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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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道德“腐败”

道德“腐败”

2011040173陈倩蓉

在十八大以后,中央高层为表反腐败的决心,命令各个地方政府加快对腐败违纪案件的调查速度。

这个命令促使12个官员被查:11月20日,重庆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因不雅视频被网络曝光,后被免职接受调查;11月26日,广东省纪委通报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吕英明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11月27日,广东英德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郑北泉,因涉嫌徇私枉法和严重经济问题,被清远市纪委立案检查;11月28日,广东省揭阳市委书记陈弘平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接受组织调查;同日,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情妇举报,单增德给其写离婚承诺书,省纪委立案调查;11月29日,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原副巡视员王有明因腐败问题被查,并被移送司法机关;12月1日,深圳市原副市长梁道行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接受组织调查;同日,广东顺德公安局副局长周锡开被网络举报有价值上亿住宅及商铺,纪委介入调查;12月4日,重庆涪陵区执法局文化执法支队干部吴虹被网络举报不雅照片,官方回应属实,立案调查;12月6日,山西省委和太原市委停止李亚力的省公安厅副厅长兼太原市公安局局长职务,接受调查,免去其太原市公安局党委书记职务;12月7日,中纪委证实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而在12件官员被查事件中,就要数雷政富、单增德、吴虹等人的“因情色落马”事件最为引人瞩目。

据媒体报道,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巫昌祯教授曾做过统计,过去被查处的贪官95%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中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十四章,将这类行为列为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该条例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与他人通奸、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重婚或者包养情妇(夫)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第三章第一节所说:“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具有复杂的结构,可以从不同角度将其划分为个人意识和群体意识、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以及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式和非上层建筑的意识形式。属于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式成为社会意识形态,主要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而社会意识形态中的道德:“是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是依靠社会舆论,人们的信念、习惯、传统和教育来起作用的精神力量。”而雷政富、单增德、吴虹等人的“因情色落马”事件背后所揭露的真相严重违背人们的信念、习惯、传统和教育。这是对整个中国社会在道德上的挑衅。但是,就真只有这些人的这些行为违背了我们的信念、习惯、传统和教育吗?其实,我们平时有意无意中做出的某些小行为都可能是一种对社会道德的挑衅。例如:过马路不看红绿灯;坐公交车的时候不让位给有需要的人;买东西不排队;随地大小便;在公共场合里抽烟、大声骂人、打架等;随地乱扔垃圾;未经允许就把在网上下载的东西制成商品,以廉价的价钱出售;在网上传播情色、反动等资讯,毒害未成年人的思想;在网上传播各种病毒等等。

很多类似的行为都已经成为了社会中某些人的行为习惯。这导致了他们的下一代向他们学习了这种行为,并且习惯性地持续做出这些行为,以至于可能在几百年后这些行为就是那时候的人的道德标准行为。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应该改变自己的行为习惯,努力向社会道德标准看齐。但是,虽然人们常说:“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但是我们只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又有什么能耐能号召全国人民一起改变自己的行为习惯呢?

因此,我认为中央应该加强打击政治腐败的力度。所谓“有压力才有动力”,这种做法会让政府官员们更加注重于自己有没有违背了什么社会道德标准而使得改变道德“腐败”行为的信号得以通过官员们的行为传达给各个地方的人们。

第二篇:语言腐败导致道德的堕落

张维迎:语言腐败导致道德的堕落

“改革”这词本身已经腐败了

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大量词汇,基本上都腐败了。甚至我们经常说的“改革”,这词本身已经腐败了。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政府部门,它讲的是改革,实际上做的事是反改革

腐败这个词我们都已经非常熟悉,但我们更经常谈的是官员腐败、政治腐败。我认为有一类腐败,它可能比其他的腐败更普遍、更严重。这就是我说的语言腐败。语言腐败是什么含义?简单说就是人们出于政治的或者意识形态的目的,形成一些语言词汇,附加一些不同的含义,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含义,然后就可以忽悠听众,达到某一种目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比我们现在知道的“打黑”。黑是什么意思?黑的一般定义就是有组织的犯罪,那么打黑当然我们都会拥护,没人说反对打黑。但是,语言腐败就意味着拿这个词过来之后,赋予了它完全不一样的含义。最后我们发现打黑就可能变成一个消灭异己的力量,自己不喜欢的人,就可以打击他。

语言腐败不是个新现象,从古到今就有。看我们历史上讲的话,看过去的儒家,其实儒家这个概念在传统社会有一定的腐败性。腐败在哪?就是在儒家的概念里塞进了好多法家的东西,王道里塞进去好多霸道。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在汉朝的时候,汉宣帝刘询,他是比较残忍的一个皇帝。他儿子看不惯,给他建议说,陛下持刑太深,应该用儒生,也就是用儒家的稍微比较人性化的一些手段。汉宣帝怎么回答的?汉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就是说我们汉家统治天下,实际上我们用的是霸王道杂之,什么有用就用什么,很实用主义。当然,语言腐败在过去我觉得可能没有这么严重。到了20世纪之后,变得严重起来了,为什么?20世纪世界上出现了最为集权的一些国家。这些最为集权的国家,它怎么去运行?它就必须借助于语言腐败的手段。好比希特勒,我们知道希特勒的纳粹,纳粹的意思是什么?叫国家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很好的词,希特勒也借过来,变成一个国家社会主义。但我们都知道希特勒真正干的是什么。另一个我们知道,在苏联,在斯大林的这种集权体制下,语言腐败也是非常严重。

语言腐败这个词不是我提出来的,是1946年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提出来的。他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书,这本书就叫《1984》。在这本书里有好多语言腐败的经典例子。好比说这个社会政府专门负责造假新闻,这个部门叫什么部?叫真理部。专门负责秘密警察,负责逮捕人,迫害异己人士的部门叫什么?叫友爱部。专门负责发动战争的部门叫什么?叫和平部。所以你看它的这个词和它实际干的事完全不一样。这个现象在现实当中也很多。原来的东德,它也是一个专制国家,它叫什么?它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去年刚刚下台的突尼斯的总统阿里,它的执政党叫什么?叫做宪政民主党;埃及穆巴拉克的党叫什么?民族民主党。所以我们就看到,它这个国名和它的实际是完全相反的。而且我们发现很有意思,世界上普遍存在一种专制型的组织,它们特喜欢用民主这样一个名字。

