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

第一篇：腐败

反腐败问题

腐败的问题，似乎在我国社会中成了个难以克服的痼疾，也成为人们经常议论的一大话题。反腐倡廉反复搞，似乎成效不大，因此我想现在也该针对腐败产生的原因，对腐败与防腐败的问题多作些经济学的分析，以便找到更有效的对策。腐败的原因从根本上说不在于当事人品德的好坏、水平的高低，而在于规定着人们行为方式的那一系列体制。

为什么当前中国的腐败犯罪现象不能从根本上得到遏制，仍在恣意蔓延呢？追根究底，是有一腐败分子手中握有权力。没有权力，这些人想腐败也腐败不了，想堕落也难以堕落。腐败同集权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竭力谴责腐败分子个人如何如何时，同时应当在更深的层次上探究腐败形成的社会原因。

反腐败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的共同的重要任务。我们的党和国家对反腐败工作历来十分重视，从建国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停止过同腐败现象作斗争。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和经济处于转型期，许多法律和制度还不够完善，导致腐败现象有抬头的趋势。近年来，党和国家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一批腐败分子纷纷落网，反腐败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坦诚地说，反腐败工作任务还很重，腐败现象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因而探讨反腐败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我们党和政府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工作方针，不断加大从源头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取得了廉政建设反腐工作的新成效。但就目前情况来看，预防和治理腐败工作，仍然还很不理想，暴露出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预防和治理腐败工作依然任重道远。新形势下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抓好腐败治理的工作。

预防腐败犯罪的根本方法，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建立在对产生问题原因的认识基础上的。如果方法本身不是建立在科学认识问题的基础上，那么，这个方法便是盲目的，脱离实际的，从而是毫无效果的。即便是符合了实际，那也是不自觉的，也就大大影响了预防的效果。从上述对贪污受贿的根本原因的分析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要预防此类腐败行为的发生，最根本的方法，不是要消灭权力或者减少权力，因为权力本身不是腐败产生的原因；而且，只要人类社会存在，权力就必然相伴存在。减少权力，当然能够减少腐败产生的条件从而减少腐败，但我们讨论的是如何预防掌权主体的腐败，这是两个不同的课题。同样，这个方法也不是要消灭掌权主体的自身利益。如果能够做到这点，当然很好，很有效。没有自身利益，大公无私，掌权主体完全和公权融为一体，产生腐败的可能性也就一点没有了，但是，我们能做到这点吗？

预防和抑制腐败犯罪应采取以下措施：

1、完善权力制约机制，从源头上遏制腐败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滥用权力的结果。而权力之所以能滥用，正是缺乏必要的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的缘故。因此，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是反腐败的必由之路。我们认为，对领导干部除了重视道德教育外，还要进一步完善权力制约机制，双管齐下，这样才能更好地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如何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呢？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目前的体制，应该重点放在限制个人权力，完善集体决策机制上。个人决策权力太大，就容易产生专权，权力就容易脱离控制从而导致腐败产生。

2、进一步完善司法独立制度

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也是最危险的腐败。因而遏制司法腐败显得异常的重要。为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客观地说，也存在不少的问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难究等现象仍然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影响了党和国家的形象和威信。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坚持党的领导是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使中国走向民主法制和文明富强的社会。但是，目前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方式多是直接领导，个

别领导干部置党纪国法不顾，滥用手中权力，把司法机关当作自己的私人的工具，用来谋取私利，有时直接干涉司法机关办理具体案件。有些身居要位的腐败分子，司法机关在他们的领导之下开展工作，不敢监督，监督不了。

3、增强反腐透明度，加大对腐败的处罚力度

我们认为，反腐败工作也一样，必须增加其透明度，这样才能增强效果。现在，我们国家对腐败现象曝光严格控制，发挥不了新闻媒体应有的舆论监督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许多腐败分子不怕党内通报和检讨，就怕媒体曝光。正是媒体没有揭露社会丑恶现象，没有给腐败分子曝光于世人面前，从而也在一定程度助长了腐败现象的蔓延，使腐败分子毫无畏惧之心。因此，我们认为，必须支持新闻媒体大胆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揭露，对腐败分子曝光。让腐败分子无藏身之地，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对腐败处罚不力，也是造成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

4、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 政府规模和政府职能的协调发展，只有合理确定和配置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才能防止行政权力过于集中，才能保证行政权力在适度的范围和领域内发挥作用，减少行政权力的滥用，才能够从根本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在管理方式创新中规范行政权力，建立和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决策责任制度，要科学设计政府绩效评估的内容和指标体系，建立起客观公正的评估机制，对政府管理效益、效能进行评估。要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建立信息网络监察，实现全程及时监控，监督由事后变为事前，由柔性变为刚性，这样可以从根本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5、强化法治意识，构筑牢固的党纪国法防线 要从抓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入手，着力使他们深刻理解，建设法治国家是国家和民族走向现代文明的必然趋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要引导他们确立法律至上的理念，正确认识和处理权与法的关系，防止和克服权大于法的现象；使他们增强民主平等意识，克服等级观念、特权观念，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强化以法制权的监督制约机制，强化对领导干部职权行为的监控，对权钱交易，买官卖官之类腐败行为，要实施重点防范，要完善加强事前、事中监督制度，强化对领导干部违法违纪行为的防范预警机制，切实改变监督滞后状况；加大对打击报复举报人行为的查处力度，切实保障群众依法行使民主监督体制，并通过政务公开等制度，加强对权力运作过程的民主监督。做到依法制权，以权制权，要坚持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加强查纠监督，要把党员干部的职务行为纳入法制轨道。要大力纠正执纪执法偏软偏宽的现象，加大对违法违纪案件的查处力度。

7、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预防贪污受贿行为的发生，就是要使掌权主体在主观意识上筑牢思想防线，预防和铲除自私自利观念，阻断公权与私利的结合。要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人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存在意义之所在，使国家工作人员真正看到，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向社会索取了多少，而在于向社会贡献了多少。他向社会的索取是分母，向社会贡献是分子，索取越多，相应地自身价值就越小；贡献越大，相应地他的价值就越大。自觉地讲奉献，体现人生的价值。从反面看清楚，自繁育自利，巧取豪夺，贪污受贿，必然导致自身价值的大跌，甚至成为一个负价值的人，最终为社会和人民所唾弃。树立了这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人，就能抵挡任何黑色的诱惑，堂堂正正地做人。

8、培养高尚的从政道德。

道德是规范人的言行的行为规范，它是从内在方面对人长期地为进行制约，因而是预防贪污受贿的十分有效的方法，一个具有了崇高职业道德，便是具有了政治良心的人。所谓政治良心，就是指人们在政治活动中的良心，即人们在履行对他人和社会的政治道德义务时，对所负的政治首先责任的内道德感知和政治行为的自我评价能力，是人对其政治道德责任的

自觉意识。政治良心的内容包括同情心、怯恶心、是非感和团结心。具有这种政治良心的人，就能时时处处用美好的情操来约束自己的私利，有效地遏制自私观念在头脑中滋长，真正做到公私分明，廉洁奉公。这样，腐败的内在结构，就根本不可能在这样的人身上形成。

9、摆正自身利益的位置。

现实社会中的人，都有自己的物质利益人们的一切行为，无不和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国家工作人员，他们的营作，当然和他们的薪水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个人的物质利益必须和他所处的社会和时代密不可分，有一个度。脱离这个客观条件，企求超越式的豪华生活，就会产生畸形的物质需要，就会滋长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观念，就必须会走向腐败只有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把自己的物质需求，建立在客观条件之上，才能正确地处理好私利与公权的关系。做到了“知足者常乐”，或最起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腐败的根源也就被有效的堵塞。

