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腐败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对策

第一篇：谈谈腐败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对策

谈谈腐败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对策

2月11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焦点新闻刊登了一篇文章《中国地方一把手前腐后继》。

出于中国人的良知，我有一些心得体会，没钱出书，但还是要在这里妄言。希望对中国－我的祖国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美国心理学家马洛斯提出：人有五个层次的需求，包括生理需求（用孔夫子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食色，性也”）；安全的需求；认同的需求；自尊的需求；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见右图）。在我看来，还应加上最后一层需求：心灵的回归－信仰的需求。无论是权力，或者财富，在到达了极致后，突然间失去了方向，人仍然会感到空虚，茫然，不知下一步该怎么走!只有迈入信仰的需求，人才会真正感受到一种满足，内心的充实和平安喜乐。

中国目前所提倡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某种意义上，跟马洛斯的人的五个层次需求理论是对应的，只是中外的表述方法各异而已，也许，马洛斯的五个层次的表述更为清晰，更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同样，中国所讲的精神寄托，我想跟我上述的“心灵的回归－信仰的需求”有点类同。

有了前面的理论铺垫，如何解决腐败问题就比较清晰了！

腐败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对于权力，财富（或名利的表述）的不正确看法，和缺少信仰最高层次的自我约束！

思想决定行动，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行动！贪官之所以“贪”，是因为他没有正确的思想，抵御不了“名，利”的诱惑力，从而产生了贪污腐败的行为。

目前在中国，所采取的做法计有如下几种：

1．前期推行高官的“自律”，效果不佳；

2．然后，再推广高官的“他律！”，想提高贪污腐败的代价成本，来阻止贪污。

3．加强对共产党员的思想道德教育，强调“权利是人民赋予的，要实实在在为人民谋利益”

无论是高薪养廉，或者酷刑养廉，或者思想教育，或者道德教育，都治标不治本！

看看他人的腐败下场图片展，汇报会，当时，可能会让人心灵获得强烈的震撼。但是，人是一种犯贱的动物，随着时间的流逝，人慢慢会把这种触动在大脑的刻痕抚平，然后遗忘！

人是一种最活跃的因素，任何制度都无法完全束缚人的思想，行动。而且，根植于人身上本身就有一种侥幸的心理，不停怂恿人去试探，冒险。

故而，一个人到了砍头的份上，他才会突然彻底明白，才会真正醒悟。但是，他已经造成了事实上的损失，无法挽回了！对于他个人，影响巨大。但是，对于社会，仍然波澜不惊！仅仅是多了一个腐败的反面的例子而已！

真正要解决腐败问题，除采用如下几法外，别无他法！

1．推行基督教信仰，让大家认识：人是上帝派到这个世界来完成一定的差使的，每个人都有其功用。人要尽职，最大程度合理利用天赐的财富。人的一切行为都要围绕这这个目标进行，从中去体会到耶稣的存在。财富，权力仅仅是上帝为让你更好的完成任务而赋予的，就想赋予你健康的身体一样。你没有滥用权力，财富的权利，只有妥善的使用他，让他更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发展，壮大，来完成上帝的使命，你才能得到上帝的赞许。权力，财富最终，仍将回流到社会,由另外的人来完成上帝的使命“。

2．在中国普及基督教：随着中国社会节奏的加快，人们的生活压力的加大，人们越来越追求心灵的依靠。在中国推行了二十几年的无神论，其最后结果不仅仅没有把人们头脑中的宗教观念去处，反而，到了年底，到寺庙烧香拜佛的，到地摊上算命，占卦的人越来越多。本来，信仰是根植于人自身的一颗种子，“共产主义“仅仅是人类可能的一个发展阶段，不是信仰，科学也仅仅是对客观规律的条理化，便于人更好的认识世界。但，它也不是信仰，仅仅是人认识世界的一种工具。人必须要有健康，坚定的信仰！

3．在中国辅助以高薪养廉，酷刑养廉等其他治表措施。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现在，中国经过二十几年的高速发展，中国获得了极大的物质财富和民族自信心。但是，在精神领域，除了较底层，如提倡要和睦，友爱互助等细节方面获得了一些发展之外，在根本方向性的问题上，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来指导，在共产主义已经很少见诸报端的前提下，必须要一种坚定，健康的信仰来作为社会的支柱，否则，道德沦丧，贪污腐败，法轮功横行，大学生就业压力，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的不安全感增强等现象无法从根本上予以消除。

中国无数的仁人志士想寻找一条救国之路。远的不说，近的诸如：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先生，朱鎔基总理，江泽民主席等等无不是如此。中国底子薄，人口众多，教育水平低，作为国家领导人，要治理如此一个国家非鞠躬尽瘁，呕心沥血不能。他们带领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的底层需求被极大的激发出来。但是，现在社会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更多的现象涉及到了精神层面。现在的社会的问题，不是光一些简单的措施可以治理。最终要回归到人本身去寻找解决的答案。这是必然的一个选择。只有这样，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才能继续，稳健的发展。社会信仰的切换应循序渐进，稳健进行，不给心怀叵测之徒任何可钻的空子。但是，时不我待，信仰的导入该立即进行了。干立敏

不上大学等于没有明天?

