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现状及解决对策

第一篇：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现状及解决对策

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现状及解决对策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新旧体制的更替，改革措施的相继出台，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成份日趋复杂化，各种新问题、新情况不断涌现，农村“热点”、“难点”问题日益增多，因企业改制、征地拆迁和环境污染等各类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大幅度上升。这既影响了党委、政府的社会形象和正常的工作秩序，也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所以正确地认识和分析新形势下农村矛盾的现状,及时有效地化解这些矛盾，对于维护政治稳定，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及特点

社会改革使农村经济得到发展，农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大幅度提高。然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利益关系的错综复杂，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纠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因体制改革、利益格局调整引发的不稳定因素。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及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原本就缺乏市场经济竞争的边远乡镇—交麻乡，那些外出务工人员只好下岗，生活没有了保障，特别是家里田地又少的群众，生活也失去了依靠，所以在对待农村低保问题上，加上个别村干部处理问题过于利益化、简单化，遇到煽风点火的就容易诱发群众聚集起来上访。当前这类问题，主要集中在我乡那些在外务工人员丢岗失业、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部分群体在利益调整中目的得不到实现，一有人挑头，就会以聚众闹事、集体上访等方式“要说法”。如我乡的新关村，在调整2009年度农村低保时，由于多数群众对村干部在申报、审核低保对象时偏于私情问题上，与村干部发生矛盾冲突，由此引发了集体上访到乡信访室。

2、农村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在新形势下，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利益分配出现了深刻而广泛的变化，各类矛盾纠纷不断凸显出来，其范围包罗到群众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农村的热点、难点问题相对突出，农村问题显得尤为重要。主要集中表现在：一是土地山林的权属纠纷。如在农村土地延包过程中，二十年不变的跨度很大，因而不可避免地发生转包、退包、反包、继承或征用等流转行为，如处理不当，极可能引发矛盾纠纷演变成群体性事件。据调查，今年1—4月份，我乡共发生各类矛盾纠纷5起，其中土地承包纠纷1起，土地、山林权属纠纷2起，分别占到了20%和40%。土地承包和权属纠纷因涉及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并伴随有政策性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常常比较复杂，调处难度大；二是重点工程实施引发的矛盾。近年来，对农村的建设不断加大了投入，农村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在建设过程中，势必会涉及到土地征用、房屋拆迁、赔偿等问题。当某些人的利益得不到满足时，就千方百计阻挠工程施工，以各种借口、手段来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三是村级村务、财务及干部作风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农民的法制意识逐步增强，关心集体经济，要求参与村务、财务管理的人越来越多。然而少数村干部在村务管理中，虽然做到了村务、财务公开，但对于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如财务收支状况等，公开地不彻底、收支帐目不细致，容易造成村民误解，引发村民信访，也有少数村里搞“糊涂帐”，也是引发村民上访的直接源头。另外，干部作风也是引发矛盾的一个因素，在农村确有少数干部为政不廉、以权谋私。在处理问题上，认人唯亲，拉帮结派，亲亲疏疏，对农民的反映往往得不到及时处理。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远远跟不上现代形势的发展，往往在工作中搞瞎指挥、行政命令，结果给农民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致使群众产生逆反心理。

3、城市化建设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过程的推进，农村土地特别是农业用地被大量征用为建设用地后，由于土地征用补偿、征地后失地农民安置等相关政策不配套、不连贯、不落实等原因，影响了村民的切身利益。另一方面，某些群众追求经济利益的思想显著增强，甚至过于片面化，在本身要求得到解决时，错误地认为“法不责众”，奉行“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观念，一旦认为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侵犯，就置国家法律、社会秩序、社会公道以及人们公共利益不顾，纠集一帮人采取静坐示威、冲击政府、堵塞交通等极端方式，以人多势众和把事情闹大来迫使有关部门解决问题。

4、环境污染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近年来，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群众对生活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对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强烈，国家也相应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法规。但是，目前一些企业的废水、废气、废料由于思想意识以及资金、技术等问题，存在不同程度的随意排放现象，加上有关部门监管不力，协调沟通方面不足，极易引发群众的不满。另外城市建筑噪声，生活垃圾等问题都与群众日益增强的环境意识，对居住环境的要求发生冲突，一旦群众与企业主之间出现摩擦或纠纷时，一些群众误认为聚众闹事可以对政府造成压力，能较快解决问题，使本来能在法律程序中得到解决的矛盾演化成突发性事件。

5、群体性事件呈现上升趋势。当前，农民上访呈上升势头，尤其是集体上访现象日趋严重，直接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的大局。群体性事件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多发性。虽然各级党委、政府普遍重视预防群体性事件，但群体性事件目前仍呈现出逐年增多的态势；二是组织性。从近几年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情况看，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大，这应归结于其组织性越来越强；三是利益性。相当多的群体性事件涉及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而且大多数有一定的理由，极易引起社会同情，如农民负担过重、职工下岗、离退休人员无生活来源等。共同的利益目标把大多数人维系在一起，又极易吸纳相同利益者，使群体逐步扩大，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四是非政治性。尽管有些群体性事件表现激烈，但当事人的请求大多是与自身物质、经济利益有关，他们并不具有反对社会政治制度的目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不及时处理，被敌对势力煽动、利用，也极易演化成政治性矛盾；五是难处理性。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大多由于矛盾长期没有得到化解而形成的，解决这些问题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必须付出一定的努力，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因此，处理解决难度较大。当前，我们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社会稳定正面临着新的形势，如何及时解决好群体性事件，化解农村社会矛盾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重要。

从以上当前农村社会矛盾存在的突出问题看出，农村社会矛盾纠纷伴随着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政治经济体制发生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当前的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了许多新的特征。主要表现为：

1、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客体呈现复杂化。因农村个体获取经济利益的不平衡性、差异性和有关行政组织的行政行为和办事行为的随意性，导致了社会矛盾纠纷内容的复杂化。社会矛盾纠纷已由过去简单的“一因一果”，代之为“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和“多因多果”，矛盾纠纷的成因多，形成因素多，生成过程复杂，导致的后果严重。矛盾纠纷的演化由直线式变成曲折式，并且在矛盾纠纷的彼此消长的渐进过程中，还关联了诸多不确定因素，矛盾纠纷的后果不是涉及一个或几个人的利益，而是牵扯众多当事人的利益，解决矛盾纠纷的方法已不再简单化，增加了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复杂性，因此，也增加了解决矛盾纠纷的难度。

2、农村社会矛盾纠纷规模呈现群体化。随着农村经济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在农村土地承包权属中，引起的土地、山林、荒山、荒地、水塘承包等纠纷，众多农民成为纠纷当事人；在改制企业中，因职工下岗引起的纠纷，众多下岗职工和有关方面的人员成了纠纷当事人；在企地纠纷中，因利益冲突，厂矿企业与驻地周围有关群众成了纠纷当事人；在土地征用、城市房屋拆迁等方面，许多有共同利益的群众成为了纠纷当事人。因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当事人的群体化而使其规模不断增大，许多纠纷因处理不当而引发群体性事件。

3、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类型呈现多样化。从矛盾纠纷的法律性质来看，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由过去单一的民事纠纷发展为民事纠纷、经济纠纷、行政纠纷并存的多种形式的纠纷。农村社会纠纷不仅包括传统的婚姻、家庭、宅基、赡养、抚养等纠纷，而且还表现为土地承包、农民负担、企业改制、行政不当、司法不公、矿山生产安全事故、企业侵权和房屋拆迁等方面的众多新型社会矛盾纠纷，正是这些新型的矛盾纠纷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4、当事人寻求解决纠纷的方式呈现激烈化。矛盾纠纷的当事人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在矛盾出现之初，大多都能通过正当的途径和手段寻求党政组织和有关单位部门解决纷争，希望能公正、公平地解决问题。但是，一些重大复杂疑难的矛盾纠纷没有能在有关基层部门得到解决。当事人在多方求助无果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群体围攻、上访甚至以武力相威胁的手段，迫使有关部门解决问题，从而引发了的群体性上访事件，有的甚至赴省进京上访，有的因没有及时得到解决，而酿造严重的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

二、农村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

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产生有其深刻政治经济根源和社会背景，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为：

