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部级干部腐败的特征分析

第一篇：中国省部级干部腐败的特征分析

中国省部级干部腐败的特征分析

● 涂谦

在55个有明确腐败事件跨度的样本中，平均时间跨度为8.5年，“这意味着腐败官员在第一次做出贪污或受贿等腐败行为后将近9年才会东窗事发”。其中，时间跨度最长者为陈良宇，达18年；跨度最短者为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仅为2个月。并且，在腐败期内，有近80%的腐败官员职务得到提升。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涂谦以十六大以来落马的72名省部级官员为样本，对其基本特征分析后认为，中国省部级腐败高管的腐败时间跨度较长，且在此期间被提拔现象普遍。“钱、权、色”是腐败的高发领域，腐败的高发年龄段为52岁至62岁。涂谦的此篇文章选取了中共十六大召开以来（2002年11月至2011年6月）近一个政治周期内被查出的72名省部级腐败官员为样本，其中包括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原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等人。

涂谦发现，十六大以来，我国查出的省部级腐败官员大部分为副部级官员，所占比例近7成。

查出的72名官员中，年龄最大的为已退休的原浙江省副省长王钟麓，时年74岁。年龄最小者为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时年仅49岁。“„59岁现象‟只在平均意义上成立，腐败的高发年龄段为52岁至62岁。”

在55个有明确腐败事件跨度的样本中，平均时间跨度为8.5年，“这意味着腐败官员在第一次做出贪污或受贿等腐败行为后将近9年才会东窗事发”。

其中，时间跨度最长者为陈良宇，达18年；跨度最短者为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仅为2个月。并且，在腐败期内，有近80%的腐败官员职务得到提升。

“腐败领域集中，对„钱、板、色‟的贪图是腐败商富的共同特征”，文章分析指出，经济领域的发案率最高。有不少高官生活严重腐化。其中，还有因情妇举报而后院起火导致自己腐败行迹暴露的高官，如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

作者根据对腐败涉案金额和所受惩处的统计发现，受贿罪是主要罪名，涉案数额巨大，判处死缓的人数最多。

此外，亲属涉案、窝案、串案现象明显。为亲属谋取利益，或自居幕后，由亲属出马贪腐是高官腐败的独特现象。

“特权待遇的事实存在，为腐败现象发生的一大诱因”，作者最后指出，我国官员的福利待遇与其行政级别直接相关，各个档次的待遇成为高官的地位标志和权力象征，加之“公款吃喝、公务旅游”等不正之风的长期存在，给予公共权力掌控者极大诱惑。

原文信息：《中国省部级干部腐败现象的实证研究——以十六大以来72名落马省部级官员为例》，刊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 2011年00期。

第二篇：当前阶段省部级官员腐败案特征和发展趋势分析

当前阶段省部级官员腐败案特征

和发展趋势分析

近些年来，为数众多的省部级官员因腐败问题纷纷受到查处，这是中国反腐败领域出现的最重要成果之一，也反映了当前阶段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尤为突出。据不完全统计，十六大以来已有32名省部级官员因腐败受到查处，其中有25名腐败官员已受到司法审判。而且，还有数名省部级腐败官员正处在纪检、司法部门的查处过程中。从已经结案的这32名省部级腐败官员的案例库中，我们研究发现新世纪新阶段省部级官员腐败案呈现以下七大特点和趋势。

一、省部级腐败官员数量和涉案金额继续增多

1978年之前，没有省部级官员因腐败问题受到查处。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出现省部级官员的腐败案例。十六大以后，被查处的省部级腐败官员数量进一步增多。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2008年工作报告，2003—2007年，检察院共立案侦查省部级以上官员35人，平均每年7名。越来越多的腐败官员浮出水面，受到查处，一方面是党中央严厉反腐的结果，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新时期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确实比较严重，有许多官员曾有过贪污受贿等严重腐败犯罪行为。总体上，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省部级腐败官员的高发期和集中受审期。从腐败官员涉案金额上说，近些年来查处的省部级

1官员涉案金额明显增高。

十六大以来查处的省部级腐败官员涉案金额越来越高的原因主要有：腐败潜伏期在延长，累计贪污受贿次数越来越多；随着经济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长，腐败官员的“胃口”在增大，单笔受贿金额在百万元以上的已不在少数。

二、多数省部级腐败官员存在生活作风问题

迷失信仰、丧失党性、腐化堕落往往是省部级官员走向腐败之路的第一步。包养情妇是腐败官员生活腐化的主要形式。在十六大以来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例库中，许多腐败官员在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之前就开始了包养情妇的生活。而且，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原济南市副书记组织部长段义和等案例表明腐败官员还积极利用职权为情妇及其家人在安排工作、获取利益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大搞情妇腐败交易。省部级腐败官员生活作风问题除了包养情妇外，还有境外赌博等形式。有些官员贪污受贿行为的部分动机开始于境外赌博。

三、家人在省部级腐败官员腐败过程中的作用突出 配偶、子女及其他亲属都是官员生活圈子的主要角色。他们在官员走向腐化过程中的作用值得关注。面对市场经济的巨大冲击，腐败官员及其家人的“心理不平衡感”日益上升，利用公共权力谋取家族私利的欲望也随之增加。

家人参与官员腐败过程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充

当收受贿赂的出面人。许多腐败官员不直接收受贿赂，而是通过配偶或子女收受贿赂。第二种是充当行贿受贿交易的中间人。许多官员的子女利用父母的职务影响，积极寻找“客户”，作“牵线人”。第三种则是借用父母的权势为自己经商牟利。这种最为普遍，法律上也最难以界定，危害最烈。

