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思想道德根源分析

第一篇：腐败的思想道德根源分析

[题 名]: 腐败的思想道德根源分析 [责 任 者]: 王 莹

[发表时间]: 2001-06-01 [原文出处]: 求是《内部文稿》2001年第6期 [秘密等级]: 公开 [字 数]: 2689 [主 题 词]: 腐败/思想道德根源 [正文]: 腐败的思想道德根源分析

 河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王 莹 

近些年来，干部腐败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能否有效清除腐败，已经成为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能否顺利进行，社会能否健康发展，党的执政地位能否巩固，社会主义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的大问题。我们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反腐败斗争，多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反对腐败，也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多方面原因，腐败现象仍然在蔓延滋长，特别是近年来，腐败的势头发展很快，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越来越由隐蔽到公开，由个体向集体腐败方向发展，腐败分子的胆子越来越大，贪污受贿的金额也越来越大。更为严重的是，许多人对此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一些普通群众往往遇事就托门子、找路子，找个当官的给自己说话，形成了“私事公办”、公事反倒“私办”的社会不良风气。那么，如何解释这些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呢？许多学者对此进行过探讨，如体制不顺、管理不严、监督不力、法制不健全、惩治力度不够等等，在这些方面大家都有共识，笔者也同意这些看法。但笔者认为，这些都是腐败产生的外因，“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腐败产生还有其重要的内因，也就在于一些干部的思想出了问题：动摇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深受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影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现了偏差，道德情操蜕化、堕落等等。

首先，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发生错位。作为领导干部，应当竭力维护和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腐败行为却往往都是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维护和追求个人私利为特征的。当然，并不是说追求个人利益的所有行为都是不道德的。而只是说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有范围、有界限的。腐败分子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则超出了正当个人利益的范围，是极端自私的追求，是以损害社会、人民的利益为代价的。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强调遵循物质利益原则，注意利益导向，这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但是，这也刺激了人们物质欲望的迅速膨胀，不少人推崇实惠、好处、功利，处心积虑、挖空心思地捞钱发财，甚至有的人为了金钱不惜坑蒙拐骗，以身试法。一些干部同样也会受到物质利益的诱惑。他们看到一些人先富起来了，心理上便产生了不平衡。他们便把手中的权力视为是获得利益、金钱的便捷途径，大肆进行钱权交易。

其次，权利义务观发生了蜕变。权利与义务是紧密相连的，行使一定的权利就要履行相应的义务。领导干部居于一定的工作岗位，便获得了运用该岗位权力的权利，这个权力是因这个岗位而具有的，并不是个人的权力。随着履行权力的权利而来的便是运用好这一权力的责任，履行好对人民负责的义务，当好人民的公仆。这是一个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权利义务观。但是在一些领导干部那里，这种权利义务观蜕变为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谋取个人私利，肆无忌惮地侵吞、挥霍国家和人民的财富。他们把自己看作“民之父母”，以“官贵民贱”、“官大为尊”为行为准则，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把弄权、谋私看作自己的本事，甚至宣扬什么“有权不使，过期作废”等错误观念。

再次，人格发生了分裂。这是当前一些腐败干部典型的道德特征。腐败干部的人格分裂表现为这些人表面上冠冕堂皇，讲得头头是道，实则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在人们面前，他们道貌岸然，表面上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俨然是一个为党为公的好干部；而背后却是我行我素，不顾党纪国法，为了自己的私利，什么集体主义、爱国主义，通通不顾。他们嘴里讲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心里却处处想着谋一己之私利；他们在表面上对腐败表现出深恶痛绝，私下里却心存侥幸，大肆腐败。

最后，深受封建道德观念的影响。我国曾经有过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封建道德观念在社会上根深蒂固，对现代社会仍然发生着这样那样的影响，其中一些观念对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起了一定的助长作用。以上情况说明，一些干部的思想道德观念的滑坡、扭曲是腐败产生的重要内因，因此，治理腐败的一个着重点就是要加强领导干部道德建设。

