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腐败的根源、特点及对策

第一篇：浅议我国腐败的根源、特点及对策

浅议我国腐败的根源、特点及对策 十六大报告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灭亡。”实践证明，我们干部队伍主流是好的，是能够担当起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任。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干部队伍中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如官僚主义、贪污、搞特权、买官卖官、搞权钱交易、搞权色交易等腐败现象逐渐泛滥和愈来愈严重，我们也只有勇于正视、研究这些问题，才有可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解决这些问题。

一、腐败产生的根源

腐败被人民视为破坏世界的癌症，也成为各国 政府最大的敌人。所谓腐败，一般是指国家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利谋取私利的行为。腐败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反社会的、危及统治阶级正常秩序的行为，腐败将摧毁发展的一切努力，反腐败也是一个全世界性的难题。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体制下或体制转轨的阶段上，腐败作为公共权力滥用的具体表现方式，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深刻地认识中国腐败的根源是解决中国腐败问题的关键。

（一）思想根源

腐败分子不是在一天内就走向腐败的，在滑向腐败边缘的过程中，思想的嬗变尤为可怕。正如原山东省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在他的认罪书中说：“我的犯罪绝不是偶然的，主要是我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缺乏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从近几年检察机关揭露出来的案件看，腐败分子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放松了思想教育、党性的学习，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忘记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原则。追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一切向钱看”、“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价值观念，就成为一大批腐败分子走向职务犯罪的思想根源。

（二）体制根源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没有监督的干部，容易导致犯罪。这已是被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的，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加之历史的原因，造成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弊端，权力高度集中在党政领导机关，甚至在某些个人身上。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行党政、政企分开，权力高度集中的状况虽然有了一定改变，但由于受旧的体制和模式的影响，党政部门的权力仍然很大。特别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健全，政策、法律滞后，一些干部手中依然掌握着资源配置、人事任免、宏观调控决策的“生杀予夺”的大权，一些投机经营者为牟取暴利，更是看重这一权力，想方设法利用这一权力。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由于过分强调集中，没有真正建立起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即使制定了一些监督制度，在执行和具体操作的过程中，也往往形同虚设，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特别是近些年来，一些单位和部门党的民主生活制度淡化，“民主集中制变成“一言堂”，“党委领导”变成了“少数人领导”，权力监督的失控，为腐败的滋生蔓延创造了条件，权力的过分集中、以及这种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不健全，是促进权力拥有者走向腐败的体制根源。

（三）社会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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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中，有种可怕正渐趋流行，这就是“唯经济论”，一个地方，一个部门，只要经济上去了，便什么都好说。有的地方片面强调加快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些不切合实际的要求，甚至制定了一些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政策，如用贿赂等方法去争项目、争资金、捞好处。这些“土政策”的出台，不仅扰乱了干部的思想，而且也污染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使请客送礼、贿赂之风公开化、普遍化、“合法化”。

以此标准来衡量和考察干部，便出现了谁会吹，谁能当官，谁吹得越大越能当官的不正常现象，这实际上是对社会不正之风、说假话的鼓励，使贪污贿赂犯罪更加肆无忌惮，社会导向偏差，风气不正，已成为众多干部走向腐败的催化剂，作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根源。

二、现阶段中国腐败的特点。

由渐进改革所决定，这样的社会转型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新旧经济管理体制以及由此决定的新旧社会管理体制的新旧政治管理体制将会有相当长的共存时期，相互矛盾的双轨格局短时间内不会并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和制度、体制背景，决定了当代中国的腐败问题的特殊性。

（一）民主形式掩护下的公贿与贪污。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无非是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演变为国家所有和单位所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就被“虚置”，本属“大家”的财产也就成了与个人无关的“公家”的东西。改革开放以后，通过对国有制的股份化改造，这种“虚置”局面表面看来有所改观。但由于相应措施的不完善和变形走样，“劳者有其股”的愿望并未如期实现。相反，职工代表大会失去作用，而新机制下的股东代表大会和监事会又尚未起到应有作用。造成股份公司主要管理者的权力过分集中，公有财产由原来的“虚置”演变成为现在的由董事长和总经理支配的私有

财产。这样，就使得当代中国的腐败分子的公贿、贪污和监守自盗以更加“民主”（在股东代表大会和监事会的掩护下）和普遍的方式进行着。公贿不同于私贿的地方，在于它是典型的“以公谋私”，是拿公众的钱去捞取私利的“零成本”腐败，其社会影响无疑更为恶劣。

（二）“集体共犯”式腐败。

前述产权虚置的弊端，不仅给公贿以可乘之机，而且还蔓延出一种新的腐败——集体共犯。“集体共犯”就是在查处一个腐败案件时，发现的往往不是一个，而是一串腐败分子，一挖就是一窝，被人们称之“集体腐败”。所谓集体腐败，是指整个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公务人员，以单位或集体名义，用本单位、本系统的权力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腐败行为。它有三个特点：一是腐败人数多。腐败行为的主体，不是单个人，而是一个集体，往往是在一定组织的权力参与下完成。象綦江虹桥林世元案，象厦门远华走私案，等等，均是多人共同犯案；二是危害大，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影响更大，不是一般的“蛀虫”，可称得上“蛀虎”或“蛀牛”；三是牵涉面积大，案情复杂，查处困难。“集体共犯”既有体制性原因，又有其社会心理基础。体制性原因在于产权虚置为腐败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产权虚置”说白了就是公家的东西无人管，这给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

（三）带“双轨制”痕迹的腐败。

“双轨制”，是当代中国由传统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向现代

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流时期的一种制度安排。在双轨格局中，经济管理的“双轨”并非始终是并行不悖的，而是经常发生交织甚至矛盾，时而会给经济运行造成阻碍。而且，在“双轨”格局中，政企不分广泛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既当“球员”，又当“裁判”这种无视市场经济规则的无序做法，为政企合谋、垄断交易、贪污贿赂，提供了肥厚的土壤。现阶段中国所揭出的腐败案例，多有政企不分的体制背景。

（四）干部提拔机制的弊端造成的“人事腐败”。

多年来，干部任用实则是“钦定制”，由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能落实，干部选拔中的弊端也就暴露出来。在获得提升的少数干部中，有“伯乐”“相”出来的，有“跑”出来的，有“磨”出来的，有的甚至是“买”出来的。凡此种种，说明在干部选择中存在严重的人事腐败。

三、治理腐败的对策

腐败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也是多方面的，不是上面提到的三方面根源所能概括的。因此，治理腐败也是一项包含多方面工作的复杂、系统工程，需要采取综合治腐的举措。

（一）防范于前，重在治本，将腐败遏制于未然状态

1.加强思想道德、信念教育。众多高级干部的落马说明了一个道理，理想、道德、偏偏不是空洞、抽象的，它是具体实在、普遍存在并深刻地影响着党员干部的思想。全党同志必须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始终不脱离群众，始终保持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要经得起执政和新的历史时期的考验，使广大党员和干部始终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时刻把人民的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不论社会怎么发展，对共产党员来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不能变。广大党员和干部，要代表党和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也是防止发生腐败现象的重要条件。加强学习，特别是“三个代表”思想的学习，对自觉抵制消极腐败现象很有益处，勤于学习，善于学习，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改造主观世界。要从思想上筑牢反腐倡廉，拒腐防变的堤防，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三讲”，着力在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上下功夫，教育和引导广大党员和干部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坚定理想信念，锻炼意志品质，提高精神境界，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追求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

2.加强权力制约机制建设。腐败现象的产生以及它蔓延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目前制约权力的机制还不完备，也缺乏力度。因此，当前反腐倡廉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制定权力行为规范，对领导干部的职权范围、权力行使标准、权力运作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用规章制度和法制规范、约束领导干部的权力行为。使领导干部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切实做到恪尽职守，清政廉洁。防止权力的脱轨、越轨，应把握好这样三条：一要按原则用权，决不允许以权谋私，我们做决定、办事情，都要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符合党性原则，符合廉洁自律的规定，不允许任何凭借职权厚亲顾友，捞取个人好处。二要坚持按程序用权，不搞个人说了算。真正做到依法行政，真正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重大问题要通过集体讨论决定。三要坚持用权公开性，防止权力越轨。多年实践说明，权力运作缺乏透明度，办事不公开，就为腐败行为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实行权力运作公开，是减少权力腐败的有效措施之一。

