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汇报 腐败

第一篇：思想汇报 腐败

敬爱的党组织：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改善民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民生所指，民心所向，国运所系。党的十七大报告把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单独列篇，用相当多的篇幅阐述改善民生问题，饱含爱民情怀，彰显执政为民理念，在我们党的历史，是第一次，也是这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显著特征，以次为标志，每年的两会代表都在提出了力求改善民生的提案。充分说明党中央对民生问题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充分体现我们党是一个“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党。

我们党自1921年建党以来，走过了一段艰难的风雨历程，时至今日，我们党日益茁壮，是历经了几代党员的艰苦创业，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党的组织，成为我们的一分子。不可否认，这之中也有极少数投机分子，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正确的动机是正确行动的精神动力。一个人在争取入党的过程中，有了正确的动机这种内在动力，就能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身体力行，不懈努力。尤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求入党的同志会遇到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只有端正了入党动机，才会信念坚定，方向明确，不畏艰难，始终如一的朝着党的既定目标前进。争取入党必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对每一个要求入党的同志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一些党员不顾党的法律，置党的优良传统于不顾，敢于以身试法，大大损害了党在人们心中的形象。贪财恋权的念头不断涌现，对物质的享受欲望不断增大，最终东窗事发，只好接受人民对他的制裁。外边的不法分子利用各种手段去引诱党员干部深陷其中，他们首先会对党员干部的亲人进行各种利诱，遇到有些人的思想觉悟不高的情况下，就拼命释放烟雾弹(既是糖衣炮弹)，要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抵挡得住的，于是受骗的人只好拉自己的亲人下水了。还有的不法分子是设下陷阱让党员干部自己踩进去，让他欲罢不能。

腐败的出现是党对党员干部的一次重大考验，想当初每一个党员干部捧着誓词，庄重地宣读时，我们就应该有准备，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光荣的组织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要经历各种巨大的考验。应该说我们也都是抱着这种初衷的，但在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历程中，我们有些同志败下来了。不论这些党员干部是自愿也好，或者说是设不由己也好，终究是违背了作为党员的意志。

自古就有“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如今知法犯法，甚至执法犯法，更不能因为地位的高低或者党内的裙带关系而姑息纵容。对于问题一经发现，必将严肃处理，以儆效尤。

我觉得首先要从制度上反腐败。权力是产生腐败的最终原因。治标还必须治本，才是解决问题的科学态度。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就是要保证权力的正确运用，做到“权为民所用”决不能以权谋利、谋益。只有真正做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才能从根本上、源头上防止腐败，才能真下做到“防范于未然”。强化和完善国家监督机制，发挥其最大的作用。使用国家强制力来约束，使得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没有成功实现的机会，不给这些丑恶行为滋生的土壤。

我们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员就要严于律己，同时也要严于律自己周围的人，洁身自爱，时常反省，时刻保持与党组织的密切关系，不断地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或许才能更好地抵制外来的各种诱惑。

江泽民同志1997年在中央纪委第八次会上强调指出：“许多干部犯错误总是从量变到质变，开始往往有个缺口，但由于没有批评，任其所以，日积月累，最后铸成大错。这个问题发生的原因之一是平时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所以我再三提醒大家，要注意发扬批评与自

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这一点我们要坚持下去。”打击惩治党内的各种腐败，充分体现了党敢于面对错误，正视自身缺点和不足的伟大勇气。腐败是党内的一颗毒瘤，只有坚决打击惩治腐败，铲除腐败毒瘤，才能保证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才能保证党在新时期的核心领导地位。

作为当代的大学生，在我们学好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一定要注意提高自己的思想修养，不断自我完善，自我提高，成为党的优秀的接班人。

第二篇：思想汇报——腐败

思想汇报

腐败这个词，我们似乎听过无数次，电视上播放的有关题材的连续剧也不断出现，例如黑洞，黑冰„„，从这个重现率很高的词语中我们可以知道，它的确存在于我们中，而且是广泛存在于我们的党员干部队伍中。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一些党员不顾党的法律，置党的优良传统于不顾，敢于以身试法，大大损害了党在人们心中的形象。特别是最近陈良宇的事情让我更深刻的认识到了这个词的意义。