首先，要教育干部先做人，再做官。领导干部要做一个人民群众称道的好官，首先要堂堂正正地做人，要具有良好的道德风范和崇高的人格。中国古代就有“立德为先”的说法，认为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之中，立德居于首位。因为只有道德高尚，立功、立言才能对社会具有积极作用。江泽民同志在1995年《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一文中指出：“领导干部首先要堂堂正正做人。做什么人？建议大家重读毛泽东同志的《纪念白求恩》。毛主席要求共产党员学习白求恩同志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环境和战争年代不大一样了，毛主席这些话是不是过时了？没有过时，应该说更有现实性。”在今天，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能够达到当年毛泽东同志所要求的精神境界，就不会过不了权力关，就会成为人民群众真心拥护的领导干部。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一定要在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上下功夫，自觉进行道德修养，不断升华自己的道德境界，“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筑牢抵制腐败的思想道德长城。 其次，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道德教育，使干部牢固树立起人民公仆的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领导干部道德的核心。腐败现象的主要思想道德根源，就是有的干部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加强干部的教育是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应当教育我们的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一刻也不放松对自己主观世界的改造。应当教育干部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人民才是权力的主人。领导干部应该牢固树立“人民公仆”的思想观念，把人民的利益切切实实放在首位，把自己的权力用于服务于人-民，造福于人民，要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要公正用权、廉洁用权。 求是《内部文稿》2001年第6期 创建时间: 2001-08-01 修改时间: 2001-08-04 操 作 员: CN=sz/O=notescert

第二篇：腐败的历史根源

腐败的历史根源

社会转型期滋生腐败。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所有制结构的逐步变革形成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各个利益主体都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去获取有限的资源，在这种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不正当竞争，特别是近几年来，“以权经营”、“官倒”、“贪污腐败”之风愈演愈烈，甚至引起了深刻的社会危机。一些不法分子为了牟取暴利，千方百计逃避法律的惩罚，更是不择手段，不惜用重金、美色拉拢腐蚀少数领导干部。这就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土壤。

管理机制不全“孵化”腐败。目前我国的各项管理机制的改革仍然保持着原有的行政权力体系的条件下自上而下地推进。改革过程政治和经济上的多重分权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和资源。分权使政府权力在横向和纵向上更加独立。由于从来缺乏自下而上的约束，分权后权力的制衡和约束越来越形同虚设，为腐败提供了机会。许多应该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的问题仍然采用计划体制下的手段来解决，这种新旧体制转轨交替并存，客观上也给腐败现象的滋生留下了可乘之机，使一些腐败官员能够利用计划经济形成的权力发市场经济的大财，成为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的经济根源。

权力绝对化导致腐败。过去我们在权力的设置上强调命令贯彻和服从的多，而常常忽略了权力的制衡，在如何保证双方能够健康有序的行使方面考虑较少，制约权力滥用的制度或缺失或不完整、不健全，导致目前权力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和一些领导干部或“一把手”手中被严重地私有化、商品化、绝对化。虽然从中央到地方都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来保证领导干部的廉洁，但由于监督缺乏有效手段，使得执行力度不够，监督作用远没有发挥出来，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管理，一直以来不少单位的纪检、检察对本单位干部、职工的监督行之有效，而对本单位“一把手”却不敢监督，加上少数“一把手”的自律意识不强，不愿接受监督；一些上级组织重使用、轻管理、疏于监督；同级班子成员碍于情面不愿监督；下级同志怕受到打击报复，不敢监督；尽管这些监督头绪繁多，但监督机制不健全，执行力度不大，导致监督失效。由此可见，我国虽然已建立了权力机关监督、法律监督、党内监督、党外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监督机制，但由于种种原因，监督的合力没有形成，严重影响了监督的实际效果，怎能不会使绝对化的权力导致腐败?

一、生产力既发展又不发达的状况是腐败产生的历史根源

概括而言，腐败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生产力极度不发达的原始社会，不存在腐败；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不存在腐败。因此，腐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

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不发展，人们还没有产生私有观念，也就谈不上“腐败”。随着生产力的逐渐发展，人类的智力不断进化，逐渐产生了私有观念，开始区分“你的”、“我的”、“他的”。生产力的不发达状况，决定了物质财富的相对匮乏。加上居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逐渐形成和存在，腐败具有了潜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便具有了现实性。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进一步升华，到共产主义社会，极大的物质财富能够满足人们各种需要，区分“你的”、“我的”这种私有观念已没有了存在的必要，腐败也就不复存在。