第一时间看了“土人郁闷生”和“断锹铲雪 ”所写文章,两篇文章中充满了对贫困学生,特别是农村农村贫困学生的关心.可以说温情脉脉,情真意切.我从情感上也有不少共鸣.贫困人口也是社会的一部分,我们为了整个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不可能不关心处于弱势地位的贫困人民.但是,我认为单纯从上大学与否来考虑贫困人民的未来命运.这种想法是有问题的.因此我才有了以下的说法:一,文凭不能从本质上改变一个人.上大学受教育,可以开阔视野,接收先进的思想和理论.有机会系统的对某专业进行深入的研究.但上大学无法改变一个人最本质的特点.比如说偷窃.上过大学有住宿经验的人可能有体会.一个8人住的寝室中,出现内贼的情况并不少见.被同学偷钱,这种经历决不是偶然情况.有些学生不偷钱,他们偷的是别人的思想(比如论文).中国恐怕是世界上学术造假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没有文凭的人却有可能比有文凭的人具有更多的智慧和美德.因为智慧和美德的多寡是从来不与个人学历的高低存在比例关系的.谁敢说没上过大学的邓小平缺乏智慧和美德?谁敢说没上过大学的刘显和(希望集团的创始人)缺乏经商的才能?因此我认为,大学的经历只是一个人生命中的一个过程.不要把这种过程无限夸大成人生最光辉的篇章.甚至神圣化,阶级化.二,现阶段的中国上大学要靠自力更生.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大学学费很低.这是政府全盘介入的结果.而现在中国正逐步走向市场经济,政府职能也在随之改变.我国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我认为这是与我国现国情相适应的.发展中的中国,还有1000万以上的人口还没完全解决温饱问题.拿什么谈国家资助高等教育?试问9年制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国家应该优先考虑什么?可能有些朋友看问题的着眼点不够宽广.中国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还时有拖欠.中小学学生失学情况还时有发生.怎么就优先考虑到国家赞助上大学的问题上来了呢?我打个比方,医院里只有3位医生,一次重大车祸送来了5位伤员.其中3位伤势严重.另外两位是擦伤.医生当然先考虑救治3位重伤员.而不可能先救治两位擦伤的伤员.这是出于资源分配的考量,也是出于轻重缓急的考量.城市的孩子家里钱多一些,上大学的比例大一些.这说明城乡之间收入的差距还很大.农村人均收入如何提高现在是全国公认的难题.但不可能因为城市里的孩子上大学比例大就让农村里的孩子免费上大学.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叫公平?是要法律的公平还是要绝对贫富的公平.自己用自己的私人的钱供自己的孩子上大学这难道不公平吗?城里学生的父母供自己孩子花的钱难道不是他们私人的血汗钱?所以我认为现阶段上大学的高学费说明政府根据国际惯例把高等教

育的收费定义成高消费,或者说是奢侈消费.作为个人只能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量力而行.时代虽然在变化.但自力更生的理念始终是不变的真理.三,不要把个人捐助和政府行为混为一谭

政府行为是以整个国家为考察对象做出判断.而个人行为则是以个人认识为判断.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当然可以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个人捐助也是个人看法的一种延伸.“土人郁闷生”身为名牌大学本科班主任(名头不小).如果真的有心推动贫困学生上大学,大可以自我发动捐助,自己参与捐赠.这种权力无人可以剥夺.但不能因为自己身为“名牌大学班主任”就认为社会要进步主要在于上大学,社会的希望主要在大学,社会的弊端主要就是上不了大学.如果仅仅把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看的那么重要.而忽视了其他社会分工的重要性.就很可能得出一些自以为是主要的社会症结.实际上这种看法很可能有秀才只谈书的嫌疑.值得一提的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是只为创造秀才而服务的.四,没有别墅的明天同样也是明天.美国和加拿大的许多居民都住别墅,假设人们可以随意移民以及免费获得别墅,相信不少人都愿意移民美国和加拿大去住免费的别墅.可实际情况是要想移民必须签证.要想住别墅必须修建,继承或购买.这些实际情况想达到很难.需要机遇,努力,甚至一些运气才行.但我们是不是因此就应该说美国和加拿大那些住别墅的人才有明天?那些住别墅的人一定比我们这些没住别墅的人幸福呢?答案当然不是.谁说亚洲人的幸福比北美洲人少呢?你不能只看重住不住别墅一点,就说住别墅的人才有明天.觉得一个人是否幸福的原因很多,和一个人住不住别墅没有因果关系.住别墅的人一样可能因为诈骗而被捕.因为贪污而坐牢,因为丧失自信而自杀,因为年老而衰老.因为疾病而痛苦.同样的道理,没上大学的人一样可能有美好的未来.他一样可能找到他心中的爱人(说不定还有个大学生会嫁给他.只要他们彼此相爱).他也可能因为善于经商而笑傲商界.他同样可能由于给村民办实事赢得村里人的尊敬.他可以做工人,做农民,做发明家,做他擅长的职业.他也可以做父亲,做儿子,做一个品德高尚,不偷不抢的诚信之人.谁说他没有未来,没有明天呢?

