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经济学

第一篇：腐败经济学

中国腐败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摘要：现代化在带来诸多利好的同时，腐败也成为困扰其继续前进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严重问题。腐败既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又是一种经济现象。首次通过尝试从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两个方面对产生腐败的复杂的诱导性因素进行多重全面考查分析，以探寻新时期腐败治理的突破口与重点，同时提出腐败的有效克制与减量的经济、政治策略。以此实现建设相对公平、效率、廉洁的政府，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关键词：现代化，腐败，政治学，经济学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回顾过去五年的工作时指出在取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效明显”的同时，依然存在“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这种辨证的对问题分析无疑会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社会和谐、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准确把脉。而根据世界发达国家经验，当前我国人均GDP在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时，也正是经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与放大期。腐败在这个时期也会越来越显化，越来越为全民所关注。“仇腐心理”成为一种急需引起关注的社会共识。腐败作为人类政治生活中一个永恒的话题，其既是一历史现象，又有现代的时代因素；既是一全球现象，又具有中国的独特的特征。同时兼具政治，经济的二重因素。对现代化进程中腐败问题的全面认识与正确处理有利于社会稳定与和谐。

一、腐败现象的原因分析

（一）腐败现象概述

现代化在本文中被认为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某一个阶段中，以该阶段所有国家中所存在的最先进要素作为参照物，任一国家或地区根据自身实情，而对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多个要素进行调整和变革，以完成向最先进水平迈进，从而达到进步与创新的动态变迁过程。而对腐败的诠释可以借鉴第17届国际刑法学大会通过的《国际经济交往中的腐败及相关犯罪》的决议将有关公务部门腐败的定义为：任何公职人员在任何时

候，以实际的或者潜在的行使或者不行使公职人员职能为交换条件，为自己、他人或者任何机构索要、同意接受或者接受不论何种性质的不正当利益。腐败的构成不要求为实现所图谋的利益而实施甚至企图实施作为或者不作为。对私营部门的腐败定义：企业的管理人员或者代理人员在任何时间，索要、同意接受或者接受无论何种性质的不正当利益，以换取做出与业主事务相关的不当作为或者不作为。

腐败由来已久，两千年以前，印度王国的首相考梯尔亚就曾写过一本

《Arthashaatre》的书，就讨论过腐败问题。几个世纪以前，但丁将行贿者置于地狱的最底层，美国宪法明确地将腐败和叛国罪规定为可以对总统进行弹勃的两大罪状。而中国自古以来也一以贯之的强调廉于自身，廉于公职，廉于社会的“留清白在人间”清官思想。但随着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确立，我国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与此同时腐败也现代化起来。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种种因素同时经历着变异并表现出某种滞后，腐败现象的滋生已经呈现出体制化的恶性态势。其主要表现为腐败主体由个体向集体蔓延，腐败行为由半公开化向公开化、低层向高层递进，腐败形式由当期交易向期权化交易、个案腐败向结构腐败（如垄断腐败、福利腐败、边缘腐败）发展。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数字：2006年一年就查办县处级以上干部2799人，其中厅局级196人、省部级8人。如此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落马，人民群众当然拍手称快，但也难免发出这样的疑问：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今天，究竟什么原因带来这么多的腐败现象。其实腐败与现代化存在着密切的关联，现代化经济政治的变革给腐败带来各种诱导性因素。亨廷顿解释这种现象说：“大致看来，有理由认为，腐化程度与社会和经济迅速现代化有关。18世纪和20世纪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腐化现象好似没有19世纪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腐化现象那么严重。英国也是如此，17世纪和19世纪末英国政治生活看上去就比18世纪的英国政治廉洁些。”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国度大小或社会制度的不同，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各国从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结构向以工业为主的现代经济结构过渡的最迅速的时期，也是社会问题大量产生的„高发期‟。在这一过渡时期，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的政治结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等一系列属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也随之变动，大量的社会问题包括腐败问题也会随之出现。”

（二）腐败现象成因分析

1、现代化进程中腐败的经济关联

现代化“开创新的财源与权力渠道而容易产生腐化”。现代化进程带来巨额效益(尤其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加剧了经济实体对与之相适应的利益的渴求，同时为了克服官僚机构的缺陷或政府官员的人为“设租”，取得经济调整时期的非生产性租金，在这种利己的有限理性的经济人框架下，腐败行为导致的后果由国家及全民承担。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人为设计的，构造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对处于社会巨变和市场化进程中的我国经济来说，制度因素始终是一个无法舍弃的因素，甚至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寻租行为就是新旧制度交替过程中博弈的结果。由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特点是旧制度的胚胎中孕育新的制度，而渐进式的改革又给旧制度的利益集团以缓冲的时间和空间，因此寻租行为就充斥着制度变迁的整个过程，有时候制度的制定者和被约束者是合为一体的，更增加了新制度发展过程中腐败的可能性。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经济机制转换时的“间隙紊乱”带来的高回报、低风险的腐败活动。由于存在短暂的制度空隙与信息的不对称，腐败现象也就难以避免。

而从微观经济学角度来看可以把腐败活动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存在供给与需求两方市场，满足市场经济的一般的供给与需求法则，通过对供给双方行为的成本一收益进行分析，腐败双方的决策实际上是具有“经济人”特点理性的行为。在腐败行为没有被查处和惩治的情况下，无论是腐败的需求方还是腐败的供给方都是收益大于成本，而真正受到损害的是国家、集体和其他个人的利益。“只要某一政府官员拥有向私营部门分配利益或分摊成本的处置权，贿赂的动机就产生了。因此，腐败依赖于受公共官员控制的收益与成本的大小”。

2、现代化与腐败的政治关联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的所有参与者无可避免的会受到外来冲击，这种冲击在一定时期深刻影响着社会成员的政治心理与政治思想，进而进一步影响政治社会化变迁与政治制度生态。在受到冲击同时又有现代化带来新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新管理行为的出现、新权力点的产生，这样在不成熟且缺乏严密的法制与规范的管理的现代化进程中，则使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定理”有充分的展现。

“现代化通过扩大政治系统输出功能促进了腐化的产生”，[1]P62过度集中的权力、政治体制调整滞后于经济建设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普遍现象，虽然垄断性政党与集权在促进

共同目标利益及加速现代化有着主要作用，但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带来利益主体多元，社会选择多样，造成对腐败的界定与惩治缺乏刚性准则，对集权与垄断无作为。

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有赖于制度制定机制、制度执行机制和制度保障机制三方面的正常运转。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制度功能方面存在着重要缺陷：缺乏用以制约权力及其运行的规范，导致了公共权力的私有化倾向和权力运行的随意性，引起了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制度执行机制本身的无能特别是反腐制度无法有效贯彻实施，导致制度的约束力降低，制度执行机制衰退，人们被迫通过非正当渠道实现自己的目的；制度保障机制存在问题，未能对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提供有效的监督，使制度的制定者在趋利动机下进行权钱交易，导致腐败。正是由于制度安排在制定、执行、保障方面存在的不足，使交易主体利用这种制度的缺陷最大限度地谋取个人利益。又因为现行制度的缺陷导致腐败的猖獗，而腐败的猖獗又进一步放大了现行制度的缺陷并进而造成现行制度的劣变，劣变的制度在诱导人们的经济行为、政治行为和社会行为背离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它对长期的经济绩效、政治治理绩效和社会绩效均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腐败也可能成为不发达状态持久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腐败对现代化的影响