四、窝案、串案明显增多，一把手腐败严重

省部级官员腐败窝案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因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形成的吏治腐败。吏治腐败中的核心人物往往是掌握人事大权的“书记”或“组织部长”。吏治腐败带来的往往是整个政权腐化，对党和国家的危害也最烈。第二种是因某一领域（土地开发、基础工程建设等）或某一项目（国有企业出售、社保基金管理等）上的官商勾结带来的链条腐败。这种类型的典型模式是书记、分管副市长、若干名相关局长和一批国企高管、民营富豪的集体腐败窝案。

五、腐败领域趋于集中，并且开始出现结构性变化 腐败领域趋于集中，行业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查处的省部级官员腐败行为分布领域相对分散，除了在贷款审批和担保、人事提拔和任命、工程发包等几个领域较为突出外，在外汇、股票上市、经营权、执照、外商投资、赴港单程证/护照、支持走私贩私、投机倒把、物品采购等领域均有不同数量的腐败交易行为。十六大以来查处的省部级官员腐败所涉及的领域则相对集中，行业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一些权力集中、资金密集、利润丰厚、竞争也激烈的行业和领域，如土地开发和房地产领域、工程建设领域，成为腐败易发高发的主要领域。

腐败领域开始出现结构性变化，腐败向深层次蔓延。相比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当前主要的腐败领域开始发生结构性变化：组织人事领域由第二位上升为第一位，土地开发和房地产领域由第四位上升为第二位，而上世纪九十年代腐败最为严重的金融领域和建筑领域已经下降为第三位和第四位。国有企业改制领域虽也出现多例腐败交易，且涉案金额都较大，但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在税收减免、走私等案件查处、帮助企业获得财政补贴、帮助企业经营、帮助企业承揽国有企业工程等领域也存在着数量不等的腐败交易行为。

六、省部级腐败官员作案手法多样，隐蔽性越来越强近些年来查处的省部级腐败官员作案手法多样，隐蔽性越来越强，呈现出高智能化趋势。随着党中央反腐败力度的加大，许多官员的受贿行为已经不再以直接收受现金或银行卡形式接受请托人的贿赂，而是采用新的犯罪方法、手段来洗钱，或者采用新的形式接受请托人的好处，以规避法律的制裁。

最具代表性的腐败手段是给赃款洗钱。许多官员采取了由亲属成立皮包公司、通过情妇接受他人财物、赌博或者委

托理财、持有干股等种种形式接受请托人的财物。除了给赃款洗钱，腐败官员还通过低价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贵重物品、使亲属在请托人公司不实际工作却领取薪酬、约定未来收受请托人财物、长期占有请托人房屋汽车等贵重物品而不归还、由请托人安排出国旅游等等形式接受请托人的好处。

省部级官员收受贿赂的手段多样，隐蔽性越来越强，呈现智能化的趋势，这一方面反映了腐败官员对于中央严厉反腐的畏惧之心；另一方面也给反腐机关的案件查处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这是致使省部级腐败官员潜伏期延长、特别是查处过程（从被发现到法院宣判结果）延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何在不提高反腐败成本的条件下尽早尽快地发现查处腐败官员已经成为反腐败机关面临的最重要课题之一。

七，省部级腐败官员潜伏期延长，“带病提拔”问题普遍

从腐败官员在潜伏期内历任职务来看，“带病提拔”问题普遍。腐败官员职务得到进一步晋升，这说明我国现行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机制和省部级领导干部权力监督机制仍存在着重大的制度漏洞。

举报机制的缺失是导致官员腐败潜伏期延长的重要原因。实际上，许多腐败官员在升迁过程中，都曾遭到过群众的不懈举报，但因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和“领导”、有关部

门的足够重视，腐败官员并没有得到及时查处，反而官越做越大，潜伏期越来越长。

腐败潜伏期延长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一方面会使腐败官员的贪污、受贿等犯罪次数增多，腐败官员的涉案金额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和潜在风险也就越大；另一方面会造成腐败现象的加速蔓延，因为一个腐败官员长期受不到查处，会给周围官员造成腐败不会受到惩处的暗示，助长他们腐败的侥幸心理。所以腐败潜伏期延长实际上会造成“滚雪球”效应，致使腐败现象愈加严重、危害愈演愈烈。因此，加大案件查处力度，严厉惩处腐败官员，通过各种手段缩短腐败潜伏期是当前阶段反腐败工作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省部级腐败官员中存在的滥用职权、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失职渎职等问题极大地削弱了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侵蚀着国家政权根基。如何深入反对和进一步遏制省部级官员腐败是摆在我们全党面前的重大历史政治任务。

（省委党校报刊部宋桂祝23981203）

第三篇：中国省部级官员腐败的现状、趋势与治理(1986-2014)

中国省部级官员腐败的现状趋势与治理（1986-2014）

2014-09-11 09:41 来源： 《东方早报》 作者： 杨兴坤

本文所研究的腐败，是指违法以致犯罪，违反党纪以致受到撤职、免职、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两年以上处分，由中央纪委进行了立案调（审）查的行为。文中省部级官员是指在党委、人大、政协、政府、法院、检察院等国家机关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副部级及以上或享受副部级及以上待遇的官员，不包括军队系统查处的腐败官员。

一、现状

1.涉腐数量大，年均查处6人以上

自时任安徽省委常委、秘书长洪清源于1986年4月18日被依法逮捕，1986年9月19日被开除党籍，因受贿罪于1987年2月11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至2014年8月2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时任十二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白恩培，时任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时任山西省副省长任润厚等3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28年零四个月间，我国共计查处了181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平均每年有6名以上省部级官员被查处，其中5名为女性。对于省部级官员来说，如此之巨的腐败人数，可以窥测出我国腐败状况的严重性，也反映了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参见图1）