3.加强监督制度建设。要避免绝对权力带来的绝对腐败，就必须对权力实施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全方位建立和健全社会监督体系，构

筑写协调、灵敏、高效的监督机制。监督体系上的不严密，就很难实现有效的监督。如何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呢？一是加大党内监督力度，完善党内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党员民主监督的作用。二是强化党内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政协和民主党派监督的整体功能。三是强化人大的法律监督，对缺乏明确而具体监督手段和程序的法规进行完善，加快制定相关监督法律，维护群众监督的合法性。四是建立相对独立的专门机构，解决监督的“盲区”问题。五是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六是充分发挥群众的民主监督作用，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和民主评议、质询听证等民主形式，健全举报制度。七是改革现有的干部任用制度，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八是建立一定级别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并辅之以必要的配套制度。

4.加强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宪法》）。因此，应加强反腐立法，逐渐形成依法治腐的社会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立法工作已有了历史性的进步。到目前为止，我国制定了300多部法律，700多部行政法规，4000多部地方性法规，众多领域已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但至今还没有制订专门反腐败的法律规范，特别是规范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为的法律体系远远没有形成。于是，在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的今天，迫切需要建立、健全规范、监督和制约行政权力的法律制度，真正做到反腐败斗争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形成一个依法治腐的社会环境。

（二）惩戒于后，严查重处，坚决清除腐败现象

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查处力度，这是一种事后纠查的反腐败方法，是在目前新旧体制转换、法律制度尚不完善、管理漏洞仍然存在的状态下采取的一种必要方法。一些地方对腐败分子进行政治性的法纪处罚后，对经济方面的处罚严重不足，造成一些腐败分子腐而不臭。有的贪官出狱后，利用以前的影响和关系经商谋划，成为巨富。由于对腐败惩处不力，不仅可以葬送一批干部，而且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还可以腐蚀一批干部，因此，对有腐败行为的干部一定要“响鼓重槌敲”，从严惩处，特别是对顶风违纪的，要用严刑峻法，严查重处，不论是谁，职务多高，该给什么处分就给什么处分，该重判的坚决重判，该杀的坚决杀，并处以没收财产，使腐败分子时时处处恐惧名誉地位的丧失，恐惧既得利益的丧失，恐惧人身自由的丧失，以此警诫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对腐败分子，不管什么人，都要遵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敢于惩处，坚决清除，促进党风政风根本好转。

第二篇：我国现阶段腐败特点及解决对策

我国现阶段腐败特点及解决对策

学号：108263010235姓名：黄镜元 当前我国的腐败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由收钱收物的“硬腐败”发展为接受各种服务、旅游出国等“好处”的“软腐败”；由个人捞钱的“小腐败”上升为集体福利、挥霍公款的“大腐败”；由内资企业的“内资腐败”发展为外资企业参与商业贿赂的“外资腐败”；由一人出事的“单案”扩大为一揪一串的“窝案”。具体来讲，腐败现象具有的特点是：

其一，群体化。湖南省郴州市委原书记李大伦腐败案发后牵涉人员达160余人；“慕马腐败大案”涉案人员达142人；湖北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落马，牵出领导干部70余人；2009年8月原巢湖市委书记周光全被判处无期徒刑，随着周光全的被查处，安徽省巢湖市有14名党政官员受到免职处分或被判刑，这些被处理的官员都有着向周光全行贿以谋取利益的“不良记录”。可以说，一些腐败败露后，往往引发所辖地区官场的“大面积塌方”。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一是涉案人员众多；二是涉案人在政治上丧失党性原则，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三是在经挤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其二，高官化。近年来，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纪委、监察部查处了原中央政冶局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贵州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刘方仁，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山东省委原副书记、青岛市委原书记杜世成，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等一批高级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据公开资料统计，2003年至2007年的五年间，共有35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七人。2009年8月27日，中央纪委发布消息，通报了对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处理结果，决定给予陈绍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海外媒体对此评价称，2009年1—8月，“六名副省级以上官员被集中查处，彰显出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力

度”。9月份后又相继查处了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辽宁省人大副主任宋勇、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李堂堂的问题。12月份查处了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的党组书记、副总裁张春江的问题。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有17人。

其三，巨额化。腐败涉及的金额巨大，动则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2009年已经基本查明涉案的3l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0466亿元，人均涉案金额高达l.0982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273亿元，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387亿元，人均挪用公款1.4376亿元。

其四，期权化。“权力期权化”交易的是一种“权利”，其不直接涉及钱物，因而形式和过程隐蔽，相互兑现往往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如高薪任职、分给股权、优厚待遇等。腐败分子进行权力操作可以用“扶持企业、促进发展”为借口，即使损害国家利益也可以用“改革代价”遮掩，过程隐蔽，其交易方不是在职干部，甚至可能不是其本人，对象和内容都较为隐蔽。“权力期权化”改变了腐败获利的时间和方式，为腐败分子手中的“权力资源”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变现可能。它可以是权力享受权力回报，在离职前安插亲信或选定“接班人”，为自己遥控权力作打算；可以是权力享受资本回报，在位时为企业牟利，辞职或退休后到企业“高薪打工”；也可以是资本享受权力回报，利用在位时积累下的“活动能量”换取企业股权或创业资本。这样，不仅可以为自己预留“出路”、“退路”，还可以“封妻荫子”，由受益方资助亲人子女出国留学或提供创业资本。如广东省原高级法院院长麦崇楷就为其子换取了数百万的企业股权。

其五，潜规则化。从文化上看，我国是一个宗法伦理社会，血缘观念极强、法制观念薄弱，这种特定的文化观念也为腐败行为的发生孕育了土壤。在中国文化中有很多消极的因素是滋生腐败的条件，如“潜规

则”文化在官场中流行，很多行为规则不公诸于世而是如“黑市”交易，公诸于世的规则，大家又不遵守。再例如“消解”文化，中国文化中有一种消解制度的倾向，在现实中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另外，还有“圈子”文化，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进了班子还要进圈子，进班子不进圈子等于没进班子，进了班子不如进圈子，进了圈子不进班子等于进了班子。入围的干部争宠，不入围的干部被剔除，这种示范效果迫使大多数干部去遵从新的游戏规则。从追求庇护到跑官买官，并按照这一游戏规则所提供的激励机制来作出自己的行为选择，使正直的干部越来越难以生存。

二、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战略对策

（一）扩大党内民主的实现方式，以民主制度建设来推动反腐败的深入

1.在全国县市逐步实行以下制度：（1）党代会年会制。县市党代会由过去的五年召开一次，改为每年召开一次。党代会年会的主要任务是听取和审议县委、县纪委工作报告和县人大党组、县政府党组、县政协党组的书面工作报告；讨论和决定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对县委委员的工作进行评议。（2）党代表直选制。党代表由过去的间接选举改为竞争性直选。过去的县级党代表候选人，一般是由党组织提名或推荐，在基层党员代表会议上，按照很少的差额甚至等额选举产生。实行直选以后，党代表改由党员直接提名、个人自荐报名，通过预选按得票多少确定候选人，县级领导干部也必须通过提名参加预选才能成为候选人。候选人的差额必须达到30％以上，由所在选举单位的党员直接投票产生。（3）党代表常任制。党代表的任期与本届党代会的届期相同。在任期内，党代表享有在大会期间的选举权、审议权、重大事项决定权、质询权、提出罢免案权、评议权以及闭会期间的学习培训权、调研视察权、提出意见建议权等权力，充分发挥党代表的作用。（4）评议制。在党代会年会上，党代表要对县委、县纪委领导班子进行评议，按照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等次无记名投票表决；对“三个党组”的工作报告要进行评议，确认报告是否通过；县委委员向党代表述职，党代表对县委委员进行评议，评议分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个等次，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评议结果作为考核县委委员工作的重要依据；届中，还须对县委委员进行一次信任投票，信任票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等次。评议结果在代表大会上公布，对不满意票超过30％的领导班子，必须写出书面整改报告，针对存在的问题，认真整改并及时向党代表公布。

2.制定完善的、科学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制度，保证党内决策的民主化。必须尽快制定标准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相关制度。规则包括：界定常委会需要讨论的重大事项的范围与确切内容；书记与副书记、常委之间关系的平等性，以及常委讨论权的保证制度；常委会议事的具体程序等。