腐败在我们党员干部中存在，而且在一定时期内是不可能被消灭的。这就是说对反腐败的斗争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一刻也不能松懈。无论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还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我们都要继续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个文明一起抓，而且两手都要硬，不但物质文明要抓好，同时对精神文明也不能怠慢！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切实加强领导。经过全党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取得了新的明显成效。

实践证明，党中央对反腐败斗争形势的认识是清醒的，惩治腐败的态度是坚决的，党中央确定的反腐败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格局、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是完全正确的。党的十五大选举产生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坚决贯彻党中央的部署，认真执行党章规定的各项任务，不断加大工作力度，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持续深入开展，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作出了努力！！想当初每一个党员干部捧着誓词，庄重地宣读时，我们就应该有准备，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光荣的组织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要经历各种巨大的考验。应该说我们也都是抱着这种初衷的，但在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历程中，我们有些同志败下来！

看着我们周围的人一天比一天潇洒，上酒楼，洗桑拿，开着名牌的车子，住着高级洋房，这时心理不平衡起来。便想尝试一下那些滋味，孰不知伊甸园中的禁果是偷吃不得的，一旦咬一口，那就要付出代价的，但一些党员干部依然没能清醒的意识到啊，纵使周围的人去劝，也做无用功，贪吃的念头不断涌现，对物质的享受欲望不断增大，最终东窗事发，只好接受人民对他的制裁。

外边不法分子利用各种手段去引诱党员干部深陷其中，他们首先会对党员干部的亲人进行各种利诱，遇到有些人的思想觉悟不高的情况下，就拼命施放烟雾弹（即是糖衣炮弹），要知道并不是没一个人都能抵挡得住的，于是受骗的人只好拉自己的亲人下水了。还有的不法分子是设下陷阱让党员干部自己踩进去，让他欲罢不能。例如给他们灌酒，下蒙汗药，然后设计抓住他们的把柄，以致用来要挟他们，最后逼他们就范。

怎么说，自愿也好，或者说是身不由己也好，终究是违背了作为党员的意志，做了对人民不利的事！我们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就要严于利己，同时也要严于利自己周围的人，洁身自爱，时常反省，时刻保持与党组织的密切关系，不断地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学习，不断的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或许才能更好的抵制外来的各种诱惑！

同时加强党风建设，严格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也是极其必要的。党风是一个政党党性和世界观的外在表现。一个政党具有什么样的党性和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党风。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的思想作风，也是工作作风。历史证明：什么时候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我们党就能正确分析形势，使革命和建设不断胜利的发展；什么时候理论脱离了实际，不是犯了教条主义，就是犯经验主义的错误，造成工作指导上面的失误。胡锦涛同志1997年在中央纪委第八次会上强调指出：“许多干部犯错误总是从量变到质变，开始往往有个缺口，但由于没有批评，任其所以，日积月累，最后铸成大错。这个问题发生的原因之一是平时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所以我再三提醒大家，要注意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这一点我们要坚持下去。”作为当代的大学生，在我们学好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一定要注意提高自己的思想修养，不断自我完善，自我提高，成为党的优秀的接班人。

腐败是一项持之以恒的工作，我们要响应党的号召，团结起来，与不法分子做斗争，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第三篇：2014年份大学生思想汇报：关于腐败