可以看出，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腐败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必要因素，其一是私有观念的存在，其二是物质财富的相对匮乏，两者缺一不可。如果人们没有私有观念，不知道区分“你的”、“我的”、“他的”，腐败的产生便没有可能；如果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能够满足人们的一切需要和欲望，腐败也就没有产生的必要。在这两个因素具备的条件下，私有制的存在使腐败的产生具有了现实可能性。或者说，私有制的存在使腐败成为历史的必然。因此，从根本上说，腐败是私有制的产物。

腐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这一论断，说明腐败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那种认为腐败伴随人类社会始终的观点，认为腐败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和贯穿于整个社会形态的观点，认为腐败贯穿于行使公共权力始终的观点等等，都是错误的。甚至个别人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腐败产生的根源，只有实行私有制才能根除腐败的观点，更是极端错误的。这些观点，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更不符合历史发展事实，需要加以反对。

腐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结果这一论断，决定了人类要从根本上消除腐败问题，最终要靠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当然，我们同时要注意的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既能创造消除腐败的条件，同时也会为一些新的腐败形成提供土壤。

二、权力所具有的内在矛盾是腐败产生的重要条件

研究腐败，离不开对权力的研究。就一般意义而言，权力具有下列几个特点。首先，权力具有公共性。从本质上来看，权力起源于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对比关系，一种权力的存在意味着一个集团对另一个集团建立起了正式的不平等关系。因此，权力本质上是某一社会集团公共利益的政治表现，具有公共性。其次，权力也是一种资源。权力具有能够调动和调整社会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的支配力量，即具有资源控制权。同时，基于社会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等的稀缺性，决定了权力同样具有稀缺性。权力的这种稀缺性，是造成权力扩张和权力角逐的根本动因。再次，权力要得到具体的实施，必须通过具体的人和具体的职位来体现。公共权力的实现必需经过具体的人和具体的职位这一中介，这就是权力的代理性。

权力的上述特点，决定了权力具有一个重要的内在矛盾，即权力的“公共性”与“代理性”的矛盾，或者说是权力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矛盾。从权力的来源看，权力是公共利益的政治表现，应该为特定的社会集团或利益群体所共有，并为特定的社会集团和利益群体服务，这决定了权力不能是某个人的私产，不能用来为个人谋私利。但是，本属于社会集团或利益群体所共有的权力要得到实现，却必须通过具体代理人和具体的职位来进行，必然要打上代理人的烙印。这样，权力的“所有权”与权力的“使用权”便存在着必然的分离。这种分离就蕴含着权力被滥用的可能。另一方面，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权力使用者本身存在着“公”与“私”的矛盾。基于权力具有资源性和稀缺性的特点，作为权力代理者的个人，既有可能利用权力来为公共利益服务，也有可能利用权力来为私利服务。

从现实意义上说，腐败是权力的异化。权力所具有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和权力使用者的“公”与“私”的矛盾，决定了在权力所有者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权力行使者就可能利用权力来谋取私利搞腐败，或者为满足私利欲望而扩张和聚敛权力，甚至导致对其他公民权利的剥夺。另外，现代社会中的权力一般并不表现为赤裸裸的暴力，而是常常有合法的形式来源。这既保证了权力的权威性，又使权力不容易受到质疑，并受到社会的肯定。这一特点，也有可能使权力行使者打着权力合法性外衣滥用权力，公众却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难以察觉和监督。

对权力的特点和矛盾的分析表明，反腐败斗争离不开对权力特性的深入研究，只有深刻洞察和全面把握权力运行的内在规律并加以运用，才能真正建立起权力制约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三、个体需要的无限膨胀是腐败产生的潜在因素

人在世界上首先面对的是要生存。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这就是说，人生存的第一要义首先是要获取物质生活资料。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是由人的自然属性所内在决定的，是内在的必然性。肯定这一点，也就是要肯定人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的合理性。

当然，人之为人，其本质特点在于人的社会性。就人的需要种类而言，不仅有物质需要，还有精神需要；不仅有个体需要，还有整体需要；不仅有生存需要，还有发展需要等。就需要的满足程度而言，当饥饿和寒冷侵袭时，吃饱穿暖是最迫切的生存需要；当吃穿问题解决后，享受需要又随之产生；在没有对比之前，对某种状态感到很满足，但在比较之后却对自己的状态不再满足等等。恰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已经达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使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人的需要的这种无限性，是人类发展的不竭动力，同时，它也是构成人类灾难和困惑的重要根源。