3.利用人民民主反腐败。要充分利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监督作用，发挥人民代表的职能，推进反腐败工作。如2006年通过的《监督法》创设了在人大闭会期间由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专项工作报告进行审议的制度，这一制度增加了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一府两院”实施宪法和法律活动监督的主动性和经常性，保证了各级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在重大问题和重大事项上的决定权。

（二）加强选人用人的制度建设

1.完善初始提名权制度。要提高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必须科学合理地规范干部任用初始提名程序，实现“由少数人选少数人”到“由多数人选人、在多数人中选人”，为此要做到：（1）明确范围，保证初始提名推荐人员的广泛性，科学界定行使初始推荐提名权的人员范围。（2）规范程序，强化初始推荐提名权的制度安排。四个程序：一是组织部门制定发放《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推荐提名公告》，公告空缺职位，做到群众知情。二是制定发放《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推荐提名表》，实施署名推荐，实行责任追究。三是执行资格双审，严把入口关。对照职位资格条件，对人选进行资格初审。四是综合分析结果，确定考察对象。

2.建立干部推荐说明书制度。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要求，逐步实行干部推荐说明书制度。个人向党组织推荐领导干部人选，必须负责地写出推荐材料，填写干部推荐说明书并署名，经组织（人事）部门审核后，按照规定程序进行民主推荐，得不到所在单位多数群众拥护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

3.实施“考任分离”制度。“考任分离”制度就是将干部的任用从时间和空间上分割开来。考察时不任用，任用时不需要再考察。这一制度的好处：一是可以降低用人上的风险，对在公开选拔中一时难以把握的人选，可以先“放一放”，通过工作实践作进一步的了解和考察。二是可以充分利用公开选拔的成果。对在公开选拔中成绩突出、综合素质较高但因职位所限未任用的优秀人员，可先纳入领导干部人才库，在适当的时候再予以任用，这既充分利用了公开选拔成果，又节约了人才开发成本。三是留出了对干部进行全面考察的时间。可以有足够的时间通过挂职锻炼等多种方法对拟用人选进行全面的定量和定性考察。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反腐败工作。从90年代中期开始，党和政府逐渐形成了反腐败标本兼治的新思路：通过加强制度建设，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正式确认了这一思路。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他还明确提出必须“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 加大腐败行为的犯罪成本，从而减少和抑制腐败。凡是腐败现象丛生的地方，必是腐败行为成本低廉、“效益”丰厚的地方。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大地上刮起的腐败之风大有越演越烈之势。腐败犯罪的低成本、低风险状况，在客观上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不良作用。腐败行为低成本、低风险的成因至少有三个方面，首先是法纪松驰、惩处不力；其次是检举机制不完善，腐败行为难以暴露；第三是无追究相关机构和人员的引咎制度。

4、把先进技术手段引入制度建设，以减少腐败现象发生的机率。加快“电子政府”建设步伐，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达到勤政廉政的目的。随着“政府上网工程”及相关系列工程的实施，只要有一部上网电脑，老百姓就可以了解散政府的各项工作。“电子政府”的出现，将在很大程度上使政府与公众的交往由“人人交往”改为“机机交往”，从而减少腐败的发生机率。利用网络系统，让贪官“上网”，使腐败者身败名裂。最近，印度政府的“中央警戒委员会”创建的网站成为印度人次数最多的网站。该站公布了88名涉嫌贪污腐败的高级官员的名字。同时，还建议有关部门对其违法行为立案调查，依法惩处以平民愤。印度政府调查人员已据此逮捕了7名高级官员。这一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第三篇：当前我国权力腐败的特点及对策

当前我国权力腐败的特点及对策研究

摘要：“廉政”和“腐败”，是我国当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话题。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最主要的障碍之一。党中央长期以来将反腐倡廉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但多年来腐败现象仍旧十分突出，反腐败已成为我国当前必须严肃对待的最深刻课题之一。事实上，腐败是权力的腐化，其实质为权力的变质和异化，它对社会有着极大的危害。本文就权力腐败现象的形式、成因及治理对策进行评析，以此希冀对我国权力腐败现象及其治理有所裨益。

关键词：权力

腐败

特点

对策

Summary: “Against” and “corruption” of contemporary social life is a key topic.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spread of corruption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in obstacles.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will be a long time as an important task, but corruption is still very prominent over the years, has become one of China's anti-corruption must be currently the most profound issue seriously.In fact, corruption is the corruption of power, and its essence is the power of deterioration and alienation, it has a great social harm.Comment on this paper forms,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powers of corruption, thereby hoping to power corruption and governance of the phenomenon of benefit.Key words: power corrupts Features Measures

一、权力腐败的表现形式

（一）公权私用

个别领导以手中的权力作为谋取个人利益的筹码，轻者吃拿卡要，重者违反党纪国法。

有专家指出，我国当前应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要切实解决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问题，为改革扫清障碍。客观地说，各级政府的各个部门都或多或少地掌握着处置分配公共资源的权力。新的形势下，政府职能主要是提供社会产品和提供公共服务。政府掌握着土地的批租权、税收权、卫生检查、公检法、卫生治安等等。一句话，政府现在的主要职能是“服务”，而不再是以前的“行政干涉”。

而公权私用，追求部门利益最大化，偏离公共服务的对象，将公共资源变成可以兜售的商品，必然造成公共资源的分配不公，危及社会的公平正义。当行政人员在进行权力和利益的交易时，就不是以公务员身份在提供公共服务，而是以“商人”的身份做“买卖”，由此严重影响人民政府的公信力。

专家认为，当行政具有强烈的私利导向，不仅部门在行使权力时故意设置条件寻租，降低本部门的行政效能，而且部门之间在争夺利益中互不相让，在承担责任时相互推诿，力量内耗，抵消管理效应。部门利益的膨胀还可能导致某些群体性官员腐败，其“人人有份”的特点会弱化监督，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增加反腐成本。

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的形成，固然有特定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但重要的是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党性不纯，说到底就是不能够正确认识手中的权力从何而来、为谁而用，不能始终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只有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才能真正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保持权力的纯洁性、公益性、高尚性。

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要正确地运用行政权力，更好地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通过行政体制改革，始终把行政部门的权力运用服从于为人民谋利益的最高原则，这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有利于铲除滋长公权私用的土壤；制止公权私用，有利于为行政体制改革扫清障碍，二者相辅相成。

权力一旦没有约束是非常可怕的。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违反党组织的决定，与党组织离心离德，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硬抗不敢、软顶皆是”等，成了“吃喝玩乐站在第一线、革命斗志退到贫困线、违法违纪越过警戒线”的“三线”党员。更有甚者，以手中的权力作为谋取个人利益的筹码，轻则吃拿卡要，重则违反党纪国法。

真正地要制止公权私用，就是让权力不越界而行。这必须依靠制度建设严格约束行政权力，必须依靠依法行政解决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问题。各级行政部门理应以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作为终极目标，严格按照行政许可法办事，决策要符合法定程序，执法要遵守法律规定。建立健全对行政权力监督的体制，形成全方位的监督权力运行的机制。

（二）失职渎职

有些领导干部在其位不谋其政，好高骛远；不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奉行个人专断、搞“一言堂”等家长制作风，个人说了算。

现实生活中，一方面，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在其位不谋其政，好高骛远，突出表现在虚报浮夸，失职渎职行为和严重官僚主义。1958年，“大跃进”高潮兴起，全国刮浮夸风、共产风。当时，上海市有一篇报道，说的是上海县马桥公社，水稻“卫星田”的亩产已达17万斤，还附一幅照片：一个小孩坐在禾稻上没落地。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魏文伯亲赴马桥一看，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马桥公社就是把各处的水稻拔出来，堆积到“卫星田”里，创造了“奇迹”。正是“大跃进”到了离奇、离谱的地步，使“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一大批老百姓。

当前，我们有一些领导干部，见事就推，见难就躲，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很淡薄，对群众的利益常常置之脑后。在他们看来，管与不管，管得好不好，“官儿”照当不误。老百姓很形象的形容我们的一些干部：“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吹的，吹的不如拍的，拍的不如送的。”

