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腐败的人性根源及其对策

第一篇：浅析腐败的人性根源及其对策

浅析腐败的人性根源及其对策

刘兆峰（liuzhaofeng）

【内容摘要】：长期以来，腐败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着力解决的一个历史性、全球性的客观问题。目前，我国仍处于腐败的高发多发期，给我们党带来了严重的损害。所以，从制度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已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为此，我们必须深刻认识腐败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即人性的弱点和我国现存制度和机制的各种弊端，从而建立一系列有效地监督

激励、教育等全方位的配套改革，时刻警惕人性的弱点及其对权力的异化，做到未雨绸缪，预防为先。

【关键词】：腐败人性内在冲突权力对策

长期以来，不论是国际还是国内腐败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着力解决的一个历史性、全球性的客观问题。这一问题似乎从人类社会产生剩余产品，出现私有制以来就凸显出来。

勿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腐败程度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目前，我国仍处于腐败高发多发期。但我们党在探寻反腐败新思路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具体制度创新的重要性，要从制度源头上铲除腐败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1993年8月中央纪委召开的二次会议提出了反腐败“既要治标又要治本”的重要思想，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反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的指导思想，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具体要求，标志着我们党对于腐败与反腐败的认识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理论高度。

一、腐败问题产生的根源

1、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性弱点

从腐败的表面特征来看，尽管在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历史阶段

不同的国家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腐败这个与人类文明社会几乎伴生共从的政治毒瘤，应该说还是有其产生的原因。

从古至今，腐败产生的一个共同的、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人性的弱点。

第二篇：腐败的根源是人性的贪念-攻辩小结

大家好！

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辩题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大家是否认可现在纪检机关的反腐工作。反腐的道路非常艰辛，需要我们与腐败份子不停的斗智斗勇。而我们的纪检机关也只是由一个个平凡的同志凝聚而成，他们没有哪吒的三头六臂，也没有那个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他们无法做到将坏人一眼就认出来，他们不能保证抓尽天下贪官，他们更不能做到发现每一条线索，但是，他们有一颗报国的赤诚之心。今天，哪个组织、哪个制度、哪个人敢说自己完美无缺、找不到一点漏洞。我们应该看到的是，纪检机关反腐的决心、勇气、智慧，他们的努力，他们挥洒的汗水。我们的纪检机关在党中央领导下，不断地加强自己、改进自己、完善自己，十八大以来取得了丰硕的反腐成果，二月河说翻遍二十四史都找不到。对于这样一支尽心尽力为人民服务的队伍，我们是要鼓励他、支持他，还是苛责他、否定它，是要加强他让他变得更强、更有力，还是说你不行、换人吧。总书记说，既然人民把这项历史的重任交给了我们，我们就应当肩负起自身的责任。我想，这也就是辩题的意义所在吧。