上大学意味着多了几分选择的余地,换个角度也可以理解成用现金去买知识.只是一种交易手段的过程而已.何必开口闭口就把是否上大学理解成社会精英和社会大众的分水岭呢.智慧可能真的具有抬高一个人身价的潜力,但也要看这个人是否真的具有智慧.更何况智慧决不是一纸毕业证书可以自封或证明的.最后我想说,决定明天何处去的人只能是自己,而不是靠施舍和乞讨.勇敢的面对现实,同时面对现实中无数的荒谬和那些所谓的不合理现象.古语有云:“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只要我们有着正常的心态,那么我们就可以回答:“明天,向我想去的地方去”

实力

第二篇：谈谈腐败问题

谈谈腐败问题

新中国成立了，人们欢欣鼓舞，一个新的时代似乎向他们走 来，这个时代对他们而言将会逐渐消灭剥削，也不会有腐败问题 出现，因为这个国家的主人不是哪个皇帝，也不是哪个王公贵族，而是人民——他们自己，于是人们似乎明白什么叫站起来了，这个站不仅仅是对外国侵略者，更是对欺压在他们头上残酷剥削 他们的老爷们！然而张子善、刘青山的事情又仿佛告诉人们，未 来不是想象的那么美妙，前路不是一条没有阻碍的坦途，对他们 来说，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而沉淀在大多数人思想中的那种 期待好官的惯性，又让他们忘却了这个新中国的主人就是他们中 的每一个人。中国共产党，这个带领着人们打天下的政党如今要 带领人们走向他们曾经大力宣传的幸福生活又显得有些稚嫩，毕 竟以前对于他们战斗是第一位，获取政权是第一位，如今面对着 百废待兴的面目疮痍的中国可供他们学习的榜样几乎没有，他们 以前积累的苏区根据地经验又显得不够，惟有苏联可以参考，于 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部分借鉴了苏联模式，而这种模式造成 的种种恶果教训了人们单凭信心、勇气是远远不够的。穷则思变，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内乃至全国出现了各种声音，这里不能不提 毛泽东，一个伟大的英雄，同时又是一个历史的罪人偏偏不幸地 同时积聚在同一个人身上，更准确地说毛泽东是伟大英雄代表和 历史罪人代表——因为把各种功绩伟业或者各种罪孽恶名归于他 一人是极不公平的，毛泽东代表着共产党内以及全国的社会主义 激进派和理想派，这一派代表着由于他们切实看到经历了中国的 太多太深苦难而太想达到他们曾经以为的目标，应该说这种思想 的人在中国占大多数，是有群众基础的，而后的文革运动到对文 革的反思再到今天新中国经历了种种改变，中国人也逐步富裕了 起来，然而当前腐败问题已经到了危及新中国生死存亡的关头— —无论是对中国共产党有什么意见的人，只要他还热爱着这块饱 历沧桑的土地，只要他还热爱着中华民族，只要他还热爱着与之 相似的中国人民，那么他都不能坐视腐败恶瘤不断地吞噬良好肌 体，腐败蠹虫不断蛀空人们辛苦堆砌的大厦。腐败不除，轰然倒 下的不仅仅是一个中国共产党，更是我们这个国家、民族，乃至 每个中国人！腐败不除，国家危矣，民族危矣，人民危矣！目前腐败已经形成一种体制在无形地与法律、国家、人民对 抗着，那么为什么在谈腐败问题时谈到了新中国建国以后的各种 情形尤其是谈到了毛泽东呢？那是因为有人认为在毛泽东执政时 期腐败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是极个别。然而这种看法是完全 荒谬的，所谓腐败并不仅仅是指贪污贿赂，在那个时期，全民皆 贫，国家几乎处于被封锁的状况，能贪污贿赂到什么程度呢，要

很多钱又能干些什么呢？我要指出权力的滥用就是腐败，而当时

特别是文革时期权力滥用比现在要严重得多，这当然有制度的不

完善，有朝令夕改的政策因素，使职、权、责不明确，大权独揽的现象是自上而下的存在，没有良好的监督制约体系，人大的作

用就是举手盖章等等，但也有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那种匮乏监督

观念，匮乏自己当权——民主观念，那种依赖圣人、好皇帝、清

官的思想因素，而这种思想因素有历史的承继，还有现实的影响

。另外，许多获得权力的人们随权力的获得程度而决定了他们的房子类型，工资级别，福利好坏等等，比较比较官与民之间的生

活条件差别就可以知道。记得有某农村农民曾在文革期间对一些

知识分子或者官员由于被批斗游街而自杀表示不理解，他们认为

如果把那些人的工资给他们，就是被批斗死了也值得，为什么要

去自杀？唯一合理可能性就是他们确是如宣传那样“畏罪自杀”，担心被查清了也是死路一条或许死得更惨。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的确有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对权力的制

约却没有本质的改善，而人们的监督意识，民主意识也没有本质的提高。官与商的权钱交易这门中国古老学问却在不断发扬光大，并在厚黑学的指导下升华到了把腐败成为一种体制的高度。首

先这种腐败已经深入到社会的每个人心中，甚至小孩都知道怎么

以权谋私，小队长可以通过队长支配谁干活的权力而获得一个雪

糕甚至几个电子游戏币，而掏钱的孩子也觉得非常正常，因为他

们眼中的大人们比之更甚。当人们日常生活中进行各种行为时，可曾想过要经历多少大大小小的腐败？几乎只要有拥有权力的地

方，就有腐败出现，一个部门勾结串通起来全体腐败的情况也不

是极少数，甚至不腐败的人会当成异端而被人鄙视怀疑报复等等

。至于几个部门达成默契，比如与公安、法院、检察院达成一定

协议互相结成网络几乎在每个城市都或多或少存在。有时候面对

这种情况，真让人觉得困难，牵一发而动其全身，查一个腐败分

子就要带出千千万万个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甚至有人偏激地说，要处理腐败分子？那中国就没官了！如果腐败不是这样地“深

