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权力的腐败分析

第一篇：行政权力的腐败分析

目录

一、行政权力的形式主体与实际主体

二、行政权力的实际主体是受制约的重点

三、对行政权力实际主体制约的方式

1.建立国家公务员目标责任机制

2.固定并公开权利运用的标准，减少权力自由运用的空间

摘要

行政权力的主体从以往的认识来讲，一直被理解为是被宪法法律授予行政权力的行政组织机构，通常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非行政机关的组织。从理论上讲它并无不妥，因为行政权力是国家权力或称公共权力，它不属于任何个人，即使这种权力由任职于行政机关中公务人员来实际行使。但他们是代表国家行政机关，其权力行使的法律后果也归属于行政机关。但是，如果研究行政权力的制约问题，在这一层面上认识权力主体是不够的。因为，将权力制约只限于行政机关这样一个权力主体并不能更深入细致地触及问题的关键，行政机关违法或者是滥用行政权力是如何作出来的？毫无例外，他都是行政机关中的人代表行政机关做出来的，任何错误的行政决定最终都能找到“人”这种最后的根源，行政权力的制约，主要是制约行政权力主体的实际主体。即对“人”的制约。国家公务人员作为实际行为的例行者，又是普通公民。作为一个个独立的“经济人”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因此我们应当在各部门内部建立目标责任制，固定并公开权利运用的标准，减少权力自由运用的空间。对行政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

按照现代政治原理，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个人权利的让与。政府代表公民行使国家权力，也是惟一可以行使行政权力的主体（注释1）。行政主体作为行政权力中一个最基本的要素，它是抽象权力的实际载体，决定着权力的具体掌握和运用。行政权力没有具体的掌握和运用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一般认为行政权力的主体是政府部门。但是权力的实际例行是靠人来实施的。因此，笔者把行政权力的主体从名义上的拥有和实际上的掌握运用划分为形式主体和实际主体。即抽象的政府部门和实际例行的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行政权力的形式主体和实际主体。

一、行政权力的形式主体与实际主体

行政权力的主体从以往的认识来讲，一直被理解为是被宪法法律授予行政权力的行政组织机构，通常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非行政机关的组织。从理论上讲它并无不妥，因为行政权力是国家权力或称公共权力，它不属于任何个人，即使这种权力由任职于行政机关中公务人员来实际行使。但他们是代表国家行政机关，其权力行使的法律后果也归属于行政机关。但是，如果研究行政权力的制约问题，在这一层面上认识权力主体是不够的。因为，将权力制约只限于行政机关这样一个权力主体并不能更深入细致地触及问题的关键，行政机关违法或者是滥用行政权力是如何作出来的？毫无例外，他都是行政机关中的人代表行政机关做出来的，任何错误的行政决定最终都能找到“人”这种最后的根源，要么它是行政机关首长个人的决策错误，即使是集体讨论的决定也是领导层中每个成员个人的错误行为。如错误地作出了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决定等等。要么它是下属公务人员个人的共同错误，如下属公务人员在承办案件时未查明事实错误定性，作出错误的汇报并拟定错误的处

理决定，而领导人员因工作疏忽，马虎，随随便便相信并签署批准等。

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在行政管理中因个人的不良因素所做出的行使职权的行为，最后均以行政机关的名义出现。在外部表现上则都成为行政机关的违法或不当的行为。如利用职权蓄意打击报复，暴力执法等问题。因此，制约行政权力主体如只谈制约行政机关而不涉及制约行政机关中的人，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为此，在研究对权力主体制约时，我们要对权力主体作形式主体和实际主体的划分，并分别讨论两类主体的制约问题。

笔者认为行政权力的主体从名义上的拥有和实际上的掌握运用来看，可以分为形式主体与实际主体。形式主体即由宪法、法律授予行政权力的行政组织机构，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非行政机关的组织。他们对外以其名义上的依法拥有和行使国家行政权力。但是，任何行政机关实际上都只是一个组织结构形式，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一个抽象物，真正填充这个结构形式的实际上是人，即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在实质上行政机关的权力无法由一个“抽象物”来行使运用，而只有行政机关中的“人”才是具有行政权力的主体。为此，在行政机关这个权力的形式主体之内，还有具体运用行政权力的实际主体，即任职于行政机关中的各种具体公务人员，他们代表行政机关，实际上以行政机关的名义行使着行政权力。

二、行政权力的实际主体是受制约的重点

从一项行政权力在行政机关中的运行状态来看，行政机关作为权力的形式主体事实上只是静态的，名义上的拥有行政权力，一旦涉及这项权力的实际具体地运用，就必然要落实于该机关中的有关公务人员身上，如行政机关的首长、分管某项业务的那些专门工作人员，作为权力实际主体这一要素的行政机关公务人员个人，又是一个复杂的要素，行政机关这种权力的名义主体从抽象意义看，可以是千篇一律的组织结构，但行政机关中的每一个人则各不相同，因为他们都是有不同思想、情感、性格、广泛社会关系并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变化的具有能动性的主体，行政权力实际行使主体的这种特性使他们处于不确定的变化状态，他们可以此时按照法定的要求做，彼时又由于某些原因不按法规来做。因此，对他们权力的制约仅靠抽象论还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行政权力的形式主体作为享有权力的组织结构，主要会在两个方面形成对行政权力的不正确运用：一是机构的规模问题，机构设置如果臃肿重叠，人浮于事，通常要引起职权不清，相互争权，推诿责任，多头执法，重复用权，办事效率低下等弊端。二是对机构的权力配置问题。如果权力配置过大或过小，也自然要带来权利无边，权利滥用或权力运用不足以实现工作目标的问题。为此，对权利形式主体的制约主要是制约机构设置、规模以及权利的配置。这主要包括：

第一，制约形式主体的设置和规模。组织机构的设置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则，即需要与精干原则。前者解决事务的需要来设立相应的机构，以约束设立不必要的机构；后者解决机构的精简与高效的问题，以防止机构臃肿膨胀。从对机构的制约机制来看，它取决于对机构的恰当设置以及对机构的人员定编、定额的严格规定。

第二，合理的权力配置制约，所谓的合理即一个行政机构不能有超出它管理事务范围的权力，也不应缺乏管理所必要的权力。

而对行政权力行使的实际主体加以控制就要复杂的多。因为权力行驶的实际主体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这使得对行政权力实际主体的制约将大大不同于对权力本身的制约，主要从分配权力的大小，规定权力运行的程序和方法等来进行的，这些制约都具有不可确定

性。但是，就是有再合理，恰当的机构设置，权力配置，规定了再严格的权力使用程序和方法，一旦行政机关公务人员个人实际运用权力时，也会出现违背规则，超越职权，滥用权力甚至不合理的情况。为此，对行政权力主体制约的重点应当是行政权力的实际主体，对行政权力实际主体的制约不是制约权力，而是制约具体行使权力的个人。个人超越法律来行使权力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两类：

第一，行政机关公务人员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由于不知法，不懂法而滥用权力。但通过目前我国已建立的公务人员选拔，培训，考核制度。特别是国家行政机关把严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的大门。以及一大批受过相当程度学历教育的青年进入公务员队伍之后，不懂法的现象将逐渐减少。因而，就这个层面的原因而言，仍需制约，但并非问题的主要方面。

第二，行政机关公务人员自身受某种私利的驱使滥用手中的权力。这是一种较多的现象且不易控制。因此应当是对实际权力主体制约的核心（行政机关公务人员）。行政机关公务人员作为国家官员本应只代表国家利益行使国家权力，为何会受其私利驱动而滥用手中的权力？这与集中于其身上的不同的法律身份有联系。从行政法的角度分析，行政机关公务人员是兼具多种法律身份的人。而各种法律身份所代表的利益又是相互冲突的。国家公务员实际上具有三重法律身份，即普通公民、公务员和行政机关代表，上述三重法律身份各有其不同的法定权力义务。而且是在分别针对不同的对应主体时才有的。普通公民的该法律身份，一旦出生并具有国籍时便取得。其权力义务同于其他普通公民。国家公务员的法律地位一旦进入公务员队伍便取得。其权力义务是国家公务员法规定的各种权力义务。行政机关代表的法律身份是在国家公务员执行公务与行政相对人发生行政法律关系时所具有的，任何一个对行政相对人执行公务的国家公务员都具有此种法律身份。如一个税务征管员在向纳税人收税时，他就是税务机关代表的法律身份。国家公务员有此种法律身份时行使的全部是行政主体的法定权力，履行的全部是行政主体的法定义务，全部法律后果也归于行政主体。这既不是国家公务员法规定的公务员的权力义务，也不是国家公务员作为普通公民所具有的权力义务。公务员的这第三种身份使他们实际上掌握并运用着行政权力。个人作为行政主体代表的身份行使行政权力，而这种身份拥有的行政权力又可以服务于他的其他法律身份，可以说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多种身份使之既能运用行政权力又能运用权力隐形服务于自己的私利。