攻辩：

1.查处偷税漏税的违法行为，是你们地税局去还是社会公众去的？（如果说群众举报，信息的真伪需要你们去核实、鉴别吧）

2.纪检机关和社会公众谁更具有反腐败的系统性经验？ 3.工程院院士李宁骗取国家科研专项资金，社会公众如何发现、查实这种腐败？

4.一些外企高薪雇佣高官的子女，这样的腐败公众又如何能解决？

5.原湖南政协副主席童名谦，不贪污不受贿，但工作不作为，这样腐败公众如何去查实？

自由辩论：

1.一些贪官利用消息炒股赚钱，这种隐形腐败公众如何知道？

2.***安排自己的秘书身居高位，公众如何解决用人的腐败？

3.没有中纪委，公众哪里知道刘志军通过大建高铁收了上亿的好处费？ 4.山西一些官员利用干股与煤老板分红，这种腐败公众如何查实？

5.有些贪官在房地产市场低买高卖，披着合法的外衣，公众如何查实？

6.发改委原价格司长曹长庆利用职务便利操纵市场价格，公众如何能查实？

7.很多逃亡海外的贪官，公众如何能奈何他们？ 8.网上有很多不实的举报，社会公众如何甄别信息的真伪？

9.国家能源局的魏鹏远每天骑自行车上班，衣着朴实，公众如何能发现他是巨贪呢？

10.外企高薪聘请高官子女，这种腐败群众如何根除？ 11.对于很多家人都在国外的裸官，社会公众如何应对他们？

12.有些央企的高官每年职务消费要几百万，公众如何能够解决？ 13.一些退休的干部利用影响力在上市公司担任董事，公众如何能够解决？

请问你们家小区有没有物业？

为什么小区的治安、保洁都是让专门的物业来做而不是一个个业主自己？

2.您参与了今天这场比赛，您觉得您是关键人物吗？ 所以参与的人不一定是关键，对不对？

所以公众参与反腐，但不一定是这项工作的关键吧？

3.为什么法律的制定都是交给专门的机关，而不是让13亿人一起来做这件事？

4.我们的党风廉政建设天天在做，您方如何在预防腐败上发挥作用？

1.我们的廉政建设从体制机制都在预防腐败，您方如何预防？

2.我们出台的干部制度、工作制度、财政制度都在源头上预防腐败，您方有什么制度预防呢？

3.您方的线索没有纪检机关的落实，能够打击腐败吗？ 4.***等高管落马，一大批人被纪委调查，这难道不是专门机关的作用？

5.逃到海外的贪官，没有专门机关，你们如何把他们抓回来？

6.公众参与反腐，就一定在发挥关键作用吗

7.纪检机关秉公执法是不是才是你们举报有效的根本原因？

社会公众当然是参与反腐工作的重要组成，但重点不在于加强，关键是信任我们的纪检机关能够秉公办理，会向我们的纪委举报问题、提供线索，1.参与了反腐，并不一定要加强在这里面的作用

但是未必要亲力亲为，关键是信任

信任

也许他们追查线索时间略显漫长、也需他们没有正面

所有纪检机关的同志

我们是要鼓励他，还是打击他，是把这支队伍打造得更有战斗力，还是说你不行了，所以我们公众上。

今天，对方辩友向我们罗列了很多社会公众在反腐工作中的作用，这些我们都不否认。可是，我们讨论的辩题是什么，我们在比较社会公众和专门机关，哪一方更加有利于现阶段的反腐工作，我们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就像我们说岳飞比秦桧好，因为有道德的标准。同样，我方的标准是，现阶段惩治腐败，专门机关比社会公众更快、更准、更狠，既治标又治本。大家都看到社会公众痛恨腐败，可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中纪委的网站每天都在晒查处的腐败，我们应该看到中央巡视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手软，各地纪检机关对腐败份子重拳出击。万庆良天天喊着拜海瑞，公众哪里知道他是贪官；苏荣到江西后大肆种树，民众举手夸赞；***重庆唱红打黑，公众摇旗呐喊；魏鹏远只是处级干部，大家哪里知道他家藏2亿现金。公众痛恨腐败想要反腐的心理我们理解，但是却对腐败份子无法做到快速、精准、有效。总书记讲，腐败和反腐败两军对垒，呈“胶着状态”，他说“与腐败作斗争，个人生死，个人毁誉，无所谓。既然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交给了我们，就要担当起这个责任”。这更加说明我们要充分发挥专门机关的责任，下面还请对方辩友向我们论证你们的判断标准。

对方辩友告诉我们，社会公众可以发现问题举报贪官，可是我们要知道如果没有纪检部门建立举报平台、快速反馈、及时调查，公众的举报将会变长漫漫长路，甚至不了了之。对方辩友又告诉我们，社会公众这么大的群体可以有效形成监督。可是这根我们现实的情况也不一样，***、苏荣这些腐败份子手段越来越隐秘，在被中纪委立案调查前甚至一度被社会公众误当成好官。没有中纪委，我们怎么可能知道魏鹏远这样的处级官员能家藏2亿现金。对方辩友还告诉我们社会公众可以对腐败份子形成震慑，可是为什么十八大以前公众也一直举报监督，但是反腐却没有取得像今天这样大的成绩？正是因为专门机关加强责任，在总书记的领导下，壮士断腕、猛药除疴，扫除腐败的毒瘤。下面希望对方辩友能向我们论证你们的判断标准。

总书记讲，腐败和反腐败两军对垒，呈“胶着状态”，他说“与腐败作斗争，个人生死，个人毁誉，无所谓。既然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交给了我们，就要担当起这个责任”。就是要我们充分发挥专门机关的责任，对腐败零容忍，惩治腐败绝不手软。

攻辩： 1.请问对方辩友，您方说更应该发挥社会公众的作用，你们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2.***、苏荣被调查以前一度被公众认为是好官，是不是说明公众并不能准确判定谁贪谁清？

3.***、徐才厚这些贪官的腐败行为，没有纪委、检察院的重拳出击，社会公众如何能惩处？

4.那魏鹏远算是苍蝇了，为什么发现他家藏2亿现金的纪检部门而不是社会公众？

5.为什么十八大以前公众也一直在监督、举报，但是今天反腐的效果却比以前要好呢？难道不是因为纪检机关重拳出击呢？

1.刘铁男被举报了半年才落马 2.贪官外逃

可是为什么十八大前公众的举报 贪官外逃

我今天说我方二辩比我高，那是有身高标准，我方四辩比我瘦，那是有胖瘦标准。同样，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辩题，反腐倡廉，更应发挥社会公众还是专门机关的作用，我们也要有一个判断标准。我方认为，在现阶段哪一方打击腐败能够迅速、精准、有效

我想今天的辩题，如果是要我们来辩论“反腐倡廉是否需要公众参与”，不用辩，当然需要；如果是要问我们“反腐倡廉社会公众有没发挥作用”，不用辩，当然有。可是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什么，反腐倡廉，究竟是更应发挥社会公众还是更应加强专门机关的责任