人的需要的社会性，还表现为不同的主体具有不同的需要。甲的需要可能不同于乙的需要，个体的需要可能不同于集体、社会、国家的需要，甚至产生矛盾和对立。另外，人的需要的社会性还表现为满足需要的途径和社会评价上。社会一方面为人们实现各种需要提供了相应的条件，但同时也决定了人的需要的满足范围和限度，决定了人的需要满足的非随意性和非主观性。同时，个体需要的种类和程度还要受到社会评价的深刻影响。

可见，人的需要既具有个体性，又具有社会性；既具有主观评价性，又具有社会评价性；既具有无限性，又具有有限性。因此，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社会构成人的需要的内在矛盾。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主体的需要远超出社会规定的合理限度，就属于膨胀的不合理的需要。对这种不合理需要的追求，往往会成为违法犯罪的动机。反常的、畸形的个体需要常常引发反社会行为。一些个体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不能有效抑制自身膨胀的需要，又不能通过合法途经和手段来满足，就很容易转化为贪污受贿的动机。

对个体需要的分析说明，社会一方面要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同时要加以引导，树立正确的需要观，减少人们产生膨胀需要的条件。

四、私人利益的贪婪追求是腐败产生的根本动力

利益是能实现和满足主体需要的对象和条件，或者说，利益是人们需要的社会转化，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的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主体需要。由于主体需要的多样性，利益的内容和形态也是多样的。有物质利益、精神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个人利益、公共利益；眼前利益、未来利益；现实利益、潜在利益；直接利益、间接利益等等。害处也是一种重要的利益，不过是一种负利益。不同的主体对不同的利益有不同的价值评价和排列次序。如大多数个体由于对未来的预期不确定，倾向于选择眼前的物质利益，除非未来的利益足够大且能确定把握得住。

利益是需要的社会化。利益的实现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活动。个人的内在需要要得到满足，就必然获得社会的内容和规定性。人类的劳动和生产是人类实现利益的中介或手段。恰如马克思所说，“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创造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因此，特定主体的利益空间有多大，实现的方式如何，是由一定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具有客观制约性。

由于利益直接涉及主体内在需要与外在对象的关系，决定了利益本身包含着内在的矛盾。这种内在的矛盾就是主体的多种需求与社会规定性之间的对立统一。这一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利益主体自我实现的要求与社会实现途径之间的矛盾；利益形式的主观性与利益内容的客观性之间的矛盾；利益实现的目标性与手段性之间的矛盾；利益的具体有限性与利益发展无限性之间的矛盾等等。对利益的贪婪追求是腐败产生的重要动力。人的需要是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统一，人的利益追求也具有无限性和有限性的统一。在一定条件下，个体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利益主体之间及不同利益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能很好地对待利益矛盾，就容易采取不劳而获的方法去掠夺他人和社会的财富和利益，从而走向极端行为和违法犯罪。另外，现有的体制和机制若不能很好地达到一种利益均衡状态，也容易使一些人走向错误的道路。

马克思指出：“把人和社会联系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可以说，利益对人的影响深刻而广泛。通过对利益的深入分析可知，研究和运用利益机制对反腐败倡廉建设具有极可重要的意义。利益既是产生腐败的重要动力，也可以是遏制腐败的重要手段。如何通过设立有效的“私人利益制衡机制”来预防和惩治腐败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重要命题。

第三篇：分析根源

二、问题根源不可忽视

涉农资金监管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涉农资金管理部门的职能交叉重叠。从目前情况看，涉及政府财政部门、计划管理部门及扶贫办、农业综合开发办；行业主管部门又涉及农业、林业、水利、畜牧、农机、民政、科技等部门。这些部门对同一类型资金或项目实行多头管理，如果协调不好、缺乏科学统筹，就成了“都管都不管”的空白地带，造成资金投入分散、难以集中办大事，影响使用效果。