2.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空前

自2012年11月十八大召开以来的近两年中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有48人，占181人的26.52%，即十八大以来查处的省部级官员超过1986年至今落马省部级官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2013年查处20人；2014年到目前为止查处27人，为历年之最；2014年已经过去的8个月中，平均每个月查处3名以上省部级官员，超过了过去任何一年的查处力度。48人中地方党政机关34人，国家部委局以及协会6人，国企4人，全国政协2人，中央政法委1人（***），全国 人大1人。其中副国级以上的2人，为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副国级）、前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正国级）。如上情形表明，十八大以来的两年多，反腐力度空前加大。2014年5月，我们估计全年查处省部级官员会在16人左右，到目前为止已有27人，这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全年有可能还会增加。这无疑彰显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腐的坚定决心和从严治党的恒心。

3.腐败高官渗透各权力机关

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已经渗透到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十多个国家部委局以及大型国有企业中。其中地方党委30人，地方人大18人，地方政府38人，地方政协24人，地方法院6人，地方检察院3人，地方纪委2人，地方统战部及其他5人；国家部委局、署、（协）会24人；国企25人（其中金融行业10人）；全国人大2人；全国政协2人；最高法1人；中央政法委1人。

可以看出，地方党政机关官员的腐败情形较为严重，省级人民政府的省部级官员腐败数量最大。同时具有反腐败职能的法院、检察院、纪委、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也未能幸免。作为立法机关的地方人大和全国人大也都有涉及腐败的省部级官员。

大型国有企业查处了24名省部级官员，其中金融行业10名，国有四大行中的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各2名。国家部委局中，原铁道部、国土资源部、国家药监局是省部级官员腐败查处人数较多的单位，这可能与这些部门涉及工程和审批权力较多有关。

这表明腐败已渗透到各个角落，反腐败没有也不能有禁区，唯有如此，腐败治理才有成效，从严治党也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4.腐败高官区域分布：中东部地区严重

1986年至今，地方党政机关中共计被查处了126名省部级官员，平均每个省（市、自治区）有4人以上被查处，遍及除港澳台及西藏外的所有省级行政区。也许是因地处西部、自然条件恶劣、经济落后等原因，西藏成为大陆地区唯一一片纯净的天空。

同时，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沿海地区、资源大省涉及腐败的省部级官员明显多于西部地区。广东省查处的人数最多，为9人，其次是山西省，查处8人。东部10省（市）涉及44人，平均每个省（市）4.4人；中部6省涉及33人，平均每个省5.5人；西部11省（市、自治区，西藏无省部级领导被查处，不计）涉及39人，平均每个省（市、自治 4 区）3.5人；东北3省涉及10人，平均每个省3.3人。这表明，中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及沿海地区是反腐败的重要地区。

十八大以来，地方党政机关中总计被查处了34名省部级官员，除河南外的中部五省共查处了17名省部级官员。这可能表明，反腐败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同时，也可能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中西部内陆地区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腐败也在进一步蔓延。

5.涉腐官员职位高权力大

省部级高官，都是某一部门、地区、行业或领域的主要领导或一把手，位高权重自不待言。近年来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中有6人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即副国级以上领导干部，他们分别是陈希同（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成克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委员）、陈良宇（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以及苏荣（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前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

二、趋势

1.拉帮结派、腐败群体化

腐败官员相互勾结、利用，其犯案呈现群体化、集团化的特点。他们在政治上拉帮结派，在经济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从公开报道来看，超过30%的省部级腐败官员具群体化特征，省部级官员腐败几乎没有只涉及一人的案例。有效预防官员腐败的群体化，需要建立权力制衡机制，而查处官员群体腐败，应采取“离间计”的方式。

十八大以来，四川省查处了李春城（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郭永祥（时任四川省文联主席）、李崇禧（时任四川省政协主席），海南省查处了冀文林（时任海南省副省长）、谭力（时任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长），从目前的报道来看，上述人员或多或少与***案有所牵连，是官员群体化腐败的案例；山西省查处了金道铭（时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杜善学（时任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令政策（时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聂春玉（时任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陈川平（时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任润厚（时任山西省副省长）、白云（时任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加上曾任职山西的时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申维辰，更是腐败集团化、群体化的典型。十八大以来，江西省查处了陈安众（时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木根（时任江西省副省长）、赵智勇（时任江西省委常委、委员），湖北省查处了吴永文（时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 6 柏槐（曾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郭有明（时任湖北省副省长），这些腐败案件都带有明显群体特征。

中纪委2003年查处的曾任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案是腐败集团化、群体化的典型案例，所谓“河北贪官权力场”名单中的人都与程有所联系，特别是其前后两任秘书吴庆

五、李真更是和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早些时候，中纪委1990年查处的原铁道部副部长罗云光受贿案也是一个典型，被查处的局级干部有15人，处级干部有19人，科级干部有13人。

具有群体化特点的涉腐省部级领导干部还有：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时任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与副省长刘长贵，时任铁道部副部长张辛泰，时任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与党组成员何洪达，时任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与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因王落马的官员有22人），时任重庆市委书记***与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时任辽宁沈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慕绥新（与时任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大致同时被查处，并称“慕马”案，共有122名涉案人员被“双规”，62人被移送司法机关），重庆的秦昌典（时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与王式惠（时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涉及厦门远华走私案的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石兆彬，引发黑龙江人事地震的韩桂芝（时任黑龙江省政协主席），时任甘肃省委 7 常委王军，时任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涉及上海社保大案的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前后两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同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的胡楚寿与于大路，等。

