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腐败原因
浅谈腐败的原因及惩治策略
沈为东
【内容摘要】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腐败现象也随之蔓延,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危害。腐败无处不在,在我的生活中不断滋生着。官场、商场、考场无孔不入。本文分析了腐败的含义及腐败的原因。并简要提出一些我国现阶段惩治腐败的策略,对于深入进行与腐败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腐败
原因
惩治
策略
目录
一、腐败的含义
二、腐败的原因
(一)思想根源上分析
(二)从文化根源上分析
(三)从经济根源上分析
(四)从社会体制根源上分析
三、惩治腐败策略
(一)紧紧围绕和国家中心工作,对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深入发展
(二)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作风建设进一步加强。
(三)认真落实《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工作规划》
(四)坚决查办违纪违法要件,保持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
(五)加大纠风工作力度,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六)扎实推进专项治理,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强烈的突出问题。
(七)加强教育和管理,加强的领导干部的监督和检查。
(八)深化改革创新和制度建设,从源头上放置腐败工作的持续深入。
浅谈腐败的原因及惩治策略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腐败现象也随之蔓延。2009年两会的报告反映了5年来,供案侦查贪污贿赂,索职侵犯犯罪案件179696件。共涉及13209487人。涉嫌犯罪的县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73939人。
腐败无处不在,在我的生活中不断滋生。官场、商场、考场无孔不入。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给中国经济带来极大的危害。与我党的性质和宗旨严重对立。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严重的破坏性。反腐倡廉建设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保持党的先进性,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在党的十七大会议中,第一次把反腐倡廉建设同思想建设、组织作风建设和制度一起确定为党的建设基本任务,并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写入了党章,以党内根本结构的形式固定下来。一 腐败的含义
腐败是一个政治性概念,专指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公职人员滥用公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各种行为或者活动。腐败的表现形式各种各样,无论以何种表现形式,其实它都是滥用公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简而言之就是以权谋私。
腐败损害法律权威、犯公共利益、败坏社会风气、动摇经济基础、威胁社会稳定,对社会的不可持续发、科学发展、稳定发展、和谐发展等都存在潜在的巨大威胁,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腐败的主体是国家公权力机关和国家公职人员。第二,腐败的方式是滥用公权力。
第三,腐败的结果是权力最终成为攫取私人利益的工具,以权谋私,以致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二 腐败的原因
通过的一些腐败案件的思考和学习了解因内外一些廉政建设做法,腐败成因是多方面的。现着重从思想、经济、文化、体制四个方面分析腐败的成因。
(一)从思想根源上分析。违法者之所以走向腐败,不是一时冲动,更不是偶然发生。这些人无论学历高低,职务高低。普遍设有良好的基础。有的领导常常借工作繁忙推脱参加政治教育或法制培训的机会,松懈了思想防线。使犯罪苗头得不
到及时遇制。在走向领导岗位时,还能严格要求自己,工作有业绩,群众口碑好。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位的变化,外部环境的影响,私欲开始膨胀,进而利用职务之便,走向腐败犯罪。其思想根源有三:一是民主意识较差,特权思想严重,在决策上不走群众路线,不发扬民主作风,一意孤行,搞一人说了算,专制导致腐败并诱发犯罪。二是受贪图享乐奢侈生活方式的影响严重。一些自制能力较差的人容易受不健康影响,外来生活方式的浸染和金钱物欲的诱惑,经受不住形形色色灯红酒绿的考验,追求腐朽的生活方式,入不敷出,以权钱交易满足私欲。三是拜金主义影响严重。受金钱至上思想观念的影响,认为“权就是钱”,把自己手中权力作为在市场经济中交换的“筹码”。一心钻进钱眼里,为在经济上“翻身”,以贪婪之心大肆贪污受贿,利用职权聚敛不义之财。
(二)从文化根源上分析。反腐败是严肃的政治斗争,也是文化和道德观念的较量。在反腐败体制还不健全当下,不能忽视包括从精神上孤立腐败分子等“反腐败文化”的功能。正如有识之士所言:如果腐败呈现出流行化的趋势,除了体制层面的原因外,还由于获得了一种文化上潜在的支持。文化腐败的主要原因有:一是领导干部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腐败思想文化的侵蚀。权力观、利益观、道德观和群众观扭曲,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二是全民廉政教育溺脉《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提出,成功的反腐败策略还应包括预防和社区教育。原黑龙江体改委主任宋士台曾潜逃境外十三年,他在忏悔书中写道:当华人得知他是一个涉嫌贪污的大陆官员时,都十分反感和冷漠,造成了“难以名状”的精神痛苦。树立一个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势必会让腐败分子似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三)从经济根源上分析。腐败是与重大的经济体制变革挂的上钩的。每当经济体制发生重大转变、利益格局发生重大调整时,权力腐败总是乘虚而入,利用手中执掌权力的优势和不法商人相勾结,疯狂抢占“利益制高点”,将利益的天枰向自己、自己的“利益集团”倾斜。九十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期,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化期,新一轮的重大腐败案件往往都是围绕着超大规模的工程,围绕着“固有资产的出售”、“国有企业的改制”展开,深深的烙上了“权力资本腐败”的时代痕迹。经济腐败的主要的原因:有的领导干部,对于预期个人收入期望太高,执迷所谓“高薪养廉”,加上我国现行体制下社会保险制度的不完善,一些领导干部在任时和离任后反差太大,心里难免失衡。四川省原交通厅厅长刘中山正是看到自己快要退下来了,想在离职前捞一把,为自己留好后路,结果走上不归路。
(四)从社会体制根源上分析。一是政治体制根源。邓小平同事曾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严重妨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在市场经济中,一些行业XXX凸显计划经济经营模式,这种体制主要的弊端是一种严重官僚主义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河南交通厅一位负责制作计划的同事感叹,每年究竟有多少投资是在酒桌上拍板的,谁也讲不出,计划只好按照厅长的喜怒哀乐倒着数。另外是对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制约机制 相当薄弱。没有形成规范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二是经济体制根源。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政企关系仍未得到科学解决,公平竞争机制还未建立起来,完整的市场调节体系还未形成,这就 给一些人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提供了条件。在一些交通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混乱、粗放、不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监督措施。三 惩治腐败策略