1、少数群众追求个人利益的思想过于片面化。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特别是国企改革，难免触及一些人的利益，这些人不是积极转变观念，适应改革，依法办事，依照程序积极反映问题和困难，而是用违法乱纪的手段去破坏改革，阻扰经济发展。少数人信奉“闹而优则仕”，全然不顾国家利益、长远利益。由于一些职能部门作风不实、工作不力，少数人错误地认为要解决问题靠正常秩序反映解决不了，只有把事情闹大了让党委、政府知道了才能得到重视，才能解决问题，抱着小农意识中的“爱哭的孩子有奶吃”的传统观念，不分青红皂白，动辄就闹，以蛮横无理来对抗改革发展。一些农民群众为谋取经济利益最大化，其社会行为缺乏法律、规则和道德约束，为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断给党和政府施加压力。

2、干部的宗旨意识淡薄、缺乏高度的政治敏锐性。我国目前正处于政治、经济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不可避免，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加速，人们之间的利益调整量大面广，由企业改制、征地拆迁、下岗就业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因素也由此增多，由于我们有的干部服务意识不强，不能认真对待群众的意见，没有及时关心群众的生活和疾苦，有的干部政治敏锐性不强，对矛盾的疏导化解不到位，导致有些矛盾平时表现不突出，但怨气日积月累，一旦“点火”，则一触即发，往往使政府及有关部门措手不及，单纯被动“灭火”，对社会稳定会构成严重威胁。有的干部基本素质较低，“官本位”思想和特权思想严重，服务意识、公仆意识较差，对人民群众缺乏感情，不能够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对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敷衍塞责，推诿拖拉，对正当要求漠然处之，对出现的矛盾纠纷不能及时调处，甚至酿成严重事件。另外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在某些执法活动中，不进行深入的调查了解，不注重执法的社会效果，盲目采取强制措施，虽然没有违背法律，但由于造成一些群众不能接受，也会发生群体性事件。

3、基层组织建设薄弱。村级组织在贯彻执行国家政策、维护社会秩序、发展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农村基层干部专业结构单一，尤其是村一级干部参加政策理论学习不够，对法律知识掌握得不多，处理问题时主观因素影响大。少数村干部素质低、法律意识差，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在群众中失去了信任，一旦群众对立情绪升格，极易引起共鸣，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

4、宣传解释工作做得不深入细致，法律法规宣传力度不大。虽然国家、地区的政策调整影响了群众当前利益，但从长远看是有利于农村发展的整体利益的。但由于政策宣传不到位，没有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使群众产生抵触心理，遇到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煽风点火，很容易形成群情激奋，酿成群体性事件。主要是由于有的工作人员工作方式简单，没有用深入细致的工作来排除矛盾、化解纠纷，以致群众产生抵触情绪，爆发群体事件。有的认为农村经济工作才是“硬指标”，而解决纠纷问题是“软指标”。没有把正确处理纠纷作为新时期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来认识，没有作为社会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来认识，只是满足于开会、发文件，过于形式。该协调的不协调，工作不及时、不主动、不到位、不落实，这种认识不到位，工作不主动，造成工作不落实的状况是化解纠纷不力的主要原因。另外，群众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差。近几年虽然通过“四五”普法等多种形式加大法制宣传教育的力度，但在一些农村，全民的法律教育得不到普及，一旦遇到自身权益被侵犯的事情，少数群众不知道去用法律手段解决，只想一味蛮干，问题得不到解决，就聚集起来上访、闹事。

5、对热点难点问题处理得不够稳妥。有些政府部门对出现的房屋拆迁、突发性重大事故等，处理得不够及时、公正和彻底，引起了一些群众的不满和怨恨；有的基层党政组织对群众反映的村（居）委会的财务、作风等方面问题置之不理或敷衍了事；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土地承包、土地征用等问题处理不公；对企业与驻地群众之间产生的矛盾，协调不力，处理不当等等。对于这些热点难点问题处理不妥而引发了不少上访事件，影响了基层社会稳定。

三、预防和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的对策和措施 农村社会矛盾纠纷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方面。积极预防和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对于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意义。针对上述农村社会矛盾存在的问题和产生原因，我认为，要预防和解决农村社会矛盾，必须在党委、人大、政府的领导下，各有关部门积极参与，齐抓共管、综合治理、形成合力，才能取得明显的效果。

（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干部执政水平

1、加强执政为民的宗旨意识，切实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真心实意为群众排忧解难。一方面，对待群众的意见，做到认真负责，不推诿、不失职，对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要坚决纠正。对出台的政策和改革措施，要通过召开听证会等形式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另一方面要提高依法行政的执法水平，改善工作作风，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和政策法规处理行政事务，形成浓厚的依法办事氛围。

2、改进工作作风，从源头上减少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将对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实行目标管理。实施“一把手工程”，落实领导包案责任制，广大干部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坚持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职能部门要注意工作方法，改进工作作风，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的能力，从加强基层调解入手，把民间调解、信访调解、行政调解、治安调解和诉讼调解有机结合，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以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大发展。

（二）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矛盾的化解

1、既要注意快速发展，又要注意环境保护，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弱，这是基本国情。特别是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的不断增加，能源、水、土地、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生态环境的形势十分严峻。由于开发征地和城镇改造、环境污染等涉及到的补偿、搬迁等问题，群众要求条件较高，如解决的结果达不到群众的要求及条件，最终势必引起群众集体上访。因而，我们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讲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注意环境保护，重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坚持统筹规划，加大投入，标本兼治，有步骤地进行环境治理，依法严格保护生态环境；实行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从体制和机制上促进可持续发展，这是解决和预防群众集体上访事件发生的长久之计。

2、统筹发展，夯实化解矛盾的基础。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缩小城乡差异和贫富差距，让最广大的群众分享到科学发展的成果，营造化解矛盾的良好社会氛围。虽然农村近年来发展较快，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但教育、医疗、水电、通信、交通等社会事业和公用事业，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与城市居民存在巨大差别，造成农民心理不平衡,不满情绪日增，遇到适当的机会就会爆发，形成集体上访。因此，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协调发展，加快工农业、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程，缩小城乡差异和贫富差距，促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是解决和预防群众集体上访发生的基础。

（三）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强化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

当前农村有相当部分群众的法制观念淡薄，普法工作任务仍十分艰巨。在普法宣传工作中，重点在于守法和用法，教育公民不仅要模范遵守法律和社会公德，而且要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要依靠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各有关职能部门、村级组织的配合，采取各种形式，依托各类宣传载体，加大法律、政策宣传力度，让法律、政策真正进入千家万户，教育群众自觉遵纪守法，依法办事，使群众遇事后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按照政策办理，而不是采取激进的方法，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同时加强乡镇、村组调委会建设，提高相关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和法律服务水平，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当调解手段无法解决矛盾时，应积极引导群众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矛盾，通过诉讼代理、非诉讼代理和提供法律援助等方式，认真解决好群众的问题，防止因久拖不决而酿成群体性事件发生。

（四）发挥基层组织作用，建立健全矛盾纠纷调控预防机制

1、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农村干部的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要把开展依法治村同健全基层组织结合起来，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配套组织建设，实行村务、财务公开，民主管理，强化监督机制，让群众充分享有知事权、议事权、决事权和监督权。要切实抓好农村干部的法律知识学习，充分利用各种成人教育阵地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法律理论培训，不断提高农村干部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水平。

2、充分发挥村级人民调解组织作用，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力度。一要建立健全对人民内部矛盾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调处机制。针对新形势下，农村因征地、土地、山林和婚姻家庭等易发生的纠纷且容易激化的特点，经常深入村，深入户，认真排查摸底，发现有苗头和倾向性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工作预案，并探索新形势下调解的方法和手段。二要充分发挥基层调解组织的作用。各级司法调解中心和基层调委会是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主要力量和第一道防线，特别是村级调委会要立足广大农村，最大限度地做好各类简单的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坚决防止矛盾激化和引发治安刑事案件，做好疏导化解工作，坚决杜绝群体上访和越级上访事件的发生，努力维护基层社会稳定。

3、各单位各部门应齐抓共管，共同做好社会矛盾纠纷的预防和化解工作。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的出现和发生，都与本单位、本部门有着必然的联系。对内部出现的矛盾纠纷要在所属辖区调解组织的帮助下，主动配合做好纠纷化解工作；对出现在不同单位和部门间的纠纷要搞好相互协调与配合，主动沟通情况信息，共同做好纠纷化解工作；对于出现的重大突发性事件，在党委政府的统一指挥下，各有关部门都要认真履行自身职能，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共同做好矛盾纠纷的化解工作。