入人心”，浸透入国家的每一个毛孔的话，严惩腐败的确能起到

巨大的作用，然而当前情况不是这样。从青岛的那个调查“黄、赌”事件就可以看出大大小小的保护伞遮盖下掩藏了多少罪恶！

虽然现在我还不知道最后结果，但我想如果不是媒体曝光这事情

大凡会不了了之罢！分析腐败问题，我们应当看到腐败绝非由于

改革开放才诞生的，目前的腐败是历史的积累与现实的弊病的共

同产物。一方面，历史上百姓的思想囿于被人治的范围，文革时

期权力滥用达到了顶峰，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各种不良体制的集合以及拜金思想的影响，找出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稳妥、稳定的行之有效的权利约束与监督系统。这个系统不仅仅是法律、法规上的制定，还有思想宣传上深化，而这两点又在实际实施

上互相促进。

我其实完全可以用许多案例来证明目前腐败的确是成系统化，网络化存在的，但我相信对于这点已经取得普遍共识，因此我也无须多言了。这里我想提出关于惩治腐败的一点宏观上的想法，可供大家参考。

第一。加强地方人大监督作用。根据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第五节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里各项条款的规

定可以看出，在第一百一十条中“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

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

工作。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

机关，都服从国务院。”地方政府被人大监督的力度还不够大，最关键是地方政府的产生客观上主要是上级政府的指定。事实上

人大相当程度地被政府制约，这样造成了人们“政府老大，人大

老二”的普遍看法。同时，在第九十七条中“省、直辖市、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下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县、不

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

直接选举。”应该扩大为“设区的市、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这主

要原因是目前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形成了市级直选的条件。

第二。加强新闻媒体监督作用。新闻媒体的巨大作用已经是

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了，但目前媒体监督存在着几大弊端：

1）方向不明确，东打一榔头西打一棒槌。

2）地方主义比较明显。

3）媒体监督本身没有受到监督，记者腐败现象不少。

4）缺乏新意，炒作太多。

分析起来有几个原因，媒体被种种压力所制约，而这种制约

不是正常监督，而是无形枷锁，媒体地位逐渐提高，相关竞争也

处于默契状态。这里面的问题诸多，且目前看很难开启这个死结，如果目前允许所谓的开放“报禁”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有两个

重大弊端：要么造成社会混乱，要么成为私人贵族专利。从当前的情况看，媒体监督作用在逐渐加强中，我另外提议：在报刊、电视、广播中开辟“反腐败专栏”（省级单位）。

第三。加强帐务管理制度，明确各种权利拥有者的职、权、责，立对关键职位的人私人财产反贪局或者相应部门应做每年审

核的法律或者法规。

第四。精简部门，降低诉讼费。精简部门尤其是那些可以二

合一甚至几合一的政府部门，这样可以降低腐败可能性。而降低 诉讼费就是为了加强百姓的自身监督功能，尤其是以前那些自身

权利受到伤害的人。

第五。再度提高公务员工资，但同时提高他们的工作风险。也就是说加强他们的责任观念，实行必要的惩罚制度。（建议不用）第六。纪委的权限应被制约，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纪委只 应对党员违纪进行调查，一旦发现违法应移交有关部门处理。当 然纪委可以做到补充调查的作用，但绝不能凌驾法律之上。第七。对基层可做大手术，比如乡级或者镇级单位进行大规

模考核。（扯淡）

第八。提高信访部门工作效率。重挂意见薄，有关领导必须

有关于意见薄的工作日记。

第九。形成对举报者合理的奖励制度。

以上九点还有诸多可商榷的地方，但总之要明确的一个关键 问题就是如果可比大小的话，那么应该这样“‘人民’大于‘国 家’大于‘法律’大于‘党’”。我并不是想推翻党的领导地位，但是我们要看到党只是一个国家内的组织，而不是这个国家，就不能凌驾在这个国家的法律之上，无论他以前怎么样。犹如一 个人不能由于以前的功绩就可以为所欲为。同时，党也保持其领

导地位，如何领导，“三个代表”就是很好的说法。

第三篇：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根源及对策分析

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根源及对策分析

当前，我国正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封闭半封闭型的传统社会向开放型的现代社会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在这样一个利益格局剧烈碰撞、调整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人民内部矛盾会明显增多，有的还会日益突出起来，这是新时期的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正确解决的重要政治课题。”[1]本文分析了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产生根源，提出当前及今后应有及可有对策。

一、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

(一)利益相关性凸显。利益是一个价值范畴，指与人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东西。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有人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就有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在计划经济时期，分配上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色彩，个人利益的实现主要由集体和国家直接调控，收入差距也不大；加之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和集中精力搞阶级斗争，使得人民内部矛盾多集中在政治思想领域，淡化了物质利益矛盾，或者说，物质

利益矛盾处于隐性状态，不普遍、突出。2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已经使人们逐渐接受了差异性、个性化的社会，群众的生活观、价值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受市场作用的驱使，经济利益、物质利益成为生产、生活的主要驱动力，人们更重视和追求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实际利益，功利主义价值取向逐渐凸显，从而使经济利益矛盾和物质利益冲突成为引发矛盾纠纷的核心内容。诸如失业、下岗、协保、医保、动/拆迁、物业管理等等，都是由经济利益或物质利益引发的矛盾纠纷，而且相当多的矛盾纠纷的发生都具有其合理性，极易引起社会的同情。