二是地方财政困难，农业投入力量不足。目前，大多数农业专项资金都规定了各级财政配套资金的比例，而很多市级以下财政，基本上是吃饭财政，运转困难，难有财力配套。地方政府为了争取上级对农业的投入，只得采取虚报地方财力、编制虚假报告。为应对上级的检查和验收，也只得搞虚假配套、虚假自筹、虚列工程支出等活动。

三是资金管理监督机制不健全。由于政府管理部门自身资金不足，基础设施建设等投入都依赖于上级财力，部分单位想方设法争取项目，取得资金。一旦争取资金成功，就挤占、挪用来弥补机关经费不足，导致管理出现问题。这主要在于没有建立严格的资金或项目管理的监督检查机制，缺乏一整套全程的监控措施。

四是行政干预影响监管执法的独立性。涉农资金监管工作中所涉及的问题，也是社会上的热点问题，各级政府、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极为关注。但由于受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影响，过多考虑当地利益，怕给当地政府和领导捅漏子，对问题不能如实上报和公开，往往内部消化、内部处理。或者是对违法违纪问题不以为然，认为“法不责众”，只要截留、挤占挪用的资金不落入“个人腰包”便不予处理处罚，即便做出处理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缺乏力度，影响执法的公正性、严肃性。

三、方法对策值得探究

涉农资金监管中存在着矛盾和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在各地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解决的方法和对策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应着力强化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强化思想认识，确立涉农资金监管工作的基础地位。涉农专项资金是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解决“三农”问题、实施强农惠农政策的具体体现，做好涉农专项资金的安排使用，确保涉农资金切实发挥效益和安全运行，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经济问题，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政治问题。这就要求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加强领导，高度重视涉农资金，严格按照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强化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确立涉农资金监管工作的基础地位。

二是强化前瞻性，填补涉农资金监管的“空白”地带。对涉及国家农业资金的非国有经济组织，只要存在涉农资金分配

制约关系和涉农项目审批监督制约关系的，必须开展延伸监管。要从涉农资金分配拨付的源头查起，或从资金使用的基层单位、个人逐级核查，资金运行到哪里，就追查核实到哪里。同时还可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按照政府的要求进行监管，或者委托社会中介组织进行查证，填补涉农资金监管的“空白”地带。三是强化源头管理,拓展涉农资金监管领域。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源头为抓手，按照分级负责和条块管理的原则，分别建立涉农资金和项目档案，对其实行备案制、公示制和责任追究制；涉农项目、资金的管理部门应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要求，切实加强系统内的层级管理和监督，形成监管合力。同时，针对涉农资金结构性变化的新情况，要以国家预算安排的农业专项资金为主线，延伸监管其他涉农资金。在确保监管覆盖面的基础上，要抓住资金源头，从“大”处做文章，在“细”上下功夫。要按照使用范围和流向跟踪，对那些掌握涉农资金数量多、项目多、资金活动频繁，与农村农业关系密切的部门和单位，进行重点监管，促使涉农资金的安全正常运行。

四是强化督办力度，确保涉农资金的安全完整和规范高效。对涉农资金中发现的违法违纪行为要加大查处力度，做到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各级政府对查出的问题要不捂不漏不袒，必须坚决纠正，整改到位，防止屡查屡犯。如对挤占挪用涉农资金的必须如数追回；对查出问题未落实或未完全落实的，应要求有关部门收回国家投资、核减下年拨款或取消扶持；对个人行为、长官意志造成的决策失误、损失浪费等，必须追究个人责任。同时，还要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从根源上找原因、查漏洞,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尽量减少资金运行中的“跑冒滴漏”。同时，建立健全审计与财政、监察等有关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协作，进一步发挥合力查办案件的治本功能，广泛开展警示教育，逐步完善涉农资金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从而提高涉农资金监管的规范性和实效性，确保涉农资金真正发挥作用。

第四篇：腐败产生的根源及治理

腐败产生的根源及治理

一、没有真正的监督机构

我国的监督机构：审计、纪委。纪委查出的问题是保护同志；审计出的问题不会受到重视。这就没有真正的监督机构。

二、没有真正的做好网底防护工程、腐败的产生是事后发现，事前预防不到位。

三、监督机构不产生真正的监督作用。监督机构只对下一级有查处权，中共中央纪委可以查处省部级单位，省部级单位可以查厅局级单位，厅局级单位可以查县处级单位。

四、官员为民服务的意识逐步淡失，而邪恶的欲望不断膨胀。

要扼制腐败:

一要增强监督者的责任意识，提高领导干部接受监督的自觉性。通过教育，使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认识到，党的权力是属于全体党员的，国家权力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如果放弃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就是放弃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也是对腐败分子的放纵。

二要加强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真正落实中央《纪律处分条例》，重点加强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要切实落实党内监督十项制度，严格执行述职述廉、民主评议、谈话诫勉、民主生活会、巡视、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健全和完善质询制、问责制和罢免制，强化媒体监督，监督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建立健全及时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的机制。

三要进一步拓宽监督渠道，整合监督资源。把党风监督与党外监督、组织监督与法律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等有效结合起来，重视发挥民主党派、工商联、社会团体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努力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

第五篇：16。剖析银行腐败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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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寿险成为家庭财务支出的一部分》银行债券篇之十六

剖析银行腐败的根源

最近银监会官员谈银行业大要案治理，提出银行业腐败的根源是什么？说是腐败的根源就是利益的驱动。如果真的如此，我相信和珅回来不会同意，他无权的时候还四处借钱，他也有利益驱动，可就是无人送钱，腐败不了。他有了权，人家才会行贿，在利益的驱动下，他有一种贪财思想作基础才会受贿。你没有权你想腐败都腐败不了。在我看来腐败的根源来自于“绝对权力”，为什么要加绝对两个字呢？因为按我们的说法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你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按理你无权动用公款，动用权力得到好处，说明你腐败分子在享受特权。

银监会的干部们小心你们“后院起火”。你们的人大多数是从人民银行分过去的吧。以往专业银行到人民银行办事好多情况是“有理无钱莫进来”。专业银行为什么要送钱不是因为你们有‘权’。人民银行作为管理行有权，官僚主义，办事效率长期底下，专业银行无奈呀！现在这些人到了银监会不会改得这么好吧！我希望你们不要执法犯法，“后院起火”。为大家做点“包公”榜样。听说当时贪官污吏听了“包公”名，腐败分子胆战心惊，说明解决腐败的最佳方法还是要任用好人。

现在银行好多干部是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产物。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好多人受“拜金主义”的思想影响，使好多人产生“金钱至上”的观念，在‘计划’与‘市场’的选择过程中，受一股歪风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没有好好改造，从‘现实’出发，好多干部寻找升官发财的途径，他们发现“送礼”这条途径最佳。送礼多升官快，当了官有了权就用公款、行贿来填补送礼的空穴。同时人事体制制度滞后，使那些在当时能真正洁身自好，品德优秀、才能较佳的人才能提拔上来的不多。这样就产生连锁反应，产生“送礼品牌”效应。在一些银行干部内心深处扎了根，产生了‘权力至上’的思想，‘个人唯上’的观念，用人‘唯亲’的标准，形成‘圈子’文化，固步自封。不能跨越视野，走群众路线这条宽阔的道路。

虽然经过学习有一定的转变，但没有脱胎换骨，因此在用人问题上不能与时俱进。到现时一个科级干部群众不满意还能稳坐泰山，过年过节送礼之风还普遍。有人就说国外先进企业不是老板说了算，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这个企业你是姓‘私’还是姓‘公’，如果百姓连选择自己满意的都不能满足，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建立和谐的社会从何谈起！有人要问不是贴了告示吗？大家心里有底，任一个干部一个人或几个人说了算，这个告示作用有多大？任好一个科级干部是我们用干部的基础工作，打好了基础，我们干部队伍‘这座墙’才会 1

牢固。

江泽民同志说得好：“选准用好一个人，就等于树立一面旗帜”。实践证明一个地市分行行长，我们任用好了，能带好一片，任用不好能影响带坏一片。到现在为止还有那个干部出了问题，领导帮他跑关系，打招呼，为什么？就是怕引火烧身。难怪腐败分子精于找靠山，说到底你说是不是特权在作怪！按理说你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腐败分子不会承认这个观点，他会说领导给的。在他们内心深处无形中形成特权思想。有了特权为所欲为，银监会你去他细调查不良贷款上升还是下降，我们的检查不是流于形式的多，员工多数人对领导干部满意不满意？