对我们中国来讲,我就觉得语言腐败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大量词汇,基本上都腐败了。甚至我们经常说的“改革”,这词本身已经腐败了。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政府部门,它讲的是改革,实际上做的事是反改革。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为什么会发生语言腐败

语言腐败的本质是说,它要捍卫那些本质上没法捍卫的东西,或者它要假装做那些它本身并不想做的事。语言腐败的典型形式就是冠善名以恶行,名字很好听,但是做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会发生语言腐败?语言腐败的本质是说,它要捍卫那些本质上没法捍卫的东西,或者它要假装做那些它本身并不想做的事。这意味着使用语言腐败的这些人和普通大众之间有一种冲突。每一种语言其实都包含着价值判断和道德含义。久而久之在历史当中形成的语言,在人们当中就有一个特定含义。如果你要做另外的事,与人们对是非的判断、价值的判断相反的话,那你没有办法直接去号召人做。所以你一定要借助人们已经形成的这样一些善的语言,来表达你想做的可能是恶的东西。

语言腐败的典型形式就是冠善名以恶行,名字很好听,但是做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好比我刚才讲的民主,人类的这种共同价值,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否定它,那怎么办?我们就要不断地修改含义。我们知道在文革期间,或者还在更早之前有这种情况。谈民主,那么有人就会说,有资产阶级民主,有无产阶级民主。首先就把民主的含义改掉。什么叫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就是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它不专政你,你就是人民。人民和敌人的含义也就完全改变了。

再举一例,好比说革命。因为在我们长期的闹革命过程当中,革命就是褒义词,革命就是好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在之前,出现这样的情况:凡是我们不喜欢的东西,人和行为,我们都说它反革命,其实意思可能完全相反。我们说革命的含义是推翻一个旧的政权,改朝换代,这就是革命。本来他的行为是革命,但是在我们这变成了反革命,就是因为革命这个词它已经有了特定的含义。那怎么办?就只好去修改它的本质内容。

还有就是说,我们人类判断好多事物,我们没有办法直接亲身经历这些事物。那我们靠什么?靠语言传递。比如我们今天看新闻看报纸,在美国发生什么、欧洲发生什么。我们完全是靠语言给我们传递这种信息。我们很难看到真正的事情是什么。这时候也就给语言腐败提供了一个可能性。语言传递的东西你接受了,但是你看不到真实的现象,所以你就可能相信这些事,所以这种语言腐败就可能了。这个从学术来讲类似于信息不对称,就是他主张的这方知道的事情,我们一般人不知道,不知道之后呢,他就容易来忽悠我们。

语言腐败为什么会发生?我再强调一下,就是语言里面都包含着价值判断,包含着道德判断。没有人敢公开地对这些善的好的行为进行直接地抵制,他就变相地用语言腐败来抵制它。

语言腐败使语言失去交流功能

语言腐败会导致人们的逻辑思维能力,或者理性思考问题的能力大大地退化。在讨论好多问题上,我们经常用口号代替论证,代替分析

语言腐败有什么后果?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有些语言腐败可能后果并不那么严重。但是我要讲,特别是在社会政治方面的语言腐败,它的后果会非常的严重。总的来讲,语言腐败大体有三个严重的后果。

第一个后果就是它使得语言失去了交流的功能。人类为什么需要语言,是要交流,所以我们编了一些词汇。这是马,那是牛,这是羊,那是狗,我们每指一件东西它都有特定含义。当我说我买了两只羊,你就知道我干了什么事。但是语言腐败之后,它就使得语言的这种交流的功能大大地丧失。

现在你看文件越来越厚,但里面包含的信息量越来越少。我们经常在我们开某一次会以后,出个什么文件,然后又组织好多人去辅导。按理说一般有文字阅读能力的人,有知识的人都应该能看明白,但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看明白,就因为这文件里包含着好多的词汇,它与它本身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与此相关,语言腐败会导致人们的逻辑思维能力,或者理性思考问题的能力大大地退化。在讨论好多问题上,我们经常用口号代替论证,代替分析。我们现在的这些文件,甚至号称学术性的东西,就是因为语言腐败之后,语言的这种交流功能丧失了,然后使得大家就去喊口号,不进行逻辑论证。

长此以往下去会怎样?会对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科学发展带来伤害,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当我们没有理性,没有逻辑分析能力的时候,科学是没有办法进步的,但在这样一种语言腐败严重的情况下,这种能力就慢慢丧失了。

语言腐败导致道德堕落 语言腐败可能是最大的道德堕落。当一个人可以任意说谎时,你不可能再使他在做其他坏事的时候还有什么大的心理障碍。这在我们国家已经太普遍,不光政府官员,几乎每一个人,包括学术界

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可能更为严重,就是语言腐败导致道德堕落。道德是什么?道德其实是一种人的行为规范。道德的底线是什么?诚实,就是我们说真话,这是一个基本的道德要求。语言腐败是什么?语言腐败就是不诚实,实际上就是说假话。

当人们养成说假话的习惯之后,人们的道德底线其实就没有了。为什么这么讲?这可能有一些心理学的原因,我本人没有能力完全回答这个问题。但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人们说假话时,他受到的心理挑战,可能比人们干坏事时还要大。为什么这么讲?我们看到法庭上说某某犯罪,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人敢干坏事,但是他居然不敢不承认他干了坏事,就是说我们仍然会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在西方法律有这样一个规则,一个证人出庭作证,他可能指控了嫌疑犯什么事,如果对方的律师能够证明这个证人是经常说谎的,他的证词就没有用了。如果我们国家要按这个标准的话,我们找不出几个证人来,几乎每一个证人你都可以证明他过去说过谎。