（一）腐败对经济的影响

从宏观角度分析，腐败的经济影响是指腐败对整个市场经济体系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即存在着“修正论”与“道德论”之间的纷争。“修正论”观点则认为腐败有时也能促进社会发展，也可以是一种正效应（Positive effects），如列夫（Leff），迪尔门（Tlimna）等，他们认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分配资源时往往供求不平衡、供大于求，腐败能使政府在分配一部分资源时，通过指令价格变成市场价格，从而使之有效的达到供求平衡。而“道德论”观点认为腐败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必然导致经济社会衰败，因而是一种负效应（Negative effects）。

从目前我国的实际的情况来看：腐败所带来的经济负面影响宽而广，深入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一就是腐败造成社会经济的“内耗”，导致资源配置低效和失效，造成社会公共财富的流失，阻碍经济发展，恶化经济环境。根据2007年06月29日新华网报道：“审计署发布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审计结果：因管理不严增加建设成本4.88亿元；306亩土地未批先

用，1650亩土地长期闲置”。而根据中国社科院李志宁教授的估算，目前我国的腐败成本占GDP的比重高达1/3，数字的真实性值得商榷，却道出腐败影响的严重。其次在市场经济转型中腐败破坏市场的主导地位，降低市场调节效率，形成不公平、不效率的竞争态势。由于不能准确定位市场机制与非市场机制的职能与角色，这样很容易容易导致各类事实或形式上的垄断，使我国市场失去了竞争性，从而严重削弱市场的生机与活力。腐败还妨碍私人投资，影响贫困治理与经济发展。造成潜在流资难以激活，发挥其最大效益。诚如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政策研究团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份报告指出的那样：2003年中国由腐败引致的经济损失达830亿美元，占当年经济产出的3%，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致命威胁，报告还指出普通官员入狱的几率最多不超过3%，因此，腐败是一项高回报、低风险、高收益、低成本的经济活动。

另外，腐败最可怕的经济后果在于它刺激了公民和官员的不是生产性而非生产性行为。人们开始千方百计地搞腐败交易而不是更有效率地工作。[4]P219

（二）腐败对政治的影响

政治稳定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前提。但是腐败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使民众对政府的政策制定与执行以及其他政府行为失去信任，进而导致社会**。正如詹姆斯.哈林顿所述：一个政府的腐败将意味着另一个政府的诞生。[5]所以研究腐败对政治方面所带来的影响就显得十分必要。

当然腐败的政治影响也存在着“修正论”与“道德论”之间的纷争。“修正派”的贝雷

(Byaely)、尼尔(Nye)以及亨廷顿等人认为腐败对于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衰败的力量而是发展的力量。如亨氏认为十八、十九世纪的美国也产生过腐败，但这是新兴集团融入现有体制的一种手段。在现代化初级阶段是有用的，不应彻底否定。一定量的腐化不失为一种打通现代化道路的润滑剂。[1]PP64-65

但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腐败对政治的影响负作用主要表现在主要有危害国家稳定与社会整合，为各种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提供口实与机会，增加人民群众与政府的背离。腐败造成公众对政权合法性的质疑与信任的动摇，内在变量与外在变量的突发，使政府的作用发生阻碍。损耗政府效能，造成管理混乱；容易产生公共危机，影响政府形象与公信力，透支政府形象。由于政府的公信力是政府治理社会的基本要求，反映政府的影响

力与号召力，是实现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前提条，腐败导致人民群众对政府信任的丧失，使政府缺乏亲和力及感召力。特别是在国际社会上，造成严重的负面效应；同时腐败对社会的示范性作用与诱导性功能，诱使各种社会犯罪的的抬头与猖獗。

第二篇：企业家腐败的经济学分析doc13

企业家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腐败是一个涉及诸多领域的制度现象，同时也是一个特殊的经济现象。既往的学者对腐败的经济学分析，其行为主体的定位较多地侧重于“行政腐败〞。对企业家腐败作经济学意义上的深层次分析还比拟鲜见。笔者认为，企业家的腐败行为与政府官员的行政腐败既有共同点又有一定的区别。如果说政府官员的腐败来自于权钱交易，靠权力来索取收益。那么企业家腐败那么更多地来自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契约不完全性与信息不对称，企业家腐败收益是对企业利润的转移。相比拟而言，企业家腐败比官员腐败更具有隐蔽性。

腐败是一个涉及诸多领域的制度现象，同时也是一个特殊的经济现象。既往的学者对腐败的经济学分析，其行为主体的定位较多地侧重于“行政腐败〞。①对企业家腐败作经济学意义上的深层次分析还比拟鲜见。笔者认为，企业家的腐败行为与政府官员的行政腐败既有共同点又有一定的区别。如果说政府官员的腐败来自于权钱交易，靠权力来索取②收益。那么企业家腐败那么更多地来自于企业利润的转移。相比拟而言，企业家腐败比官员腐败更具有隐蔽性。

一、关于腐败的一般定义与企业家腐败的特殊内涵

提起“腐败〞，人们自然会想到贪污、收贿，“权钱交易〞等一系列说法，但如果给“腐败〞下一个完整的定义却非易事，在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以及经济学家眼中，腐败有着不同的理解。可以说每一个学科都会使用它们自己的参数来定义腐败。经济学家倾向于从需求和供应，或从市场角度定义腐败；政治学家倾向于将它定义为与权力的行使和外界对政府官员的影响相联系；社会学家用对社会接受的任务和福利标准的违反来代表腐败的社会关系。尽管不同学科的学者对“腐败〞的看法角度不同，但大致相近的理解是，政府官员腐败是为谋取个人私利而不正当地使用公共权力。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对企业家腐败的定义。为了便于我们界定企业家腐败的定义，有必要“腐败〞一词作历史陈述性的回忆。

1.1.“腐败〞一词的一般性理解

“腐败〞一词，在西方传统中，来自于拉丁动词‘Corruptus’意思是“消灭〞、“破坏〞，它的希腊语义意味着丑陋地死去或消灭。罗马人从希腊文化中借用了这一语词的负面含义，用以指官员的违法行为。根据牛津English/“

class=kk>英语词典的解释，“腐败〞可能以多种方式发生，它可能以破坏或分解任何物体的方式影响“物理属性〞，尤其是以分解或瓦解的方式，并伴随着产生了不健康的和令人讨厌的物质；它可以影响“道德〞，通过“扭曲〞和“破坏〞政府职能履行中的老实，以贿赂、偏袒的方式，或以腐败行为的使用和存在的方式影响政府职能。