2.以权谋私、腐败家族化

媒体估计，官员腐败与家属子女有关联的超过60%。有道是“一人当官，鸡犬升天”，超过30%的被查处省部级官员的家属或亲友或多或少涉及犯罪事实，或者其配偶行贿受贿，或者其子女利用其职权牟取不正当利益。

从目前媒体的报道来看，***案其家属、子女也多有涉及。时任辽宁省副省长刘克田是因为女儿出国留学，而收受巨额贿赂。时任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和曾任河北省委书记的程维高是为了儿子而走上腐败之路，李嘉廷甚至说：“我这一切都是为了儿子，无论坦白交代问题，还是检举揭发别人，都是为了李勃，包括上诉也是为了他。” 程维高主要是为其子程慕阳谋取利益。时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2002年出逃至今），其亲属在国家电力系统承揽了18个工程项目，总计涉及金额5亿多元。享受副部级待遇的时任华中电力集团公司总经理林孔兴为夫妻勾结受贿。

鉴于官员腐败家族化，从另一个侧面来说，查处官员腐败可将其家属、亲友作为突破口，而预防腐败，不能只仅仅从官员自身入手，还应从其身边人着手。3.权色交易、生活腐朽化

在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中，超过40%的被公开报道有不正当两性关系。2010年初，媒体曾报道，2009年17位省部级高官落马，6人有情妇，落马巨贪九成包养情妇。有的省部级官员直接因为情妇举报或为情妇牟利而最终被查处，时任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是因为雇人炸死情妇而最终被查处。有媒体报道了陈希同和五个女人的故事，陈希同与王宝森建造别墅及购臵设备供他们与情妇玩乐，花掉了3521万元。***被指“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陈良宇被指“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玩弄女性，搞权色交易”。成克杰沉湎女色，包养情妇李平。这些案例证实了被查处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生活极为腐化。因此，反腐败也可以从官员的日常生活入手。

4.钱权交易、腐败金钱化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查处的省部官员腐败案件，涉案金额较小，一般为几千或者几万元，最多几十万元。以1999年查处的成克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长清（时任江西省副省长）案为分界线，其后涉案金额急剧增加，一般都在几百万、上千万元，甚至上亿元。2007年查处的陈同海（时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案，涉案金额高达1.97亿元。（参见12版表4）5.负隅顽抗、关系涉黑化

省部级官员作为高级官员，其社会关系网复杂，自不待言，有报道称李嘉廷案涉及的关系网比“厦门远华走私案”还要大；部分犯案省部级官员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甚至与黑恶势力勾结，打击报复举报人。从有关报道来看，有省部级官员牵涉其中的四川富商刘汉案件即带有黑社会性质。当王怀忠（时任安徽省副省长）知道中纪委正在调查其案件时，设臵障碍，阻止中纪委调查，并试图贿赂中纪委办案人员，其反侦查能力表现得尤为突出，给案件的审理造成极大困难；而程维高不仅破坏中纪委的调查，而且打击报复检举人，恣意将举报人投入狱中。时任山东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雇凶将情妇炸死，时任河南省副省长吕徳彬雇凶杀妻，他们的犯罪行为也具有黑社会性质。

当前的“老虎反扑”论，其实指的就是某些高官使用各种方式和手段，甚至动用黑社会力量阻止反腐，避免被查处，保护自身既得利益。

6.蓄谋外逃、呈现国际化

部分涉及腐败的省部级官员犯案之初或发觉有关部门在调查自己的时候，便蓄谋外逃，赃款转移跨国化，即向国外境外转移赃款赃物，这使案件复杂化，侦破的难度更大。这在成克杰和程维高二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成早有预谋，将各种赃款赃物转移到其香港的情妇李平手上；程维高也是早有准备，眼看东窗事发，便将儿子送出国去，并带走了大量的赃款。

2002年被查处的高严，至今潜逃在外。2003年6月被查处的时任华中电力集团公司总经理林孔兴是在外逃途中，被审计署和公安部在首都国际机场拦截下来。2003年获刑的原广东省政法委副书记、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为儿子办了香港身份证和居留权，然后又让其子披着港商的身份回到内地经商，倒卖土地。这些案例都使省部级领导干部腐败具有跨境跨国的特点。

金融行业因驻外分支机构较多，资金来往密切，该行业的省部级领导干部腐败，更具有跨境跨国的特征。原中信集团副董事长金德琴多次利用美元、港元、人民币汇兑的机会进行挪用谋利；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所涉案件是在美国加州蒙特雷县高等法院提起诉讼，属于比较少见的跨国调查。从媒体报道来看，案发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刘铁男犯罪也具有明显的跨国性。

日前，有媒体报道称，2011年央行披露的数据显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外逃贪官携款超过8000亿元人民币。这表明，预防和治理贪官外逃是反腐败的重点和难题。

三、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对策 当前预防和治理腐败，从法律和制度角度来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官员财产公示制度

学界或政府相关部门普遍认为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存在诸多问题、障碍或困难。1994年全国人大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中央1995年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6年发布了《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

我们认为，在相关法律出台以前，可以实行新进公务员、新上任的领导干部（如公开选拔或竞争上岗上来的领导干部）财产公示，然后逐步展开；也可以实行在党政机关内部网上公开。如果上述两种办法都无法实行，可以考虑试行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即公务员向纪委申报财产，由纪委掌握，不予以公开，这样即使有腐败犯罪行为，一旦暴露，也便于查处。

