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后省部级干部成长路径分析

第一篇：60后省部级干部成长路径分析

“60后”省部级干部成长路径分析

刘俊生

2008年06月26日13:22来源：人民网—人民论坛

编者按

“60后”省部级干部是我国政坛冉冉升起的新星，他们年轻、务实、充满个人魅力，一举一动都倍受

各界关注。他们是如何成长起来的？他们真的有三分之一出身“团口”吗？调查显示：

他们从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到晋升到副部的平均年限为21.3年，晋升到副部级领导干部的最短年限是14年，晋升到正部级领导干部的最短年限为22年。

在他们各不相同的成长路径中，由机关道路成长起来的比例占1/3强，其次是高等院校成长道路，接下来是国有企业路径，此外，还有共青团路径、研究机构道路等路径。

80%的“60后”都有破格提拔的经历。

截至2008年4月，据不完全统计，中央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两级政府中共有“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71人。其中，女性7人（均为省部级副职），约占10%；少数民族10人，约占14%；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11人，约占16%；省部级正职5人，约占7%，包括湖南省省长周强、河北省代省长胡春华、新疆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和国防科工委主任张庆伟，最年轻的是同为45岁的胡春华和孙政才，张庆伟和努尔·白克力都是47岁，周强48岁。

“60后”分布体现省部级领导干部年轻化整体布局

“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在中央和省两级政府中分布较为均衡。在71人中，中央政府各部委局中共有15人，省级政府中共有56人。中央政府分布在国防科工委、农业部、建设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司法部、监察部、中国人民银行、环境保护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海关总署、体育总局、邮政局和保密局，除国防科工委和环境保护部各有2名“60后”外，其余部门各有1名。

“60后”还广泛地分布在除甘肃省以外的其余30个省份中，分布最多的省级政府是北京市和新疆自治区，都是5人。北京市的5名“60后”皆任副市长，新疆自治区除主席是“60后”外，还有4名“60后”副主席。其次是西藏自治区有4名“60

后”副主席。再次是上海市、湖南省、福建省和青海省各有3名“60后”副市长或副省长。另有9个省级政府中（山西、广西、江西、江苏、贵州、辽宁、山东、重庆和内蒙）各有2名“60后”副省长、副市长或副主席。其余14个省级政府各有1名“60后”副省长、副市长或副主席。

这种均衡分布状态，不仅对各地各级领导干部年轻化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同时也体现了中央对省部级领导干部年轻化整体布局的精密安排。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提出实现领导干部“四化”和破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两大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目标要求以来，干部队伍的年轻化步伐就从未停止。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就，不能不说与领导干部年轻化改革有着密切关系。

传统的“工程师治国”局面正在改变

在71名“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中，100%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19人，约占27%；获得硕士学位的36人，约占50%（其中获得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的15人，约占36人的42%，说明党校学历教育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学历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获得学士学位的13人，约占18%；专科学历的3人，约占4%。

学历层次提高（研究生学历约占77%）是“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突出特点。在获得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干部中，逾2/3是通过在职学习获得的，说明“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取得高层次文凭和学位的强烈欲望，同时说明他们是学习型的一代高级领导干部。在68个学士学位中，文科学位获得者31人，约占46%；理工农医学位获得者37人，约占54%。

这两个比例说明传统的“工程师治国”的局面正在改变，将来治国安邦的高级领导人中将会出现更多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毕业生。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中，已知确切入党时间的49名中共党员的年龄入党平均为22.05岁，这说明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大学学习阶段就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60后”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比同龄人更早地追求政治上的进步，也间接地说明“60后”从政愿望在青年初期就已经表现出来。

“60后”的平均任职年龄及晋升时间间隔

从职务晋升的速度来看，“60后”的仕途可谓是一帆风顺。“60后”担任副部级领导干部时平均任职年龄为43.8岁，其中5位省部级正职领导干部担任副部级职务时平均任职年龄为41岁（比43.8岁降低了2.8岁，说明他们的晋升速度更快），他们担任省部级正职的平均年龄为45.2岁。“60后”从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到晋升到副部级领导干部的平均年限为21.3年，其中5位省部级正职领导干部晋升到副部级职务的平均年限为18.2年（比21.3年缩短了3.1年）。晋升到副部级领导干部的最短年限是14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陆昊），晋升到正部级领导干部的最短年限为22年（农业部部长孙政才）。

