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腐败

第一篇：中国式腐败

那天，会开了半小时，人还没到一半。我说了几句难听的。下面可就有人嚷嚷了。会场收拾不了。我气得大喊几声：你要说话，站出来说，我看看你的官是不是花钱买的！有种你站出来呀！登时，会场静下来了。你郭一平想想，一个县委书记在一个穷县还能收钱上千万，一个县里能有几个破单位，由此可以想见买官的人有多少。我敢肯定，在地方，官都是买的，大部分是用钱，也有人是用女人买，如果是女官员，就用身子换。你对人家没有好处，这官要能让你干，那就翻天为啥腐败分子边腐败边升官，许多人不明白，其实很简单——你不腐败不让你升。你腐败贪钱了，再送给上级送钱，你自己也能得钱。上级就提拔你了。现在地方官场，之所以禽兽多，拿老百姓不当人，其原因也在于此。

“不腐败，当不了官，更升不了官。真正的老实正直有才能的人，你不可能当上官，更不可能升官，说错话了我不是人。谁不承认这个事实，更是禽兽——只有正视现实，说真话，才利于惩治腐败，还天下太平，建设和谐社会。你想想，河南漯河市四任市委书记，都因为卖官和腐败而落马，安徽北部18个县的县委书记都是因为卖官而落马。在这些地方，谁的官不是钱买的，他就不是从他娘B里出来的玩艺儿。不花钱当上官的，可能是外星人！掏钱买官，还得排队，掏钱少了还排不上号，不掏钱谁能干上？傻X 也明白这个道理。卖官者抓起来了，可那些买官的，谁也没事！你想想，到底有多少腐败分子。

“现在一公布出来任命人员名单，大多是干部子弟，或者是美若天仙的女人，质问组织部，人家都说“程序合法”，没有一回不是这样说的。是的，现在都是内定了人选，再走程序，谁也看不出毛病。别说这，人大年年任命那么多干部，程序都没毛病，那咋出那么多的禽兽贪官？法院办案程序都合法，那咋办那么多冤案？在中国组织部的任免程序，是个过场，和人大表决一样，都是走走形式。你见过，人大和组织部直接任免干部的吗？

“前两天，广西公布了30多个干部任免人选。我一看，啥都明白了。那里面，大多是„在职研究生‟和„中央党校‟大学毕业。在这里，我就想说，又是一帮子腐败分子即将上台。现在的官员，水平低，文凭低，素质低，品德低，只有性欲高。四低一高式的官员多，就是在于内定人选，而不是网络公选。说白了，谁不服气站出来，要是网络公选，现在的地方官场上，100个中，甚至100个人，谁也干不上。

“不服气报上名来与这几年的本科生试试，中国目前官场上那些第二学历，都是他妈的比假的，谁不服气叫他在中央电视台当着全中国人民的面考试考试，我就不服气！官场今天这个年代，就是让庸者上能者下的年代。

“杭州市滨江区区委书记尚国胜说：„ 凡是官场上跑得快的，有两种情况：一是妓女晚上睡觉——上边有人;还有就是花钱买了官，投资多。‟尚国胜经常对买官者说，男人就得提钱进步，女人就得日后提拔，除了这，在眼下，谁要能当上官，就不属人类，谁不服气的话，不花钱当个小科长叫我看看，真有那本事，我喊他大爷!

“那天，县长与县委副书记对骂了，在常委会上。县长还说：我是人民的县长，全票当选的县长，我说话是负责的……

“话说了一半，副书记开骂了：„你妈拉个B，还人民的……现在的市长选举，都是他妈比的一选一。从一个里面选举出来一个，这是全世界最大的骗局。想叫谁干，谁都能全票当选。你看看，现在哪个大贪官不是人大全票通过的？你要真有本事，让网民选举一下试试，你他妈的逼要能当上，我喊你爹。谁提名让你当的，他那一票顶一亿票，其它都是假的。哪个官要说是合格的，代表人民的，你让人民一人一票的选选试试在网上。还骂台湾民主虚假，你把台湾的虚假民主拿来试试。不要脸到什么程度！不是选票选出来的，任何女人当上官，老百姓都有权力怀疑……就说现在，我们县里正定班子，要九个人。也是捂住不让人民知道。一到开大会那天，才公布谁干啥谁干啥。然后人大肯定他妈的比全票通过。这两天，还骂人家美国没人权。选举权就没有，还有啥人权？人民就决定不了自己的领导人，而是靠人际关系、金钱美女构筑官僚机构，你跟人家美国有啥可比性？有啥资格跟人家美国比人权？有啥

资格骂美国没人权？选举权，算不算人权？没有选举权的国家，没有任何资格谈人权。” 我们的体制大病了，中国官场是全世界最不要脸的队伍！

——郭一平

十几年来，天天生活在大学生中间，对这个群体的了解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我光想给这个群体说上一句话——打死不要考公务员。

权力阶层决定财富分配，催生考公热

30年来，在中国是权力阶层决定财富分配。说白了，你挣多少钱，不是你有多高的水平，而是你掌握了多大实际权力。有权力的，拿权换钱。没权力的，与权力阶层去“合作”挣钱。这就是中国“考公热”的根子。

中国的公务员在全世界是最难考的。考大学，二三个人中间考上一个。考博士，几十个里面考一个。考公务员，是几千个大学生里才能考上一个。

大部分公务员清苦，少数人过的是天堂生活

有一条，是中国千百万大学生想不到的。在庞大的公务员队伍里，能够掌握实际权力用来换钱的，并不是大多数，而是少数人。大部分的公务员耗尽年华，在“犬牙交错”中求生存，活得并不自在，工资也没有外界传的那么高。我有不少同学也是公务员，日子相当清苦。位子越高越腐败，基层公务员最骂官

当今中国官场没有理想和追求，如果说有追求，那就是钱、权、女人。那些控制实际权力的人，为了捞钱捞权捞更多的女人，他们之间的争斗不亚于原始丛林里的动物世界。政治斗争不只是此消彼长，更多的是你死我活。反腐败只是政治斗争的借口。

官场就是一个大染缸，进去的人，没有一个是干净的。那些被反腐败斗争反掉的人，还算是比较干净些的。真正不干净的人，你还反不了。

我来问一句：骂官最厉害的是谁？

是老百姓吗？不是！

是网民吗？也不是！

那到底是谁呢？

我告诉你吧，骂官骂得最厉害的，是公务员！

大多数公务员，生活在那个体制里，不能吐气扬眉，当孙子看脸子，干活累死也难上位。因为，官场上要想上升，不是凭政绩的，也不是凭民意的，也不是凭选票的。一靠世袭。二靠钱和女人。官场上的民主，选来选去还是那几个人的民主。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最终还是属于那帮孙子的。

在官场上要想上位，靠什么？不说了，有兴趣在网上搜篇我写过的文章看看就知道了。广大公务员是官僚体制里“最受伤的人”

实际上，广大公务员才是官僚体制的受害者。他们生活在官场上，看得准，看得透，感受深，最痛恨官场。你要让他们讲起来，比我郭一平懂得多得多，而且都是亲见亲历，带有细节的。我接触过不少公务员，他们几乎百分之百地骂官，骂这个腐败体制，骂上级。比老百姓骂得厉害，比网民骂得厉害。

玩政治，就是玩命

话题又转回来了——那些在官场上捞完好处（钱、权、女人）的家伙，也是心里不踏实的。他们比我们更清楚政治这东西的残酷性，一旦政治失势就会被“反腐败”。何况，政治风云变幻无常，谁也摸不准。今天你打黑，也许明天人家黑打你。

我们常说，民不聊生。实际上，在中国，官也不聊生——活得更不安稳。

移民热的真正原因

当个老百姓，顶多少吃些少喝些，日子苦些，一般不至于丢命。可在中国搞政治呢，那是玩命的，那是冒险家的事业，一旦政治上站错队，或风向转了，你的命就保不住了。

（有人说了，我在官场上不贪污不受贿、手脚干净。能会出啥事儿？我说呀，那你只能是个公务员，还不算是个官儿。你这样干净，像焦裕禄，看谁敢用你？你有啥吉八上升的机会？）——说白了，人人想当官。当上官的人，人人骂官。那些在官场上捞了特大好处的人不只是骂官，还心虚害怕！

这就是“移民热”的原因。

考公热，移民热——这两个并存的现象

中国官员和富人大多移民国外，是因为他们没有安全感。这个体制太可怕！害怕这个体制的，不光是老百姓和网民。最害怕这个体制的，实际上是官员。官越大越害怕。这就是中国官越大越急着移民的原因。

官员财产不能公示，还有一个关键因素，一般人不知道——那就是，中国裸官太多。官越高，裸者越多。公示财产，也得把家属拉上去。一旦中国老百姓看到大多数高官都把钱和家人放在国外了，那么中国人民会对体制绝望的——“你们从小让我们骂美国，骂美国是个邪恶的国家；你们天天在报纸电视上吆喝我们的人权是最好的，那为啥呀，你们都让自己的老婆孩子到美国„受罪‟去了，而且你们退休了也准备坐飞机走。钱都存外国了。”

考公热，移民热——这两个并存的现象，同时存在！现在你听我说明白了吗？

三个“热”是一个病——体制大病了

在美国，说假话是要付出代价的，说真话受欢迎。可是，在中国，说假话大行其道，说真话是要冒坐牢风险的——这就是我不愿意再写文章的真正原因。

我郭一平这人，说假话，我良心上亏，受不了；说真话呢，我有危险。前几天，七十多岁的老娘托人捎话给我——“不要写文章了，给学生编些书就行了，咱官场上没人，出了事儿没有人替你顶。”

我要说，还有一个“热”，是同这两个“热”并存的。那就是维稳热。

为了不让老百姓知道真相，官方花大钱维稳。维稳包括的内容很多：堵坊，不让上访；网络删贴，屏蔽，构建了全世界最好的防火墙；官员出再大的事儿，犯再大的错，这边免职那边复出，保持队伍稳定；贪污几个亿，也不判死，让官安心下来；拒绝全民反腐败，内部反腐败，保持官场“大好形势”；官场发生天大的事情，也捂住，导致谣言丛生，然后再打击造谣者，不去打击捂盖子的人……

考公热，移民热，维稳热，三大“热”是同一个病——体制病了，大病了。这就是最近传扬最多的“政改”之根因也。我郭一平敢给中国大学生打个睹，今天考上公务员的，十年后，十个中有八个一定后悔！

政改无期，百姓无奈

自己为自己动手术，左手管右手的“政改”，估计不会有戏。除了有外力推动或内部分化，才会有大动作。

不过，中间这个期间，苦的是中下层人民——一边听他们唱歌，一边在高物价、高房价、高学费、高医疗费中苦度营生；一边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腐败，看着他们打击反腐败的正义英雄，一边敢怒不敢言，否则……