我们讨论的是在当前反腐形势严峻的情况下，社会公众和专门反腐机关，我们的判断标准是：哪一方对打击腐败更加有效、更加精确、更加彻底，既治标又治本。

美国战斧式巡航导弹，迅速发射，精确制导，有效打击。

社会公众可以发现一些腐败的问题和线索，但是他们看不到贪官是如何权钱交易的；他们可以看到贪官做了表叔、房爷，甚至包养情妇，但是他们看不到更多的腐败份子是如何通过制度漏洞实现利益输送的；他们可以去举报刘铁男、宋林，但是他们无法保证不会出现张林、王林。就像习总书记说的，反腐倡廉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没有中央和各级纪委等专门机关的重拳出击，腐败份子的嚣张气焰就得不到收敛；没有纪委、检察院等专门机关对公众举报信息的梳理、汇总、核实，就无法形成打击腐败分子的关键证据；没有专门机关在反腐过程中的认真调查，就难以发现一些制度的漏洞、盲点。反腐倡廉是一项系统性工作，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中间的制度建设，还是具体的工作实施，都需要纪委、检察院、法院这些专门机关切实发挥作用，专门机关就像一把利刃，可以有效根除腐败的毒瘤。

当然，我们不否认社会公众的有效参与，可以让这把利刃更加锋利

对方辩友告诉我们公众参与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给我们举出了很多实例，可是为什么十八大以前那么多群众也在举报、上访、反映问题，贪腐现象却还是层出不穷，因为，他们对贪官的威慑力不够。今天，在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委、检察院等部门的努力下，我们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光中纪委上半年就查处了842名官员，其中省部级以上41人，如果没有专门机关发挥作用，***、徐才厚难以落马。

可是今天我们所要考虑的是，当前反腐倡廉如何做的更好更有效

大家好！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刚才的盘问环节，对方辩友告诉我们，预防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廉政道育可以从思想上让人不想腐。可是我们要知道，李崇喜、金道铭这些落马的纪委书记，接受的教育比在坐各位都要多。对方辩友又告诉我们说：制度的完善可以遏制腐败。可是这跟我们现实的情况也不一样，十八大以前反腐文件汗牛充栋、反腐手段形式多样，但是连党员干部的一张嘴都管不住；中央八项规定，短短八条却有效遏制了腐败，一个星期就查处了154起案件，对腐败份子零容忍，重拳惩治才是关键。其次，对方辩友还告诉我们预防可以保证大部分人不腐败，可是我们就要想想看了，大部分没有腐败的干部，就像在座各位，究竟是预防在起作用，还是惩治的威慑在起作用，还是因为本身我们就是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最后，我们谈到了当前的腐败形势，像***这样的腐败份子毁了整个党的形象，徐才厚被抓后，甚至有人发出“解放军尚能战否？”的疑问。清除腐败这种毒瘤，必须像习总书记说的那样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刮骨疗毒、壮士断腕。反腐倡廉，惩治与预防哪个更重要，相信大家不言自明！攻辩：

1.总书记提出反腐要，猛药除疴、重典治乱，对身患痼疾的人是治病重要还是打预防针重要？

2.十八大以来落马的41名省部级以上高官，哪一个是通过预防解决的？ 像万庆良这种贪官白天拜海瑞，晚上去会所，您方的预防手段是不是白天有用晚上没用？

3.***官至常委、徐才厚做到军委主席，为什么预防措施没能阻止他们贪腐的步伐？

4.预防手段越多越丰富是不是就能有效反腐？ 请问，为什么中央八项规只有短短八条就能够有效遏制腐败，而以前那么多文件连一张嘴都管不住？

（出台一周就查处154起案件）

5.大部分没有腐败的干部，就像在座各位，究竟是预防在起作用，还是惩治的威慑在起作用，还是因为本身我们就是清正廉洁的好干部？

自由辩论：

1.***官至常委不加惩治，如何预防，如何得民心？ 2.制度的漏洞不通过惩治贪官，如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央反腐倡廉精神读本）

3.您方的反腐措施是不是只对清官有用，对贪官无用？ 4.腐败已经火烧眉毛了，是灭火重要还是贴宣传标语重要？ 5.表叔杨达才最大爱好就是上班带不一样的表，如何预防？ 6.阳宝华、陈柏槐等已经退休的贪官，不加惩治如何预防？ 7.国家能源局的魏鹏远最喜欢在家数他的2亿现金，如不惩治如何预防？