敬爱的党组织

作为当代的大学生，对祖国的腐败的问题是比较关注的，因为这牵连着全国的人民根本利益，贪官腐败，必然导致民不聊生。腐败是世界性的问题。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也有资本主义国家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中国这样有组织、大规模反腐败的声势，在世界上是少有的。我们每年查处的省 部级领导干部10多名，对腐败分子的惩处也很严厉，杀了不少腐败的高官，大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小到科员不都因腐败被枪毙了。我们对干部的要求也较严格，有些事在西方不算问题，但在中国却是绝对禁止的。在西方，官员在生活作风上闹点名堂、赌博甚至嫖娼，是不会受处分的，可在我国却不行。如果嫖娼，要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我们反腐败度大，对腐败问题处理也比较严，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腐败呢?我国正处在转型时期，方面发展较快，相应的体制机制制度还不够健全，漏洞多一些，腐败也就自然多一些。这个过程，任何国家都经历过，美国也一样。20世纪50、60年，美国经济起飞的时候，腐败问题也很多。什么是腐败，按照世界公认的观点，用公共权力来谋取私利才是腐败。如，利用审批权、司法权、干部人事权等权力谋私，也就是指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

腐败犯罪是无形的，对腐败犯罪的打击和查处的难度也是最大的，而每件腐败案件涉案金额和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社会影响也往往是巨大的。因此，这就要求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对存在的腐败现象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认识，对其存在的深度、广度、以及对经济建设、法制建设、民众心理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做出一个客观、全面的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定期向社会公布。使民众对当前存在的腐败现象有一个清晰、全面的认识，从而增强反腐败的信心，安心地从事经济建设，同时，国家根据评估结果建立有针对性的长效预防机制。这样，国家就可相对地对腐败行为有一个总体的掌控，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预防和控制腐败现象的蔓延，而不再象以前花费了高昂的办案成本却仍总是处于一个尴尬的被动局面。首先我们要明白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那就是权力在运行过程中缺乏有效地监管和牵制，当权者在运用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分配社会各项资源的时候，由于人性上的弱点，导致资源分配丧失公平。腐败作为一种普遍社会现象，其发生和发展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和世界上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存在的。认为腐败只有中国才有或者说中国最严重是一种偏激的认识，其实世界上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腐败比中国严重的都大量存在。而且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当处于某些特定的阶段时腐败会更容易滋生。改革开放以来，我过正处于社会发展不断探索与成熟阶段，各种观念的入侵与交织，经济的高速发展，反腐制度措施的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健全等一系列的综合原因导致我国的腐败发生率相对于改革开放之前有了相当大增加。但是我们必须要正确的认识到，这种腐败的增加是社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个正常的社会现象，纵观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经历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时基本都出现了我国目前所存在的包括腐败在内的各种问题。

广大人民群众必须要正确的认识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和现阶段我国的国情，才能从根本上树立对党执政兴国的信心，激发对生活工作的热情。正确的认识腐败与反腐败之后我们就要着手解决我们就要着手解决目前在反腐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当前反腐败工作的要点，这个体系既要包括从严惩治措施，又要包括着力治本的内容，这个体系必须要把教育、制度、监督、惩治统一起来，在思想教育、法律法规、权力监控、源头治理等方面多管齐下打出“组合拳”。光有制度没有落实，一切制度都将是空壳。“不受监督的权利 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如何让权利在阳光下运行是目前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制度上保证权利运行的公开，同时将监督权交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手中。制度上必须明确党务公开、政务公开是对政府的必然要求，建立责任制，让权利运行时刻处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中。在利用群众监督时，必须拓宽监督渠道，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提高群众的监督意识和水平，完善举报人和证人保护制度，确保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利得到行驶。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只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积小胜为大胜，就一定能够有效建设一个河清海晏、官清民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此致

敬礼!