公务员以行政机关代表的身份与行政权力相结合，但他们同时又不能完全解脱另外几种具有个人或群体利益的身份。这就可能形成一种危险的结果：利用前一种身份所掌握的行政权力为后几种身份服务。这也就使得加强和严格对公务员其“人„的控制管理，成为极为重要的制约内容。

三、对行政权力实际主体制约的方式

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同时兼具的不同身份各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各种法律身份所体现的利益往往会互相冲突。冲突的结果如果是个人或小集体所代表的利益战胜了行政机关所代表的公共利益时，权力滥用于谋私就有其基础。经济学理论认为公务人员的这种实际的权力主体实际上是一个个的“经济人”（注释2）即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大偏好。这就是促使这些权力实际主体背离法律赋予其权力初衷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曾说过：“人们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公务人员作为普通公民有其利益，包括追求更多的财富，更高的社会地位，作为公务员群体也有其群体利益，部门利益。如充足的经费，更好的办公设施，更多的福利待遇等。为达此目的往往发生争权越权的部门本位主义，为了得到更多的，更好的公务员群体工作待遇和相关福利争经费，滥收费，滥罚款的现象就易于发生。由于公务人员各种法律身份所对应的利益并不一至，这些差别的利益种类又集中于同一个主体————国家行政权力的执法者————公务员，且无论个体的公务员还是群体的公务员都具有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倾向，这就不难理解有时行政权力被他们违法使用的现象了。

为了国家行政管理的正常运转，国家不能不把行政权力交给公务人员使用，而在社会资源相对短缺，国家公务员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情况。权力有可能被他们用于谋私。如何解决这个悖论，以回归法律赋予公务人员行使权力的初衷？按经济学的理论，社会由复数的，独立的行为元件构成的各行为主体为彼此的价值判断对象，行为主体要实现自身利益，唯有与别的主体交易才能实现，然而这种主体间的交易是需要成本的。如机会成本，一个主体与另一个主体实现交易时在等时段内就失去了与第三个主体交易的机会。当行为主体作为经济人面目出现时，其实还包含这一层意思，既行为主体在交易过程中如果所付出的交易成本大于所得到的交易利益，他将放弃此次交易。最能说明该例子的是科斯教授在其名作《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对农场主和牧场主之间的交易费用的分析。这就给我们以启示，制约公务员运用权力牟取私利的机制能在成本和交易机会上形成。如果公务员利用代表社会公益的身份为个人或部门群体牟取利益远小于他们所付出的成本，或者能强有力的控制他们利用权力进行交易的机会，则能行成有效地制约。就行政机关公务员自身原因来讲，根本上是利益机制在冲击他们对权利的正确运用。为此，对他们予以较稳定的职业，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工作与福利待遇是满足他们正当的个人利益，群体利益的前提。同时，对于他们正确运用权力的行为也应当予以奖励，必要时还应当建立类同于其他行业已实施的重奖制度。因为这种收益与他们付出的成本是相当的。当然这只是从正面约束他们手中的权力不被滥用的方式之一。而这达不到制约的目的，原因是这解决不了贪欲的问题，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是膨胀型的，一旦失控将难以满足。因此有针对性的制约重点是：其一，尽可能设置使他们不敢滥用权力的机制。其二，设置使他们不能（或无法）滥用权力的机制。前者是通过利益与成本的巨大反差比较，使之一般不愿或不敢滥用权力，后者则在于解决不给或尽量控制权力主体滥用权力作交易的空间，使之即使有利益动机也难以运用手中的权力来加以满足。第一种制约机制的基本思想是建立严格的目标责任机制。核心是使他们对违法行使行政权力所带来的不法利益要付出极高的成本且必须由自身承担，第二中制约机制的基本思想是固定并公开权力运用的方式，尽量减少使他们可以运用权力进行交易的机会。

1.建立国家公务员目标责任机制

该项制定的核心内容是明确界定公务员的权力义务，具体确定行使行政权力时的责任人。在行政机关内部要形成一种制度，即承办人员须对自己所承办的具体事项直接负责任。行政机关无论将来是否会被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其在事前都要在内部确定每个直接的责任人，以便检查追究；各行政机关应在内部确定本部门行使行政权力的质量比例，如果某公务员承办的事项其违法超过本部门规定的比例，就要承担不利的后果。在综合比较上应大大超出其通过滥用权利所得到的利益。即他们要付出极高的个人利益成本。这包括公务员个人工资，奖金等物质利益及职务上的任免升降等政治利益在内。这种目标责任制应包括以下几点实质内容。

其一，行政机关中各级公务员的职权职责范围及要求。

其二，各级各类公务员对行政行为作出时在过程上的责任事故标准。如医院医护人员出了一件医疗事故，工厂工人生产出了一次废品。导致事故人员的医护人员和工人都是要承担责任的。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在具体行政行为问题上也应如此。

其三，各行政机关根据本机关行政管理的情况确定并限制个人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的比例，并按时检查考核。

其四，该比例的实现与否与公务员个人的工资、奖金挂钩，增强其责任感。

总之，建立行政机关内部的一套目标责任制形成对公务人员个人利益的控制机制，将可以在较大限度内降低违法的行政权力行使的机率。

2.固定并公开权利运用的标准，减少权力自由运用的空间。行政机关公务人员违法滥用行政权力在自身原因上主要是源于私利，而在可行的条件下则主要是因为个人拥有对权力掌握使用的自由空间或者说有自由裁量的权力。

传统的行政理论在制约自由裁量权时多是从主观角度考虑标准问题，如要求行政权力合理使用具备法律规定的目的，必须有正当的动机应当符合情理，考虑机关的因素而不变不相关的影响等等，这些标准当然对约束自由裁量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仅有这些还不够，仍存在一些缺陷。

其一，这种偏重对行政主体主观方面的要求，没有确定客观的可把握标准，因而是不易为社会掌握并评判的。

其二，行政主体在有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应承担合理行政的义务。但这种义务却未受社会，特别是行政相对人相应的权力的约束。

为此，应尽可能固定行政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客观标准。同时应当赋予社会和行政相对人以其标准评价行政权力运用是否合理的重大权力，以制约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运用空间。

综上所述，行政权力的制约，主要是制约行政权力主体的实际主体。即对“人”的制约。国家公务人员作为实际行为的例行者，又是普通公民。作为一个个独立的“经济人”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因此我们应当在各部门内部建立目标责任制，固定并公开权利运用的标准，减少权力自由运用的空间。对行政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

注 释：

1.参见 姜明安主编《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第26页。

2.参见朱力宇著《论“经济人”假设在法学研究中运用的问题》杂志名：法理学、法史学1998年期号：第3期第一页。

《行政法学》法律出版社姜明安主编。

论行政权力的要素即制约法商研究方世荣。

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想研究法律出版社张文显。

第二篇：论行政权力腐败的必然性及其遏制

论行政权力腐败的必然性及其遏制

[内容提要] 遏制与治理日益严重的行政腐败问题，是我国法治国建设的要求。通过行政程序法的规范，行政权力的腐败是会得到有效治理的。我国行政程序价值理念和法律机制的缺失或者说严重不足是不容乐观的问题。行政程序法律化是世界各国法治建设的趋势，我国也在积极研究行政程序的原理与机制，并以控制行政权为价值取向，设计符合我国实际的权力制约运行机制，做到行政行为事前、事中、事后都有监控，防止自由裁量权的膨胀，以免诱发更多的行政腐败。

[关键词] 自由裁量权 行政腐败 行政程序规范

1、行政权力及其异化

人们对权力的崇尚，自古至今未有稍减。权力是容易被滥用的东西，行政权力更是如此。我们对行政权力的理解，是从分权角度，把它作为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由国家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国家行政机关执行法律规范，实施行政管理活动的权力。行政权是1种职权，是由最高权力所委任、所体现或由法律制裁所支持的权力。宪法赋予行政机关极其广泛的权力范围，几乎涉及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复杂性为行政权创造了广阔空间，事实上行政权是国家权力中最为活跃的权力。行政权1般包括行政立法权、行政命令权、行政决定权、行政监察监督权、行政制裁权、行政强制执行权、行政裁判权等。