腐败的实质是权力的异化,腐败的成因是内因和外因的两部分组成:内因来自本能因素和思想因素,外因则只要来自权力失控和社会思想环境。下面就从最基本的观点,就惩治腐败提出几点建议:
(一)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对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深入开展。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执行党的政治纪律,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党的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和“十二五”规划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开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监督检查,重点对中央关于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管理通胀预期、水利改革发展、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以及规范和节约用地、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组织中央检查组对20个省(区市)进行集中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突出问题。
(二)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作风建设进一步加强,各地区各部门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要求,广泛开展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教育,结合实际开展领导干部定期接访和下访、治廉治懒治散等工作。认真落实中央关于党政机关履行节约各项要求,严格公务接待经费管理,健全制止公款出国(境)旅游长效机制,2011年公务接待、因公出国(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作经费预算比上年压缩57.4亿元。严明纪律要求,加强对换届风气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反组织人事工作纪律的问题,保证地方党委换届工作顺利进行。深入推进基层党风廉政建设,颁布实施《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
职责若干规定(试行)》,建立健全财务监督机构,加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管理、国有企业、高等学校、公用事业单位、城市社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新社会 组织党风廉政建设得到加强。
(三)认真落实《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中央纪委全面总结近年来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成效和经验,明确了2012年底前的重点工作,对部分省(区市),中央和国家机关及中央企业落实《工作规划》情况开展专项检查和重点抽查。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认真贯彻《工作规划》,整体推进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纷、惩治工作,狠抓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各项任务的落实。加强反腐倡廉体制、机制、制度的建设。健全防治腐败法律法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初步形成。
(四)坚持查办违纪违法案件,保持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2011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1345814件,立案137859件,结案136679件,给予党政纪律处分142893人,涉嫌犯罪被移动司法机关处理5334人。严肃查处了刘志军、张家盟、刘卓志、宋晨等一批大案要案,同时重点查办了一批涉案人员职级不高但涉案金额巨大、影响恶劣的案件。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扎实推进,全国共查办商业贿赂案件1.58万件,涉案金额48.11亿元。坚决查办和积极预防渎职侵权违纪违法问题。
(五)加大纠正工作力度,坚持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纠正违法违规征地拆迁行为,对于一批强制拆迁致人伤亡案件进行调查处理,给予相关领导干部党纪政纪处分和行政问责。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纠正医药购销和医疗服务中的不正之风、治理教育乱收费等工作继续深化,清理公路超期收费等违规收费工作。
(六)扎实推进专项治理,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强烈的突出问题。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深入推进,全国共排查工程建设项目42.46万个,查办违纪违法案件2.02万件,节约经费12.2亿元。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取得初步成效,全国党政机关共清理出违规车辆17.95万辆。
(七)加强教育和管理,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和检查。认真贯彻《关于加强领导干部反腐倡廉教育的意见》,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活动,大力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积极推进廉政文化建设。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实施办法》,对廉政准则贯彻执行情况开展专项检查,坚决整治领导干部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多占和买卖住房、利用职权以委
托理财等形式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问题。贯彻《党政主要领导和国有企业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全国共对2.6万名领导干部进行了经济责任审计。贯彻新修订的《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全国共对45.2万单位执行责任制情况进行检查考核,对4823名领导干部给予责任追究。认真贯彻新修改的行政监督法,行政监督职能作用得到加强。
(八)深化改革创新和制度建设,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持续深入。积极推进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项目开展第六轮集中清理和审核论证,加强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建设。继续深入投资机制、干部人事制度、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以及财税、金融、国有企业监管体制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加强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实行财政预算公开,90多个中央部门和27个省(区市)公开了预算,99个中央部门和一些省市公开了“三公”经费。反腐败国际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强,各地区和部门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反腐倡廉精神,探索和实行了一批创新新举措。
惩治腐败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任重而道远,希望各级领导以身作则,在党中央
