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纠纷问题的思考

第一篇：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纠纷问题的思考

对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纠纷问题的思考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农村的社会矛盾纠纷和由此引发的各类刑事、民事和上访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已成为影响农村乃至全社会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结合工作实际，拟就近年来农村地区矛盾纠纷发展的特点、成因及对策作一些探讨。

一、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1、婚姻家庭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一是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流动性增大，许多农民外出打工，受社会大环境的冲击和影响，且由于夫妻长期分居生活，导致双方在生活态度、观念、方式产生差距，原来的婚姻基础产生了动摇，恋爱关系破裂的越来越多。二是农村中仍有包办婚姻现象，夫妻双方感情基础薄弱，按民间风俗结、订婚的，解除婚约成了常事，为了彩礼、钱财等，往往导致双方家人矛盾激化，造成了许多群体性事件；三是因第三者插足、孩子抚养、老人的赡养等问题带来许多不利因素，使得农村一些家庭的伦理道德遭到破坏，甚至引发家庭暴力，虐待妇女、儿童、老人等犯罪现象。

2、重点工程施工和城市化建设引发的矛盾纠纷。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实施，各地对农村的投入不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颇多，在这过程中，势必会涉及到土地征用、房屋拆迁、赔偿等问题。由于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当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少数人就会以各种借口、手段来阻工扰工。特别是因补偿费用等问题引发的被征地农民聚众闹事，延误工程进度等现象时有发生。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建设推进，农村土地特别是农业用地被大量征用为建设用地后，由于土地征用补偿、征地后失地农民安臵等有关政策不配套、不连贯、不落实的原因，影响了村民的切身利益。受经济利益驱动，一些村民在要求得不到解决时，奉行“法不责众”或“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观念，臵国家法律、社会秩序、公德以及公共利益于不顾，有的还采取极端方式，企图通过把事情闹大来迫使有关部门解决问题。

3、村级集体事务引发的矛盾纠纷。当前，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逐步增强，然而少数村干部在村级集体事务管理中，没有真正贯彻“四民主两公开”，最多是形式上做到了村务、财务公开，但对于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就坑蒙拐骗，使尽伎俩，极易引发村民不满，造成村民信访增多。另外，干部作风也是引发矛盾的一个因素，在农村确有少数干部为政不廉，以权谋私，任人唯亲，拉帮结派，亲此疏彼，损害村民的切身利益，致使群众产生逆反心理，农村干群关系紧张，成为农村矛盾纠纷的多发点。

4、宅基地、土地承包、水土山田林的权属问题引发的纠纷。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宅基地纠纷正呈逐年增多之势。同时农村土地承包由于转包、退包、反包、继承或征用等流转行为，以及水土山田林的各种权属纠纷因涉及争边界、争资源、争果实等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且由于政策性和历史性等问题，常常比较复杂，一旦出现纠纷，调处难度大，且极易演变成群体性事件。据统计，因宅基地、承包山林引起的纠纷而引发的各类案件近年呈上升趋势，且调解难度较大。

5、诉求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引发的纠纷。社会在不断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也不断增多。有些人因合法权益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用“自己的方式解决”，用激化的方式解决，致使“小事拖大，大事拖难”，最终演变成“老大难”问题；还有一旦发生矛盾纠纷，有些村民不是按照正常的程序要求处理，而是争相找关系找路子，找后台，致使小纠纷变成大纠纷，互不相让，越闹越大；有些矛盾纠纷本已得到解决，但纠纷双方都认为利益没有得到实现，就上访，从而引发了上访案件。

二、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

1、少数群众的个人利益思想过于激锐。随着农村经济利益格局的调整，少数群众不是主动转变观念，适应变化，依法办事，依照程序积极反映问题和困难，而是为了个人利益，全然不顾国家、集体利益，甚至不惜用违法乱纪的手段去获取私利。还有少数人则错误地认为，要解决问题靠正常程序解决不了，只有把事情闹大了让党委、政府知道，才能得到重视，才能解决问题，因而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欲望就臵法律、道德约束于不顾，不断采取过激行为，给党和政府施加压力，动辄就闹，以图取个人的经济利益最大化。

2、农村干部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意识淡薄。我国目前正处于政治、经济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纠纷的发生不可避免。但由于有的农村干部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意识不强，不能认真对待群众的意见，不关心群众的生活疾苦，还有的干部政治敏锐性不强，对矛盾的疏导化解不到位，导致有些矛盾日积月累，一触即发。也有一些干部基本素质较低，服务意识较差，不依法办事，对群众缺乏感情，漠视其正当要求，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敷衍塞责，推诿拖拉，对出现的矛盾纠纷不能及时调处。另外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时，不注重社会效果，盲目采取强制措施，虽没有违背法律，但易造成一些群众不能接受，导致纠纷发生。

3、农村基层组织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欠强。农村基层组织在贯彻执行国家政策、维护社会秩序、发展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农村基层干部专业结构单一，尤其是村一级干部参加政策理论学习不够，对法律知识掌握得不多，处理问题时主观因素影响大。有的基层干部认为农村经济工作才是“硬指标”，而解决矛盾纠纷问题是“软指标”,不能正确认识处理矛盾纠纷的重要性，因而也就导致有些村的人民调解组织形同虚设，调解成功率不高，人民调解员的作用没能充分发挥。

4、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不够。这是农村很大一部分矛盾纠纷发生的直接原因。由于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不到位，没有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群众易产生抵触心理，遇有人煽风点火，就易致事件恶化升级，近年来，虽通过多种形式加大农村的普法力度，但在一些农村，全民的法律普及程度不高，一旦遇到自身权益被侵犯的事情，少数群众不知道依法维权，导致矛盾纠纷不能及时有效化解。

三、预防和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对策和措施 要依法、及时、有效地化解农村各种社会矛盾，深入开展新农村建设和平安农村建设，就必须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坚持重心下移,强化基层,着力解决农民群众普遍关心、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

1、转变工作作风，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在农村平安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心在基层。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是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好，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农村党员干部，要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密切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着力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确实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2、大力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着力提高农民法律素质，推进依法治村进程。当前，农村仍有相当部分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淡薄，普法工作十分艰巨。因此一定要结合农村群众生产、生活实际，采取各种形式，依托各类宣传载体，有针对性地在农村开展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法制宣传教育，加大法律、政策宣传力度，让法律、政策真正进入千家万户，努力引导农民不仅要模范遵守法律和社会公德，而且要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法维权，并不断提高农村干部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水平，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3、大力开展农村传统美德教育，倡导新农村风尚。强化农民群众传统美德教育，提高广大农民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平，引导农民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是消灭纠纷的治本之举。民间纠纷同当事人的思想、道德和法制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因历史的原因，一些诸如孝敬父母、尊师重教、邻里团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美德被抛弃，被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封建陋习代替，因此要开展“美德在农家”活动，大力宣传传统美德，弘扬孝道、慈善等德育教育，广泛开展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提高村民道德水准，引导群众积极向上，不断加强文化道德和修养，做到遇事冷静对待，互相谦让，共同参与处理。促进家庭和睦、邻里和谐。