从理论上讲，腐败行为是一种带有相当普遍性质的制度现象。在组织形成过程中，由制度规那么表达的权力配置一旦失衡，就必然会产生腐败行为。有的学者归结为，腐败普遍存在的表征是制度非均衡和政府失败〔邹微，2000年〕。从逻辑意义推导，当组织规模扩大时，权力在组织成员之间的配置一旦失去均衡，权力可能迅速集中到少数成员或少数公职那里，于是腐败就成为大规模组织的生死存亡问题。

对腐败行为的考察，上述的理解根本上是从行政权力的无限放大角度阐述腐败行为的表征。我们对“腐败〞的理解是指利用制度空隙，凭借自身的信息和职位优势对公共利益的破坏。对这一定义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在规定性：一是腐败行为主体拥有职位和信息方面的绝对优势，在政府官员那里表现为行政权力，在企业家那里表现为企业控制权，表现为企业生产、经营的信息优势地位的掌握。

二是存在着制度空隙，指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一系列制度存在着对人们行为约束上的漏洞。

腐败和腐败行为的定义在各个国家都不同，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组织定义为：为私人目的而滥用公共权力，它涉及公务员违反公务职能责的要求，作为执行或忽略某一行为的报酬，寻求或索取一个承诺，或者收受礼物或其他任何好处，也可能涉及到公务员对于应属于或应付给公共财政的钱财进行勒索或贪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腐败定义为：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的谋取私人的利益。国际透明组织对腐败的解释是：“公共部门中的官员的行为，不管是从事政治事务的官员，还是行政管理的公务员，他们通过错误地使用公众委托给他的权力，使他们自己或亲近于他们的人不正当地和非法地富裕起来。〞〔国际透明组织，1995〕这一定义接近于行政管理的腐败，集中于个人行为活动，与广义的政治腐败还有所不同。大多数社会科学学者遵循?牛津English/“

class=kk>英语词典?的腐败定义，从本质上与公共职位的责任联系起来。

在经济学界，对腐败的理解有如下几种观点。

一是“委托--代理人利益悖反论〞。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大多数从“委托－代理〞框架内，代理人收益的非法获取。比方，汪丁丁认为，腐败可以被定义为‘委托人利益—代理人利益’平面坐标系所指述的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利益与均衡行为模式下互相悖反的情形。③纳依〔〕认为，腐败就是由于考虑私人的金钱地位，利益而偏离作为一个公共角色所具有的正式职责的行为。④

二是“寻租论〞。

巴格瓦蒂〔Bhagwati，1982〕关于非生产性寻租的论文〔所谓ＤUP活动Direct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

activities〕，他认为，权力寻租可能转移的资源上限—被收买的权力为收买者带来的利润总额，从而寻租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资源配置，把相当大量的生产性资源转移到非生产领域。⑤我国学者胡鞍钢认为，腐败是一种寻租活动，它是指少数人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谋取经济租金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

三是“交换论〞如：谢莱法和韦欣尼〔〕认为，腐败是一种交换，一个政党为某个公职人员的提供诱惑〔不一定是金钱〕以换取特殊政策或行政优势，抑或“政治利益〞。

谢莱法把“政府腐败定义成政府官员为了个人利益出售政府财产。〞这里政府财产是指政府“生产〞的“物品〞，包括执照、许可证、通行证、签证以及其他禁止或限制“私人〞提供的“物品〞，而且被假定在提供这些政府产品问题上具有随机选择的权力。

从以上观点看，无论是从政治学还是经济学乃至其他学科对腐败的理解来看，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点，腐败是一个为了个人私利而侵害公众利益的行为。

企业家腐败与政府官员腐败的异同

在既有的关于腐败的经济学分析中，绝大多数学者往往对政府官员的权力腐败给予更多的关注。而无视企业家行为中的腐败现象。我国学者胡鞍钢博士将我国的腐败现象分为四种类型：即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腐败与公共支出腐败。⑥目前我国学者比拟众多的分析，认为腐败是国家权力的腐败，即指国家公职人员滥用国家权力或公共权力，谋取个人私利或小团体利益，损害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的行为。⑦事实上，企业家的腐败行为往往比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更具有隐蔽性。应该说企业家腐败行为属于特定领域中的一种经济现象，与政府官员腐败的性质是相似的，但又具有自身的特点，表在：

其一，反映共性的特点是，都是利用特定的权力优势对公共利益的侵害，损害的都是公共利益。

其二，都是以国家公职人员的身份，滥用职权，损公肥私，直接损害的是国有资产。(诚然，非国有企业中也存在企业家腐败行为,只不过侵害的是公众的利益。)

其三，腐败行为的滋生根底都是来自于制度缺陷，来自于制度规那么的约束软化。

而企业家腐败行为与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不同之处在于：

第一，企业家腐败收益的实质来自于企业利润的转移。从一定意义上说，在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以及契约的不完全性，代理人利用信息优势的特殊地位，在契约范围内隐瞒企业的真实收益信息，转移企业局部利润划归己有。但是这局部腐败收益中有着企业家付出的劳动。应该说是企业家支付了一定的本钱。而政府官员的腐败收益完全来自于权力优势，来自于政策信息的把握，他所得的腐败收益是没有本钱的。⑧

第二，企业家腐败有时披着合法的外衣，在现行体制框架内，法律法规存在着约束措施的空隙。比方企业家的“在职消费〞就存在着一定的腐败空间，企业家可以打着生产经营活动中必要的交易费用的幌子，用于个人消费支出，从外表上反映的是企业账面上利润的减少，而这些行为却是合法的。而政府官员的腐败由于有一系列纪律制度的约束，并且在职消费的空间相对而言要小的多，并且风险较大。

第三，企业家的腐败收益难以界定。由于政府官员的腐败来自于权钱的交换，其收贿的行为在法律上一般比拟容易界定。而企业家的腐败收益不是以交换的形式取得，而是在自己权力控制范围内的一种侵吞，一般在财务上比拟难发现。同时，企业家侵吞国有资产往往发生在企业生产经营的活动中，一般难以监督。

第四，企业家的腐败行为具有多样性。相比而言，企业家腐败在形式上是多种多样的，比方贪污、贿赂、挪用公款、失职、渎职、挥霍国有资产等等。在我国最典型的有：第一种是企业家直接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取“各种各样〞的实惠，“穷庙富方丈〞现象就是最形象的描绘。比方有的厂长以赞助的形式保送自己的子女上高校读书，用公款装修住房。第二种是国有企业厂长“脚踩两只船〞，把大量企业资金转移到一些私营企业，或者挂靠企业，从中分得利润。第三种利用经营权，在经济活动中收取回扣，“中饱私襄〞。还有私设小金库，用于个人经费支出，所谓“吃喝玩乐全报销〞。而政府官员的腐败主要在于贿赂。

这里还要特别强调的是，企业家腐败与政府官员的腐败存在着严重的“交叉感染〞现象。就是企业的腐败分子通过行贿的形式在国家机关建构保护伞，两者相互勾结。比方上级主管部门的官员个人经费在政府机关不好“处理〞可以到企业去报销，又如，由企业为领导人装修住房。上级机关占用企业小轿车等等。