可见，“60后”大学毕业后仕途坦荡，在官场上活动游刃有余，说明了他们较快地而且很好地适应了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

按照干部职务晋升制度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初任职务为科员，晋升副科、副处、副厅和副部职务的要求在下一级职务上任职满3年以上，晋升正科、正处和正厅职务的要求在下一级职务上任职满2年以上。根据逐级晋升规定，本科毕业晋升至副部级职务最短时间要求18年以上，年龄最小应在40岁以上。从21位“60后”的详细晋升资料分析，他们由副科晋升到正科平均年限为2.4年，正科到副处为3.4年，副处到正处为2.7年，正处到副厅为3.2年，副厅到正厅为

3.7年，正厅到副部为5.1年。这说明在同一层次职务中“副”升“正”时限较短、较易，但由下一职务层次中的“正”升到上一职务层次中的“副”时限较长、较难。不过平均来看，“60后”的各级职务晋升时限大体上与前述职务晋升规定相符，但其中不乏破格（破格规定年限）记录。破格次数占职务晋升次数的24.7%，几乎每位“60后”（占总数的80%）都有破格经历，科、处、厅的六个职务层次上都有不同比例的破格晋升者，说明“60后”在不同时期或者不同工作阶段都有优异的工作表现，并得到组织人事部门或者上级领导的赏识。

“60后”的六大从政路径

“60后”的从政路径各不相同，纷繁复杂，但仍然可以根据不同标准划分不同类型。根据“60后”担任省部级领导干部之前的主要任职经历为标准进行划分，大体上分为以下六类：

第一类是机关路径，即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党政机关工作，由科员逐步晋升至省部级领导干部行列。经由机关路径而晋升的“60后”25人，占35.2%。机关路径又分两种情况，即高层机关路径和基层机关路径。高层机关路径的主要工作经历是在中央政府或者省级政府工作。如原人事部副部长唐军，1983年大学毕业后工作于劳动人事部，历经科级、处级和司级领导干部，一路走来，2007年担任人事部副部长。高层机关路径缺少基层从政经历和基层工作经验，弥补缺陷的组织手段就是挂职锻炼。唐军任人事部副司长期间，曾挂职于银川市副市长一职。基层机关路径指大学毕业后从基层政府工作做起，逐步晋升至省部级领导干部。

第二类是共青团路径，即大学毕业后主要从事共青团工作，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经由共青团路径晋升的“60后”7人，约占9.8%。最典型的是新疆自治区任副主席胡伟。胡伟从1984年任浙江省德清县团县委书记开始，主要供职于“团口”，除1986年至1994年的八年担任浙江省安吉县委和县政府领导外，几乎一直任职“团口”，2001升至团中央书记处书记，2005年调任新疆自治区副主席。

第三类是国有企业路径，即大学毕业后主要在国有企业工作，并逐步晋升到高级管理人员行列，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经由国有企业（主要是央企）路径晋升“60后”13人，约占18.3%。最典型者就是原国防科工委主任张庆伟。他1982年大学毕业后在国有企业从事飞机设计和企业管理工作，逐步晋升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和党组书记的位置，后进入中央政府担任国防科工委主任，现任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第四类是大学路径，即大学毕业后主要在高等院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逐步晋升至大学高层管理人员，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经由大学路径晋升的“60后”16人，约占22.5%。最典型的莫过于广西自治区副主席陈章良。陈章良于1987年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1995年升任北大副校长，2002年升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2008年进入党政机关担任广西自治区副主席。

第五类是研究机构路径，即大学毕业后主要在科学研究机构从事科研工作，逐步晋升至科研机构的高层管理职位，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经由科研机构路径晋升的“60后”7人，约占9.8%。最典型者是国家保密局局长夏勇。他1982年大学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做社会科学研究工作，2002年升任法学研究所所长，后于2004年进入党政机关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2005年升任国家保密局局长。