8.天津公安局长武长顺家中查抄了12卡车的赃物，是不是要等他们贪完了再预防？

9.金道铭、李崇喜长期担任纪委书记，不加惩治如何预防？ 10.贪官廖少华到遵义一年9谈反腐，这样的人不通过惩治如何反腐。

11.国家能源局长刘铁男腐败到连副省长请他吃饭都不去，不通过惩治如何反腐倡廉？

12.没有惩治，您方的制度只会沦为纸老虎、稻草人。

第三篇：腐败的根源是人性的贪念 -一辩初稿

各位评委、各位观众、对方辩友：大家好！

今天我方的观点是：腐败的根源在于人性的贪念。这里的“根源”是指发生腐败最根本的原因。“贪念”是指对某种欲望无休止的追求。荷马曾说过，“人最难控制的就是贪心”；庄子认为，要达到逍遥的境界，就要无欲无求、摒弃贪念。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我方的观点。

第一、从内外因的角度上分析，腐败的根源在于人性的贪念。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内部矛盾（即内因）是事物自身运动的源泉和动力，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人的贪念是人变腐败的内因，制度的缺失是其外因。尽管对腐败的发生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但无论这个影响有多大，也必须通过内因才能真正起到作用。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本，贪念是腐败产生的根源。

第二，从腐败发生的社会行为逻辑来看，腐败的根源在于人性的贪念。腐败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最终都是由一个个人的具体行为来表现的。任何制度的推行、实施也都离不开人。人性是与生俱来的，每个人都有对善与恶的评判标准。人在对某种欲望追求的过程中，人性中贪念的大小会对人的思想产生主导性的作用。所以制度再完善、法律再健全，人在推行、实施的过程中都存在着使它变形和走样的可能。人性的贪念是根源，而制度的缺失只是对人性贪念的推波助澜。古人云：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

第三，从曝光的腐败案件事实来看，腐败的根源在于人性的贪念。像孔繁森、焦裕禄那样的党员干部，就算制度缺失，他们会腐败吗？不会，因为他们有着为人民服务的坚定信条，自身就已经牢牢地控制了人性中的贪念。反之，像***、刘志军那样的干部，就算制度再完善，他们就会不腐败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因为贪念已经蒙蔽了他们的双眼，使他们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地去追求本不该属于自己的利益。纵观我党惩治的贪腐者，尽管他们的岗位、年龄、腐败的方式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有一个最根本的共同点，那就是贪！腐败分子的认罪书和忏悔录，无一不在警示着我们：人心不足蛇吞象，欲壑难填必遭殃！

不胜枚举的腐败案例一再证明，贪官们在腐败前，都清楚自己行为的性质，也知道自己所违反的制度法律，更明白腐败行为将会产生的恶果，但依然还是选择以身试法，说到底就是他们无法控制自己那颗贪欲的内心。诚然，贪官“落马”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他们放弃了党性修养，放弃了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的改造，丢弃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被权力和金钱冲淡了理想信念，才慢慢蜕化变质，踏上了“不归路”，走上了“断头台”。

作为公务人员，我们每一位干部，都要牢记习总书记所说的，革命理想高于天。时时刻刻警示自己：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因此，我方一致认为，腐败的根源，在于人性的贪欲！谢谢！

第四篇：腐败的历史根源

腐败的历史根源

社会转型期滋生腐败。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所有制结构的逐步变革形成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各个利益主体都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去获取有限的资源，在这种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不正当竞争，特别是近几年来，“以权经营”、“官倒”、“贪污腐败”之风愈演愈烈，甚至引起了深刻的社会危机。一些不法分子为了牟取暴利，千方百计逃避法律的惩罚，更是不择手段，不惜用重金、美色拉拢腐蚀少数领导干部。这就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土壤。

管理机制不全“孵化”腐败。目前我国的各项管理机制的改革仍然保持着原有的行政权力体系的条件下自上而下地推进。改革过程政治和经济上的多重分权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和资源。分权使政府权力在横向和纵向上更加独立。由于从来缺乏自下而上的约束，分权后权力的制衡和约束越来越形同虚设，为腐败提供了机会。许多应该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的问题仍然采用计划体制下的手段来解决，这种新旧体制转轨交替并存，客观上也给腐败现象的滋生留下了可乘之机，使一些腐败官员能够利用计划经济形成的权力发市场经济的大财，成为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的经济根源。

权力绝对化导致腐败。过去我们在权力的设置上强调命令贯彻和服从的多，而常常忽略了权力的制衡，在如何保证双方能够健康有序的行使方面考虑较少，制约权力滥用的制度或缺失或不完整、不健全，导致目前权力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和一些领导干部或“一把手”手中被严重地私有化、商品化、绝对化。虽然从中央到地方都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来保证领导干部的廉洁，但由于监督缺乏有效手段，使得执行力度不够，监督作用远没有发挥出来，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管理，一直以来不少单位的纪检、检察对本单位干部、职工的监督行之有效，而对本单位“一把手”却不敢监督，加上少数“一把手”的自律意识不强，不愿接受监督；一些上级组织重使用、轻管理、疏于监督；同级班子成员碍于情面不愿监督；下级同志怕受到打击报复，不敢监督；尽管这些监督头绪繁多，但监督机制不健全，执行力度不大，导致监督失效。由此可见，我国虽然已建立了权力机关监督、法律监督、党内监督、党外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监督机制，但由于种种原因，监督的合力没有形成，严重影响了监督的实际效果，怎能不会使绝对化的权力导致腐败?