（五）强化预警与处置，严格控制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1、保持信访工作超前性，把群体性事件苗头解决在基层。信访问题往往是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导火索，因此要充分重视农村的信访工作。一要健全信访工作网络，使其“横到头、纵到底”，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努力实现“重心下移”，实行“一把手工程”，落实领导包案责任制。二要切实解决好热点、难点问题。对人民群众申办的事项，要热情接待，依法审批，依法行政，切实为人民群众搞好服务；对人民群众反映的基层党政组织和企业内部的有关问题，要充分理解和尊重群众的意愿和呼声，对出现的违法违纪行为要严肃查处，并做好情况反馈；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件，要采取“主动靠上去”的工作方法，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做好疏导化解，做好维护稳定工作。

2、建立快速反应、控制有力的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群体性事件突发性强，危害大，影响面广，因此，事件一旦发生，就要马上处置，把对社会的危害降至最低限度。除要有正确的决策外，还要完善党委领导下的各部门分工负责的责任机制，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部门负责人要分头抓，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落实，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格局。对有关部门解决问题力度不够、措施落实不到位，而使事件发展严重的，对部门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要坚决予以处理。同时，要建立解决群体性事件的信息网络。要充分发挥基层派出所、民调、治保等基层组织的作用，积极收集、寻找信息。群体性事件发生后，信息网络也要马上行动起来，迅速弄清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发展状况，以便为有效解决群体性事件赢得主动权。

第二篇：当前我省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现状及对策思考

当前我省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现状及对策思考

省司法厅维稳办

2007-11-6 16:20:22浏览字号：【大中小】打印本页

全省“司法行政大动员，化解矛盾促和谐”专项维稳活动开展以来，我省农村社会一大批矛盾纠纷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排查化解，切实促进了当前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根据省厅近期的调查和各地上报的情况，笔者试就我省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现状及对策做出一些思考，以抛砖引玉，共同为我省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献策出力。

一、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主要表现及特点

总的来看,当前我省农村大局稳定，但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矛盾纠纷也日益突出，农村潜伏着一些不稳定因素，如不对此有足够的认识并及时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很可能会影响农村社会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不利于我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由乡镇企业或村办企业的体制改革、利益格局调整引发的矛盾纠纷。当前在农村，一部分乡镇企业或村办集体企业由于种种原因生产不振、经营不善，在企业改组改制、解体破产中，大量职工下岗，生活没有保障，一些刚“洗脚离田”的职工心理严重失落，特别是一些老职工一下子失去生活依靠，在利益格局调整中处于劣势，加上个别企业负责人处理问题过于利益化、简单化，遇有人煽动就容易诱发职工聚集上访，或是有关部门处理问题方法简单，不能令职工信服，也易使职工以聚众闹事、集体上访等方式“要说法”。如原省一较富裕县的生产汽配件的大型乡镇企业，由于在改制后未对部分职工作妥善安置，导致这部分职工采取停电、停水等手段扰乱企业正常生产，并数次引发群体性闹事事件和集体上访。

水土山田林的权属纠纷仍很突出。据调查，今年1—5月份，湘西某县共发生各类矛盾纠纷2015起，其中土地承包纠纷234起，土地、山林权属纠纷297起，分别占到了11.6%和14.7%。农村土地承包由于转包、退包、反包、继承或征用等流转行为，以及水土山田林的各种权属纠纷因涉及争边界、争资源、争果实等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且由于政策性和历史性等问题，常常比较复杂，调处难度大，一旦处理不当，矛盾纠纷易演变成群体性事件。如湘西南两个县的边界村为一山林纠纷闹事达17年之久，且多次发生群斗伤人事件，严重影响边界稳定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重点工程施工和城市化建设引发的矛盾纠纷。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实施，各地对农村的投入不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颇多，在这过程中，势必会涉及到土地征用、房屋拆迁、赔偿等问题。由于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当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少数人就会以各种借口、手段来阻工扰工。如在邵怀高速公路、武广专线、洛湛铁路永州段等重点工程的征地拆迁中，因补偿费用等问题多次引发征地农民聚众闹事，延误工程进度。

另一方面，随着我省的城镇化建设推进，农村土地特别是农业用地被大量征用为建设用地后，由于土地征用补偿、征地后失地农民安置等有关政策不配套、不连贯、不落实的原因，影响了村民的切身利益。受经济利益驱动，一些村民在要求得不到解决时，奉行“法不责众”或“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观念，置国家法律、社会秩序、公德以及公共利益于不顾，有的还采取极端方式，企图通过把事情闹大来迫使有关部门解决问题。

村级集体事务引发的矛盾纠纷。当前，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逐步增强，然而少数村干部在村级集体事务管理中，没有真正贯彻“四民主两公开”，最多是形式上做到了村务、财务公开，但对于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就坑蒙拐骗，使尽伎俩，极易引发村民不满，造成村民信访增多。另外，干部作风也是引发矛盾的一个因素，在农村确有少数干部为政不廉，以权谋私，任人唯亲，拉帮结派，亲此疏彼，损害村民的切身利益，致使群众产生逆反心理，农村干群关系紧张，成为农村矛盾纠纷的多发点。

农村黑恶势力制造的矛盾纠纷。这是值得我们相当警醒的问题。一些农村确实有那么少数地痞流氓、黑恶势力、车匪路霸抢占码头、争地盘、插手债务制造矛盾纠纷。同时，在一些农村还出现了市霸、煤霸、猪霸、菜霸、林霸等行业霸主，坐收渔利，欺压百姓，搞得一些地方乌烟瘴气，纠纷不断，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的正常秩序。

婚姻家庭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这类纠纷在农村主要表现为一是部分人缺乏或丧失道德观念，因第三者插足引起的婚姻纠纷；二是农村中仍有包办婚姻现象，感情基础薄弱；三是因打工，夫妻两地分居或是夫妻双方经济收入出现较大差距，生活方式和志趣爱好发生变化等，导致夫妻感情冷淡，走向破裂。与此相伴随的是，这类纠纷又带来了的财产分割、儿女抚养、父母赡养等纠纷，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隐患。

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从以上六大类来看，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在当前的社会大背景下区别于以往时期，呈现出了许多新的特征。其主要表现为：

矛盾纠纷类型渐趋广泛。过去，农村矛盾纠纷主要是以家庭矛盾和邻里矛盾为主，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的逐步发展，经济纠纷、合同纠纷、行政纠纷等涉法矛盾纠纷占主流，其范围包罗到群众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省农村矛盾纠纷的类型已由过去的10多种发展到30多种，且仍有增多的趋势。如土地承包、农民负担、企业改制、行政不当、司法不公、矿山生产安全事故、企业侵权和房屋拆迁等方面的众多新型矛盾纠纷。

矛盾纠纷的形成和构成交叉复杂。当前，矛盾纠纷已由过去简单的“一因一果”，代之为“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和“多因多果”，矛盾纠纷的成因多，生成过程复杂，并且在矛盾纠纷彼此消长的渐进过程中，还关联了诸多不确定因素；矛盾纠纷的后果不是涉及一个或几个人的利益，而是牵扯众多当事人的利益，增加了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复杂性，导致后果面广严重。同时，这也导致一旦发生矛盾纠纷，往往是几种类型的矛盾纠纷交叉在一起，或由一种纠纷引发出其他纠纷，处理不好，就容易出现严重后果。

矛盾纠纷呈组织化倾向。在因共同的利益关系导致的矛盾纠纷上，越来越多的农民在寻求问题的解决上呈一定的组织化倾向，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大。当然，由于大多数人的请求是与自身利益有关，并不具有政治色彩，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如在农村土地承包权属

中，引起的土地、山林、荒山、荒地、水塘承包等纠纷，众多农民成为纠纷当事人；在土地征用、城市房屋拆迁等方面，许多有共同利益的群众成为纠纷当事人等。这些矛盾纠纷因当事人的组织化，而使其规模不断增大，处理不当就会引发群体性事件。

矛盾纠纷的调处难度加大。在出现之初，矛盾纠纷的当事人大多都能通过正当的途径和手段寻求党政组织和有关单位部门公正、公平地解决纷争。但由于种种原因，一些重大复杂疑难的矛盾纠纷很难在基层部门得到解决。在多方求助无果的情况下，当事人往往就会采取上访、群体围攻甚至以武力相威胁的手段，迫使有关部门解决问题，从而引发群体性上访事件，有的甚至赴省进京上访，这都加大了矛盾纠纷的调处难度。