(二)群体性矛盾增多。社会转型期不少利益矛盾都是存在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因此，一旦出现利益矛盾，就不单单是个体性利益矛盾，而是群体性利益矛盾，这种群体性利益矛盾，往往造成群体性事件的增多。特别是很多矛盾都是由于政策性因素所引起，涉及的对象也往往是一个群体，他们住在同一地区或在同一单位，有相同的利益受损的背景，只要有人挑头，马上就群起响应。比如，企业倒闭破产、职工下岗待岗、拖欠职工工资、打白条、农民负担过重、土地承包、征地拆迁安臵、医保改革等，这些问题往往带有普遍性，涉及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极易在一些人的组织串联或煽动下，酿成群体性事件。

(三)矛盾对抗性增强。人民内部矛盾一般来说不具有对抗性。但新的生产关系的调整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格局，使得人民内部的经济差距急剧扩大。这首先引起了矛盾主体强烈的心理失衡，为矛盾对抗程度的加大提供了主观条件。而在客观上，利益差距的扩大确实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处于不同的境地。当人们在物质利益发生冲突而又得不到妥当处理时，容易向对抗性的方面转化，造成公开的冲突。如上述群体矛盾就极易以停工、罢课、集体上访、也可能因财产纠纷、资产分配、土地使用等问题，爆发激烈的纠纷和暴力冲突。而在一些“天高皇帝远”的偏僻农村，素质极低的村官常常横行乡里，激起民愤，酿成恶性对抗事件。概言之，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的对抗性较过去更为激烈。

(四)党群、干群矛盾突出。领导干部所处的特殊地位和手中所掌握的相当权力，使他们经常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成为各种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干部是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担负着动员、组织和领导人民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职责。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有些干部出现了不适应和不胜任的情况，领导人民群众致富无术，却喜欢弄虚作假、浮夸虚报，搞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完全脱离人民群众，忽略人民群众利益，漠视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更有个别干部完全丧失党性原则、做人准则。在经济领域乱收费乱罚款，索贿受贿，贪赃舞弊，直接侵犯群众利益；在政治领域卖官鬻爵，钱权交易，执法枉法，肆意践踏人民群众的权利，压制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在思想文化领域金钱至上、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对有害的思想观念放任不管，推波助澜；在社会领域，生活侈奢靡乱，放纵黄赌毒，甚至与社会黑恶势力沆瀣一气，充当他们的“保护伞”，欺压人民群众，影响极为恶劣。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党群、干群矛盾尖锐、突出。

(五)处理的难度增大。群众要求解决的一些问题，有的是历史遗留问题，有的缺乏政策、法律依据，处理起来比较棘手。有些人民内部矛盾跨地区、跨部门，协调难度大。一些群体性事件，往往是较多人的过激行为或一般违法行为，与少数人的严重违法行为及敌对势力、敌对分子的捣乱破坏活动纠缠在一起，更是增加了处臵的难度。

二、社会转型期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社会根源

引发社会转型期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源可以归纳为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心理四个方面：

(一)经济根源。正如一切生物体的生长、发育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一样，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同样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命令是利益分配的主要手段，利益分配也相对比较平均，所以，各地区、行业、职业、单位、个人之间直接的利益矛盾并不突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分工的细化，各利益群体不断分化。再加上利益分配机制还很不健全，不同的社会群体、社会成员在生产要素的占有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而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按劳分配、按要素分配等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格局。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意味着利益实现方式的多样化、复杂化。这就使得利益主体的实际收入差距突显出来，引发了人民内部富裕者与贫困者、先富者与后富者、合法致富者与非法致富者之间的矛盾。再加上存在人为的分配不公，进一步导致人民之间经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从而触动了“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3]，加剧了这一矛盾。

不仅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会引发矛盾冲突，在同一阶层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的利益矛盾。比如，在工人阶级这一利益群体中，又出现了国有企业工人群体、乡镇集体企业工人群体、混合所有制企业工人群体、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工人群

体等，这些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存在着矛盾。由于人民内部利益群体呈现多元化格局，使得群体之间的利益界限分明，群体利益要求明确，群体利益矛盾明朗化。

(二)政治根源。主要表现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部分官员的贪污腐败以及干群关系紧张。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谈到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时，明确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强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先进的制度，也应该建设最先进的政治文明。其中应包括规范、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和与之相配套的政治运行机制、监督机制，以及确保这种制度和机制理性运转的规范程序。从观念层面来说，先进的政治文明还包括进步的政治思想、政治道德、政治理念(如民主、平等、自由、人权)以及公平、公正、公开的办事原则；与之相对立的，则是不文明的甚至是野蛮、蒙昧的政治观念，如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以及人治观念等。此外，民主、高效、廉洁的行政观念也应该是先进的政治文明题中应有之意；与之相对立的则是地方保护、司法腐败等。

先进的政治文明是我们的追求和建设目标，但现实中，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不但与先进的政治文明的要求还有相当距离，而且与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的要求