财产公示或申报的人员范围为全体公务人员和机关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及其他公共组织处级及以上干部。财产公示或申报的事项主要包括：本人的工资及各类奖金、津贴、补贴等；本人、配偶及子女的收入、房产、车辆、投资、存款和债务，或以其他方式持有的有价证券、股票（包括股权 12 激励）、期货、基金、投资型保险以及其他金融理财产品，等。一些地方已进行相关试点，可总结加以推广。

2.官员离任审计制度

在官员调离原工作岗位后，对其廉政状况进行审查，可以在处级及其以上领导干部中实行，以避免带病提拔晋升、边腐边升。此制度的具体实行时间可以由中央或中纪委具体划定。离任审计人员范围为处级及以上干部，审计两次，两次间隔2年。

3.官员财产审查制度

为防止官员经济犯罪，可推行官员财产“三审查”制度，即对官员任前家庭和重要亲友的财产审查、任职期间收入的定期审查、离任前财产增加状况的审查，以防止腐败官员非法转移赃款赃物，减少边腐败边升职的情况发生。我们认为，接受财产审查人员的范围可以定为厅级及以上或处级及以上干部。

3.官员述职述廉制度

应严格要求官员定期向组织报告自身廉政状况和财产状况，并在单位内部公示；官员应自觉主动接受监督主体的监督，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质问和询问。官员述职述廉 13 人员范围为副科及以上干部。十八大以来，该制度在逐步推进，收到了一定效果。

4.建立权力制衡机制

一是改革党政领导体制。我国各级党政机关，在党委、政府、人大和政协兼职者并不在少数。应改革现有的党政领导体制，调整党、政、人大和政协的职能与结构，党委、政府、人大和政协领导职位之间不宜相互兼任，几者之间权力应互相制约、相互制衡，这样既可以达到监督的目的，又可以减少监督成本，防止腐败发生。

二是改革党政决策制度。为有效遏制腐败，建议试行重大决策相互签署制度，以达到权力制衡目的，即重大决策由党委、人大、政府和政协相互签署。如市委书记决策，需市长、市人大主任、市政协主席都签署，反之，市长、市人大主任、市政协主席决策亦需其他同级签署，以实现一级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制衡，预防腐败，避免部门一把手滥用决策权。

曾担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十二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白恩培，为何不听前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的建言和批评？为何被指责贱卖价值千亿元的矿区给四川富商刘汉？部分原因即在于其在云南省有至高无上的决策权，而对其权力运用缺乏监督制衡。三是创新权力运行机制。目前，各级政府机关的正职如省长、局长，除主持全面工作外还要分管一定具体事务；副职如副省长、副局长分管部分事务，但正职疏于对副职监督，也不太熟悉或过问副职分管的业务。

可以让正职不再直接管人、财、物等工作，各项权力分解交由副职分管，正职履行监督职能，副职行使决策权。副职就分管领域的事务进行决策，重要决策（如重大工程招标）报正职签署，在单位内部形成权力制衡、相互监督的格局，以减少腐败。一旦查出问题，追究正职的监督失责问题，追究副职的决策失误问题。今年7月被查处的时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和2012年被查处的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能随意将自己的所谓“专利发明”运用于自己所管辖的部门，显然是权力在二人所管辖的“王国”里没有任何制衡和监督所造成的。

5.规范招标采购制度

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超过40%涉及房地产、建设工程等重大工程项目。为遏制工程腐败，应建立公平竞争、规范运行的工程项目全程公开招投标新秩序。可以考虑电视或网站直播招标过程，便于媒体、群众进行网络监督。同时建议，实行重大招标项目和重大采购项目备案制度，即招标结果必须向上级报告备案，接受审查。6.加强党的巡视制度

2009年7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对巡视制度做出规定。2013年以来中央巡视工作逐步制度化。从2013年中央的两轮巡视来看，效果显著，第一轮10个巡视点，9个点查出腐败问题，其中3个点存在工程腐败；第二轮10个巡视点中，8个查处腐败问题，其中6个点存在工程腐败，这对监督省部级官员和查处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起到了较大作用。可以考虑将巡视工作制度化，并拓展、延伸，即省级巡视市级，市级巡视县级，县级巡视乡镇。

7.强化反腐立法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先后制定党风廉政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3000多项。其中，十六大以来中央制定和修订了一系列重大法规制度，例如《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可以讲，反腐立法工作有了重大进展，法制化反腐已成共识。

当前，为加强反腐败立法工作，推进反腐败法制化进程，我们认为应尽快制定以下法律法规：《反腐败法》或《反贪 16 污贿赂法》、《廉政法规》、《重大决策程序条例》、《政务公开法》等。

作者：北京建筑大学经济与管理工程学院副教授 杨兴坤

第四篇：中国大学生网络消费行为特征分析

中国大学生网络消费行为特征分析?

在网上消费方面，选择网上实物购买占55.1%，娱乐支出占

11.6%，虚拟产品，以及游戏充值占20.9%，其他的占12.4%。在实物的购买中，图书、电子或数码产品、软件、音像制品最受 欢迎，但在年级上有所区别，大

三、大四年级的学生对于实物的 购买概率远远高于大

一、大二年级的学生，随着网络的普及与相 关经验的增加，网上购物日益成为购物的一种方式。同时相比较 而言，男生要比女生更能产生网上购买行为。

大学生上网的主要内容是浏览信息、查资料或学习、网上下 载、聊天、玩游戏,以及收发邮件的比例占97.1%。网络已经融 入大学生的生活中，休闲娱乐业成为了上网的主要目的。虽然浏 览信息、查资料或学习认识仍是大学生上网的普遍选择，但同时 休闲娱乐也上升为大学生上网的主要目的。这些表明与过去相