10、通过制度设置，来阻断公权与私利的结合。

一是要对权力的行使进行制约。对权力制约的根本点：就在于通过对权力行使的制约，防止掌权在行使权力过程中滋长私心，使公权向私利扩张。因为掌权者具有特殊的身份，是人情、金钱和美色所攻击腐蚀的对象。如果不对权力的行使进行有效的制约，那幺，在各种诱惑面前，掌权者就可能欲望膨胀，私心滋长，被俘虏过去。可见，掌权者的腐败，并不是权力使然，而是自己在特殊的地位和环境中，被各种诱惑拖下了水。因此，必须对权力的行使进行强有力的制约，抵挡各种诱惑。但遗憾的是，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致使许多掌权者自觉不自觉地被社会阴暗的东西所腐蚀，滋长了私心，走向了腐败。

11、要对掌权者的利益进行监督。

在各国反腐败的斗争中，实施所谓“阳光法”，即实行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和公开的制度，是一项重要的举措。“让阳光照亮体制”，使公务人员的财产及其变动情况受到社会的监督，无疑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遏制钱权交易等各种腐败行为的发生。借鉴国外有效经验，在我国推行“阳光法”，必将对预防贪污受贿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凡掌握公权者，必须将自己的收入向职权所辖范围内的群众公布，接受民主监督。如果隐匿个人财产，应当追究相应责任。在《刑法》增加严重违反财产申报制度的罪名，凡故意不申报个人财产，情节严惩的，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严格执行这项制度就能防止个的需要向畸形方向发慌遏制自私观念的滋长，从而有效地预防腐败的发生。

12、要从严治吏，从优待吏。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关键在于管理好执法队伍因为法治的本质在于吏治。法治的挫败就是吏治的松懈；而吏治的松懈，必然是贪污受贿泛滥。因此，必须用缜密的法律，来管理好干部队伍，制约权力的行使。同时对出现腐败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要严肃处理。凡是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一律开除。以这种铁的纪律和法律，告诫掌权者，要依法行使职责。

上文从各个视角着重分析了腐败犯罪的客观正面效应，至于其负面的社会危害性，笔者认为，已经不再是一个值得争议或讨论的问题。比如，腐败犯罪直接造成单位和国家的经济损失、造成国家综合国力的下降和国际竞争力的减退；腐败致使政府机构能力下降；腐败大大影响了党和国家的形象和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腐败是千万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腐败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等等。鉴于文章篇幅限制，笔者在此不做展开论述。

综上所述，腐败犯罪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法律现象，对腐败犯罪的把握认识和打击政策不能脱离它植根的社会现实状况和本质要求。否则，我们打击腐败就潜伏着异化为社会前进阻力和压迫力量的危险。

第二篇：秘书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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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秘书腐败的事实：陈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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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秘书腐败的方式1。秘书腐败也是国家公共权力的腐败，它呈现出明显的职业特性：首先表现为公共权力执行过程中的腐败。秘书腐败往往是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对公共权力的执行权，进行权权互用、权财交换、谋取私利，这是一种表现相当典型的公共权力执行过程中的腐败。

 2。秘书腐败．其次表现为盗用领导权。秘书与领导在工作范围上是有着明确分工的，领导是决策者，秘书只能参与和辅助决策，是“只谋而不断”，可是在实际工作中秘书往往会出于各种目的，使用领导的权力秘书腐败的3。第三种表现形式为决策权与执行权共同致腐。秘书腐败与领导腐败是连体怪胎，一个腐败的领导身后，往往隐藏着一个腐败的秘书群体。

三、秘书腐败的危害，易产生“连环效应”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领导干部和秘书之间配合默契，有的秘书越来越生活化，照顾领导生活、帮助领导办私事。若某些秘书本身就腐败的话，很容易把领导干部拖下水，为领导干部与行贿人牵线搭桥，成为领导干部腐败的策动者。秘书虽然没有控制某个行业或者单位的人、财、物，但是，处于党政机关权力运行的神经中枢，比别人更加具有得天独厚的信息资源，更加清楚涉及重大决策的核心机密。这就使他们有更多可以腐败的权力资本。有些秘书经常暗聚在一起，相互通风报信，相互利用，形成中国特有的秘书部落现象。他们的不正之风有时会直接影响某个部门决策的正确实施，影响领导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影响领导的形象。”

“当秘书是一条从政捷径，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李成言教授认为，“这些秘书大都年纪轻、有文凭、升迁快，不少将会被培养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如果他们自身放松学习，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理想信念丧失，一旦掌握大权后，有恃无恐，作奸犯科起来胆子特别大，胃口特别大，产生的社会危害也很大。”

四、秘书腐败的根源：一是因为秘书是个庞大的群体，从上到下层层密布，许多秘书位居要津，批评“秘书腐败”和“秘书特权”，会触动一些人的神经，会得罪人，而有些秘书可能是得罪不起的。

二是因为秘书腐败问题过去有媒体批评过，特别是“河北第一秘”李真问题败露后，有媒体就指出秘书问题的严重性，可当时据说有人护短，结果批评并没有形成气候。

三是因为“秘书腐败”、“秘书特权”涉及深入反腐和深化人事制度改革两大目标，阻力不可避免。”秘书腐败”、”秘书特权”与领导干部腐败和特权一脉相承，是干部人事制度存在某些弊端的一种反映。因此，解决“秘书腐败”和“秘书特权”问题，必然触及一些以权谋私的领导干部的直接利益。

其一，秘书和领导干部职责发生严重错位。现实中，秘书与领导干部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超乎寻常的依赖关系，很多秘书已经成为各级公共权力的实际运作者。其二，秘书被选用时人治色彩明显。目前不少秘书的选用，基本由领导干部自己定，组织人事部门就是履行个手续，结果出现不少领导干部自选秘书不报审批，或者是手续办理流于形式的情况。

其三，秘书监管缺乏有效机制。由于秘书不像领导干部那样拥有规定的权力，也就不像领导干部那样受到多方面的监督制约。“因为秘书是领导干部身边人，其他人或者有关监督职能部门投鼠忌器，不能监督、不愿监督，也不敢监督。”李

成言指出，在目前体制对一把手的监督处于相对滞后和疲软的状态下，秘书与领导干部之间的特殊关系使得领导干部秘书也有了规避监督的避风港，形成上级监督机关不会查，同级监督机关不敢查的尴尬局面。秘书的权力来自何方呢？这是我们不能不面对的问题。由于体制转轨，一方面赋予政府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资源分配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又通过寻租关系网络使这种资源优势为其秘书所分享。因此依托寻租市场，通过“关系优势”获取“资源优势”便成了秘书腐败的内在机制。可以说，秘书的隐性权力来源那些腐败的秘书正是靠着分享领导干部的资源优势而“致富”

二、秘书腐败的职业性成因

秘书腐败呈现出来的职业特性，说明秘书职业机制的不健全，是秘书腐败的根本原因。

第一，秘书的选拔程序不规范，领导者可以随意选拔秘书，致使秘书人员素质高低差距很大，工作质量不稳定，腐败现象屡屡发生。目前我国选拔秘书的主要依据是1993年10月国务院颁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1997年8月劳动部颁发的《秘书职业技能》和《国家职业教育技能鉴定规范（秘书）》等行政法规，但这些规定对秘书人员的工作性质、任职资格等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加之社会对秘书专业认识不足，导致秘书选拔有着极大的随意性，极不规范。

第二，秘书工作职责界限不清，致使有些秘书以“二领导”自居，欺上瞒下。由于我国目前秘书工作无法可依，导致秘书工作职责界限不清、不规范、定位不清。这种观念不仅社会上存在，甚至一些领导人和秘书人员对自身的职责、应有的地位也不明确，因而导致秘书人员越位，腐败现象时有发生。