世界在前进，中国在倒退。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互联网改变了国人的学习观念——人们不再简单地依靠传统媒体（报纸电视杂志书籍）获得信息，国人的清醒，也让为政者着急。国际压力，也使当政者着急。但是真正的政改，是要流血的呀…… 民主是必然之路

政改，是必然的；民主，是必然的——这个只是时间问题——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十年之内，中国必然看到艳阳天。要么乌云自散（希望为零），要么外力内力“拨云见日”。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强有力的内力和外力推动，这个体制决不会改革的；即使是改革，也是假改革。

30年来，国企改革，住房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千百万人下岗了，房价翻了八倍十倍，看个感冒就得五六百，孩子上完大学就得十万八万……人民有多少怨气？可是，这个体制却没有任何的改革！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任何为了一己一集团之私坚决与人民为敌的政客，决没有好下场。顺天理顺民意顺人类民主大潮的人，才是真正的政治家。

(顶，转。)

（根据维基百科——

郭一平（1965年11月19日－），著名学者、时评家，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2010年12月，与郎咸平、戴旭、时寒冰、于建嵘、张宏良、易宪容、曹建海、孙锡良一起被30万网民公推为“中国互联网九大风云人物”。与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被中国网民并称为“两平”。他是目前最受中国民众欢迎的时评人，被广大网民称为“中国真正的专家”、“有良心的学者”。

第二篇：中国式腐败的表与里

中国式腐败的表与里

中国腐败究竟有多严重？根据国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的数据，如果清廉以10为满分，在2011年“清廉指数”排名中，中国得分3.6,在18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75位，对比之下，香港为8.4,台湾为6.1,澳门5.1,印度排名95.透明国际的数据历史虽谈不上多久远，但不仅为学界接纳，近些年也出现在中国官方宣传文本之中；其统计方式虽然不乏值得商榷之处，但中立性却不容置疑。对于中国，更为公允的评价应该是纵向比较。中国90年代曾经在41个国家排名中一度排名40,最近十年的低谷在2005年，分值为3.2,在158国家排名78。

由此可见，比起过去，中国的清廉指数虽有起伏，但仍有不少进步，为何目前腐败愈发人人喊打？正如学者资中筠先生近期所言引发诸多反响，“现在我们国家最要命的是全社会腐败……最可怕的是从小学生接受腐败教育：妈妈给老师送个礼，要不然对我不好。”

数据是冰冷的，身边的故事则显得生动得多。伴随着“裸官”到“裸商”的过渡，近几年来腐败几乎成为最能够激起公众集体情绪的词汇之一，甚至当年提出腐败某种情况下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学者张维迎，也对于近年腐败的加剧错愕不已民，声称腐败已经蔓延到语言领域。当我们谈论腐败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名家对腐败定义不知凡几，透明国际的广为知的定义是“非法使用公权力以获取私利”，美国兰德研究生院院长Robert Klitgaard甚至给出一个著名公式：“腐败＝垄断-责任+自由裁量权”。

综合而言，笔者认为，腐败更准确的定义是掌握权力的个人基于其自由裁量权而收取租金。在真实世界中，政府权力就是一笔巨大资源，其中大部分租金被政府收集，小部分被权力系统中的个人收取。

也正因此，腐败问题有“表与里”两个层面：表面的问题是，在为政府收租的过程中，个人自由裁量权过大，将其中部分租金收入私人囊中；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政府权力过大，收取的租金过大，且未经完备授权，滋生了诸多寻租空间，也使得贪腐层出不穷─更进一步，即使完全清廉的官员组成的政府，但仍旧可以收取过大的租。

也正因此，腐败并不是仅仅一群体制内官员自肥的封闭小圈子，其影响足以外溢到整个社会，诚信缺失以及潜规则盛行之下，社会溃败的隐忧甚至超过社会动荡。

在中国当下语境中，距离权力的距离，几乎定义了一个人成功的几率，腐败因此成为不正当获得的扈从。民众对腐败的憎恶，也掺杂着对不公正的收入不平等的义愤；当收入分配不均已经是社会稳定最大隐忧，如果这一不公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制度腐败，则是超级炸弹。

第三篇：郎咸平：中国式腐败的三种形态

郎咸平：中国式腐败的三种形态 2015-05-15 10:51:35 本文摘自《郎咸平说：改革如何再出发》 中国式腐败形态之一：支出式腐败

什么叫支出式腐败？就是官员透过支出进行腐败，也就是说当政府搞支出的时候，比如说4万亿，就是贪腐的大好时机。4万亿之后，通过政府的支出上下其手，进而从中贪腐的行为更加普遍。这个现象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面也谈到过。

1740年以前，法国的总督大概有30多个，他们只负责两件事：第一是抽税，第二是维持治安。之后法国开始进行大量的公共建设，总督们到处修道路、修运河，开支一直在增加，因此整个政府可以说是债台高筑。到了1789年，政府的债务高达45亿里佛，每一年的利息支出就是3亿里佛，里佛是当时的货币名称。你们猜一下，当时法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是多少？只有5亿里佛，负债是财政收入的900%。而且仅仅是支付利息就得用去财政收入的60%，那只剩下40%，也就是2亿里佛，我请问你这还能干什么事？钱根本不够啊。因此财政不堪负荷，逼得政府不得不继续借债，导致债台高筑。更严重的是，就是这种透支造成当时法国官僚的普遍腐败。

那么，中国的情况呢？推出4万亿之后我们发现，以2012年为例，我们的各种负债加在一起是68万亿，而政府的收入呢？是11.2万亿，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负债比例高达607%，跟法国当时的900%已经很接近了。因此这么大的支出是靠负债来支撑的，而且也使得官员有了贪腐的机会。我们就以刘志军跟蒋洁敏为例，看看他们如何透过支出来进行腐败。

第一种方法，是刘志军用的中间人形式。刘志军任铁道部部长8年期间，建了7000多公里的高铁，总支出3万亿。那他怎么做的呢？他有一个中间人丁书苗，这个人是条女汉子，也没读过什么书，大字可能认识不到两百个，但她却能搞定官员。据说她去刘志军办公室的时候，二话不说，先抹桌子、打扫，后来才渐渐受到刘志军的重用。那她做什么工作呢？给刘志军当中间人。2007—2010年丁书苗先后帮助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中铁十局、十三局、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等23家大型国企和央企中标了50多个铁路工程项目，涉案金额高达1788亿，丁书苗从中获利37亿。

第二种方法，就是蒋洁敏用的安插亲信的形式。中石油有三大块最肥的业务，也是三大重点腐败部门，蒋洁敏提拔自己的亲信直接控制了其中的两个。第一块石油勘探，石油勘探支出以2012年为例是7749亿，占中石油总收入的1/3，由蒋洁敏的亲信、总地质师王道富负责；第二块是海外投资与收购，海外投资总金额是多少，我们没有查到，但是海外收购这八年来是2140亿，也是由蒋洁敏的亲信、副总经理李华林负责；第三块是设备采购，设备采购2012年大概是1.4万亿，这个金额非常庞大，不知道会有多少官员上下其手从中渔利。

也就是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支出式腐败，在今天的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确实让人极度担忧，只有痛下杀手，才能最大限度地遏制这类腐败的蔓延。中国式腐败形态之二：审批式腐败 第二种腐败叫作审批式腐败，《旧制度与大革命》书中也谈到审批式的腐败。什么意思呢，我给各位做一个解释。法国大革命前三四十年，总督全面接替贵族和教会对地方的统治，出现了所谓的审批制度。就是政府什么都要管，哪怕是在一个偏远省份建一个小小的乞丐收容所也要中央派来总监亲自监督这些开支、制定规章，甚至参与选址。办一个乞丐收容所，总监竟然要知道乞丐的姓名，甚至乞丐进出的准确时间。一个小镇子要翻修一下自己的教堂，也要中央政府的批准，光是审批的过程就要一年多。所以这本书的作者托克维尔感慨：政府已经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按照这个审批制度，所有项目不管大小都要批，政府官员就从中渔利，得到贿赂款。

在中国，这种审批式的腐败也发生了，以原发改委副主任、能源局局长刘铁男为代表。我实在不理解为什么什么项目都要发改委批准，这个环节的腐败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无论中石油的海外项目、铁道部的千亿工程，还是地方政府建设一个小小的发电厂，都需要发改委批准。刘铁男就在审批环节上下其手，不行贿就不给你批条子。

举例来说，2003年湖南常德要启动一个电厂项目，必须要有刘铁男签字的路条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由于地方办事人员不懂规矩，刘铁男就是不批。

后来几经周折，一直到9年之后的2012年，才终于拿到路条。

但是各位朋友，你以为拿到路条就可以了吗？错了，拿到路条项目才刚刚开始，后续的工作更多，比如：机组选型、工程建设方案、外部建设条件、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开展土地、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电厂接入系统、银行贷款等前期工作；并取得国土资源部、国家环保总局、水利部、国家电网公司和银行等相关单位的支持性文件。这每一个文件都要相关领导签字，都要审批，业内人士估计，整个审批链条加在一起耗费2000万，其中的腐败可想而知。中国式腐败形态之三：卖官鬻爵

第三种腐败就是卖官鬻爵。《旧制度与大革命》里面谈到，法国国王们最开始是卖贵族头衔来创造收入。因为在法国贵族是有免税权的，这些中产阶级们权衡一下发现，花钱买爵位很划算，因为得到贵族头衔之后不但能得到社会的尊敬，更重要的是自己不用缴税。但是法国国王通常都是不讲道义的，授予你贵族头衔之后随时都可以取消。举个例子，法王路易十四一口气把过去92年所卖的贵族全部都取消了，然后让他们重新交钱；又过了80年，路易十五又重新干这个事；路易十六呢，取消10万个官员职位，然后再让他们交钱买官。买贵族和买官的好处太大了，买贵族可以免税，买官就可以贪污。但是法国的官员名额不够怎么办？有人甚至会开动脑筋帮助政府发明新职位，然后自己交钱去当这个官。按照书上所讲的，当时法国一个中等城市大概只需要10个法官，但最后竟发展到109个法官以及126个传令官，卖官的钱全部到了法国政府手中。

类似的问题在我国清朝也有，当进入了清中期之后清政府也开始卖官，卖的是荣誉性的官职，像道台等，但是不补实缺，没有真正的实权，如像总督、巡抚这类要职是不可能卖的。而且，卖官的钱也直接进入国库，而不是进入个人口袋。所以比较起来，清政府在卖官上的腐败还算较轻。但现在的中国呢？这种卖官鬻爵的现象是不是比当时的大清王朝、法国严重，我不知道。但是我们这些卖官的钱都统统直接到了官员的口袋当中，而不是政府手中。