4、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组织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优势作用。人民调解在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方面具有其他手段不可比拟的优势，一是无法定程序约束，可以快速化解矛盾纠纷，防止矛盾激化升级，特别是在防止民转刑、群体性闹事、群众性上访等方面。二是无交费负担，当事人乐于找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矛盾纠纷。因为人民调解组织必要的调解费用是由政府支付的，这实际上也是政府在为老百姓花钱，是花小钱买大平安。三是人民调解可以法、情、理综合运用，调解矛盾纠纷以理服人，调解成功一了百了。从实际运作看，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等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人民调解可以考虑法律、法理、情理的因素，一旦达成和解，当事人一般均心服口服，很少有反悔或继续闹事的现象。因此，要加大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投入，加强乡镇、村组调委会建设，切实发挥人民调解工作在预防化解矛盾纠纷中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5、建立健全完善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工作责任，各级党政领导是排查化解农村矛盾纠纷的第一责任人，这要做为一项“硬任务”列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内容；要坚持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经常性排查化解工作制度，建立和落实矛盾纠纷排查登记台帐、矛盾纠纷分类处臵、预测排查以及领导包案、跟踪督办、挂牌交办等相关制度，把农村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落到实处；要实行农村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责任“倒查制”。凡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矛盾纠纷，一方面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另一方面要对因工作推诿扯皮、责任制不落实和工作失职、渎职等造成矛盾纠纷没有得到及时有效排查化解的地方或部门的领导和负责人实行责任倒查，坚决处理；是要建立快速反应、控制有力的矛盾纠纷特别是群体性事件的处臵机制。确保对影响较大的矛盾纠纷特别是群体性事件依法果断处臵，以赢得有效解决事件的主动权，把其对社会的危害降至最低程度。

第二篇：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现状分析及思考

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现状分析及思考

昌华街司法所何成义

社会矛盾纠纷作为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已成为影响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面对当前社会矛盾纠纷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深入地研究新形势下社会矛盾纠纷的基本特征，积极探讨解决矛盾纠纷的对策和措施，对于维护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保障和促进改革开放深入，构建和谐社会，落实好市委朱小丹书记“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的指示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昌华地区社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总体是好的，但影响稳定的因素仍大量存在，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及人民内部矛盾不断增加，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将会影响社会稳定。

据统计，截止2006年10月份，我们共接待来访群众178批次，受理登记矛盾纠纷68件，其中涉及征地拆迁6件，下岗待岗17件，劳资关系15件，婚姻家庭8件，其他原因引发的矛盾纠纷22件。劝阻群众性上访11批次,涉及人数121人。通过分析，我们认为当前社会矛盾纠纷主要呈现以下五种类型：

一、社会矛盾纠纷几种类型

1、企业改制纠纷、劳资合同纠纷及社会保障问题。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触及到社会深层次的矛盾，牵涉到企业职工的切身利益。目前，拖欠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工资、职工下岗失业后再就业困难、基本医疗无保障、社保基金不到位等等，是当前群众反映

较为突出的问题，也是频繁引发群体性纠纷的原因之一。如我辖区发生的市果品食杂公司退休职工、一汽巴士退休职工要求住房货币补贴纠纷等。一些用工单位出于某种动机，随意招工，不签劳动合同（雇佣合同），一旦出现欠薪、拖欠工资、最低工资保障线不达标等矛盾纠纷，由于证据缺失，工人利益难以保障；如荔环公厕管理所与工人工资纠纷。再一种就是劳资双方不能履行合同引发的劳资纠纷，如市二医新建住院部工程、辉洋苑出现的欠工程款纠纷。

2、社会在转型时期社区的人文关怀与社会稳定的相互关联问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不断发展，政府的宏观目标使群众的物质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这时候往往会忽视了和谐社区的人文关怀。特别是老城区面临着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对社区有些孤寡老人、急需帮扶的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事关社会的和谐稳定。如逢庆出现的老人事件。

3、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近年来，我建设步伐加快，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但由于新建房套型大居多，房价高涨，市民拿到的拆迁费在同等地区买不起房，换地区又存在交通、教育等费用问题，拆迁户不能及时回迁，加之房地产开发不规范等问题的存在，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信访络绎不绝，甚至发生上访事件，给政府部门的形象带来严重的损害，给正常社会经济秩序带来严重的冲击。例如龙津西63—67号住户与房管局产生的搬迁纠纷。

4、企业军转干部和退伍军人安臵纠纷。在上访及群体性矛盾纠纷中，企业军转干部是从企业下岗职工中分离出来的，虽然人

数不多，但提出的要求较高，要求解决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由于这是全国性政策问题，所以他们串联起来直接到中央部委、高层集访，情况严重，影响极大。

5、涉法涉诉纠纷。主要是指纠纷经过诉讼后当事人不服法院判决或判决后难以执行，当事人频繁向上级部门重复上访要求对司法监督，对政府施加压力。如绊塘街的吴君医患纠纷就有这种发展趋势。加之有的单位为息事宁人，满足了当事人的无理要求，进一步助长了涉法涉诉人得寸进尺的心理，导致重复闹事、上访。

二、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主要特点

社会矛盾是人类社会的衍生物，它伴随着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政治经济体制发生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显得异常活跃。当前的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主要表现为：

1、社会矛盾纠纷的主体呈现多元化，涉及面广。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因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矛盾纠纷已由过去的仅限于公民与公民间的纠纷，发展为除了公民与公民之间外、公民与基层行政街道（村）、公民与企事业单位、公民与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矛盾纠纷等等。矛盾纠纷的当事人已不再是单纯的公民个人，包括了众多的经济个体和行政组织及部门，矛盾纠纷的主体呈现了多元化。

2、社会矛盾纠纷客体呈现复杂化，社会矛盾纠纷的类型呈现多样化，单个部门不好操作，解决矛盾纠纷的难度增大。当前因各类经济组织实现自己经济利益渠道的曲折性和有关办事行为的随意性，导致了社会矛盾纠纷内容的复杂化。社会矛盾纠纷已由过去简单的“一因一果”，代之为“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和“多因多果”，矛盾纠纷的形成因素多，生成过程复杂，矛盾纠纷的演化由直线式变成曲折式，并且在矛盾纠纷的彼消此长的渐进过程中，还关联了诸多不确定因素。从矛盾纠纷的法律性质来看，社会纠纷不仅包括传统的婚姻、家庭、宅基、赡养、抚养、借贷等纠纷，而且还表现为企业改制、职工工资、金融风险、行政不当、司法不公、生产安全、医患事故、企业侵权和房屋拆迁等方面的众多新型社会矛盾纠纷，社会矛盾纠纷由过去单一的民事纠纷发展为民事、经济、行政并存的多种形式的纠纷。正是这些新型的矛盾纠纷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解决矛盾纠纷的方法已不再是简单化，因此，也增加了解决矛盾纠纷的难度。