也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其一，我们的民主政治制度、政治运行机制、监督机制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各项政治制度之间的权力关系，特别是党的领导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政治体制中的民主机制不充分，还不能保证政治权力产生和运行的民主性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直接民主制度不完善，上下沟通的渠道不畅。其二，有些人的政治思想、政治道德、思维方式还有许多落后陈旧的东西，少数干部的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以及人治观念等还相当严重。以上制度、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以及政治思想观念的陈旧落后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导致诸多消极后果。首先，“权力过分集中”。“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接受监督和制约的观念非常淡薄，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4]正是由于这一弊端，使得家长式人物绵绵不绝，滥用权力的现象相当普遍，也导致不少位高权重的领导人的违法乱纪、贪污腐败、腐化堕落行为不能及早发现查处，引起群众不满。其次，由于“官本位”思想的存在，在一些单位和部门，还存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有的干部把“官位”看作谋权生财之道，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大慷国家之慨编织关系网，大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虚报浮夸、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及政绩工程，而对普通群众的困难和疾苦漠不关

心。最后，导致被管理者参与管理的渠道不多不畅，参与意识普遍较弱，参与管理的程度十分有限。

这一切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了干群关系的紧张，有的本来属于市场主体之间的矛盾也往往转化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甚至引发激烈冲突，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了政治稳定，而官僚主义的存在以及上下沟通不畅又为解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增加了难度，造成了矛盾激化的可能性。

(三)思想文化根源。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思想根源，可以从思想发展即主体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来探讨，而矛盾产生的文化根源，则可以从文化结构的层面加以考察。转型时期我国的文化结构，已由改革开放之前的二元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传统文化)结构演变成三元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结构，三种文化的异质同构，必然引发相互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社会主义文化和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导致人民内部的思想文化型矛盾。改革开放既大大促进了人民思想的解放，增强了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民主法制精神和创新精神；同时又由于受市场经济利益驱动机制的消极影响，使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落后思潮沉渣泛起。加之西方一些敌对势力故意在思想文

化上制造混乱，使矛盾更为突出，因为在纷至沓来的各种思潮面前，有些人感到眼花缭乱，是非莫辨，容易产生偏颇、盲从、赶时髦等不良倾向。具体表现为人民内部的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矛盾，价值观中的“义”、“利”冲突，改革意识与思想僵化的矛盾。此外还存在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矛盾碰撞等等。

(四)心理根源。心理失衡是导致转型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社会心理根源。社会转型也是必然伴随新旧思想文化和体制的交汇、碰撞。在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下，社会利益多元化格局日益明显，社会个体的价值追求出现了多元化态势。因此社会上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主导价值观与社会个体多元的价值需要之间、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冲突，也成为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思想根源。尤其是利益结构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部分群体心理的失衡，引发矛盾冲突。一是“利益相对受损”心理[5]。改革使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事实不容臵疑，每个社会个体都希望能够在此过程中获得更高的收益，然而由于社会成员在知识素质、地位和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人们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迅速分化。特别是在目前我国许多方面体制还不健全，漏洞很多的情况下，一些人通过投机倒把、权钱交易等各种不正当的途径迅速积聚大量财富甚至“暴富”时，必然也是

对“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观的一种挑战，很容易打破人们的心理平衡，激化人民内部的矛盾。二是保守与创新的矛盾心理。几千年来我国社会长期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已普遍内化为人的思想观念。可以说在转型时期，古今中外各种思潮、文化观念，都并存于当代中国社会中。落后与先进、守旧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等都导致了极其复杂激烈的矛盾冲突，也使社会个体在心理预期与社会现实失衡时，感到价值选择的困难，精神寄托上的无助，行为上的无所适从，进而导致各种人民内部的矛盾。

当然，转型时期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还有一些其它因素的影响，如一些方针、政策上的失误和偏颇，在国际分工和政治格局中的不利的地位，以及西方国家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推行和平演变的图谋等。因此，对我国转型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既要抓住矛盾的本质根源，又要把握其现实特征，分析人民内部矛盾的各方面关系，立足与现实条件，找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可有对策。

三、社会转型期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应有及可有对策

在有关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中，几乎都提到的几点

是：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反腐败斗争；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加大宣传力度，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等等。这些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预防、化解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既由于篇幅所限，又因为对此已有诸多论述，故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谈一谈社会转型期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应有及可有对策。

(一)坚持改革、推进发展，夯实消解人民内部矛盾的经济基础。目前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出现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现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人民内部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之所以存在着大量的有些甚至还很突出的矛盾，最根本的就是因为我国经济比较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不能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多方面的需要。因此，通过改革，改变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财富“蛋糕”做大，是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途径。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现阶段，在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中，不仅那些物质利益上的矛盾直接根源于国家的相对贫穷，就是许多思想上的矛盾也或多或少地同社会物质财富不够充裕相联系。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正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集中反映，它

在整体上始终影响和制约着后者，是我国社会所有矛盾的总根源。因此，我们只有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千方百计解决好社会这一主要矛盾，才能使纷繁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得以解决。

但改革本身要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又必然引起一定的震荡，诱发新的矛盾。在这种两难选择面前，要把握这样一个基本原则：既不能因为容易产生或者是害怕引发矛盾使改革止步不前；也不能只顾推进改革，不顾矛盾可能激化的现象。只要改革总体利大于弊，就可以考虑推行，但关键要对利益受损者进行补偿，可以按照市场运作的，由改革的获利者对利益受损者进行补偿，不能按市场规律运作的，则应由政府进行补偿。要把加快改革步伐的紧迫感同科学求实精神很好结合起来，把推行改革与防止矛盾、化解矛盾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改革的推进既积极又稳妥。

(二)提高政府汲取能力，加大公平优先的二次分配力度。通过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把社会财富“蛋糕”做大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要条件，因为社会经济总量增长本身虽然重要，但不能自动解决包括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企业职工下岗失业在内的一系列紧迫的、容易诱发人民内部矛盾的社会问题。如果说可以用