再以刘志军为例，他8年内亲手“提拔”出来1500个局级干部，目前铁道部（2013年3月撤销铁道部，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有2000个局级干部，几乎全部是刘志军的嫡系。举一个例子，1997年刘志军收了82万元的贿赂，提拔何洪达担任哈尔滨铁道局局长，2004年又提拔他当铁道部政治部主任。从1997年到2004年这7年，何洪达利用职位，光是协助他人升迁的受贿就折合人民币1452万。我们计算发现，买官的回报率特别高，年回报率高达150%！而且这笔款不是像法国跟清政府一样去了国库，而是去了个人腰包。刘志军神通广大到什么地步呢，不但可以卖铁道部的官，还可以卖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的官。比如说，2002年到2003年期间他收了天津铁路局局长51万贿赂款，然后帮他搞了一个全国人大代表。同时他又收了82万，替北京铁路局局长搞了一个全国政协委员的位子。坦白讲这个50几万、80几万在今天看来根本不算钱，但就是为了这么一点小钱，就把我们国家的荣誉给卖了，你还不能认识到情况的严重吗。地方官员的卖官甚至比刘志军更疯狂。2013年7月份爆发了一个腐败大案，广东茂名市的市委书记罗荫国，这个人更厉害，直接挂牌拍卖官职，价高者得。要让刘志军提拔你，你还得登门拜访，拉好关系，成为他的嫡系才敢收你的钱，然后提拔你做官，因此还有这么一点官场过场要走一走。而罗荫国干脆直接挂牌拍卖，最后查出来303个官员都和他有关。价码多少呢，科级干部20万，处级干部200万，副厅级、副局级干部1000万，他自己的位置差不多1个亿。最后查出来他贪污了7000万，其实我看远远不止，因为很多钱还不一定查得到。罗荫国拍卖官位这种事情可以说是全世界第一例，确实让人触目惊心。

最后我们发现，当前中国社会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很相似，都处于历史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急剧增加。但是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王岐山确实是有先见之明，2012年就引导大家思考这个问题。直到最近国内发生了几起腐败大案，我们这些普通人才开始看到，原来中国的今天和那时候确实很像。在18世纪法国的三种腐败方式，第一支出式腐败，第二审批式腐败，第三卖官鬻爵，到了今天我们国家即便不能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是超乎想象的严重。这种现象不加以扼制，会使得这三大腐败现象成为制度化、系统化的腐败，那才是真正的可怕。如何不让这种个人事件演变成为系统性的贪污，才是政府该做的。

第四篇：中国式腐败之怪现状及遏制对策

中国式腐败之怪现状及遏制对策

杨曾宪

青岛社科院研究员

腐败现象，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严重社会政治问题。眼下，除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外，几乎没一块净土了。腐败不除，难以国泰民安，其危害性怎么强调不为过；反腐问题，事关治国安邦，其重要性怎样拔高不为过。实际上，从党政喉舌到社会舆情，都在表达同样的意思：对腐败的容忍已到了极限。但是，尽管腐败高官不断落网、反腐措施不断出台，但无论百姓还是专家，共同结论是：腐败不仅仍在蔓延，且大有“越反越腐、前腐后继”之势……。这就令人深思了。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反腐制度、机制、措施不到位、不落实无疑是重要原因，但笔者认为，国人违“法”无羞、无“礼”有耻的价值观念及行为原则，是更深层的原因。

一、当前的腐败形势何以国人难容？

本文所谓腐败，泛指利用各种权力违规获利的现象。中国的腐败主要表现为以权谋私——“权力寻租”、“权钱交易”，鲜见鲸吞国库式的贪腐行为。其中，有利用政治、司法、经济权力谋私的腐败；也有利用文化权力谋私的腐败。官员们卖官鬻爵、寻租受贿是腐败，知识分子拿了“红包”便将庸才捧为大师、把赝品定为真迹、把“草包”评为教授研究员、把各种责任事故说成技术故障、把不可行的方案改造成“可行性报告”等等行为，同样属于腐败。政、法领域中腐败之严重性，有不断落马的高官“事迹”特别是重庆文强案佐证，无须多说；科、教、文、体、卫领域中的腐败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些可能比“黑哨”更黑，只是未被揭露罢了。“黑哨”，顾名思义，还属秘密交易，而像拿下一个硕博“点”、申请一个ＸＸ基金、获取一个ＸＸ文化奖、招收一名艺术专业学生，以及在核心期刊上发篇论文、在权威媒体上发表假新闻或撤下真丑闻等等，“功夫”之外另需多少银子，都是有价可循的，这在各圈内早不是秘密了。

对普通百姓而言，公域中的腐败未必与己相关，但诸多私域中的腐败却是必然遭遇的。现在，从出生到死葬，从孩子上幼儿园、小学到大人生病就医、饮食保健、旅游度假，几乎在每个环节人们都难免遭遇腐败。这之中，各种“显性腐败”已人所共知，而许多难以识别因而难以逃避的“隐性腐败”，危害更甚，值得一说。

譬如“过度教育”问题。所谓“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名言”，既是扼杀孩子童年幸福、求知兴趣乃至健康的罪魁，也是助长教育腐败的祸首。家长们既是被腐败对象也是腐败主体，他们不仅“自愿”购买辅导材料、上辅导班，还自愿给老师、校长送礼，进行钱权（教育权）交易。与“过度教育”有一拼的是“过度医疗”。同事高血压住院，大夫诊断后便让他“搭桥”。旁边同事有质疑，大夫威胁道：他的生命出了问题，你负责吗？最后，一位懂医朋友让同事说家贫没钱，才逃过一劫。此事听说后，我毛骨悚然：如不是内行点步，我的同事岂不挨宰又挨刀！这种大疗方同样是寻租，其背后，也有一条粗长的钱权（医疗权）交易的腐败链条。

相对公域而言，私域腐败危害更甚，因为它正在摧垮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道德底线。师嘱、医嘱，师德、医德，这本该是世间最神圣的嘱托、最高尚的道德，如果这之中都塞上私货、搀杂私欲，师无尊严、医无威信，怎能靠他们塑造后代心灵、健康自己体魄呢！如此腐败不除，且任其蔓延，公民何以有尊严地生存、社会何以稳定和谐呢？面对如此腐败，怎不义愤呢！

二、中国式腐败之怪现状

尽管眼下中国社会的腐败已到了“人神共愤”、“左右共怒”程度：贪腐现象，人人喊打，贪官污吏，更人人喊杀——“杀贪官”已进入小学生作文中了。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中国式腐败，却偏偏能在这高分贝的“打、杀”声中如“水银泄地”般地渗透到各个角落：再少的采购，也有私下回扣；再小的工程，也会偷工减料。大单位搞个装修、买个灯饰，甚至中秋节团购月饼，小科员也能回扣个十万、八万！再像建筑项目投辬、文化单位招考，所有环节的“公开、公正、透明”都搞得像真事一样，惟结果是事先设定的。这样的腐败案例，让人拍案惊奇，也令人莫名惊诧——这诸多环节中就没有一个反腐人士吗？为避开各种既有理论范式的束缚，我想结合来自日常经验的“国人排队加塞”实例，先对中国式腐败之怪现状做些描述。

按序排队，这是最简单公平的利益分配方式，也可视为法治民主社会中最基本的规范模式。对具有法治及公德觉悟的公民来说，面对排队，既不会有加塞意图，也不会允许加塞发生，事情非常简单。但对国人而言则不同了，凡有排队的地方，就有加塞发生；自觉排队上车，可说是稀罕景象。面对加塞，国人会采取如下六种态度及行为方式：

Ａ、如果加塞者在自己前面，少数国人会大声批评请其“自觉”、或强烈要求“有关方面”维持好秩序。

Ｂ、如果加塞者在身后，国人会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态度；即便加塞者在前方，多数国人尽管气愤，但除非事关重大，仍会做“沉默的大多数”，甚至别人出面制止时，自己仍做“看客”。

Ｃ、如果加塞现象无人阻止，排后者或后到者便会想方设法向前加塞。常用方式是寻找熟人或哥们，一旦找到，后者常会义不容辞地助其加塞，即便此前他曾义正辞严地批判过加塞行为。如果谁能走后门、不排队，则是“最牛”的加塞方式。Ｄ、如果有正直人士路过，见状大喝一声：你们这些加塞的太不自觉了！加塞行为可能会收敛一些。

Ｅ、如果加塞者势众，则会理直气壮地回击：这关你屁事！一边呆着凉快去！好像正义在他们那里一般。

排队加塞，未必是腐败；但“权钱交易”本身就是一种贿赂权力，获得优先或特殊利益的“加塞”行为。譬如给幼儿园阿姨送重礼，是让自己孩子被特殊关照，这对那些家长不送礼的孩子显然是不公的；向主审法官行贿，当然是为了判决有利自己，这对对方而言，显然是极不公的。面对此类不公，利益受损者当然会持Ａ或Ｂ态度公开或私下表示愤慨。但愤慨归愤慨，国人多数却会转而采取Ｃ态度，去效仿腐败。事实的确如此，当国人有大事与权力交集时，通常不相信经正常途径可顺利办成，而是先假设此事不找“关系”、不请客送礼行贿便办不成、办不好。于是，有钱、有“本事”的肯定“送”；没钱、没“本事”的，借钱、借“能人”的“本事”，也要送。就这样，“公民”、“顺民”便在瞬间完成了向“刁民”身份的转变。

坊间流行“大盖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的“揭黑”民谚，实际上起着反面“教育”功效，这和《厚黑学》及官场小说一直是国人“批判”学习的教材是同样道理。眼下，主动索贿的“大盖帽”，有，不多，且很傻。真实情况是：“大盖帽两头请、原告请完被告请”，而且要下大功夫、花大价钱、借大面子请。别说，咱同胞还真令人钦佩，上千万人口大城市中，各机关的“大盖帽”，需要哪“顶”，就能找到那“顶”。接下来，电话通了：“某兄啊，我一哥们，想认识一下大处长”“大哥，有事说事，能办我肯定办，咱别搞这一套了！”“那一套？还是不给面子吧，就是一起坐坐！”“那好吧，不过今、明、后不行，下星期三吧！”……。国人当然知道“坐坐”是什么意思。中国式的腐败，多是从“坐坐”（且常在处长“小舅子”的餐馆里）开始的，只是彼此心知肚明、心照不宣罢了。席间，寒暄务虚阶段，也会扯到反腐败，说到义愤处，几乎同仇敌忾。但这不妨碍到了务实“办事”阶段，哥们红着脸做两肋插刀状，不惜“同腐败、共命运”。假如有谁拒酒席、永不沾，不给面子，便必定要被哥们唾死！