说谎,或者说语言腐败,它解除了人的道德约束。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为了人类的幸福,一个人在思想上必须对自己保持忠诚。所谓不忠诚不在于相信还是不相信,而在于口称相信自己实际上并不相信的东西。他说思想上的谎言在社会里所产生的道德伤害是无法计算的。当一个人已经腐化到侮辱他思想的纯净,从而宣传他自己根本不相信的东西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干任何坏事的准备。

所以说语言腐败可能是最大的道德堕落。当一个人可以任意说谎时,你不可能再使他在做其他坏事的时候还有什么大的心理障碍。这在我们国家已经太普遍,不光政府官员,几乎每一个人,包括学术界。

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好多学生要出国申请留学,就请老师给写推荐信。本来推荐信应该只有这个老师对这个学生比较了解,而且他要说的是真话,这个学生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但我们看我们中国的推荐信,不认识的人只要找一个关系,说谁谁谁的孩子,要出国你给写一个推荐信,那好多老师就给他写了。我们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道德问题。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道德问题,就是说我们经常在撒谎。当老师经常这样做的时候,那我们有什么资格教育我们的学生要诚实守信?而且当这样的一个学生找过这样的老师,他知道老师帮他说了一大堆跟实际不符的好话的时候,他内心是不是对老师有真正的尊重?我想是没有的,在表面上可能是非常感谢,但在内心他并没有尊重。

再回到政府官员。我们好多站在台上讲的的东西,都是自己不相信的,都是假的。这样久而久之,他现在接受贿赂,你觉得他有什么道德约束吗?没有了。我们看到在法庭上,一个腐败官员,一脸无辜的样子,他没有感到有那种罪恶感。我们普通人慢慢时间长了以后,也就原谅这种行为。

比如大家认识的某一个人现在变成一个贪污犯,被抓起来了,好多人对他是同情的。在他原来这些朋友里他没有觉得有什么丢人的,他只是觉得他运气不太好。大家都觉得他怎么这么倒霉,被抓起来了,没有任何道德的谴责。还有普通老百姓,像几个月前的小悦悦事件,在广州发生的,那么多人路过之后熟视无睹,为什么?大家都冷漠了。这个社会由语言腐败导致的一系列的道德堕落非常得严重。

中国要真正解决道德堕落问题,反语言腐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大家基本上不说假话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有了一个道德的底线,然后我们才可能完成我们其他方面的社会治理。我们中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潜规则特别盛行。为什么潜规则盛行?当你语言腐败严重的时候,所有明的规则大家都知道那已经是废纸,只是说给人听的。我们实际的行为一定是按照潜规则来做。纸上说的东西,我们知道它不代表真实要做的东西,反过来,真实想做的东西,我们并不在纸上说。这就形成了潜规则大量的盛行。潜规则本身也可以说是社会道德堕落的一个重要方面。

语言腐败使体制高度不可测

语言腐败使得社会当中存在的问题矛盾,我们平时是熟视无睹的。这些问题一旦暴露之后,我们已经来不及收拾它了。本来矛盾重重了,我们还觉得莺歌燕舞

第三个语言腐败的严重后果是什么?就是它使这个体制变得高度的不可预测。为什么?语言本身有一个信号的功能,你这人病了,那就表明你身体里面紊乱了,出问题了,那我们就去治它。但是如果病这个词本身被腐败以后,我们身体病了,你并不认为自己身体有毛病。语言腐败就类似我们一个人的神经系统已经不能敏感地反映出他实际存在的问题。好比说你有病了,头也不发烧,哪儿都看不出来,就是类似一种亚健康的状态。在这个情况下,可能这人突然之间他就死了。因为他原来有病我们并不知道。

制度也是这样,语言腐败使得社会当中存在的问题矛盾,我们平时是熟视无睹的。这些问题一旦暴露之后,我们已经来不及收拾它了。本来矛盾重重了,我们还觉得莺歌燕舞。

这有好多的例子。你看突尼斯,它就是一个小商贩的一个事件,导致了整个政权的垮台。再往前,像20年前,苏东发生的事情,齐奥塞斯库从大家喊他万岁到喊打倒他,就是几秒钟的时间。所以这个体制的不可预测性,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它不可预测,任何事情,任何一个小的事件都可能导致整个体制的坍塌、崩溃。

我想我们必须认识到,语言腐败的三个后果,对中国未来是非常重要的。但语言腐败有没有一点积极的作用?在一种特定的情况下,人们为了往前走,有时候也得用一点语言腐败。举一个例子,我们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就是工人阶级,但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因为在经过十年文革之后,人们脑子里就是,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政府想了好多办法要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要对知识分子进行公平的对待。阻力很大,怎么办?我们就修改定义,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既然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就不是臭老九了,就变成领导阶级了,因为我们国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就是说语言腐败也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长期来讲,任何语言腐败,导致的其实都是负面的后果,越到最后我们越没有办法自圆其说。

第三篇:文明失范、道德腐败与常德缺位

近二十年来,关于道德滑坡问题一直论争不休。笔者认为,笼统谈论道德滑坡并不准确,譬如在政治道德领域中便有大的进步。但社会公德失范现象日益严重,却是不争的事实,否则,我们便无法解释各类腐败现象正向纵深蔓延的现实。当下紧迫的问题已不是如何描述评价这一道德危机现状,而是探寻造成文明失范、道德腐败的根源,寻求有效的道德药方。恰恰在这一点上,既往伦理学由于其自身理论黑洞或盲区,难以对症下药,而以倡导传统美德为旨归的道德建设努力更是归于无效,这些客观上都加剧了道德失范的局面。因此,笔者认为,尽快填补“黑洞”走出“盲区”,需求公德建设的合理路径,是伦理学面临的迫切任务。本文就是这种努力之一。

关于常德、美德、圣德的层次划分

现代道德是复杂的系统构成:它既有不同领域中道德性质(政治道德、经济道德、公共道德、职业道德、家庭伦理道德等等)区分,又有不同层次的道德规范(常德、美德、圣德)划分。笔者先将不同层次的道德规范划分如下:

道德品格 道德品行

(圣人)(英雄)