的领导下将腐败现象消灭在萌芽状态,为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学习时报2009 2 晋城廉政报2009 3 中国日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 贺国强监督学
第二篇:腐败原因分析
国内腐败原因分析
今年6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在对一项全国优秀金融论文评比进行公示时,披露了央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的一份名为《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的课题报告。上述报告详细披露,中国腐败分子通常利用现金走私、经常项目下的交易、对外投资以及信用卡工具等八种途径向境外转移资产,上述报告并称这已对中国金融稳定造成了影响,而且对于外逃腐败分子及其转移资金数额,至今仍没有公认的统计数据。
上述报告还援引社科院的一份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这份课题报告显示的完成时间为2008年6月。而2008年至今,国内腐败分子在落马大小官员的审讯中暴露出来的贪污腐败上亿不明来源财产的情况比比皆是,已经不足为奇。最近在网上网下火红的“最牛工商局长”,因记者暗访而大闹出版社的辽宁省工商局长儿子经营的,据连锁店总公司证实融资必须在800到1000万以上包点连锁店的资金来源不明,让此局长停职接受调查了。且不论纪委和检察院之前哪去了,此局长不明来源的巨额财产不过是表面事物,在其背后人民和国家的权利受到了怎样的侵害是无法计量的。
国内腐败问题,协同“三公”消费、行政不作为等,在经济发展到所谓到达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人民依然普遍深感看病难、上学难、就业难、住房难等基本生活质量得不到保障的今天,早已成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现实问题,而腐败问题,首当其冲。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腐败,同时是一种犯罪行为。从犯罪学的角度看,犯罪的原因是多种多样,呈星云状的。腐败分子的“事迹”在主流媒体的描述中,总是给人们一种这样的感觉:腐败分子是自己选择了堕落,是其本人经受不住金钱、美色、权欲等自愿一步步走向腐败犯罪的深渊。他们有这样的一套逻辑——难道位高权重者的贪官们还有什么在逼迫他们贪污腐败吗,况且那些声色犬马的生活是多么诱人,经受不住诱惑也是很正常的——并以此为腐败横行的主要原因。腐败犯罪片面归罪于个人因素,不仅导致了腐败的真正根源得
不到科学认知,更因此招致了治理腐败所谓“杀鸡儆猴”政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限性,也形成了越打击越腐拜,腐败官员级别越来越高,涉案金额越来越大,民愤越来越大的局面。
在现代犯罪学理论中,犯罪原因不能片面的归咎于个人原因,每种犯罪行为都是由深刻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构成的,腐败也不能例外。
在西方有这么一句哲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在国家成立之初,人民放弃私权报复而把自身的一部分权力让渡出来,交给国家统一行使国家权力,这不只是西方社会契约论的理论,我党自立党之日始,就坚持党和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的观点。而国家权力具体实施是通过国家机关以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立法、司法行为来实现的,归根到底是人的行为决定权力的去向。当强大的国家权力由个人支配,权力就会在各个领域寻找制度漏洞,或出卖权力或以权谋私。犯罪学认为,犯罪人都是理性犯罪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前都会计算其犯罪成本。犯罪成本等于惩罚力度与受惩罚概率的乘积。在我国,对腐败犯的刑罚可直至死刑,腐败犯罪的惩罚力度不可谓不大。然而,腐败犯在我国受到调查审判的概率有多大呢?前不久广东茂名市原市委书记被停职接受调查时曾言:这位高官的话到底有多大的真实可信度,我想,每个人自己都有自己切身的体会。也即是说,因腐败犯罪被发现,进而被调查,再被判刑的概率是如此之低,而犯罪后受惩罚的概率过低,直接导致的是贪污腐败的横行蔓延,国家法律追求的公正和效率两大目标和党政形象,更是社会道德的沦丧和人性的泯灭。另一方面,与我同源共根的我国香港和新加坡却有着廉明的政治环境。我国香港和大陆在地理上唇齿相依,但是香港的政治清明度是世界公认的,作为拥有76.7%华人华侨的新加坡更是清廉之邦。其实,我国现阶段所处社会各种矛盾凸显的转型期,在西方,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改革跟不上经济改革的步伐;市场经济拜金主义等固有的局限;社会竞争环境恶劣社会保障缺失等原因下,掌控了国家权力的人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现象也一度非常恶劣,而并不只是我国的特殊国情。所以说,在我国大陆,腐败犯罪人的因素被过度放大,而社会层面的因素被人为忽视。
因此,国内严峻腐败现象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当前社会制度建设不够完善导致的权力监管与权力过度集中的脱节。我想说的是,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包括腐败问题在内,许许多多的问题都不可避免,这不是形而上的不可知论,而是历史唯物观。个人的原因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被激化也是历史条件下的必
然。再者,无论是什么问题,包括腐败问题,个人原因也好社会制度原因也好,都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的。当然的,这不是说我们要任由腐败犯罪的发展,而是要认识到,腐败问题在我国现有阶段的治理,绝对不能只强调个人的道德素养的缺失或法律意识的淡薄,而应该尽最大努力推进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尤其要在社会矛盾凸显的今天完善权力监管制度,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国家蛀虫对国家财富的窃取和对人民利益的侵害。
第三篇:腐败原因及遏制
腐败原因及遏制
腐败是世界各国无一例外要面对的一大难题。联合国某年测算表明,“政府的腐败”每年使世界约损失资金6000多亿美元,腐败已经成为不少国家执政党丧失政权,领导人下台的直接原因。腐败是一个世界通病,也是一个历史通病。翻阅自古至今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人类自从出现了阶级,就有了腐败现象,过去有,现在有,甚至可以说将来可能还会有。中央有,地方有。政府有,基层也有。所谓腐败无处不在,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地滋长着。官场、商场、考场无孔不入。腐败活动的猖獗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每年得投入巨大人力、物力从事反腐败活动。究其原因,腐败发生主要是因为法律的不完善、反贪机制的不健全和官员的权力过大、不受约束等。而最根本的就是他们的观念变质,产生了私人的贪欲。
何谓腐败?就语义而言,是谓腐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1中的腐败即为此义。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它是指一个社会像一个有机体那样腐烂、变质,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在现象层面上,腐败意味着一个社会充斥着公务人员的贪污、腐化、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挥霍浪费社会公共财物、假公济私等丑恶现象,以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贯彻,官僚主义严重,思想滑坡、道德失衡,社会风气败坏;2从实质上看,腐败是权力变质和异化的产物,是权力的腐化,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偏离既定的目的,不再为公共利益服务,而是被用来换取个人利益,成为社会上少数拥有权力者或集团攫取私人、局部利益的手段或工具。因此,腐败实际上是权力和金钱的交换,或者说是权力的商品化与金钱的权力化。