“博弈论”来形容自1979以来人们从改革中的所得与所失的话，那么，可以说，从1979——1993年这段时间，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是一个“双赢博弈”(win-wingame)，因为几乎所有群体都从改革中获益，其差别仅在于得利的多少不同；但自1994年以来的改革，则在一定程度上说具有“零和博弈”(zero-sumgame)的性质：一些社会群体获益颇多，另有一些群体则第一次成为实际上的“输家”，因为他们的福利水平实际上是下降的(这里面至少可以包括下岗职工、农民以及国有企业职工)。[6]1979年以来，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四个[1][2]下一页

字：“放权让利”，其结果，一方面，调动了地方政府及各市场主体的积极性，社会财富总量迅速增加，在初次分配中充分体现了“效率优先”的指导思想；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两个下降”(政府财政收入收占GDP的比重以及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严重限制了政府各方面的能力，包括再分配能力，使二次分配领域的“公平优先”大打折扣。在上述改革的第一阶段，由于是一种“双赢搏弈”，政府面临的再分配的压力还不很明显，但改革的第二阶段，由于相当一批“弱势群体”的出现，要求政府加大二次分配的力度的压力明显增强。但由于政府财政汲取力严重下降，导致“公平优先”的二次分配很难有大的作为，这一

阶段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根据官方及学者估计[7]，在中国入世的10-20年时间里，虽然有利于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这为政府提高汲取能力提供了可能)，但如果仅凭市场力量起作用，中国还将面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压力(提出了政府提高汲取能力的必要)。党的“十六大”也提出，今后20年，我国要进入新的社会变革期，结构变动将会更加剧烈，各种矛盾也可能更加突出，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甚至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二次分配注重公平，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提高政府汲取能力和转移支付能力，也加大税收征管力度。这不但可以调节过高收入，而且，可以通过加大对弱势群体、弱势行业、弱势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缩小社会贫富差距。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2002年1月起，中国对“所得税分享”进行了改革。改革后的中央将把所得税增长中多分享的收入，全部用于增加对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这说明二次分配的公平原则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六大报告也重申：“再分配要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8]

(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关注弱势群体实际困难。早在

1930年代，英国的贝弗里奇爵士就在其扛鼎之作《自由社会中的充分就业》中明确提出：“保护国民免于大规模的失业„„这必须确定无疑地是国家的职能，就像现在国家保护国民免于来自国外的威胁和来自内部的强盗和暴力的威胁一样。”[9]在当代，由于市场的缺失和社会的无力，国家利用手中的权力保护国民免于社会风险更是已经成为国家观念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为政权合法性和政府权威的依据之一。对资本主义国家是这样，对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并且更应该如此。

我国在有关社会保障政策、法规的贯彻落实方面已取得明显成效，扶贫帮困工作也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作体系，并制订了统一标准，但要真正转变“弱势群体”的困难局面，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不断强化和完善。如有的困难户上不了帮困线，有的困难对象实际并不困难，却能接到发放的救助“绿卡”；对于确实困难的家庭，帮困的钱往往又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一些社会“弱势群体”要饭吃、要工作的呼声强烈，信访不断。未来几年，应进一步健全、统一社会保障体系，规范、细化救助标准，确保社会救助对象生活安定，建设好社会稳定的“托底工程”，避免困难群众因生活无着造成新的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

弱势群体虽然在市场竞争中、政治表达上、法律保护上是弱者，但同时又是道义上的优先者、选举中的多数者、变革时的热心者，是重要的社会力量和资源。这就要求在政策设计时，要避免弱势群体因缺乏保护所造成的重大消极影响，尽最大可能地创造适合于他们的工作岗位，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居住、生活、医疗条件，给予他们人文关怀。这不仅关涉社会公平、公正的目标和社会稳定的大局，也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问题。

(四)建立不良情绪的宣泄机制以及人民内部矛盾的预警防范机制。要对人民内部矛盾发生规律、发展趋势进行前瞻性研究、量化分析，建立起预防、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动态、长效管理机制。对社会各方面反映出来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容易引发矛盾纠纷的热点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对可能引发的矛盾纠纷所涉及的内容、范围、程度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将有助于确保人民内部矛盾“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的落实，减少工作中的随意性、被动性、滞后性，改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习惯做法。

建立不良情绪的宣泄机制不但可以直接减少因心理因素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对其他因素引发的社会矛盾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应充分发挥司法、信访部门、基层党组织以及群

众团体、人民调解等各种组织的积极作用，使他们成为沟通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一座重要桥梁。这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公民参政议政的心理欲求，同时又能适时地宣泄掉积累在民间的不满情绪和心理困惑，从而避免脆弱及病态心理伤害社会公众和破坏社会秩序，降低社会管理的成本，改善政府形象，增强公民的社会认同感，促进社会的稳定。上海市杨浦区已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区妇联在2001年3月8日挂牌成立了“复旦杨浦女性发展咨询中心”，一年多来，该咨询中心已举办培训班、专题讲座8期(次)，受益人已达6千余人次，有效地缓解了大量社会矛盾。

(五)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依法治官”。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并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可靠保障。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然而，我们政治体制领域的改革却明显地滞后，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并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人民内部矛盾。为此，坚持以改革、发展作为一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方式，必然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同时，体制、制度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力量对人们的行为起直接的约束和调节作用，因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妥善解决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与改革旧的政治体制在内容上