行政权在1个不断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19世纪西方国家大多实行自由放任政策，信奉“管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理念。“除了邮局和警察以外，1名具有守法意识的英国人几乎可能没有意识到政府的存在而度过他的1生”。此时的行政权的影响力是相当有限的，只从事于公共安全和秩序的维护，好似“无为而治”。进入20世纪，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行政权大为扩张，已扩展到对经济、教育、环境、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管理，出现了经济行政、社会安全行政、文化教育行政、卫生行政、交通行政等，行政权干预和规制经济活动，调控国内国际贸易，兴办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管理教育、文化和医疗卫生，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开发和利用资源，控制环境污染和改善人类生活、生态环境，监控产品质量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管理城市规划和乡镇建设等等。而且，行政权向立法权、司法权渗透，行政立法（委任立法）和行政司法（委任司法）的兴起，突破了严格的3权分立的格局，而且由于行政权有着更大的实权来控制社会经济事务，行政权很快超过了立法权。另外，行政权扩张表现在行政人员的增加和行政机构的膨胀，导致了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同样造成行政权的异化、腐化。

行政权本来是人们为获取“公共物品”而设置的，但是当其异化以后，它即在为公众提供“公共物品”的幌子下，大肆为掌握和行使其权力的人提供“私人物品”。掌握和行使权力的人运用权力为他们自己谋取金钱、财物，甚至美色。他们本来是人民的“公仆”，但却以权力把自己塑造成“主人”，将行政相对人作为自己任意驱使的对象，他们可以对相对人乱罚款、乱摊派、乱集资、乱定规章制度、乱发号施令，相对人若不服从，他们即对之予以强制或制裁，甚至实施肉体和精神折磨。行政权力的异化，原因在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机关在法律明示授权或消极默许的范围内，基于行政目的，自由斟

酌、自主选择而作出1定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权力。法律法规无法预测1切将来发生的事件，只能规定1些原则，行政机关据此可以有选择地采取相应措施。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大范围存在是现代行政的必然要求，现代社会的效率要求是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根据，许多行政官员对此权力有特别的钟爱，就是因为其快捷高效的功效。客观滥用表现为与宪法原则和有关的法律原则相背离，而主观滥用则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实施的非法的自由裁量。

现代行政事务繁多，行政组织系统庞大，效率问题就尤为突出。特别是随着国际竞争的日益加剧，为维护国家的整体竞争实力，行政效率原则是至关重要的。在我国，司法审查制度尚未建立，行政诉讼制度作为事后对行政行为的救济尽管是1个较大的进步，但这种滞后性的救济还有不足，所以对行政程序法的探索和呼吁在目前就更为热点。公民的权利行使过程就是法治的过程，就是行政机关法治行政（而不是依法行政）的过程，也是限制行政权肆意行使的过程。

2、行政权力腐败的必然性

腐败的定义众说纷纭，但国内外学术界大多认为，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是腐败行为，通俗叫以权谋私。根据这1定义，腐败行为的构成要素有：腐败行为的主体通常是公职人员，腐败行为的动机或目的通常是追逐私人利益，腐败行为的手段通常是凭借机构或职务上的便利，腐败行为的方式通常是非规范地运用或滥用公共权力，腐败行为的后果通常是公共利益或公民权利受到侵害。根据腐败发生的领域或部门，可以将腐败区分为政治腐败、行政腐败、经济腐败和社会腐败。我国腐败的控制现状1是腐败总量巨大，影响严重，社会承受能力受到严峻考验。腐败造成的恶性案件往往都引起了社会的巨大振动，对国家形象和社会心理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在1定程度上旁及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以及民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2是腐败呈现结构化的趋势，控制活动面临严峻考验。从社会关系上看表现为社会性的结构化，建立在关系基础上的权力和利益的交易。从道德文化上看，表现为价值观的结构化，物质利益几乎成了人们的人生价值和外在诉求。道德物化和政治文化形成了同质性的契合。从制度运作上看，表现为体制内的结构化，官僚群体形成为1个本身具有特殊利益诉求的集团。从交往上看，表现为行为模式的结构化，行为具有固定的程序和规律。经济学家吴敬琏说，“腐败如此盛行不衰，肯定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如果我们舍本逐末，只讲教育和„严打‟而没有解决源头上的问题，腐败蔓延的势头恐怕是很难得到遏制的。” 胡鞍钢也曾呼吁我国应尽快建立以预防腐败为主、而以惩罚腐败为辅国家廉政体系。

我国对权力制约机制的严重欠缺导致腐败产生不可避免。有人说我们的权力制约严重形式化，事实上我们连形式化的程序都没有，根本就没有1个完善的形式机制，没有公正透明的程序法制。因此导致的专制横行，君权肆意，而官员腐败丛生在所难免。

任何权力都有可能被滥用，任何政府都可能腐化，所以分权、制衡和正当程序原理就是极为有效的防腐剂。不管是恶意腐化还是善意的滥用自由裁量权，都应受到控制。法治主义对权力滥用的治理，是依靠法的支配原理，行政程序法在其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假定人人都是可能或潜在的无赖，就只有从法律程序上予以完善，使其在这个程序中循规蹈矩，而不是肆意妄为。我们不是否定教育在反腐败中良性的积极的作用，但对于其效果，看看每天的新闻就知道了。所以对于重刑主义和道德修养教育，不能迷信其作用。[Page]

3、从行政程序法入手，遏制行政权力的腐败

有1个很精妙的比喻：在抓拍和打牌之前先把规矩说清楚、定下来，这样做无论结果是赢是输

所有玩家都能认可和接受。行政程序是行政法治化的先导。程序先于权利。我国从古到今程序法治观念历来淡薄，至今习惯于讲依法行政，而不善于讲法治行政，依然盛行法律工具论和治国运动论。但从另1个角度看，政府未尝不想整顿纲纪，监察机构已经叠床架屋而收效不著。人民未尝不想伸张权利，信访请愿已经泛滥成灾而解决不力。西方法治与我国专制的正负两方面历史经验表明，无程序即无权利，行政程序是法治社会建立的必然要件，程序权利不仅是实体权利的保证，而且还蕴含内在的独立价值。现代行政程序不是行政管理的附庸和工具，相对独立于行政管理，对行政权实施进行有效监控。通过现代行政程序，人民民主与国家权力、公正与效率、公民权利与行政权、个人利益与社会公益等国家管理过程中的基本矛盾得到有机整合。现代行政程序具有3个功能：1是完善沟通，提高行政行为为社会可接受程度；2是建立和维系1个可持续性发展的稳定社会；3是确保行政实体法实施，并展示自身独立的法律价值。对于我国愈演愈烈的腐败行政程序自有特殊的疗效，主要体现为对强大的行政权予以控制和约束，遏制行政自由裁量权，防止行政权不适当地侵犯公民权利，并向受到侵害的公民权利提供救济渠道。毋庸置疑，现代行政程序对于保障行政权沿着民主、法治、科学的轨道健康运行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行政程序法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的重要作用，笔者赞同在立法规格上应以基本法的法律地位来制定。

行政公开原则，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时，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外，必须向行政相对人及其社会公开与行政权有关事项的原则。我国1996年《行政处罚法》、1999年《行政复议法》将行政公开原则作为基本原则。“公开原则是制止自由裁量权专横行使最有效的武器”。行政公开1则强化民主行政，2则防止贪污腐化。行政公开也是监督行政的基本前提，没有行政公开就没有监督行政。行政公开不充分，监督行政也不会完整，腐败等违法乱纪的事就不会得到遏制。所以说，行政公开原则是行政程序法的生命。

行政公正原则，是行政民主化的必然结果，是法律正义观的核心。自然公正原则包括两点，1是听取对方的意见，保证当事人享有3项权利：相对人有在合理时间前得到通知的权利，相对人有了解行政机关和法院论点和根据的权利，相对人又为自己辩护的权利；2是不能自己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合理公正的行使权利是产生政府权威的源泉，公民服从和认同行政权是基于行政机关的公正执法，在目前社会这点非常重要。相较行政公开原则，行政公正是1项主观性原则，具有伦理性，不仅包含结果，也包含过程的可接受性。

行政效率，即在保障相对人基本人权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行政效率。中国传统的行政就是过分讲究效率而忽视了行政程序中的民主和公正。“行政官员往往把法律工作者发明的程序看成是效率的障碍,这是自然而然的。确实,自然正义规则限制了行政活动的自由,遵循这些规则须花费1定的时间与金钱。但如果减少了政府机器的磨擦,时间与金钱似乎用得其所。正因为它们主要是维持公正的原则,可减少苦怨,所以可以说自然正义原则促进效率而不是阻碍效率。” 在公正与效率之间要掌握1个度是很关键的。

关于我国行政程序法的模式选择，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讨论很充分。可资借鉴的立法模式与成功范式很多。我国宜采用程序与实体并存型，即在行政程序法中既有程序规定又有实体规定，像德国、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荷兰、葡萄牙、我国澳门和台湾地区的模式，而程序型（在行政程序中仅有程序规定，不包括实体规定，如美国、瑞士、日本、韩国）似不适合我国的传统。而且，我国行政程序法以规定与相对人直接相关的外部程序为主，同时也应规定与相对人没有直接关系的内部程序。