第三，传统的干部人事制度体制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官本位”思想严重。民主政治与权力私有化是格格不入的，传统的体制仍然是权利监督与制约机制，是掌权者自己设计；政务不公开，暗箱操作都为以权谋私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五、秘书腐败的防治 关键是制衡一把手权力

“目前我国政府还是一个万能型政府。地方党政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被太多不必要的事务累得焦头烂额，有时配秘书也就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张鸣认为，应该加快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进程，从根本上转变政府职能，让领导干部不再有对拐杖的现实需求。在此基础上控制领导干部秘书数量，才有进一步解决秘书腐败问题的现实意义。

“秘书腐败的发生，与我国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形成的特殊的转轨体制是分不开的。在加快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进程，把政府干预减少到绝对必要的程度的同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治理秘书腐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系冯仕政副教授建议：“首先，建立健全政治沟通机制，保证政务信息的畅通和透明，消除现有体制下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使秘书无法借助信息优势寻租。其次，健全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机制，大量寻租关系网络衰落，秘书的关系优势自然也会逐渐式微。第三，改革领导干部秘书任用制度。基本方向是加快秘书职业化进程，规范秘书和领导之间的关系，改变导致秘书身份官、职不分的用人机制，使秘书成为独立于领导干部的、具有独立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渠道的职业。”

龚维斌分析认为，要抑制秘书腐败，除分清领导干部和秘书的职责外，制衡领导干部的权力显得更为重要。只要领导干部没有凌驾于制度之上，让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蔚然成风，让群众的发言权、监督权见效，就能够减少秘书腐败现象的发生。

“应当将秘书纳入治理领导干部腐败的整体棋局。”杨钟红建议：“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秘书时，也应当同其他相同级别的干部一样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杜绝领导干部自己挑选秘书或者先挑选再戴帽考察的现象。”

三、根治秘书腐败现象的对策

中共绵阳市委曾发文规定：县级领导不配秘书。此举一出，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更多的是叫好的声音。显然，人们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自然不自然地把此事与秘书腐败问题联系了起来。但秘书腐败问题，真的能一撤了之吗？笔者以为：防止秘书腐败，最根本的应从健全职业机制入手，不设秘书并非良策，更不可以一撤了之。

实现秘书队伍的专业化是治理秘书腐败的首要条件。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要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的国家行政管理干部队伍。秘书职业是一种特殊的职业，秘书工作的特殊性要求秘书人员首先注重“德”的建设与修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应加强秘书人员的职业道德修养，提高廉洁自律能力。

严格秘书人员的选拔和任用机制，选拔合格的秘书人才。秘书工作是一项机要性很强的工作，主要任务是辅助领导，而各级领导中枢都是机密核心，秘书人员在领导身边工作，必然要接触到各种机密，特别是重要部门领导人的秘书，掌握很多重要情况，机要性更强。秘书工作的机要性与政治性有着密切的联系。保密与窃密的斗争，实质上是政党之间、国家之间、军队之间进行政治斗争的重要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则是经济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领导者在选拔、任用秘书人员时，要求政治上绝对忠实可靠，有高度的保密观念，严格的保密纪律，严守各种机密。

秘书部门不是领导机关的专项业务部门，而是机关的综合部门。因此，秘书工作所涉及的范围和内容十分广泛，具有突出的综合性，需要对各种情况或信息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归纳、抽象和概括，使之由个别上升到一般，由现象深入到本质，总结出带规律的东西，这一特点是由秘书工作的辅助领导工作的全局性所决定的。领导者处于管理系统的全局位置，必须总揽全局，预测发展，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它要求秘书人员必须具有全局观念，立足领导工作全局，站在领导者的角度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提出参谋建议，做到不在其位，当谋其政；必须具有较宽的知识面，成为本机关、本系统的“通才”和“杂家”，以适应领导者驾驭全局的需要；同时必须具有较强的综合概括能力和综合协调能力，加强对秘书人员的有效他律，建立完善的秘书人员考评机制。秘书人员要自觉接受各种监督，不能超越于组织和纪律之上。要自觉执行各项规章制度，不要放任自流。邓小平同志指出，克服特权现象，反对腐败，“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要建立健全廉洁从政制度，确保秘书人员反腐不失范。同时建立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比如建立考查考核制度，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秘书建立不同的考核标准，实施科学考核；注重秘书的功绩考核，引进“功绩制”增强秘书队伍的活力，克服秘书腐败。

秘书腐败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充分认识这一现象的基础上，通过对秘书人员的培养，提高其道德水平，降低主观犯罪的概率，同时加强考评制度建设和秘书人员的任用、选拔机制，从客观上杜绝秘书腐败现象的发生。

第三篇：关于腐败毕业论文

论文

摘要：腐败问题已成为困扰全球的1个大问题。在中国腐败问题也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动摇政权基础、阻碍经济发展的1大公害。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产生、蔓延的原因和治理腐败的对策进行分析，考察在给定各种异致腐败的非经济变量前提下，经济因素如何决定腐败行为和反腐败行为的情况，并不是否定其他各种非经济变量对腐败和反腐败行为的影响。

1、腐败的定义及我国目前腐败的现状

对腐败概念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包括经济性腐败、政治腐败、生活腐败、失渎职等。狭义的主要指权钱交易为主的经济性腐败。本文认为，对腐败的概念所包括的内涵不宜泛化，还是从狭义的角度来把握腐败的概念比较合适。腐败的主要特征是利用公权谋私。鉴此，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把“腐败”1词作以下定义：腐败是经济人违反制度规则用公权资源，为自己或小团体谋取利益的1种经济行为。经济学中有1个基本假设，即：人是经济人，人的行为决策都是理性的，是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腐败者也是经济人，腐败者作为经济人参与腐败活动的决策是理性的，其目的也是为了追求腐败利益的最大化。从微观经济学角度看，腐败行为也可以看作是1种“生产”，这种“生产”也存在成本和收益的问题。

1般来说社会转型时期，往往是腐败现象产生和泛滥比较严重的时期。因为1系列的政治变化，使以往正常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秩序受到冲击和破坏，不仅使原来隐蔽的腐败现象显现出来，而且迅速地传播与蔓延。有资本主义国家学者认为，1个国家经济结构、社会状况发生剧变的阶段，也是腐败最严重的阶段。联合国调查了107个国家后得到这样1个结论：1个国家人均收入在265-1000美元时期，是社会剧变革时期，也是社会经济、思想状态等变化最大的阶段。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剧烈变革时期，由于存在体制性的缺陷，加上种种主观因素的影响，使腐败产生的可能性空间非常大，而对腐败的惩治又不够有力，导致腐败成为1种低风险、低成本、高效益的行业，使腐败之风越刮越盛，腐败的渗透面越来越广，腐败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大，涉及的人员越来越多。从我国目前情况看，主要存在以下1些类型的腐败；利用授权和管制权腐败；利用公共资源的处置权腐败；利用征税权腐败；利用公共物品和服务分配权腐败；利用执法、司法权腐败；利用投资和采购权腐败。

从我国的情况看，腐败问题还处在易发和高发时期，存在面广、量大的状况。面广，即腐败的面越来越广，腐败现象渗透到角角落落，不但油水衙门有，而且清水衙门也有，现在已很难觅得到1方不被腐败所污染的净土。量大，即腐败者的数量很大，查案往往1查1大串，1查1大片；腐败的金额在增大，腐败者的腐败动机已从挥霍享受型向资本积累型转变，胃口越来越大，贪污受贿金额动辄上百万、上千万。