第六类为其他路径，包括从新闻媒体单位、作家协会和军队各晋升1人，约占4.2%。

六大路径：成长道路的客观描述

六条途径涵盖了“60后”的所有从政路径。这些路径既是对“60后”成长道路的客观描述，也是中央多渠道选拔培养高级领导干部制度的真实写照。

机关成长道路虽在比例上占第一位，但也仅占1/3强。通过这条途径成长起来的“60后”，熟悉政府机关决策程序，人脉较好，对政府工作驾轻就熟。

排在第二位是高等院校成长道路，比例上占到近1/4，但若连同科研机构成长道路一起计算，比例上接近机关成长道路，也占1/3（33.4%）强。这个数字说明有大量专家学者进入党和国家高层机关中。这条途径既实现了专业化和知识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要求，也给高层决策带来更多的理论指导，使得公共政策制定的理性程度逐步提高。

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进入政府排在第三位，比例上占到近1/4。通过这条途径成长起来的“60后”，他们的经济头脑和市场视野给政府带来的冲击是其他途径无法取代的，在经济导向的政府决策中，这些“60后”一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出身于“团口”的“60后”在比例上仅占7%，没有印证某些港澳媒体认为“团口”干部占高层领导干部1/3的观点。“团口”出身的“60后”，对党内决策过程更为熟悉，与党内高层领导关系更为密切，这是他们的优点。

总之，“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多途径成长道路或者说是多途径选拔培养渠道，十分有利于保持中央和省两级政府高层领导活力，同时有利于优化高层领导班子结构，这一点与西方国家政务官多途径选拔渠道基本上是一致的。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来源：

第二篇：60后省部级干部成长路径

60后省部级干部成长路径：八成有破格提拔经历 http://.cn 2008年06月26日10:32 人民网

“60后”省部级干部4项构成比例

“60后”省部级干部成长路径分析

“60后”省部级干部平均晋升时间间隔

“60后”省部级干部成长路径分析

编者按

“60后”省部级干部是我国政坛冉冉升起的新星，他们年轻、务实、充满个人魅力，一举一动都倍受各界关注。他们是如何成长起来的？他们真的有三分之一出身“团口”吗？调查显示：

他们从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到晋升到副部的平均年限为21.3年，晋升到副部级领导干部的最短年限是14年，晋升到正部级领导干部的最短年限为22年。

在他们各不相同的成长路径中，由机关道路成长起来的比例占1/3强，其次是高等院校成长道路，接下来是国有企业路径，此外，还有共青团路径、研究机构道路等路径。

80%的“60后”都有破格提拔的经历。

截至2008年4月，据不完全统计，中央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两级政府中共有“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71人。其中，女性7人(均为省部级副职)，约占10%；少数民族10人，约占14%；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11人，约占16%；省部级正职5人，约占7%，包括湖南省省长周强、河北省代省长胡春华、新疆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农业部部长孙政才和国防科工委主任张庆伟，最年轻的是同为45岁的胡春华和孙政才，张庆伟和努尔·白克力都是47岁，周强48岁。“60后”分布体现省部级领导干部年轻化整体布局

“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在中央和省两级政府中分布较为均衡。在71人中，中央政府各部委局中共有15人，省级政府中共有56人。中央政府分布在国防科工委、农业部、建设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司法部、监察部、中国人民银行、环境保护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海关总署、体育总局、邮政局和保密局，除国防科工委和环境保护部各有2名“60后”外，其余部门各有1名。

“60后”还广泛地分布在除甘肃省以外的其余30个省份中，分布最多的省级政府是北京市和新疆自治区，都是5人。北京市的5名“60后”皆任副市长，新疆自治区除主席是“60后”外，还有4名“60后”副主席。其次是西藏自治区有4名“60后”副主席。再次是上海市、湖南省、福建省和青海省各有3名“60后”副市长或副省长。另有9个省级政府中(山西、广西、江西、江苏、贵州、辽宁、山东、重庆和内蒙)各有2名“60后”副省长、副市长或副主席。其余14个省级政府各有1名“60后”副省长、副市长或副主席。