3、社会矛盾纠纷规模呈现群体化，不易控制。矛盾纠纷的后果不再涉及一个或几个人的利益，而是牵扯众多当事人的利益，在社区，由于一些房产商和小区物管欺诈和不依法办事而引起的产权、房物质量、不当收费等纠纷，众多物主成为纠纷当事人；在改制企业中，因职工下岗、企业内部集资引起的纠纷，众多下岗职工和有关方面的人员成了纠纷当事人；在征地、城市房屋拆迁等方面中，因利益冲突，企事业或政府与周围许多有共同利益的群众成为了纠纷当事人；在医患、产品销售、劳资关系等方面，亲属和相关利益方、相同经历者成了当事人；因社会矛盾纠纷当事人的群体化而使其规模不断增大，总量也呈现出上升趋势。许多纠纷因处理不当而容易引发上访事件和群体性事件。

4、当事人寻求解决纠纷的方式呈现激烈化，容易导致事故发生。矛盾纠纷的受害方当事人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在矛盾出现之初，大多都能通过正当的途径和手段寻求基层党政组织和有关单位部门解决纷争，希望能公平地解决问题。但是，一些重大复杂疑难的矛盾纠纷没有能在有关基层部门得到公正合理地解决。当事人在多方求助无果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群体围攻、上访甚至以武力相威胁的手段，迫使有关部门解决问题，从而引发了的群体性上访事件，有的甚至赴省进京上访，有的因没有及时得到解决，而酿造严重的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

三、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思路

面对复杂的局面，必须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各类纠纷和群众上访问题。

第一、正确判断社会矛盾现状和性质。正确认识和判断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现状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把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前提。目前虽然某些人民内部矛盾的对抗性有所增强，但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并没改变，我们要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切的情感，理解和同情他们，用真情讲清道理和政策，疏导其不满情绪。不能简单地动用特殊手段。

第二、积极主动排查防范。充分发挥各居委会的作用，及时了解排查辖区的各种矛盾纠纷隐患，认真填写矛盾排查月统计表。司法所应加强引导，进行业务知识培训。同时定期不定期走访辖区内的单位，了解社情民意，及时做好预测，为街道党工委提供

信息和参考。

第三、大力加强法制宣传力度。提高群众依法办事的自觉性。不断健全和完善法律法规，形成有法可依，依法办事的工作氛围。使街各类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行为，都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使各种关系都处于一种有序的互动之中。

第四、创新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方法。目前社区自治力量不足，这就需要我们培育和加强基层组织和行业组织的依法自治，将社会权力赋予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物业管理等社会事宜交给社会群众性组织管理，在团体中建立调委会，辅之以政策法规引导，使之真正担当起行业管理职能，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专题讲座、法律心理咨询等途径，对群众进行法律、卫生、保健、婚姻家庭、现代文明等方面的知识教育，提高辖区内群众的综合素质，加强心理疏导，防止矛盾激化。

第五、提高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能力。要借助当代各种信息化的科技手段，建立和完善必要的预警系统，切实做到情况明了，信息畅通。努力把矛盾、问题限制和解决在萌芽状态，时刻关注可能触发人民内部矛盾纠纷发生的事情，建立建全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领导小组，明确分工和职责。对容易发生的群体矛盾纠纷问题应提前制定多种方案，进行演练。提高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能力。

第三篇：当前我省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现状及对策思考

当前我省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现状及对策思考

省司法厅维稳办

2007-11-6 16:20:22浏览字号：【大中小】打印本页

全省“司法行政大动员，化解矛盾促和谐”专项维稳活动开展以来，我省农村社会一大批矛盾纠纷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排查化解，切实促进了当前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根据省厅近期的调查和各地上报的情况，笔者试就我省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现状及对策做出一些思考，以抛砖引玉，共同为我省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献策出力。

一、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主要表现及特点

总的来看,当前我省农村大局稳定，但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矛盾纠纷也日益突出，农村潜伏着一些不稳定因素，如不对此有足够的认识并及时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很可能会影响农村社会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不利于我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由乡镇企业或村办企业的体制改革、利益格局调整引发的矛盾纠纷。当前在农村，一部分乡镇企业或村办集体企业由于种种原因生产不振、经营不善，在企业改组改制、解体破产中，大量职工下岗，生活没有保障，一些刚“洗脚离田”的职工心理严重失落，特别是一些老职工一下子失去生活依靠，在利益格局调整中处于劣势，加上个别企业负责人处理问题过于利益化、简单化，遇有人煽动就容易诱发职工聚集上访，或是有关部门处理问题方法简单，不能令职工信服，也易使职工以聚众闹事、集体上访等方式“要说法”。如原省一较富裕县的生产汽配件的大型乡镇企业，由于在改制后未对部分职工作妥善安置，导致这部分职工采取停电、停水等手段扰乱企业正常生产，并数次引发群体性闹事事件和集体上访。

水土山田林的权属纠纷仍很突出。据调查，今年1—5月份，湘西某县共发生各类矛盾纠纷2015起，其中土地承包纠纷234起，土地、山林权属纠纷297起，分别占到了11.6%和14.7%。农村土地承包由于转包、退包、反包、继承或征用等流转行为，以及水土山田林的各种权属纠纷因涉及争边界、争资源、争果实等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且由于政策性和历史性等问题，常常比较复杂，调处难度大，一旦处理不当，矛盾纠纷易演变成群体性事件。如湘西南两个县的边界村为一山林纠纷闹事达17年之久，且多次发生群斗伤人事件，严重影响边界稳定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重点工程施工和城市化建设引发的矛盾纠纷。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实施，各地对农村的投入不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颇多，在这过程中，势必会涉及到土地征用、房屋拆迁、赔偿等问题。由于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当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少数人就会以各种借口、手段来阻工扰工。如在邵怀高速公路、武广专线、洛湛铁路永州段等重点工程的征地拆迁中，因补偿费用等问题多次引发征地农民聚众闹事，延误工程进度。

另一方面，随着我省的城镇化建设推进，农村土地特别是农业用地被大量征用为建设用地后，由于土地征用补偿、征地后失地农民安置等有关政策不配套、不连贯、不落实的原因，影响了村民的切身利益。受经济利益驱动，一些村民在要求得不到解决时，奉行“法不责众”或“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观念，置国家法律、社会秩序、公德以及公共利益于不顾，有的还采取极端方式，企图通过把事情闹大来迫使有关部门解决问题。

村级集体事务引发的矛盾纠纷。当前，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逐步增强，然而少数村干部在村级集体事务管理中，没有真正贯彻“四民主两公开”，最多是形式上做到了村务、财务公开，但对于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就坑蒙拐骗，使尽伎俩，极易引发村民不满，造成村民信访增多。另外，干部作风也是引发矛盾的一个因素，在农村确有少数干部为政不廉，以权谋私，任人唯亲，拉帮结派，亲此疏彼，损害村民的切身利益，致使群众产生逆反心理，农村干群关系紧张，成为农村矛盾纠纷的多发点。