申请人：入党思想汇报

第四篇：关于把腐败的思想汇报

纪念费孝通诞辰100周年征文

一代宗师26次走访的乡村

——开弦弓村

胡金楠

费孝通先生在人类、社会学方面取得的成就，已被时代所认识，被世人所共睹，尤其对农村经济和农民富裕问题的研究，称其为“一代宗师”或“国际大师”，都不为过。那么，他的调查研究的浓厚兴趣和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来自何方？他取得的累累硕果和里程碑一样的作用、地位又起步于何时何地呢？开弦弓村——一个江南水乡普通的乡村，一个让费孝通先生走访、考察、调查了26次的乡村，你可以在这儿找到答案。

1935年，获得清华大学社会人类硕士学位并获赴欧留学奖学金的费孝通先生，偕同新婚妻子王同惠夫人去广西大瑶山作出国前的社会调查，途中费先生因误入瑶民设置的猎兽陷阱而被石木压伤，王夫人在只身外出求救途中不幸遇难。从此，费先生沉浸在哀痛之中而不能自拔。1936年，费先生胞姐达生女士邀请其至吴江庙港开弦弓村休养。费达生女士乃我国著名蚕桑研究专家、苏州蚕校的创始人郑辟疆先生的夫人，早在20年代初，费女士就配合丈夫带领蚕校师生在苏州近郊农村推广改良蚕种和养蚕新技术。1929年，她到开弦弓村组织农民创办了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并革新缫丝工艺，开办缫丝厂，变一家一户的土法缫丝为机器加工，变传统的手工副业为工业生产，生丝合作社成为中国历史上 1

第一个农民股份制合作社，缫丝厂成为中国第一家农民自己办的工厂，开中国农民集体经济、乡村农民机器生产之先河。

费孝通先生来到开弦弓村后，很快被该村的新景象所吸引，他看到现代工业办到了农村，年轻的农妇村姑当上了工人，在机器上缫丝，像都市里的工人一样地上班下班，她们的工资收入超过了家庭中任何一个男子。他还看到了农民把自产的蚕茧卖给合作社，合作社又把蚕茧运到工厂缫丝，然后出售，入股的农民到年底还可以按股分享红利……开弦弓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变化包括经济方面的农民增收，意识形态方面的思想观念的改变和女性解放，生产方式方面的工业生产，生活方面的作息制度和穿着打扮的变化，等等。

新农村新景象，治愈了费先生身体和心理上的伤痛，使他的精神重新振奋起来，他的社会调查的兴趣和责任心被重新激活并变得更加强烈。在开弦弓村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费先生看、听、问、讲、笔记、摄像，开展了江南乡村历史和现状的实地调查研究。1936年9月，费先生渡洋至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留学，不久便成为世界人类、社会学泰斗马林诺斯基教授的得意门生。两年之后，以开弦弓村为素材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写成，并于1939年公开出版（英文版），引起世界学术界同行的高度重视，被公认为人类、社会学社会调查的“经典之作”。马林诺斯基对该书作了这样的评价：“把人类学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从这本书开始，走上了一条本地人调查研究本地情况，本地民族人调查研究本民族情况的广阔的道路，而且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了一个有

高度文明的中国社会”。

然而，对费先生来说，开弦弓村的调查和《江村经济》的问世，这仅仅是他人类、社会学研究尤其是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一个起步。归国后，他任教于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并主持两所大学联合成立的社会学研究室工作，多次带领学生深入乡村开展实地社会调查，并撰写调研报告和学术论文，很快成长为国内人类、社会学界的著名学者和实地调查的领头羊，国外学术界称其为“中国最杰出的政治分析家”和“中国最深刻的政治评论家”。

当然，费先生始终没有忘记也不可能忘记开弦弓村，因为那儿不仅是他的家乡，更是他学术生命和社会调查的信念复苏的地方。解放后的1956年，费先生终于重返故里对开弦弓村作第二次访问和调查。调查中，他发现这个早在30年代就成为“中国新农村典范”的乡村并没有沿着农民增收的道路继续发展下去，相反，存在着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农副业之间的不协调甚至矛盾问题，于是，如何解决中国农村及农民在政治上翻身而经济上仍然落后的问题，成为费先生学术研究的重点课题和奋斗终身的事业。自1936年至2002年的66年中，他曾26次至开弦弓村走访调查。“江村情结”也成为他一辈子不解的情结。

