标本兼治”。当然,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这个任务尽管很艰巨,但可以相信,违背历史发展和基本人性的腐败是必然可以得到彻底根治的。不久的将来,清正廉明、风气纯正必将成为我们社会风气的主流。
参考文献: 参见《汉书·食货志上》 参见魏明铎:“抓住有利时机,坚决惩治腐败” 载《反腐败纵横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参见陈孝兵:“近期关于反腐败问题研究述要” 载《理论学刊》1994年,第1期 见哈里森:《第三世界:艰难、曲折、希望》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23页 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3页 6 同上注,第281页 7 见塞谬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64页 参见良朔:“我国当前腐败现象的存在根源和治理对策” 载《中州学刊》1993年,第6期 参见卞悟:“公正、价值理性与反腐败” 载《东方》1995年第6期,第5页 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