┋ ┋

圣 德 无 私 __ __ ___ __ __ __ __ __ 牺 牲 壮 举

┋ 忠 诚 意 志 觉 悟 水平奉 献 ┋

┋ ┋

┋ ┋

美 德 仁 慈 __ __ _ _ ___ _ __ __ __ _ 博 爱 善 行

┋ 善 良 情 感 觉 悟 水平助 人 ┋

┋ ┋

┋ ┋

常 德 正 直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公 正 德 行

┋ 自 律 理 性 觉 悟 水平守 法 ┋

┋ ┋

┋ ┋

常 德 诚 实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信 义 德 行

┋ 良 知 感 性 觉 悟 水平怜 悯 ┋

(良民)(好人)

这一图表涉及的相关问题,笔者已在拙著《审美价值系统》 中作了详尽论述,此处不赘。一般说来,道德的层次性划分,主要体现在公德或政治道德领域中,因为在其它道德领域中,譬如在市场道德中,一般不需要舍己为人的圣德。但在特殊情况下或在特殊领域中,一些职业道德行为也具有圣德性质,譬如警察和军人的牺牲精神,既是职业道德,也具有崇高性质。不过,通常情况下,职业道德、市场道德、家庭道德等等,大都是以常德规范构成,如诚信自律正直守法等等。所以,现代职业道德、市场道德、家庭道德等等,皆可涵盖在常德之中。常德所规范的领域宽大,圣德所规范领域狭窄,这也符合道德自下而上金字塔形构成规律。我们从表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由常德向上到美德再到圣德,所赖以生成的心理基础是不同的,个人道德实践的难度也是不同的。在现代社会中,通常应当是常德被全体社会成员实践、美德被多数社会成员实践、圣德由少数社会成员实践,由此形成金字塔结构,正好构成文明社会稳定的道德基础。但我们既往的伦理倡导正好逆反:常德被忽略、美德被拔高、圣德被泛化。限于篇幅,本文只从常德的缺位切入,兼论相关的道德层次混淆问题。

一个不会自动排队的民族,是必然会文明失范的近些年来,每个到过欧美发达国家的中国人,最感震撼的已不是西方的物质文明水平,而是人家的精神文明程度。例子可举许多,但最令国人钦服的,一是行人横穿马路自觉等待绿灯,二是地铁站乘客自觉排队候车。这自然都是些小事,都是我们所谓的小节。但小节不小,这些小节体现出的正是公民自律守法的常德觉悟,而这恰恰是现代文明大厦的道德基石。甚至有理由这样说:一个不能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的民族,一群不会自动排队的公民,要实行真正的法治,要实践自由和民主,难矣哉!

当然,我并不认为凡能自觉排队的人就不会犯罪,或者随意横穿马路的人就一定贪赃枉法。缺德与违法毕竟是不能直接划等号的。但能否自律守法,却是检验一个国家公民道德水准的试金石,因为自律守法居于常德乃至整个社会道德的核心位置。在现代社会中,一个公民的诚实与正直品格、信义与公平品行,最终都要体现在自律守法上。一个自认为诚信的人,却不遵守公共秩序,他的诚信便要被打折扣;一个决心捍卫正义的人,却随意践踏游戏规则,他的正直便令人质疑。当行人站在没有车辆的街头等待绿灯时,他所表现出的正是一种法律至上的价值理念。这种价值理念使其将个人利益追求严格限制在法的范围内,自觉不越雷池一步;这种觉悟也使他能将法作为评判他人行为的准绳,自觉维护法的尊严。这即所谓:人人管我,我管人人。当全社会普遍具有这种道德修养时,其功能并不仅在阻止违法犯罪,而是形成一种孤立贬斥违法犯罪行为的正义舆论。这才是法治社会所需要的道德环境。

而我们目前所稀缺的,正是这种道德环境。在无视交通法规或漠视公共秩序的背后,表现出的是国人对各种游戏规则的游戏态度。当这种游戏态度主宰舆论时,即便法治再健全,也难免会失范甚至异化走向其反面。当今中国种种吏治腐败现象,大多不是由于无法可依,而是因为官员们目无法纪,徇私枉法,丧失职业道德。但如果再追根寻源,它也并非一个简单的官德腐败问题。笔者曾专题调研过,深知一个正直法官是如何办案难。难的关键不在法律自身有缺陷,而是整个社会缺少法律神圣的道德观念。即便铁板钉钉的案例,上级领导或亲朋好友也会出面说情硬要将法律撬弯。法官就是铁了心避开“权”的干预,也避不开“情”的缠绕。这使正直的法官动辄便会遭到“六亲不认”的谴责。而法官一旦默认这些人情,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又无穷尽焉,执法便难以公正。至于那些“原告被告都吃完,还说法律不健全”的恶吏,则任何良法都会在他手中变成包庇罪恶的渊薮。学界有人寄希望于改变审判制度,试图靠陪申团来根除司法腐败。恕我直言,这也属自由主义者的天真。因为陪审团成员只要是中国人,就有三朋六友,就避免不了投人情票,就象今日准教授们行贿高评委投黑票一样,无非是增加些腐败成本而已,其执法结果可能更为恶劣。

这便是今日中国的现实:人人愤世嫉俗,人人却都在同流合污。在可能的情况下,几乎每人都千方百计地扭曲游戏规则以牟取大小不等的私利,结果便是任何游戏都难以公平进行。如果说有些游戏规则太复杂,不知者不怪,但考试不能作弊却是亘古常理,孩子们打小就知道。但今天,不作弊的考试几乎不存在,而且有时是为人师表者在帮助作弊!如果说有些环保要求过于苛刻,一时难以达标,但不卖假货却从来都是基本商德。但今天,除去假发假牙是真的外,还有什么商品不能假呢?甚至包括堂堂的博士文凭!更典型的是曾经猖獗的足球黑哨:每个客队都指责黑哨,但对主队来说它却是“红哨”。这背后是什么,是地方政府的腐败,也是被全民认同的腐败!而造成这种种腐败的重要根源之一,就是道德本身的腐败。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已成为喻世名言时,当“黄世仁”被“杨白劳”逼死而无人同情时,今天的道德不仅起不到匡正人心维护法律的功效,而是在纵容违法宽容犯罪。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比任何腐败都可怕都难根治的道德腐败。

问题便由此而生了:我们抓精神文明建设,抓了许多年,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加强了许多年,为什么却依然会出现这种文明失范、道德腐败现象呢?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等客观原因是无法作充分解释的,关键还在道德自身:无论是在当代道德建设中,还是在对传统美德的张扬中,常德都是缺席或缺位的。按说这常德应是最寻常不过的,何以会缺位呢?