总之，行政程序的立法意义重大，特别关系到我国对行政权，对可能或者必须要发生的行政腐败，从事前、事中、事后进行全方位程序控制。当然，制定行政程序法典要经历1个较长的时期，是1项艰巨的工作。在这个相当长的缓冲期内，程序正义和法治行政的理念培养应是现实的选择。

参考文献：

1.姜明安：《新世纪行政法发展的走向》，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1期。

2.吴敬琏：《中国腐败的治理》，载《战略与管理》，2003.2。

3.季卫东：《程序比较论》，载《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2期。

4.章剑生：《行政程序法基本理论》2003年版。

第三篇：行政权力腐败的产生及其遏制

现代化进程中行政权力腐败的产生及其遏制

内容提要：警惕和防止行政权力腐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目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建设中，现代化建设给我们带来多方面利好的同时，由于一些体制、机制尚不健全，少数唯利是图的不法分子利用可乘之机，拉拢腐蚀、诱惑一些官员，造成一些抵制或防范意识不强的官员，不慎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不仅给我国的经济发展、政治培育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也给廉政文化造成了侵蚀，甚至给社会稳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本文从现代化进程中行政权力腐败的词义界定，分析行政权力腐败产生的原因，揭示其危害性、影响性，最后在此基础上初步探讨如何遏制。

关键词：现代化 行政权力 腐败 监督

引 言：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古已有之的,不是哪些国家或哪类国家特有的。2001年5月28日至31日,在荷兰海牙召开的“第二届全球反腐倡廉大会”的主题十分明确:“提高公民意识,研讨反腐策略。”会议共有142个国家和100多个政府非政府组织近2000人到会,可见治理腐败是全人类的大事。从根本上讲,腐败现象根源是私有制的产物,其实质是以权谋私。我国现阶段出现的腐败不是根本制度性腐败。

在改革开放现代化进程中，由于我国社会正处转型期，市场机制不完善与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给行政权力拥有者或使用者，有着滥用行政权力的可趁之机，造成行政权力腐败的滋生、蔓延，甚至影响执政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为此，行政权 1 力腐败给国家与社会造成一定影响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目前，行政权力腐败问题已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回顾过去五年的工作时指出在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效明显”的同时，依然存在“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这辩证的语言充分把脉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腐败情况。据刊载 “在1999年前十年间查处的腐败案件仅占全部案例14%左右；在2000年至今不到9年间查处的案例占到全部500个案例的约85%。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经济的飞速发展，腐败大案要案显著上升。”又如2011年3月11日下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表示，检察院去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224件，同比增加0.2%；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723人（含厅局级188人，省部级6人中有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家盟、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宋晨光、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刘卓志等），同比增加2%。加大查办行贿犯罪力度，立案侦查行贿犯罪嫌疑人3969人，同比增加24.3%。这腐败案件数据统计表明，大规模、大声势地查处腐败犯罪，产生的震慑和遏制效果有限，新的腐败犯罪仍在不断大量发生，甚至一些领导干部“边反腐边腐败”或者“边腐败边反腐”。如原内蒙古赤峰市市长徐国元在6年内，利用职务

21便利涉嫌受贿总数约3200万元3。又如新华网统计2010年5月31日-6月5日期间，首都机场原董事长张志忠涉嫌经济问题被刑拘、海南东方市发改局原副局长受贿150万被起诉、广东高院执行局原局长受贿1000万一审获无期、河南安监局原局长李九成涉嫌受贿超2000万等。因此，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仍呈多发之势，影响比较恶劣，警惕和防止行政权力腐败，是要采取有效措施，整治这个世界性的“顽疾”，是需要不留死角地布下反腐倡廉的“天罗地网”，真正起到震慑和“刹车”作用，才可以使国家行政机关高效运转，节约行政成本，促进政府以良好秩序运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树立良好外在形象，也才能使国家行政机关真正地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日夜警察”。

一、行政权力腐败的涵义

在汉语中，腐败一词有腐烂；（思想）陈旧、（行为）堕落；（制度、组织、机构、措施等）混乱、黑暗。用于社会领域，则是指人们出于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而不断追求私人利益，从而破坏社会秩序，造成一定混乱、黑暗。诸如教育腐败、医疗腐败、学术腐败、科技腐败、商业腐败等多种类型的腐败，我们称之为社会腐败。在一般情况下，人们认为的腐败是指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为本部门或个人谋取私利的行为，我们称之为政府腐败。这里的政府是广义上的政府，既包括国家行政机关，也包括党、人大、政协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等部门。但是，权力的主体是十分广泛的，腐败还包括本文中我们讨论和研 究的腐败仅指国家行政机关因公共权力的运用而产生的公共行政权力腐败，这也是现代社会中人们对权力腐败关注的重点。

公共权力是所有权力中最重要的权力，而行政权力无疑是公共权力中最为典型的一种。它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靠特定的国家强制力执行国家法律、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相对地，行政权力腐败是指拥有行政权力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共权力过程中，违背公共行政权力的性质和运行原则，将公共权力私有化、特权化、商品化，为本部门或个人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其实质是公共行政权力的滥用。从上述腐败定义及类型可看出，腐败特征具有：一是滥用公共权力；二是利己损他性；三是腐败分子的贪婪性；四是反社会正常规律性；五是影响广泛性、长期性和顽固性；六是可治理性。

二、行政权力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

现代化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在此期间，世界各国以最先进地发展要素来调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以最快的速度向先进水平迈进，从而达到动态平衡升迁的过程。在此改革创新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由于经济飞跃发展，各种体制和机制正完善或改革之中，自身素质不够过硬的行政权力掌控者，经不住诱惑，钻国家政策空间滥用行政权力，以达中饱私囊或牟取局部小团体利益。主要体现以下方面：

4（一）、现代化进程中腐败与经济关联

4有些观点引用了李惠平的《论行政权力腐败现象及其遏制对策》文中观点，文章发表于2006-10-25； 现代化进程带来巨额效益(尤其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加剧了经济实体对与之相适应的利益的渴求，同时为了克服官僚机构的缺陷或政府官员的人为“设租”，取得经济调整时期的非生产性租金，在这种利己的有限理性的经济人框架下，腐败行为导致的后果由国家及全民承担。对处于社会巨变和市场化进程中的我国经济来说，制度因素始终是一个无法舍弃的因素，甚至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寻租行为就是新旧制度交替过程中博弈的结果。由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特点是旧制度的胚胎中孕育新的制度，在旧体制与新体制此消彼长的渐进中，又给旧制度的利益集团以缓冲的时间和空间，因此寻租行为就充斥着制度变迁的整个过程；有时候制度的制定者和被约束者是合为一体的，更增加了新制度发展过程中腐败的可能性。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经济机制转换时的“间隙紊乱”带来的高回报、低风险的腐败活动。由于存在短暂的制度空隙与信息的不对称，腐败现象也就难以避免。

在腐败行为没有被查处和惩治的情况下，腐败的收益往往大于成本，而真正受到损害的是国家、集体和其他个人的利益。因此，新旧体制共生共存的局面，既会产生一定的磨擦，又会在管理上造成新的空隙，使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呈现暂时的无序状态，成为某些有权的人利用权力追逐金钱的肥沃土壤，大量行政权力腐败便由此而产生。

（二）、现代化进程中腐败与政治关联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所有参与者都会受到外界政治环境的熏陶，尤其政治心理与政治思想的建立，进而会进一步影响政治社会化变迁与政治制度生态。在受到冲击同时又有现代化带来新生 产要素进入市场、新管理行为的出现、新权力点的产生，这样在不成熟且缺乏严密的法制与规范的管理的现代化进程中，则使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定理”有充分的展现。众所皆知，政治体制调整往往滞后于经济建设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普遍现象，虽然***在促进共同目标利益及加速现代化有着主要作用，但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带来利益主体多元，社会选择多样，造成对腐败的界定与惩治缺乏刚性准则，对集权与垄断无作为。

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并不等于具体制度即政治体制完美无缺，实际上，在某些方面和环节存在着缺陷，这就给行政权力腐败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和条件。