为什么在有的地方，“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大干快上，而群众千呼万唤需要解决的问题，都得不到解决？问题的症结在于：“干部出数字，数字出干部”。老百姓给某些当官的刻画了一幅对联——上联是：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联是：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另一方面，是有的领导干部不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奉行个人专断、搞“一言堂”。所谓“一言堂”，也就是在党委领导班子中“一把手”一个人说了算，特别是在作为党内最高决策形式的党委会上搞个人专断。对这个问题，早在上世纪中叶，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提出来了。数十年来，反对“一言堂”的呼声也一直没有间断过，有时还强调得相当厉害。然而，“一言堂”却没有因此而关门，造成许多党内民主和政治生活不正常状态。

为什么“一言堂”会在我们党内长期流行屡禁不止？怎样才能真正走出“一言堂”？现实中有两种奇怪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第一种是，一些人一方面说“一言堂”要不得，另一方面有许多人离了它又觉得不习惯、不自在。在许多人看来，即便“一言堂”挺荒唐，也比“几爷子当家、七扯八拉”要好得多。有些新闻媒体在宣传先进典型的时候，有时也过分突出那里的“一把手”高明，给人的印象好象“一言堂”还真能搞出点名堂。事实是，如果我们不把“一言堂”的社会和思想根源问题解决，不在党内重新进行一番关于党内民主的启蒙教育，不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民主，不在全党和全社会真正形成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民主空气，再硬的纪律、再强的制度也不一定能贯彻执行。还有一种现象是，有些人明明搞的是“一言堂”，却堂而皇之地扯着民主集中制的旗号，甚至还理直气壮地认为他们搞的就是民主集中制。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自欺欺人的现象？这跟我们过去对民主集中制往往从思辩的角度去阐发、而没有注重制度创新和从操作层面解决问题有关。我们讲民主集中制讲了这么多年，其实对其中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甚至在认识上还有误区。只有在理论上搞明确了，才能在制度上进一步完善和创新。

而从政治制度的层面来看，“一言堂”主要是因为“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一把手”和党委（组）成员之间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以及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等等造成的。要走出“一言堂”，必须认真解决这些问题。要走出“一言堂”，我们还得首先从封建残余思想阴影里走出来，从一切不民主的传统里走出来，从对民主集中制错误理解的误区里走出来。

（三）党性沦落

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有些领导干部抵制不住奢靡之风的侵蚀，生活糜烂，对自己放松要求，失去警惕；对外部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形成严重的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

党员干部的生活作风、品行情趣不是小问题，它是党的作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一个侧面反映着党及其成员的面貌，与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学风、领导作风、工作作风等一起构成党的整体形象。有些领导干部抵制不住奢靡之风的侵蚀最终栽了跟斗，几乎都是从追求糜烂的生活方式开始的。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要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大力倡导的良好风气的第八个方面，就是要公道正派、情趣健康，讲操守、重品行，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可以说，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情趣，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意志和行为。高尚的情趣，催人上进，使人奋发；低下的情趣，消磨斗志，涣散人心。一个生活作风败坏、情趣低俗的干部，是不可能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那些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最终被绳之以法的领导干部，几乎都是从追求糜烂的生活方式开始的。而孔繁森、郑培民、汪洋湖等一大批为党和人民事业无私奉献的领导干部，有哪一个不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党员干部的生活作风好坏，情趣追求如何，直接关系到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的具体实践，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当前和谐社会的建设，这绝不是个人的小事，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对于似乎与工作无关的“生活情趣”问题，每一位党员干部都不可掉以轻心，而必须高度警觉，严肃对待。

有的领导干部不能顾全大局，令行禁止，不能树立“一盘棋”的思想，不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而以地方和部门的特殊性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甚至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些领导干部只顾自己不顾大局、只顾团体不顾整体，不适当地强调本地区、本部门工作的特殊性，希望全局利益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因而给全局造成了损害。我们遗憾地看到：一方领导干部的“粗鲁执政”，往往造成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严重”。

二、权力腐败的成因

（一）社会转型期的怪圈

我国现阶段，新旧体制交替，分配不合理，是滋生权力腐败的重要原因。

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旧的体制还没彻底打破，新的体制还没完全建立，再加上配套的法制、制度还不完善，各项旧体制的某些做法还在起作用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很容易受到权力的左右，给权钱交易打开了方便之门，给腐败分子留下了漏洞和缝隙。此外，我国的分配调节机制还不健全，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一些公务员对收入差距较大的现象不满意，对社会上的一些 “先富”也产生心理失衡，动摇了信念。致使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变化，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自觉或不自觉地走进“金钱至上”的误区，踏入了权力腐败的深渊。必须引起高度注意的是，权力具有“可交换性”的特征。权力的可交换性，是指权力作为一种外在型的能力，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权力主体的更换而发生转换。权力主体所拥有的权力，是外在于自己的利益，当他履行相应公共职务时，他就有权力，当他离开这一职务时，则会丧失权力。这就是民间常说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当权力主体拥有权力时，他就能“一呼百应”；当他离开了权力，就会“风光不在”了，这会让权力主体产生强烈的失落感，从而导致权力的异化，就是指权力主体把自己所掌握的权力作为“商品”用以交换私利，即权力腐败。在我国现阶段，由于新旧体制交替，分配不合理，一些“掌权人”在心理失衡之下，利用手中的“权力之棒”换取不正当利益，于是乎，权力腐败就产生了。

（二）设权失当的恶果

所谓设权失当，即设置权力时有失恰当。一是党政不分，职责不清。二是职位设置过多过滥，缺乏规范。三是权力分配过于集中，一把手往往集人、财、物大权于一身，常常存在个人说了算的情况；政府包揽干涉企业事务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权利过大，有侵占立法权、司法权、监督权的倾向。

授权失误。即把权力授给了本不该授予的对象。授权失误为权力腐败种下了祸根。有的部门考察干部时没有执行德才兼备的干部路线。有的组织干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即使听了不良反映，也是充耳不闻，考察结论只拣好听的写，造成用人失误。有的公开跑官要官，甚至有的则公开卖官。

用权失范。之所以出现用权失范的现象，主观上讲，是少数党员干部淡忘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发生扭曲。客观上讲，是体制和机制上的漏洞，腐败分子有空子可钻。

监督乏力。失去监督的权力必将导致腐败。就我国目前而言，监督部门还是众多的，看似构成了一张严密的监督网，然而深入研究后不难发现，这种监督机制还很不健全，监督乏力。一是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太远。二是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太难。三是同级对同级的监督太软。在当前的环境下，“好人主义”盛行，尤其是同级中的一把手，更是无人敢监督。四是法纪监督太晚。现在执纪执法多是一种事后监督。

设权失当所带来的结果，往往是对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危害。

（三）行政环境急需净化

当前我国的行政行为不规范，是普遍造成各级权力腐败的温床。

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不规范，为腐败分子违法犯罪大开方便之门。有分析表明，三大环节最易滋生职务性群体腐败：产品购销过程中索贿受贿形成以“回扣”为纽带的群体性腐败；工程建设过程中损公肥私形成以工程项目为轴线的群体性腐败；执法过程中枉法徇私形成以“保护伞”为特征的群体性腐败。

专家指出，我国转轨期过程中尚处于不规范市场经济状态，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还不具备。政府在资源配置(尤其是稀缺性资源配置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官员手中握有各种行政审批权力，可视为“政府产品”，官员们设置了租金，金额就是行政垄断运作和市场化运作的差价。各个利益集团利用各种非市场手段从政府手中获得审批远比运用市场手段更便捷，更节约成本。

近年来，学术界通常把这种由于政府行为而产生的腐败现象称为“寻租性腐败”。所谓“寻租性腐败”，是指为获取纯粹转移所花费的稀缺性资源跟垄断、管制关税和其他相关制度及实践带来的传统净损失。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曾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假设一个城市的政府用发放有限经营执照的办法来限制出租车的数量，那么城市里的出租车就少于自由竞争市场的均衡水平，出租车业主就可以赚到超额利润。在这种吸引下，人们就可能想方设法从主管执照发放的政府有关官员那里获得执照。如果执照的发放取决于个人意志，寻求执照的人就会贿赂这些官员，从而获得出租车业的经营权。因为拥有这个权力的官员能够获得利益，就会使更多的人争夺这个职务，由此产生了新一轮的寻租活动。如果全部或部分的执照费转化为政府的财政收入，那么各利益集团又有可能为了争夺这些资金的使用权而展开又一回合的寻租活动。此例生动说明：权力虽然同整个社会需要和公共利益相联系，但它毕竟是由社会中少数人行使。经济运行中的“双轨制”、市场竞争中的不规范性和行政部门改革的滞后性为国家权力拥有者“设租”、“寻租”提供了直接的可能。