诚然，目前在企业家腐败行为的界定上尚有两个空白区，一是国有企业改制后，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具有国家公职人员的身份；二是即使是非国家公职人员身份的企业领导人是否存在腐败行为。我们认为，但凡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都构成腐败。比方股份公司中的董事长、总经理，利用职务之处侵占了本不属于个人所得的利益，也构成腐败。因为他损害了别的资产所有者的利益。如股东的利益、职工的利益，这种行为也构成腐败。

二、企业家腐败行为探源

从经济学根本原理出发，经济学是建立在“理性人假定〞根底上的，即根据马斯洛的心理分析学说，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满足层次是递进的。相对于无穷的欲望而言，每个人用以满足的手段和资源是有限的，这种欲望和手段的矛盾就构成了对企业家腐败成因分析的前提之一。

对于人的生存而言，经济利益是保证人的社会生活必须的前提条件。无论任何人，不管其社会地位如何，只要他无法摆脱依赖物质根底而生存和开展，他就必须去获取经济利益，这是由人的本质需要所决定的。

但是，任何社会都有一系列的制度规那么，通过制度规那么规定着人们获取经济利益的方式，在制度框架内如果每个人获取经济利益的方式符合法律、法规制定的行为规那么，他所获取的经济利益就会得到制度的认同，社会的认同，反之就构成违法，就要受到制度规那么的处分。然而，任何制度规那么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当制度规那么的空隙缺乏以约束人的行为时，腐败就会产生，因此，可以说腐败是一种制度现象，在任何体制下都可能产生腐败。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度的完善与腐败的治理问题。

企业家腐败的制度根源

企业家腐败也是一种制度现象，对国有企业而言，其腐败制度根源在于：

其一，企业家主导的社会博奕与产权制度的缺陷。当前的改革，从实质上说，是在方案经济旧体制根底上进行的一场具有社会整体上的利益大调整和再分配，这种调整和分配构成社会的大博奕。而产权正是社会博奕的结果。〔汪丁丁，2000年〕在这场博奕中，当制度规那么存在缺陷的前提下，其获胜者首先是掌握信息优势的权力控制者。就国有企业而言，在经济转轨时期，由于政策、法规缺位或错位，在博奕中，其竞争优势来自于博奕的初始禀赋〔即方案经济时期所掌握的权力和财富存量〕，和博奕能力，〔即博奕者的自身素质〕。相比拟而言，拥有初始禀赋越多，优势越大，获胜的时机就越多。这就必然使他在下一轮博奕中具有更大的初始优势，并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从而形成反帕累托改良的马太效应。这正是构成社会分配不公，出现两极分化的根源，也是腐败行为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我国的国有企业厂长相当一局部是在方案经济体制下，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在企业家市场尚未形成的条件下，这种不需要本钱取得的职位，使他在掌握了企业的控制权后，有着比其他人更优越的企业信息优势，而现行的体制框架，由于产权虚置，产权边界模糊，所有者“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在其位，谋其政〞的企业经营者却不承当直接的经济责任，国有资产那么成了真正无人负责的财产，这种没有“悟空〞保护的“唐僧肉〞，任何心术不正的人都会来咬一口而最有优势吃到“唐僧肉〞的那么是控制国有资产的企业经营者，于是企业经营者便可以利用种种时机用国有资产谋取个人私利。

其二，权力与责任的失衡。在法律上，权力和责任是一对孪生子，没有责任，权力必然会被滥用，而权力的滥用是腐败滋生的土壤。在当前的企业领导体制中，对企业经营者权力约束是软化的。

市场经济作为以所有权彼此让渡为实质内容的交易的经济，其有效交易的重要制度根底在于企业产权界区必须清晰。产权界区不清，其结果一是导致市场交易中摩擦增大，从而交易本钱上升，降低市场机制效率，二是根本就不可能进行所有权转让意义上的交易，从而导致市场失灵。企业产权界定问题实际上是明确对他人，对社会、对交易各方的责任问题，是在责任与权利相互对称条件下的制度界定，也就是说一定的机制一定伴随着相应的责任，如果权利脱离相互责任的约束，必然导致权利的滥用，导致外部性与市场失灵，导致“搭便车〞的道德投机。从这一观点来看，目前国有企业由于产权界定区的模糊。现职的企业领导人，拥有支配企业财产的机制，而责任并不明确，其结果是导致企业家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产生企业家腐败行为的主要原因。这种权责的失衡极易导致企业家行为的扭曲。具体表现在：第一，经营者追求的效用函数包括增加个人货币收入，指挥更多的职工、晋升、荣誉等一系列个人目标的放大，企业家的扭曲行为是不能把经营者追求的效用转化为对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追求。第二，权力的拥有与责任风险不对称，难以防止企业领导者为谋取所谓“政绩〞带来投资的膨胀。因为企业领导者可以从增加投资中得到种种好处。第三，负盈不负亏将增加企业的交易费用，由于产权不清晰，交易界区也就不清晰，承当风险的主体缺位将导致违约现象频繁。履约本钱不断提高，从而降低配置效率。

其三，企业家作为经济人行为的扭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的行为规那么与自愿、平等、互利的商品交换机制及其价值的作用和要求是相一致的，经济人行为的正效应是以公平竞争为前提的。在方案经济体制下，为什么腐败没有今天严重，原因在于两个方面：其一，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形成的艰苦奋斗精神在起作用。同时，建国后，党中央一次又一次反腐倡廉的不懈努力。从“三反五反〞起的各种运动，从其立意和出发点看，其目的都是为了净化干部的权力意识，防止腐败的滋生和蔓延，从这种意义上讲其威慑作用是存在的。〔至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以运动的形式解决腐败问题，其负面作用那么另当别论〕。其二，在过去集权统治下，鼓励、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几乎扼杀了全民族正常的经济人动机，使中国人的经济人行为意识长期受到压抑而发生变异，人们不屑于追求经济利益，甚至对经济利益产生恐惧和鄙视心理，唯恐沾上“拜金主义〞之嫌。

而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经济改革进程的推进，原有的集权体制逐渐在政府职能转换中得到调整，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人开展空间展现出来。应该说在市场经济开展过程中，经济人行为空间的拓展为企业家提供了能力竞争的舞台。但是不可防止的是一些经济人的意识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利益私有化动机的驱使下，追求个人私利的冲动以及对“允许一局部先富起来〞政策的曲解，一些人利用转轨时期存在的制度缺陷，或合理不合法，或不合理也不合法的追求“致富〞，利用国有资产管理上的漏洞，谋取个人私利，或是无限放大自己的权力，挥霍国有资产，疯狂的侵吞社会财富，这种扭曲的经济人行为像一种社会毒素，侵袭着社会肌体，形成种种腐败现象。

企业家腐败的内在根源

企业家腐败的内在根源在于收益水平的社会比拟，当他的收益水平在社会比拟中满意程度越高，其腐败程度越低。但提高企业家收益并不能消除腐败。我们可以用图－2来说明。

图中ＣC`线代表企业家收益水平和腐败程度的交替，即企业家收益水平越高，那么腐败程度越低。假定ＯＭ代表一个企业家维持根本生存和社会交际所需要的最低收益水平，据此可以认为ＯＡ是源于贪婪的腐败，而超过ＯＡ的腐败那么是源于生活和社会交往需要腐败。图1同时也说明，即使委托人给予企业家的收益保持一定的水平，并且在企业分配机制中占有相当高的份额，但有些企业家由于心理和道德方面有因素也可能走向腐败，或者出于获得非法收益时机的存在，以及被发现的可能较小，而且他付出的本钱较小，一种出于本能的贪婪，也可能铤而走险。