农村黑恶势力制造的矛盾纠纷。这是值得我们相当警醒的问题。一些农村确实有那么少数地痞流氓、黑恶势力、车匪路霸抢占码头、争地盘、插手债务制造矛盾纠纷。同时，在一些农村还出现了市霸、煤霸、猪霸、菜霸、林霸等行业霸主，坐收渔利，欺压百姓，搞得一些地方乌烟瘴气，纠纷不断，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的正常秩序。

婚姻家庭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这类纠纷在农村主要表现为一是部分人缺乏或丧失道德观念，因第三者插足引起的婚姻纠纷；二是农村中仍有包办婚姻现象，感情基础薄弱；三是因打工，夫妻两地分居或是夫妻双方经济收入出现较大差距，生活方式和志趣爱好发生变化等，导致夫妻感情冷淡，走向破裂。与此相伴随的是，这类纠纷又带来了的财产分割、儿女抚养、父母赡养等纠纷，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隐患。

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从以上六大类来看，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在当前的社会大背景下区别于以往时期，呈现出了许多新的特征。其主要表现为：

矛盾纠纷类型渐趋广泛。过去，农村矛盾纠纷主要是以家庭矛盾和邻里矛盾为主，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的逐步发展，经济纠纷、合同纠纷、行政纠纷等涉法矛盾纠纷占主流，其范围包罗到群众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省农村矛盾纠纷的类型已由过去的10多种发展到30多种，且仍有增多的趋势。如土地承包、农民负担、企业改制、行政不当、司法不公、矿山生产安全事故、企业侵权和房屋拆迁等方面的众多新型矛盾纠纷。

矛盾纠纷的形成和构成交叉复杂。当前，矛盾纠纷已由过去简单的“一因一果”，代之为“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和“多因多果”，矛盾纠纷的成因多，生成过程复杂，并且在矛盾纠纷彼此消长的渐进过程中，还关联了诸多不确定因素；矛盾纠纷的后果不是涉及一个或几个人的利益，而是牵扯众多当事人的利益，增加了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复杂性，导致后果面广严重。同时，这也导致一旦发生矛盾纠纷，往往是几种类型的矛盾纠纷交叉在一起，或由一种纠纷引发出其他纠纷，处理不好，就容易出现严重后果。

矛盾纠纷呈组织化倾向。在因共同的利益关系导致的矛盾纠纷上，越来越多的农民在寻求问题的解决上呈一定的组织化倾向，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大。当然，由于大多数人的请求是与自身利益有关，并不具有政治色彩，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如在农村土地承包权属

中，引起的土地、山林、荒山、荒地、水塘承包等纠纷，众多农民成为纠纷当事人；在土地征用、城市房屋拆迁等方面，许多有共同利益的群众成为纠纷当事人等。这些矛盾纠纷因当事人的组织化，而使其规模不断增大，处理不当就会引发群体性事件。

矛盾纠纷的调处难度加大。在出现之初，矛盾纠纷的当事人大多都能通过正当的途径和手段寻求党政组织和有关单位部门公正、公平地解决纷争。但由于种种原因，一些重大复杂疑难的矛盾纠纷很难在基层部门得到解决。在多方求助无果的情况下，当事人往往就会采取上访、群体围攻甚至以武力相威胁的手段，迫使有关部门解决问题，从而引发群体性上访事件，有的甚至赴省进京上访，这都加大了矛盾纠纷的调处难度。

二、引发农村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

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大多是人民内部矛盾，尽管发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千头万绪，但根据调查显示，其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少数群众的个人利益思想过于激锐。随着农村经济利益格局的调整，少数群众不是主动转变观念，适应变化，依法办事，依照程序积极反映问题和困难，而是为了个人利益，全然不顾国家、集体利益，甚至不惜用违法乱纪的手段去获取私利。还有少数人则错误地认为，要解决问题靠正常程序解决不了，只有把事情闹大了让党委、政府知道，才能得到重视，才能解决问题，因而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欲望就置法律、道德约束于不顾，不断采取过激行为，给党和政府施加压力，动辄就闹，以图取个人的经济利益最大化。

农村干部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意识淡薄。我国目前正处于政治、经济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纠纷的发生不可避免。但由于有的农村干部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意识不强，不能认真对待群众的意见，不关心群众的生活疾苦，还有的干部政治敏锐性不强，对矛盾的疏导化解不到位，导致有些矛盾日积月累，一触即发。也有一些干部基本素质较低，服务意识较差，不依法办事，对群众缺乏感情，漠视其正当要求，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敷衍塞责，推诿拖拉，对出现的矛盾纠纷不能及时调处。另外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时，不注重社会效果，盲目采取强制措施，虽没有违背法律，但易造成一些群众不能接受，导致纠纷发生。

农村基层组织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欠强。农村基层组织在贯彻执行国家政策、维护社会秩序、发展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农村基层干部专业结构单一，尤其是村一级干部参加政策理论学习不够，对法律知识掌握得不多，处理问题时主观因素影响大。少数村干部素质低、法律意识差，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不善于化解各种矛盾纠纷，容易造成矛盾纠纷上交。有的认为农村经济工作才是“硬指标”，而解决矛盾纠纷问题是“软指标”,不能正确认识处理矛盾纠纷的重要性，因而也就导致有些村的人民调解组织形同虚设，调解成功率不高，人民调解员的作用没能充分发挥。

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不够。这是农村很大一部分矛盾纠纷发生的直接原因。由于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不到位，没有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群众易产生抵触心理，遇有人煽风点火，就易致事件恶化升级。而这主要是由于有的工作人员工作方式简单，对于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只是满足于开会、发文件，过于形式主义，造成宣传工作不落实，农民缺乏足够的了够。另外，群众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差。近年来，虽通过多种形式加大农村的普法力度，但在一些农村，全民的法律普及程度不高，一旦遇到自身权益被侵犯的事情，少数群众

不知道依法维权，导致矛盾纠纷不能及时有效化解。

农村的民主化、法制化管理不够健全。由于当前农民的文化素质仍然欠缺，法制意识不高，参政议政思想淡薄。因此，在一些地方的村支两委选举上，农民有很大的盲目性。一些所谓的“领头人”，往往是在当地有势力、喜欢与政府“叫板”及所谓能为他们“说话”的地痞地霸，或某一宗族势力的代表，这样的结果，就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农村民主化、法制化管理在某些村域的退化，给黑恶势力插手制造矛盾纠纷以可乘之机，也容易因村务管理、财务管理以及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而导致村民之间产生矛盾纠纷。