这就出现了更加吊诡的现象：明明腐败分子是人民公敌，全民声讨、人人喊打，弄到最后，拒腐人士却真成了“人民公敌”！一个法官，如果判了本家弟兄输，就是家族的“公敌”；如果判了本村企业输，就是全村的“公敌”；如果判了哥们输，当然是所有哥们的“公敌”。从此情断义绝，他再无颜见父老乡亲和兄弟哥们了。凡是坚定持Ａ，特别是Ｄ态度的反腐人士，则不仅是“公敌”、还一定是“死敌”，会遭到持Ｅ态度的腐败者的围攻。真正具有悲剧性的不是被围攻，而是反腐人士突然发现，那“声讨”、“喊打”的“全民”、“人人”突然不见了，自己反成了“孤家寡人”，成为“人人喊打”的对象。见诸报端的晚近实例，是吴迪先生。他因在电影艺术研究界公开点名打假反腐，结果成为圈内“围剿”对象，以至连他的汽车、学生都跟着倒了大霉！（见《南方周末》２０１０．４．１５吴迪：《学术反腐路慢慢》）但我敢保证，那些学术腐败的教授们，在他们公开发表的文章及言论中，肯定也是坚定反腐的愤世嫉俗者。现实比艺术更荒诞。2006年，笔者发表于《社会科学报》的关于泡沫学术的论断，竟被某大报记者拿去，放到他的《“学术泡沫”:学术难以承受之“轻”》中。如此反学术腐败的文章也搞腐败，令人惊诧，我便发了篇《学术警察不能用偷来的武器执法》维权帖子。结果，我也成了网民匿名围剿的对象。我最后网文题目便是：《“维权之猫”是为何“人人喊打”的》。

三、违背法理的“从众腐败有理”论

任何矛盾、吊诡现象背后必有不矛盾、不吊诡的成因。那么，国人对待腐败的吊诡态度成因何在呢？生活中，确有少数腐败分子属于台上一套、台下一套的伪君子。他们的两面派表现，属个人品质问题。但对多数国人来说，从“公民”到“刁民”、从愤世嫉俗到同流合污的转变，从反腐败到反“反腐败”的立场转变，却不能简单地个人归因，因为它几乎是普辫行为方式。国人绝非阳一套、阴一套的“两面人”；对国人而言，Ａ、Ｃ这两套都是“阳”的，没“阴”的，所以，不仅没有做“伪君子”的故意，而且，还都是“理直气壮”的。我们的分析就从这“理”入手。

当国人持Ａ态度反腐时，是理直气壮的。他们所持之“理”，有时便是法治之“理”。中国司机碰到对方违章时，大声斥责“你没学过交通法吗？”便属这种情况。这当然没错，公民有权维护法律秩序。若公民怕被打击报复，持Ｂ态度也无可厚非。实际上，只要国人都能采取Ｂ态度对各种“加塞”行为侧目以视，腐败现象也是难以泛滥的。但是，像一个刚对别人进行“法治教育”的司机，自己会立马违章且不觉羞一样，当国人持B态度参与腐败时，依然“理直”且“气壮”：别人加塞，我不加塞，这不明摆着吃亏吗？这年头，别人腐败，我不腐败，行吗？于是，送礼、行贿的“理直气壮”；受礼、受贿的同样“理直气壮”。据我多年观察，那些异常痛恨腐败一开口便“贪官当杀”的人，大半是因为他们办过事、行过贿，知道腐败官员多么地贪、内幕多么地黑。但这不妨碍他们以“这年头、都这样”为由，继续在黑幕下与腐败官员沆瀣一气为人“办事”。

那么，这种“从众腐败”的理由成立吗？根据法治之“理”，当然是不成立的；此“理”被普辫信奉，恰好表明当代国人，包括知识界的法治启蒙远未到位、甚至未“开启”。法治精神的要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权利、责任完全对等；维护法律程序正义，是公民的权力与义务。因此，只追求“自由”的，肯定不是“自由主义”者；只强调权利的，肯定也不是合格公民。因为自由、权利都是利己的，谁都想拥有，甚至无须启蒙；但法治社会中，公民权利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它只能根据规范，公民间通过彼此交换获取；社会自由的一半是自律，人人“自由”的结果只能是“类”的自杀。譬如，“绿灯行”的自由权利，便要靠司机履行“红灯停”的自律义务；如果纷纷抢行，所有人的权利都将化为乌有。

因此，现代公民，要享用法定权利，就必须承担法定责任、维护法治正义——不仅自己不闯，还要阻止他人闯红灯。所谓法治威力，不能只靠执法力量，更要靠公民自觉守法、护法的责任担当，靠法治信仰和道德情感。如果说，以身护法、甚至为他人权利牺牲自己，是公民的最高义务的话，那么，绝不违法、不损害其他人权利，则是公民的最低责任。西方启蒙思想家关于“为捍卫反对者言论自由宁愿牺牲自己生命”的名言，便体现着这种法治信仰。公民如遇违法现象，惟一可做的是挺身护法，而绝不能自己去违法。别人加塞，不是自己加塞的理由；别人闯红灯，不是自己闯红灯的理由；哪怕再多人腐败，也不是自己腐败的理由。即便因此而吃亏，那也是为维护法律正义应承担的责任、做出的牺牲。

当然，这要求对那些在权力寻租下生存的业主来说，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思。因为他们如不按“潜规则”孝敬“官爷”，企业将难存续。但即便是这样，从法理角度讲，“从众腐败”也无“理”可谈，企业生存并不是违法的理由。现代“法”的核心原则是：“任何人不能从自己的错误中获利”，哪怕其违法行为再无奈。被迫行贿，也要治罪；从众腐败，法理不容。既然如此，这“从众腐败”之“理”从何而来呢？

四、滋生中国式腐败的若干传统观念

当代中国，推翻封建王朝已过百年，传统礼制早已被多次革命所摧毁。但是，由于法治启蒙始终没完成，绵延数千年的礼制观念依然渗透在国人的血脉之中，形成了国人外“法”内“礼”的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法治之“法”与礼制之“礼”，这是性质迥异的社会价值规范：前者是依存服务于平等契约社会的法治规范，与公民道德接轨；后者是依存服务于差等亲缘社会的礼纲规范，与儒家道德接轨。礼制规范中：上下身份讲“忠恕”，彼此权力责任不对等：君对臣有权无责、臣对君有责无权；左右身份讲“仁义”，彼此权益分享对等回报：弟兄互敬，来而不往非礼也。儒家道德，维护的就是礼制规范，先贤称之为“私德”。实际上，关于中西文化差异及国人有“私德”无“公德”等道理，梁启超等早已论述得非常透辟了。只是经当代“大师”不停地忽悠，加上彼此能指（“法”、“德”）相同，两者便被混为一体、雌雄莫辨了。这样，当代中国人、包括一些知识精英，自认为是现代公民了，脑后却盘着一条长长的传统“辪子”。只要从当代国人观念中，抓住这条“辪子”，中国式腐败吊诡现象之成因便显露出来了。

１、“州官能放火，我就敢点灯”——国人的公平观念

国人“理直气壮”为从众腐败行为辩护之“理”，从根上讲，正是反对礼制不公的“造反有理”的“理”。封建礼制造成的贵贱、贵贱地位差别，本身就是不公的；否定这种差序制度当然有正义性。但是，此“正义”非法治正义，它不以“法”定是非，而是以“劫富济贫”为目辬，因此，弱势者永远“有理”。问题是，由于缺少法治社会基础，“造反”的结果，只能是改变了造反者的地位而已，不公依然存在。换言之，国人否定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事实不公，而非礼制本身；国人一直是在礼制内反礼制、用封建观念反封建。高呼“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农民造反了，目的也只是“取而代之”，自己当皇帝，绝生不出华盛顿那样卸甲归田的念头。国人即便当不上皇帝，也要回家打老婆、训儿子、行特权；而反对恶婆婆的小媳妇一旦熬出头，立马会变成恶婆婆；一些在律师帮助下讨回债来的农民工，转眼会潜伏起来让律师变成讨债人……。

与此同理，今天许多国人“打倒贪官”，也主要是痛恨腐败导致的社会不公、贫富差距，如贪官有多少豪宅、包养多少二奶等等，而并非一定是捍卫法治正义。正因缺少恪守法治正义的信念，所以，当腐败现象难消除时，每个人都认为社会对己不公、都能为自己的腐败找到“正义”理由：“州官能放火”，为什么我就不能“点灯”！于是，反对大官用大权腐败的小官，会心安理得地用小权腐败；反对对手腐败官员的平民，自己也会托人结识腐败官员……。可见，国人反别人的腐败是真反，搞自己的腐败也是真搞。这便出现反腐败官员一转身就巨贪、反腐败学者自己搞腐败的怪现状了。

２、“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国人的权力观念

礼制中，凡权力，都是“上”对“下”的绝对特权。有了权，就有了权辖范围内的一切，就可为所欲为、言出“法”随。尽管今日“公仆”之“公权”本质上非昔日“官爷”的“特权”，但由于官本位制度缺陷及法治信仰缺失，国人对“权”的观念并未改变，“当官发财、光宗耀祖”，“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些古今“醒世名言”的流行便是证据。国人对“官”仍是既畏惧又欣羡、既憎恨又顺从，骨子里，还是极度崇拜。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当大官，全家荣耀、全乡光荣、全县共荣。只要当过一届市长，就是终身市长，退休变成老头，还是“老市长”。“市长是我同学（哥们、战友）”，这是酒席上最牛的宣言，会让全桌人肃然起敬。

一些人习惯用阶级分析法把腐败官员与平民百姓对立起来，这是不正确的。“官”来自“民”，社会有什么“官念”、官场上就有什么官员,这是鲁迅早阐明的道理。一些人千方百计考官、买官、跑官，甚至以博士教授身份争官，看重的就是“权”背后的“势”、“威”、“名”、“利”。他们一旦当官，必将“公权”视同“私权”，拉帮结派、徇私舞弊、权为己用、利为己谋,甚至连传达都换上自己的“关系”。这样的官，要是不贪，反倒是不可思议的。许多官员大肆索贿，不仅为敛财，更为“考验”部下忠诚度并享受被“朝拜”的感觉。文强坦言：谁送钱，记不得了；但谁没送，却记得清清楚楚！

贪官必有淫威，所以，国人可痛骂八杆子够不到的巨贪，却绝不骂管着自己或自己有求的小贪。讨好而不得罪“现官”，是国人一贯处世原则。官员的孩子，从上幼儿园起，便会受到特别关照；一些官员秘书、亲戚甚至“山寨局长”都能打着官员旗号轻易谋利或行骗。为贿赂“权力”谋取私利，国人会使出浑身解数“投其所好”：爱钱的送钱、贪色的送色、好文物的送文物，办法多的是。国人不信世上有“不吃腥的猫”、不爱财的官：咱们的“神”都能贿赂、“鬼”都能收买，何况这肉身官员了（这便出现中国老太向美国移民官当场送钱、当场被捕的“纽约故事”）。那些暴发户托人办事时，总会甩出一句：哥们，钱不是问题。这样，一面是相信“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贪官，一面是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刁民，再加上众多趋炎附势者铺路、搭桥，一桩桩非法交易便谈成了。当然，巨贪们也由此一路顺风地走上了“黄泉”路。分析一下典型案例就会发现，如果没有拍马者助力，那些高官的脑袋可能还在项上呢！