2、腐败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导致我国目前腐败问题10分严重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腐败的成本太低，腐败的机会太多，而反腐败的成本则偏高。香港经济学家张5常教授认为“有机会就1定会有贪污……就像有个1丝不挂的美女躺在我的床上，要我不动心也办不到的。”1个握有公权的人可以通过腐败行为得到从事遵纪守法活动还要多的收益，那就意味着社会为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适宜的制度基础，1些私心严重、意志薄弱者，就很容易经不住诱惑，而走上腐败的不归路。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成本和收益与腐败发生率之间存在10分密切的关系。腐败的成本低、收益高，就必然会导致腐败发生率上升，我国目前的腐败现象之所以大量存在，屡禁不止，愈演愈烈。这与我国腐败的低本、高效益有着直接的关系。腐败的成本是指腐败者在实施腐败行为中的付出。腐败成本主要包括：腐败的总成本、腐败的直接成本、腐败的机会成本、腐败的受惩成本。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腐败的直接成本是很小的。腐败者在实施腐败活动中，往往只要付出很少1点精力，如打个电话、当面交办、批个字条或伪造账册等就可以获得利益；有时也可能要付出点联络费用，以疏通关节。如请人吃饭、送点礼品、礼金等。但这些费用也有可能是公款支付的。当然作为社会为此付出的成本则是10分巨大的。从我国情况看，腐败行为者付出的直接成本主要是劳力、精力。由于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时期，体制的不完善，机制、法制的不健全，监督制约的薄弱，使腐败机会很多，腐败者实施腐败行为，并不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劳力。

腐败的机会成本也是很少的，有的甚至为0。能够从事腐败的1般都是掌握有1定公权的公职人员：这些人员的收入1般是相对固定的，按照统1的规定发放的，而且从目前情况看收入并不高，即使其因腐败而被查处，受到的经济损失并不大。假如其从事某种腐败活动，其所花费在这方面的时间、精力和资金等这些资源即使全部花在本职工作上，其收入基本不会有增加。如果用于其他合法守纪活动，也由于有种种限制，如机关干部不得领取兼职报酬；领导干部不得个人经商、办企业；不得从事有偿中介活动等，因而其所得到的纯收益也是微乎其微的。而从事腐败活动，则回报往往是10分丰厚的。

我国目前腐败的最主要的成本是腐败的受征成本，受征成本在1定时间相对固定的，即根据腐败程度严重状况不同，受到的处罚也不同。腐败10分严重者，将被判处死刑，腐败的成本达到最大化。虽然，我国对腐败的惩罚存在着高选择性，即同样的腐败，受到惩罚的轻重程度可能大不1样，往往职位高者、关系网多者，处罚相对会轻1些，但受惩成本1般是可以测算的。我国目前腐败的受惩成本也是不高的。1是财产罚很少，考虑给出路比较多，使腐败者政治损失经济补；2是生命刑、自由刑偏轻；3是名誉和精神上的处罚过轻。对腐败行为者的揭露和曝光1般都要经过有关部门许可，所以，除了1些惊天大案、官职高、问题严重的案子外，绝大多数腐败者的腐败行为都不见诸新闻媒体，绝大多数腐败者的名誉损失仅限于很小的范围。而即使这样，腐败的成本能否真正成为现实的成本还要取决于腐败现象被发现受到惩处的概率。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和法学教授，蜚声国际的腐败问题专家苏珊·罗斯·艾克曼女士认为：“在所有的腐败交易中，官员实际被抓获的可能性可能还远远低于3分之1。”从我国的情况看，受计划经济体制和长期高度集权体制的影响，导致公权太多，又加上处在经济转轨时期，机制、体制、法制又不健全，使腐败产生的可能性空间比较大，而监督机构又不完善，力量也比较薄弱，腐败被发现受到的惩罚的概率也不是很大，估计也不会超过3分之1，即最多有3分之1的腐败交易者会发现并受到查处。

如果按照30%的被发现概率来计算，腐败的受惩成本也就更要大打折扣了，如果算上人情的因素，法律、纪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的因素，这个成本就更低了。所以，在我国，虽然，对少数腐败者而言，付出的成本是很高的，如有的不但被追回了腐败所得，而且失去了自由，被判刑，甚至失去了生命，被处决。但也有更多的腐败者所付出的成本是非常有限的，也就是说从事腐败活动的风险是比较小的。目前存在腐败产生率总是高于“死亡率”，腐败问题蔓延发展势头总是难以遏制，1些腐败分子前仆后继，其主要原因恐怕还在于腐败的成本明显偏低，而腐败的收益则较高，与巨大的收益相比成本微乎其微，特别是社会上“丢了党票，抱了金娃”、“1人坐牢，全家享福”、“亏了我1人，幸福几代人”等现象 的存在，更助长了1些人的这种心理。于是“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这句话，会被1些有风险偏好的人奉为至理名言，而前赴后继在实施腐败行为时更加胆大妄为。

1般来说，腐败的成本与腐败的发生率成反比关系。也就是说腐败的成本越高，腐败发生率就低。反之亦然。腐败者在进行腐败活动时，必然会考虑获得好处和效用，如果得不到好处和效用，腐败行为就不可能发生。这种好处和效用就是腐败的收益。腐败的收益可分腐败的总收益和腐败的净收益。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腐败的净收益10分可观，可以说超过了任何行业的回报。有的在短短几年中，就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捞到其靠合法收入几辈子都无法获得的钱财。1996年仅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惩腐败挽回的经济损失就达近47亿元。2000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45113件，腐败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大案18086件，其中100万以上的特大案件1335件。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最近的研究显示，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腐败造成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估计平均每年在9875至12570亿元之间，占GDP13.2%至16.8%。由于腐败金额日益巨大，为避免打击面过大，有关部门不得不提高了对腐败进行处罚的标准线。如过去的《刑法》规定，贪污受贿2000元以上，检察机关就可以立案侦查。新《刑法》则提高到了5000元以上。而实际操作过程中，各地又大大提高了标准。这也从另1方面说明腐败的收益是比较高的。腐败的总收益与腐败的总成本相比，差距10分悬殊，腐败的总收益远远高于腐败的总成本，因而腐败的净收益也即利润是10分可观的。任何行业要获得高的回报，必然会有风险。腐败也是如此，也有风险，但这个风险与高回报相比，并不比其它行业高。加上腐败者在如何逃避受惩，降低腐败成本方面了也在不断想出新的办法、新的手段，而惩罚腐败方面的方法、手段则相对落后，法律不够完善，使不少腐败行为不可能轻易被发现和揭露，即使被发现有腐败嫌疑，也有可能逃脱惩罚特别是严重的惩罚。这就又降低了腐败的风险和成本。我国现有法律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实际上也已成为1些腐败分子躲避风险、逃脱惩罚的避风港。这种不合理现象的存在，1方面导致腐败的行为人避重就轻，拒不交代严重的犯罪行为，使“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现象普遍化。另1方面，1些司法人员为包庇个别有权势的腐败行为人，而故意不再对严重的犯罪进行调查。从而使1些人进行腐败的成本和风险进1步降低。

1般来说，在腐败的成本等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腐败发生率与腐败收益成正比。腐败收益越高，腐败的发生率也越高。当腐败的净收益接近于或等于腐败的总收益时，腐败的发生率将达到最高，也就是说只要有可能，多数人都会去搞腐败，到那种状况，社会道德伦丧，是非标准颠倒，法制废驰，社会必将大乱。而当腐败的收益≤腐败的总成本时，腐败行为发生率将大大下降，甚至降为0。因为有人从事腐败行为是希望能得到高收益，如果不但没有高收益，只能得到低收益甚至负收益，自然就不会有人冒傻气去从事腐败活动了。