2007年的晚春时节，民盟苏州吴中区总支的20多位 盟员驱车来到了吴江七都镇开弦弓村——这个因费老的多次走访及《江村经济》著作的影响而名闻于世的乡村。该村陈列有费老自1936年至2002年间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和相

关的文字介绍，陈列室是展示费老从事社会实地调查活动的一个窗口，照片是费老一辈子服务农村服务农民经历的缩影。阅读这些照片和文字，钦佩、敬仰之情在每一个参观者 的心头潜滋暗长。该村副业社的姚社长为我们介绍了费老26次访问并指导开弦弓村的往事。姚社长是一位受费老思想、信念、作为、贡献影响而进行研究的农民，他的介绍充满了对费老的尊敬和爱戴，他说：费老没有一点儿大学者、大干部的架子，每次来开弦弓村都和乡亲们打成一片，拉家常问寒暖，当然最关心的还是农村经济、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农民的收入问题。费老不但亲农亲民，还敢于替老百姓说真话。1956年第二次来访时，乡亲们对费老姐弟说了许多牵记和感激的话，费老对乡亲们说：“我的愿望是让中国普遍的老百姓都富起来，我的姐姐这样做了，我只是搞搞调查，写写文章。”如今细细品味这句话，你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伸出大拇指来赞一声“正确、高明、伟大”，这“普遍”是什么含义，是“大多数”，它有别于“一部分”和“少数”。1957年，费老写出《重访江村》的文章，文中真实地反映了农村经济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岂知该文和另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竟然成为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罪行依据，并失去了从事学术研究的自由和权利。直到重获学术生命之后的1981年，费老才第三次走访开弦弓村。从此之后，费老平均每年去一次开弦弓村，有的年分去过两次。姚主任的讲解还采用了多媒体的视觉效果。这时荧屏上出现了1982年费老四访江村时写下的一幅书法作品——“江南好，风景

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这是一首词，是唐代做过苏州刺史的白易居回到洛阳之后的怀旧之作。费老当然不是简单的抄写和借用，更不是书法练笔，他另有深意，那就是他牢固而浓烈的“江村情结”和中国“农村、农民情结”。姚主任的介绍在临近结尾的时候为我们展示了一组数据：被费老称之为“江村”的开弦弓村，如今发展成为有24个村民小组、787户3000余人的新农村，其中730户住上了楼房，全村有彩电1015台、空调286台、电话（手机）1368部、摩托车429辆、轿车49辆，村民收入逐年提高，村级经济和社会公用事业都得到了快速和健康的发展，开弦弓村，就像一张拉满的弓弦，正蕴积着经济活力和发展后劲，在农村现代化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可以告慰费老的是：在江南地区，像开弦弓村这样经济快速发展的乡村很普遍，老百姓也普遍地在富起来——这正是费老先生所追求所希望的！

第五篇：思想汇报 腐败,离我们远去

思想汇报

思想汇报

腐败，离我们远去——论腐败的产生与灭亡

敬爱的党组织：

当下的腐败现象层出不穷。腐败是国家，人民乃至全社会的公害。它严重消耗了社会财富，造成社会分配中的不公平，也扩大了贫富差距。腐败现象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出现的。鉴于我个人对腐败问题的思考，我写下了这份思想汇报。

问题由来：我对腐败的产生与灭亡的思考，源于2011年9月21日的一堂毛概课，在那堂课上我收获甚多，故以个人之见写下了这篇思想汇报。

讲腐败，论腐败，那么得首先明确什么是腐败。《现代汉语词典》里对腐败有以下几种解释：①腐烂；②指制度、组织、机构、措施等混乱黑暗；③指人的思想陈腐或行为堕落。很明显，我们要讨论的腐败是后面两种。

腐败，其本质是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从广义上来说，腐败是指行为主体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职权或偏离公共职责的权利变异现象；从狭义上来说，腐败泛指国家公职人员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权利的权利蜕变现象（以上广义和狭义的定义来自于百度百科）。