三、有效预防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对策建议

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但笔者以为，和谐社会至少应是矛盾纠纷较少的社会；或说即使有矛盾纠纷，也应该是能够及时有效地得到化解的社会，这样，全社会才会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增加和谐因素。切换到和谐农村构建，也理应如此。因而，这就要求我们针对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矛盾纠纷，齐抓共管、标本兼治，形成合力，努力预防和化解农村社会的矛盾纠纷，积极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农村基层组织要增强做好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紧迫性和责任感。“稳定压倒一切，责任重于泰山”。及时有效地预防化解农村社会的矛盾纠纷，是农村基层组织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为党委政府分忧、为人民群众解难的大事实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农村稳定是前提。因此，各个农村基层组织要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和基层政权建设的高度出发，树立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内部、化解在萌芽状态的维稳责任理念，不断增强广大干部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紧迫性和责任感，努力适应新情况、分析新问题，力争一般矛盾纠纷化解不出村、较大矛盾纠纷化解不出乡、重大矛盾纠纷化解不出县，确保在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上做到“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从而切实把做好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确保农村社会稳定作为第一位的政治任务，全力维护农村社会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

坚持科学发展，努力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各地要坚持科学发展，进一步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让广大的农村群众分享到科学发展的成果，营造化解矛盾的良好社会氛围。虽然我省农村这几年来发展较快，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但教育、医疗、交通、水电、通信等社会事业和公用事业，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与城市居民存在巨大差别，造成农民心理不平衡,不满情绪积蓄，遇有的机会，就可能爆发，形成上规模的矛盾纠纷。同时，从我省农村来看，随着经济发展，能源、水、土地、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生态环境的形势十分严峻。由于城镇改造、开发征地和环境污染等涉及到的补偿、搬迁、安置等问题，群众要求条件较高，如解决的结果达不到群众的要求及条件，就可能会引起群众集体上访。因而，这就要求各地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讲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讲求科学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切实促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这是解决和预防农村矛盾纠纷发生的长久之计。

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组织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优势作用。省司法厅厅长夏国佳同志多次指出，人民调解在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方面具有其他手段不可比拟的四大优势，即一是无法定程序约束，可以快速化解矛盾纠纷，防止矛盾激化升级，特别是在防止民转刑、群体性闹事、群众性上访等方面。二是无交费负担，当事人乐于找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矛盾纠纷。因为人民

调解组织必要的调解费用是由政府支付的，这实际上也是政府在为老百姓花钱，是花小钱买大平安。三是人民调解可以法、情、理综合运用，调解矛盾纠纷以理服人，调解成功一了百了。从实际运作看，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等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人民调解可以考虑法律、法理、情理的因素，一旦达成和解，当事人一般均心服口服，很少有反悔或继续闹事的现象。四是从全省来看，我省有2459个司法所、551888个人民调解委员会，已形成广泛的人民调解组织网络，非常有利于及时有效地化解各种矛盾纠纷，维护全省的平安稳定。因此，各地要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支持，加大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投入，加强乡镇、村组调委会建设，切实发挥人民调解工作在预防化解矛盾纠纷中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大力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着力提高农民法律素质，推进依法治村进程。当前，农村仍有相当部分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淡薄，普法工作十分艰巨。各地要结合农村群众生产、生活实际，采取各种形式，依托各类宣传载体，有针对性地在农村开展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法制宣传教育，加大法律、政策宣传力度，让法律、政策真正进入千家万户，努力引导农民不仅要模范遵守法律和社会公德，而且要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法维权，并不断提高农村干部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水平，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同时，要以贯彻《村委会组织法》为契机，加强农村“四民主、两公开”的制度建设，让群众充分享有知事权、议事权、决事权和监督权，依法规范和完善村规民约，推动农村各项公共社会事务治理走向依法治理的轨道，切实推进依法治村进程，促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建立健全完善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一是要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工作责任，理顺农村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管理体制，狠抓源头责任落实，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管、部门负责，齐抓共管，形成合力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格局。各级党政领导是排查化解农村矛盾纠纷的第一责任人，这要做为一项“硬任务”列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内容。二是要坚持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经常性排查化解工作制度。要切实把握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形成要素和生成演变过程，研究化解的基本条件和内在规律，坚持经常性排查化解、集中排查化解和专项排查化解相结合，建立和落实矛盾纠纷排查登记台帐、矛盾纠纷分类处置、预测排查以及领导包案、跟踪督办、挂牌交办等相关制度，把农村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落到实处。三是要实行农村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责任“倒查制”。凡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矛盾纠纷，一方面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另一方面要对因工作推诿扯皮、责任制不落实和工作失职、渎职等造成矛盾纠纷没有得到及时有效排查化解的地方或部门的领和负责人实行责任倒查，坚决处理。四是要建立快速反应、控制有力的矛盾纠纷特别是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机制。要加快形成以司法行政部门为主的矛盾纠纷的管理应急体系，形成监测、预测、预报、预警和快速反应的矛盾纠纷处置机制，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立体网络体系，特别是在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置上，要形成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处置机制，确保对影响较大的矛盾纠纷特别是群体性事件的依法果断处置，以赢得有效解决事件的主动权，把其对社会的危害降至最低程度

第四篇：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现状及解决对策

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现状及解决对策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新旧体制的更替，改革措施的相继出台，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成份日趋复杂化，各种新问题、新情况不断涌现，农村“热点”、“难点”问题日益增多，因企业改制、征地拆迁和环境污染等各类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大幅度上升。这既影响了党委、政府的社会形象和正常的工作秩序，也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所以正确地认识和分析新形势下农村矛盾的现状,及时有效地化解这些矛盾，对于维护政治稳定，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及特点

社会改革使农村经济得到发展，农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大幅度提高。然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利益关系的错综复杂，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纠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因体制改革、利益格局调整引发的不稳定因素。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及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原本就缺乏市场经济竞争的边远乡镇—交麻乡，那些外出务工人员只好下岗，生活没有了保障，特别是家里田地又少的群众，生活也失去了依靠，所以在对待农村低保问题上，加上个别村干部处理问题过于利益化、简单化，遇到煽风点火的就容易诱发群众聚集起来上访。当前这类问题，主要集中在我乡那些在外务工人员丢岗失业、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部分群体在利益调整中目的得不到实现，一有人挑头，就会以聚众闹事、集体上访等方式“要说法”。如我乡的新关村，在调整2009农村低保时，由于多数群众对村干部在申报、审核低保对象时偏于私情问题上，与村干部发生矛盾冲突，由此引发了集体上访到乡信访室。

2、农村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在新形势下，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利益分配出现了深刻而广泛的变化，各类矛盾纠纷不断凸显出来，其范围包罗到群众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农村的热点、难点问题相对突出，农村问题显得尤为重要。主要集中表现在：一是土地山林的权属纠纷。如在农村土地延包过程中，二十年不变的跨度很大，因而不可避免地发生转包、退包、反包、继承或征用等流转行为，如处理不当，极可能引发矛盾纠纷演变成群体性事件。据调查，今年1—4月份，我乡共发生各类矛盾纠纷5起，其中土地承包纠纷1起，土地、山林权属纠纷2起，分别占到了20%和40%。土地承包和权属纠纷因涉及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并伴随有政策性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常常比较复杂，调处难度大；二是重点工程实施引发的矛盾。近年来，对农村的建设不断加大了投入，农村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在建设过程中，势必会涉及到土地征用、房屋拆迁、赔偿等问题。当某些人的利益得不到满足时，就千方百计阻挠工程施工，以各种借口、手段来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三是村级村务、财务及干部作风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农民的法制意识逐步增强，关心集体经济，要求参与村务、财务管理的人越来越多。然而少数村干部在村务管理中，虽然做到了村务、财务公开，但对于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如财务收支状况等，公开地不彻底、收支帐目不细致，容易造成村民误解，引发村民信访，也有少数村里搞“糊涂帐”，也是引发村民上访的直接源头。另外，干部作风也是引发矛盾的一个因素，在农村确有少数干部为政不廉、以权谋私。在处理问题上，认人唯亲，拉帮结派，亲亲疏疏，对农民的反映往往得不到及时处理。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远远跟不上现代形势的发展，往往在工作中搞瞎指挥、行政命令，结果给农民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致使群众产生逆反心理。