3、反腐败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对腐败成本和收益的分析，主要是借助微观分析法。而对反腐败成本的分析则将主要借助宏观分析法。由于反腐败的体制、机制、法制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导致反腐败的成本偏高，效益偏低，这也是影响反腐败力度的成效，致使腐败成本偏低，腐败问题解决不理想的重要原因。

反腐败的成本是指反腐败机构及相关部门、人员为反腐败而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花费。

从我国情况看，反腐败机构个体运转成本是较低的，各个反腐败机构除个别的外，大多数机构的装备、人员工资都是低水平的，工作条件也是艰苦的，与香港廉政公署，与发达国家的反腐败机构相比，无论是人员工资还是装备水平都有天壤之别。但从总体情况看，运转成本又是比较高的。我国的反腐败机构，重叠交叉比较多，纪检、监察、检察、财政、审计、公安、法院都有1定职能。有管纪律的，也有管法律的；有管党政干部的，也有只管企业的；有只查事不查人的，也有以查人为主查事为辅的。这些又大都各成系统，各管各，没有真正形成合力，不像香港、新加坡廉政机构那样职权明确，结果导致实际运转成本比较高昂。

我国对腐败的侦查成本过去明显要比西方国家要低。西方国家在惩罚腐败前，要花大力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用于侦查并收集证据。而我国仍主要依据口供，故侦查的成本并不太高。但近些年来，由于大量的腐败问题主要依靠纪检监察机关调查后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这使惩罚的成本也出现了大幅上升的状况。因为，纪检监查机关都是运用“两规”，“两”指在宾馆，采取谈心、谈话和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进行调查取证的，查处的主要是违纪问题，没有搜查、逮捕、监视、侦听等任何强制手段，这就必然会导致查处时间的拖长，查处费用的增加（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则不可能租用宾馆，1构成犯罪就可以交看守所羁押）。另外，由于纪检监察机关所取的证据，只能用于纪律处分，而不能作为法律处罚的依据。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在受理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后移交的腐败案子后，必须重新收集证据，期间还可能导致嫌疑人翻供，这种重复性的劳动，自然又大大加大了惩罚腐败的成本。所以，从我国对腐败进行惩罚的成本，无论从个案来说，还是总体上来看，都是比较高的。

反腐败的机会成本与其他行业相比也是比较高的，是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尤其是纪检察机关调查案件，既是劳动密集型的：要投入大量人力，包括办案人员、看管人员；也是资金密集型的：要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包括车辆使用及大量涉案人员、办案人员、看管人员吃住在宾馆的花费、到外地取证调查的花费等，有些复杂大案侦查花去的资金是千万元以上的天文数字；又是时间密集型的：查案耗时往往比较长，如厦门远华走私腐败案，从1999年4月20日开始调查，至今已历时两年尚未彻底查结。

所以，从总体上分析，我国目前反腐败的成本与西方1些国家及香港、新加坡及国内其他行业相比，是偏高的。导致反腐败成本偏高的主要原因：1是工作效率偏低。反腐败体制不顺，机构重叠、职能交叉、职责不清、力量分散、各自为政导致重复劳动多，无效劳动多，互相联系少，有时甚至出现互相扯皮、力量抵消的状况，严重影响工作效率；反腐败机构装备落后，侦查、调查手段落后，基本上仍是解放初期的做法：政策攻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促进良心发现。这就全靠磨嘴皮、磨时间，自然也导致工作低效。2是公权太多。1方面是握有公权者太多。不仅政府部门机构太多、官员太多，而且党的机关、司法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乃至居委会、村支部、村委会都握有公权，导致握有公权者基数庞大；另1方面是政府管得太多，过多地介入社会管理事务、经济活动和资源分配。公权1多，自然就会导致监督的总成本、惩罚的总成本大大增加。另外，在发生腐败的概率不变的情况下，握有公权者基数1大，发生腐败问题的绝对数也1定会增加。如果腐败问题被查处的概率不变，则惩罚的社会总成本将随腐败绝对数的增大而增大。3是法治氛围不浓。法制不够健全，法治氛围不浓也是导致反腐败成本高的重要原因。在我国由于几千年人治意识的影响，导致法治观念始终不浓，公众对腐败行为的举报 意识、举证意识都不是很强；官员对腐败问题侦查和惩罚干预比较多；腐败的查处、惩罚还常常要冲破人情风、关系网的束缚等等，这些都使侦查和惩罚腐败问题增加了难度，从而增加了反腐败的成本。

1般来说，社会投入反腐败的资源不可能是无限止的，反腐败的资源也是稀缺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在1定时期内是基本不变的。在对腐败惩罚严厉程度不变和惩罚腐败的单位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反腐败的成本与对腐败的打击力度就呈现为负相关关系，即随反腐败成本的增高，对腐败的打击力度就会出现下降。而对腐败打击力度的下降，又会导致腐败的风险降低，腐败的成本下降，致使腐败发生率上升。由此可以推论，反腐败的成本与腐败的发生率成正相关关系，即随着反腐败成本的升高，对腐败的惩治概率就会下降，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也会减弱，腐败的发生率就会相应升高。当然，如果对腐败惩罚严厉程度也相应变化，则情况就不1样了。假如对腐败惩罚的严厉程度主要体现在罚金上，反腐败的成本提高后，相应提高惩罚的罚金，则腐败的发生率不会提高；而如果惩罚的严厉程度主要体现(论文网)在加重刑罚上，则会进1步增加反腐败的社会成本，这时，在1定临界点内即监狱能够收容的幅度内，反腐败的成本与腐败的发生率会呈现负相关关系。而当突破这1临界点后，反腐败的成本与腐败的发生率出现正相关关系，因为这时，监狱已难以容纳新的犯人，付出许多成本侦查腐败而最终使腐败者无法受到应有的惩罚，腐败的成本无法体现，这就必然会导致腐败的发生率上升。反腐败行为与其他经济行为1样，要考虑成本，也要考虑收益，也有1个成本与收益的比较问题。特别在对单个腐败问题是否要进行侦查和惩罚时，收益与成本的权衡往往是反腐败机构作出最后决策的重要依据。反腐败的收益是指单个反腐败行为或全社会整个反腐败行为的实施而获得的利益，包括制止腐败行为和追回、挽回经济损失等方面，当然还包括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等方面的内容。因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是精神性、抽象性的利益，为分析方便起见，这里不过多涉及。

反腐败的净收益与惩罚腐败的可能性的大小密切相关。也同其他投资行为1样，利润越高，投资的热情也越高，假如每个反腐败行为不仅没有获得任何净收益，反而获得净负收益，则政府和反腐败机构虽然考虑社会效果，仍然不会放弃惩罚腐败，但会因难以承受巨大的社会成本，而不得不放弃对1些腐败问题的惩罚，降低惩罚腐败的可能性。如果，每个反腐败行为净收益非常可观，甚至超过了任何行业的利益回报，则政府和反腐败机构会把更多力量投入到对腐败的惩罚活动中，从而大大增加惩罚腐败的可能性，这也就会大大降低腐败的发生率。

4、我国腐败问题惩治方法思考

根据上面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当前腐败问题严重的根本的原因是腐败的成本太低，腐败的机会太多和反腐败的成本过高。所以，解决我国的腐败问题的思路也必须由此进行展开，反腐败的方略和具体措施也必须根据这1情况来设计和实施。当前可以考虑着重采取以下措施：