这种均衡分布状态，不仅对各地各级领导干部年轻化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同时也体现了中央对省部级领导干部年轻化整体布局的精密安排。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提出实现领导干部“四化”和破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两大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目标要求以来，干部队伍的年轻化步伐就从未停止。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就，不能不说与领导干部年轻化改革有着密切关系。

传统的“工程师治国”局面正在改变

在71名“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中，100%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19人，约占27%；获得硕士学位的36人，约占50%(其中获得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的15人，约占36人的42%，说明党校学历教育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学历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获得学士学位的13人，约占18%；专科学历的3人，约占4%。

学历层次提高(研究生学历约占77%)是“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突出特点。在获得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干部中，逾2/3是通过在职学习获得的，说明“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取得高层次文凭和学位的强烈欲望，同时说明他们是学习型的一代高级领导干部。在68个学士学位中，文科学位获得者31人，约占46%；理工农医学位获得者37人，约占54%。

这两个比例说明传统的“工程师治国”的局面正在改变，将来治国安邦的高级领导人中将会出现更多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毕业生。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中，已知确切入党时间的49名中共党员的年龄入党平均为22.05岁，这说明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大学学习阶段就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60后”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比同龄人更早地追求政治上的进步，也间接地说明“60后”从政愿望在青年初期就已经表现出来。

“60后”的平均任职年龄及晋升时间间隔

从职务晋升的速度来看，“60后”的仕途可谓是一帆风顺。“60后”担任副部级领导干部时平均任职年龄为43.8岁，其中5位省部级正职领导干部担任副部级职务时平均任职年龄为41岁(比43.8岁降低了2.8岁，说明他们的晋升速度更快)，他们担任省部级正职的平均年龄为45.2岁。“60后”从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到晋升到副部级领导干部的平均年限为21.3年，其中5位省部级正职领导干部晋升到副部级职务的平均年限为18.2年(比21.3年缩短了3.1年)。晋升到副部级领导干部的最短年限是14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陆昊)，晋升到正部级领导干部的最短年限为22年(农业部部长孙政才)。

可见，“60后”大学毕业后仕途坦荡，在官场上活动游刃有余，说明了他们较快地而且很好地适应了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

按照干部职务晋升制度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初任职务为科员，晋升副科、副处、副厅和副部职务的要求在下一级职务上任职满3年以上，晋升正科、正处和正厅职务的要求在下一级职务上任职满2年以上。根据逐级晋升规定，本科毕业晋升至副部级职务最短时间要求18年以上，年龄最小应在40岁以上。从21位“60后”的详细晋升资料分析，他们由副科晋升到正科平均年限为2.4年，正科到副处为3.4年，副处到正处为2.7年，正处到副厅为3.2年，副厅到正厅为3.7年，正厅到副部为5.1年。这说明在同一层次职务中“副”升“正”时限较短、较易，但由下一职务层次中的“正”升到上一职务层次中的“副”时限较长、较难。不过平均来看，“60后”的各级职务晋升时限大体上与前述职务晋升规定相符，但其中不乏破格(破格规定年限)记录。破格次数占职务晋升次数的24.7%，几乎每位“60后”(占总数的80%)都有破格经历，科、处、厅的六个职务层次上都有不同比例的破格晋升者，说明“60后”在不同时期或者不同工作阶段都有优异的工作表现，并得到组织人事部门或者上级领导的赏识。

“60后”的六大从政路径

“60后”的从政路径各不相同，纷繁复杂，但仍然可以根据不同标准划分不同类型。根据“60后”担任省部级领导干部之前的主要任职经历为标准进行划分，大体上分为以下六类：第一类是机关路径，即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党政机关工作，由科员逐步晋升至省部级领导干部行列。经由机关路径而晋升的“60后”25人，占35.2%。机关路径又分两种情况，即高层机关路径和基层机关路径。高层机关路径的主要工作经历是在中央政府或者省级政府工作。如原人事部副部长唐军，1983年大学毕业后工作于劳动人事部，历经科级、处级和司级领导干部，一路走来，2007年担任人事部副部长。高层机关路径缺少基层从政经历和基层工作经验，弥补缺陷的组织手段就是挂职锻炼。唐军任人事部副司长期间，曾挂职于银川市副市长一职。基层机关路径指大学毕业后从基层政府工作做起，逐步晋升至省部级领导干部。