3、城市化建设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过程的推进，农村土地特别是农业用地被大量征用为建设用地后，由于土地征用补偿、征地后失地农民安置等相关政策不配套、不连贯、不落实等原因，影响了村民的切身利益。另一方面，某些群众追求经济利益的思想显著增强，甚至过于片面化，在本身要求得到解决时，错误地认为“法不责众”，奉行“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观念，一旦认为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侵犯，就置国家法律、社会秩序、社会公道以及人们公共利益不顾，纠集一帮人采取静坐示威、冲击政府、堵塞交通等极端方式，以人多势众和把事情闹大来迫使有关部门解决问题。

4、环境污染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近年来，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群众对生活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对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强烈，国家也相应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法规。但是，目前一些企业的废水、废气、废料由于思想意识以及资金、技术等问题，存在不同程度的随意排放现象，加上有关部门监管不力，协调沟通方面不足，极易引发群众的不满。另外城市建筑噪声，生活垃圾等问题都与群众日益增强的环境意识，对居住环境的要求发生冲突，一旦群众与企业主之间出现摩擦或纠纷时，一些群众误认为聚众闹事可以对政府造成压力，能较快解决问题，使本来能在法律程序中得到解决的矛盾演化成突发性事件。

5、群体性事件呈现上升趋势。当前，农民上访呈上升势头，尤其是集体上访现象日趋严重，直接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的大局。群体性事件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多发性。虽然各级党委、政府普遍重视预防群体性事件，但群体性事件目前仍呈现出逐年增多的态势；二是组织性。从近几年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情况看，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大，这应归结于其组织性越来越强；三是利益性。相当多的群体性事件涉及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而且大多数有一定的理由，极易引起社会同情，如农民负担过重、职工下岗、离退休人员无生活来源等。共同的利益目标把大多数人维系在一起，又极易吸纳相同利益者，使群体逐步扩大，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四是非政治性。尽管有些群体性事件表现激烈，但当事人的请求大多是与自身物质、经济利益有关，他们并不具有反对社会政治制度的目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不及时处理，被敌对势力煽动、利用，也极易演化成政治性矛盾；五是难处理性。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大多由于矛盾长期没有得到化解而形成的，解决这些问题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必须付出一定的努力，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因此，处理解决难度较大。当前，我们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社会稳定正面临着新的形势，如何及时解决好群体性事件，化解农村社会矛盾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重要。

从以上当前农村社会矛盾存在的突出问题看出，农村社会矛盾纠纷伴随着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政治经济体制发生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当前的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了许多新的特征。主要表现为：

1、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客体呈现复杂化。因农村个体获取经济利益的不平衡性、差异性和有关行政组织的行政行为和办事行为的随意性，导致了社会矛盾纠纷内容的复杂化。社会矛盾纠纷已由过去简单的“一因一果”，代之为“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和“多因多果”，矛盾纠纷的成因多，形成因素多，生成过程复杂，导致的后果严重。矛盾纠纷的演化由直线式变成曲折式，并且在矛盾纠纷的彼此消长的渐进过程中，还关联了诸多不确定因素，矛盾纠纷的后果不是涉及一个或几个人的利益，而是牵扯众多当事人的利益，解决矛盾纠纷的方法已不再简单化，增加了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复杂性，因此，也增加了解决矛盾纠纷的难度。

2、农村社会矛盾纠纷规模呈现群体化。随着农村经济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在农村土地承包权属中，引起的土地、山林、荒山、荒地、水塘承包等纠纷，众多农民成为纠纷当事人；在改制企业中，因职工下岗引起的纠纷，众多下岗职工和有关方面的人员成了纠纷当事人；在企地纠纷中，因利益冲突，厂矿企业与驻地周围有关群众成了纠纷当事人；在土地征用、城市房屋拆迁等方面，许多有共同利益的群众成为了纠纷当事人。因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当事人的群体化而使其规模不断增大，许多纠纷因处理不当而引发群体性事件。

3、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类型呈现多样化。从矛盾纠纷的法律性质来看，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由过去单一的民事纠纷发展为民事纠纷、经济纠纷、行政纠纷并存的多种形式的纠纷。农村社会纠纷不仅包括传统的婚姻、家庭、宅基、赡养、抚养等纠纷，而且还表现为土地承包、农民负担、企业改制、行政不当、司法不公、矿山生产安全事故、企业侵权和房屋拆迁等方面的众多新型社会矛盾纠纷，正是这些新型的矛盾纠纷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4、当事人寻求解决纠纷的方式呈现激烈化。矛盾纠纷的当事人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在矛盾出现之初，大多都能通过正当的途径和手段寻求党政组织和有关单位部门解决纷争，希望能公正、公平地解决问题。但是，一些重大复杂疑难的矛盾纠纷没有能在有关基层部门得到解决。当事人在多方求助无果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群体围攻、上访甚至以武力相威胁的手段，迫使有关部门解决问题，从而引发了的群体性上访事件，有的甚至赴省进京上访，有的因没有及时得到解决，而酿造严重的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

二、农村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

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产生有其深刻政治经济根源和社会背景，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为：

1、少数群众追求个人利益的思想过于片面化。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特别是国企改革，难免触及一些人的利益，这些人不是积极转变观念，适应改革，依法办事，依照程序积极反映问题和困难，而是用违法乱纪的手段去破坏改革，阻扰经济发展。少数人信奉“闹而优则仕”，全然不顾国家利益、长远利益。由于一些职能部门作风不实、工作不力，少数人错误地认为要解决问题靠正常秩序反映解决不了，只有把事情闹大了让党委、政府知道了才能得到重视，才能解决问题，抱着小农意识中的“爱哭的孩子有奶吃”的传统观念，不分青红皂白，动辄就闹，以蛮横无理来对抗改革发展。一些农民群众为谋取经济利益最大化，其社会行为缺乏法律、规则和道德约束，为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断给党和政府施加压力。