事实上，企业家收益水平与腐败指数之间关系的经验分析说明，和一般性的认识相同，腐败和收益水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和图1中ＣＣ`线所示的结果相近的统计学上的相关关系。从现实中分析，尽管通过鼓励给予企业家较高的收益来降低企业家因腐败对委托人利益的损害，但是依靠提高收益的方式减少企业家腐败行为意味着企业本钱的加大，况且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企业家的腐败行为。

三、企业家腐败本钱与收益分析

对企业家腐败的本钱与收益分析不仅要考虑到私人本钱与收益，而且要考虑到企业本钱与收益，这也正是企业家腐败与政府官员腐败的不同之处。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及，企业家腐败行为本质是对企业利润的转移，当企业家将企业利益窃为己有的时候，从帐面上看实质是加大企业的本钱，使企业利润减少，最终损害所有权者的利益。

企业家腐败与企业本钱—收益分析

企业家腐败行为的本钱与收益，包括两种角度的解释，一是企业家因为窃取企业利益所需要付出的本钱与企业家因腐败获得的收益比拟；二是因企业家腐败使企业本钱的提高，利润的下降，所有权者收益与所有权支付本钱的比拟分析。

在进行分析之前，我们给出如下的假定：

假定之一：企业家的个人收益在委托一代理关系中是预先给定的。

假定之二：企业是有效益的，即利润m>0。在所有权者与企业家之间的目标利益一致的前提下，企业家的个人收益与委托人利益一致时，委托人收益到达最大。如图-2

I：当委托人所给予的利益使代理人满意时，委托人的利益和代理人利益到达最大，这时委托人和代理人目标利益是一致的，图中m0点是企业最大利润，a0企业家最大的合法收益。

II：当委托人给予代理人的收益使代理人不满足时，代理人就会利用委托人信息不完全性产生扭曲行为，企业目标利润是下降的，m1点是企业家隐瞒的利润或是损害的利润，DEF区城就是企业的损失。

下面我们来分析企业家扭曲行为对企业利益的侵害。

假定我们给出企业家扭曲行为形成的腐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合理性腐败⑨。具体表现为：利用合法的经营活动中交际行为将正常业务活动中的交易费用无限扩大，用于个人消费，但可以合理地在财务上列入本钱开支。二是不合理性腐败。具体表现如贪污、将企业资金在帐外循环用于谋取个人私利等等。

i

关于合理性腐败

合理性腐败，有的学者称为偷窃性腐败。其根源来自财务约束上的漏洞，〔即使在标准性的公司制企业中，对企业家在职消费的监督也不可能完全。〕正是由于这一点，企业家往往会在“开展业务需要〞的幌子下，无限制地挥霍企业资产。现实中有的厂长“吃喝玩乐全报销〞就是形象的描述。而这些消费一列在企业本钱中列支，其结果是增加企业本钱，降低了企业利润。如图：10－2所示。

图中：当企业家不腐败时企业实现的目标是a0，企业家不腐败收益是m0；当企业家腐败时在同样的目标下他所获得的收益是m1。

ii关于合理性腐败

不合理性腐败其现实表现为：利用职务之便，直接私分企业资产，或是利用企业资金用于谋取个私利，以及用公款贿赂政府官员等。不合理性腐败与合理性腐败的区别在于合理性腐败具有隐蔽性，一般不易被查到，而不合理性腐败是将企业资产窃为已有，实质是对企业资产的分割。这种腐败行为的结果是委托人利益的丧失，导致企业竞争力的削弱，甚至破产。

企业家腐败与其个人的收益与本钱分析

对企业家个人而言，腐败也是有本钱的，这种本钱取决于如下几方面。

时机选择：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有两个重要概念，即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t〕和自我强化(Self-enforeement)，意即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种道路，就有着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惯性，并且不断自我强化，即使这条道路是错误的，也是如此，甚至最后进入锁定状态。对企业家腐败行为的形成，同样也存在这种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任何一个企业家从他得到这个职位开始，其本意是把企业搞好，最终获取自己的收益，然而当他发现通过努力工作所获取的收益远远不及以非法手段取得的收益更大时，他将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努力工作，安于现有的收益现状；另一种选择趁自己掌握控制权时捞一把。但是后者意味着要冒着被查处的风险，一旦被发现，可能有这么几种情况：坐牢，失去巨大的收益，或者被夺去企业家职位，或者被罚款等等，这些都将构成他们非法获取收益的本钱，我们称这时机选择本钱。这种时机选择本钱的前提取决于被查处的概率。因此，在企业家判定是否非法获取收益的前提是：假定非法获取的收益为Do，而被发现的概率为Eo，并且在得到非法收益的同时，还得到腐败租金，用S表示，由此构成产生腐败的时机为：

Do≤〔S+

Do〕〔1－Eo〕

查处后本钱：

企业家腐败行为一旦被查处，他将会被夺去职位，或者坐牢、罚款、社会谴责，丧失个人荣誉、社会歧视等等，这些处分将对他未来获取收益的时机带来种种限制，他在未来的生活所获取收益应支付的社会本钱将会更大，但是如果他的预期收益远远大于社会本钱时，他仍然会选择获取非法收益。比方，某厂长非法获取收益100万元，被查处后实际认定的为20万元，他可能被判15年徒刑，如果在厂长职位上不贪污，他的收益只有30万元，而刑满后仍有80万元收益，这时他必定选择腐败。〔事实上，相当多的企业家腐败行为是不易被查处的，但是一旦被查处的几乎可以倾家荡产，但出于利益的诱惑，更多的腐败分子愿意铤而走险〕，值得一提的是在企业家腐败中有一种奇怪现象，被查处的企业家中，有很多是具有一定管理才能的，比方红塔集团的总裁储时健。有的人往往被查处之后，很快可以获取新的职位，而且收益不菲。这里面深层次的根源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某个企业家虽然倒台，但现有的业务关系仍然存在，他可以利用在原来职位上结成的社会网络关系重建自己的开展空间。二是企业家市场尚未形成，对企业家鼓励缺乏导致企业家劳动的付出和收益不对称，由此产生心理上失衡，迫使一些人铤而走险。鉴于这种现象的客观存在，于是企业家所支付的私人本钱较小。

预期收益

企业家腐败行为的预期收益也就是贝克尔等人所说的的“诱惑〞〔tempetation〕其决定因素取决于他所获得的合法收益。〔当然，腐败行为也有社会、心理、道德方面的影响〕一般来讲，当腐败的预期收差与合法收益差距越大，腐败行为产生的概率越大。可用下式表述：