是密切相联的。因为，在这一问题中，人民群众与领导干部之间的矛盾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如果不坚决、及时地进行改革，势必难以在体制、制度层面上有效地防止和避免领导干部脱离群众，蜕变为人民的统治者。这样，存在于群众中的怨愤与严重不满最终会导致潜在性社会“地震”的总爆发，从而阻碍社会进步。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在具体方式上搞“人治”不行，单纯依靠群众运动的“群治”也收效甚微，最后还必须通过“法治”来实现。同时，几千年来的封建传统给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沉重历史包袱依然存在，“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势在必行。“法治”作用的主体对象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治官”。即：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运用宪法和法律来监督公仆，防止其滥用权力。因为，不受限制的权力从来就是腐化堕落的温床。通过“依法治官”来克服官僚主义，端正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实现干群关系的和谐发展，有利于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的法治化轨道上得到有效预防及合理解决。

【参考文献】

[1]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页。

[3]《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3页。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1页。

[5]社会学理论指出，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敌视和仇恨心理。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利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甚至他们的敌视和仇恨也可能扩散。

[6]王绍光：《开放性、分配性冲突和社会保障——中国加入WTO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原载《视界》2001年第3辑看，引自王绍光：《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213-214页。

[7]《不能回避的国情制约》，载《了望》(新闻周刊)，2002年11月11日(第45期)，第24-33页。

[8]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页。

[9]SirWilliamBeveridge,FullEmploymentinaFreeSociety,(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45),p.25.上一页[1][2]

第四篇：腐败问题现状及对策

腐败问题现状及对策

腐败是指掌握公共权力的组织和个人以对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而达到谋取私利的目的的行为。腐败是一个普遍性、世界性和历史性的问题，自国家产生，掌握公共权力的组织和个人出现后便一直存在。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腐败问题依然存在，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而已。通过认真地对61年的反腐败历程加以回顾和总结，探索其中的规律，不断深化认识、发展认识，从而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的反腐倡廉工作找到切实有效的对策。

一、腐败问题的现状腐败范围越来越广

当前腐败现象已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一般经济管理部门扩展到党政领导机关、组织人事部门、行政执法部门、司法机关等要害部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受到腐败现象的渗透和侵袭。腐败分子职位越来越高

据统计，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给类经济案件中，在2003年涉及百万元以上的案件为1780件，其中设计亿元以上的有21件。窝案、串案明显增多

腐败有“集团化”的发展趋势。现在的腐败案件，不少都是左右勾结、上下串通、相互利用，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腐败同盟。有的大案涉及的人员少则十几人、几十人，多则上百人。

4、“隐性”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勒索型腐败现象大量上升。

许多腐败现象通常是假借合法之形行腐败之实，在“合法”的名义下，公开的为本地区、本部门，甚至为个人谋取私利，通过一些所谓的“潜规则”来腐败，在行为认定上是很难认定为违法的。

二、反腐败的对策

1、以制度建设打开反腐败局面

在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史上，经历过运动反腐和权力反腐的阶段，但实践证明，只有依靠制度反腐，才能使反腐败斗争更可靠、更理性。邓小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2、完善对权力的有效监督

事实证明，如果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就极易被滥用。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没有监督的权力是产生腐败的土壤。“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线的地方才停止。”因此，完善监督制度，加大监督力度，以“权力监督权力”，规范权力的运行和使用显得特别重要。

3、以法制保障反腐

在我国反腐败的历史上，曾经历过运动反腐和权力反腐的阶段，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后，鲜明地提出了“反腐败必须依靠法制”的重要思想，反腐败斗争“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反腐倡廉，教育是基础，监督是关键，法制是保障。

2、加快新闻立法，充分利用网路力量

舆论监督本身是一种“普遍的、无形的、强制的力量。”【13】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舆论工具，对社会上一切腐败案件进行曝光，以达到对其监控的目的。从全球来看，凡法制化程度比较高和政治比较廉洁的国家，都十分重视舆论监督在反腐败斗争中的独特作用。

第五篇：腐败产生的根源及治理

腐败产生的根源及治理

一、没有真正的监督机构

我国的监督机构：审计、纪委。纪委查出的问题是保护同志；审计出的问题不会受到重视。这就没有真正的监督机构。

二、没有真正的做好网底防护工程、腐败的产生是事后发现，事前预防不到位。

三、监督机构不产生真正的监督作用。监督机构只对下一级有查处权，中共中央纪委可以查处省部级单位，省部级单位可以查厅局级单位，厅局级单位可以查县处级单位。

四、官员为民服务的意识逐步淡失，而邪恶的欲望不断膨胀。

要扼制腐败:

一要增强监督者的责任意识，提高领导干部接受监督的自觉性。通过教育，使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认识到，党的权力是属于全体党员的，国家权力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如果放弃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就是放弃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也是对腐败分子的放纵。

二要加强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真正落实中央《纪律处分条例》，重点加强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要切实落实党内监督十项制度，严格执行述职述廉、民主评议、谈话诫勉、民主生活会、巡视、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健全和完善质询制、问责制和罢免制，强化媒体监督，监督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建立健全及时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的机制。

三要进一步拓宽监督渠道，整合监督资源。把党风监督与党外监督、组织监督与法律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等有效结合起来，重视发挥民主党派、工商联、社会团体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努力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