第二类是共青团路径，即大学毕业后主要从事共青团工作，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经由共青团路径晋升的“60后”7人，约占9.8%。最典型的是新疆自治区任副主席胡伟。胡伟从1984年任浙江省德清县团县委书记开始，主要供职于“团口”，除1986年至1994年的八年担任浙江省安吉县委和县政府领导外，几乎一直任职“团口”，2001升至团中央书记处书记，2005年调任新疆自治区副主席。

第三类是国有企业路径，即大学毕业后主要在国有企业工作，并逐步晋升到高级管理人员行列，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经由国有企业(主要是央企)路径晋升“60后”13人，约占18.3%。最典型者就是原国防科工委主任张庆伟。他1982年大学毕业后在国有企业从事飞机设计和企业管理工作，逐步晋升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和党组书记的位置，后进入中央政府担任国防科工委主任，现任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第四类是大学路径，即大学毕业后主要在高等院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逐步晋升至大学高层管理人员，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经由大学路径晋升的“60后”16人，约占22.5%。最典型的莫过于广西自治区副主席陈章良。陈章良于1987年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1995年升任北大副校长，2002年升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2008年进入党政机关担任广西自治区副主席。

第五类是研究机构路径，即大学毕业后主要在科学研究机构从事科研工作，逐步晋升至科研机构的高层管理职位，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经由科研机构路径晋升的“60后”7人，约占9.8%。最典型者是国家保密局局长夏勇。他1982年大学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做社会科学研究工作，2002年升任法学研究所所长，后于2004年进入党政机关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2005年升任国家保密局局长。

第六类为其他路径，包括从新闻媒体单位、作家协会和军队各晋升1人，约占4.2%。六大路径：成长道路的客观描述

六条途径涵盖了“60后”的所有从政路径。这些路径既是对“60后”成长道路的客观描述，也是中央多渠道选拔培养高级领导干部制度的真实写照。

机关成长道路虽在比例上占第一位，但也仅占1/3强。通过这条途径成长起来的“60后”，熟悉政府机关决策程序，人脉较好，对政府工作驾轻就熟。

排在第二位是高等院校成长道路，比例上占到近1/4，但若连同科研机构成长道路一起计算，比例上接近机关成长道路，也占1/3(33.4%)强。这个数字说明有大量专家学者进入党和国家高层机关中。这条途径既实现了专业化和知识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要求，也给高层决策带来更多的理论指导，使得公共政策制定的理性程度逐步提高。

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进入政府排在第三位，比例上占到近1/4。通过这条途径成长起来的“60后”，他们的经济头脑和市场视野给政府带来的冲击是其他途径无法取代的，在经济导向的政府决策中，这些“60后”一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出身于“团口”的“60后”在比例上仅占7%，没有印证某些港澳媒体认为“团口”干部占高层领导干部1/3的观点。“团口”出身的“60后”，对党内决策过程更为熟悉，与党内高层领导关系更为密切，这是他们的优点。

总之，“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多途径成长道路或者说是多途径选拔培养渠道，十分有利于保持中央和省两级政府高层领导活力，同时有利于优化高层领导班子结构，这一点与西方国家政务官多途径选拔渠道基本上是一致的。来源：人民论坛作者：刘俊生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第三篇：中国省部级干部腐败的特征分析