我认为，腐败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社会是历史的社会，是历史在当下的延续，是明天的历史；历史是昨天乃至前天的社会。在此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说两者是相通的。

首先来讨论一下腐败的产生。腐败的产生有其必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实践基础，因此从腐败的产生这一源头上去了解腐败，对其性质会有更深的理解和把握。

我认为腐败的产生至少有以下四个原因。

1.腐败自古就有，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刚才讲过，现实与历史，社会与历史是相通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此之谓也。腐败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贪污。那么这里我简单举几个例子。

① 东汉外戚梁冀

梁冀，东汉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人，做过大将军。他在朝廷里横行二十几年，人称“跋扈将军”。正直的大臣李固、杜乔等人多次弹劾梁冀但最终都被梁冀杀害。公元158年，26岁的汉桓帝刘志为了夺回大权，在宦官单超、具瑗和司隶校尉张彪等人的帮助下先发制人，包围了梁冀的住宅，逼迫梁冀夫妇自杀。遭到处置的梁冀党羽达300多人，一时间朝廷几乎没人上朝了（是时事卒从中发，使者交驰，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数日乃定，百姓莫不称庆。——《后汉书·梁冀传》）。梁冀被抄家后，桓帝将其财产进行拍卖，得到30多亿银钱，相当于当时国家税收的一半（收冀财货，县官斥卖，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税租之半。《后汉书·梁冀传》）。

② 南宋权臣陈自强

陈自强在南宋宁宗时期做到了右丞相。他依仗着自己曾是实权人物韩侂胄的启蒙老师，贪赃枉法，什么坏事都干。凡是求官的人，他都先派人谈好价钱，一切都办妥后再“光明正大”地授官。当地方官的公文送到京城，如果没有在第1页

封函上注明“某物多少一起献上”，那陈自强根本就不会去打开看。后来韩侂胄北伐失利，陈自强失去靠山，又因谎报军情被朝廷罢免，最终死于流放地。

③ 明朝御史刘观

明宣宗时期，最大的贪污犯竟然是四朝元老左都御史刘观。刘观是当时的全国最高司法官，但是他执法犯法，大肆贪污受贿，对社会风气产生恶劣影响。后来刘观及其子刘辐被贬到辽东戍边，刘观最后死在了那里。

④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清朝雍正时期由于执法严厉，贪污腐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到了乾隆中期以后，官场贪污成风。和珅因深讨乾隆的欢心，官至兵部尚书。乾隆去世后，和珅被嘉庆帝下诏令其自尽，并且家财全部被抄没。所有和珅家产（包括官俸所得和贪污受贿），除了某些稀世珍宝难以计价外，估计总额在两千万到三千万两之间，平均每年约贪污银100多万两。按清中期米价，100多万两可以采购稻米70多万石（出自《清史编年第七卷嘉庆朝》），而《清稗类钞》中竟然称“籍没（和珅）家产，至八百兆有奇”，即八亿两以上。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当时全国财政收入每年只有七千万两左右，和珅再贪也不至于在二十多年时间里聚敛到相当于全国十几年财政收入总和的财富。

但毋庸置疑的是和珅确实贪了很多，为此民间流传着“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

以上提到的四个人，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四大贪官”。当然中国古代贪官远远不止这四个。可见，腐败问题自古就有。这一恶劣现象已经根植在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族心理之中了。

历史是有惯性的，即所谓的“历史惯性”。腐败问题由来已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此这一历史现象的历史惯性是相当大的。即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已经步入了二十一世纪，已经步入了社会主义阶段，但是腐败问题依然存在。在腐败的治理上，我们和我们的祖先遇到了同样的难题。

在这一强大的历史惯性下，腐败至今存在。或许它会一直持续到人类社会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点将会在后面论证）。