３、“孩子摔了跤，首先打板凳”——国人的责任观念

封建礼制中，凡属责任，都由“下”对“上”无限承担。由于“礼法”维护的是权贵利益，护法自然是“肉食者”的责任了，百姓从来都是被强制担责的。这种强加的责任，当然不会内化为素质，由此便形成了梁启超所说国人凡事“责群不则己”，不承担或尽量推卸责任的习性。当年在文革中无论做了多少恶，一句“万恶四人帮”，就都变成受害者了。此传统延续下来，除非有强制要求，今日多数国人仍是不愿承担护法责任的——“枪打出头鸟”，凭什么我出头维权，成功后利益均占？明哲保身的结果，是姑息养奸，今天受害者是他人，明天就轮到了自己。众人皆不制止甚至纵容参与腐败，腐败者便愈加猖狂——这和某些地区小偷变明抢是同样的道理。腐败者愈猖狂、国人受害愈严重、怨气便越重，责任的板子便统统打到了“体制”上。“体制”当然有责任，但这并不能减轻公民个人的责任啊！

中国的孩子跌倒了，大人打板凳；板凳无语，孩子消气了。自己被腐败了、甚至参与腐败了，都怨“体制”；“体制”无语，自己便“正义”了。国人沿循这种逻辑思维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真正的公民责任是怎么回事。国内某些城市重复车检、且以车检为名乱收费，司机们年年骂、却年年照交费。在一些非洲国家，华人正是因此成为当地官员、警察和黑社会轮番敲诈对象的。学界一些“著名学者”，一面与学术腐败共舞，靠抄袭剽窃炮制泡沫学术盗名窃利，一面也把责任推到“逼良为娼”的学术体制上，自己装出一副“良家妇女”的样子。这种表演看着便叫人恶心！目前的学术体制反学术不假，但它正是在自觉“为娼”学者们的鼎力支持下，才得以存续并强化的。退一步说，这个体制问题再多，也没糊涂到允许你抄袭呀！

４、“违章逮不住，那叫本事”——国人的法律观念

尽管今日之“法”本质上非“王法”，但国人膜拜权力、漠视责任的传统观念，却必然导致了对法的实用主义态度。在一些官员眼中，“刑不上大夫”，立法的目的就是治民。《士兵突击》中的七连长，他定的规矩自己却忘掉了，就因为它原本是约束战士的。典型例子是某些交警：上岗严查别人违章，下班自己却开车违章。而在百姓眼中，法是强加于己、约限自己利益的，当然更不会自觉守法了。这样，无论是官是民，国人都不敬畏法律，更不会信仰法治。当法利于己时，国人会非常重视；当法约束甚至影响自己利益时，国人就会像对马路上的红灯一样，视而不见。更有甚者，国人对其公然违法行为，不仅没有忌惮，有时反而像孙悟空偷吃蟠桃一样感到骄傲呢！

从官的角度讲，行使特权，就是为显耀自己的特殊身份。现在官员出门不能鸣锣开道了，于是，弄辆警车，也照样威风。地方交警、公路收费员必须牢记当地政要的车牌号码，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前不久，某地三局长乘一警车牌照轿车被“收费”了，局长们便大打出手。局长震怒的原因当然不在区区5元费用，而是你小小收费员竟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

某些官员敢公开违法且自豪、百姓就敢偷偷违法且同样自豪。于是，能从监狱中“捞人”的，那是大“牛人”本事；敢酒后开车的，那是小“牛人”本事；老老实实守法，那只能表明你没本事，甚至会遭人斥责。某作家从美国接受法治精神回国，空旷马路上遇红灯自觉停下，结果后面的喇叭一起怒号连带一句京骂。在国人眼中，老实守法，绝对是傻X！当然，真正“牛人”，则是违章、违法而未被逮住的主。他们中有的已成为职业的腐败“肩客”，某些地方政府“跑部钱进”，有时还需依靠他们。在各种聚会上，常遇这种自吹其本事的“牛人”。可悲的是，尽管“牛人”违法侵犯的恰恰是其他公民的利益——譬如，酒驾者可能撞倒我们的亲人——但这不妨碍利益被损害者对其鼓掌！在此类场合中，我从未见到一个人（当然也包括本人）对其“鼓倒掌”的。

违法行为，任何国家都不鲜见；但如此违法不当事、反以为荣者，却绝对鲜见于法治国家。北欧一留学生的房东只听广播不看电视，一问方知，她停止交费了。留学生说，你就开机看一会，反正没人知道。女房东听后，瞪大眼睛，半晌没说出话来。中国法官曾向美国同行请教如何解决“执行难”问题，对方楞是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有位教授在课堂上大讲“美国人傻”时举例：自己在美国“买”一台摄像机，给亲戚录完后便“无原因退货”了。当我听说此事时，自己脸上竟感到火辣辣地红！

５、“中国人，面子要紧”——国人的面子观念

中国人的“面子”是被美国传教士明恩浦“发现”的，他的《中国人的素质》第一章辬题就是“面子要紧”。面子的确是理解中国国民性与儒家伦理的一把钥匙。“讲面子”范围限于情缘关系、“讲面子”法则基于礼义规范，这些都与儒家相关。吴思先生独具慧眼，创造了“潜规则”概念，但他将其视为与仁义道德背离的“规则”时，却不得要领。因为传统的“潜规则”，就是在情缘关系中公开实行的“礼规则”，其中便包括利益共享、彼此互敬“给面子”法则。今日中国，封建“礼纲”废除、甚至颠倒了（如“媳妇虐待婆婆”），但“礼义”规范却以“面子法则”方式承继下来了。根据面子法则办事，绝非都是腐败，但它却为中国式腐败提供了一条合“礼”有“义”的程序化路径。

眼下，各种校友、战友、同乡聚会，其“醉翁”之意大半在续结“情缘关系网”上，而“网纲”，就是“权力”。各种聚会上，按官职排位；讨论议题时，官大者份量最重：名校校庆如此、同族议事亦如此。这种官本位的“面子”绝不是白送的，它要求权力拥有者承担相应“给面子”义务，即将其权力与同学、战友、哥们、亲友分享。因此而获小利者，道一声“谢谢”便了事，这属“干巴人情”；因此获大利者，则必送厚礼，尽“打人情”的责任。这样，一套“讲面子”程序走完，某些违法交易双方既牟取了私利，又赢得了“会办事”、“够哥们”、“讲义气”的美誉。

行贿并非国粹，“黑金”各国皆有。但如吴思先生所说，国人一旦给“黑金”包上“红纸”，变成“礼敬”，就将“贿银”变成了必须“笑纳”的“礼金”了。“给面子”，把丑恶的权钱“交易”变成礼尚往来的“交情”，确是中国式腐败的一大特征。一些巨贪之所以能日进斗金，就因为只要他肯“给面子”，就有无数“关系”愿排队“送银子”。而对那些清廉官员而言，这面子法则却可能使其良心天天处在煎熬中。譬如当老同学、老战友、老领导以及哥们弟兄亲朋好友轮番出面请他“给个面子”的时候，他就是想不知法犯法都难。因为有些面子是必给、不给不行的。不少品质尚好的官员之所以在“高危岗位”上一茬茬地倒下，实际上就是被面子法则打倒的。

人们或许会感到疑惑：不畏法律的国人，为什么对这面子法则反倒敬畏如此呢？这是因为面子体现着国人的荣辱观念，丢什么，也不能丢面子。如一位德国教授“发现”的：中国人的“面子”不同于西方“体面”，它是在情缘关系中的“复数”存在。国人是否守法，只是个人行为；而是否讲面子，却牵扯到情缘关系中所有人的荣辱。如不给某人“面子”，便是不给某群人“面子”，就要受到“不仗义”的舆论制裁，这就会出现变成“公敌”的情况。譬如，文强向派出所长明说某黑老大是自己的哥们，此后，再执法得罪了黑老大，那就是不给文强面子。在这个“讲面子”过程中，党纪国法、法治正义、社会公德等等，统统被丢到爪哇国去了。当然，如有人破坏规矩，收了钱不办事，这时，行贿者就可撕破面子了；而一旦撕破面子，法律威力就彰显出来了。如果巨贪们能按“规矩”办事，在面子法则庇护下他们可能依然是“优秀公仆”呢！实际上，国内某些地区揭露出的贪官少，未必是腐败不严重，只是官员间关系网盘根错节，被面子法则罩着而已。

６、“兔子不吃窝边草”——国人的私德观念

私德是相对公德而言的。公德维护的是法治规范，私德维护的是礼制规范。是否践行公德，与面子无关；是否践行私德，与面子有关。“私德”不姓“公”，所以，对损害公共利益的腐败现象，私德不仅不制止，反而会助长、纵容。譬如国人吃请，对方是“私款”、还是“公款”，这是要搞清的“首要问题”。私款请客，点菜别太贵，意思到就行了；公款吃喝，千万别客气，“不吃白不吃”。以此类推，凡损公肥私的腐败行为，私德是不会干预的。但“私德”也是“德”，儒家伦理更是讲“爱”的，“仁者爱人”嘛。有私德约束，一些丧尽天良的腐败行为总不该发生吧！像豆腐渣工程，一旦楼倒路垮是要死人的。但给了回扣，这种工程就能评上优秀。像假药之类产品，拿了好处就批文，简直等于参与谋杀。贪官为什么缺德如此呢？这就涉及私德的外延问题了。私德或儒家仁爱是维持情缘关系的，它有“德”有“爱”，但又有“边”有“界”。《礼记》云：“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而亲毕矣”。亲既毕，爱即止，道德即失效。因此，国人对“五服”之内的亲戚，是要讲仁爱的，否则便是“六亲不认”；但“五服”之外的陌生人，理所当然漠然待之了。“兔子不吃窝边草”，说的就是再缺德也不能害乡亲。至于是否“吃”了外面的“草”，甚至成为江洋大盗，乡亲们是不闻不问的。因此，那个竭力让患者“搭桥”的医生，是绝不会让自己父母“搭桥”的。基于这种现实，认识一个医生哥们还是“必须的”，关键时刻，基于私德，他会告我们实情。问题是，事关百姓生存安危的领域太多了，我们能认识如此多的懂行哥们吗？