中国省部级干部腐败的特征分析

● 涂谦

在55个有明确腐败事件跨度的样本中，平均时间跨度为8.5年，“这意味着腐败官员在第一次做出贪污或受贿等腐败行为后将近9年才会东窗事发”。其中，时间跨度最长者为陈良宇，达18年；跨度最短者为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仅为2个月。并且，在腐败期内，有近80%的腐败官员职务得到提升。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涂谦以十六大以来落马的72名省部级官员为样本，对其基本特征分析后认为，中国省部级腐败高管的腐败时间跨度较长，且在此期间被提拔现象普遍。“钱、权、色”是腐败的高发领域，腐败的高发年龄段为52岁至62岁。涂谦的此篇文章选取了中共十六大召开以来（2002年11月至2011年6月）近一个政治周期内被查出的72名省部级腐败官员为样本，其中包括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原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等人。

涂谦发现，十六大以来，我国查出的省部级腐败官员大部分为副部级官员，所占比例近7成。

查出的72名官员中，年龄最大的为已退休的原浙江省副省长王钟麓，时年74岁。年龄最小者为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时年仅49岁。“„59岁现象‟只在平均意义上成立，腐败的高发年龄段为52岁至62岁。”

在55个有明确腐败事件跨度的样本中，平均时间跨度为8.5年，“这意味着腐败官员在第一次做出贪污或受贿等腐败行为后将近9年才会东窗事发”。

其中，时间跨度最长者为陈良宇，达18年；跨度最短者为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仅为2个月。并且，在腐败期内，有近80%的腐败官员职务得到提升。

“腐败领域集中，对„钱、板、色‟的贪图是腐败商富的共同特征”，文章分析指出，经济领域的发案率最高。有不少高官生活严重腐化。其中，还有因情妇举报而后院起火导致自己腐败行迹暴露的高官，如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

作者根据对腐败涉案金额和所受惩处的统计发现，受贿罪是主要罪名，涉案数额巨大，判处死缓的人数最多。

此外，亲属涉案、窝案、串案现象明显。为亲属谋取利益，或自居幕后，由亲属出马贪腐是高官腐败的独特现象。

“特权待遇的事实存在，为腐败现象发生的一大诱因”，作者最后指出，我国官员的福利待遇与其行政级别直接相关，各个档次的待遇成为高官的地位标志和权力象征，加之“公款吃喝、公务旅游”等不正之风的长期存在，给予公共权力掌控者极大诱惑。

原文信息：《中国省部级干部腐败现象的实证研究——以十六大以来72名落马省部级官员为例》，刊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 2011年00期。

第四篇：学习省部级干部培训班上讲话研讨发言

学习省部级干部培训班上讲话研讨发言

提纲

一、要坚定忠诚捍卫“两个确立”的政治自觉

二、要自觉运用创新理论武装头脑

三、要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

四、要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正文：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科学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深刻阐述了过去5年工作和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刻阐明了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鲜明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重大判断、重点任务，体现了百年大党初心不改、矢志不渝的执着和坚定，彰显了谋划复兴伟业、擘画强国蓝图的历史主动和使命担当，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理论性、指导性，为开好党的二十大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理论基础。我们要深学精研细悟，准确把握总书记重要讲话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坚定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锚定“两个确保”，实施“十大战略”，全力把...的事情办好，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一、要坚定忠诚捍卫“两个确立”的政治自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掌舵领航，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两个确立”是深刻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党的十八大以来伟大实践得出的重大历史结论，是体现全党共同意志、反映人民共同心声的重大政治判断。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充分认识忠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是首要的“国之大者”，是维护党和国家最高利益的根本所在，是巩固红色江山的制胜法宝，是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最可靠保证。要把忠诚拥护“两个确立”转化为坚定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把捍卫“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拥戴核心、忠诚核心、维护核心，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条条落实、件件落地、事事见效。要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清醒、增强信心斗志，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奋勇争先、更加出彩。

二、要自觉运用创新理论武装头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我们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全面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特别是当前我们承担着再造一个新...的重大任务，更需要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在能力本领上有大提升。要时刻保持本领恐慌，带着问题学、带着责任学、带着恒心学，吃准“上情”、摸透“下情”、掌握“外情”，全面提升从容驾驭复杂形势、精准解决实际问题、富有成效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能力。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更加注重拉高标杆，更加注重对标对表，各项工作都要事争一流、唯旗是夺，确保贯彻落实不掉队、不走偏，确保取得实实在在业绩。