培养几十个英雄不难,难的是让全体公民自律守法

如同在经济领域中我们多少年来总想超越商品经济阶段直接进入共产主义一样,在道德领域中,我们也总试图用崇高道德或圣德取代社会常德。文革间一句响亮的口号是:“宁为 公 字前进一步死,不为 私 字后退半步生”,每个人都要“把一切献给革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近些年来,尽管道德建设的“标准”放低了许多,但在实际倡导中,依然是崇高“主义”多、常德楷模少。即便是常德行为,被舆论树标并号召学习后,也变成无私奉献的先模人物。在这种道德教育模式背后,实际上隐含着用先进道德提高全民道德水平的理念:只要人人学先模,个个有雷锋精神,这全社会的道德水平不就提高了吗?其实,这恰恰是一种伦理学误区。

圣德与常德的关系是复杂的,一般说来,它们之间不存在一个统辖关系,不能笼统视为先进道德与一般道德的区分。这是因为它们所赖以生成与实践的心理基础、社会环境是不同的。实践圣德需要牺牲个人利益;它是建立在理想信仰基础上依赖意志行为的道德规范,是一种非常态社会环境中的人格品行。实践常德则一般并不损害个人利益;它是依赖感性或理性觉悟的道德规范,往往表现为习惯性的个人品行。它主要存在于常态社会环境中。需要牺牲自我的圣德不是人人都具备的,因此,它可能具有崇高的审美价值。但那些能凭借高尚觉悟和超人意志实践圣德的英雄,却未必具备由感性良知或理性自律约束的常德修养,能在日常行为中实践常德,譬如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譬如不办关系案等等。特别是现代常德,个人权利与义务相统一,是“有我”的道德。如果缺少甚或没有公私概念的区分,那么,那些能在特殊环境中“忘我”而实践圣德的人,是有可能在世俗生活中从“大公无私”滑向“大公皆私”的泥沼的,这已有一些巨贪案例为证了--他们中许多人曾是“老革命”、“好干部”。

还应特别提及的是,常德作为人类的共同道德规范,在实践中一般不存在价值取向的对立与冲突。在各种游戏规则面前,人人自律守法,人人都能从游戏中获益。任何违反常德的行为,都是公认的缺德行为。而圣德则不同了,它经常存在于阶级民族的政治道德领域中。这时,不同圣德的价值取向是对立或冲突的。因此,如果其信仰、追求和实践的价值理想出了问题,视死如归的“圣战英雄”极可能成为文明社会的公敌--911事件中的恐怖分子,实践的不都是“圣德”吗?可见,圣德即便普及了,常德也未必进步,道德腐败现象也难以遏制。中东某些民族解放组织内部照样有严重腐败现象便是证明。反之,常德普及了,社会文明程度则肯定提高了,甚至会涌现出许多平凡的实践圣德的英雄。2003年抗击“非典”第一线上的不少医护人员便是例证。支持他们成为英雄的,不是别的,正是作为常德的职业道德。几乎所有医护人员接受采访时,反反复复说的都是一句话:“我是医生”,“我是护士”。一位医生曾如此表白: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高尚的人,但我是一个有职业道德的人。其实,这就足够了!

这些看似寻常道理,我们长期来却并未搞懂。一些青年学人偏执崇高,将崇高理想绝对化,恰恰也步入了思想误区。实际上,一个社会涌现几十个视死如归的英雄并不难,难的是要让全体公民遵守公德。在和平年代,假如所有公民都能守住常德,诚信自律友善不偷不抢不贪,真正实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人心情舒畅,家家安居乐业,试问,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吗?反之,假如仍时时需要英雄挺身而出、见义勇为,则很可能是由于车匪路霸横行无忌,社会治安严重恶化。这样的“英雄辈出”时代,恰恰是最不理想的社会。因此,我们宁肯不要造就这样英雄的环境,而希望通过常德普及,换来一个长治久安的现代文明社会。同样道理,如果全社会人人都能自觉遵守职业道德,整个社会也将变得稳定有序、和谐美好。譬如,当每个法官、每位公务员都能规规矩矩秉公执法时,外部腐败的社会环境便难以侵蚀到司法行政肌体中来,政府的廉洁公信度、人民对司法的满意度都会大大提高。如果总是靠树立模范法官或优秀公务员的办法来净化司法环境、纯洁公务员队伍,则实际效果可能恰好相反:当少数人的职业道德行为被高度评价时,正好使多数人放松了对自己的职业道德约束,客观上默认了散漫作风腐败行为的蔓延。因此,如果能让整个司法和公务员队伍恪守职业道德底线,那才是我们真正应追求的理想境界呢!

遗憾的是,我们的舆论至今仍处在这样的尴尬境地中:一面在倡导学习圣德英雄,一面却在提醒防备恶德小人。刚刚播完各种先模事迹,便是接二连三的防盗门广告。作为平民百姓既不能做英雄,也不愿丧失钱财或生命,便只能时时处处提高警惕:不要让陌生人进家,不要吃陌生人东西,不要接受陌生人的帮助等等。这样,当我们用警觉的眼睛打量世界提防别人的同时,自己也时时被警惕的眼睛监视着。我们就这样无奈地生活在一个(被假定为)“小人”世界里。因此,当我在瑞士乘公交车发现无人验票时,当我在日本退旅馆发现无需查房时,我心中好一阵感动。我体验到作为大写的人的尊严,体验到(被假定为)“君子”社会的愉悦。中国需要多久才能步入这样一个人与人不设防的时代,要到多久才能不按防盗门窗,我无法预测。但相对说来,今天国人已经能在航空旅行中,在餐饮购物时,享受到规范化的职业道德服务了。这给了我们希望,脚踏实地的职业道德建设,正在延伸到其它常德领域,提升着我们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准。当然,我知道,即便如此,我们要走的路依然长之又长。