（1）提高公务人员待遇，加大腐败的机会成本

世界各国反腐败实践中，普遍认为有益于遏制腐败的1项措施，就是提高公务人员待遇，使公务人员的收入能处于社会的高收入阶层，或者至少是中等以上水平。这样，1方面可以吸引和留住人才，提高政府机关、公权部门的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防止庸人充斥这些机关部门。另1方面，可以减少公职人员腐败的动机。所以，自“80年代以来，以薪或高薪养廉的思想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许多国家通过优厚物质待遇保证政府官员享有较优越的生活，使他们不至于为了某些蝇头小利而舍弃已享有的地位和待遇。在实践中，1批被誉为„廉洁之国‟，如奥地利、瑞典、瑞士、新加坡、智利、津巴布韦等国都推行了以政府官员的高薪制度为特点的反腐措施。”（季正矩：《跨越腐败的陷阱》P237）反腐败国际主席彼得·艾根认为：确保文职人员和政治领导人的工资足能反映出其提任的职务所要担负的责任，只要条件允许，还要同私营部门的工资水平1致起来，这样做既然可以减少对腐败的“需求”，还可以确保能获得最优秀的人来为国家服务。虽然，从个案来看，低薪未必腐败，高薪也未必廉洁。但从总体上来讲，高薪毕竟优于低薪。公务员优厚待遇会使公务员从事腐败的机会成本提高，从而使多数人对腐败望而却步。

（2）加大对腐败者的惩罚力度，提升腐败者的受惩成本

结合我国的国情，加大对腐败者惩罚力度，主要可采取两方面的措施：1是建立统1高效类似新加坡、香港那样的专门的惩腐反贪机构，赋予其独立侦查权、逮捕权、起诉权，使其有较强的独立性，以改变目前我国存在的腐败现象.

第四篇：房产腐败

中央首轮巡视发现刘志军**均涉数百套房产

2014年11月22日 12:42 来源：中纪委网站

原标题：遏制房地产领域腐败需多部门“合纵连横” 1.舆情概述

近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河北省纪委通报了多起官员腐败案件，其中，秦皇岛市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因涉嫌受贿、贪污、挪用公款被查处。该案中，除了上亿现金和37公斤黄金，68套房的疑似房地产腐败行为也再引关注。连同此前为人所熟知的“房叔”案、刘志军案、**案，可见房地产领域腐败在分布人群的职位级别上，上至省部级高官，下至村支书，可谓“老虎”、“苍蝇”并存。

刘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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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10月初消息，房地产领域是官员腐败的重灾区，其中官商勾结、多占住房和办公用房超标现象十分普遍。在2013年以来被巡视的21个省份中，有20个省份发现了房地产腐败，占比高达95%。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监测显示，自2013年9月中央第一轮巡视结束后至2014年11月19日，与“房地产腐败”相关的媒体报道评议量达23.5万篇、微博关注度5.3万余条；相比之下，自2012年9月至2013年9月，同一话题的媒体、微博关注度仅分别为17万篇和2.6万条，对比可见，中央多轮巡视反腐对“房地产反腐”这一话题热度的驱动效应明显。.盘点官员与房地产腐败“共生共荣”现象

（一）官商勾结、跑官卖官

这是房地产腐败中最普遍存在的现象。官员借由房地产寻租积累不法利益，或从中卖官鬻爵，或从中为升迁积累行贿“筹码”。多轮“巡视反腐”中因涉房地产腐败而落马的官员，不少人的贪腐冲动来自于买官卖官。贵州省安顺市原市长王术君、广东省广州市原副市长曹鉴燎均是相关典型。

（二）“小官巨贪”

近期的中央巡视尤其指出，多地“苍蝇式腐败”问题突出。其中，拥有多套住房可谓“小官巨贪”的“标志”。无论是刚刚被查处的马超群案，还是昔日多地被曝光拥有数十套房产的村支书，虽职务级别较低、但腐败行径令人咋舌。这些人或是把握房地产交易重点领域的国土、住建部门的低职级干部，甚至只是村官，或是企图凭借投机性住房牟利的其他领域“小官”，其“巨腐”轨迹往往与房地产不无关系。

（三）一把手腐败

2014年的中央首轮巡视发现，一把手违纪违法案件不仅数量多、危害大，而且呈现上升趋势。在此方面，前有刘志军案、**案等省部级（或以上）高官动辄数百套的房产，后有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等地方政府一把手插足寻租。一把手涉腐行为中，房地产腐败无疑是一个重要主题。

**在河南濮阳的住宅图片曝光，这栋住宅被当地居民称为“将军府”。3.媒体和专家舆论

官商勾结型涉房腐败利益链抬高房价、腐蚀公信，危害巨大。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四川新闻网等认为，房地产领域之所以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就是因为官商之间的权钱交易。这不仅造成国家公共资源的浪费、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更严重影响了政府部门的执政公信力和党的执政之基。

长效化遏制涉房腐败，需立法和问责同行。《法制日报》提出，指望这一次整改来解决多年来的积弊不太现实，长效化遏制涉房腐败需要完善顶层设计，加强国家法律的规范作用；《新京报》援引专家建议，对于资金密集、利润丰厚、权力集中的领域，必须加强对相关资金项目的监督管理，加强监管和问责力度，重点抓好党政一把手和基层领导干部这两头，对一切腐败问题“零容忍”。

涉房反腐当不忘与土地改革并行。《南方都市报》分析称，要彻底改变房地产行业的现行游戏规则，还需从土地改革与法治建设开始。在当前的土地制度下，土地所有权被垄断，购地权在政府部门手中，地方政府部门官员大权在握，却缺乏法治环境的约束与保障，相关部门官员必然会利用手中行政权力与过度的自由裁量权为己谋利。

4.网民观点

35%的网民关心集中、重点治理房地产腐败行动，能否有效为房价“降温”；三成网民表现出对重拳斩断房地产腐败官商勾结利益链的期待，建议加强房地产领域尤其是基层领导干部的行政权力监管；近两成网民着眼于从立法层面加大房地产反腐力度，包括加大刑责追究、受贿者和行贿者均应受罚等；13%的网民肯定中央巡视组剑指房地产腐败这一“重灾区”；还有部分网民建议，治理涉房腐败应尽量少让有关部门“自查自纠”，纪检部门当加大督查力度，以保障反腐的独立性和效果。.舆情建议

遏制涉房腐败尚需多部门和上下级纪检部门“合纵连横”、持续共同发力。

一方面，治理涉房腐败尚需纪检部门与国土、住建、审计、财政、人大、司法等多部门长期配合，共同发力。人大当担负起立法保障职能，重视“出台《公共资源法》”、“加大对房地产腐败官员的法律追责力度”等舆情和建议，让反腐改革于法有据；国土、住建部门应牵头建设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等，为“查房反腐”提供有力保障；纪检、行政、政法部门则应加大办案过程的衔接，用党规、法律震慑房地产领域的官商勾结。另一方面，房地产领域的反腐工作中，因往往触及一把手权力或“窝案”，相关地方利益盘根错节，故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就十分重要。此外，打造跨多部门的执法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无疑能有效提升查办质量和效果。

纪检部门“巡视反腐”、常态反腐与接受外部监督力度不容懈怠，干部提拔当加大“查房”力度。

涉事部门“自查自纠”会否保证反腐公平公正的担忧，值得考量。在房地产腐败成风、各省几无幸免的背景下，仅靠中央和地方“巡视反腐”显然不够，唯有地方纪委、派驻纪检组、重点机关的纪检部门更加重视土地出让、工程招投标等重点领域的举报线索，并积极通过微博、微信等加大动态信息公开力度，对违法违规人员绝不留情、严厉问责，查处一起曝光一起，方能起到警示效果。此外，拟升迁干部若有存疑涉房腐败问题，则纪检、组织部门应分外留心，防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让官员“边升边腐”、损害政府公信。房地产易腐环节应重点加大行政审批监管和“一把手”权力监督，推动简政放权改革。房地产开发的土地买卖、金融贷款、工程招投标、质量查验、房屋上市等环节，是广为业内外所认可的“官商勾结腐败高危风险区”。有鉴于此，针对这些“易腐”环节，行政部门当重点加强行政审批监管，深化“简政放权”改革，并与纪检机关联合，加大对这些领域内一把手和基层官员权力的监督制约力度，以遏制“长官意志”和“小官巨贪”冲动对房地产腐败蔓延的助推作用。