由此观之，行政行为的不规范是普遍造成各级权力腐败的“温床”。

三、权力腐败的治理

（一）权力监督法制化

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制约机制和完善适度分解权力的制衡机制。

权力被滥用，以权谋私得以发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运行不规范、权力内部缺乏有效制约。要防止以权谋私和腐败，不仅需要党内的民主监督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而且必须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运行。在这种权力运行制约机制中，权力要作适当分解，使各种权力由不同部门（单位或岗位）行使，使各种权力之间形成合理的结构；职权配置要科学，体现分工明确、各负其责，职权与责任相统一；根据分权和各自的职权来设计权力运行的程序，使各种权力部门（单位或岗位）既分工负责、互相配合，又互相把关、互相制约，形成真正有效的制衡机制，保证权力依法运行，以此防止以权谋私的情况发生。

依据我国的国情，当前要着重抓紧建立以下几方面的权力运行制约机制。首先是要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规范行政审批行为；其次是要深化财税、投融资、金融制度改革，规范财经秩序，加强资金监管；还有就是要推行和完善政府采购、招投标等制度；再次是要完善决策机制，将预防腐败寓于决策之中；最后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

（二）强化纪检监察等专门监督机构的地位和作用

如强化舆论监督，加大对权力腐败的惩处力度，实行自下而上、随时曝光、无须受命、不畏权势，是揭露和打击腐败有效的形式，也是权力监督有效的方法。

舆论监督是指社会各方面通过大众传播渠道，表达具有普遍意义的意见。以舆论的方式对政府公务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实施监察和督促，是我们党和政府一贯倡导的。邓小平同志认为“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时党和政府听不到的，报纸能听到，它能摸到社会的脉搏。”从报纸批评的效果来看，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这种无形的力量有时比有形的监督更具有威慑力。自下而上，随时曝光，无须受命，不畏权势，是揭露和打击腐败最为有效的形式之一，也是权力监督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

它的作用在于：一是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广泛的监督。因为腐败行为世人深恶痛绝，只有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公众的广泛监督，对腐败的制约才能形成巨大的威力。二是导致腐败者下台。腐败者的职位再高，权力再大，一旦丑行公诸于世，就很难再冠冕堂皇地出入于官场，即使有后台，有人保，其官运也在劫难逃。三是新闻媒体对一些丑恶现象的曝光，会对用权人形成心理压力，使其不敢肆意妄为，可有效督促各类官员洁身自好。因为媒体曝光，会使官员威信扫地、臭名远扬，绝大多数官员对此会不寒而粟。而且新闻媒体的触角异常敏锐、广泛，许多难为执法部门所知的丑闻，却大多逃不过新闻记者的眼睛，而且，他们不留情面，一般不会发生有关部门的官官相护现象。为此，应尽快出台《新闻法》等保障舆论监督的法律法规，给新闻工作者更多的舆论监督的权利，避免那些变了质的、有权势的领导给舆论进行不必要的干涉，使舆论监督真正发挥“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的功能，有效地补充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的不足，使舆论监督更有效，更广泛地开展。

（三）强化对用人权的监督

运用权力的是人，权力的腐败是运用权力的人的腐败；要制止权力滥用，必须解决好权力掌握人的问题。权力，就是指挥和要求别人服从的能力。权力可分为职能规定的权力和由领导者的智慧、博学、经验、道德品质、指挥才能和以往的功绩而形成的个人权力。一个好的领导者，个人权力是规定权力的必要补充。专家认为，制止一个重要领导人滥用权力的最有效的保证是个人的道德，特别是该领导人高尚的精神道德，这种道德是选举和靠财产所不能取得的。然而，这毕竟是一种理想，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制止权力腐败，实施权力制约无疑是一种比较有效的途径。什么是权力制约？权力制约是指所有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现的公共权力（主要是国家机构的权力）在运行的同时，必须受到其他公共权力的制约。实践证明，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必然被滥用。权力制约就是要依靠法律的规定，界定权力之间的关系，使权力服从法律。

我们说，权力是通过具体的人来实施的，权力的腐败是运用权力的人的腐败。要制止权力的滥用，必须解决好权力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公共权力的产生是为公众服务的，以往我们的组织人事制度存在着神秘、封闭、保守化的倾向。公众对权力产生的过程不知情、不了解，导致一些动机不纯的人钻空子，通过不正当途径谋取权力，使一些优秀人才不能脱颖而出。要改变这种现象，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干部管理体制的改革，通过民主直选、竞争上岗、任前公示等形式，让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走向“阳光操作”，以此减少任命制可能产生的负效应。

另一方面，要全面贯彻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对一些国家公职人员进行公开招聘，向社会公开干部的推荐标准。同时要建立举荐干部错误追究制，约束和纠正主要领导在用人上的滥用权力行为。因为把具体的权力具体授予什么人行使，这本身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权力。而由于授权者的这项权力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一旦发生问题，后果就无法想象，所以说用人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因此，对于任用失误，授权错位的人，一定要实行失察追究制，追究主要领导人的责任，这就是解决好权力掌握人的问题。结语：

对权力腐败现象的蔓延，我们要正确认识其复杂根源，并对症下药，不仅治标，健全各项制度，更要治本，提高民众民主意识，真正做到“标本兼治”。当然，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这个任务尽管很艰巨，但一个事实是，违背历史发展和基本人性的腐败是必然可以得到彻底根治的，权力腐败终归有它败亡的时候，不久的将来，清正廉明、风气纯正必将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风气。

第四篇：领导权力腐败的特点及对策

领导权力腐败的特点及对策

我国已经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转变，现处于渐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同时各方面都出现了好的形势，但也有不和谐的声音、现象和行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权力腐败问题。

第一、当前我国权力腐败的特点，有三个方面：

1、权力腐败处于多发期和高发期。主要原因是社会改革处在转形期，整个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未跟上社会市场的步伐，造成腐败分子的利用空间。2005年韩桂芝等腐败现象，就要对他们进行分析。

2、亚腐败的表现非常突出。之所以叫亚腐败，是政府规定的制度当中所能够允许的、看得到的、公开的一种腐败现象。其表述是否科学，有待学术界探讨。亚腐败主要是指次于前面的一种腐败，它也是相当严重的。如公款吃喝等现象。

3、政府的不作为现象也是一种严重的腐败。当前我国全力发展趋势

第二、对当前我国腐败的对策

一、廉政文化在精神思想方面具有导向作用

廉政文化作为一定经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具有社会属性，对社会有较强的辐射功能和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特别是当今世界，社会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文化也呈现多元化状态。而文化的多元化不但表现为传播手段的多样化，还表现为形式上的多元化，它赞扬什么，批评什么，反对什么，都具有鲜明的指向性。它可以让人民群众在获取各种信息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文化的熏陶，从而使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所以，廉政文化一旦形成，能够从情感上、心理上影响、引导、决定着人们的行动，可以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开展形成良好的外部环境，可以增强人们拒绝腐败的能力，督促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常修为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

二、廉政文化对腐朽文化具有批判作用

文化是一种软环境。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廉政，以廉政的尺度来评判社会，是廉政文化最为根本的特征。廉政文化不仅是一种道德观念，还是一种价值尺度。一个社会的廉洁氛围浓厚不浓厚，是衡量这个社会是否健全的一个重要指标；缺乏廉洁理念的文化是难以长久支撑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传统文化有“修齐治平”的说法，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让我们洁身自好，服务国家。这些至理名言虽经历史变迁，但至今仍对我们有借鉴意义，这也是廉政文化经久不衰，传承至今的生命力所在。另外，廉政文化是腐朽文化的对立面和批判者。如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云：“只见火光烧润屋，不闻波浪覆虚舟。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他讲的是，贪污腐败可以使贪鄙的心理得到满足，然而等着他的是波涛覆舟、灭顶之灾。这就是对腐败现象的批判。腐败现象之所以滋生蔓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腐败行为背后有腐朽文化作支撑，腐朽没落的官本位意识、贪图享乐的思想观念、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等还有着一定的市场。而廉政文化正是从根基上摧毁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观念，在全社会形成以廉洁为荣的浓厚氛围，给腐败行为以抨击和批判，并给其造成巨大的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压力，从而有效地遏制和惩治腐败现象，达到干部廉洁、政治清明的目的。