五、中国式腐败的治理对策

反腐败是世界性难题。与国内反腐专家只盯住制度建设不同，国际反腐专家更看重文化建设。同样悠久民主政体的北欧与南美国家间的巨大廉、腐反差证明：一个国家的廉洁政治程度与其廉洁文化程度正相关。这道理很简单：反腐制度，最多能让人不能、不敢腐败，而廉洁文化，则使人不想、不愿腐败，当然也就没有腐败了。这和人们不想加塞也就不存在加塞是一样道理。制度是表，文化是本。假如人人有贪腐之心，制度再好，也将失效，包括国内许多学者迷信的票选制度。我在巴西时曾问过当地朋友：为什么明明知道是贪官，选民还选他？答曰“选民也受贿”。

北欧国家的清廉则让人吃惊。近期有报道，芬兰公务员考试，答案就在试卷背面，供考生交卷前参考，却竟然没有作弊现象发生。多年前，中国一法官培训班，请北欧国家法官授课，讲到该国二百年来无一法官枉法时，中国法官提问了：这是为什么呢？对方语塞。想了一下说：这可能与我们的廉洁文化传统相关吧！中国法官愤怒了：您这意思是中国法官枉法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对方赶紧说“不”并致歉。坦率地说，我为这位法官廉价的爱国精神感到悲哀。事实的确如此，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客观上支持着中国式的腐败。儒家中“开”不出任何现代法治民主文化基因，凡鼓吹全面兴儒的言论，都属误国误民的欺世之论。

这里绝没有全盘否定儒家的意思。我早已公开发表如下观点：其一，从维护中国封建制度角度讲，儒家曾是伟大的价值体系。它以德辅法、减少了治国成本，使中世纪中国专制而不黑暗、文明而不野蛮，这在同期人类史上，绝对是奇迹。其二，儒家在当代仍有积极方面。经济、社会急剧转型的当代中国，之所以能保持稳定，儒家伦理功不可没。其三，传统是打不倒的、“孔家店”是砸不烂的。把传统“打到”一百辫、“孔家店”“砸烂”一千次，我们仍生活在传统中、住在“孔家店”里。文革已证明，无文化比传统文化更可怕，国人一旦彻底“破四旧”、无法无天，后果必是灾难性的。

传统只能在延续中变革、文化只能在变革中发展。我们厘清中国式腐败与儒家文化的内在关联，目的就是要“顺天应变”，保留儒家的积极因素，扬弃或变革儒家不适用法治社会的内容。核心任务，是弃“礼”归“法”，去“私德”、建“公德”，以法律与公德为公民善恶荣辱的统一德性辬准。《论语》说得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近期有报道，芬兰公务员考试，答案就在试卷背面，供考生交卷前参考，却竟然没有作弊现象发生。，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遗憾的是，这里的“德”和“礼”非今日之“公德”和“法律”。如上述实例所证明的，今日“有耻”维护的，恰是礼制规则，当国人不给哥们面子时，便会感到“道德压力”；反之，今日国人“无羞、无耻”的，恰是各种违法行为。违“法”而无羞、无“礼”而有耻，这正是中国式腐败之文化渊薮。如果这种局面不彻底改变，恕我直言，任何制度反腐努力都将付诸流水。

孔子确是“至圣先师”，他的“格”字便用得妙极。“格”，就是要自觉就范、各归其位。如果国人能自觉因“有耻”而守法，彻底解决道德“两层皮”问题，那么，违法腐败现象便会大幅减少，“从众腐败有理”论也会消声匿迹。证明这一点的实例是：尽管同样违法，小偷却从不宣扬“从众偷窃有理”——我被偷了所以去偷人——更不会公开显耀偷术。原因是，对偷窃、抢劫之类犯罪行为，古今刑律一致、“礼”“法”内外一致，不存在评价分歧问题。

那么，如何对国人观念进行“格式化”改造呢？这却是一件知难行更难的事情了。鲁迅先生为此而努力了一生。当代学界新左、新右、新儒家，虽彼此争斗不已，但在否定鲁迅批判国民性这点上，众多学者却立场一致。这令我倍感悲哀。中国拥有的是鲁迅而非赛义德，这是值得我们民族庆幸的事情。如各派学者真诚期盼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文明强国的话，那就理应继承鲁迅精神，批贪官、也批“刁民”，批“精英”、也批“国粹”，无情批判社会、也无情解剖自己，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扬弃礼制“旧我”、塑造法治“新我”，以此促进国民素质现代化；而不是借高调反腐兜售各自“主义”药方，遮掩问题本质、作阻碍民族进步的“反动”学派。

当年的儒家精英，“修齐治平”，竟能把肯定差等礼制的思想融化到国人血脉中，把孔子诸多近乎乌托邦的“愿景”给实现了，使中国百姓能自觉克己维护了二千年的封建制度，创造了中世纪的辉煌；当代有家国情怀、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也理应继承这种“以天下己任”的精神，把肯定公平正义的法治观念渗透到国人灵魂中，完成把国人从“臣民”变成公民的启蒙使命。凭借现代比古人强大无穷倍的思想传播手段，我想，这个任务是不难完成的。

当然，我绝不轻视制度反腐的努力。新加坡和香港的经验证明，廉政文化与廉政措施同时建设，辬本兼治，是取得重大反腐成果的关键。中国在这方面是有政治优势的。解放后的革命时期，正是靠政治规范冲垮礼制规范的；今天，凡遇抗震救灾时，再贪的官也不敢寻租、再黑的医生也不敢要红包，也是靠政治纪律约束。这不是提倡运动反腐，但非常时期，借鉴重庆铁腕治警经验，借助强大舆论支持，对官员加大政治约束是非常必要且可行的。凡干部违法，罪加一等；公检法人员违法，罪加十等。这里“加”的，便包括组织纪律措施。譬如，可由警备区与警督联合执法，专查违章特权车。一经查实，相关人员一律摘去“官帽”；丢了“官帽”，还有什么“官威”呢！打击特权违法、提高法治威严、可有效削弱腐败滋生的社会基础。

各种动议、拟议中的反腐制度，如反腐败法、公务员财产公示法、监督法等等，应尽快出台。反腐败法中，要对可能影响公共利益的礼品价值上限（如上限不能超过几十元）、可能导致腐败的回扣方式（如暗扣变明扣）等做出明确限定。要惩治“单位行贿”行为，现在一些大手笔腐败行为，往往是单位甚至一级政府集体决策的，必须让有关领导因此领刑。同时，应像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一样，清理并大幅减少各种评奖、评优和基金项目（保留百分之一、二便足够了），以减少权力寻租机会。当然，法治教育是最基础性的工作了，让孩子形成违法可耻、腐败丑恶的价值观，对遏制成人腐败可生奇效。沈浩女儿给爸爸那张“不做贪官”的字条，我想，比廉政措施更管用。

此外，根据中国式腐败的特点，还需制定非常规措施。建议有二：一是借鉴美国FBI反腐经验，“卧底反腐”。即由反贪局人员潜入企业，伺机向官员行贿并取证。对于某些常规难以突破的腐败领域或腐败人物，这一手非常有效。同时，应允许公民特别是新闻记者对权力部门进行“钓鱼”取证。二是建立“廉政期箱”制度。权力部门干部每人每年可向箱内存放自己收取的礼金存单等材料，并说明情况，同时检举他人受贿情况。该箱封后存档，三或五年后开箱。期间案发，可提前开箱，以证清白。此法利用“囚徒原理”秋后算账，可有效避开面子法则，让贪官“半夜”害怕“鬼叫门”。它对遏制腐败窝案或“遵命”腐败案，保护廉洁干部肯定有效。企业也可申请此箱，被逼“进贡”时可“秘密”告状；一旦事发，可免除行贿罪责。

无论何种办法，都未必能立竿见影。但有法可依了，就可逐步上禁“法”条了。目前严打酒驾行为，只是把交通法规落实了，犯事概率加大了，哥们便不会拍胸劝酒了。同理可推，只要反腐力度加大，“出事”概率增加到3-5%，使“送礼”变成给哥们“送手铐”时，中国式腐败现象便会停止蔓延了。当然，这样做仍是“民免而无耻”，而当小学生都懂得违法可耻时，中国的腐败现象便可根除了，因为公民们皆“有耻且格”——哪些守法、护法公民感到有面子，哪些违法腐败者感到丢面子了。

第五篇：中国式“守财”

“看到金子，占有金子。”

19世纪30年代，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巴尔扎克在其名着《欧也妮 葛朗台》中这样描写他的主人公。这也成为当年的人们关于“守财奴”最基本的印象。

时光穿越近两个世纪，打开国门、接轨国际的中国人纷纷涌向北上广深等大都市，追寻着梦想。但让他们疑惑的是，收入在增加、财富在增长，手里的钱包却不得不攥得更紧。

“没有什么比看好自己的钱袋子，更能带来安全感的了。”一位新生代农民工说。在工资涨幅跑不过CPI的今天，选择做一个“守财奴”，或许是老百姓最现实、最朴素、最本能、最理性的选择。

“拉动内需、刺激消费”，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一直在不懈努力中，但是老百姓却依然紧捂钱包。

今天的中国人，难道都是“守财奴”？都乐意做“守财奴”？是什么粉碎了他们花钱的欲望？

什么时候，中国人才可以无所顾忌地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

中国式“守财”

居高不下的物价、房价绑架了当代人的消费力，那种“一掷千金”的潇洒与快意，只存在于“富二代”的生活里，或只能在千篇一律的肥皂剧里聊以自慰了。

本刊记者 邓凌原 熊帅

掐指一算，李眉已经有5个年头没有回老家过年了。5年，连她自己都吓了一跳。

所谓老家，不是她的出生地山东，而是丈夫的家乡湖南湘乡一个偏僻的村庄。

“不是不想回去，实在是回去一趟开销太大。来回车票、各处送礼、请客、压岁钱，加上给父母的钱，一个月的工资就没有了。孩子还小，南方没有暖气，万一冻病了，又是一笔开销。”

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李眉成了“恐归族”。在农村出身的婆婆眼中，她或许有点冷血，甚至有些不孝，但她宁可被误解，也要拼命捂住自己的“钱袋子”。

“我老公经常笑我是‘守财奴’，难道我真成‘守财奴’了吗？”李眉笑了笑，“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我是真的不敢花钱。”

不敢花钱的不只是李眉。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前列。上世纪90年代初，居民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以上；到2005年，中国储蓄率更是高达51%。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3年社会蓝皮书《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在2012年的调查中，仅有6.9%的城市家庭打算在未来一年增加家庭消费，60.5%的家庭表示2013年要减少消费增加储蓄，这一比例较2011年同期调查的数据（52.4%）有进一步提升。

在物质丰富、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的今天，为什么普通百姓越来越不敢花钱，人人甘当起“守财奴”呢？

一个家庭的流水账

电视剧《蜗居》中的郭海萍曾算过一笔账：“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房贷六千，吃穿用度两千五，冉冉上幼儿园一千五，人情往来六百，交通费五百八，物业管理三四百，手机电话费两百五，还有煤气水电费两百。也就是说，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四百„„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