源头上遏制涉房腐败仍需法制化约束和顶层设计。

多项配套查处涉房腐败的制度尚需顶层设计、统一推进。在此方面，推进征地拆迁信息的公开透明，将国有土地出让金纳入财政预算，尤其是不动产登记制度和公共资源市场化交易平台制度的顶层设计可谓备受瞩目。尽快实现“查房联网”、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等，尚需国家层面的整体推进，相关地方试点的教训和经验当积极总结、推广。

舆情点评

中央“巡视反腐”督促地方重视治理涉房腐败，多地积极表态整改获赞。

在中央纪委接连通报多地涉房腐败问题突出后，多地负责人旋即表态、并拿出了各具特色的整改“杀手锏”。如河北将进行“专项治理”、江苏明确责任主体并限期整改、辽宁将出台《辽宁省国土资源执法监察综合整治办法》等行动获赞。毋庸置疑，中央多轮巡视有力督促地方高度重视并整改普遍存在的涉房腐败问题，昭示了推进反腐“攻坚战”的决心；地方一把手、负责人积极表态并切实整改，利于弥补长期以来房产领域“官商勾结链”对政府公信的损伤，但整改成效尚需时间和实践检验。

跨部门合力整治涉房腐败利于提振反腐公信。

据媒体公开报道，面对房地产领域的“行业性腐败”问题，目前住建部已经增设“反腐败协调小组”，在中央纪委驻住建部纪检组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协调涉房腐败案件办理事宜。这足以表明涉房腐败的查处已经进入了高层级跨部门合作阶段，无疑是“加码”治理涉房腐败的重要信号，类似信息当保持一定的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力度，以提振舆论对治理涉房腐败的整体信心。（刘聪）

刘志军 ** 被指拥数百套房产

据《京华时报》报道 22日，中纪委网站消息显示，房地产领域是官员腐败的重灾区，其中官商勾结、多占住房和办公用房超标现象十分普遍。在2013年以来被巡视的21个省份中，有20个省份发现了房地产腐败，占比高达95%。此前查处的刘志军案、**案等省部级(或以上)高官动辄有数百套的房产。

近日，河北省纪委通报了多起官员腐败案件，其中，秦皇岛市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因涉嫌受贿、贪污、挪用公款被查处。该案中，除了上亿现金和37公斤黄金，68套房的疑似房地产腐败行为也再引关注。

中纪委称，2014年的中央首轮巡视发现，一把手违纪违法案件不仅数量多、危害大，而且呈现上升趋势。在此方面，前有刘志军案、**案等省部级(或以上)高官动辄数百套的房产，后有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等地方政府一把手插足寻租。房地产腐败上至省部级高官，下至村支书，在分布人群的职位级别上，可谓“老虎”、“苍蝇”并存。

官商勾结、跑官卖官是房地产腐败中最普遍存在的现象。官员借由房地产寻租积累不法利益，或从中卖官鬻爵，或从中为升迁积累行贿“筹码”。多轮“巡视反腐”中因涉房地产腐败而落马的官员，不少人的贪腐冲动来自于买官卖官。贵州省安顺市原市长王术君、广东省广州市原副市长曹鉴燎均是相关典型。遏制涉房腐败尚需纪检部门与国土、住建、审计、财政等多部门长期配合，共同发力。

据报道，面对房地产领域的“行业性腐败”问题，目前住建部已经增设“反腐败协调小组”，在中央纪委驻住建部纪检组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协调涉房腐败案件办理事宜，这也表明涉房腐败的查处已经进入了高层级跨部门合作阶段。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近些年来，中国快速发展，房地产行业发展迅速，房地产占到整个GDP比重的16%。房地产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开发商、银行、政府形成土地市场的三个重要因素，围绕房地产行业的腐败也就因此发生。随着快速城镇化的进程，大量城市进行改造。农村的集体土地通过征地转变为国有土地，出现大量的权钱交易、暗箱操作，政府低价收购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形成巨大利益，也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地方财政对土地的依赖。应减少政府征地的范围，形成防止土地腐败的基础，建设城乡用地市场，让农民的集体土地可以进入市场自由竞争。同时应加大房产监督力度，建设全国房产信息数据库。

第五篇：浅谈腐败和反腐

《形势与政策》

题目：浅谈腐败和反腐

班级：生物工程二班

学号：1109034222

姓名：周兆

2012年11月

浅谈腐败和反腐

近年来，一些老百姓总在抱怨，觉得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老百姓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这种现象的深层本质的原因在于，我国的反腐败已经到了深水区。其次，就是人们的认识上的不足。什么是腐败，按照世界公认的观点，用公共权力来谋取私利才是腐败。有些人把腐败当个筐,什么东西都往内装。把经济领域里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房屋面积缩水、虚假广告、虚假彩票等违反诚信原则和市场秩序的行为，不守信用、服务态度差、形式主义等工作作风和封建迷信、人情淡漠等消极现象以及黄赌毒等社会丑恶问题，都归结为“腐败现象”。还有，有些人之所以感觉到现今的腐败问题很严重，除了把腐败这个概念泛化外，也与他们获得腐败信息的渠道有关。2003年，有个省就“您和您周围的人感受腐败的渠道”作了一个专题问卷调查，结果是13.92%的人亲身经历过腐败；54.3%的人从国内书报、3.9%的人从境外媒体上感受到腐败很严重； 13.87%的人听别人说腐败很严重；12.536%的人说不清。由此看来，亲身经历腐败的人是少数，绝大多数人是听媒体和别人说的，这值得我们深思。当然，当今的中国的确存在许许多多的腐败事件，中国的反腐事业任重而道远。

腐败产生的原因

私有制的存在决定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腐败是一种社会现象，是随着私有制、阶级、国家产生而产生的，只有私有制被消灭，国家、阶级消失之后才能真正消除腐败现象。此外，从物质条件来看，我国目前生产力不发达，物质和文化还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资源分配权力过于集中，造成了很多的腐败机会和条件；从人的因素来看，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廉政勤政”和“依法行政”的思想树得还不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问题还比较严重；从社会环境来看，受社会上各种不正之风的影响，一些人把腐败当作“臭豆腐”，崇尚廉洁的社会氛围尚未形成。

腐败的危害

国外主要从四个方面总结腐败的危害性，一是腐败动摇政治稳定的基础、影响人心的向背，二是腐败对经济资源造成巨大浪费、阻碍经济发展，三是腐败破坏法律实施、损害社会公正，四是腐败导致人们灵魂蜕变、败坏社会风气。他们这种认识很深刻，也很具体。我们讲得最多的是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比较宏观。人们深恶痛绝的官员腐败损害了社会道德，让一些百姓在对金钱的态度上变得玩世不恭。有的医生向病人收取红包，也有大学生向别人行贿以出版自己的作品，等等。

如何治理腐败

这是个世界性难题，尤其是从根本上杜绝腐败。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关键是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控制，要从制度上做文章，釜底抽薪，才能真正遏制住腐败。每年“两会”，热点话题之首都是反腐败，腐败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所以高层领导才说“腐败会导致亡党亡国”，反腐败也成为每届中央的头等大事。反腐倡廉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只有整体联动、综合防治、全面推进，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1、要更加注重提升惩防腐败体系的整体功能；