2.统治阶级的纵容。

这点理由似乎很多人都不敢相信，统治阶级竟然会纵容腐败，但这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封建社会这点表现得尤为明显。那么统治阶级为什么要纵容腐败呢？说白了，也就是你要有把柄握在统治者手里。这样一来统治者就拥有对你生杀予夺的权力——因为你贪污，因为你腐败。统治者随时可以把你降职或者流放或者处死，这就是欲擒故纵的道理。当然统治者纵容腐败最根本的目的是维护自身的统治，防止周边的人功高震主或者是尾大不掉。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历史上那么多原本清正廉洁的人为什么会去搞“腐败”了。这里也简单举几个例子。

①战国四大名将之王翦

始皇二十五年，即公元前222年，王翦率六十万大军南下平楚，秦王嬴政（当时还不是秦始皇）亲自送至灞上。临行前，王翦向秦王索要了大量的田产、财物。大军行进途中，王翦又多次派使者回咸阳，向秦王确认封赏之事。想想堂堂秦国上将军，竟然贪到自己的主公头上来了。对此王翦解释说：秦王粗暴

而不信任人，我如果不多要求赏赐田产、财产以积子孙，秦王怎么会放心把全国的军队交给我呢（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耶？《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②汉初三杰之萧何

当刘邦征战在外的时候，萧何镇守关中并将其治理得井井有条，同时为刘邦的前线部队供应粮草。刘邦多次派人回关中慰问萧何。这时就有人跟萧何说危险来了，刘邦三番五次派人过来不明摆着是对你有疑心吗。萧何在关中施惠于民，深得人心。如果萧何据关中为己有，刘邦本事再大也回天乏力了。当萧何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又有人给萧何出主意：强占百姓田产，往自己脸上抹黑。萧何无奈，长叹一声也只能照做了。当刘邦得知萧何在关中强占民田，弄得民怨沸腾，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很高兴，而萧何也因此打消了刘邦对自己的怀疑。

③南宋中兴四将之韩世忠

韩世忠，字良臣，陕西绥德人。韩世忠一生征战沙场，所向披靡，为人正直坦荡。但是当我们翻阅史书时会发现韩世忠在老年时变得“圆滑”了。比如好几次韩世忠跟宋高宗赵构说自己想要买临安（今杭州）某处的房子，而且开口很大，出价很低。而宋高宗则是立即下诏将那宅子赐给了韩世忠。此外韩世忠还经常向宋高宗索要各种赏赐，宋高宗很是高兴。很明显我们看得出来，韩世忠是在自保。在当时，朝廷里奸臣当道，投降派占据了主流，韩世忠唯有以此来打消宋高宗对自己的怀疑。

④ 精忠岳飞

岳飞是我最喜欢的历史人物，他的一生风起云涌，波澜壮阔。岳飞是一个很完美的人，或者说作为一个臣子，他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不贪财，不好色，一生舍家为国，大公无私（仅以上几点就无人可及），但是岳飞无疑也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一个悲剧。承刚才的第二点理由来讲，统治者是纵容腐败的，是允许甚至支持鼓励腐败存在的（当然腐败要有一定的“限度”），而岳飞高洁的品格无疑是赵构眼中的“另类”。岳飞太完美了，宋高宗根本就抓不住他的把柄。在封建社会，在重文轻武的宋朝，这也是岳飞悲剧的一个潜在原因。

因为统治者“喜欢”有缺点的臣子。当然了退一万步讲，如果岳飞也随大流，去搞贪污腐败，那还会是我们铁骨铮铮的岳飞吗？我举岳飞这个例子绝对不是在说岳飞的“不足”（况且不贪污腐败根本就不是不足之处），而是强调统治者和制度自身的缺陷。

可见，历朝历代，统治者在打击腐败的同时也在潜意识里纵容腐败。

3.制度的执行力问题

制度执行力不到位，这是制度本身存在的漏洞。一套好的制度本身也应该包括能把该制度很好地贯彻下去的体系或机制，也就是说，一个制度如果连最基本的把自身贯彻下去的能力都没有，那么这就不是一个好制度。当然了，制度本身不会贯彻自己，因此刚才讲的贯彻制度本身的体系或机制是针对人而言的，是一种能保证人去把制度贯彻、执行下去的机制或能力。