1.权力高度集中，相对造成权力失控。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实行了党政、政企分开制度，但在实际运行中，依然是党委或政府一把手说了算，尤其一些行政要职人员，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对下级及其他部门有较大的制约性，因而易于出现越权行为，这也是一种无形的权力高度集中。权力具有两面性，它对每一个掌权人既有锻炼与陶冶的作用，也有强烈的腐蚀作用，如果权无制约、官无监督，则不仅不可能使其超越自身利益而天然地为社会服务，而且还可能滥用权力以获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侵犯、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权益，因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例如，云南省麻栗坡原县委书记、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民政局原局长赵仕永，收受了在麻栗坡县搞开发建设的20多位老板送给的包括“年节礼金”在内的400多万元贿赂款，并以购买个人用品开成公务开支发票报销的手段，贪污公款50多万元。其中2003年至2005 年王某为了取得市政建设、项目开发权先后向赵仕永贿赂105万元；2005年赵仕永利用其县委书记的核心权力决策作用，要求县林业局给予一家木业公司采伐指标照顾，收受该公司经理30.2万元贿赂；2005年在开发水电站时，赵仕永给云南某锌铟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林某打招呼，达到牵头开发并持有多数股份的权力，最终收受林某的贿赂30万元人民币和4000美元；2005年赵仕永为了给陈某、骆某合伙开办的咖啡发展公司的支持和政府的一些优惠政策，要求县扶贫办和农业局给该公司下达100万元的贴息贷款指标，先后收到好处费4.1万元人民币；2008年10月，赵仕永以要办事用钱为由，叫其驾驶员找县财政局长想办法提10万元给他，最终该局长召开班子会议研究，决定以到州上看望老领导为名，从县财政局单位账户预支10万元交给了赵仕永。按理说，赵仕永手中的权力其实是极为有限的，然而，赵仕永却一一办到了。这不正说明了无形的权力高度集中便会造成权力的失控吗？诚如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所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2.我国对权力缺乏制约或制约不力。主要表现在：约束机制偏软，监督体系乏力。现代化进程中，我国经济发展促进政治体制的改革或完善，但对干部权力的限制措施主要是“软约束”，即通过思想教育工作，启发人们内心的信念，提高思想觉悟，促使人们的道德自律和自省，从而对人们的行为形成些制约。不可否认，这种“软约束”机制对促进干部为政清廉能起到一定作用，但在当前现代化经济大潮和不是良好的社会风气中，这种“软约 55摘自09.8.4《检察日报》 束”的作用有限，人们很容易挣脱软约束去捞取货真价实的财富。而目前的“硬约束”，即通过一定机构和制度等因素起作用的，还不够强大有力。虽然我国现在的监督机构已不算少，但由于这些机构大都处于附属地位而缺乏相对独立性，制约职权和手段不够强大，传统观念的作用，尤其是权力大于法的干预、关系网的阻挠，这些监督机构程度不等地难以发挥应有的制约力量，执行不力，监督不到位和力度不够，未能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从以往情况看，他们虽查办了许多案件，清除了不少腐败分子，但还没真正做到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与蔓延。加之，受到官官相互、权大于法等传统因素以及电子信息化普及水平不高的影响，群众无意识或无机会参与监督，许多丑恶腐败现象未能及时检举揭发，对腐败分子未形成有威慑力的社会舆论压力，这就给遏制行政权力腐败现象增加了难度。因此，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可以视为行政权力腐败产生的最主要原因。在现阶段，行政权力腐败被查处的几率很少，腐败成本远远小于腐败收益，而腐败的预期收益远远大于不腐败的收入以及政府官员的薪水收入。这就使得政府官员有很大的腐败动机，甘于冒着被查处的危险进行腐败活动。同时，监督和监察部门要想获得相关的信息需要很高的成本，在监察过程中，很难获得完全的信息，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不对称也降低了腐败行为被查处的概率。

3.某些现行政策不完善、不配套，执行不力，监督不到位，诱发行政权力腐败。如在社会分配政策上，虽然几年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收入分配存在的“大锅饭”现象，但由于新的宏观间接调控体系及手段尚未建立和健全，在制度上执行不力，突出表现为国家机关、事业性行政单位，少数干部职工从事第二职业现象，形成收入差距，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党政干部的心理容易失衡，呈现出一种谋求工资收入以外的物质利益趋势。有的干部利用权力、门道熟、信息灵的优势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作“指导”，从中接受、索要“咨询费”、“回扣”，有的党政机关为提高职工的收入甚至利用职权隐蔽地经商办企业。这些做法，尽管明令禁止，但有的干部依然操起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规避策略，其结果必然是干扰了机关的正常工作，诱发了以权谋私、索贿受贿等不廉洁行为和腐败现象，严重破坏了机关的风气。此外，现在我国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进程，但“人治”和办事不公开、透明度低等等现象存在，使得群众和检察机关难以监督权力运行，易于滋生、蔓延腐败现象。另外，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党员干部职工在工作单位内，不但不做事，而且小错常犯即小小受贿现象，造成很不好的社会影响，令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干部、行政人员深感不平衡，为此要打破这种“铁饭碗”现象，消除这种出人不出工的消极怠工、大错不犯小错常犯的现象。

4.干部人事选拔制度存在弊端和缺陷，政治透明度低，容易产生行政权力腐败。现代化进程中，我国注重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出台了《公务员法》，无疑杜绝了传统的“伯乐相马”式的选拔方式，其结果避免了干部队伍的用人唯亲、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裙带风等腐败现象，年轻有为的优秀人才难以脱颖而出，而平庸无能之辈、甚至腐败险恶分子反而得以提拔。但在现实中这些法律制度制定的初衷是好的，但给一些有权者或有钻营利用，譬如 在选拔时，上级领导就可能为其提拔、熟悉的对象设置公示条件，这样选拔制度就不够普遍化、科学化，就会重蹈历史的足迹。

（三）现代化进程中腐败与拥有或行使行政权力者自身的关联

行政权力拥有者和行使者也是“经济人”，他们无法摆脱自身谋取利益的本性。加之思想道德“内约”机制松散，个人素质低下，一旦个人私欲膨胀就很容易最终导致行政权力腐败现象的产生。

1.受封建思想残余的影响。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尽管我们大力宣传，要摒弃过去传统思想影响，即“当官发财，一手抓权、一手抓钱，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趁机捞一把等”，要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但由于传统的政治文化根深蒂固原因，某些思想素质不高的公务人员依然利用政策空间进行腐败。这些封建流毒对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消极影响，也是我国行政权力腐败的一个原因。

2.错误的舆论导向及西方腐朽思想作风的侵入，也是导致腐败的又一意识原因。现代化建设中，我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发展政策，采取走出去、拿进来的学以致用的方法，但一些思想意识不坚定地党员干部会受外界宣传媒介宣扬不劳而获、或目睹外界享乐腐化、仰慕豪华奢侈等影响，在思想政治上被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所侵蚀，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追求个人名利、地位，一步步滑下去，利用特权进行违法犯罪，变成腐败分子，也是屡见不鲜的。

3.从主观意识方面来看，由于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既获得了更好为人民谋利益的条件，也存在一种脱离群众甚至腐败变质的危险。一些世界观没有很好改造、本来就不够党员条件的人，他们或投机钻营，或骗取信任，混进执政党内捞取好处，把各种腐败风气带进党内，使党内消极腐败现象得以滋生、蔓延。即使在本质上比较好的党员，一旦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失去强有力的约束，经不起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在各种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下，也会发生动摇，以致走上蜕化变质的道路。

三、行政权力腐败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和危害

行政权力腐败是长在党和国家肌体上的毒瘤，会影响党和国家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地位，给整个国家、社会带来了影响和危害。这些影响和危害主要有：

（一）、行政权力腐败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权威，降低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破坏了党群关系和官民关系。“朝中有人好做官”、“官官相护”以及各种腐败现象，最能唤起人们高度愤慨的激情。现实告诉人们：不坚决制止腐败就会导致人亡政息，如果政府一旦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它也就失去其存在的依据，也就无法正常进行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

（二）、行政权力腐败现象使改革措施走样变形，无法取得预期效果，甚至难以出台。许多改革措施从理论上讲是正确的，从实际操作上看也是可行的，然而由于行政权力腐败作怪，在实施就走样变形。例如，在实行招投标方面，一些腐败者利用权力干预招投标，表面上按程序公开进行，实际流于形式，暗箱操作了；对于股份制，一些掌权者分文不出，而以“权力入股”；为 了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国家倡导引进竞争机制，但是腐败分子却利用特权，破坏公平竞争的原则。

（三）、行政权力腐败使经济关系全面紧张，新的良好经济秩序难以形成。我国市场资源短缺是主要矛盾，腐败分子恰恰在此大作文章，中饱私囊，使本来短缺的资源愈加短缺。由于市场机制正完善和摸索之中，许多关系不顺，办事不规范，一些人则把送礼行贿当作经济运行的润滑剂；甚至，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通过实际存在的非正式制度办事而获益。非正式制度是指在正式制度之外，另外存在的一套工作程序、方式、惯例和规则。它是一些利益相关者在相互作用过程中自觉形成的一套潜规则。在按照正式制度办事不成的情况下，按照实际起作用的非正式制度办事可能很顺利地办成，而且成本比正式制度下更低。虽然如此，但是行政权力腐败所造成的极其严重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这只是带来了短期的、局部的假象繁荣，却为长久的、全面的经济运行埋下了无秩序、无规则的祸根。