二、引发农村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

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大多是人民内部矛盾，尽管发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千头万绪，但根据调查显示，其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少数群众的个人利益思想过于激锐。随着农村经济利益格局的调整，少数群众不是主动转变观念，适应变化，依法办事，依照程序积极反映问题和困难，而是为了个人利益，全然不顾国家、集体利益，甚至不惜用违法乱纪的手段去获取私利。还有少数人则错误地认为，要解决问题靠正常程序解决不了，只有把事情闹大了让党委、政府知道，才能得到重视，才能解决问题，因而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欲望就置法律、道德约束于不顾，不断采取过激行为，给党和政府施加压力，动辄就闹，以图取个人的经济利益最大化。

农村干部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意识淡薄。我国目前正处于政治、经济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纠纷的发生不可避免。但由于有的农村干部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意识不强，不能认真对待群众的意见，不关心群众的生活疾苦，还有的干部政治敏锐性不强，对矛盾的疏导化解不到位，导致有些矛盾日积月累，一触即发。也有一些干部基本素质较低，服务意识较差，不依法办事，对群众缺乏感情，漠视其正当要求，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敷衍塞责，推诿拖拉，对出现的矛盾纠纷不能及时调处。另外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时，不注重社会效果，盲目采取强制措施，虽没有违背法律，但易造成一些群众不能接受，导致纠纷发生。

农村基层组织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欠强。农村基层组织在贯彻执行国家政策、维护社会秩序、发展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农村基层干部专业结构单一，尤其是村一级干部参加政策理论学习不够，对法律知识掌握得不多，处理问题时主观因素影响大。少数村干部素质低、法律意识差，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不善于化解各种矛盾纠纷，容易造成矛盾纠纷上交。有的认为农村经济工作才是“硬指标”，而解决矛盾纠纷问题是“软指标”,不能正确认识处理矛盾纠纷的重要性，因而也就导致有些村的人民调解组织形同虚设，调解成功率不高，人民调解员的作用没能充分发挥。

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不够。这是农村很大一部分矛盾纠纷发生的直接原因。由于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不到位，没有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群众易产生抵触心理，遇有人煽风点火，就易致事件恶化升级。而这主要是由于有的工作人员工作方式简单，对于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只是满足于开会、发文件，过于形式主义，造成宣传工作不落实，农民缺乏足够的了够。另外，群众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差。近年来，虽通过多种形式加大农村的普法力度，但在一些农村，全民的法律普及程度不高，一旦遇到自身权益被侵犯的事情，少数群众

不知道依法维权，导致矛盾纠纷不能及时有效化解。

农村的民主化、法制化管理不够健全。由于当前农民的文化素质仍然欠缺，法制意识不高，参政议政思想淡薄。因此，在一些地方的村支两委选举上，农民有很大的盲目性。一些所谓的“领头人”，往往是在当地有势力、喜欢与政府“叫板”及所谓能为他们“说话”的地痞地霸，或某一宗族势力的代表，这样的结果，就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农村民主化、法制化管理在某些村域的退化，给黑恶势力插手制造矛盾纠纷以可乘之机，也容易因村务管理、财务管理以及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而导致村民之间产生矛盾纠纷。

三、有效预防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对策建议

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但笔者以为，和谐社会至少应是矛盾纠纷较少的社会；或说即使有矛盾纠纷，也应该是能够及时有效地得到化解的社会，这样，全社会才会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增加和谐因素。切换到和谐农村构建，也理应如此。因而，这就要求我们针对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矛盾纠纷，齐抓共管、标本兼治，形成合力，努力预防和化解农村社会的矛盾纠纷，积极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农村基层组织要增强做好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紧迫性和责任感。“稳定压倒一切，责任重于泰山”。及时有效地预防化解农村社会的矛盾纠纷，是农村基层组织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为党委政府分忧、为人民群众解难的大事实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农村稳定是前提。因此，各个农村基层组织要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和基层政权建设的高度出发，树立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内部、化解在萌芽状态的维稳责任理念，不断增强广大干部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紧迫性和责任感，努力适应新情况、分析新问题，力争一般矛盾纠纷化解不出村、较大矛盾纠纷化解不出乡、重大矛盾纠纷化解不出县，确保在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上做到“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从而切实把做好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确保农村社会稳定作为第一位的政治任务，全力维护农村社会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

坚持科学发展，努力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各地要坚持科学发展，进一步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让广大的农村群众分享到科学发展的成果，营造化解矛盾的良好社会氛围。虽然我省农村这几年来发展较快，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但教育、医疗、交通、水电、通信等社会事业和公用事业，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与城市居民存在巨大差别，造成农民心理不平衡,不满情绪积蓄，遇有的机会，就可能爆发，形成上规模的矛盾纠纷。同时，从我省农村来看，随着经济发展，能源、水、土地、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生态环境的形势十分严峻。由于城镇改造、开发征地和环境污染等涉及到的补偿、搬迁、安置等问题，群众要求条件较高，如解决的结果达不到群众的要求及条件，就可能会引起群众集体上访。因而，这就要求各地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讲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讲求科学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切实促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这是解决和预防农村矛盾纠纷发生的长久之计。

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组织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优势作用。省司法厅厅长夏国佳同志多次指出，人民调解在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方面具有其他手段不可比拟的四大优势，即一是无法定程序约束，可以快速化解矛盾纠纷，防止矛盾激化升级，特别是在防止民转刑、群体性闹事、群众性上访等方面。二是无交费负担，当事人乐于找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矛盾纠纷。因为人民

调解组织必要的调解费用是由政府支付的，这实际上也是政府在为老百姓花钱，是花小钱买大平安。三是人民调解可以法、情、理综合运用，调解矛盾纠纷以理服人，调解成功一了百了。从实际运作看，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等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人民调解可以考虑法律、法理、情理的因素，一旦达成和解，当事人一般均心服口服，很少有反悔或继续闹事的现象。四是从全省来看，我省有2459个司法所、551888个人民调解委员会，已形成广泛的人民调解组织网络，非常有利于及时有效地化解各种矛盾纠纷，维护全省的平安稳定。因此，各地要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支持，加大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投入，加强乡镇、村组调委会建设，切实发挥人民调解工作在预防化解矛盾纠纷中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大力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着力提高农民法律素质，推进依法治村进程。当前，农村仍有相当部分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淡薄，普法工作十分艰巨。各地要结合农村群众生产、生活实际，采取各种形式，依托各类宣传载体，有针对性地在农村开展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法制宣传教育，加大法律、政策宣传力度，让法律、政策真正进入千家万户，努力引导农民不仅要模范遵守法律和社会公德，而且要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法维权，并不断提高农村干部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水平，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同时，要以贯彻《村委会组织法》为契机，加强农村“四民主、两公开”的制度建设，让群众充分享有知事权、议事权、决事权和监督权，依法规范和完善村规民约，推动农村各项公共社会事务治理走向依法治理的轨道，切实推进依法治村进程，促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建立健全完善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一是要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工作责任，理顺农村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管理体制，狠抓源头责任落实，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管、部门负责，齐抓共管，形成合力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格局。各级党政领导是排查化解农村矛盾纠纷的第一责任人，这要做为一项“硬任务”列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内容。二是要坚持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经常性排查化解工作制度。要切实把握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形成要素和生成演变过程，研究化解的基本条件和内在规律，坚持经常性排查化解、集中排查化解和专项排查化解相结合，建立和落实矛盾纠纷排查登记台帐、矛盾纠纷分类处置、预测排查以及领导包案、跟踪督办、挂牌交办等相关制度，把农村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落到实处。三是要实行农村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责任“倒查制”。凡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矛盾纠纷，一方面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另一方面要对因工作推诿扯皮、责任制不落实和工作失职、渎职等造成矛盾纠纷没有得到及时有效排查化解的地方或部门的领和负责人实行责任倒查，坚决处理。四是要建立快速反应、控制有力的矛盾纠纷特别是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机制。要加快形成以司法行政部门为主的矛盾纠纷的管理应急体系，形成监测、预测、预报、预警和快速反应的矛盾纠纷处置机制，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立体网络体系，特别是在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上，要形成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处置机制，确保对影响较大的矛盾纠纷特别是群体性事件的依法果断处置，以赢得有效解决事件的主动权，把其对社会的危害降至最低程度

第三篇：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现状分析及对策

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现状分析及对策

南京市司法局基层工作处刘蕾、王冠霞

我市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总体趋好，但影响稳定的因素仍大量存在，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及人民内部矛盾不断增加，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将会影响社会稳定。当前我市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改革和调整还将继续进行，力度还会加大，社会矛盾纠纷也会不断增加，矛盾纠纷的存在是任何社会都有的正常现象，关键是要健全完善合理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使利益主体之间能够进行谈判和妥协，从而维持社会的良性动态平衡。