2、干部的宗旨意识淡薄、缺乏高度的政治敏锐性。我国目前正处于政治、经济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不可避免，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加速，人们之间的利益调整量大面广，由企业改制、征地拆迁、下岗就业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因素也由此增多，由于我们有的干部服务意识不强，不能认真对待群众的意见，没有及时关心群众的生活和疾苦，有的干部政治敏锐性不强，对矛盾的疏导化解不到位，导致有些矛盾平时表现不突出，但怨气日积月累，一旦“点火”，则一触即发，往往使政府及有关部门措手不及，单纯被动“灭火”，对社会稳定会构成严重威胁。有的干部基本素质较低，“官本位”思想和特权思想严重，服务意识、公仆意识较差，对人民群众缺乏感情，不能够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对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敷衍塞责，推诿拖拉，对正当要求漠然处之，对出现的矛盾纠纷不能及时调处，甚至酿成严重事件。另外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在某些执法活动中，不进行深入的调查了解，不注重执法的社会效果，盲目采取强制措施，虽然没有违背法律，但由于造成一些群众不能接受，也会发生群体性事件。

3、基层组织建设薄弱。村级组织在贯彻执行国家政策、维护社会秩序、发展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农村基层干部专业结构单一，尤其是村一级干部参加政策理论学习不够，对法律知识掌握得不多，处理问题时主观因素影响大。少数村干部素质低、法律意识差，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在群众中失去了信任，一旦群众对立情绪升格，极易引起共鸣，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

4、宣传解释工作做得不深入细致，法律法规宣传力度不大。虽然国家、地区的政策调整影响了群众当前利益，但从长远看是有利于农村发展的整体利益的。但由于政策宣传不到位，没有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使群众产生抵触心理，遇到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煽风点火，很容易形成群情激奋，酿成群体性事件。主要是由于有的工作人员工作方式简单，没有用深入细致的工作来排除矛盾、化解纠纷，以致群众产生抵触情绪，爆发群体事件。有的认为农村经济工作才是“硬指标”，而解决纠纷问题是“软指标”。没有把正确处理纠纷作为新时期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来认识，没有作为社会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来认识，只是满足于开会、发文件，过于形式。该协调的不协调，工作不及时、不主动、不到位、不落实，这种认识不到位，工作不主动，造成工作不落实的状况是化解纠纷不力的主要原因。另外，群众法制观念淡薄，法律意识差。近几年虽然通过“四五”普法等多种形式加大法制宣传教育的力度，但在一些农村，全民的法律教育得不到普及，一旦遇到自身权益被侵犯的事情，少数群众不知道去用法律手段解决，只想一味蛮干，问题得不到解决，就聚集起来上访、闹事。

5、对热点难点问题处理得不够稳妥。有些政府部门对出现的房屋拆迁、突发性重大事故等，处理得不够及时、公正和彻底，引起了一些群众的不满和怨恨；有的基层党政组织对群众反映的村（居）委会的财务、作风等方面问题置之不理或敷衍了事；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土地承包、土地征用等问题处理不公；对企业与驻地群众之间产生的矛盾，协调不力，处理不当等等。对于这些热点难点问题处理不妥而引发了不少上访事件，影响了基层社会稳定。

三、预防和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的对策和措施 农村社会矛盾纠纷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方面。积极预防和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对于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意义。针对上述农村社会矛盾存在的问题和产生原因，我认为，要预防和解决农村社会矛盾，必须在党委、人大、政府的领导下，各有关部门积极参与，齐抓共管、综合治理、形成合力，才能取得明显的效果。

（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干部执政水平

1、加强执政为民的宗旨意识，切实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真心实意为群众排忧解难。一方面，对待群众的意见，做到认真负责，不推诿、不失职，对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要坚决纠正。对出台的政策和改革措施，要通过召开听证会等形式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另一方面要提高依法行政的执法水平，改善工作作风，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和政策法规处理行政事务，形成浓厚的依法办事氛围。

2、改进工作作风，从源头上减少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将对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实行目标管理。实施“一把手工程”，落实领导包案责任制，广大干部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坚持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职能部门要注意工作方法，改进工作作风，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的能力，从加强基层调解入手，把民间调解、信访调解、行政调解、治安调解和诉讼调解有机结合，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以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大发展。

（二）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矛盾的化解

1、既要注意快速发展，又要注意环境保护，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弱，这是基本国情。特别是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的不断增加，能源、水、土地、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生态环境的形势十分严峻。由于开发征地和城镇改造、环境污染等涉及到的补偿、搬迁等问题，群众要求条件较高，如解决的结果达不到群众的要求及条件，最终势必引起群众集体上访。因而，我们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讲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注意环境保护，重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坚持统筹规划，加大投入，标本兼治，有步骤地进行环境治理，依法严格保护生态环境；实行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从体制和机制上促进可持续发展，这是解决和预防群众集体上访事件发生的长久之计。

2、统筹发展，夯实化解矛盾的基础。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缩小城乡差异和贫富差距，让最广大的群众分享到科学发展的成果，营造化解矛盾的良好社会氛围。虽然农村近年来发展较快，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但教育、医疗、水电、通信、交通等社会事业和公用事业，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与城市居民存在巨大差别，造成农民心理不平衡,不满情绪日增，遇到适当的机会就会爆发，形成集体上访。因此，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协调发展，加快工农业、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程，缩小城乡差异和贫富差距，促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是解决和预防群众集体上访发生的基础。

（三）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强化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

当前农村有相当部分群众的法制观念淡薄，普法工作任务仍十分艰巨。在普法宣传工作中，重点在于守法和用法，教育公民不仅要模范遵守法律和社会公德，而且要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要依靠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各有关职能部门、村级组织的配合，采取各种形式，依托各类宣传载体，加大法律、政策宣传力度，让法律、政策真正进入千家万户，教育群众自觉遵纪守法，依法办事，使群众遇事后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按照政策办理，而不是采取激进的方法，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同时加强乡镇、村组调委会建设，提高相关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和法律服务水平，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当调解手段无法解决矛盾时，应积极引导群众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矛盾，通过诉讼代理、非诉讼代理和提供法律援助等方式，认真解决好群众的问题，防止因久拖不决而酿成群体性事件发生。

（四）发挥基层组织作用，建立健全矛盾纠纷调控预防机制

1、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农村干部的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要把开展依法治村同健全基层组织结合起来，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配套组织建设，实行村务、财务公开，民主管理，强化监督机制，让群众充分享有知事权、议事权、决事权和监督权。要切实抓好农村干部的法律知识学习，充分利用各种成人教育阵地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法律理论培训，不断提高农村干部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水平。

2、充分发挥村级人民调解组织作用，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力度。一要建立健全对人民内部矛盾经常化、规范化、制度化调处机制。针对新形势下，农村因征地、土地、山林和婚姻家庭等易发生的纠纷且容易激化的特点，经常深入村，深入户，认真排查摸底，发现有苗头和倾向性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工作预案，并探索新形势下调解的方法和手段。二要充分发挥基层调解组织的作用。各级司法调解中心和基层调委会是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主要力量和第一道防线，特别是村级调委会要立足广大农村，最大限度地做好各类简单的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坚决防止矛盾激化和引发治安刑事案件，做好疏导化解工作，坚决杜绝群体上访和越级上访事件的发生，努力维护基层社会稳定。