这样的数字也时常蹦出李眉的脑海。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在读博士，虽然学的是文科，但她对数字非常敏感。这一优点遗传自母亲。

自从2006年在北京海淀区清河附近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李眉便将孀居的母亲接来同住，帮忙打点家务。母亲有两个账本，一本放在写字台抽屉里，一本记在心上。

谈起30多年前的消费情况，李眉母亲搬出了心中的账本：“那时候物价便宜啊，肉才一块多一斤，米才两毛多一斤，我和他爸爸每个月工资加起来100多块钱，光一家四口吃饭就花掉了一大半。”剩下的工资，除去人情往来、两个孩子的零花以及孝敬父母的钱，就所剩无几了。

“那会儿存不住钱，大家都穷，有点余钱早被亲戚朋友借走了，哪里还用去银行？”

李母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她记忆中过得最丰盛的春节是在1987年。当时夫妻二人的工资已经涨到了200多元，那次过年不仅购买了酒、肉、鱼、面等各种必备食品，一家四口还做了新衣裳，给两个女儿买了鞭炮、发了红包。一个月的工资花得干干净净。

“一直到1988年，吃饭、穿衣、孩子的学费基本占了每月开销的绝大部分。”1988年，李眉的父母从单位不到30平米的筒子楼里搬了出来，在小县城的郊区买了一块地皮，盖起一座两层小洋楼。

“买地皮和办手续花了6000多元，各种建筑材料以及工人的工钱，大概用了一万多元吧。那时候存款不多，大部分钱是找亲戚朋友借的，房子也没怎么装修，还债还了两年，哪像现在啊，一辈子就供个房子。”

老太太一边叹息，一边翻开了抽屉里的账本。这个账本始于2002年，即李眉上大学的第三年。当时李眉父母的工资加起来已有5000多元。在2002年4月3日的开支明细中这样写道：“给两个女儿汇款800元，花生油62元，缴纳电话费42.7元，买菜53.9元，水果10.6元，共计969.2元。”

老人说，从2002年到2012年十年间，每年过年的花费几乎涨了10倍，但工资的涨幅却远远跟不上这个速度。“就像龟兔赛跑，工资哪有房价跑得快啊。”

“对于我们那一代，吃饱、穿暖就是最大的开销，可是现在不行了，供房、供车、培养孩子、老人看病„„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手头没有点存款，连病都生不起。”老人翻着这十年的账本，感慨良多。

“花钱有理，省钱无罪”

2006年，李眉结婚一年后决定在北京买房。得知这一消息，李眉的母亲拿出老伴生前几乎所有的积蓄，给女儿付了首付。

尽管从此步入房奴的生活，李眉却并不后悔，她甚至有些庆幸幸亏买得早，2008年奥运会后，北京房价就开始飞涨。“清河的房价现在已涨至2万多元每平米，我们买的时候才6千多。你算算，有多吓人。”

也就是从那时起，李眉不愿回老家过年了。“婆婆打电话来总是哭穷。一次说要翻修老家的猪圈，需要两万元，老公背着我偷偷寄了3万块钱回去，我知道后跟他大吵了一架。”尽管事后李眉意识到自己有些过分，但她依然觉得有些委屈，“我不也是为了这个家么？银行卡里没有余钱，我就觉得没有安全感。”

2009年儿子出生后，李眉辞职当起了全职妈妈，并于2011年秋季考上博士。她解释说，“学历史工作不好找，读完三年博士，也许能留高校任教吧。”她的这一举动虽然获得了丈夫的认可，却引起了婆家人的普遍不满。

面对并不明朗的就业前景，李眉没有想太多，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正因如此，她把“钱袋子”捂得更紧了。也有朋友笑她，像她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此精打细算是不是太过俗气。但在她看来，“花钱有理，省钱无罪”，生活是需要细水长流的，不是一场电影《泰囧》，看过、笑过也就散了。

小说《儒林外史》中，严监生临死前不肯点两茎灯草的故事人人皆知。这个不惜采取生活方式上的自虐来减少开支的“守财奴”，在撒手人寰的那一刻依旧参不透什么是生命中必须的，什么是附加的。李眉觉得自己也有点自虐，“结婚后我没有做过一次头发，没去过一次美容院，你信么？”

“每月4000多元的房贷，20年还清，我女婿一个月工资12000元，房贷占了三分之一，剩下的钱还要吃饭、穿衣、养孩子，可不敢乱花。”母亲算得十分清楚，对于博士期间每月只有1100元生活补助的李眉来说，经济上的压力可想而知。

李眉的母亲每月有2000多元的退休工资，养老似乎不成问题，但她的公公婆婆却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如今正是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年纪。“所以现在你知道我不敢回老家的真正原因了吧？”

拉不动的消费

李眉的母亲当了一辈子中学教师，虽已退休，却是耳聪目明，对时事十分关心。“刺激消费，拉动内需”这些新闻联播里经常出现的语句对她来说并不陌生，“说了有十来年了吧，现在还一直在强调。”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国家政策开始有意识地拉动内需，将家电产业培育为第一个消费热点。当时，电视机销售进入前所未有的旺季，直到今天，依然是带动家电消费市场的主力。

然而，专家渐渐发现，家电并没有使中国人的消费欲望继续膨胀下去，国民储蓄的热情反而愈加强烈。

与储蓄率上升相对的，是最终消费率的连年下降。经济学家郑新立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十二五”时期，居民消费率即使再提高10个百分点，仍低于30年前国内的消费水平。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真的成了“守财奴”么？究竟是“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还是迫于“柴米油盐酱醋茶”外加“房子车子孩子”的现实压力呢？

云南籍北漂女孩杨畅怡说，“哪天一旦失业，如果没有存款，我在北京连一个月都坚持不住。”

身为国内某知名搜索网站的一名网页设计师，杨畅怡的年薪收入在10—15万元之间。在她看来，这个收入只够维持在北京的基本生活，还远到不了肆意消费的程度。

“尤其是买房之后，家里的所有存款都用在了房子首付上。”杨畅怡坦言，“远在乡下的父母病了不敢住院；结婚后不敢要孩子，怕不能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成长环境。”

“养一个孩子到他大学毕业，至少需要花费50—130万元。如果还要海外留学，没有200万元根本不可能做到。”杨畅怡感慨。

李眉也认为，借助文化传统之类的说辞，只能为中国人的“不敢花钱”做出牵强的解释。居高不下的物价、房价绑架了当代人的消费力，那种“一掷千金”的潇洒与快意，只存在于“富二代”的生活里，或只能在千篇一律的肥皂剧里聊以自慰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陈道富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人口结构决定我国正进入一个储蓄的高峰阶段。为了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高额医疗、教育、住房等支出，多数老百姓都在进行一种预期性的储蓄，这与人们的不安全感有直接关系。

“你别无选择”

作为国内专门研究投资和消费的经济学者，早在十多年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副教授杨思群就发现了中国储蓄高增长的反常现象。

据他的调研结果显示，中国过去几年的实际利率（剔除通货膨胀率后，储户或投资者得到利息回报的真实利率）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特别是2000年之后，很多时候都是负数的。这说明受通货膨胀影响，国民的购买力水平在逐步下降，储蓄的投资收益并不理想。

“然而，许多经济数据显示，居民的储蓄却在不断增加。”杨思群解释，按照经济学的普遍规律，当利息率较低时，居民储蓄率应该呈下降趋势，因为相比储蓄，人们更愿意去消费、去投资，来获取其它的利润收益。

对于这一现象，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尼古拉斯·拉迪曾在《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一书中分析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家庭已经达到了既定的存款水平，国内又缺乏其它合适的投资项目。所以当储蓄实际回报下降时，居民只有从现有收入中拿出更多的钱用于储蓄。

陈道富也认为，从居民的消费动机来看，老百姓对投资渠道的认识相对狭窄，现金储蓄、投资房产是处理余钱仅有的几种方式，这些因素都制约着居民消费率的上升。

“所得收入除少数用于购买基金外，绝大多数存入了银行。”学计算机专业的薛同沁，目前月收入在1万元左右。在他看来，如要在收益与稳定之间做出选择，后者的吸引力更大，“因为收益就意味着风险，投资随时都会失败，最后血本无归。”

对于这一点，李眉的母亲感触更深。李眉的父亲在世时，夫妻二人工资存款共结余20多万元，“基本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攒下来的。”将这笔钱存在银行里，李眉母亲觉得很不划算，“物价一天天高涨，钱越来越贬值，又没有别的投资渠道，所以我总是催着她们姐妹俩早点买房。”

一次，通过一个要好朋友介绍，李眉的父亲以民间借贷的方式将10万元存款借给了山东本地一个食品加工行业的老板，借期为1年。虽然每月可以按时拿到600元高额利息，但李眉的父母在那一年过得极其忐忑，“生怕这10万块钱打了水漂，这可是我们给孩子存的买房钱啊。”到期后，尽管对方提出再借5年的要求，并将利息开得更高，李眉的父母还是委婉地拒绝了。

也有亲戚朋友鼓动李眉的母亲炒股，或是购买基金，但身边时常涌现的“折戟沉沙”的炒股经历，让她不寒而栗。“还是把钱存在银行里踏实，此外别无选择。”

直到2006年，李眉将母亲的存款取了出来，用两代人共同的积蓄付了房子首付，同时也承担起为母亲养老的重担。

对于这一点，李眉不是很担心，毕竟母亲每个月都有退休金。她担心的是儿子未来的成长支出，那是压在她和丈夫背上的一座大山，让她即使在睡梦中也不敢松懈，“有一天会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李眉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眉、杨畅怡、薛同沁为化名）

“酷抠族”的低调生活

所谓“酷抠”，也就是“酷酷地抠”，把钱花到该花之处，花出质量和效益，更好地配置有限的资源。

本刊记者 邓凌原

Cool carl，酷抠族，是悄然崛起于当今“族”语境下的一群时尚达人。人如其名，他们身上既有“酷”（cool）的超逸，也有“凡人”（carl）的简约。

较高的学历、体面的工作、不菲的收入、优雅的生活、时尚地节俭、理性地消费、精神高于物质„„这些打在“酷抠族”身上的烙印充分说明，在高房价、高物价时代，他们追求的是一种个性、新潮、自由的生活方式。

从“抠抠族”到“酷抠族”

“抠族”的诞生，几乎与房地产的升温、物价的上涨处于同时。2007年，从事出版工作的网友ligi，在豆瓣网上创立了第一个“抠抠族小组”，小组成员大多是和她志同道合、提倡节俭有道的同事和朋友。他们以“抠出美丽、抠出品位、抠出幸福”为目标，倡导一种健康、节约、低碳的生活理念。

一年后，从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26岁女硕士王跃（化名）申请加入“抠抠族小组”，开始在各大论坛频繁发帖，“晒”自己的省钱经历，从一名曾经的“月光族”一跃转变为时尚的“抠抠族”。