一、生产力既发展又不发达的状况是腐败产生的历史根源

概括而言，腐败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生产力极度不发达的原始社会，不存在腐败；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不存在腐败。因此，腐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

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不发展，人们还没有产生私有观念，也就谈不上“腐败”。随着生产力的逐渐发展，人类的智力不断进化，逐渐产生了私有观念，开始区分“你的”、“我的”、“他的”。生产力的不发达状况，决定了物质财富的相对匮乏。加上居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逐渐形成和存在，腐败具有了潜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便具有了现实性。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升华，到共产主义社会，极大的物质财富能够满足人们各种需要，区分“你的”、“我的”这种私有观念已没有了存在的必要，腐败也就不复存在。

可以看出，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腐败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必要因素，其一是私有观念的存在，其二是物质财富的相对匮乏，两者缺一不可。如果人们没有私有观念，不知道区分“你的”、“我的”、“他的”，腐败的产生便没有可能；如果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能够满足人们的一切需要和欲望，腐败也就没有产生的必要。在这两个因素具备的条件下，私有制的存在使腐败的产生具有了现实可能性。或者说，私有制的存在使腐败成为历史的必然。因此，从根本上说，腐败是私有制的产物。

腐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这一论断，说明腐败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那种认为腐败伴随人类社会始终的观点，认为腐败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和贯穿于整个社会形态的观点，认为腐败贯穿于行使公共权力始终的观点等等，都是错误的。甚至个别人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腐败产生的根源，只有实行私有制才能根除腐败的观点，更是极端错误的。这些观点，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更不符合历史发展事实，需要加以反对。

腐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这一论断，决定了人类要从根本上消除腐败问题，最终要靠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当然，我们同时要注意的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既能创造消除腐败的条件，同时也会为一些新的腐败形成提供土壤。

二、权力所具有的内在矛盾是腐败产生的重要条件

研究腐败，离不开对权力的研究。就一般意义而言，权力具有下列几个特点。首先，权力具有公共性。从本质上来看，权力起源于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对比关系，一种权力的存在意味着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建立起了正式的不平等关系。因此，权力本质上是某一社会集团公共利益的政治表现，具有公共性。其次，权力也是一种资源。权力具有能够调动和调整社会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的支配力量，即具有资源控制权。同时，基于社会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等的稀缺性，决定了权力同样具有稀缺性。权力的这种稀缺性，是造成权力扩张和权力角逐的根本动因。再次，权力要得到具体的实施，必须通过具体的人和具体的职位来体现。公共权力的实现必需经过具体的人和具体的职位这一中介，这就是权力的代理性。

权力的上述特点，决定了权力具有一个重要的内在矛盾，即权力的“公共性”与“代理性”的矛盾，或者说是权力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矛盾。从权力的来源看，权力是公共利益的政治表现，应该为特定的社会集团或利益群体所共有，并为特定的社会集团和利益群体服务，这决定了权力不能是某个人的私产，不能用来为个人谋私利。但是，本属于社会集团或利益群体所共有的权力要得到实现，却必须通过具体代理人和具体的职位来进行，必然要打上代理人的烙印。这样，权力的“所有权”与权力的“使用权”便存在着必然的分离。这种分离就蕴含着权力被滥用的可能。另一方面，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权力使用者本身存在着“公”与“私”的矛盾。基于权力具有资源性和稀缺性的特点，作为权力代理者的个人，既有可能利用权力来为公共利益服务，也有可能利用权力来为私利服务。

从现实意义上说，腐败是权力的异化。权力所具有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和权力使用者的“公”与“私”的矛盾，决定了在权力所有者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权力行使者就可能利用权力来谋取私利搞腐败，或者为满足私利欲望而扩张和聚敛权力，甚至导致对其他公民权利的剥夺。另外，现代社会中的权力一般并不表现为赤裸裸的暴力，而是常常有合法的形式来源。这既保证了权力的权威性，又使权力不容易受到质疑，并受到社会的肯定。这一特点，也有可能使权力行使者打着权力合法性外衣滥用权力，公众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难以察觉和监督。

对权力的特点和矛盾的分析表明，反腐败斗争离不开对权力特性的深入研究，只有深刻洞察和全面把握权力运行的内在规律并加以运用，才能真正建立起权力制约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三、个体需要的无限膨胀是腐败产生的潜在因素

人在世界上首先面对的是要生存。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这就是说，人生存的第一要义首先是要获取物质生活资料。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是由人的自然属性所内在决定的，是内在的必然性。肯定这一点，也就是要肯定人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的合理性。