三、要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始终赢得人民衷心拥护，必须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

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当前，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正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掉以轻心、松劲懈怠，必须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坚持发扬钉钉子精神加强作风建设，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FB，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必须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勇敢面对“四大考验”、坚决战胜“四种危险”，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害因素，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原体，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必须始终保持昂扬斗志，拿出干事创业精气神，传承“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在矛盾面前迎难而上、在危机面前挺身而出，对工作任务常抓不懈、对自身职责紧抓不放，把该抓的工作抓起来、该管的事情管起来、该负的责任负起来，倾心倾力做好自己的事、走好自己的路，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仗接着一仗打、一场接着一场考，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真正当好新时代“答卷人”。

四、要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群众在我们心中的分量有多重，我们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就有多重；我们对群众感情有多深，群众对我们的感情就有多深。要牢固树立“为民”的权力观，长怀敬畏之心、戒惧之意，牢记权力就是责任、权力就是服务的理念，始终做到权为民所用，尽心竭力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要牢固树立“为民”的群众观，时刻把群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头，做到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行动上深入群众，决策上为了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经常深入基层，实地体验群众的生活，体会群众的甘苦，体察群众的忧乐，体谅群众的困难，体味群众的情感，用忠诚化民怨、解民忧、帮民富。要牢固树立“为民”的利益观，始终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认真倾听人民心声，满腔热情为民帮困，诚心诚意为民解难，真心诚意为民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五篇：我国经济责任审计对象扩展至省部级干部

我国经济责任审计对象扩展至省部级干部

2010-12-09 07:08:09来源：人民网

日前，《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施行。事实上，自1999年开始，经济责任审计就已经作为一项审计制度在全国推开，那么，此次出台的《规定》有哪些新变化、新特点？对领导干部进行经济责任审计，具体如何开展，可以发挥哪些作用？针对公众关心的这些问题，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接受了记者独家专访。

审计制度亟须完善

十年来共审计41万多人，查出问题资金684亿多元

“《规定》的颁布施行，对于指导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深入发展，加强干部管理和监督，健全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健全完善责任制、问责制和责任追究制，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都具有重要意义”。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说。

据了解，199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县级以下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和《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两个《暂行规定》的施行，标志着经济责任审计作为一项审计制度全面推开，全国普遍开始了对县级以下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领导人员的经济责任审计。

“要说经济责任审计的成效，可以列举一组数字。”刘家义说，1998年至2010年10月，全国各级审计机关审计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共计41万多人，查出由领导干部直接责任造成的违规违纪和损失浪费问题金额684亿多元，向各级党政领导提交各类报告和信息40多万篇。

经济责任审计的另一种成效则是无形的。“试想一下，有了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的制约，领导干部在履行经济责任特别是在重大经济事项决策和管理的过程中，会意识到对他们履行经济责任的合规性和效果要进行审计，就会慎重行使手中的权力。你想想从乡镇长到省部长，从党政领导干部到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这么大的一个被审计领导干部群体，会因此避免多少决策失误和损失浪费！”刘家义说。

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原《暂行规定》的许多内容已经滞后。同时，党中央、国务院对加强经济责任审计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经济责任审计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亟须进一步完善。“2006年修正的审计法，仅对经济责任审计的对象和内容作了原则性规定，亟须出台专门的规定加以贯彻落实。”刘家义说，在这种情况下，新规定的出台自然提上日程。

范围涵盖省部级领导

审计实现制度化，2009年至今共审计省部长37名

“如果说《规定》最大的突破，毫无疑问，是省部级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制度化。”

刘家义说。

据了解，1999年出台的两个《暂行规定》确定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范围是县级以下党政领导干部，尚不包括县级。2005年，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范围扩大到了地厅级。按照中央的要求，审计署从2000年开始进行省部长经济责任审计的试点。