据统计，截止2004年10月份，各区县中心共接待来访群众2299批次，受理登记矛盾纠纷2088件，其中涉及土地承包208件，征地拆迁909件，下岗待岗216件，劳资关系175件，婚姻家庭40件，其他原因引发的矛盾纠纷540件。劝阻群众性上访295批涉及人数8171人。街镇中心共接待来访群众2377人次，受理登记矛盾纠纷2379件。劝阻群众性上访694批8989人次。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接待来访群众15901批，直接调解15637件民间纠纷，调解成功14863件。通过对统计报表及快报信息的分析，当前社会矛盾纠纷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和五种类型：

一、社会矛盾纠纷的新特点

一是上访的表现程度趋于激化，对抗性增强。过去要求解决纠纷的群众情绪较为温和，通常采用找有关领导和部门对话或静坐等方式，现在群众情绪容易失控，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操纵和指使。

二是要求解决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从快报反映的情况看，既有历史遗留下来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的问题，也有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既有利益冲突的原因，也有观念碰撞的原因，既有群众要求合理但按政策一时难以解决的原因，也有期望过高、要求过于苛刻使问题难以解决的情况。

三是矛盾的对立面正在改变。以往多是人民内部各阶层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现在矛盾纠纷的对立面直接转向与党和政府。如由于征田失地、拆迁安置引起的群众上访。

二、社会矛盾纠纷几种类型

一是农村土地征用纠纷。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自主权扩大，个体意识和个体利益的相对独立性增强，使乡村利益格局错综复杂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得新时期农村的生产经营方式、产品交换方式和利益分配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农户分散经营及个体经营经济比重大，除定购粮外，农副产品几乎全部实现了市场交换，形成“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的利益分配方式，国家、集体与农民的利益关系变得直接而明朗，农民开始关心自己的劳动果实是按照怎样的比例合理公平地在国家、集体和自己之间分割，农民利益主体意识不断增加，农民利益问题变得极为敏感和突出，矛盾纠纷也日益增多。随着经济建设步伐加快，征地面积不断加大，开发区日益增多，拆迁安置量随之增长。在农村几乎是乡乡有开发区，村村有拆迁户，普遍采用一次性解决方式，安置费和补偿费较低，农民钱用完后，存在着没钱养老、无钱看病的现实问题，于是找政府解决，解决不了就到中央上访。由于解决难度很大，纠纷当事人组织性强，给各级党政组织造成很大压力。如：今年1月，栖霞区三官村三东队村民王尚华因对拆迁补偿事宜不理解，带着两壶汽油扬言要自焚，街道司法所等部门闻讯后及时赶至现场，进行耐心细致地劝说解释工作，稳定了王尚华的激烈情绪。2月19日，玄武区徐庄、仙鹤门地区申购经济适用房的近百户拆迁户因没签到选房协议，怀疑政府将要适用对他们不利的政策安排，遂发生堵路和阻拦施工行为。街道司法所前往现场，积极协调街道和房产局有关领导与拆迁户对话后，向老百姓做出的书面承诺：经济适用住房综合价格为1650元/平方米，房屋竣工交付后，按预先通知的顺序办理入住手续。拆迁户对答复非常满意。

二是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近年来，南京市城市建设步伐加快，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但由于新建房大中套型居多，居民拿到的拆迁费在同等地区买不起房，换地区又存在交通、教育等费用问题，拆迁户不能及时回迁，等等这些补偿和安置不合理，加之房地产开发不规范等问题的存在，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上访、信访络绎不绝，甚至发生上访事件，给政府部门的形象带来严重的损害，给正常社会经济秩序带来严重的冲击，甚至可能危及社会稳定大局。如白下区大开发公司程阁老巷工地的工人与居民于今年5月发生冲突。居民认为经规划局批准的南京大开发公司的南开大厦原为小区绿地，属公共面积，南京大开发公司用不正当手段拿到批文，大厦还将影响居民的阳光权，带来行路难、停车难，散步难的问题，因此聚集了居民700余人封堵洪武路达3小时。他们推倒工地围墙、推坏大门、冲砸工地办公室，有三名工人与两名居民受轻伤。后经司法所人员调解协调，疏散了围堵的群众。

三是企业改制纠纷、劳资纠纷及社会保障问题。国有企业改革，触及到各种深层次的矛盾，牵涉到企业职工的切身利益。目前，拖欠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工资、职工下岗失业后再就业困难、基本医疗无保障、社保基金不到位等等，是当前群众反映较为突出的问题，也是频繁引发群体性纠纷的原因之一。一些用工单位出于某种动机，随意招工，不签劳动合同（雇佣合同），一旦出现纠纷，证据缺失，工人利益难以保障；部分企业不按《劳动法》规定，长期超时加班，又不按规定支付加班工资，尤其是三资企业加班现象普遍；还有部分企业，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只支付工资300余元，达不到我市最低工资保障线；有关工资管理的立法不完善，执法无依据，劳动监察人员配备不足，基层执法力量薄弱，工人合法权利无法保障，导致企业欠薪引发的纠纷频发。；我市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覆盖率不高，尤其是民工的保险率基本处于尚未启动的阶段，一旦出现问题就出现无人管现象，当事人将上访、静坐或堵门，甚至会采取极端方式要出路，由于工人（民工）各种社会保险缺失引发的纠纷较多，尤其是一旦出现老人没饭吃、病人因无钱看病在等死情况的出现，给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极其恶劣。如：今年2月20日，六合区竹镇镇侯桥村大塘组村民周昌云在云辉采石厂上班时被石头砸死,事发后,死者家属组织20多人到该厂要求厂方给予经济补偿,否则将可能会引起群体冲砸、采石厂停工等后果。司法所接到报案后,一边做说理劝解工作,主持双方的调解工作，最终达成书面协议，避免了一起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今年2月16日，秦淮区南京宁红装卸公司工人李明华被公司派到南京梦都烟草公司上班后，在施工中发生机械工伤事故。经军区总院诊断为右头部软组织挫裂、出现脑震荡，经治疗后康复。出院后李某伙同10多人到梦都烟草公司，要求给予一次赔偿，因双方分歧太大，未达成协议。李等10余人围堵梦都烟草公司，影响造成公司无法正常生产。经司法所协调后双方当事人达成了协议。今年4月，雨花台区雨花西路四季红商城工地被几十人堵门并当众为死者焚烧纸钱，造成了比较恶劣的影响。经过了解得知，死者叫李兴芳，是安徽省利辛县农民，2003年11月被雇佣为工地保洁员，后在从事保洁工作时被安徽全椒驾驶员徐广培所开货车当场压死。肇事司机已被警方逮捕但无赔偿能力，死者家属四十余人从安徽老家赶来，要求工地负责人对此事负赔偿责任。该事件经司法所调解并组织谈判，终于达成协议，赔偿李兴芳丧葬补助金、工亡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共158000元。

四是涉法涉诉纠纷。主要是指纠纷经过诉讼后当事人不服法院判决或判决后执行难，当事人上诉、申诉后继续缠讼现象和频繁向人大等部门重复上访要求对司法监督。加之有的单位为息事宁人，满足了当事人的无理要求，助长了涉法涉诉人得寸进尺的心理导致重复上访。尤其是法院对企业改制、土地征用引发的矛盾纠纷不便受理，使得纠纷解决渠道不畅，涉法涉诉纠纷难以解决。如南京化工厂退休工人杨某多次进京上访，上访原因涉及其加工承揽合同案和借贷纠纷案两件民事案件，不接受法院提出的以实物抵款的执行方案，前案因对方当事人破产导致执行终止和后案因对方当事人无财产可执行至执行中止。还如李某不服江宁区法院对其关于承包合同纠纷的判决上诉后又撤诉，不久又向市中院申请再审后被驳回。现已进京上访。林某因其女儿与人发生纠纷后自杀，为追究对方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和得到生活补助，多次上访。