三、廉政文化具有凝聚民族力量的作用

廉政文化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文化，而是一种文化体系，一种廉政理念，它能使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广大党员干部在同一类型和模式的文化氛围中得到教化、培养，从而以相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使广大党员干部在不同层次上联系起来、聚集起来，使整个队伍因同一的文化渊源而形成一种强大的、向心的凝聚力量。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能够团结统一，文化的凝聚作用是一个重要原因。今天廉政文化同样能够凝聚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人们会自觉地紧紧团结在一起，为消除腐败，构建和谐社会而奋斗。同时廉政文化还能通过卓有成效的艺术形式挖掘和培养人们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共同情感，使人们因彼此一致而凝聚在一起。这对于引导公职人员和领导干部提高廉洁自律意识，团结一致，发挥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具有重要意义。

四、廉政文化对人的行为有规范作用

制度是构建惩防体系的关键。廉政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虽然没有明文的规章制度，但可起到制度约束作用。指导人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如果违反了道德准则，廉政文化的软性控制就会发生作用，对自己的行为自动加以纠正，从而促进党员干部廉洁自律。具体表现在：第一，能从道德上进行规范。道德直接受人文环境的影响。而各种形式的廉政文化活动，可使人们在陶冶情操的过程中道德得到了纯洁，道德行为也得到了约束。第二，能从思想政治上进行规范。廉政文化作为思想政治理论的重要载体之一，以其鲜活的形式对思想政治理论进行广泛的传播，不断地给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灌输思想政治理论，使其行为受到正确的引导。第三，能从制度上进行规范。廉政文化包含廉政制度文化，廉政制度文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供广大党员干部直接学习的党纪政纪条规和廉政法规汇编，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学习，无疑会起到规范作用；另一方面，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多种形式的廉政文化建设活动，使人们在文化素养得到提高的同时，思想上逐步筑牢法纪防线。党风廉政建设的发展和惩防体系的构筑需要多种社会因素以及各种政治因素的合力作用，而廉政文化便是其中一种无形的力量。

惩腐兴廉，整肃史治，是国家兴亡之所系，党的十五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治理腐败的重大措施，解决了多年来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消极腐败问题，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种种原因，其遏制的力度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级阶段，反腐败形势仍很严峻。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职

第三、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把惩治腐败作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来抓，对今后一个时期的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此，对新形势下产生腐败的成因进行再透析，并进一步探究反腐败对策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一、权力腐败的表现形式

权力腐败所谓权力腐败，即公共权力的错位，就是执掌权力的某些机关、领导者和其他执法人员违背公共权力的性质和原则，使公共权力私有化，错用、滥用权力，造成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的一种现象。

权力腐败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涉及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权力腐败而言，主要表现在：一是少数人员把公共权力据为己有，以手中的权力作为谋取个人利益的筹码，轻者吃拿卡要，重者贪污受贿，有的甚至丧失人格公开索贿，非法攫取经济利益。二是有些领导干部在其位不谋其政，好高骛远，突出表现为失职渎职行为和严重官僚主义。三是个别领导不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奉行个人专断、搞“一言堂”等家长制作风，个人说了算。四是少数人在改革开放以来抵制不住奢靡之风的侵蚀，生活糜烂。五是有的地区和部门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形成严重的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凡此种种，虽发生在个别地区和部门或少数人身上，但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严重妨碍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影响了党和群众的关系，使党的执政地位受到严峻挑战。

二、权力腐败的原因

各种各样的权力腐败现象是政治系统的痼疾，它的形成与蔓延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主观心理等方面的原因。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腐败的主要原

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旧体制交替，分配不合理，是滋生权力腐败的重要原因。在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旧体制的某些做法还在起作用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很容易受到权力的左右，给权钱交易打开了方便之门。在分配调节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出现了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公务员的收入比较低。一些公务员对收入低和不同部门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收入差距较大的现象不满意，造成一些人心理失衡并动摇一部分党员的信念，致使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变化，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自觉或不自觉地走进“金钱至上”的误区。

（二）设权失当。主要表现在：一是党政不分，职责不清，在具体工作中往往以政代党，或以党代政，有些是党政交叉任职，削弱了党对权力的监督作用。二是因人设职，权力设置过多过滥，用人失当也就造成了设权失当。三是权力分配过于集中，对于关系个人利益的重大问题，往往少数人说了算或个人说了算。

（三）权力制约机制还不很健全，监督乏力是造成权力腐败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一是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太远。“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二是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太难。表现为无法监督，不敢监督。三是同级对同级的监督太软。好人主义盛行，你好我好大家好，保持一团和气，所以这种监督软弱无力。四是法纪监督太晚。现在执纪执法多是一种事后监督。“你不告，我不动；告了也不一定管用”。且不说有的案子很难查清楚，就算查了个，作了严肃处理，这种处理也只能起到警示作用。

（四）行政行为不规范，是造成权力腐败的温床。行政审批事项过多，程序过繁，环节过多，自由栽量权过大，政策透明度低，为一些权力部门和人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创造了条件。从目前看，掌管人、财、物和证照发放、项目审批等部门容易滋生权力腐败现象。如工程建筑、金融证券、工商税务、公安司法等具有特权的行政管理部门和组织干部人事工作部门等。

第四、遏制权力腐败

党的十六大审时度势，在以往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适时提出了反腐败斗争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和逐步加大治本力度的要求，并且提出要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和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一）权力监督法制化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制约机制。目前，在立法制权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不足。监督本身具有强制性和命令性特征，它要求无论什么时候，监督的实施往往受到干扰阻挠，权力主体这种对权力监督的破坏，其根源在于我们的立法体制对监督的主体和客体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位。监督的主体在行使监督权时没有受到具体明确的法律保护，监督的对象不接受监督而应承担的后果，也没有具体的法律加以约束。而且监督的程序和实现的方式都缺乏规范，显然这种无法可依的监督必然是苍白无力的监督。因此，必须尽快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保证监督机关有一个良好的执法环境，扩展监督机关的权限，明确无论什么人都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无条件的接受监督。

（二）完善适度分解权力的制衡机制

任何人都既是监督的主体又是监督的客体，在监督别人的同时又接受别人的监督，这才是合理的监督机制。但事实上，在一个地方、部门和单位，由于主要领导掌握了决策权，可以通过制定内部监督程序和内容等方法，使监督沿着个人意志方向实施，掌权者掌握了决策权也就掌握了内部监督权，掌权者不仅可以让监督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而且还使得监督者慑于自己的权威不敢进行监督，实际上脱离了监督的控制。权力的过分集中极易导致对权力的滥用，是权力（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人”）腐败的重要原因，因此，对权

力进行分割和制约是遏制权力腐败的重要举措。一是在不影响主要领导正确行使其领导权的前提下，根据党委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将主要领导拥有的过分集中的权力适当分散，坚持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形成决议后由分工领导组织实施。二是根据权力制约原则，调整部门职能分工，合理划分职责权限，形成部门之间、单位之间平行交互监督制约的机制。三是公开行政程序，对行政审批事项、工程招标、人事调配、收入分配等行政事项在实施前公布预定的目标和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公平评估和选择，并且将实施结果公布于众，接受群众监督。通过合理分权，减少“暗箱操作”的发生率，防止权力腐败行为的发生。

（三）强化纪检监察等专门监督机构的地位和作用，加大对权力腐败的惩处力度

纪检监察制度是权力监督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邓小平同志强调：“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这就是说，专门机构的监督制约是克服权力腐败现象的组织保障。现行的纪检监察体制是实行双重领导体制，隶属于当地党委政府的职能部门，实际上是以地方领导为主，这无异于形成被监察者领导监察者进行监察的局面，使纪检监察机构的权威大打折扣。例如，有的领导本身就是违法乱纪者，他们不仅不让纪检监察机关插手，而且设置重重障碍。光靠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监察，有些问题，或一些具体性实质问题很难抓住，因为这种远距离的监督，使监督者与被监督者间隔层次较多，彼此很少接触，导致监督者耳目闭塞，信息不灵。根据现行体制的弊端，应改变管理体制的双轨制，纪检监察机关宜实行垂直领导，这样有利于避免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对纪检监察机关的干扰，从而使纪检监察机关更有效地开展工作。同时，也要加强纪检监察队伍的建设，使之成为一支训练有素，思想作风过硬，懂政策法律和技术的队伍。纪检监察干部要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气慨，坚持不懈地同权力腐败作斗争。