腐败现象给一个社会所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它不仅浪费了社会财富,造成经济秩序的紊乱,破坏了经济建设,阻碍了经济发展,而且严重地影响了政府形象,败坏了政治的清正廉明;更有甚者,它导致了社会风气的恶化,以致社会呈病态化,道德水准下降,是非正义感丧失。社会为腐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正如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指出的那样:行贿受贿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恶性肿瘤,它蚕食着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的基础,使国家无力实施自己的法律和法规。改革即使通过了也很难实施。4腐败对于一个正在变革中的社会确实具有极大的危害性。能否抑制腐败,消除腐败现象,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健康发展,因而成了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关键。对于今天的中国,尤为重要。邓小平同志的话可谓一针见血:“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腐败的实质是权钱交易,是权力异化的结果,这是由权力的性质所决定的。政治学中的权力理论认为:在权力不受限制或社会控制薄弱,而行使权力者自身又缺乏道德约束力的情况下,就会走向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是为阶级社会的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目前,我国社会生活中的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目前,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腐败现象的伴生具有某种必然性。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是以市场配臵资源,以市场调节经济生活。而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只具有雏形。与市场相配套的一系列体制还没有建立完备,市场机制远未完善。前述政府庞大的权力仍然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政府在体制、职能、机构、人员、运作等诸方面仍然紊乱、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在这种新旧体制并存的情形下,社会管理出现许多盲点、空点,例如价格双轨制、行政管理高度集权与供求矛盾突出的并存就易于产生为紧缺物资而行贿受贿、“官倒”等腐败现象。这样,权力更易于与金钱相结合,“寻租”更为容易,腐败现象因此大量发生。由此可见,“腐败程度与社会和经济现代化的发展速度确实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
法制不健全,缺乏完备的监督机制。就法制建设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没有一套完备的反腐败的法律体系。权力需要制约,没有制约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况且人性中本有趋利避害的因素,更须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和引导。我国近年来法制建设固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的法律制度还欠完善,没有系统的关于权力的设立、运行、行使及法律责任等方面的法律制度,更缺少专门遏止政府官员腐败的法律如“反贪污法”、“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等。经济立法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行政权力在市场中的运行没有充分的规范约束,经济运行无充分的法律依据,利益归属没有明确的划分,各类市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无序、失控的状态。国有资产产权界限不明,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无有效的法律控制手段,等等。在这样一个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控制的、法律秩序紊乱的经济环境中,权钱交易、不正当竞争之类的腐败现象就势所必然了。其二,执法行为缺乏力度,不能有效地实现法律的目的。许多领域并非无法可依,而往往是“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党纪、政纪代替法律制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原因是执法环节缺乏有效的程序规范和责任机制,执法者往往可以为所欲为,不受追究。其后果是法律的权威荡然无存,民众对法制建设丧失信心,无法建设良好的法治秩序。而执法过程中的交易更成为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之一。就监督机制而言,主要表现为:没有完备的权力监督机制。行政权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益膨胀,这是社会的需要,本来无可厚非,可相应的监督制度却没有得到发展,以致行政权力失控,滥用权力成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固有的权力机关对行政权等权力的监督,由于没有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操作规范而流于形式,不能发挥实际作用,现有的一些监督机构如行政监察机关等,其职权手段都不够强大有力,不能满足需要。社会监督处于无法可依的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明确赋予公民以监督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除了“信访”等有名无实的途径之外,公民的监督权力没有法律制度予以保证;新闻舆论的监督也是无法可依,更因为权力机构行使权力的透明度不高,一般不为社会所知晓,极有限的社会舆论监督也往往无从着手。
反对腐败,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中国共产党走的另一条长征之路。夺取反腐败斗争的胜利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反复之所以显现出长期性,是因为反腐败斗争本质上是反对剥削阶级的思想与行为的斗争,他与中国共产党要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的目的相一致,在党的最高纲领实现之前,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剥削阶级及其思想意识,那么其派生物——贪污腐败行为就会存在。实现党的最终奋斗目标的长期性,艰巨性,反复性,决定了反腐败斗争的持久性。腐败现象的发生除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作祟外,还与革命与建设事业中体制,机制,法制上的完善与否有关。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在新机制的建立与健全过程中,在新机制的创建运行过程中,难免有“疏漏”、“缝隙”、“漏洞”和“时间差”,有些人就利用它,大肆贪污,搞投机活动,严重损害了人民利益。所以反腐倡廉的根本措施之一是深化改革,健全机制,体制,法制,但要做到这些,向其他新生事物的成长一样,需要经验的积累和时间,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反腐倡廉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治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