中国传统美德,往往是与现代常德对立的我之所以强调常德建设的艰巨性,是因为它对我们民族是一项“创新工程”,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支持现代常德的伦理元素:若干所谓传统美德,在现代生活实践中与常德规范恰好是对立甚或逆反的;而作为现代常德的核心理性元素又是传统道德所稀缺的。这便涉及到对传统道德特别是儒家伦理的重新认识与评价问题。限于篇幅和本文题旨,其下只做简要阐述。

长期来,我们对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道德采取一分为二态度,认为可以扬弃其封建糟粕,继承其美德精华,忽视了儒家道德与现代道德的本质差异。笔者认为,儒家纲常伦理,也是以圣德(“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为标榜的封建道德体系,它的部分规范固然可以被现代家庭伦理所承继,但却难以直接移用到现代道德体系中来,更无法作为常德规范。当然,这里需避开符号陷阱,不能象某些学者那样将传统的良知、诚信、正直、仁爱等概念抽象拿来,赋予其现代内涵,然后大谈儒家的当代意义,称之为“美德伦理”、“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精神” 等等。我们必须依据传统美德的传统固有内涵进行讨论,才能发现其负面效应。譬如说诚信吧。在儒家文化中,诚者,圣人之本,信者,君子之德。问题是,诚信作为儒家伦理规范,只是服从于忠孝仁义这些纲常伦理规范,在“六亲”或“五伦”之内为巩固差序社会结构服务的。换句话说,在人伦亲情关系之内,中国人是讲诚信的,欺君欺上无信无义罪莫大焉。但离开特定人情关系,欺骗“六亲”之外的陌生人,则不一定受到道德谴责。明恩浦以来,来华的西方人都发现中国人缺少诚信的“素质”。有人认为这属丑化国人形象的殖民话语,实际上,这正是国人诚信的另类表现:因为在国人眼中骗“洋鬼子”那根本不叫失信。这种系于情缘的“诚信”,显然有违现代常德所讲的诚信。如前所述,中国人种种徇情失信枉法行为便是由此获得道德庇护的--譬如向亲人透露案情那不正是“诚信”吗?

这当然并非笔者新见,梁启超早就发现中国人“公德殆阙”、“偏于私德”的现象。只是若按他“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的定义,中国人是“私德”也不具备的,因为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国人是难以“独善其身”的。譬如当某单位人集体外出乘车时,人人皆君子,大家相互谦让,惟恐争先。但当这些人分别同陌生人乘车时,君子之风则荡然无存,人人争先抢座,惟恐落后。更典型的本文来源于文秘知音网站例子是农民。农民一旦离开乡土乡亲,其道德约束几乎全部失效,在良民与刁民双重身份自由转换中毫无障碍。只要兔子不吃窝边草,别说小偷小摸制假售假行为了,就是人口贩子汪洋大盗回到村里,也是不受道德舆论谴责的。因此,严格地讲,国人所具备的只是一种在人伦关系中存在的“群德”(宗法道德)。这种“群德”在情缘关系内,美轮美奂,仁爱绵绵,情义无限。但这种仁爱、情义却是内外有别有边有界的。《礼记》云:“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而亲毕矣”。亲既毕,爱即止,道德即失效。明恩浦曾描写过百年前国人真实道德状况:一人落难,众人观看。鲁迅也曾对国人冷漠的看客行为,表示出极大愤慨。而今天,国人“进步”了,已由默默看客变成大声鼓励别人自杀的帮凶!因此,当我新近看到某市因围观者起哄叫好导致神经病人跳楼死亡的消息后,只能感到悲愤莫名。这里的关键,是起哄者与跳楼者没有情缘关系;如果看客中有一位是跳楼者的亲属,就可能唤起众人的同情心,这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美德伦理”,与现代常德是格格不入的,彼此间没有承传关系。

深入探究下去,为什么从儒家美德中推不现代常德呢?这就涉及到对道德文化深层结构的认识了。与传统文化的君本主义(字面上是民本主义)相适应的儒家道德,没有个人价值概念,是一种维护纲常礼教的义务本位的道德体系,强调的是“克己复礼”。而现代常德则是建立人本主义基础上,承认个人权利合理性,是一种维护公共契约的权力本位的道德系统,强调的是“自律守法”。尽管现代常德也讲良知与诚信,但这种良知与诚信并不只是对人的信诺,更是对共同遵守公共游戏规则的承诺。各种游戏规则,划定的都是利益界限;自律守法,就是在尊重和维护他人权利的同时维护自己的利益,包括体现自己利益的集体与国家的利益。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侵权冲动总是难免的,因此,便又逻辑地产生出公平、公正等常德规范,通过维护法的正义尊严来捍卫公民及集体、国家的合法利益。显然,这与复礼为仁的儒家道德理念是截然对立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礼教及法律维护的都是君贵民贱的等级制而不是个人权益,因此,也就难以形成自觉维护社会契约的“自律”、“守法”、“公正”、“正义”等等理性道德规范或价值规范。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后,何以会产生现代常德缺位的问题了,因为我们压根就没有这些规范!那种将道德滑坡笼统归咎于儒家传统中断,完完全全是把错了脉,新儒家开出的药方,是自欺欺人的。

正因如此,当代中国人的常德建设,是需要伴随教育普及、改革深化、市场经济发展而逐步培育生成的,它可能要经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值得欣慰的是,已颁布实施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便含有“爱国守法、明礼诚信”等内容作为基本道德规范。这便意味着我们已从理论上部分填补了常德的缺位(尽管我认为,这一《纲要》依然有理论缺陷),使今后的道德建设避免再陷误区。但知其然,更应知其所以然,愿本文的理论探索有益于今后道德文明的建设。

第四篇:语言腐败导致道德堕落试卷

语言腐败导致道德堕落试卷

一.单选题

1.根据本课程,道德不是知识而是一种做人原则,是一种行为规范;道德不重“言”,而重“行”。(分数:10分)