预期纯收益=预期收益—预期本钱>0

在预期本钱中包括：直接本钱，时机选择本钱，法定惩罚本钱。对企业家的行为选择而言，他所付出的劳动我们称为直接本钱。而被查处后原合法收益的丧失，称之法定惩罚本钱。其关系如下式

预期本钱=直接本钱+〔时机本钱+法定惩罚本钱〕＊查处概率

在上式中，直接本钱是既定的，时机本钱与法定惩罚本钱取决于查外的概率。一般地讲，被查处的概率越小，腐败的可能性越大。当预期本钱越小，预期收入越大，越易产生腐败。

四、企业家腐败的治理

由于企业家腐败行为具有隐蔽性，同时在当前体制框架内存在着一系列制度缺陷，因此对企业家腐败的治理要着力于三个方面的结合。

一是“长短结合〞就是把长远目标和近期治理结合起来，从长远看，要进一步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建立起比拟完善的企业家制衡机制，把企业家的权力监督放在利益的平衡上。

同时逐步建立企业家市场，让企业家成为高级雇员，接受董事会这种利益主体的监督，同时在鼓励机制上充分肯定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价值，给予企业家与职位和付出劳动相称的报酬。从短期讲，要健立健全厂长〔经理〕的审计和离任审计制度，强化会计监督，同时要制定厂长经理腐败行为惩治方法，以约束企业家的行为。

二是标本兼治。

对企业家腐败的惩治要加大法定惩罚本钱，实行重罚、重处，尤其在经济处分上要加大处分的力度，使腐败分子的预期本钱加大，缩小预期收益与预期本钱的差额，使其无收益可图。同时要从制度上标准企业家的行为，尤其是要强化对在职消费的控制，同时明确企业家在职消费的权限，增强在职消费的透明度。

三是社会舆论与声誉机制相结合。

要加大社会舆论的监督力度，对企业家的腐败行为通过媒体曝光，形成社会人对腐败行为和腐败分子的歧视，加大查处后再就业本钱，同时建立企业家声誉机制，对]企业家行为进行科学的评估，尤其是对其行为的评估，使其在社会上无立足之地。

第三篇：腐败

反腐败问题

腐败的问题，似乎在我国社会中成了个难以克服的痼疾，也成为人们经常议论的一大话题。反腐倡廉反复搞，似乎成效不大，因此我想现在也该针对腐败产生的原因，对腐败与防腐败的问题多作些经济学的分析，以便找到更有效的对策。腐败的原因从根本上说不在于当事人品德的好坏、水平的高低，而在于规定着人们行为方式的那一系列体制。

为什么当前中国的腐败犯罪现象不能从根本上得到遏制，仍在恣意蔓延呢？追根究底，是有一腐败分子手中握有权力。没有权力，这些人想腐败也腐败不了，想堕落也难以堕落。腐败同集权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竭力谴责腐败分子个人如何如何时，同时应当在更深的层次上探究腐败形成的社会原因。

反腐败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的共同的重要任务。我们的党和国家对反腐败工作历来十分重视，从建国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停止过同腐败现象作斗争。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和经济处于转型期，许多法律和制度还不够完善，导致腐败现象有抬头的趋势。近年来，党和国家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一批腐败分子纷纷落网，反腐败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坦诚地说，反腐败工作任务还很重，腐败现象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因而探讨反腐败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我们党和政府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工作方针，不断加大从源头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取得了廉政建设反腐工作的新成效。但就目前情况来看，预防和治理腐败工作，仍然还很不理想，暴露出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预防和治理腐败工作依然任重道远。新形势下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抓好腐败治理的工作。

预防腐败犯罪的根本方法，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建立在对产生问题原因的认识基础上的。如果方法本身不是建立在科学认识问题的基础上，那么，这个方法便是盲目的，脱离实际的，从而是毫无效果的。即便是符合了实际，那也是不自觉的，也就大大影响了预防的效果。从上述对贪污受贿的根本原因的分析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要预防此类腐败行为的发生，最根本的方法，不是要消灭权力或者减少权力，因为权力本身不是腐败产生的原因；而且，只要人类社会存在，权力就必然相伴存在。减少权力，当然能够减少腐败产生的条件从而减少腐败，但我们讨论的是如何预防掌权主体的腐败，这是两个不同的课题。同样，这个方法也不是要消灭掌权主体的自身利益。如果能够做到这点，当然很好，很有效。没有自身利益，大公无私，掌权主体完全和公权融为一体，产生腐败的可能性也就一点没有了，但是，我们能做到这点吗？

预防和抑制腐败犯罪应采取以下措施：

1、完善权力制约机制，从源头上遏制腐败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滥用权力的结果。而权力之所以能滥用，正是缺乏必要的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的缘故。因此，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是反腐败的必由之路。我们认为，对领导干部除了重视道德教育外，还要进一步完善权力制约机制，双管齐下，这样才能更好地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如何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呢？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目前的体制，应该重点放在限制个人权力，完善集体决策机制上。个人决策权力太大，就容易产生专权，权力就容易脱离控制从而导致腐败产生。

2、进一步完善司法独立制度

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也是最危险的腐败。因而遏制司法腐败显得异常的重要。为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客观地说，也存在不少的问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难究等现象仍然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影响了党和国家的形象和威信。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坚持党的领导是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使中国走向民主法制和文明富强的社会。但是，目前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方式多是直接领导，个

别领导干部置党纪国法不顾，滥用手中权力，把司法机关当作自己的私人的工具，用来谋取私利，有时直接干涉司法机关办理具体案件。有些身居要位的腐败分子，司法机关在他们的领导之下开展工作，不敢监督，监督不了。

3、增强反腐透明度，加大对腐败的处罚力度

我们认为，反腐败工作也一样，必须增加其透明度，这样才能增强效果。现在，我们国家对腐败现象曝光严格控制，发挥不了新闻媒体应有的舆论监督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许多腐败分子不怕党内通报和检讨，就怕媒体曝光。正是媒体没有揭露社会丑恶现象，没有给腐败分子曝光于世人面前，从而也在一定程度助长了腐败现象的蔓延，使腐败分子毫无畏惧之心。因此，我们认为，必须支持新闻媒体大胆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揭露，对腐败分子曝光。让腐败分子无藏身之地，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对腐败处罚不力，也是造成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

4、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 政府规模和政府职能的协调发展，只有合理确定和配置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才能防止行政权力过于集中，才能保证行政权力在适度的范围和领域内发挥作用，减少行政权力的滥用，才能够从根本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在管理方式创新中规范行政权力，建立和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决策责任制度，要科学设计政府绩效评估的内容和指标体系，建立起客观公正的评估机制，对政府管理效益、效能进行评估。要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建立信息网络监察，实现全程及时监控，监督由事后变为事前，由柔性变为刚性，这样可以从根本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5、强化法治意识，构筑牢固的党纪国法防线 要从抓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入手，着力使他们深刻理解，建设法治国家是国家和民族走向现代文明的必然趋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要引导他们确立法律至上的理念，正确认识和处理权与法的关系，防止和克服权大于法的现象；使他们增强民主平等意识，克服等级观念、特权观念，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强化以法制权的监督制约机制，强化对领导干部职权行为的监控，对权钱交易，买官卖官之类腐败行为，要实施重点防范，要完善加强事前、事中监督制度，强化对领导干部违法违纪行为的防范预警机制，切实改变监督滞后状况；加大对打击报复举报人行为的查处力度，切实保障群众依法行使民主监督体制，并通过政务公开等制度，加强对权力运作过程的民主监督。做到依法制权，以权制权，要坚持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加强查纠监督，要把党员干部的职务行为纳入法制轨道。要大力纠正执纪执法偏软偏宽的现象，加大对违法违纪案件的查处力度。