（四）强化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是指社会各方面通过大众传播渠道，表达具有普遍意义的意见。以舆论的方式对政府公务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实施监察和督促，是我们党和政府一贯倡导的。邓小平同志认为“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时党和政府听不到的，报纸能听到，它能摸到社会的脉搏。”从报纸批评的效果看出，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这种无形的力量有时比有形的监督更具有威慑力。自下而上，随时曝光，无须受命，不畏权势，是揭露和打击腐败最为有效的形式之一，也是权力监督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它的作用在于：一是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广泛的监督。因为腐败行为世人深恶痛绝，只有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公众的广泛监督，对腐败的制约才能形成巨大的威力。二是导致腐败者下台。腐败者的职位再高，权力再大，一旦丑行公诸于世，就很难再冠冕堂皇地出入于官场，即使有后台，有人保，其官运也在劫难逃。三地督促各类官员洁身自好，媒体曝光，会使官员威信扫地、臭名远扬，绝大多数官员对此会不寒而粟。而且新闻媒体的触角异常敏锐、广泛，许多难为执法部门所知的丑闻，却大多逃不过新闻记者的眼睛，而且，他们不留情面，一般不会发生有关部门的官官相护现象。为此，应尽快出台<<新闻法>>等保障舆论监督的法律法规，给新闻工作者更多的舆论监督的权利。只有从法律上保障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权、报道权、评论权、批评权等，才会使舆论监督避免过多的人治色彩影响，避免那些变了质的、有权势的领导给舆论进行不必要的干涉，才能使舆论监督真正发挥朱总理在视察中央电视台时所说的“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的功能，才能有效地补充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的不足，才能使舆论监督更有效，更广泛地开展。

（五）强化对用人权的监督

权力是通过具体的人来实施的，权力的腐败是运用权力的人的腐败。要制止权力的滥用，必须解决好权力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公共权力的产生是为公众服务的，以往我们的组织人事制度存在着神秘、封闭、保守化的倾向。公众对权力产生的过程不知情、不了解，导致一些动机不纯的人钻空子，通过不正当途径谋取权力，使一些优秀人才不能脱颖而出。要

改变这种现象，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干部管理体制的改革，通过民主直选、竞争上岗、任前公示等形式，让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走向“阳光操作”，以此减少任命制可能产生的负效应。另一方面，要全面贯彻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对一些国家公职人员进行公开招聘，向社会公开干部的推荐标准。同时要建立举荐干部错误追究制，约束和纠正主要领导在用人上的滥用权力行为。因为把具体的权力具体授予什么人行使，这本身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权力。而由于授权者的这项权力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一旦发生问题，后果就无法想象，所以说用人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因此，对于任用失误，授权错位的人，一定要实行失察追究制，追究主要领导人的责任。

权力腐败是古今中外需要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客观上有它长期存在的必然性。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短时期内无法消除而等闲视之，否则祸国殃民。历史上有因权力腐败而亡国丢权的教训，这同样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努力遏制权力腐败的警示。

第五篇：试论当前我国权力腐败的特点及对策研究

试论当前我国权力腐败的特点及对策研究

【内容摘要】权力腐败是当今世界政党政治中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顽症，古往今来的所有国家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所密切关注并极力予以铲除的社会公害。腐败是权力的腐化，其实质为权力的变质和异化。它对社会有着极大的危害。腐败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它的成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各个方面。其中如，人性中固有的弱点由于缺乏良性社会调控机制的导引而诱发腐败动机；中国传统文化中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这一重要特点导致“关系网”这一腐败神经网络的建立；国民价值观念中一直缺乏社会公正的内涵；民主法治观念的淡漠等等。针对上述原因，本文提出了“标本兼治”的治理方略。

【关键词】权力腐败，标本兼治，治理方略

“反腐倡廉”，一直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话题，中外皆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产力都得到了大幅度的发展，贪污、贿赂等权力腐败问题也随之严重起来，给党的事业和国家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因此反腐倡廉成为我党和人民的强烈要求和呼唤。基于此，有必要对权力腐败及其特点作重新审视，以希冀更好地对症下药，彻底根治这一社会顽症。

一、腐败的涵义及危害

腐败，原意指事物的腐烂或变质。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班固《汉书·食货志上》“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2004年第17届国际刑法学大会通过了有关《国际经济交往中的腐败及相关犯罪》专项决议，对公职人员腐败作了明确的定义，指出：“腐败界定为任何公职人员在任何时候，以实际的或者潜在的行使或者不行使公职人员职能为交换条件，为自己、他人或任何机构索要、同意接受或者接受不论何种性质的不正当利益”。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它是指一个社会像一个有机体那样腐烂、变质，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在现象层面上，腐败意味着一个社会充斥着公务人员的贪污、腐化、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挥霍浪费社会公共财物、假公济私等丑恶现象，以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贯彻，官僚主义严重，思想滑坡、道德失衡，社会风气败坏；从实质上看，腐败是权力变质和异化的产物，是权力的腐化，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偏离既定的目的，不再为公共利益服务，而是被用来换取个人利益，成为社会上少数拥有权力者或集团攫取私人、局部利益的手段或工具。因此，腐败实际上是权力和金钱的交换，或者说是权力的商品化与金钱的权力化。

权力腐败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腐败主体，限定于任何公职人员；二是腐败过程，即滥用公共权力的过程；三是腐败结果，造成公共利益的损坏。

腐败现象给一个社会所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它不仅浪费了社会财富，造成经济秩序的紊乱，破坏了经济建设，阻碍了经济发展，而且严重地影响了政府形象，败坏了政治的清正廉明；更有甚者，它导致了社会风气的恶化，以致社会呈病态化，道德水准下降，是非正义感丧失。社会为腐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正如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指出的那样：行贿受贿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恶性肿瘤，它蚕食着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的基础，使国家无力实施自己的法律和法规。改革即使通过了也很难实施。腐败对于一个正在变革中的社会确实具有极大的危害性。能否抑制腐败，消除腐败现象，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健康发展，因而成了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关键。对于今天的中国，尤为重要。邓小平同志的话可谓一针见血：“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二、当前权力腐败的特点

从9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期，无论沿海还是内地，无论大小城市，不少地方政府都将招商引资视为当地经济起飞的重中之重，当成压倒一切的任务，大中小城市纷纷出现了招商引资热、房地产开发热、金融热、建筑工程热，这时腐败的表现就大大不同于“流量领域”中的腐败，已经拓展到了“存量领域”了，即进入到工业资产（如“国有企业的出售”、“改制”）领域、土地和房地产等与“资本”密切联系的资产领域，称为“权力资本腐败”。目前，我国权力腐败呈以下几个特点：

1、腐败现象呈现多发高发势头，涉案金额较大。动辄成百万、上千万。受贿案比重持续升高，几乎所有高官涉嫌“受贿”，且数额巨大，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甚至超过亿元，表明贪官占有物质财富的欲望和腐败冲动依然强烈。如原为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1993年至2001年间伙同其前任行长许超凡、许国俊等人贪污挪用巨额公款，总额达40亿元人民币；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公司原负责人陈满雄涉案金额达4.2亿；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涉及铁路项目中介费就高达8.22亿，这可能还仅仅是冰山一角；同样是铁道部官员原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的案件也都在调查中，涉案金额可能更加巨大。

2、案犯职务高、权力重、影响大。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2008年3月25日以受贿罪、滥用职权被有期徒刑18年，还有如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案，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受贿案，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受贿案，浙江省委原常委、省纪委原书记王华元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

3、团伙腐败犯罪有所增多。2004年，黑龙江原省长田凤山被查处后，原政协主席韩桂芝被“双规”，10月又有5名省级官员涉嫌“田韩案”去职之后，大批的厅级干部相继下台。原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徐国健，大圈子作秀，小圈子作孽，精心培育小圈子，他的亲信“三大国资”巨头掌握着600亿以上资产，占江苏省国有资产的60%以上。