标准答案:A

学员答案:A

A.对

B.错

2.关于道德的说法中,正确的是()。(分数:10分)

标准答案:A

学员答案:A

A.道德内含着一种重要的精神力量

B.道德是尊长对晚辈、下属进行有效管理的要求

C.道德不是“我”的要求,而是社会外加于“我”的规范

D.道德是无助者的呼唤

3.根据本课程,语言腐败和普通的一个自然人的撒谎是没有区别的。(分数:10分)

标准答案:B

学员答案:B

A.对

B.错

4.道德腐败是指人们出于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目的,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忽悠民众,操纵人心。(分数:10分)

标准答案:A

学员答案:A

A.对

B.错

5.英国思想家威廉(分数:10分)

标准答案:D

学员答案:D

A.说假话是人的天性

B.人说假话时,一般不知道自己是在说假话

C.人说假话时,一般不知道自己是在说假话

D.说假话是一个人道德堕落的开始

6.根据本课程,语言腐败一定是最大的道德堕落。(分数:10分)

标准答案:B

学员答案:B

A.对

B.错

7.根据本课程,轻微的语言腐败是技巧问题。(分数:10分)

标准答案:A

学员答案:A

A.对

B.错

8.无产阶级民主就是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分数:10分)

标准答案:A

学员答案:A

A.对

B.错

二.多选题

1.根据本课程,语言腐败的严重后果有()。(分数:10分)

标准答案:ABC

学员答案:ABC

A.严重破坏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导致人类智力的退化

B.毁坏了人们的道德

C.导致社会走向的高度不确定和不可预测性

D.破坏了人们的荣辱观

E.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真实情感

2.道德的内容包括()。(分数:10分)

标准答案:ACD

学员答案:ACD

A.道德意识

B.道德观念

C.道德关系

D.道德活动

E.道德思想

第五篇:腐败

反腐败问题

腐败的问题,似乎在我国社会中成了个难以克服的痼疾,也成为人们经常议论的一大话题。反腐倡廉反复搞,似乎成效不大,因此我想现在也该针对腐败产生的原因,对腐败与防腐败的问题多作些经济学的分析,以便找到更有效的对策。腐败的原因从根本上说不在于当事人品德的好坏、水平的高低,而在于规定着人们行为方式的那一系列体制。

为什么当前中国的腐败犯罪现象不能从根本上得到遏制,仍在恣意蔓延呢?追根究底,是有一腐败分子手中握有权力。没有权力,这些人想腐败也腐败不了,想堕落也难以堕落。腐败同集权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竭力谴责腐败分子个人如何如何时,同时应当在更深的层次上探究腐败形成的社会原因。

反腐败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的共同的重要任务。我们的党和国家对反腐败工作历来十分重视,从建国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停止过同腐败现象作斗争。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和经济处于转型期,许多法律和制度还不够完善,导致腐败现象有抬头的趋势。近年来,党和国家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一批腐败分子纷纷落网,反腐败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坦诚地说,反腐败工作任务还很重,腐败现象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因而探讨反腐败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我们党和政府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工作方针,不断加大从源头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取得了廉政建设反腐工作的新成效。但就目前情况来看,预防和治理腐败工作,仍然还很不理想,暴露出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预防和治理腐败工作依然任重道远。新形势下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抓好腐败治理的工作。

预防腐败犯罪的根本方法,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建立在对产生问题原因的认识基础上的。如果方法本身不是建立在科学认识问题的基础上,那么,这个方法便是盲目的,脱离实际的,从而是毫无效果的。即便是符合了实际,那也是不自觉的,也就大大影响了预防的效果。从上述对贪污受贿的根本原因的分析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要预防此类腐败行为的发生,最根本的方法,不是要消灭权力或者减少权力,因为权力本身不是腐败产生的原因;而且,只要人类社会存在,权力就必然相伴存在。减少权力,当然能够减少腐败产生的条件从而减少腐败,但我们讨论的是如何预防掌权主体的腐败,这是两个不同的课题。同样,这个方法也不是要消灭掌权主体的自身利益。如果能够做到这点,当然很好,很有效。没有自身利益,大公无私,掌权主体完全和公权融为一体,产生腐败的可能性也就一点没有了,但是,我们能做到这点吗?

预防和抑制腐败犯罪应采取以下措施:

1、完善权力制约机制,从源头上遏制腐败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滥用权力的结果。而权力之所以能滥用,正是缺乏必要的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的缘故。因此,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是反腐败的必由之路。我们认为,对领导干部除了重视道德教育外,还要进一步完善权力制约机制,双管齐下,这样才能更好地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如何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呢?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目前的体制,应该重点放在限制个人权力,完善集体决策机制上。个人决策权力太大,就容易产生专权,权力就容易脱离控制从而导致腐败产生。

2、进一步完善司法独立制度

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也是最危险的腐败。因而遏制司法腐败显得异常的重要。为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客观地说,也存在不少的问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难究等现象仍然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影响了党和国家的形象和威信。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坚持党的领导是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使中国走向民主法制和文明富强的社会。但是,目前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方式多是直接领导,个

别领导干部置党纪国法不顾,滥用手中权力,把司法机关当作自己的私人的工具,用来谋取私利,有时直接干涉司法机关办理具体案件。有些身居要位的腐败分子,司法机关在他们的领导之下开展工作,不敢监督,监督不了。

3、增强反腐透明度,加大对腐败的处罚力度

我们认为,反腐败工作也一样,必须增加其透明度,这样才能增强效果。现在,我们国家对腐败现象曝光严格控制,发挥不了新闻媒体应有的舆论监督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许多腐败分子不怕党内通报和检讨,就怕媒体曝光。正是媒体没有揭露社会丑恶现象,没有给腐败分子曝光于世人面前,从而也在一定程度助长了腐败现象的蔓延,使腐败分子毫无畏惧之心。因此,我们认为,必须支持新闻媒体大胆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揭露,对腐败分子曝光。让腐败分子无藏身之地,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对腐败处罚不力,也是造成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