五是企业军转干部和退伍军人安置纠纷。在上访及群体性矛盾纠纷中，企业军转干部是从企业下岗职工中分离出来的，虽然人数不多，提出的要求较高，要求解决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由于这是全国性政策问题，所以他们串联起来直接到中央部委、高层集访，情况严重，影响极大。企业军转干部、抗美援朝老战士要求恢复干部身份，享受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同等政治和生活待遇，一些退伍军人反映安置不落实，有关部门长期扯皮造成部分人员长年无工作，无生活来源。这些企业军转干部，是承担改革成本最多的困难群体，上访的基本是农民群众和城市平民，相当部分是弱势群体，因部分困难企业拖欠工资、医药费，不按有关政策解决企业军转干部生活问题，使得他们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尊重和保护，生活面临着经济窘境，社会地位相对下降。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这方面矛盾纠纷，及时掌握动态，加强工作力量，深入扎实地做好工作。对该落实的政策坚决落实到位，对他们的困难要体现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解决的原则，对不能开口子的问题，要耐心细致地做好有关政策的宣传解释和政治思想工作，要加强党性教育、法制教育，严格禁止搞串连、集访等损害大局的行为。

三、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思路

面对复杂的局面，必须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基层群众的上访问题。坚持以人为本，以公民的基本权利为本，尊重人的需要和个性。具体讲应当从四个方面来提高应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

第一，正确判断社会矛盾现状和性质。正确认识和判断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现状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把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前提。目前虽然某些人民内部矛盾的对抗性有所增强，但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并没改变，我们不能因为发生群体性事件，甚至有过激行为的群体事件，就认为是对抗性矛盾。我们要把解决群众困难作为我们工作的着眼点和落脚点，通过对快报的分析，他们的不满情绪通常是因为穷得影响生存、被压迫得无法忍受才表现出来的，加之他们看到周围大部分群众的生活质量有了较大提高之后，他们的不满情绪表现得更加强烈。对待这部分群体，我们不能简单地冠以“刁民”，或者采取粗暴方法解决问题，我们要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切的情感，理解和同情他们，用真情讲清道理和政策，疏导其不满情绪。

第二，提高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能力。要借助当代各种信息化的科技手段，建立和完善必要的预警系统，切实做到情况明了，信息畅通。努力把矛盾、问题限制和解决在基层或萌芽状态，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防止人民内部矛盾的激化，时刻关注可能触发人民内部矛盾纠纷发生的条件，如土地征用、拆迁安置、各种税费的征收、下岗职工保险等都是引发矛盾的导火索。对这些问题应提前制定多种方案，建立和完善各种有利于群众情绪释放、利益表达机制，对每一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工作要提前举行听证、对话等，降低矛盾发生的概率。

第三，提高依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要不断健全和完善法律法规，形成有法可依，依法办事的工作氛围。进一步把防止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逐步纳入法制轨道，使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各类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行为，都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使各种关系都处于一种有序的互动之中。当前对于企业破产改制、征地拆迁等给群众造成的侵权纠纷，政府部门难以解决，法院又不方便受理，解纷渠道不畅必然导致上访、信访增多的现象。所以我们要改革和完善现行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制度，尤其是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按照保障群众权益的原则，严格控制征地规模，要完善征地、拆迁程序，严格界定公益性、经营性建设用地，区分土地征收与征用，着力解决补偿安置不到位、产权不清以及同农民、居民协商不够等突出问题，增加征地审批前的协商环节，建立补偿标准听证制度。要防止企业改制出现的脱节断档现象，形成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这“三条保障线”，否则极易酿成事端，对于实行一次性补偿政策进行安置的，对符合条件的给予其享受低保待遇。劳动保障部门、民政部门及其经办机构和有关企业要按照规定，妥善处理好保障对象人员的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以及低保的连续工作，注意解决好离退休职工、下岗职工、失业人员、“低保”对象，在医疗、子女上学、住房、水暖电气供应等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对困难群体要加大这些方面的救助。

要建立欠薪保障制度，推行企业拖欠工资情况申报制度。所有企业必须按企业职工人数按期交纳一定数额的欠薪保障基金。要明确欠薪责任，欠薪企业应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管理人员也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为解决建筑行业普遍存在的欠薪问题，应建立建筑企业信用体系，及时公布和查处违法企业欠薪行为，并尽快出台工资支付条例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进一步规范工资发放行为。此外还要为加大监察工作力度，加大对劳动监察工作的投入，进一步完善劳动法律监督员制度。逐步引导人民群众，由有问题找政府解决向通过司法途径方式转变。

第四，创新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方法。从基层现状看，目前社会自治力量不足，这就需要各级党委依法培育和加强基层组织和行业组织的依法自治，将社会权力尽快赋予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把救灾、扶贫、疾病防治、物业管理等社会事宜交给社会群众性组织管理，辅之以政策法规引导，使之真正担当起行业管理职能，以促进社会的生机和活力。要充分发挥各级工会在维护工人合法权益中的重要作用，新闻媒体要加大对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宣传报道力度，加大宣传报道力度，对侵害工人合法权益的事件和员工漠视自身权利的典型案例要进行报道。市妇联要积极保障女工权益，不断完善妇女权益保障体系，对于立法空白要及时向人大提出修订建议，并在实际中尽力弥补立法空白缺陷。要加强对企业的监督、指导和检查，严厉查处侵犯女工权益的案件。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专题讲座、法律心理咨询等途径，对女工进行法律、卫生、保健、婚姻家庭、现代文明等方面的知识教育，提高她们的综合素质，加强心理疏导，防止矛盾激化。

第四篇：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和调处对策

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和调处对策

中共蓬莱市委政法委李军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进步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主流。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类社会矛盾日益增多，矛盾纠纷调处难度大、激化因素多，处理不当，极易引发刑事、治安、群体性上访案件，给社会造成不安定因素。如何把矛盾纠纷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保证社会持续稳定，是当前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也是实践“三个代表”、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性工作。为深入剖析影响我市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有效发挥维稳职能作用，为我市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赶超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围绕化解矛盾纠纷，构建“平安仙境”这一课题，对全市社会矛盾纠纷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和应对措施进行了调查研究，形成报告如下：

一、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现状及特点

（一）现状

2005年全市共受理各类矛盾纠纷2138起，其中信访部门受理1000件起，司法部门受理1138起。信访部门受理的案件中信访436件，其中初访386件，联名访50件；来访564起，其中集体访183批。主要集中在企业职工求决问题、城市拆迁补偿、土地征用、涉法涉诉、农村揭干等方面。今年以来，全市由上述几个方面引发的各类问题占信访总量的70％以上。

司法部门排查各类矛盾纠纷1138起，其中民间纠纷1016起，涉法涉诉纠纷132起。“12348”法律专线共接待群众来访1631人次，电话咨询2217人次。民间纠纷中，以下几类矛盾纠纷比较突出：

1、土地建房纠纷。这部分纠纷占总数的48.6%，此处的焦点难点问题是宅基地纠纷。

2、劳务纠纷。近年来这类矛盾纠纷呈高速上升趋势，仅我市“12348”法律服务专线统计，今年共接待这类来访187起，占纠纷总数的4.8%，内容涉及劳动报酬、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工伤赔偿等方面。

3、家庭婚姻纠纷。在“12348”法律专线咨询中占16.1%，因解除婚姻关系引发的家庭纠纷明显呈上升趋势。婚姻纠纷带来的财产分割、抚养儿女及单亲家庭现象、未成年违法犯罪等，都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问题。

4、农村赡养纠纷。因赡养问题引起的纠纷占总数10%。

5、拆迁补偿纠 纷。我市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基础建设投资加大，征用土地较多，因大项目建设用地、道路拆迁补偿产生了许多矛盾纠纷，这部分纠纷占总数的11.3%。

（二）特点

全市社会矛盾纠纷主要体现出五个突出特点：

一是个人与组织、群众与干部之间的矛盾占主导地位。过去社会矛盾纠纷多为民间纠纷。即公民个人之间因婚姻、继承、赡养、邻里关系而引发的纠纷。而现在职工与企业之间、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经济合作组织之间乃至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纠纷则比较突出。部分干部官僚主义严重，遇到矛盾躲避、推脱，不能正确对待问题和矛盾，而是干一天算一天，将矛盾留给下一届，久而久之，矛盾越积越多，越来越复杂，使一些本来可以及时解决的问题因拖延时间太长，群众不满意、不冷静，解决起来也就有了一定的难度。因此，不少单位、企业、村组织干群关系紧张，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二是纠纷与群众切身经济利益紧密相关，并大多数为涉法矛盾。分析今年以来纠纷反映的问题，95％以上的案件都涉及到上访人的自身利益，主要集中在企业拖欠职工工资、养老金、医疗保险以及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债权债务、集资收费、农村揭干等方面。

三是群体性纠纷突出。在出现的矛盾纠纷中，往往是群众利益一致，要求相似，容易形成群体性纠纷。如拆迁安置、征地补偿、企业改制、集资无法偿还等关系到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的事情。这些矛盾纠纷调解难度较大，多数形成集体上访。我市今年共受理的集体访183批，案件复杂，政策规定不明晰，问题棘手，对社会的稳定的危害也较大。