4、涉案领域宽。在反腐的大潮中，已难以找到没有污染的领域，比较平静的地区部门出现了腐败大案。被誉为“百官共廉”、“省长摇篮”的苏州市，号称20多年没有出现过贪官，然而2004年副市长姜人杰出事击毁了这块牌坊。

5、腐败手段和方式趋于多样化。腐败手段和方式现在已不局限于送钱送物、送购物卡，卖税买税、期权腐败等新的腐败方式也为人们所熟知。

三、权力腐败的原因分析

腐败的实质是权钱交易，是权力异化的结果，这是由权力的性质所决定的。政治学中的权力理论认为：在权力不受限制或社会控制薄弱，而行使权力者自身又缺乏道德约束力的情况下，就会走向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是为阶级社会的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目前，我国社会生活中的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1.历史传统的重负。贪赃枉法、行贿受贿、腐化堕落，是历史上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产物。在所有制社会，权力是剥削阶级用来剥夺劳动人民财富的手段。尤其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做官和发财形成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长期的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给予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即做官者以种种物质利益，并赋予他们利用政治权力谋取私人经济利益的特权。这种封建糟粕是今天的腐败思想得以产生的历史渊源，我们无法完全割断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今天现实的联系。正视这一点，才能明确腐败现象产生的思想基础，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它，遏制它。

2.旧体制固有的弊端给腐败的产生保留了土壤。我国自五十年代以来建立的政治集权体制和经济计划体制，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自有其必要性。但这种高度统一、集中的体制和权力运行方式，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利益约束软化，极大地强化了权力而又没有合理必要的制约机构，潜藏着滋生腐败的可能。在今天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它暴露了许多弊端，正好成为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滋生蔓延的温床。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这是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这种利用高度集中的权力攫取个人私利的现象，理论界称之为“寻租”。自安。O.克鲁格在70年代创立了“寻租理论”以来，它一直被用来讨论有关由于政府行为而产生的腐败行为。其理论要点就是通过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控制权力来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竭力改变法律规定的权利来实现个人或某个集团的利益。寻租的对象主要是政府官员和国有资产；寻租的特点是利用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得到占有租金的特权，它往往伴随着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高度集中的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涉及社会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对经济活动握有生杀予夺大权，正是给“寻租者”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3.目前，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腐败现象的伴生具有某种必然性。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是以市场配置资源，以市场调节经济生活。而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只具有雏形。与市场相配套的一系列体制还没有建立完备，市场机制远未完善。前述政府庞大的权力仍然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政府在体制、职能、机构、人员、运作等诸方面仍然紊乱、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在这种新旧体制并存的情形下，社会管理出现许多盲点、空点，例如价格双轨制、行政管理高度集权与供求矛盾突出的并存就易于产生为紧缺物资而行贿受贿、“官倒”等腐败现象。这样，权力更易于与金钱相结合，“寻租”更为容易，腐败现象因此大量发生。由此可见，“腐败程度与社会和经济现代化的发展速度确实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

4.法制不健全，缺乏完备的监督机制。就法制建设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没有一套完备的反腐败的法律体系。权力需要制约，没有制约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况且人性中本有趋利避害的因素，更须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和引导。我国近年来法制建设固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的法律制度还欠完善，没有系统的关于权力的设立、运行、行使及法律责任等方面的法律制度，更缺少专门遏止政府官员腐败的法律如“反贪污法”、“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等。经济立法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行政权力在市场中的运行没有充分的规范约束，经济运行无充分的法律依据，利益归属没有明确的划分，各类市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无序、失控的状态。国有资产产权界限不明，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无有效的法律控制手段，等等。在这样一个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控制的、法律秩序紊乱的经济环境中，权钱交易、不正当竞争之类的腐败现象就势所必然了。其二，执法行为缺乏力度，不能有效地实现法律的目的。许多领域并非无法可依，而往往是“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党纪、政纪代替法律制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原因是执法环节缺乏有效的程序规范和责任机制，执法者往往可以为所欲为，不受追究。其后果是法律的权威荡然无存，民众对法制建设丧失信心，无法建设良好的法治秩序。而执法过程中的交易更成为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之一。就监督机制而言，主要表现为：一，没有完备的权力监督机制。行政权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益膨胀，这是社会的需要，本来无可厚非，可相应的监督制度却没有得到发展，以致行政权力失控，滥用权力成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固有的权力机关对行政权等权力的监督，由于没有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操作规范而流于形式，不能发挥实际作用，现有的一些监督机构如行政监察机关等，其职权手段都不够强大有力，不能满足需要。二，社会监督处于无法可依的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明确赋予公民以监督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除了“信访”等有名无实的途径之外，公民的监督权力没有法律制度予以保证；新闻舆论的监督也是无法可依，更因为权力机构行使权力的透明度不高，一般不为社会所知晓，极有限的社会舆论监督也往往无从着手。

三、权力腐败的对策——“标本兼治”

腐败活动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它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人际关系等方面起着不可低估的腐化作用，且具有极强的繁殖力、传染性、牵制性。如上所述，腐败现象既有历史文化的因素、新旧体制交替特殊时期的因素、体制和法制建设的因素，又有社会成员本身各方面素质的因素，是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等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不仅要注重治标，从制度层面上去遏制腐败现象，更要从道德文化建设、弘扬社会成员的民主法治意识等方面去清除腐败得以滋生的土壤，彻底根除腐败之本，做到“标本兼治”，不断加大反腐败工作的力度。

1、强化宣传教育，形成“不想腐”道德氛围 实际上是一个理想信念问题，也是一个提高行政权力机构人员素质问题。实践表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得比较好的人，就比较能做到自律，就是顶得住诱惑。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对党员干部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反腐倡廉的宣传教育。一是以领导干部为重点进行反腐倡廉教育。二是面向全党全社会进行反腐倡廉教育，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三是完善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格局，把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纳入党的宣传教育总体部署，形成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强大合力。三个方面相互依赖，紧密配合，形成一个系统，即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的惩治预防腐败体系。相信，我们党一定能把腐败现象遏制下去。

2、强化权力的制约、监督制度建设，形成“不能腐”的整套机制

从强化制约、监督入手，形成一套“不能腐”的制度体系，即难以用权力实现腐败的体制，使腐败的“成功率”大大降低。体制转轨期间，新体制不完善，旧体制依然发挥作用，形成了一种使腐败分子得逞“机遇率“高的态势，这不能不说是使腐败分子蠢蠢欲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一个时期腐败产生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必须加紧推进改革，尽快形成使腐败分子难以得逞的体制、机制，使其难以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我们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健全监督制度。二是建立科学的权力运行机制，按照权力制约原则，对过于集中的权力进行适当分解，在三个方面实现分权，即：从行政权力内外分权，实行党政职能分开，转变政府职能，政企分权；从行政权力内部分权，实行交叉制约监督；行政权力行使过程中分权，实行岗位置换和回避制度，做到用权力制约权力。三是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四是学习借鉴西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的做法。

3、强化惩治力度，形成“不敢腐”环境

强化惩治机制，加大执法力度，形成“不敢腐”的环境。改变过去用增加反腐败成本的办法来反腐败，而是增加腐败成本来反腐败，注重反腐败成本核算，要让腐败分子在经济上倾家荡产，政治上身败名裂，心理上后悔莫及，使腐败分子“提心吊胆一阵子，痛苦折磨一辈子”。

三个方面相互依赖，紧密配合，形成一个系统，即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的惩治预防体系。

总之，对腐败现象的蔓延，我们要正确认识其复杂根源，并对症下药，不仅治标，健全各项制度，更要治本，提高民众民主意识，真正做到“标本兼治”。当然，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这个任务尽管很艰巨，但可以相信，违背历史发展和基本人性的腐败是必然可以得到彻底根治的。不久的将来，清正廉明、风气纯正必将成为我们社会风气的主流。

参考文献： 参见《汉书·食货志上》 参见魏明铎：“抓住有利时机，坚决惩治腐败” 载《反腐败纵横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参见陈孝兵：“近期关于反腐败问题研究述要” 载《理论学刊》1994年，第1期 见哈里森：《第三世界：艰难、曲折、希望》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23页 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13页 6 同上注，第281页 7 见塞谬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64页 参见良朔：“我国当前腐败现象的存在根源和治理对策” 载《中州学刊》1993年，第6期 参见卞悟：“公正、价值理性与反腐败” 载《东方》1995年第6期，第5页 见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