比，大学生在网上对于信息、服务的多样性和娱乐性追求有所提 高。网络不仅是学习的主要工具，也是休闲娱乐的重要活动之一。

此次调查显示大学生对于网上购物的支付手段，首选银行汇

款，选银行汇款的占24.2%，其次依次为网上银行22.9%、第三 方支付22.1%、邮局汇款15.6%。此外还有一些其他方式诸如货 到付款这主要考虑了安全性的必要，还有手机支付的方式，在访 谈中大学生都表示这种方式也存在很大的风险。

(1)大学生的消费特征对其网络消费行为有一定的影响。对于 网络消费，大多数的大学生随着年级的增加他们对于网络营销的 态度越正面，年级越高对于网络经验越成熟，进行网上购物的行 为就越理性、积极；性别与对待网络的态度有关；专业的差异，偏 文科的大学生由于课程少，而且少了整天计算的烦恼，空闲的时 间较偏理科的学生要多的多；月消费水平与网络购物相关性较小。

(2)大学生的网上购物的态度,以及意向对其网络消费有成正

比的影响。调研显示能够尽情投入网络世界的大学生一般都能享 受到网络所带来的乐趣，并对于网络才生亲近的好感，这样他们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般会愿意为网络的服务付费，并且从于网 络的接触过程中了解网上购物，偏好于网络，自然会转移接受网 上购物这一便捷的消费方式。

(3)大学生的网络经验对其网络消费也有成正比的影响。大学 生们对网络重要性的认知程度会随着上网时间的增多而逐渐加 深，不同的大学生对网络在自己大学生活中的重要性认识存在很 大差异。一般来说，大学生网龄的长短与他们对网络重要性的认

知程度成正相关；大学生们随着网龄的增加，会从全方位的考虑 购买决策的正确与否。对于产生购买的动机很理智，在如何选择 商家上，会通过网络上的论坛对此商家的评价、征询朋友的意见、搜索商家本身的知名度和诚信度等方法搜集信息，有效比对，然 后综合考虑比较网络风险系数，再做出购买的决策，这符合拥有 较高素质大学生的纯粹消费者身份的特点。

(4)感知风险度与大学生网络消费成反比。网上购物的风险指 的是产品质量风险、安全性风险（网络欺骗或欺诈、人身及健康 风险、财产风险、安全感心理风险等）、商家诚信度的风险、机 制不健全权益无法保障的风险、配送的风险等，这些限制了大学 生网上消费的步伐。为了规避风险他们会尽量减少网上购物，即 使购物也是在那些知名度大的商家去选择。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报告称，2007年我国网民将月收入的10%左右投向互联网领域，国内互联网用户消费总规模达3988亿 元。而大学生网络消费者将成为互联网消费的主体。同样，对于 网络消费的前景，大学生被调查者大多数对网上购物报有正确的 心态，大多数的大学生很看好网上购物，对于网上购这种新的消 费方式持正面的态度，调查对象50%以上的学生认为网上购物的 前景一片光明，认为网上购物随着人们观念的改进和接受会被更 多的人所采用的消费方式。

目前网络消费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网络商家的信誉问题。调查 显示大学生对于网上商家的诚信度和名誉度有明显的质疑态度。从调查结果分析看，目前网络商家有诚信度与信誉度的缺失、安 全性不确定，风险大、质量无保证、机制不健全；宣传不到位； 权益无法保障、售后无法保障或达不到要求的共占95%。从社会 角度来说，政府以及企业应联手出台新措施、新制度保障网络消 费安全，只有这样网络消费才能健康发展。

第五篇：中国腐败犯罪的社会原因分析

中国腐败犯罪的社会原因分析

在当下中国，腐败问题已经为政权敲响了警钟，于是反腐败就成为执政党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共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采取

“先治标后治本”的反腐策略，坚持“老虎”和“苍蝇”一起打，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反腐决心和查办力度。然而，反腐败的成效不在于查办了多少贪官，而在于社会中还有多少贪官。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腐败犯罪的原因，特别是社会原因，以便对症下药，提高中国预防腐败的能力。

一、中国腐败犯罪的现状

在过去十年，中国查处的贪官数量堪称“世界之最”。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中国每年查处的贪官约四万人。其中，县处级干部二千多人，司局级干部二百多人，省部级以上干部五六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2013年10月22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反贪污贿赂工作时介绍，从2008年1月至2013年8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51350件，涉及198781人，其中县处级干部13368人，司局级干部1029人，省部级以上干部32人，包括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和原重庆市委书记***。2014年，中国“打老虎”的成绩引人注目，共查办省部级以上高官33人，包括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中央政治局原常委***。

然而，查办贪官的数量并不能全面反映中国腐败犯罪的状况，因为腐败犯罪还存在“黑数”，即已经发生但未被发现或未被追究的犯罪数。在中国，腐败犯罪的查处面临“三难”，即发现难，查证难，处罚难。首先，腐败犯罪的方法、过程和结果都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因此有相当数量的腐败犯罪没有被发现的现象不足为奇。其次，腐败案件的查证主要依赖人证，物证较少，而且犯罪人多具有较高的智商和反侦查能力，所以查证也很难。再者，腐败官员多具有广泛的“人脉”或关系网，甚至形成利益共同体或保护伞，因此许多已经获得充分证据的案件也很难对犯罪人进行实质性的处罚。根据腐败犯罪的发现难、查证难、处罚难，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推断：在已经实施的腐败犯罪中大约有一半未被发现；在已经检举揭发或偶然事件而被发现的腐犯罪中大约有一半未能查证；在已经获得相关证据的腐败犯罪中大约有一半未能处罚。如果这三个推断比较靠谱，那么三个50%相乘的结果就是：受到处罚的贪官大概只占实在贪官的12.5%。换言之，腐败犯罪的黑数可能高达87.5%。