当然，人之为人，其本质特点在于人的社会性。就人的需要种类而言，不仅有物质需要，还有精神需要；不仅有个体需要，还有整体需要；不仅有生存需要，还有发展需要等。就需要的满足程度而言，当饥饿和寒冷侵袭时，吃饱穿暖是最迫切的生存需要；当吃穿问题解决后，享受需要又随之产生；在没有对比之前，对某种状态感到很满足，但在比较之后却对自己的状态不再满足等等。恰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已经达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使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人的需要的这种无限性，是人类发展的不竭动力，同时，它也是构成人类灾难和困惑的重要根源。

人的需要的社会性，还表现为不同的主体具有不同的需要。甲的需要可能不同于乙的需要，个体的需要可能不同于集体、社会、国家的需要，甚至产生矛盾和对立。另外，人的需要的社会性还表现为满足需要的途径和社会评价上。社会一方面为人们实现各种需要提供了相应的条件，但同时也决定了人的需要的满足范围和限度，决定了人的需要满足的非随意性和非主观性。同时，个体需要的种类和程度还要受到社会评价的深刻影响。

可见，人的需要既具有个体性，又具有社会性；既具有主观评价性，又具有社会评价性；既具有无限性，又具有有限性。因此，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社会构成人的需要的内在矛盾。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主体的需要远超出社会规定的合理限度，就属于膨胀的不合理的需要。对这种不合理需要的追求，往往会成为违法犯罪的动机。反常的、畸形的个体需要常常引发反社会行为。一些个体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不能有效抑制自身膨胀的需要，又不能通过合法途经和手段来满足，就很容易转化为贪污受贿的动机。

对个体需要的分析说明，社会一方面要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同时要加以引导，树立正确的需要观，减少人们产生膨胀需要的条件。

四、私人利益的贪婪追求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动力

利益是能实现和满足主体需要的对象和条件，或者说，利益是人们需要的社会转化，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的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主体需要。由于主体需要的多样性，利益的内容和形态也是多样的。有物质利益、精神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个人利益、公共利益；眼前利益、未来利益；现实利益、潜在利益；直接利益、间接利益等等。害处也是一种重要的利益，不过是一种负利益。不同的主体对不同的利益有不同的价值评价和排列次序。如大多数个体由于对未来的预期不确定，倾向于选择眼前的物质利益，除非未来的利益足够大且能确定把握得住。

利益是需要的社会化。利益的实现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活动。个人的内在需要要得到满足，就必然获得社会的内容和规定性。人类的劳动和生产是人类实现利益的中介或手段。恰如马克思所说，“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创造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因此，特定主体的利益空间有多大，实现的方式如何，是由一定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具有客观制约性。

由于利益直接涉及主体内在需要与外在对象的关系，决定了利益本身包含着内在的矛盾。这种内在的矛盾就是主体的多种需求与社会规定性之间的对立统一。这一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利益主体自我实现的要求与社会实现途径之间的矛盾；利益形式的主观性与利益内容的客观性之间的矛盾；利益实现的目标性与手段性之间的矛盾；利益的具体有限性与利益发展无限性之间的矛盾等等。对利益的贪婪追求是腐败产生的重要动力。人的需要是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统一，人的利益追求也具有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统一。在一定条件下，个体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利益主体之间及不同利益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能很好地对待利益矛盾，就容易采取不劳而获的方法去掠夺他人和社会的财富和利益，从而走向极端行为和违法犯罪。另外，现有的体制和机制若不能很好地达到一种利益均衡状态，也容易使一些人走向错误的道路。

马克思指出：“把人和社会联系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可以说，利益对人的影响深刻而广泛。通过对利益的深入分析可知，研究和运用利益机制对反腐败倡廉建设具有极可重要的意义。利益既是产生腐败的重要动力，也可以是遏制腐败的重要手段。如何通过设立有效的“私人利益制衡机制”来预防和惩治腐败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重要命题。

第五篇：浅议我国腐败的根源、特点及对策

浅议我国腐败的根源、特点及对策 十六大报告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灭亡。”实践证明，我们干部队伍主流是好的，是能够担当起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任。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干部队伍中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如官僚主义、贪污、搞特权、买官卖官、搞权钱交易、搞权色交易等腐败现象逐渐泛滥和愈来愈严重，我们也只有勇于正视、研究这些问题，才有可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解决这些问题。

一、腐败产生的根源

腐败被人民视为破坏世界的癌症，也成为各国 政府最大的敌人。所谓腐败，一般是指国家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利谋取私利的行为。腐败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反社会的、危及统治阶级正常秩序的行为，腐败将摧毁发展的一切努力，反腐败也是一个全世界性的难题。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体制下或体制转轨的阶段上，腐败作为公共权力滥用的具体表现方式，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深刻地认识中国腐败的根源是解决中国腐败问题的关键。