法治社会的悲哀在于有法不依而不是无法可依。斯言是也。

这里我想起了洪武大帝朱元璋对待贪污腐败的铁腕风范。

朱元璋对待贪污腐败的官员可以说是到了恨之入骨的程度了。按明朝的规定，凡是贪污达到60两银子以上的，立杀！那60两银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按《明史·食货二》中的相关记载，再结合2006年的大米均价，60两银子约等于现在39648元人民币。

也就是说这个法律如果留到现在，估计现在的官员都要被“填草”了。这里顺便解释一下“填草”。朱元璋皇帝为了增加震慑力度，保证反贪污腐败法的执行力，在县衙的大门和二门之间设置了一个土地祠。土地祠这个地方就是用来剥人皮的。朱元璋规定，将贪官污吏处死后还要把皮剥下来，然后在皮内填上稻草，做成稻草人并挂在公座之旁，供众人参观，威慑腐败分子。

这是相当冷血相当残酷的法律，但是也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贪污腐败的发展。

这里我们就要反思，制度的执行力问题和漏洞问题是治理腐败成效不大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我们究竟该何去何从？

4.私有制与贪婪化

经济上的私有制导致人性的贪婪化，我认为这是腐败存在的根源所在，也是催生腐败的最根本的土壤。私有制起源至今，在人类历史上占据了绝大多数的时间和空间，这是公有制所没办法比的。目前我们是无法改变经济上的私有制的，因此当下也无法真正克服腐败——至少现在依然没有绝对有效的机制和方法。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一共会经历五种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其高级阶段为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是这么描述的：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地发展。这就必然意味着在经济所有制问题上会发生变革，即从私有制到公有制。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经济上的公有制必然会使人性的贪婪化得到根治。

讲到这里我们已经得出了有关腐败灭亡的结论了。腐败是一个历史现象，是社会发展阶段中必然存在的现象，它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自然而然地消失。马克思认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将会消失，而我则更认为，不仅国家，货币可能也会消失。

补充：打击腐败，事在人为

历史的发展是客观的，我们不可能跨越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解决掉本不该是由这个历史阶段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跨越生产力去根治腐败——至少当下没有一个国家做到了。

那是不是说当下腐败无法根除且又会在将来自然而然消失，那么我们就可以撒手不管，任其自由发展了？当然不是——尽管它迟早会消失。

不仅不是，而且绝对不可以。在当下无法根治腐败但是我们依然要严厉打击腐败。

这里也顺便简单提及一下腐败的危害。腐败会危及和破坏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实施，又会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动摇我国社会的政治基础，破坏社会风气。腐败问题是对党，对国家，对社会提出的挑战和威胁。同时，腐败也会危害腐败者自身以及周围的群体，带来恶劣影响。

如果不严厉打击腐败，那么社会风气会江河日下，社会各种矛盾会迅速滋长以至于激化。这无疑是历史和社会的倒退。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在严厉打击腐败中推动社会的进步，历史的发展。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能通过实践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一点：虽然在当下我们克服不了腐败但是我们依然要坚决予以严厉打击，绝不松懈，直到它消失在历史的天空或者主动退出历史的舞台（这也是反腐败过程中得一个“尴尬”场景，一边打击腐败而另一边腐败泛滥，怎么打击似乎也消除不了腐败）。

腐败问题，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一个极其棘手的课题，这也是我们以及明天的我们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在它远去之前，让我们打击它吧！

仰望历史的天空，人类社会的车轮滚滚向前。那个美好而又遥远的国度，共产主义的星火，终究可以燎原。最后，用康德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世界上有两种伟大的事物，我们越是经常、越是执著地思考它们，我们心中就越是充满着永远新鲜、有增无己的赞叹和敬畏——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

腐败，会离我们远去！会的！

以上是我本次的思想汇报。请党组织在实践中考验我！

汇报人：毛庆略

2011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