虽然中国不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但腐败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而且已经从个体性腐败发展为制度性腐败和社会性腐败。所谓个体性腐败，即主要因为个人的道德品质低劣导致的偶发性腐败。所谓制度性腐败，即主要因为制度缺陷导致的多发性腐败。所谓社会性腐败，即主要由于文化习俗和行为环境等社会因素造成的普遍性腐败。它与制度性腐败往往有常态联系，但它已不仅存在于政府官员的群体，而是蔓延到社会的各行各业之中，譬如工商企业、社会团体、文艺体育、教育卫生等领域。当代中国造成腐败泛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个体原因，也有制度原因，还有社会原因。下面，我主要分析社会中产生腐败的原因。

二、社会习俗中生成腐败的原因 腐败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成的，因此社会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都会影响到腐败的产生和蔓延。在中国的社会习俗中，生成腐败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人轻规

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人就开始流行“办事找关系”了。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中，一些有关系的家庭把子女通过“后门”送去参军或返回城市。后来，那些没有关系的家庭也开始找关系让下乡的子女“返城”或安排较好的工作。后来，这种做法不断蔓延，以至于人们几乎在办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依靠关系或者去寻找关系。上学要找关系，看病也要找关系；去商店购物要有关系，去饭馆吃饭也要有关系；找工作要靠关系，做生意也要靠关系；开车违章了要去交管部门疏通关系，遇到纠纷了要到法院去建立关系。在官场上，关系更是至关重要的，成事靠人脉，晋升靠关系，于是，选边站队，拉帮结派，就成为官场上司空见惯的怪现状。

在重视关系的社会中，规则往往是被人轻视的，因为在关系面前，规则的作用可有可无——需要时即有，不需要时即无。特别是在规则不明确或不公开的情况下，有关系和没关系的待遇就会大相径庭。即使是完全正当的需求，没关系的人也会饱受刁难。即使是不太正当的请求，有关系的人也会一路畅通。于是，人们就千方百计去寻找关系，建立关系。而且这关系的用途也不断升级，从抢购鸡鸭鱼肉等紧俏商品到争拿黄金地块等开发项目，从中获益的金额也从几十元攀升至数亿元。与之相比，先天不足的法律规则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更为弱化。那些敢于无视规则的人被视为有魄力，那些善于规避规则的人被视为有能力。当规则在关系面前大举溃败之时，腐败就必然在社会中暗流涌动。

（二）送礼成风

请客送礼与“找关系”和“走后门”往往是紧密相连的。中国人本来就有逢年过节给亲友送礼和请亲友聚餐的习俗，后来这请客送礼的对象就演化为有权有势或有用之人。20世纪70-80年代，由于经济公有制和生产力低下，许多社会资源都处于短缺状态，于是那些能够掌握或支配这些资源的人就成为有用之人。且不说政府官员和单位领导，一些职业也成为许多人希望结交的对象。当时的社会中就流传着关于好职业的说法：第一是听诊器（医生），第二是方向盘（司机），第三是商店的售货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需要这三种人的关照，于是在逢年过节时就要送礼上门。那时候，中国人整体的生活水平都不高，所以主要礼品就是烟酒糖果糕点。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送礼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昂贵，请客的方式也越来越排场，越来越多彩。于是，一些手握大权的官员就成为请客送礼的首选，以至于在一些重要节日前出现送礼排队和宴请连场的状况。其实，请客送礼往往是行贿受贿的开端。

（三）公私不分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决策者在社会的物质和精神都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急促地推行公有制，从工商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农业生产的“人民公社”，试图在短期内全面颠覆私有财产制。与此同时，在共产主义理想的指引下，“大公无私”等道德号召流行一时。然而，这样的理想和号召是超越现实的，也是超越人性的，因此就会在人们心底生成公私不分的思维习惯。公家的东西就是大家的，每人都有一份。因此，偷拿别人的东西是盗窃，偷拿公家的东西就不算盗窃。这种心态在中国人中相当普遍。事实上，许多公有制的企事业单位都允许员工享用共有财物，大到汽车房屋，小到纸笔信封。在这种公私不分的思维习惯下，人们在违反规定占用或消费公共资产的时候就会心安理得，甚至在盗用公共财物的时候也没有犯罪感。“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越来越富裕，公家的财物越来越多，于是公私不分的行为也越来越上档次。公款吃喝和公款旅游已司空见惯，公车私用和公产私占也屡见不鲜。一时间，有人在请亲友吃饭之后就把能够“报销”作为炫耀的资本；有人在为小集体利益而侵吞国家资产之时还欢呼“共同致富”。由于多年来在公私之间没有明晰的界线，所以一些掌握实权的官员就在不知不觉或半知半觉中滑入腐败的深渊。

（四）喜爱特权

长期的封建等级社会已经把特权观念深深地镌刻在中国人的心上。“人民论坛”2012年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50%的调查对象明知特权不合理，但是并不拒绝使用特权。也许，中国人都不愿意别人享有特权，但是却希望自己享有特权。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北京人经常在大街上看到因国家领导人出行而交通管制的情况，也经常看到一些特权车违章行驶的情况。此时，许多市民都会表示厌恶甚至愤慨，但是内心却希望自己也能享受类似的待遇。于是，有些人就想方设法地追寻这种特权，譬如冒用军警车牌、非法安装警灯警报器和警用喇叭、违规办理各种通行证等。一些无法获得这些特殊用品的人还会自我享受特权车的待遇，譬如占用紧急行车道、闯红灯等。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官员特权的多少与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之间存在一定联系。官员特权多的地方往往腐败问题比较严重，而官员平民化的国度则腐败问题较为轻微。其实，腐败既是特权追求的产物，也是追求特权的产物。且不说那些贪官污吏都要享受特权，就是一般人送礼行贿的目的也是要享受特权，或者说“特殊的优待”。由此可见，喜爱特权的社会习俗也是生成腐败的一个原因。