作为祖国后备力量的主体——大学生更应该认识到今天的局面,认识到“廉洁”所面临的挑战,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从而带动社会的和谐发展。正所谓:欲廉洁,先修身。对处在社会化重要时期的大学生来说,修身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当代大学生,廉洁修身是社会对大学生的殷切期望。当代大学生的崇高使命已经由人民赋予,在党的十六大会议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使命,既是全国人民的历史使命,也是大学生的崇高使命。而致力于中华民族崛起和复兴是当代大学生的首要使命;科技创新是当代大学生的职业使命;此外,大学生还肩负着名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的文化使命。这些使命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学生提出了具体的人才规格要求,其中廉洁修身就是其核心内容之一。社会腐败现象一直是大学生廉洁修身的主要制约因素,其负面影响既体现在大学校园之内,更多体现在大学生走出校园之后。有些腐败分子在大学阶段也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但步入社会以后,廉洁修身的道德免疫力在强大的腐败面前瓦解。尽管很多大学生知道腐败可能破坏廉洁的美德,可能伤害自己的荣誉,甚至可能剥夺自己的自由,但也有一种可能,如果腐败不被追究,却可能给自己带来巨大利益。在思想上的利益博弈中,一旦腐败的合理性占了上风,腐败便由可能走向了现实。所以引导大学生抵御来自社会腐败的侵扰,是廉洁教育的根本目的。
第四篇:腐败原因与遏制
腐败
腐败是世界各国无一例外要面对的一大难题。联合国某年测算表明,“政府的腐败”每年使世界约损失资金6000多亿美元,腐败已经成为不少国家执政党丧失政权,领导人下台的直接原因。腐败是一个世界通病,也是一个历史通病。翻阅自古至今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人类自从出现了阶级,就有了腐败现象,过去有,现在有,甚至可以说将来可能还会有。中央有,地方有。政府有,基层也有。所谓腐败无处不在,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地滋长着。官场、商场、考场无孔不入。腐败活动的猖獗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每年得投入巨大人力、物力从事反腐败活动。究其原因,腐败发生主要是因为法律的不完善、反贪机制的不健全和官员的权力过大、不受约束等。而最根本的就是他们的观念变质,产生了私人的贪欲。
何谓腐败?就语义而言,是谓腐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1中的腐败即为此义。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它是指一个社会像一个有机体那样腐烂、变质,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在现象层面上,腐败意味着一个社会充斥着公务人员的贪污、腐化、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挥霍浪费社会公共财物、假公济私等丑恶现象,以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贯彻,官僚主义严重,思想滑坡、道德失衡,社会风气败坏;2从实质上看,腐败是权力变质和异化的产物,是权力的腐化,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偏离既定的目的,不再为公共利益服务,而是被用来换取个人利益,成为社会上少数拥有权力者或集团攫取私人、局部利益的手段或工具。因此,腐败实际上是权力和金钱的交换,或者说是权力的商品化与金钱的权力化。
腐败现象给一个社会所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它不仅浪费了社会财富,造成经济秩序的紊乱,破坏了经济建设,阻碍了经济发展,而且严重地影响了政府形象,败坏了政治的清正廉明;更有甚者,它导致了社会风气的恶化,以致社会呈病态化,道德水准下降,是非正义感丧失。社会为腐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正如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指出的那样:行贿受贿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恶性肿瘤,它蚕食着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的基础,使国家无力实施自己的法律和法规。改革即使通过了也很难实施。4腐败对于一个正在变革中的社会确实具有极大的危害性。能否抑制腐败,消除腐败现象,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健康发展,因而成了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关键。对于今天的中国,尤为重要。邓小平同志的话可谓一针见血:“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腐败的实质是权钱交易,是权力异化的结果,这是由权力的性质所决定的。政治学中的权力理论认为:在权力不受限制或社会控制薄弱,而行使权力者自身又缺乏道德约束力的情况下,就会走向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是为阶级社会的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目前,我国社会生活中的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目前,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腐败现象的伴生具有某种必然性。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是以市场配臵资源,以市场调节经济生活。而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只具有雏形。与市场相配套的一系列体制还没有建立完备,市场机制远未完善。前述政府庞大的权力仍然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政府在体制、职能、机构、人员、运作等诸方面仍然紊乱、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在这种新旧体制并存的情形下,社会管理出现许多盲点、空点,例如价格双轨制、行政管理高度集权与供求矛盾突出的并存就易于产生为紧缺物资而行贿受贿、“官倒”等腐败现象。这样,权力更易于与金钱相结合,“寻租”更为容易,腐败现象因此大量发生。由此可见,“腐败程度与社会和经济现代化的发展速度确实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
法制不健全,缺乏完备的监督机制。就法制建设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没有一套完备的反腐败的法律体系。权力需要制约,没有制约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况且人性中本有趋利避害的因素,更须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和引导。我国近年来法制建设固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的法律制度还欠完善,没有系统的关于权力的设立、运行、行使及法律责任等方面的法律制度,更缺少专门遏止政府官员腐败的法律如“反贪污法”、“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等。经济立法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行政权力在市场中的运行没有充分的规范约束,经济运行无充分的法律依据,利益归属没有明确的划分,各类市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无序、失控的状态。国有资产产权界限不明,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无有效的法律控制手段,等等。在这样一个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控制的、法律秩序紊乱的经济环境中,权钱交易、不正当竞争之类的腐败现象就势所必然了。其二,执法行为缺乏力度,不能有效地实现法律的目的。许多领域并非无法可依,而往往是“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党纪、政纪代替法律制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原因是执法环节缺乏有效的程序规范和责任机制,执法者往往可以为所欲为,不受追究。其后果是法律的权威荡然无存,民众对法制建设丧失信心,无法建设良好的法治秩序。而执法过程中的交易更成为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之一。就监督机制而言,主要表