（四）、行政权力腐败使合理的社会资源分配关系难以建立。在“背景”、“权力”、“靠山”等因素的干扰下，分享社会资源只是少数人，带来社会分配不公，破坏了社会公正，扩大了社会不平等，拉大贫富差距。这些都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社会矛盾冲突加剧，危及社会稳定，从而分化国家的整合状态。

（五）、行政权力腐败带来政治领域的不公平。在政治领域，行政权力在腐败市场中发生深层次的异化，使政府制定的政策严重偏离公共利益，由服从公众利益转变为服从权力主体个人利益，导致权力的私有化，造成公共利益的大规模萎缩。权力拥有 者在社会中明显占据有利地位，手中的权力可以转化为经济上的利益。在选拔用人上，主要领导指定范围和标准，有意识地设置门槛为某一些人出现准备平台，这样就会出现任人唯亲、裙带风等腐败现象出现，年轻有为的优秀人才难以脱颖而出，造成不公平竞争，脱离不了干部队伍难以优化的怪圈。

（六）、行政权力腐败大量消耗政府的效能，造成管理上的混乱，降低政府效率和效果，影响行政执行，使政府的服务能力下降。它的泛滥会进一步瓦解社会规范体系，不仅加强社会的“权力饥渴”，强化“官本位”意识，而且严重腐蚀人们的思想灵魂。使公众法律意识淡薄化，社会道德水准下降，逐步瓦解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信任和信心，侵蚀政府政治体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基础，削弱政府的权威性。特别是行政权力腐败会对后代产生极其有害的影响，他们将接受和认同腐败以及其他许多错误的观念和思想，并在实践中运用不正当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也许是行政权力腐败带给国家和社会的最深远的影响，这远比眼前利益的损失更严重。

四、针对行政权力腐败现象遏制对策

行政权力腐败的存在和蔓延，危及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危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我们要深入地进行反腐败斗争，就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由于行政权力腐败的滋生、蔓延的原因和条件是复杂的、多元的，因而我们的遏制对策也应从多方面入手。

（一）、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和行政体制

1.尽快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克服“寻租现象”的根本出路。要铲除行政权力腐败的土壤，就必须减少行政权力对市场的具体干预，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实行政企分开，逐步建立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企业制度。只有铲除多轨的弊端，完善市场平等竞争的秩序，才能有效消除以权经商、以权谋私等行政权力腐败现象。当然，政府对经济的行政管制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必须把政府干预和行政管理限制在绝对必要的范围之内，在不能没有行政管制的领域，也要尽量引入市场机制。同时，把“寻租”的可能性限制在最小范围之内，这样，政府便可集中足够的人力、物力，用司法和行政手段，对极少数腐败分子进行严厉打击。

2.重视法律、法规制度的规划和措施配套跟上。长期来，我国的行政管理制度存在着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各种利益主体不能有效发挥的弊端，为了确保经济发展与社会制度有效协调，我们在制度上要重视：一是实体性制度建设与程序性制度建设并重的思想和规划；二是重视单体性制度与系统性制度相结合的制定，以形成制度统一和形成合力；三是法律法规制定与调整要与现行的经济发展相适应，要体现法律法规的时效性；四是配套措施要跟上。尽管我国的法律法规相对先进，但与现实生活中具体事项需求的配套措施可操作性有很大差距，使得一些人钻制度空间，图个人私利。如在国有、集体企业的重组改制中，从资产的清产核算、产权界定、资产评估到资产处置等各个环节，都存在因无具体可依据的配套制度而使大量资产在掌权者手中流入个人腰包的现象。3.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强化监督机制，实现依法行政，是遏制行政权力腐败的关键。政治体制改革与反对腐败、建设廉政的关系非常密切。许多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措施，本身就是重要的廉政措施，而反对腐败、建设廉政的工作，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对权力进行制约，包括对权力的管理、控制，对权力行使的监督、约束。这样才能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失控，避免走向权力腐败。要制约权力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1）、选好权力行使者。权力能正确行使，首先权力要掌握在德才兼备、综合素质较高的行政权力者手中。选好掌权人，就是要保证权力真正掌握在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手中。那么我们各级政府、部门在选人用人时就必须严格执行《公务员法》或参照执行，严禁不科学、不公开，或走形式。

（2）、规范权力行为，这是权力制约的核心。为了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必须对权力行为即权力实施、权力运行的过程进行监督、控制，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必须依靠法制建设来推进。首先要建立和完善监督约束行政权力机制和各种法律制度体系。其主要内容应包括三个方面：a、合理设置权力机构，明确规定各种权力机构和人员的职责权限，使各权力主体内部各层次、各要素之间的权力行使既互相分工，又互相监督制约；b、明确规范权力行使的秩序和运行规范，包括必须遵循的原则、程序和具体制度，从而使一切权力行为法制化；c、建立和完善权力行为监督制度，形成一个对权力行使 过程全面监督的有效机制，保障依法行使权力，保证权力行使不脱离法制的轨道。

（二）、建立和执行监督机制，加大监督力度，实行公开化 1.强化司法和执法监督。当前行政权力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固然有法制不完善、立法滞后的问题，但大量的还是有法不依的问题。近年来，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已通过有关惩治腐败方面的大量法律、决议、决定，同时全国已基本形成以人大、纪委、检察、监察为主体，包括各类内部监察机构的监督体系，但是以权谋私等行政权力腐败现象仍在继续蔓延，而且渗透到各个领域，尤其现代化进程中的工程建设、房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国有资产管理处置等领域，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监督不力。由于执法失之于宽，使法律的威慑力不能充分发挥，少数以权谋私者未受到党纪国法应有的追究。特别要引起重视的是，不少大案要案不仅产生在党政机关和管理部门，而且发生在执法和执法监督部门。因此，强化法制，不仅要加强对权力行使部门的监督，也要对司法、执法等部门加强监督，使各种权力（包括监督权）的行使都纳入法治的轨道，而不能与之相悖。

2.实行领导干部个人事项申报制度，加大对其审核。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按要求报告本人收入、住宅、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事项和移居国外境外的情况。要加大督察检查，如不按时或不如实上报，要严肃追查处理。

3.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和社会监督网络，加强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1）、要慎重授权，对分别 下放、合并、分解和集中的权力，要防止利用、借用和滥用职权。要合理调整权力结构，特别是直接掌握人财物支配权的领导干部的权力要进行适当分解，避免某些权力过分集中于个别人手中。（2）、要强化对领导干部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实行对领导干部的廉政谈话制度、诫勉制度和定期考核、考查制度，进一步深化领导干部个人的廉政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和廉情公布制度，按照规定要求定期述职述廉，接受上级检查考核和群众评议监督。（3）、要制定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评价标准，严格抓好领导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4）、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个人分工负责，重大事项有集体研究决定，防止个人独断专行。（5）、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采取公布举报电话，设立举报箱，聘请群众监督员等方式，放手发动群众监督。（6）、要进一步建立健全质询、听证制度和群众评议制度。（7）、纪检监察机构要加强对部门单位重要的、敏感的、容易产生腐败的环节进行监督，对于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予以制止和纠正。（8）、要提高工作透明度，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大力推行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制度，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公开程序、内容、范围和层次。特别要增加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透明度，使领导干部权力行使情况始终能够得到有效地监督。

（三）严格执行惩罚制度，加大查处力度

大力查办和严厉惩戒腐败分子是预防、惩治腐败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所以始终坚持发现、查处、执行并重，严肃党纪政纪条规，严厉惩处腐败分子，有问题必须彻底查清、不管涉及谁，只要发生问题，都必须及时查处。在加大惩戒力度上，要推行自由刑、罚金刑并可制度。对贪污受贿的非法所得应予彻底追缴，已经挥霍的，应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诉请人民法院判令犯罪分子赔偿；对于贪污受贿分子个人所有的财产，应判处没收其全部或一部分，剥夺其继续犯罪的物质基础，以此对其他潜在的贪污者产生强大的威慑。严格执纪执法，加强对执纪执法情况的监督检查，对有令不行、有法不依、顶风违纪、压案不查的要坚决予以纠正和查处，切实维护法纪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要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对本领域、本环节或直接管辖范围内发生的违纪违法行为不制止、不查处或隐瞒不报，以及所在领域和环节屡屡发生腐败问题的，要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坚决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