我看过好多中央领导的文章和他们的讲话，上面的用人指导思想，用人原则多么好，可是到底下执行就是不好，说明我们的干部存在的问题很多。我们还可以“以史为镜”来说明用人的重要性。唐玄宗李隆基开始为巩固他的统治，他的改革思想使他任人唯贤，他任用姚崇、张说等名相，政治清明，出现了“开元盛世”；随着环境变化产生了“妄自尊大”的思想，使他任人为亲，任用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腐败盛行，导致了“安史之乱”。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指出“„„，没有多数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

我们要完成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加快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不整治腐败不行，你要整治腐败，首先要发动群众，提高群众反腐的自觉性，还要一支战斗有力的反腐队伍，关键还是要用好人。人没有用好，他就会滥用权力为自己谋利益形成腐败。人用好了，他不会滥用职权，用上等的人才他会为民着想，公正处事，帮我们还能清除腐败分子。为什么我们好人有时得不到回报，就是制度上没有真正保证他们安全。为长治久安，还要有好的制度来保证。

为什么有人讲“行长经济”，这就说明我们的行长享有特权，我们的制度不完善、不健全。有人说是讲行长权力过大，照这样说权力越大腐败就更严重，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温家宝总理说得好：“目前，各级政府仍然管了许多不应该管又管不好的事，而不少应该由政府管理的事却没有管好，一些部门之间职责不清、管理方式落后、办事效率不高。”是啊说得精彩！你行长权力大能成为腐败的理由，是你行长管了不该你管的事，要管的你没有去管，有些行长关系到员工的切身利益的事他没有管，关系到有个人的只要沾到边他会全身投入地管。

有些东西领导没有权力，例如按人之常情，你领导没有做好你不能指责员工，可是有的领导对自己的子女宽松得很，指责员工无所顾及。一方面说明我们好的思想文化建设没有搞好，另一方面说明我们的制度发挥作用不够，要么是制度不

健全。其实我们好多内控制度还比较好，为什么执行起来就打折扣呢？为什么管仲的政令通俗而易执行呢？他认为老百姓所盼望的事情，他就去办；老百姓所讨厌的事情，他就废除，管仲深知制度的重要性，但他制定制度的时候是以百姓满意不满意为准则。是我们的内控制度员工不满意吗？不是，是员工有抵触情绪，因为有些制度对员工有用对领导无用。你腐败无人约束，我做事你还有这么条条框框。为什么出现一些领导干部员工不满意，说明我人事制度上让腐败分子钻了空子。我们的人事制度不健全，不健全的直接原因就是用人上没有真正走群众路线，在制度上，不是形式上要真正让百姓当家作主，在银行里一个科级干部就是要让员工来选，因为他真接面对员工，员工非常了解，甚至可以扩大地市分行行长。往上员工就了解得少了，但打好了基石，问题少得多。有制度监督，员工监督，你说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因此我们说制度是保障。

有了好的制度，没有好的企业文化不行。制度是死的，制度起的作用只能限制腐败问题少发生，规范干部的行为，让大家有个判定的标准。如果干部思想上出了问题，他照样会挖空心思搞腐败。有人说资源是会枯竭的，唯有文化才会生生不息。因此中央领导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贯彻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有深远的意义。这说明的政策多么好，是我们的银行，特别是下级行没有理解企业文化的真谛。人在不断变化当中，如果我们不加强学习，加强教育，好人有可能会变坏，只有让领导干部时时刻刻有好的思想，才能在用人上充满生机，才能“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不会误人，不会害人。什么是我们好的企业文化，就是形成坚持‘以人为本’的文化氛围，全面贯彻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古人云：“为政之道，要在得人”。在这方面我们银行还差得很多。

有了好的思想不谋发展不行，我们谋发展不简单理解为发展经济，是全面的发展。一个人生存的目的都想追求幸福安康的生活，我们反腐败的目的也是让百姓过安康的日子。你不谋发展，落后就要挨打，你在挨打还有心思想别的吗？剖析银行腐败的根源是“绝对权力”，解决最好的方法是长期用好人，为腐败市场范围缩小，是要有好的制度，真正能长治久安是要好的思想文化，最理想的办法是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