截至2010年，审计署共审计了151名省部级党政领导干部和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特别是2009年和2010年，两年共审计省部长37名。短短10年，省部级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就已走向制度化，发展可谓迅速。经过长期试点，审计署已积累较为丰富的审计经验，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审计方法，在审计技术层面已较为成熟。

刘家义说，在省部长经济责任审计中，重点关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重要经济政策的执行、重大经济决策、财政财务收支、重大资金管理使用和重点项目建设、个人遵守廉政规定等情况，揭示了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加强政府负债管理和建立政府负债风险预警机制等建议。

“省部级领导干部拥有着党和国家赋予的权力，掌管着大量的国家资源，他们能否切实有效地履行经济责任，关系到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关系到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关系到党中央、国务院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和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刘家义说，《规定》出台后，省部级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实现了制度化，标志着经济责任审计在制度层面已走向成熟。

审计结果有效运用

将作为考核、任免、奖惩被审计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

近年来，许多高官因为腐败问题而纷纷落马，引起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进行经济责任审计，能在反腐败方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经济责任审计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作用是独特的。”刘家义说，更重要的是，经济责任审计是一种经常性审计，可以发现和纠正一些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避免问题的扩展和蔓延，帮助被审计单位完善制度、加强管理，从而清除腐败赖以滋生的土壤，遏制腐败行为。

据了解，1998年至2010年10月，审计机关在经济责任审计中查出领导干部个人经济问题金额20多亿元，各级党委和干部管理、纪检监察部门参考审计结果，对4%的给予了免职、降职、降级、撤职和其他处分或责任追究，其中移送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7200人。

刘家义说，经济责任审计并不局限于发现和查出问题，还要客观公正地作出评价，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多年来，审计机关在原来以离任审计为主的基础上，大力推进任中审计，前移审计关口，力求尽早解决存在的问题，避免“秋后算账”，发挥“治本”作用。按照中央要求，审计署2009年和2010年审计的37名省部长中，有33名是任中审计。

审计结果能否得到有效运用，直接关系到经济责任审计作用的发挥。根据《规定》，“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根据干部管理监督的相关要求运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将其作为考核、任免、奖惩被审计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经济责任审计结果报告应当归入被审计领导干部本人档案”。

同时，《规定》还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领导，建立由纪检、组织、审计、监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等部门参加的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规定》等制度规定，也对审计结果的运用作出了具体规定。刘家义表示，《规定》出台后，经济责任审计结果运用将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审计报告先礼后兵

会留给被审计领导干部反馈意见或者提出异议的机会

据了解，审计机关进行经济责任审计后要出具审计报告和审计结果报告。那么，被审计的领导干部能否看到这些报告？被审计领导干部合法权利的保护问题是否给予了足够的关注？

刘家义说，按照程序，审计结束后，审计机关出具的审计报告应当送达被审计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单位或者原任职单位；审计结果报告应当报送本级政府行政首长，必要时报送本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

“此外，在审计过程中，审计报告还要征求被审计领导干部的意见，给被审计领导干部留有充分的反馈意见或者提出异议的机会。这也是审计结论客观公正性的保证。”刘家义说。

如果换个视角来看经济责任审计，审计机关在经济责任审计中拥有法律赋予的行政权力，那么对被审计领导干部合法权利的保护问题是否给予了足够的关注？

刘家义表示，依法审计、保护被审计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单位或者原任职单位的合法权利是经济责任审计的基本要求。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就规定了回避、保密和审计人员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等制度，《规定》还专门增加了审计组的审计报告应当征求被审计领导干部意见，审计通知书、审计报告应当送达被审计领导干部等规定。

“有不少领导干部在接受经济责任审计后，查明了情况，澄清了问题，得到了正名。”刘家义介绍说，从1998年到2010年10月，各级党委、政府和干部管理、纪检监察部门参考审计结果，澄清是非、提拔重用的干部占接受经济责任审计干部总量的6%。

为了给被审计领导干部提供更为有效的救济途径，《规定》第三十二条特别规定了被审计领导干部对审计机关出具的经济责任审计报告有异议时的申诉和申请复核制度。同时，审计机关自身也有一些具体制度规定，约束和监督审计人员的审计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