转变的原因是“毕业季的到来”。2008年，王跃在南京鼓楼区一家图书公司寻找到自己的第一份“工作”。3个月的实习期间，每月3000元的基本工资，让王跃瞬间感到入不敷出的窘迫，她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精打细算过日子”。

作为网络达人的她，很快从网页中搜罗到各种“省钱秘笈”。她曾经连续一个月在网络上“晒”出自己每天的消费明细，创下了2000元玩转云南一周的记录，引得无数网友赞叹、惊奇，被封为论坛里的“抠抠达人”。

“我们不是守财奴”，王跃在QQ对话框中飞快地打出以上几个字。如今，月入8000元的她已由“抠抠族”升级为“酷抠族”。

她告诉记者，所谓“酷抠”，从字面上理解似乎是“极端小气、极端吝啬”，但“相比‘抠抠族’，我们的省钱方式更加时尚，生活更为低调和超逸。也就是‘酷酷地抠’，把钱花到该花之处，花出质量和效益，更好地配置有限的资源。这是一种成熟、理性的消费方式，是一种简单、真实、自由的生活方式，或许生活本该如此”。

“抠”出智慧

“能坐公交就不开车，能步行就不坐车；一张餐巾纸撕成两半用；剩菜一般不放在微波炉加热，而是放进电饭煲里，趁煮饭时‘蹭’点热；不用洗衣机甩干衣服，而是让衣服自然晾干；多用飞信、电子邮件，少打手机„„”王跃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这是入门级“抠抠族”的必背口诀，而要成长为一个资深“酷抠族”，道路还很长。

2010年秋天，王跃在南京朝天宫书市认识了张路加（化名），一番交谈之后，王跃对这个穿着打扮“像极了富二代”的“酷抠男”充满了好感。

张路加学工科出身，从学校毕业后，一直奉行“低碳、环保、新节俭主义”。用王跃的话说，尽管月入过万，他依然坚持住集体宿舍；每年春节回家，他宁可与农民工兄弟挤在硬座车厢里，也舍不得买一张飞机票；他最大的兴趣是看书，但光顾的永远都是图书馆和常年打折的旧书市场„„

日常生活中，张路加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将消费支出的点点滴滴记录在手机的理财软件里，一个月统计一次。

“抠”来“抠”去，张路加的钱包鼓了起来。他没有在朋友的鼓动下买车买房，而是于2012年9月从原单位辞职，自己在鼓楼地区开了一家销售公司。

“开业之前我算了笔账，发现自己这笔钱根本不够。”一番踌躇之后，张路加发挥了他资深“酷抠族”的长处，从赶集网和58同城上淘来二手电脑和办公桌椅，自己埋头组装了几个下午，并叫来几个做设计的朋友帮忙布置了一番，一间简约而富有情趣的办公室就这样诞生了。

“那天忙完后，他没有叫我们去酒店大聚一场，而是自己下厨做了几个小菜犒劳我们，甚至连喝完啤酒的易拉罐都收集起来，说是要变废为宝，将节俭、低碳进行到底。”如今，已成为张路加妻子的王跃告诉记者，丈夫的公司春节后将正式营业，尽管资金的缺口依然很大，但对于这对资深的“酷抠族”夫妻来说，他们依然充满了信心。

“抠”出时尚

作为个性独立的80后，网友“衣袂飘飘”并不在乎别人对“酷抠族”称呼的误解。“守财奴又如何，严监生不也有善良的一面么？”她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质量会不会因节俭而随之下降。

打开“衣袂飘飘”的微博，在标签信息一栏中，“读书、旅游、咖啡、戏剧、电影、淘宝、美食”等几个词汇立刻映入眼帘。成为“酷抠族”后，这些小资情调颇浓的兴趣爱好并没有被抛弃，反而成为她时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爱免费、爱积分、爱团购、网购、优惠券、秒杀„„这些传统“抠抠族”常用的省钱秘笈，对于 “衣袂飘飘”来说都是小儿科，她崇尚的是更为知性、前卫的省钱方式。

“衣袂飘飘”是个话剧迷，濮存昕、孟京辉、赖声川、田沁鑫„„一提起这些话剧界知名人士她就滔滔不绝。一路看涨的演出票将不少观众拒之于千里之外，但对于“酷抠族”来说并不是难题。

一次偶然的机会，“衣袂飘飘”认识了大麦戏剧的管理员“我本善良”，管理员告诉他，只要在微博上@大麦戏剧，并参与每期活动，就有机会获得免费赠送的话剧票，但观剧后必须在大麦戏剧官网上发表原创性的剧评。如果剧评写得出色，又可以获得另外的免费票。

写剧评对于文学硕士出身的“衣袂飘飘”当然不是问题，她兴致勃勃地参与了大麦戏剧的活动，并及时提交了自己精心写就的剧评，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成为“大麦戏剧”的长期观剧团成员之一。“几年下来，不仅省了大笔开销，我的文笔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小资生活也没有改变。”

2013年，“衣袂飘飘”打算写一本关于“酷抠族”的小说。她说，在小说里，她要展现的不只是“酷抠族”的省钱理念，而是他们将节俭的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相结合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现代版“葛朗台”

2003年以前，郭振兴只有两张存折和一些国债券。之所以准备两张存折，是因为“一张活期，方便取用；一张死期，不到最关键的时候，坚决不能动”。

本刊记者 张子琦

葛朗台是法国作家巴尔扎特小说《人间喜剧》中的主人公。这位世界着名的“吝啬鬼先生”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半夜里把自己一人关在密室，“爱抚、欣赏他的金币，放进桶里，紧紧地箍好。”在送给为自己工作20年的仆人一块旧手表时，“好象做了一件要他的命、喝他的血、抽他的筋的决定。”

艺术源自生活，古往今来，在我们身边，都不乏带有“葛朗台”特质的人。

郭葛朗台

家住北京市房山区的郭振兴，被家人“亲切地”称呼了20多年“郭葛朗台”。

“叫就叫嘛，还是个洋名。”年轻时，对这个有些挖苦意味的外号，老郭没少和老婆生气斗嘴，但如今，这个外号让老郭十分自得，原因无他，“就是因为这么多年的节俭，我才给儿子在北京城里买上了房子。”

“别看我们夫妻俩一辈子只赚死工资，现在却在房山有3套房、2辆车。除此之外，还能给儿子在城里的房子付首付，靠的是什么？就是省！”

郭振兴是北京市农商行房山支行的一名普通员工，妻子老张在镇政府工作。虽然老郭总对儿子说，“比起还在农村种地的发小、邻居，咱家这日子过得就算可以了。”但他深知，如果走出房山这个圈儿，自己确实没有吹牛的资本。

老郭的儿子郭伟清楚记得，一次回家吃饭，老爸买菜去了一个钟头，外面还下起了毛毛细雨。正当家人为他担心的时候，老郭拎着一大袋子菜回来了。“足足5斤菜，才4块钱，又便宜又新鲜。我跟人老农砍了半天硬杀不下价来，幸亏后来下雨了，哈哈！”

老郭的单位每年都会发工作服，几年下来，夏装、秋装共攒了8套。郭伟的妻子发现，每次见到公公，他都是一水的白衬衫、西服裤子。见儿媳妇不解，老郭的爱人发话了：“别说我不给他买新衣服，你问问，他穿吗？连单位发的白衬衫他都舍不得穿新的，现在柜子里还有6套没拆封的呢。”

两张存折

“算是跟钱打了一辈子交道。”郭振兴坦言，每天面对银行里种类繁多的理财产品，自己却从没动过买基金、股票的心思。

2003年以前，郭振兴只有两张存折和一些国债券，“只有这些是最保险的。”之所以准备两张存折，是因为“一张活期，方便取用；一张死期，不到最关键的时候，坚决不能动”。而老郭大部分的工资都在这张死期存折里。

每个月看着这张死期存折的数字往上涨，似乎是老郭最满足的时候。他不抽烟、不打牌，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每天带着小狗“笨笨”出去溜一圈。

老郭的“关键时刻”在这日复一日的平静生活中来临了。2006年，妻子老张看中了房山区政府附近的一套楼房。“用存折换房子”，老郭心里不愿意。

“当时我单位差不多所有同事都在镇政府附近买了楼，唯独我们家还住在河北省边上。”老张这次没再听郭葛朗台的，她本能地意识到，如果再不出手，将来这房可能就买不起了。经过“激烈的家庭斗争”，老郭最终交出了自己的死期存折。

看着自己辛苦攒下的钱只剩下小数点后两位，老郭的情绪低落了整整一年。一年后，房价开始飙升，老郭的心情也跟着“飙升了”。“那时我突然意识到，把钱放在银行吃利息，不如把钱变成房子来得‘利息’高。”

自此，老郭的人生有了新的“追求”：买房。老郭追求的方式很简单，把工资存进死期存折，攒到一定程度，就用来买房。

借钱买房

在奉行节俭的日子里，老郭逐渐成为同事和朋友羡慕的对象。如今，算上城里给儿子买的那套房，老郭已经是4套房子的主人了。看着原来大吃大喝活得甚是潇洒的同学如今为儿子结婚买房发愁，老郭就总要对儿子、儿媳讲讲自己的生存之道。

可即便如此，老郭也没敢奢求在北京城三环以内买房子，“不敢想，我再从牙缝里省钱，也不可能省出200万块钱来。”

在老郭那一代人眼里，借钱买房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从村里和老爷子分家那一天起，我就没管人张口要过一分钱。我这代人都有这个思想，即便买房，也最好不拉饥荒，而且还要剩点钱，以备不时之需。”因此，即便在银行工作的他帮很多人办理过贷款业务，但“借钱”这两个字也从未出现在老郭的人生字典中。

2012年末，老郭的这一守财“规矩”再一次被打破。“儿子在四环边上看中了一套二手房，总价180万，这回我是真没钱了。本想着给儿子操办完婚事，我们老两口拿着50万存款游山玩水，可看着辛苦攒钱的儿子和飞涨的房价，我觉得不能再等了，贷款就贷款吧。”

于是，老郭再次清空了自己的死期存折，“50万，又变成了小数点的后两位。”在经历了最初的失落之后，拿到房屋钥匙的一刹那，老郭终于释然了，“和当年买第一套房子的感觉一样。”

如今，再也没有后顾之忧的郭振兴开始了新一轮攒钱计划，“最终目标（给儿子买婚房）完成了，动力小了不少，但还是得攒点钱，万一生病怎么办，总不能给儿女增加负担。”

然而，深谋远虑的郭振兴还是“小小挥霍”了一笔，“我前天给老婆买了一件衣服。”正说着，一直在旁边忙东忙西的老张把话接了过来，“嗯，15块钱呢。”

“不在贵贱，质量好就行呗。”郭振兴赶紧反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