7、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预防贪污受贿行为的发生，就是要使掌权主体在主观意识上筑牢思想防线，预防和铲除自私自利观念，阻断公权与私利的结合。要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人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存在意义之所在，使国家工作人员真正看到，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向社会索取了多少，而在于向社会贡献了多少。他向社会的索取是分母，向社会贡献是分子，索取越多，相应地自身价值就越小；贡献越大，相应地他的价值就越大。自觉地讲奉献，体现人生的价值。从反面看清楚，自繁育自利，巧取豪夺，贪污受贿，必然导致自身价值的大跌，甚至成为一个负价值的人，最终为社会和人民所唾弃。树立了这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人，就能抵挡任何黑色的诱惑，堂堂正正地做人。

8、培养高尚的从政道德。

道德是规范人的言行的行为规范，它是从内在方面对人长期地为进行制约，因而是预防贪污受贿的十分有效的方法，一个具有了崇高职业道德，便是具有了政治良心的人。所谓政治良心，就是指人们在政治活动中的良心，即人们在履行对他人和社会的政治道德义务时，对所负的政治首先责任的内道德感知和政治行为的自我评价能力，是人对其政治道德责任的

自觉意识。政治良心的内容包括同情心、怯恶心、是非感和团结心。具有这种政治良心的人，就能时时处处用美好的情操来约束自己的私利，有效地遏制自私观念在头脑中滋长，真正做到公私分明，廉洁奉公。这样，腐败的内在结构，就根本不可能在这样的人身上形成。

9、摆正自身利益的位置。

现实社会中的人，都有自己的物质利益人们的一切行为，无不和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国家工作人员，他们的营作，当然和他们的薪水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个人的物质利益必须和他所处的社会和时代密不可分，有一个度。脱离这个客观条件，企求超越式的豪华生活，就会产生畸形的物质需要，就会滋长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观念，就必须会走向腐败只有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把自己的物质需求，建立在客观条件之上，才能正确地处理好私利与公权的关系。做到了“知足者常乐”，或最起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腐败的根源也就被有效的堵塞。

10、通过制度设置，来阻断公权与私利的结合。

一是要对权力的行使进行制约。对权力制约的根本点：就在于通过对权力行使的制约，防止掌权在行使权力过程中滋长私心，使公权向私利扩张。因为掌权者具有特殊的身份，是人情、金钱和美色所攻击腐蚀的对象。如果不对权力的行使进行有效的制约，那幺，在各种诱惑面前，掌权者就可能欲望膨胀，私心滋长，被俘虏过去。可见，掌权者的腐败，并不是权力使然，而是自己在特殊的地位和环境中，被各种诱惑拖下了水。因此，必须对权力的行使进行强有力的制约，抵挡各种诱惑。但遗憾的是，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致使许多掌权者自觉不自觉地被社会阴暗的东西所腐蚀，滋长了私心，走向了腐败。

11、要对掌权者的利益进行监督。

在各国反腐败的斗争中，实施所谓“阳光法”，即实行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和公开的制度，是一项重要的举措。“让阳光照亮体制”，使公务人员的财产及其变动情况受到社会的监督，无疑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遏制钱权交易等各种腐败行为的发生。借鉴国外有效经验，在我国推行“阳光法”，必将对预防贪污受贿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凡掌握公权者，必须将自己的收入向职权所辖范围内的群众公布，接受民主监督。如果隐匿个人财产，应当追究相应责任。在《刑法》增加严重违反财产申报制度的罪名，凡故意不申报个人财产，情节严惩的，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严格执行这项制度就能防止个的需要向畸形方向发慌遏制自私观念的滋长，从而有效地预防腐败的发生。

12、要从严治吏，从优待吏。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关键在于管理好执法队伍因为法治的本质在于吏治。法治的挫败就是吏治的松懈；而吏治的松懈，必然是贪污受贿泛滥。因此，必须用缜密的法律，来管理好干部队伍，制约权力的行使。同时对出现腐败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要严肃处理。凡是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一律开除。以这种铁的纪律和法律，告诫掌权者，要依法行使职责。

上文从各个视角着重分析了腐败犯罪的客观正面效应，至于其负面的社会危害性，笔者认为，已经不再是一个值得争议或讨论的问题。比如，腐败犯罪直接造成单位和国家的经济损失、造成国家综合国力的下降和国际竞争力的减退；腐败致使政府机构能力下降；腐败大大影响了党和国家的形象和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腐败是千万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腐败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等等。鉴于文章篇幅限制，笔者在此不做展开论述。

综上所述，腐败犯罪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法律现象，对腐败犯罪的把握认识和打击政策不能脱离它植根的社会现实状况和本质要求。否则，我们打击腐败就潜伏着异化为社会前进阻力和压迫力量的危险。

第四篇：微腐败

微腐败个人再次自查报告

按照局党委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促进机关人员廉洁履行职责，我对自己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再次做自查自纠如 下。

一、我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1、理论学习欠缺，政治思想意识应进一步加强 理论来源于实际，又必须在实践工作中加以检验。匮乏的 理论对于实际工作特别是农村工作的开展缺乏导向作用，实际 工作中，没有充分考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导致注重大局的思想意识。

2、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够，在思想、工作中暴露的一些问题，有其客观 因素，也存在主干认识原因，主要表现在重事务、轻学习。习惯从客观上强调工作忙，没有处理好工作与学习之间的关系。

3、缺乏有意识的工作和自觉性，在工作上缺乏一定的主动性，充分说明自己 在自身修养、学习方面要求不够严格，标准不高，为人民服务 的意识没有充分得到加强。往往导致不能够主动自觉的开展工 作。

二、今后的打算和自纠措施

1、主动学习，认真学习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求社区干部主动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实践科学 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认 真学习党的原则和基层干部的职责，把理论服务与实际。

2、继续坚持艰苦奋斗，自觉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实践工作中继续坚持不怕吃苦。在工作开展的同时，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批评，为建设美好和谐的简阳而不断努力。

3、做好人民公仆，遵纪守法严格遵照基层的行为准则和《规定》的要求，严格要求自身，努力克服个人的不足，完善个人的缺点。成为遵 纪守法的工作人员。在生活中，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制度，做到 有法必遵、有规必依，实实在在做事，清清白白做人。

杨剑波 2017年6月1日

第五篇：公车腐败

公车改革后公务用车模式的思考

“公车腐败”一直是官方形象的污点、社会关注的热点和公共管理的难点。近几年来，、从遮遮掩掩，到接受网民监督，再到主动曝光，国内公车监管力度明显加大。“公车腐败”乱象作为当前干部不良作风集中体现的一个“病灶”，加大整治力度，做到彻底根除的需求已经刻不容缓。