现为:没有完备的权力监督机制。行政权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益膨胀,这是社会的需要,本来无可厚非,可相应的监督制度却没有得到发展,以致行政权力失控,滥用权力成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固有的权力机关对行政权等权力的监督,由于没有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操作规范而流于形式,不能发挥实际作用,现有的一些监督机构如行政监察机关等,其职权手段都不够强大有力,不能满足需要。社会监督处于无法可依的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明确赋予公民以监督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除了“信访”等有名无实的途径之外,公民的监督权力没有法律制度予以保证;新闻舆论的监督也是无法可依,更因为权力机构行使权力的透明度不高,一般不为社会所知晓,极有限的社会舆论监督也往往无从着手。
反对腐败,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中国共产党走的另一条长征之路。夺取反腐败斗争的胜利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反复之所以显现出长期性,是因为反腐败斗争本质上是反对剥削阶级的思想与行为的斗争,他与中国共产党要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的目的相一致,在党的最高纲领实现之前,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剥削阶级及其思想意识,那么其派生物——贪污腐败行为就会存在。实现党的最终奋斗目
标的长期性,艰巨性,反复性,决定了反腐败斗争的持久性。腐败现象的发生除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作祟外,还与革命与建设事业中体制,机制,法制上的完善与否有关。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在新机制的建立与健全过程中,在新机制的创建运行过程中,难免有“疏漏”、“缝隙”、“漏洞”和“时间差”,有些人就利用它,大肆贪污,搞投机活动,严重损害了人民利益。所以反腐倡廉的根本措施之一是深化改革,健全机制,体制,法制,但要做到这些,向其他新生事物的成长一样,需要经验的积累和时间,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反腐倡廉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治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
作为祖国后备力量的主体——大学生更应该认识到今天的局面,认识到“廉洁”所面临的挑战,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从而带动社会的和谐发展。正所谓:欲廉洁,先修身。对处在社会化重要时期的大学生来说,修身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当代大学生,廉洁修身是社会对大学生的殷切期望。当代大学生的崇高使命已经由人民赋予,在党的十六大会议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使命,既是全国人民的历史使命,也是大学生的崇高使命。而致力于中华民族崛起和复兴是当代大学生的首要使命;科技创新是当代大学生的职业使
命;此外,大学生还肩负着名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的文化使命。这些使命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学生提出了具体的人才规格要求,其中廉洁修身就是其核心内容之一。社会腐败现象一直是大学生廉洁修身的主要制约因素,其负面影响既体现在大学校园之内,更多体现在大学生走出校园之后。有些腐败分子在大学阶段也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但步入社会以后,廉洁修身的道德免疫力在强大的腐败面前瓦解。尽管很多大学生知道腐败可能破坏廉洁的美德,可能伤害自己的荣誉,甚至可能剥夺自己的自由,但也有一种可能,如果腐败不被追究,却可能给自己带来巨大利益。在思想上的利益博弈中,一旦腐败的合理性占了上风,腐败便由可能走向了现实。所以引导大学生抵御来自社会腐败的侵扰,是廉洁教育的根本目的。
第五篇:腐败防治原因分析详解
当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民主制度还不够健全。我国现行《选举法》制定于1979年,此后虽经三次修订,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选举法》第十二条规定:“自治州、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第十六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按照这两个条款,在选举各级人大代表时,每一农村人口的被代表权只等于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选举法》第九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代表名额基数为三百五十名,省、自治区每十五万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直辖市每二万五千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按照这个条款,如果不算代表名额基数,那么省、自治区人口的被代表权只等于直辖市人口的六分之一。这些规定显然与《宪法》中“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要求不符。
我国公民对选举的关注程度远远不如西方许多民主国家,甚至也不如东南亚一些国家以及我国的港澳台地区,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原因与我国的选举制度相关。我国《选举法》第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这条规定包含着两层含义:其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设置与各级政府的层次相一致;其二明确了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的范围。我国实行四级政府架构,这已经比国际通行的三级惯例多了一层。但是,过去战争年代为了方便辖区管理,当时临时增设了地区一级,延续至今则变成了地级市,从而使我国的政府架构实际变成了五级。与此相对应,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代表也分为五层。在这五个阶层的人民代表中,除了基层一级为直接选举外,其余都是间接选举,即“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于是,作为一名没有被选为代表的普通公民来说,只要选出基层的人民代表,便完成了自己的选举任务,至于以上几层人民代表的选举则与其无关,而各级政府官员都由代表选举产生,至于代表是否能表达选民的意愿,便无从可知。因此,对于绝大多数公民而言选举仅仅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责任。这种权利是属于人民
范围的象征,如果失去了这种权利便属于人民的敌人,属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可见其重要性。但是,相对于更为重要的选民的责任来说,一般公民只能在基层选举中行使,随着选举的层层深入,随着选举责任的层层增加,它离普通选民也越来越远,而普通选民对其关注的程度也就越来越差。一般来说,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是许多国家普遍采用的形式。然而,不论是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公民的意愿应该始终是十分明确的,例如美国的总统选举也是采用间接选举的形式,选民们在大选日所选的仅仅是“选举代表”,而不是总统和副总统。但是“选举代表”的态度是鲜明的,选民们就是根据要选哪位总统候选人来确定投哪个“选举代表”票的。因此,当各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538名“选举代表”产生后,美国总统和副总统人选实际上已成定论,选举团的选举不过是依法履行手续。也正因为如此,美国选民非常关注对“选举代表”的选举。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这种“计划性”对各级人大代表的构成有很大影响,也就是说成为人大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是组织计划安排的,是一种政治荣誉。于是在人大代表中出现了一些不正常情况:首先,人大代表中官员所占的比例太大。