（一）思想根源

腐败分子不是在一天内就走向腐败的，在滑向腐败边缘的过程中，思想的嬗变尤为可怕。正如原山东省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在他的认罪书中说：“我的犯罪绝不是偶然的，主要是我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缺乏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从近几年检察机关揭露出来的案件看，腐败分子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放松了思想教育、党性的学习，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忘记了“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原则。追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一切向钱看”、“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价值观念，就成为一大批腐败分子走向职务犯罪的思想根源。

（二）体制根源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没有监督的干部，容易导致犯罪。这已是被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的，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加之历史的原因，造成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弊端，权力高度集中在党政领导机关，甚至在某些个人身上。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行党政、政企分开，权力高度集中的状况虽然有了一定改变，但由于受旧的体制和模式的影响，党政部门的权力仍然很大。特别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健全，政策、法律滞后，一些干部手中依然掌握着资源配置、人事任免、宏观调控决策的“生杀予夺”的大权，一些投机经营者为牟取暴利，更是看重这一权力，想方设法利用这一权力。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由于过分强调集中，没有真正建立起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即使制定了一些监督制度，在执行和具体操作的过程中，也往往形同虚设，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特别是近些年来，一些单位和部门党的民主生活制度淡化，“民主集中制变成“一言堂”，“党委领导”变成了“少数人领导”，权力监督的失控，为腐败的滋生蔓延创造了条件，权力的过分集中、以及这种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不健全，是促进权力拥有者走向腐败的体制根源。

（三）社会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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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中，有种可怕正渐趋流行，这就是“唯经济论”，一个地方，一个部门，只要经济上去了，便什么都好说。有的地方片面强调加快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些不切合实际的要求，甚至制定了一些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政策，如用贿赂等方法去争项目、争资金、捞好处。这些“土政策”的出台，不仅扰乱了干部的思想，而且也污染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使请客送礼、贿赂之风公开化、普遍化、“合法化”。

以此标准来衡量和考察干部，便出现了谁会吹，谁能当官，谁吹得越大越能当官的不正常现象，这实际上是对社会不正之风、说假话的鼓励，使贪污贿赂犯罪更加肆无忌惮，社会导向偏差，风气不正，已成为众多干部走向腐败的催化剂，作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根源。

二、现阶段中国腐败的特点。

由渐进改革所决定，这样的社会转型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新旧经济管理体制以及由此决定的新旧社会管理体制的新旧政治管理体制将会有相当长的共存时期，相互矛盾的双轨格局短时间内不会并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和制度、体制背景，决定了当代中国的腐败问题的特殊性。

（一）民主形式掩护下的公贿与贪污。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无非是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演变为国家所有和单位所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就被“虚置”，本属“大家”的财产也就成了与个人无关的“公家”的东西。改革开放以后，通过对国有制的股份化改造，这种“虚置”局面表面看来有所改观。但由于相应措施的不完善和变形走样，“劳者有其股”的愿望并未如期实现。相反，职工代表大会失去作用，而新机制下的股东代表大会和监事会又尚未起到应有作用。造成股份公司主要管理者的权力过分集中，公有财产由原来的“虚置”演变成为现在的由董事长和总经理支配的私有

财产。这样，就使得当代中国的腐败分子的公贿、贪污和监守自盗以更加“民主”（在股东代表大会和监事会的掩护下）和普遍的方式进行着。公贿不同于私贿的地方，在于它是典型的“以公谋私”，是拿公众的钱去捞取私利的“零成本”腐败，其社会影响无疑更为恶劣。

（二）“集体共犯”式腐败。

前述产权虚置的弊端，不仅给公贿以可乘之机，而且还蔓延出一种新的腐败——集体共犯。“集体共犯”就是在查处一个腐败案件时，发现的往往不是一个，而是一串腐败分子，一挖就是一窝，被人们称之“集体腐败”。所谓集体腐败，是指整个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公务人员，以单位或集体名义，用本单位、本系统的权力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腐败行为。它有三个特点：一是腐败人数多。腐败行为的主体，不是单个人，而是一个集体，往往是在一定组织的权力参与下完成。象綦江虹桥林世元案，象厦门远华走私案，等等，均是多人共同犯案；二是危害大，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影响更大，不是一般的“蛀虫”，可称得上“蛀虎”或“蛀牛”；三是牵涉面积大，案情复杂，查处困难。“集体共犯”既有体制性原因，又有其社会心理基础。体制性原因在于产权虚置为腐败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产权虚置”说白了就是公家的东西无人管，这给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

（三）带“双轨制”痕迹的腐败。

“双轨制”，是当代中国由传统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向现代

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流时期的一种制度安排。在双轨格局中，经济管理的“双轨”并非始终是并行不悖的，而是经常发生交织甚至矛盾，时而会给经济运行造成阻碍。而且，在“双轨”格局中，政企不分广泛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既当“球员”，又当“裁判”这种无视市场经济规则的无序做法，为政企合谋、垄断交易、贪污贿赂，提供了肥厚的土壤。现阶段中国所揭出的腐败案例，多有政企不分的体制背景。