四是群众非正常解决问题的增多，而依靠法律解决问题的偏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集体访。部分上访群众抱有“法不责众、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心理，认为上访的人越多，政府越重视，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动辄就组织集体上访，以此向政府施压，提出过高要求。这部分案件在企业职工求决、农村土地征用、房产证办理等涉及面较广的信访问题上表现尤为突出。二是越级访。近年来，群众的法律知识和参与意识明显加强，对自己不满的事情到镇以上部门反映，而不用村级解决，对村干部明显不信任，这就无形中加大了市、镇两级政府的工作量。从调查情况看，群众不愿依靠法律解决问题的原因是对某些官司没有把握，怕花钱，而直接向政府反映则不用花钱，成本低，另外，即使赢了官司，那些法律白条也是社会不安定的一个方面。还有部分人认为政府就“怕上访”，只要上访，政府就会抓紧解决，这样比到村里、到镇里解决力度大、见效快。三是择机上访。分析今年信访案件的发生，越是各级政事、要事较多的政治敏感期，越是信访案件的多发期。一些上访群众往往选择在上级重要会议和重大节庆期间上访，以此引起各级重视，向政府施压。

五是对抗程度增加。纠纷特别是上访当事人，情绪越来越激烈，对抗的程度加剧。有的上访群众采取一些极端的方式来反映问题。比如，一些群众集体到市委、市政府上访，围堵党政机关，扰乱正常办公秩序。还有一些群众采取穿打横幅、静坐等极端方式，到中央和省直有关部门反映问题，滋事丢丑，影响了蓬莱形象。

（三）原因

1、客观方面的原因：有历史遗留问题引发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企业改制遗留问题、企业军转干部、对越参战退伍战士等方面。有发展过程中利益调整引发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村土地征用、城市拆迁、园区建设、项目推进带来的一些不稳定因素。有基层民主建设中的问题，集中表现在农村“两委”换届选

举过程中，引发了一些矛盾和问题。

2、主观方面的原因：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责任心不强。少数部门和单位对矛盾纠纷工作重视不够。有的认为发展是第一位，稳定是次要的；有的单位主要领导很少过问稳定工作，不了解情况，不研究办法，得过且过；还有的对本辖区、本单位的稳定工作情况不明，措施不力，一旦发生上访案件，缺乏有效的解决措施，导致群众集体访、越级访。二是工作不深入，作风漂浮。有的单位处理矛盾纠纷，抓不住要害，虽处理多次，但没有找准解决问题的关键点，导致群众反复上访；个别单位甚至要等群众越级访或重访10多次，才开始下决心解决，增加了解决问题的时间和成本。2005年，全市集体重复上访占集体上访总量的65%，充分说明部分单位和部门抓信访工作还存在许多不到位的地方。三是思路不活、办法不多。当前，上访群众反映的问题越来越复杂，有的部门和单位在解决问题时，习惯沿袭老办法、老思路，而不能积极想办法，出思路，创造性开展工作，导致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加大了问题的处理难度。四是部分单位配合意识不强。主要表现在需要多个单位共同参与处理问题时，一些单位不是积极参与，主动配合，而是能推则推、能躲则躲，互相“踢皮球”，给案件化解造成很大的被动。

二、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基本对策

社会矛盾纠纷构成因素复杂，涉及领域广、突发性强、群体性高、极易激化，是构成危害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对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促进改革和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加大法制教育，切实增强干部群众依法办事的观念。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中，调解纠纷是治标，预防纠纷才是治本。预防纠纷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公民法律知识的普及宣传，通过上法制课，宣讲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办宣传栏等方式，大力开展“五五”普法依法治理活动，营造法治氛围。一是平时普法教育。结合送法到企、送法下乡活动，坚持定期上法制教育课，普及《宪法》、《民法》、《信访条例》等法律、法规，唤起公民的法律意识，自觉遵守公民道德规范。二是提前介入，开展法律、法规咨询。针对具体情况，提前在居民中开展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和咨询，帮助群众理解政策，加强与群众的沟通，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

（二）加强对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领导。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领导是关键。市、镇（街）两级党委、政府的主要领导，作为维护一方平安的第一责任人，要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落实领导干部公开接访、领导包案制度，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要亲自抓，亲自过问，认真落实领导责任制，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直接与领导干部的政绩挂钩，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化解各类矛盾纠纷，保持社会政治稳定。

（三）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把各项工作纳入依法按章运行的轨道。现在我国的立法工作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依法管理已具备了基本的前提条件。为了形成规范有序的社会秩序，一

方面，要坚持依法行政，把对社会生活的管理、干预纳入依法进行的轨道，既要加强管理、严格执法，又要防止和减少公务人员违法或不当行政造成对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侵害；另一方面，各行业、各单位也要依据各项法律和法规依法管理，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并自觉履行。三是属地管理与责任，即问题发生在哪，就由哪处理，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处结这些纠纷与个人政绩挂钩。建立离任和调离查纠制度，对在任期间的矛盾隐患离任或调离时必须处结。否则要追究当事人的政治责任。

（四）建立健全反应快捷的社会矛盾纠纷调解队伍和信息网络。一是进一步坚持把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和增强基层调委会的整体功能放在重要位置上，不断加强组织网络建设。二是要大力加强对从事社会矛盾纠纷调解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他们对各类社会矛盾和纠纷的调处能力。定期调整调解队伍，把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热爱调解工作的同志充实到调 委会来。三是要继续完善形之有效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制度，定期开展各类纠纷排查活动，层层梳理辖区内的纠纷苗头和隐患，将问题发现在萌芽，解决在基层。掌握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人员发生矛盾纠纷的特点和规律，制定工作预案，把疏导和预防工作做在前头，做到心中有数，遇事不乱，防患于未然。

（五）建立协调联动机制，提高化解矛盾纠纷的工作效率。由于当前引发各类矛盾纠纷的原因很多，涉及到政治、经济、法律、行政管理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因此，要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协调联动机制，一是依托市重点社会矛盾排查调处办公室，对重点矛盾纠纷，确定案件的牵头单位和配合单位，协调各单位上下配合、左右联动，共同做好调处工作；二是发挥镇街调解中心和调委会的作用，及时化解各类纠纷。这是新时期、新形势下构筑“大调解”格局的重要环节。我市12个镇街已全部建立了调解中心和调解委员会，并收到了显著效果。下一步，调解中心要进一步完善工作制度，提高依法调解的能力，集中抓好联合调解日，发挥相关部门的职能作用，提高大调解的综合效应。镇街调委会要定期对复杂疑难的民事纠纷进行专项治理，使人民调解在辖区内全方位、多层次覆盖，通过调处各类民间纠纷及各种热点难点问题，将矛盾引向依法解决的轨道。调解不成的，可引导上法律程序，杜绝越级上访的发生。

（六）建立动态管理档案，实行案件督办销号制度。对每一起有影响的矛盾纠纷，要提前预见、超前介入，建立专门档案，并由专人办理、逐一化解，及时向市里有关部门反馈情况，跟踪回访当事人，从而形成一体化的矛盾排查新机制。

三、预防和调处社会矛盾纠纷，要正确处理好五个关系

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纠纷日益错综复杂，加大了调处难度。因此，在做调处工作时，要注意处理好五个关系：

一是做好思想工作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关系。要把化解矛盾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和困难结合起来。思想工作如果不注意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思想教育就会脱离群众，难以收到实效。大多数矛

盾纠纷都反映了群众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困难。因此，我们在化解矛盾过程中应当坚持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原则，既讲道理，又办实事，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疾苦，才能得人心，顺民意，化解矛盾，保持社会稳定。

二是干部依法管理与群众依法办事的关系。强调运用法律手段处理社会矛盾纠纷，并不意味着是用法律来对付群众、整治“刁民”的。它一方面要求社会的管理者，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通过完善立法、深入普法、严格执法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要求管理者在行使权力时，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做到依法管理。在两者的辩证统一中，后一方面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当前各种社会矛盾纠纷频发，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确实有一些干部不依法办事，办事不公，甚至欺压群众，腐败堕落等引起群众不满。因此各级干部要带头依法行政，维护社会稳定。