在我国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中,有将近70?代表是来自党政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其他各级人民代表的比例构成也大致如此。官员代表太多不仅使民主会变成了官员碰头会,影响了公民必要的参政、议政,甚至容易使人代会失去其应有的作用。在大量双重身份代表存在的情况下,官员由人大代表选举产生,等于自己选举自己;官员的工作对人大负责,等于自己对自己负责;官员接受人大的监督,等于自己监督自己。而且,官员们往往承担着繁重的本职工作,也很少有时间和精力深入基层调研,发挥人大代表应有的作用。其次,人大代表参政议政的能力较差。我国理论界有人将人大代表分为“荣誉代表”和“民意代表”,“在宪法学家,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李龙教授看来,‘荣誉代表’与‘民意代表’的最大区别,在于没有职责意识。他说,现在的人大代表参政议政意识和能力相差很大,有的代表一年到头不提一个议案,也照样当代表。资料显示,烟台市2000年人大代表的人均提案、建议不到0.15件。”“不少人大代表连最起码的知政常识都一知半解。在对人大代表们询问权行使状况进行调查后,四川省宜宾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王纪三撰文说,约80?代表说自己从未考虑过在人代会期间行使询问权。其中,三分之一的代表不知道代表还有询
问权,三分之一的代表把询问和质询、代表建议、批评意见混淆在一起”。这样的代表素质,怎么能够正确行使人民代表的权利,又怎么能够尽到人民代表的义务呢?第三,人大代表犯罪问题屡见不鲜。人大代表应该是品德优良、人格高尚的人,应该是公民的楷模。但是,由于我们的人大代表候选人往往由组织统筹安排,自上而下确定,于是使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造成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近年来,人大代表犯罪已经是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热点:全国人大代表桑粤春领导黑社会组织诈骗、贪污1.2亿元,被判处死刑;全国人大代表周小明竟是大毒枭,幕后指使部下贩毒38吨之多,落入法网;全国人大代表王廷江,野蛮打骂空姐,并唆使同伙殴昏空警;辽宁人大代表侯建军,为了几句口角,竟然将一老人轧死在光天化日之下;湖南人大代表李文革,贪赃枉法建造了“豆腐渣”工程,使20名年轻的消防官兵死于非命等等。此外,人大代表中的腐败分子也比比皆是,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等,不胜枚举。
二是换届选举制度不够完善,操作不够规范。
首先,村委会贿选问题严重。村委会由全体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是实现村民自治的领导机关。20世纪80年代以来,村委会直选已经成为扩大基层民主的有效方式。但是,近年来村委会贿选问题严重,使选举越来越背离了民主的初衷。山西省河津市下化乡老窑头村是一个并不富足的农村,农民年人均收入不足1000元,然而,在2003年的村委会主任选举中却有人要以230万元巨款买村官。类似的问题在全国各地农村普遍存在。据有关媒体2005年报道:“厦门市民政局的同志反映,在今年的换届选举中,拉票、贿选现象严重。如海沧镇新安村候选人选举头天晚上到各家共发香烟1500条;杏林镇锦园村主任候选人林某某反映,另一候选人林某某在全村散发宣传单许诺给每个村民发100元,镇里当时就采取措施进行制止;东孚镇贿选问题突出,有的还贷款搞贿选,后柯村每票400元,东瑶村每票150元,洪塘村每票三条高级香烟”;“湖南省桃源县个别村,争夺村级政权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有些人利用夜晚开‘黑会’,走村串户拉选票,给竞争对手‘泼脏水’,许下诺言搞贿选。其贿选形式主要表现为或请本村有分量的人吃饭,或送香烟、钱物等”;“安徽省民政厅的同志透露,在这次换届选举中,从民政厅接访的80余次来信来访反映的情况看,选举中违规操作的就有38件,反映村干贿选和经济问题的有10件。如当涂县里桥村群众反映,这个村两个主任候选人为了争当村委会
主任请吃、送香烟拉票,少数群众把香烟送到乡政府,群众意见很大。”
其次,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中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1)党员代表的产生不能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党员代表的产生往往要经过三个阶段:先由基层党组织推荐党员代表候选人,再由上级党委对候选人进行审查确认,最后由基层党组织选举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基层党组织与上级党委意见相左的情况,而必须以上级党委的意见为准。于是,上级党委特别是党政主要领导便可以通过审查确定代表候选人而确定代表范围,从而控制得票率,确保自己当选。但这种方式常常违背了选举人的意志,使严肃的选举工作变成了认认真真走过场。(2)党委候选人的产生存在严重缺陷。目前基层党委候选人的产生要经过“两下两上、自下而上”的程序,即先由基层党组织提名,然后由党委汇集提名情况,同时按照“班子结构合理与工作需要的原则”确定候选人预备名单,报上级党委同意后再征求基层党组织意见。这个程序看起来公正,实际存在许多问题:首先,基层党组织提名和征求意见都采取开会和语言表达的形式,使许多党员在上下级关系的前提下心存顾忌,不能表达真实意愿;其次,党委确定候选人预备名单时,往往较多考虑“班子结构合理与工作需要”,而基层意见已经无足轻重;再次,党委确定候选人时,要安排“陪选”人,于是使差额选举实质上变成了等额选举。(3)直接选举范围小、差额选举比例少。直接选举比间接选举更为民主,是提高民主化程度的有效方式。但是,目前党内直接选举的范围仅限于党支部和党总支,基层党委包括各部门的机关党委都是先选举代表,再由代表选举党委,不利于保障普通党员的民主权利。在选举中差额选举的范围仅限于党委委员和常委,而且差额比例仅为20?而对于副书记、书记则实行等额选举,从而使选举中的竞争成分和民主性大打折扣。(4)选举程序不规范有失公平。近几年来,一些党代会的选举采取先预选,后正式选举的方式,在正式等额选举时,有的居然要求选举人在选票上不作任何标记即视为赞同,而且又不是秘密投票。于是绝大多数选举人在众目睽睽之下,甚至面对着摄像机,不敢动手在选票上有任何表示,造成许多人投了“违心票”。2003年初,在湖南省岳阳市人大换届选举时,唯一的市长候选人在第一次投票时得票没有过半落选了。事隔两天,他仍然被作为唯一的候选人再次投票当选。而这种情况是否允许,在《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组织法》中却没有明确规定。在1998年1月河北省
人大会上,65岁的程维高为了实现从省委书记转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位置逃避退休的目的,居然采用了以市(代表团)为单位计票的办法,被人们戏称为“程维高选举法”。这些五花八门的选举,虽然实现了组织者的意图,却破坏了党内民主。(5)选举制干部在任期内调动频繁。这种情况集中表现在换届前对主要领导人员的大量调动和委派,同时在任届中期也屡有调动和委派。这种频繁的调动和委派,一方面不利于各级领导班子任期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调动和委派等于否决了选举人的意志,等于以任命制取代了选举制,长期任其发展下去,任何完善的选举都将形同虚设。
此外,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参与国家管理和社会事务的机制还不完善,使民主缺乏一定的深度和范围;广大群众和党员的民主意识和参政议政能力,以及基本政治素质和民主观念尚有待大力提高;对权力运行进行制约和监督的有效机制尚有待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克服官僚主义、治理腐
1、当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存在的问题1.1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不同步。当前我国民主理论的研究是不够的,理论界充斥的大量的民主理论都是西方的,中国自己的东西不够多。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实践,迫切需要民主理论的相应发展。因为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只有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理论才具有生命力,才能科学地指导实践。完善的理论体系是其合法性的重要依据,是其发展的指导原则。我国要在自己实践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民主理论和话语系统。没有自己的理论和话语支撑,实践就缺乏自觉性,就会受到干扰。因此,必须正确处理好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的关系,形成通过理论研究去指导实践创新、通过实践创新来检验理论对错的良好局面。民主政治只有在完善的理论体系的指导下,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有成熟的民主理论,才有成熟的民主政治。1.2民主制度和机制不够健全