（四）干部提拔机制的弊端造成的“人事腐败”。

多年来，干部任用实则是“钦定制”，由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能落实，干部选拔中的弊端也就暴露出来。在获得提升的少数干部中，有“伯乐”“相”出来的，有“跑”出来的，有“磨”出来的，有的甚至是“买”出来的。凡此种种，说明在干部选择中存在严重的人事腐败。

三、治理腐败的对策

腐败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也是多方面的，不是上面提到的三方面根源所能概括的。因此，治理腐败也是一项包含多方面工作的复杂、系统工程，需要采取综合治腐的举措。

（一）防范于前，重在治本，将腐败遏制于未然状态

1.加强思想道德、信念教育。众多高级干部的落马说明了一个道理，理想、道德、偏偏不是空洞、抽象的，它是具体实在、普遍存在并深刻地影响着党员干部的思想。全党同志必须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始终不脱离群众，始终保持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要经得起执政和新的历史时期的考验，使广大党员和干部始终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时刻把人民的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不论社会怎么发展，对共产党员来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不能变。广大党员和干部，要代表党和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也是防止发生腐败现象的重要条件。加强学习，特别是“三个代表”思想的学习，对自觉抵制消极腐败现象很有益处，勤于学习，善于学习，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改造主观世界。要从思想上筑牢反腐倡廉，拒腐防变的堤防，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三讲”，着力在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上下功夫，教育和引导广大党员和干部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坚定理想信念，锻炼意志品质，提高精神境界，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追求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

2.加强权力制约机制建设。腐败现象的产生以及它蔓延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目前制约权力的机制还不完备，也缺乏力度。因此，当前反腐倡廉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制定权力行为规范，对领导干部的职权范围、权力行使标准、权力运作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用规章制度和法制规范、约束领导干部的权力行为。使领导干部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切实做到恪尽职守，清政廉洁。防止权力的脱轨、越轨，应把握好这样三条：一要按原则用权，决不允许以权谋私，我们做决定、办事情，都要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符合党性原则，符合廉洁自律的规定，不允许任何凭借职权厚亲顾友，捞取个人好处。二要坚持按程序用权，不搞个人说了算。真正做到依法行政，真正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重大问题要通过集体讨论决定。三要坚持用权公开性，防止权力越轨。多年实践说明，权力运作缺乏透明度，办事不公开，就为腐败行为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实行权力运作公开，是减少权力腐败的有效措施之一。

3.加强监督制度建设。要避免绝对权力带来的绝对腐败，就必须对权力实施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全方位建立和健全社会监督体系，构

筑写协调、灵敏、高效的监督机制。监督体系上的不严密，就很难实现有效的监督。如何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呢？一是加大党内监督力度，完善党内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党员民主监督的作用。二是强化党内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政协和民主党派监督的整体功能。三是强化人大的法律监督，对缺乏明确而具体监督手段和程序的法规进行完善，加快制定相关监督法律，维护群众监督的合法性。四是建立相对独立的专门机构，解决监督的“盲区”问题。五是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六是充分发挥群众的民主监督作用，积极推行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和民主评议、质询听证等民主形式，健全举报制度。七是改革现有的干部任用制度，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八是建立一定级别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并辅之以必要的配套制度。

4.加强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宪法》）。因此，应加强反腐立法，逐渐形成依法治腐的社会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立法工作已有了历史性的进步。到目前为止，我国制定了300多部法律，700多部行政法规，4000多部地方性法规，众多领域已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但至今还没有制订专门反腐败的法律规范，特别是规范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为的法律体系远远没有形成。于是，在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的今天，迫切需要建立、健全规范、监督和制约行政权力的法律制度，真正做到反腐败斗争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形成一个依法治腐的社会环境。

（二）惩戒于后，严查重处，坚决清除腐败现象

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查处力度，这是一种事后纠查的反腐败方法，是在目前新旧体制转换、法律制度尚不完善、管理漏洞仍然存在的状态下采取的一种必要方法。一些地方对腐败分子进行政治性的法纪处罚后，对经济方面的处罚严重不足，造成一些腐败分子腐而不臭。有的贪官出狱后，利用以前的影响和关系经商谋划，成为巨富。由于对腐败惩处不力，不仅可以葬送一批干部，而且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还可以腐蚀一批干部，因此，对有腐败行为的干部一定要“响鼓重槌敲”，从严惩处，特别是对顶风违纪的，要用严刑峻法，严查重处，不论是谁，职务多高，该给什么处分就给什么处分，该重判的坚决重判，该杀的坚决杀，并处以没收财产，使腐败分子时时处处恐惧名誉地位的丧失，恐惧既得利益的丧失，恐惧人身自由的丧失，以此警诫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对腐败分子，不管什么人，都要遵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敢于惩处，坚决清除，促进党风政风根本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