2、要更加注重发挥惩治和预防腐败的综合效应；

3、要更加注重增强反腐

倡廉的整体合力。即反腐败要建立综合战略。一是教育，对公务员进行廉政建设培训教育。有的国家，不但对公务员，而且在中小学学生中推行廉政建设教育，从小培养孩子们的廉政意识；二是惩治，对腐败者从政治、经济、法律上进行惩罚；三是预防，要建立预警机制，通过一套指标体系来预测、监控腐败可能造成的危害。另外，还要加强公民参与。西方主要是通过新闻媒体和立法来反映民意，进行反腐败。

中国的反腐为何总是治标不治本？

很多人会奇怪，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像公众所期盼的那样，彻底从源头遏制腐败呢？有心人会对中国的反腐败产生一种微妙的感觉：高层也想从源头遏制腐败，但总是有心无力，结果便是一招接一招，招招都是花招，不但治不了本，甚至还不能治标。还有从法律上讲，虽说从1979年至今，中国全国人大共计通过了380多部法律，国务院已颁布了800多部行政法规，全国地方性法规共计8000余部。可以这样说，以宪法为核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已经初步形成。目前面临的严峻问题是，20年来，我们可以制定上千部法律，但要营造一个良好的执法环境恐怕不是几十年就能做到的。现在中央提出依法治国方略，要实现它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执法问题不解决，则立法成果难以保障。现在，《立法法》允许下面有自己相应的立法权。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那么必然产生立法利益偏向的问题，结果是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商品化。这种在立法上以局部利益损害国家利益的不廉洁行为，是下一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上的重要内容。

看看国外的反腐

国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反腐方式上有一些很严厉的措施，例如新加坡的连带责任，美国80年代的死盯运动，这两个措施的确很厉害。新加坡在反腐败上提出两个口号：一是要让腐败者在政治上身败名裂，二是要让腐败者在经济上倾家荡产。对付贪污者，除了要没收其所贪污的钱财，还要给予数倍、数十倍的罚款，为此，新加坡设立了一个法律上的连带责任，责令贪污者的上司与其一起还钱。在这里，上下级关系不再是简单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而是一个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共同体，一损俱损。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搞的死盯运动更厉害。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冒充大公司的职员，去给政府官员送礼，哪个敢收，就把哪个抓起来。这种死盯战术在打击腐败方面的确可以起到特殊效果，让政府公务员感到身边到处都是陷阱，稍不留神就会掉下去，迫使他们洁身自好，遵纪守法。

中国与外国的合作

今天，腐败已经是世界性的通病，反腐败是各国政府必须共同面对的严峻挑战。中国作为一个全方位开放的大国，当然不能“关门反腐败”，理所当然地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2003年1月11日，中国廉政建设项目启动会在深圳举行。中国廉政建设项目的实施，是我们在反腐倡廉领域对外交流和合作的深入和扩展。目前，中国已与世界上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监督、监察机构建立了业务联系。从2005年起，通过中美执法合作联络小组反腐败专家组与美方建立起联络机制，定期磋商机制以及信息交换机制。我国近年来还与一些国家加紧签订双边引渡条约，这也使一些久而未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与国外合作，有利于我们学习、研究、借鉴国外地区开展廉政建设的有益经验和有效做法。尽管国情不同，我们不可能

全盘照搬过来，但他们的经验和做法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和思路。

中国特色的反腐

中国绝大多数腐败案件线索来源于群众举报，而不是上级发现，这是中国特色的腐败发现模式。所以群众举报在反腐败工作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已经成为反腐败主渠道。“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中国特色的腐败发现模式反映了老百姓对腐败现象的疾恶如仇，同时也涌现出许多举报勇士，他们的义举让社会感动。国外发现腐败的主体一般是监督者、制衡者，是有权机关。如果这些机关不能及时发现存在的腐败问题，就是一种渎职。而中国的情况不同，中国官员的权力很大，又缺少必要和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加上官员普遍对上负责的机制，因此腐败不易被有权机关发现。但腐败分子生活在老百姓中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还有就是网络举报的数量大了，网上举报与传统的举报方式相比，提高了效率，也加强了举报人和检察机关的互动，又最大程度地保障了举报人的安全。这种快捷的举报方式，为群众拓宽了举报渠道，为检察机关拓展了案源，也给群众降低了举报成本。早在2003年最高检就设立了全国检察机关统一的举报网站：进入最高检网站主页，“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的链接非常醒目。点击进入举报中心，再点击“我要举报”，就可以看到一张中国地图，举报人可以选择相应省份，点击即可进入该省检察院的举报平台进行举报。“举报中心”会自动生成一个密码，举报人据此密码可以随时查看举报的处理情况。这样，最高检就把全国的举报线索纳入统一管理，适应了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工作机制的要求。举报人与最高检的互动是网上举报的一大亮点。举报者登录举报网站，除了能与工作人员网上交流，还能看到他们的举报信息受理情况。举报者可以看到他的举报材料是分流了，还是移送到其他机关，或者是转到相应的有管辖权的检察院。最高检规定，收到举报信息，一个星期内告知举报人受理情况，3至6个月告知案件处理情况。近年来，出现了一批“以检举揭发贪官的腐败行为为己任”的职业举报人，他们对贪官的腐败行为明察暗访后，将举报材料报给当地检察院举报中心，并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据某地检察院统计，去年职业举报人举报的案子多达50余起。这与检察院出台的《奖励举报有功人员暂行办法》有关：法院认定犯罪数额在1万元至10万元的，按犯罪数额的5%奖励举报人；认定犯罪数额在10万至50万元的，按犯罪数额的10%奖励举报人；举报50万元以上的犯罪额，将给予特殊奖励。同时，检察院还给予职业举报人全面的保护：严守举报人的姓名、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信息。职业举报人的出现，其实是对举报工作的一种肯定，说明我们国家的举报工作已经收到明显实效。

十八大与反腐败

2012年11月15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全程看了习总书记的讲话，让人耳目一新，极富个性，又具新鲜感。语言十分平实、朴实，让老百姓一听就懂，少了许多非常官方的语言。通篇讲话中所贯穿的“责任”、“人民”、“管党”等主题十分鲜明，让人充满期待、充满希望。在这之中，总书记关于党内问题的阐述，尤其令人深刻，他说，“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语气凝重而坚定，充分展示新一

届领导集体推进反腐倡廉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从而以实实在在的成效真正取信于民。“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既是谆谆告诫，更是反腐倡廉的动员令。我们党要始终保持纯洁性、先进性，就要在教育、惩戒和制度等方面，特别是制度层面，加大反腐倡廉建设，着力推进依法治国。当年，总书记曾经在宁德主政期间铁腕治吏。面对未来，我们寄予无限希望与期待。

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1月15日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中纪委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并获中央委员会批准。新任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出任新一届中纪委书记，赵洪祝、黄树贤、李玉赋、杜金才、吴玉良、张军、陈文清、王伟当选副书记。外界分析认为，王岐山在过往的从政经历中屡次担当“救火队长”角色，被认为是“解决问题的高手”和“处理危机的铁腕”，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内地腐败形势日益升级，金融、证券领域成贪腐重灾区，而王岐山早年长期在金融行业工作，深谙金融规律和中国现实，金融领域反腐亦是王岐山的“拿手好戏”。由其领衔肃贪倡廉，显示中共进一步加强治理贪腐的决心与力度。纵观此次新当选的中纪委常委可以发现，19位常委几乎全部具备多年的纪检监察工作经验，并且绝大多数来自于中央重要的党纪和政法部门。除书记和副书记外，其他10位常委均是来自解放军总政治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部、中直工委、国家机关工委、审计署、监察部等中央重要机构和部门主管纪检的高官。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任，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全社会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都要求我们党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只要我们清醒认识腐败的严重性和危险性，旗帜鲜明、以一贯之地反对腐败，就一定能够清除腐败这个毒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