（四）加强领导，狠抓落实，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宣教工作 各级政府要按照中央关于反腐倡廉建设的总体要求，将其列入政府工作的重要议程，加强领导，强化责任，狠抓落实，要以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负总责，敢抓敢管，分管领导专抓专管，一定会取得成效。同时我们要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宣教工作，切实加强反腐倡廉的宣传教育，是领导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保证。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不抓好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和反腐倡廉教育，不仅是严重失职，而且也是对干部不负责任的表现。”我们要把惩治和预防腐败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之中，归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范围。各级纪委要动员各方力量做好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细化工作规则，落实工作责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形成齐抓共管的整体合力。

（五）努力提高行政监察、检察队伍素质和行政执法人员素质建设

加强行政监察、检察队伍的建设，完善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引进和运用一系列先进的管理体制，提高队伍本身的整体素质。要按照“政治坚强、公正清廉、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要求，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大力引进人才，在总体数量上保证面对比较复杂的监察、检察任务时有足够能力应付。改变以往被动办理案件的局面，加强对违规、违纪对象的主动查处力度。二，优化行政监察、检察机关内部结构。一方面从年龄结构上逐步向年轻化调整并保留适量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人员，把最新的知识和正确的经验相结合。另一方面，充分协调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遵循全面与突出并重的原则，保证最大限度地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三，引进现代先进的管理机制。如，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培训机制等，增强工作人员的能动性和归属感以及该机构的活力和稳定性。另外，还要从根本上提高行政执法队伍人员的素质，重点要对这个特殊群体进行普遍伦理、法制教育。这是行政权力腐败得以根除的最根本的措施，但同时也是最困难的，最需要时间过程的。

总之，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进程中，反对行政权力腐败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而且也是紧迫的。让我们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更加坚决的态度和更加有力的措施，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工作，坚持以纪检监察、检察机关查办为主，人大、政协、审计以及广大群众共同监督、配合、参与，以及各方协调配合下开展反腐败斗争工作，有效地将行政权力腐败行为遏制在萌芽状态或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大业保驾护航，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第四篇：决策腐败分析

2006级行政管理在职研究生行政学研究作业

决策腐败分析

郎

晓

政

编号：58

授课老师：毛昭晖

2008年5月3日

北京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展进入展区的第一个案例是原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毕玉玺受贿和私分国有资产案。此案的导言为：高速腐败，人生路上亮红灯。展板上展示着，62岁的毕玉玺在去年12月向党组织忏悔时痛哭流涕的照片。毕玉玺的忏悔发人深省：“我是多年受党教育的领导干部，又是普通农民的孩子，也是党培养教育长大成人的……但由于自己长期不认真学习，不认真改造世界观……自己思想上逐渐发生变化，从工作上的懒惰，生活上的贪图享受到极端自私个人主义。随着地位的提高，权力的增大，忘记了各方面的监督，目无党纪国法。从开始自己占便宜，逐渐演变到收受巨额贿赂和非法所得……自己逐步走上犯罪道路的主要原因：一是长期不认真学习，特别是党的基本理论和党纪国法；二是长期不接受监督，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极力放纵自己；三是为我独行的工作作风，工作上有成就就狂妄自大，工作方法上独断专行；四是思想懒惰，工作上讨价还价，个人利益占上风；五是心理不平衡，利欲熏心的赌徒心理，占有欲心理太强。”

决策问题关系事业兴衰成败，特别是在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大事的正确决策不仅能凝聚人心，推动发展，而且能造福百姓，增强后劲；反之错误的决策不仅会贻误发展，而且会损害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毕玉玺就是在思想上腐化堕落，个人利益看得过重，导致决策时强调个人，长期形成了独断专行的作风，也埋下了腐败决策的祸根。

正确的决策是各项工作成功的重要前提，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防止决策的随意性。因此，建立和完

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关键所在，也是调动方方面面干部群众积极性，合力发展的迫切需要。

一、弄清涵义，解决“是什么”的问题

坚持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的根本就是确定重大问题的范围和保证真正意义上的集体。所谓重大问题，就是相对一般而言，如城乡发展规划、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大干部人事任免等关系到一个地方发展改革的施政方针和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明确了范围就可防止不分大事小事，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平均使力”现象。所谓集体决策就是对于界定的重大事项，要坚持集体研究，会议决定，防止会前不通报，会上搞突然袭击的“霸道主义”和会前不作深入调查、仔细分析，会上随大流的“弃权主义”。

二、提高认识，解决“为什么”的问题

1、是推进民主集中制建设的重要环节。在我们党内，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独断专行、不要民主的“家长制”、“一言堂”和软弱涣散、不要集中的自由主义、分散主义。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建立和健全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就是把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意见、建议集中起来，在民主议事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决策。这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党的领导生活中具体化、制度化、规范化的体现和要求，是民主集中制理论上的重大创新。

2、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内容。党的领导是否坚强有力、科学有效，是否能够得到不断加强和改善，与重大问题的决策制度是

否健全有着直接的关系。一方面，健全重大问题的决策制度，可以提高和改进领导艺术、领导方式、领导方法。在国内国际环境都发生巨大变化，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的今天，党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考验，只有建立健全重大问题的集体决策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我们党才能提高驾驭各种复杂局面的能力。另一方面，健全重大问题的决策制度，可以增强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反之对重大问题界限不清，办事程序混乱，必然影响班子内部的团结，削弱班子的凝聚力、战斗力。

3、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举措。《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指出：“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运行，是防止以权谋私的根本举措。”权力运行不规范，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导致权力的行使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是产生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根本原因之一。建立和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就可以实现领导集体权力运作的规范化，并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这种监督，既是党委内部的监督，又是源头上的监督。

4、是实施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保证。能够提供更加完整的决策信息，因每个参与集体决策的成员所拥有的背景、经验、知识和性格等因素不同，集体决策能提供更多、更完整的信息；能够提高决策方案的可行性，集体决策让受到决策影响的人和实施决策的人间接或直接参与决策的过程，则提高了决策方案执行的可行性；能够提高决策的合法性，集体决策的制定过程与民主的思想是一致的，包含

公正、公平的法律精神，因此集体决策合法的可信度会比较高。

三、完善程序，解决“怎么办”问题

1、要抓重大事项的设定。一个领导班子，有哪些重大事项需要集体议定，应事先设定，这是健全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的前提和基础。重大事项必须具体明确，力求细化、量化，而不能抽象、笼统。什么问题需要提交会议讨论，什么时候提交会议讨论，事先都应设定好，而不能到时候才由谁来决定，从而有效地克服主观随意性。

2、要抓决策程序的设定。没有严格的程序的规定，再好的规章制度也难免流于形式。缺乏严格、规范的程序，不按程序办事，这也是导致权力滥用，产生不正之风甚至腐败现象的重要原因。所以，不但要重视重大事项的设定，而且要重视程序方面的规定和制约，从会前准备到最后形成决议，要严格按照程序进行，而不允许发生任何简化步骤、颠倒程序的行为。一旦违反了规定程序，不管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如何，都应视为是无效的、违规的，都应受到某种法纪的处分。重大问题的决策，必须实行会议表决，以此体现领导集体的意志，无论是是谁都是一票，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只有表决时过半数，才能形成会议决定。

3、要强化执行过程的监督。重点监督执行决策是否忠实，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是否出现未预见到的问题等等。要建立进展情况定期通报和限时回复制度，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畅通向同级人大、政协反馈问题的渠道，自觉接受人大和政协的监督。

4、要有违规处理的规定。要建立决策失误追究制度，合理界定失误的决策与决策主体间的对应关系，保证决策失误后能找到责任人；区别对待造成决策失误的原因，明确决策失误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及处罚措施。违反设定的内容和程序而造成决策失误的，对主要负责人要作出适当的处理。同时要建立执行不力追究责任制度，对作出的决策执行不力、推诿扯皮甚至欺上瞒下的要严肃追究相关人的责任。

第五篇：腐败案例分析

***腐败案例分析

物联网14-2

甘玉婉

据新华网北京９月２８日电，“９月２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审查报告》说：“经查，***在担任大连市、辽宁省、商务部领导职务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期间，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职权，犯有严重错误、负有重大责任；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利用职权、薄谷开来利用***的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此外，调查中还发现了***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的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极大损害了党和国家声誉，在国内外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从《审查报告》中可以看出，所用字眼都是“严重后果”、“极大损害”、“非常恶劣”、“重大损失”。值得一提的是，《审查报告》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中国特色里已经没有了毛泽东思想，这句话尤其意味深长。