三、社会转型期中生成腐败的原因

过去三十年，中国处于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的转型时期，一方面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贫富差距的拉大，另一方面是私有观念的复苏和道德信仰的崩溃。社会没有建成稳态的法治行为环境，人们也没有养成良好的法治行为习惯，再加上各种规章制度尚不健全，于是，手中握有权力的官员在各种诱惑下就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腐败犯罪就处于多发状态。具体说，社会转型期中生成腐败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仰缺失

历史的经验表明，一个政党或政治集团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往往需要一个高尚的理想，以便吸引那些激情燃烧热血的青年为之奋斗乃至献身。但是在成为执政党之后，这种崇高的理想就逐渐在权力的侵淫和现实的反衬下变成虚幻的口号。无可否认,当下中国人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就是信仰缺失。曾经占统治地位的共产主义信仰已经黯然失色，而复苏或外来的宗教信仰也难成大道。虽然在我们的身边能够看到许多自称信仰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人，但其中纯洁的信仰者恐怕为数不多。一些佛教圣地的过度商业化就是例证。于是有人感叹，就连寺庙里的和尚都“一切向钱看”了，中国人的信仰何在！如果平民百姓只信仰金钱，社会中就会有很多的坑蒙拐骗。如果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只信仰金钱，国家中就会有很多的贪污受贿。因此就腐败犯罪而言，各路官员的信仰缺失确为原因之一。

（二）道德下滑

作为社会行为的准则，道德的功能在于约束人们的行为，倡导文明的行为模式。中国曾经享有“礼仪之邦”的美名，但现在却呈现“礼崩乐坏”的态势。在当下中国，社会道德的整体下滑是个不争的事实。诚然，过去流行的“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说法确实有些虚高，但是曾被国人所不齿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主张却已经堂而皇之地被人宣扬，甚至出现“笑贫不笑娼”的大众心态，就都表明了道德观念的低落。另外，文艺作品的“低俗化”和社会生活的“泛娱乐化”，也反映了社会道德的迷失。诚然，中国还有助人为乐的好人，也有真心为民的官员，但属于凤毛麟角。在整体道德下滑的社会环境中，官员群体的自我约束能力就会下降，出现那些“窝贪”和“串贪”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私欲膨胀

人具有自利的本能，因此人人都有私欲。但是，人的私欲在社会中应该受到约束，否则就会损害他人的利益和群体的利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的繁荣昌盛，但是也促进了国人私欲的膨胀。一方面，商品市场的发达给人们的消费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选择，也就使人的“食色本欲”得到丰富和扩张。另一方面，“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激发了国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但是也急剧地拉大了中国的贫富差距。巨大的贫富差距导致人们的心理不平衡，也刺激了人们的私欲。于是，一些人在私欲的驱动下，就去寻找不当乃至非法的致富路径，包括运用手中掌控的权力去“寻租”。从这个意义上讲，贪官就是膨胀的私欲所催生出来的怪胎。

（四）行为失范

在社会转型期间，主客观的因素导致许多人的社会行为失范。就贪官而言，这种行为失范多始于性行为的纵乱。古人讲,万恶淫为首。此话并非儿戏，实乃经验之谈。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急剧地从性封闭走向性开放，一些官员也随波逐流地放松了自身的行为约束，从“讲黄段子”到“包养情妇”再到“开房嫖娼”，于是就出现了重庆区委书记的“做爱视频”和上海法官的“集体嫖娼”等轰动一时的丑闻。性行为规范在人类的道德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一个突破了性道德底线的人，往往也就很容易突破其他方面的道德底线，于是，性罪又衍生出他罪，包括腐败犯罪。用老百姓的话说，当官的连那种事情都干得出来，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干啊！当下中国许多贪官的腐化堕落都是从性行为失范开始的，多数腐败案件中都包含有“权色交易”的内容。当然，性行为失范的官员不限于男性。男性贪官拥权贪色,女性贪官则一边以色谋权一边又以权谋色，譬如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原局长安惠君。因此，社会行为失范也是腐败犯罪的原因之一。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已初见成效，反腐策略也逐步转移。战略重心从查处贪官转向预防腐败；治标之术从杀一儆百转向有贪必肃；治本之道从思想教育转向法律规制。如果说腐败的大官是“老虎”，腐败的小官是“苍蝇”，那么各类民营企事业组织中的行贿受贿者就像是“蟑螂”。中国查办腐败犯罪的重心应该逐渐从“打老虎”转向“拍苍蝇”再转向“灭蟑螂”。反腐败的进程也可以相应地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治标为主，一方面要集中力量打“老虎”，遏止腐败的泛滥势头；一方面要整顿纪律，转变党风政风。第二阶段从治标转向治本，一方面严查的对象要从“老虎”转向“苍蝇”，特别是那些顶风作案继续腐败的贪官；一方面要建立健全预防腐败的法律体系，包括保障法院和检察院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的制度和集中统一的职务犯罪侦查体制，以及官员财产公示等预防腐败的制度。第三阶段以治本为主，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完善民主法治的同时，腐败犯罪的查办从纪检监察机关为主的“法外查办”转向检察机关为主的“法内查办”，而查办的重点也要从“苍蝇”延伸至“蟑螂”，以清除腐败的土壤，巩固廉政之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