败的任务还很艰巨。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将是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一、制度优越但体制不够合理
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不仅是社会财富的主人,而且是国家权力的主人。正因为如此,广大人民一方面可以通过自己的代表直接参与国家法律的规定、国家官员的任免、国家事务的决策、国家行为的监督;另一方面可以凭借自己的权利知政、议政、参政、督政,从而保证国家的各项权力都按照人民的意志运行,朝着人民的取向复归。
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是由全体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直接行使人民主权的一种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处于我国政治权力配置体制的中心,其他方面的制度都是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中心展开的:拥有主权的人民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形式选举产生人民代表;人民代表作为表达民意的喉舌和监督官吏的耳目受人民委托组织国家权力机关;国家权力机关制定法律,选举产生执行机关并审议通过执行机关的工作计划;执行机关组织、领导、协调、管理人民的生产、生活和各项社会事务;人民通过代表机关及自身所拥有的公民权利直接或间接地对执行机关的工作进行监督。其实质和核心在于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切权力。
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具
二、内容真实但法制不够健全
由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所决定,我国人民不仅拥有自由权、平等权、参政权、受益权,而且拥有社会事务的直接管理权和社会组织的群众自治权。这种权利是真实的、可靠的,不仅具有政治和经济的保障,而且具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我国民主政治的一个本质属性,就是法律的权威高于一切,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违反法律,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运行。法律的主要作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保障公民权利免于被侵害;二是限制国家权力免于被滥用。法律保障公民权利,就是规定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并以此为据确定人们的行为准则,从而调整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法律限制国家权力,就是为国家权力划定权限、职责和相互关系,使权力与法律结成一体,在法律范围内行使,从而成为合法的权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和目标,而且完善了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构筑了法律监督和法律救济系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法律常识的普及工作。从目前来看,我国的立法工作已驶进快车道。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310多件,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750多件,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5400 多件,一个以宪法为核心包括各种部门法在内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已经形成,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同这种地位相适应的各种权利、行使这些权利所应遵循的原则和程序、以及制裁侵犯人民民主权利行为的方式和途径,大都得到了法律的确认和保障,基本上做到了国有所本,民有所依。
三、形式多样但机制不够完善
我国民主政治存在着国家形式的民主与社会形式的民主二维结构,因而人民当家作主这个命题内在地包含着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并通过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各级国家执行机关,以实现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又可以通过行使自己依法享有的公民权利,通过各种政治组织和社会团体,实现全面的、广泛的民主参与和群众自治。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当家作主的两种不同的形式、两条不同的途径。
我国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宪法和法律中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同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享有的公民权利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与可靠的物质保障紧密相联的。而物质保障的依托和根基则在于经济的发展与财富的创造。从1952年到1998
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679亿元上升到79553亿元,扣除物价的因素,年均增长7.7%,远远超过3%的世界平均水平;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已跃居世界前列,国内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7位;传统的农业国已发展成经济门类齐全、初步实现了工业化、正在大步迈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增长,居民每人每年实际消费水平已由1952 年的80 元,提到到1998
年的2973元;居民储蓄存款总额已由1952年的8.6 亿元,增加到1998 年的53408亿元;消费结构以生存资料为主的格局已基本改变,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消费支出明显增加;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正在迅速向
小康社会迈进。此外,在交通运输方面,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铁路为骨干,包括公路、水运、民航在内的综合运输网;在邮电通讯方面,我国已建成包括光纤、数字微波、程控交换、移动通讯等覆盖九州、通达世界的公用电信网,并建立了业务种类齐全、网点密布的公用邮政网。这一切为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牢固的经济基础和可靠的物
五、主体广泛但参与不够充分
我国民主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民主主体具有广泛性,享受公民权利的主体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某些阶级阶层的一部分人,而是除了个别被剥夺公民权利者以外的绝大多数人。正因为如此,国家的重大事务,人民能够了解;国家的重大问题,人民能够讨论;国家的重大决策,人民能够参与;国家的重大举措,人民能够监督。广大人民之所以能够参政议政,除了拥有物质基础和法律制度的保障外,还与整个国家文化教育和法制教育的普及以及公民个人对政治态势的洞察能力、对政治问题的分析能力、对政治观点的鉴别能力的提高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