三是规范、制约与引导、保护的关系。在对社会矛盾纠纷的预防和处理中，对当事人违法行为的追究和对合法权益的保护两者也是辩证统一的。我国法律赋予公民申诉、控告、检举以及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又要求公民在行使权利和自由时不得损害国家、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我们反对的是不按法定程序的上访行为，而对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则应注意保护，对他们的正当要求应及时解决和处理，即使群众坚持要求上访，也不应强行禁止，而要引导他们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在当前矛盾纠纷较多，上下沟通渠道还不是很通畅的情况下，要注意保护公民的上述权利并正确加以引导。四是法律手段与经济、行政、舆论宣传等其他手段的关系。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作保障的，因此法律手段无一例外地成为现代法治国家管理社会的最普遍、最有效的手段。但是，由于社会矛盾纠纷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国的法律法规还不是很健全的情况下，现有的社会矛盾纠纷还不可能全部运用法律来调整和处理。因此靠运用法律手段完全调处和解决所有的社会矛盾纠纷是不可能的。一方面，社会管理是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某一种手段是不行的，各种手段都有其优势，不能相互代替；另一方面，在法治不断加强的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种社会关系的调整手段都会涉及到相关的法律问题，都将与法律手段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共同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

五是社会矛盾纠纷的预防和调处与其它工作的关系。要把人民调解工作列入党委、政府议事日程，当成两个文明建设重要工作来抓。要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防止多种矛盾纠纷的汇合，使局部性问题演变成全局性问题。在研究工作时，有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内容，布置工作及时，有任务，检查工作时，有项目，总结评比时，有奖惩。对因工作失职，调处不力，使小矛盾酿成大事端的，要追究责任。对社会矛盾纠纷较多，又不能有效调解的单位，要实行一票否决。

第五篇：当前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及对策

浅议五印乡当前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及对策

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同时各种利益冲突日益凸显，导致民间矛盾纠纷数量迅速增加，给社会稳定以及公安工作带来一定的压力和难度。笔者结合基层工作实践，就如何妥善解决当前社会矛盾纠纷问题浅谈几点认识。

一、当前五印乡社会矛盾纠纷现状和特点

（一）表现形式复杂多样。通过社会调查及相关数据统计显示，2010年以来，卫辉市16个乡镇因邻里琐事纠葛、土地征用、宅基纠纷等原因产生的矛盾纠纷多达到10余种，其中宅基纠纷占25%、土地征用引起的经济纠纷占13%、工程施工引起的纠纷占25%、邻里纠纷占27%、婚姻家庭占6%、其他占4%，涉及到群众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二）牵涉范围涉及面广。目前，矛盾纠纷呈现出多层次性和普遍性，涉及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的各个环节，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个人与个人之间、村与村之间、个人与企事业单位之间，个人与政府之间或多或少均有矛盾纠纷存在，关系着两个甚至多个群体的共同利益，涉及范围广，解决难度大，致使依靠某一个部门很难彻底解决，必须依靠多个部门协同处置。

（三）矛盾隐患极易形成。邻里之间小摩擦、言语不和 等问题都可能引发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升级，而导致事态的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当今信息社会的互动交流日趋便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模式发生根本改变，由此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也日趋突出，并形成一种潜在的矛盾隐患。

二、当前矛盾纠纷产生原因

（一）部分群众法律法规认识尚不到位。近年来，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深入，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以及注重民权、关注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使群众的人权意识、法治意识和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对政府在社会管理、服务水平和管理效率等方面要求随之提高。但由于受城乡分布不均，法律法规普及面及受众人群分布不平衡等问题的制约，使得部分群众对法律法规的了解只处于一知半解的水平，甚至存在“断章取义”的现象，导致部分群众在生产生活中一旦遇到自身权益被侵犯的情况，便会以自身所认知的“法律”说事，一旦问题解决得不到自身认可，极易出现聚众上访、无理闹访等现象，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二）传统道德约束功能呈现弱化趋势。随着当前经济的快速发展，群众的思想意识也在快速发生着变化，特别是当前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个别留守人员伦理道德滑坡，因赡养、抚养、继承等问题产生的矛盾纠纷也大量涌现，以及目前社会出现人际关系淡漠、个体受利益驱动和婚 外情等因素引发矛盾的情况较为突出，甚至导致命案发生，造成邻里关系日益紧张。

（三）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尚未完善。因现行调解体制尚未形成“一盘棋”的总体格局，矛盾纠纷调解策出多门，村（居）委、乡镇政府、司法所、派出所、法庭、妇联、民政局等单位和部门，均有调解的职能与义务，极易造成各自为政，调解渠道“堵塞”的现象，导致部分矛盾纠纷久拖不决，初期并不明显、不太尖锐的矛盾纠纷，随着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争执而不断升级，有的甚至转化为刑事案件，给社会治安大局平稳带来负面影响。

三、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对策

（一）建立规范有效的长效工作机制。一是建立健全涉诉信访工作机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信访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信访接待制度》、《信访申诉问责制》、《首问责任制》，对群众反映的涉法涉诉信访问题，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及时给予解决，提高信访案件的处结率和息诉息访率。同时，建立信访工作联动机制和联席会议制度，加强与人大、政府、信访局、司法局等部门的横向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对涉及面广、当地影响大、情况复杂、矛盾易激化的案件，主动与各部门协调处理，及时化解不和谐因素。二是建立健全责任追究机制。严格按照“求实、务实、抓落实”的原则，强化责任追究，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列入对部门、对民警的 综合考核，把考核结果作为民警提拔的重要依据，与晋级、奖惩直接挂钩，增加民警化解矛盾纠纷的责任感，并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度。

（二）充分发挥基层民警主力军作用。充分发挥基层民警排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主力军作用，努力打造综合素质高，群众工作能力强的基层一线力量。一是加强理论政治学习，提高整体战斗力。加强基层民警思想、作风建设，切实提高基层民警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法制意识，使民警熟练掌握党和政府当前的方针、路线、政策，学会从群众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尽力为群众排忧解难，以良好的素质和形象，赢得广大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二是加强业务知识培训，提高调解能力。组织民警学习《刑法》、《行政法》、《婚姻法》、《信访条例》等与调解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聘请调解经验丰富的老民警、专业人士给基层民警授课。不定期组织召开调处工作例会，通过相互交流学习，不断提高业务素质、法律政策水平。三是改进工作作风，提高执法水平。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对涉及法律法规的矛盾纠纷要严格依照法律程序依法办案、秉公办案，把群众引入法制轨道来解决矛盾纠纷，避免因矛盾纠纷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经常性地组织开展爱民实践活动，积极为群众解难事、办实事。

（三）提升群众法纪意识和化解自身矛盾纠纷的能力。一是 宣传面进一步“拓宽”。充分利用集镇等人口聚居的特点，广泛开展普法宣传，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引导群众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邻里、土地以及经济纠纷；充分利用中秋节、春节等传统节假日对返乡务工人员进行法制宣传和教育。同时，加强对留守妇女、儿童的法制宣传力度，提高群众的法治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二是宣传渠道进一步“畅通”。创新宣传形式，在充分运用电视、报纸、互联网和墙报、宣传栏等宣传方式的基础上，积极会同相关部门采取送戏进社区、电影下乡等群众喜闻乐见文化娱乐方式，寓教于乐，既丰富了群众的政治、文化生活，又开展了普法教育。结合“大走访”爱民实践活动，开展“民警送法进村进社区”活动。三是宣传效果进一步“务实”。紧紧围绕当前社会热点、群众关心的难点问题进行有效宣传，特别注重普及与群众生活、生产相关的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确保群众正确使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切切实实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根据不同时期的发案实际，就当前高发案件进行提前预警，提醒群众注意防范，强化多种形式的法制和安全宣传，确保取得实效。

（四）畅通民意渠道，加强源头预防。一是深入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带着搜集信息、了解情况、把握治安动态的任务深入辖区，广泛走访，及时发现各类矛盾纠纷信息线索，建 立矛盾纠纷台帐，定期回访，有效跟踪。积极布建治安耳目、信息员等隐蔽力量，提高信息搜集量和及时性，切实加强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的预警性和针对性。二是加强矛盾纠纷调处力度。高度重视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对一些邻里、家庭、债权等简单的民事纠纷做到及早调处、化解。对一些重大问题，及时向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汇报，扎实有效地开展化解矛盾纠纷工作。对可能激化的矛盾纠纷，及时落实工作措施，采取“联排、联查、联调、联治”的方法，及时把矛盾纠纷消化在萌芽状态。三是畅通民意“诉求”。坚持积极疏导的方针，积极主动的去办理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积极主动的去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积极做好信访工作，把发生在群众之间的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做到定纷止争，怨解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