在2013年11月25日，《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提出，改革公务用车实物配给方式，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保留必要的执法执勤、机要通信、应急和特种专业技术用车以及按规定配备的其他车辆。普通公务出行用车由公务人员自主选择，实行社会化提供。公车改革的目的主要是，通过有效的系统改革，在确保办理公务时正常使用车辆的基础上，作到厉行节约、降低财政经费的支出，避免“车轮上”的腐败。但是在政策出台后，还有很多实施层面上的问题亟待解决，特别是取消公车后，政府员工执行公务时的用车来源具体政策还未出台，需要更多地讨论与尝试。

虽然已经取消一般公务用车，但是我国原有的公务用车存量依然巨大。一般公务用车数量的统计将是一项过去从没有完成的工作。如果没有准确的统计，那么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就不可能做到彻底。不彻底的公车改革将带来很大的后遗症，公务用车将可能以各种各样的名义继续存在。数量庞大的公车取消之后，如何处理，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拍卖是很多地区采取的方法，但是车辆的最终售出价格与实际价格相差悬殊，令人不禁质疑过程与结果是否公开透明。如果售卖价格低于车辆的实际价值，可能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过程中的不公正行为反而滋生了腐败现象，公车改革就不能够彻底。政府不应私自售卖，应该引入民众与媒体的监督，避免暗箱操作。

取消公车之后，普通公务出行实行社会化提供，在诸多公车改革模式中，货币化改革是一种交易成本相对较低的制度变迁。这里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交通补贴，多少算“适度”？从目前已经实施公车改革的省市来看，不同地方之间，同一地方不同职务级别之前，补贴各不相同。车补数额的制定原则，一般是基于“官越大出差越多”的基本思路，这样一来，有将公车福利变现，变相提高官员收入的嫌疑，强化了官本位，并不能彻底抑制腐败。但是标准化的汽车补贴又可能引起“一刀切”的嫌疑，平均主义的做法，可能造成新的不公平；有的部门工作离不开车辆，很多时候需要紧急用车，“一刀切”的制定原则严重脱离实际，影响相关部门的工作效率。而且货币化改革后，交通费用相比于公务用车更难进行监管。拿到车补后节省钱可以变为自己的收入，所以不排除有些公务员为了省钱当用车时不用车，导致工作效率的下降，得不偿失。公车货币化改革本身是一种制度替换，但由于其变革未能突破根本制度，仅仅在局部或细节方面做出调整，近年来各地公车货币化改革收效甚微、甚至反弹。货币化改革的具体政策，还需要改进，一定要考虑实际，不能“一刀切”，不能以牺牲办事效率为代价，要更为彻底，货币补贴的最终流向一定要透明，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约束其中的违规行为。

针对货币化改革出现的问题，提出一种新的改革模式——私车公用，即政府给公务员发放购车补贴，鼓励他们买私车，然后开私家车办理公务。实际上是政府于个人共同出资买车，开车既方便了工作，也方便了自己，“私车公用”也有了变相的补贴。表面上看来，不存在公车私用的问题，也节省了政府开支，但背后还隐藏着许多问题。目前国家还没有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来界定私车公用的现象和行为，“公车私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等同于变相租赁，而相关人员没有资质，就算是个人非法运营，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私车公用”游离于法律边缘，处境尴尬，在现实生活中一旦出现利益纠纷私家车主的利益难以维护，在办理公务的过程中汽车出现事故，责任不清。在一些西部欠发达地区，公务员收入普遍偏低，凭借微薄的收入，买不起车的现象较为普遍。针对上述问题，主要的解决思路就是：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公车私用的整个过程；增强车主法律意识，与单位签订用车协议；借鉴外国经验，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由于私家车拥有率比较高，公车私用化已经发展的较为成熟，很多相关的政策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既然现阶段我国还欠缺“私车公用”的相关法律法规，选择社会化租赁，从汽车租赁公司购买服务，是一种合理的公车改革模式。本次公车改革政策出台后，很多汽车租赁公司开始策划一些有针对性的产品迎接公车改革带来的机遇。但是这种模式也存在很多问题。目前很多城市实施车辆限购政策，租赁公司也不可能突破政策规定一下子买到很多车来应对由公车改革带来的需求的突增。公车租赁市场规范也存在很大的隐患，在租车公司的选择上存在暗箱操作的可能性，有可能造成腐败现象。选择租赁公司的标准也不明确，价格低的公司服务质量往往不能保证质量安全等方面的要求。由于汽车租赁公司是盈利性的，租车就要付出比成本更加高昂的价格，可能算下来，比政府自己养车的费用还要更高，不能达到公车改革节省行政开支的作用。实行公车社会化租赁的改革模式，需要建立健全的汽车租用市场规范，以及整个过程的公开透明化。

上述提出了三种改革模式，针对我国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不同地区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如发展水平比较高的一线城市，私家车拥有率比较高，而且也基本出台了车辆限购政策，“公车私用”在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出台后是一个更加合适的选择，在二三线城市，公车社会化租赁是更好的选择，也有利于促进当地汽车租赁行业的发展。在一些偏远贫困的地区，可以借鉴落后国家如古巴的相关政策，由于公交体系薄弱，公共汽车和出租车资源匮乏，公务人员配备公车，但是并不是官员个人的财产，老百姓也可以搭乘公车，公车有义务在途中免费搭带群众，并且有明显标志，以便群众区分。最终形成种方式并存的结构。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的出台只是公车改革的一个开端，改革能不能落到实处，能不能彻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后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最主要的基本点有两点：一是制度的建设和法律法规的完善，二是公民意识的启蒙与觉醒。制度建设和法律法规完善固然很重要，但公民意识的启蒙与觉醒更为重要，因为只要有了后者，那么即便前者不被主动推进，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也会不得不推进。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发展水平悬殊，应该区别对待，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为保证社会稳定性，不能“一刀切”一步一步循序渐进，取向上，市场化、社会化、货币化、精细化，做好系统的设计，将公车改革纳入法治建设的全盘考虑之中，做到“有法可依”，并且在监管的环节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不论采用哪种方法，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为保证公平公正性，防止政府相关人员以权谋私，造成腐败，应该完全透明化改革进程，以便民众进行监督，将改革落到实处。最终建立起全面立体的公务用车机制，符合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本质。

公车改革是反腐工作的最基本的一项中心工作,完善公务用车制度，从看公车的使用情况就基本可以认定清廉的程度。对于政府工作人员，改变公车的特殊身份，将其认定为基本的代步工具，改变“官本位”思想，有利于提高办公效率，树立良好的公务形象，改变出门乘坐豪车的恶习，前呼后拥，吃、喝、拿、用不良习气，端正一切为民的服务态度。对于国家社会，可以减轻很大一部分的行政开支，并将其运用到更利于人民的地方，缩小收入差距，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公车改革成功后，会减少腐败行为的出现，对反腐倡廉工作起到有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