***事件给全国带来的震动不亚于当年的“粉碎‘四人帮’”的震动，如果说“粉碎‘四人帮’”，是三十年前的大事，那么***事件就是三十年之后的大事。其影响是全面的，其教训是深刻的，需要对***事件进行全面彻底的反思。

***的问题归根结底是路线问题。这是倒退回“文革”还是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问题。“粉碎‘四人帮’”（毛泽东）是路线问题，***事件也是路线问题，“四人帮”（毛泽东）走的是“文革”路线，***走的也是“文革”路线，二者只是程度不同。“四人帮”（毛泽东）走的是“文革”大路线，***走的是“文革”小路线，前者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后者在重庆展开，波及到全国。所谓波及一是指影响而言，二是与乌有之乡唱和而言。

***事件告诉人们：第一，“文革”走不通；第二，唱红打黑走不通；第三，靠毛泽东思想搞建设走不通；第四，通过人治反腐败走不通；第五，利用民粹主义搞运动走不通；第六，利用权力搞走共同富裕的路行不通。后五条都是“文革”路线走不通的逻辑展开。

第一，“文革”走不通。关于“文革”的性质、动机、效果、原因的在意识形态上早有定论，在中共党史上也说得很清楚，核心仍然是彻底否定“文革”。这是官方与民间的共识，尽管官方与民间在一些主要问题上有重大分歧，结论仍然是一致的。“文革”不但是革了文化的命，使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更主要的是把政治专制发展到了极端。由于政治专制使经济、文化、社会都成了政治的工具，政治专制全方位浸入社会的所有层面，使所有人都成为政治动物，又

成为政治的工具。彻底否定“文革”就是彻底否定专制，就是进行宪政民主建设。邓小平在当时认识对民主认识还是很有深刻性的，所以才有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要正确处理人治和法治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邓小平的《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纲领性文献至今还没有人超越。由于历史的原因和邓小平个人原因，政治民主化并没有进行下去，但并不能因此否定邓小平对“文革”反思的深刻性和民主理论探索的合理性。

第二，唱红打黑走不通。改革开放三十年，有四个不可否认。第一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繁荣不可否认。第二是由于经济繁荣而带来的两极分化不可否认。第三是由于经济繁荣而带来的固化的既得利益集团不可否认，第四是由于固化的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了政治体制改革不可否认。后三个不可否认导致了社会弱势群体的出现，使社会弱势群体的合理诉求、合理预期、合理流动、合理保障、政治尊严、公民权利得不到实质性的维护。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可以通过民主来解决这些问题。在非正常情况下，他们不得不通过诉诸传统、去寻求好皇帝、清官、强人政治去解决，在现实中又没有他们需要的强人，于是寻找毛泽东、从“文革”中汲取有用的资源，毛泽东再一次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的精神领袖。“文革”再一次成为他们得以渲泄的理论来源。当然，社会弱势群体并不真的希望回到“文革”，他们只是希望通过“文革”来救赎，以“文革”的方式反抗两极分化，呼唤弱势群体的尊严，寻找基本的生存机会。社会弱势群体是利用“文革”反两极分化，利用“文革”强人表达对现实的不满。社会弱势群体利用“文革”，***利用了社会弱势群，通过弱势群体利用“文革”，实现其个人政治目的，可谓一箭三雕。

第三，靠毛泽东思想搞建设走不通。有人可能会说，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是其精髓，革命靠实事求是，建设也靠实事求是，邓小平也持这一看法。这句话从原则上没有错。但革命与建设毕竟是两回事，革命家常有，政治家不常在。革命需要把朋友和敌人区分清楚，区分的目的是要把敌人消灭光。建设需要对社会各个阶层妥协，以人为本就是让所有人都生活在同一个蓝天下。革命的实事求是与建设的实事求是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毛泽东的主要思想是革命，在建设时期也是通过革命搞建设，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都是通过革命搞建设的结果。革命式建设国家、运动式建设国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成功过。毛泽东的计划经济，也是革命性的计划。重庆这些年来的建设，确实让当地普通人，尤其是重庆弱势群体看到了希望，但革命性建设的治理方式仍然没有改变。唱红、打黑、取消广告、种树等活动并没有使重庆得到实质性的发展，通过借钱、打击私营经济、寅吃卯粮掠夺式发展必将使重庆失去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后果堪忧。

第四，通过人治反腐败走不通。在重庆，有一个重庆人津津乐道的事，那就是重庆的治官措施很见成效，重庆人认为官员们为公民服务的水平提高了，对重庆市民的服务态度好了。官员的清廉度提高了，腐败行为少了，公开腐败没有了。重庆来了一个清官，来了一个好领导，至今还有人认为***冤枉，***是一个好官、清官。就是《审查报告》里说薄“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重庆相当多的人也不信，认为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权力会导致绝对腐败这是一个政治铁律，在绝对权力的情

况下，没有人能逃脱这样一个铁律逻辑和控制。通过人治反腐败，握有绝对权力的人一定是最大的腐败者。

第五，利用民粹主义搞运动走不通。民与人，表面看来就是一字之差，其内容却有本质的区别。民自古就有，爱民、恤民、重民、惠民、为民等专制统治阶级喊了两千多年，实质仍然是臣民，是专制统治者的工具。即使把民替换成人民也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人民以敌人的存在为前提。英美国家只讲人，不讲人民，区别了人与人民的不同。人民是一个集合名词，是一个群体性概念，而人是不可化约的。《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里面只讲人或公民而不讲人民也充分说明了人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民粹主义走的不是“人”之道，走的是“人民”之道，是集体主义之道，是虚幻的人民之道。民粹主义者认为个人是无力的，群体才是有力的，正所谓人多力量大、众志成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里讲的都是民粹的道理。政治强人把人民捧为神来利用人，民粹的敌人是人，是政治强人的敌人。毛泽东搞无产阶级“大民主”就是充分利用了民粹来打击人，使人只有在毛泽东之下才有归属感和安全感。***也是充分运用了民粹，通过民粹运动使唱红、发短信、打黑以此横行重庆，裹挟人民以令人。

第六，利用权力走共同富裕的路行不通。毛泽东利用绝对权力搞平均主义，以为平均主义就是共同富裕，结果共同富裕没走成，走成了共同贫穷，甚至在大跃进没有自然灾难的情况下饿死人口三千五百万。邓小平则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来达到共同富裕，同时也不允许平均共富。现在看来，尽管这个思路也有问题，但毕竟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好思路却因为政治体制的滞后，权贵介入共同富裕、介入市场经济，在三十年之后导致了两极分化，从而引起了社会弱势群体的严重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两个选择，即是通过彻底的市场经济解决先富和共富问题，通过政府解决社会社会保障底线问题，进而达到共同富裕，还是通过政府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罗尔斯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是在平等的自由满足之后，要处理好公平问题。处理公平的好坏则取决于对社会最少受惠者照顾得好坏。罗尔斯的意思是：如果社会的不平等是确定不移的，这种确定不移必须使社会最少受惠者能够接受。罗尔斯的思路在中国是理想的理想，因为中国平等的自由严重不足，最少受惠者也不会不接受现在的两极分化的极不平等。中国的弱势群体（大部分属于最少受惠者）他们宁可不要平等的自由，不要民主，他们宁可放弃民主选择政治强人为他们实现经济平等。换句话说，宁要强人之下的平等，也不要民主的平等，宁要生存的平等，也不要尊严的平等，宁要专制下的臣民平等，也不要民主制下的公民平等。他们认为***这样的政治强人能实现他们的共同富裕，他们看到了两极分化对他们造成的巨大物质和精神伤害，他们选择强人为他们打抱不平。在***打击私营企业主的时候，以打黑的名义打击富人的时候，重庆的普通人仿佛看到了共同富裕的梦想实现。

***事件表明，“文革”走不通，走“文革”之路是死路。只有宪政民主才能走得通，这是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是各个国家的政治实践证明是成功的道路。宪政约束权力，使绝对权力变成相对权力，变成相互制约的权力，政权不能滥用，党权也不能滥用，个人不能凌驾于社会之上，不能凌驾于党之上。党内要有民主，民主要有约束。党外要有宪政，党权受到宪法和宪政约束，宪政即“限政”。宪政民主保证每一个人自由地唱红，自由地唱自己所喜爱的歌曲。可以依

法打黑，防止权力乱打。宪政民主可以保证每一个人的言论自由，自由地形成自己的思想，自由地可以学习各种思想，而不仅是学习毛泽东一个思想。宪政民主可以通过限政、通过公民权利进行制度性反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宪政民主可以使民化为人、化为公民，使每一个人、每一位公民权利得到保障，防止以民的名义、以集体的名义侵犯个人权利、公民权利。民主才能解决共同富裕，因为民主以多数取胜，真正使先富起来的成果为多数人所用。民主也需要宪法，因为民主也会滥用权力，也会通过民主的方式杀富济贫。

告别“文革”路线，就需要进行宪政民主制度建设，使权力受到制约，使权力不会被滥用，使所有人在宪政下实现自由、平等、人权，使每一个人都有价值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