4、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 政府规模和政府职能的协调发展,只有合理确定和配置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才能防止行政权力过于集中,才能保证行政权力在适度的范围和领域内发挥作用,减少行政权力的滥用,才能够从根本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在管理方式创新中规范行政权力,建立和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决策责任制度,要科学设计政府绩效评估的内容和指标体系,建立起客观公正的评估机制,对政府管理效益、效能进行评估。要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建立信息网络监察,实现全程及时监控,监督由事后变为事前,由柔性变为刚性,这样可以从根本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5、强化法治意识,构筑牢固的党纪国法防线 要从抓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入手,着力使他们深刻理解,建设法治国家是国家和民族走向现代文明的必然趋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要引导他们确立法律至上的理念,正确认识和处理权与法的关系,防止和克服权大于法的现象;使他们增强民主平等意识,克服等级观念、特权观念,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强化以法制权的监督制约机制,强化对领导干部职权行为的监控,对权钱交易,买官卖官之类腐败行为,要实施重点防范,要完善加强事前、事中监督制度,强化对领导干部违法违纪行为的防范预警机制,切实改变监督滞后状况;加大对打击报复举报人行为的查处力度,切实保障群众依法行使民主监督体制,并通过政务公开等制度,加强对权力运作过程的民主监督。做到依法制权,以权制权,要坚持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加强查纠监督,要把党员干部的职务行为纳入法制轨道。要大力纠正执纪执法偏软偏宽的现象,加大对违法违纪案件的查处力度。

7、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预防贪污受贿行为的发生,就是要使掌权主体在主观意识上筑牢思想防线,预防和铲除自私自利观念,阻断公权与私利的结合。要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人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存在意义之所在,使国家工作人员真正看到,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向社会索取了多少,而在于向社会贡献了多少。他向社会的索取是分母,向社会贡献是分子,索取越多,相应地自身价值就越小;贡献越大,相应地他的价值就越大。自觉地讲奉献,体现人生的价值。从反面看清楚,自繁育自利,巧取豪夺,贪污受贿,必然导致自身价值的大跌,甚至成为一个负价值的人,最终为社会和人民所唾弃。树立了这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人,就能抵挡任何黑色的诱惑,堂堂正正地做人。

8、培养高尚的从政道德。

道德是规范人的言行的行为规范,它是从内在方面对人长期地为进行制约,因而是预防贪污受贿的十分有效的方法,一个具有了崇高职业道德,便是具有了政治良心的人。所谓政治良心,就是指人们在政治活动中的良心,即人们在履行对他人和社会的政治道德义务时,对所负的政治首先责任的内道德感知和政治行为的自我评价能力,是人对其政治道德责任的

自觉意识。政治良心的内容包括同情心、怯恶心、是非感和团结心。具有这种政治良心的人,就能时时处处用美好的情操来约束自己的私利,有效地遏制自私观念在头脑中滋长,真正做到公私分明,廉洁奉公。这样,腐败的内在结构,就根本不可能在这样的人身上形成。

9、摆正自身利益的位置。

现实社会中的人,都有自己的物质利益人们的一切行为,无不和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国家工作人员,他们的营作,当然和他们的薪水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个人的物质利益必须和他所处的社会和时代密不可分,有一个度。脱离这个客观条件,企求超越式的豪华生活,就会产生畸形的物质需要,就会滋长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观念,就必须会走向腐败只有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把自己的物质需求,建立在客观条件之上,才能正确地处理好私利与公权的关系。做到了“知足者常乐”,或最起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腐败的根源也就被有效的堵塞。

10、通过制度设置,来阻断公权与私利的结合。

一是要对权力的行使进行制约。对权力制约的根本点:就在于通过对权力行使的制约,防止掌权在行使权力过程中滋长私心,使公权向私利扩张。因为掌权者具有特殊的身份,是人情、金钱和美色所攻击腐蚀的对象。如果不对权力的行使进行有效的制约,那幺,在各种诱惑面前,掌权者就可能欲望膨胀,私心滋长,被俘虏过去。可见,掌权者的腐败,并不是权力使然,而是自己在特殊的地位和环境中,被各种诱惑拖下了水。因此,必须对权力的行使进行强有力的制约,抵挡各种诱惑。但遗憾的是,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致使许多掌权者自觉不自觉地被社会阴暗的东西所腐蚀,滋长了私心,走向了腐败。

11、要对掌权者的利益进行监督。

在各国反腐败的斗争中,实施所谓“阳光法”,即实行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和公开的制度,是一项重要的举措。“让阳光照亮体制”,使公务人员的财产及其变动情况受到社会的监督,无疑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遏制钱权交易等各种腐败行为的发生。借鉴国外有效经验,在我国推行“阳光法”,必将对预防贪污受贿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凡掌握公权者,必须将自己的收入向职权所辖范围内的群众公布,接受民主监督。如果隐匿个人财产,应当追究相应责任。在《刑法》增加严重违反财产申报制度的罪名,凡故意不申报个人财产,情节严惩的,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严格执行这项制度就能防止个的需要向畸形方向发慌遏制自私观念的滋长,从而有效地预防腐败的发生。

12、要从严治吏,从优待吏。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关键在于管理好执法队伍因为法治的本质在于吏治。法治的挫败就是吏治的松懈;而吏治的松懈,必然是贪污受贿泛滥。因此,必须用缜密的法律,来管理好干部队伍,制约权力的行使。同时对出现腐败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要严肃处理。凡是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一律开除。以这种铁的纪律和法律,告诫掌权者,要依法行使职责。

上文从各个视角着重分析了腐败犯罪的客观正面效应,至于其负面的社会危害性,笔者认为,已经不再是一个值得争议或讨论的问题。比如,腐败犯罪直接造成单位和国家的经济损失、造成国家综合国力的下降和国际竞争力的减退;腐败致使政府机构能力下降;腐败大大影响了党和国家的形象和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腐败是千万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腐败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等等。鉴于文章篇幅限制,笔者在此不做展开论述。

综上所述,腐败犯罪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法律现象,对腐败犯罪的把握认识和打击政策不能脱离它植根的社会现实状况和本质要求。否则,我们打击腐败就潜伏着异化为社会前进阻力和压迫力量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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