3、各单位各部门应齐抓共管，共同做好社会矛盾纠纷的预防和化解工作。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的出现和发生，都与本单位、本部门有着必然的联系。对内部出现的矛盾纠纷要在所属辖区调解组织的帮助下，主动配合做好纠纷化解工作；对出现在不同单位和部门间的纠纷要搞好相互协调与配合，主动沟通情况信息，共同做好纠纷化解工作；对于出现的重大突发性事件，在党委政府的统一指挥下，各有关部门都要认真履行自身职能，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共同做好矛盾纠纷的化解工作。

（五）强化预警与处置，严格控制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1、保持信访工作超前性，把群体性事件苗头解决在基层。信访问题往往是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导火索，因此要充分重视农村的信访工作。一要健全信访工作网络，使其“横到头、纵到底”，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努力实现“重心下移”，实行“一把手工程”，落实领导包案责任制。二要切实解决好热点、难点问题。对人民群众申办的事项，要热情接待，依法审批，依法行政，切实为人民群众搞好服务；对人民群众反映的基层党政组织和企业内部的有关问题，要充分理解和尊重群众的意愿和呼声，对出现的违法违纪行为要严肃查处，并做好情况反馈；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件，要采取“主动靠上去”的工作方法，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做好疏导化解，做好维护稳定工作。

2、建立快速反应、控制有力的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群体性事件突发性强，危害大，影响面广，因此，事件一旦发生，就要马上处置，把对社会的危害降至最低限度。除要有正确的决策外，还要完善党委领导下的各部门分工负责的责任机制，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部门负责人要分头抓，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落实，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格局。对有关部门解决问题力度不够、措施落实不到位，而使事件发展严重的，对部门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要坚决予以处理。同时，要建立解决群体性事件的信息网络。要充分发挥基层派出所、民调、治保等基层组织的作用，积极收集、寻找信息。群体性事件发生后，信息网络也要马上行动起来，迅速弄清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发展状况，以便为有效解决群体性事件赢得主动权。

第五篇：当前社会矛盾问题的主要特征

当前社会矛盾问题的主要特征

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问题是在特有的历史时代背景下出现的，表现出和其他国家很不相同的一些特征。

第一是民生需求重于政治诉求。

有调查显示，中国民众最感兴趣的问题，前六位都是民生问题，而且是基础性的民生问题，一般是社会保障、通货膨胀、医疗、公共卫生、教育问题、养老保险问题，还有一些地方对环境生态特别关注。原因很简单，我们国家长期以来民生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中国现在的主要矛盾问题，80%以上根源于民生问题。民生解决不好的话，会诱发各种各样的矛盾。

第二是劳资矛盾非第一矛盾。

调查发现，社会矛盾排在第一位的是官民，第二位是贫富，第三位是劳资，这与马克思时代很不一样。那时，劳资矛盾是第一位的。官民矛盾，一个原因是民众对于政府有一种复杂的态度：一方面，民众对于政府有些不满，另一方面，又离不开政府。民众对于政府有着一种心理和行为上的惯性依赖，有事不找法院，什么事都找政府。另一个原因是政府定位的错位、缺位、越位。现代政府的定位应该是公共服务型政府，而我国在毛泽东时代是全能型政府，改革开放后实际上定位为经济型政府。现在，无论是胡锦涛总书记还是温家宝总理，都强调公共服务型政府，但我们政府这个公共服务型组织角色扮演的还不是很好，甚至缺位，民众的需求得不到一定的满足。另外，有些官员在具体工作时，直接侵害了民众的利益。本来民众对政府就有很多要求，对政府很依赖，现在既满足不了他的一些要求，还损害他的利益，官民之间肯定会产生矛盾。而且有些地方的政府理念没有转过来，甚至有的时候跟民众对立起来，直接引发了官民之间的纠纷、矛盾和冲突。

第三是个案问题容易演变成群体化的矛盾。

在实际中，50%的群体事件原本是很简单的个案问题，但由于处理不好，最终演变成了一种地区化的、规模化的、群体化的社会矛盾冲突。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2005年6月，安徽池州的一起普通交通事件，就是因为传言政府袒护“老板”，进而引发了一起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有调查证明，中国的群体事件有个特点，卷入群体事件的绝大多数人往往与诱发群体事件的导火索无关。这说明，现在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很好改善，主要群体有弱势化的趋向，人们心里不满，需要发泄，找到机会就借机宣泄、借题发挥。所以，有学者把这种现象叫做无直接利益冲突。

第四是利益诉求方式（抗争方式）总体上相对温和。

和别的国家比，在中国现阶段，民众抗争方式总体而言以温和的方式为主，激烈的利益诉求方式只是少见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上访、静坐、集体“散步”等方式。马克思时代工人运动是捣毁机器、捣毁工厂，更进一步的是拿起枪支走上街头，推翻现有政府，成立了巴黎公社，与政府有激烈的冲突。而现在我们国家不是，这跟民众的理性行为方式的选择有关。

中国民众总体上是比较理性的，普遍会考虑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性价比。一方面要扩大影响，引起上级的重视并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要避开违法的嫌疑，以不被界定为违法行为为出发点，减小自身的风险，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于是，种种温和的方式就成为他们的首选。从历史上看，引发激烈暴力行为有几种可能性。一个是极端的生存危机出现，容易引发暴力事件。而这种情况在大部分国家出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除此以外，还有三种容易诱发激烈冲突的因素，而这三种因素在世界各地仍然存在，在中国或是一去不返，或是压根没有历史基础和民众基础。哪三种因素呢？

第一种容易引发激烈冲突的因素是极端意识形态。当一个民族、一个社会陷入到极端意识形态中，那就意味着势不两立，不同的群体就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我们国家曾经经过这个时期，即“文革”时期，一个民族陷入了疯狂。

第二种因素是极端的种族主义。中国在这个因素上既没有意识基础也没有现实基础。史上最典型的极端种族主义代表是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中华民族是一个宽容、包容的民族。在汉族成长的过程中，汉族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混血民族，是上百个民族融合而成的。中华民族的包容性也是空前的，他不排斥任何一个民族。当希特勒打击犹太人时，犹太人往各个国家跑，别的国家都拒签，可是一个中国领事就发了几万张签证，一大批犹太人跑到中国来，到上海去了。所以，犹太人对中国非常感恩。

第三个因素是极端的宗教意识。极端的宗教意识把异教徒甚至是本宗教中不同的派别视为敌人。中国从历史上来看，极端宗教意识是没有基础的；从现实来看，也没有民众基础。所以，在中国没有极端宗教意识膨胀的可能性

第五是解决问题处两难境地。

中国复杂的社会矛盾此起彼伏，按下葫芦浮起瓢。比如，房价太高了，但打得太低也不行，打得太低会让大批中等收入人群的财富严重缩水，而我们很重要的目标是要造就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再比如说劳动权利的维护。如果把劳工标准提得很高，那么企业成本就会提高，而我们国家现在大多数制造业利润都不高，出口产品是微利，人力成本增加，加上人民币又在升值，那产品怎么能卖得动。尤其企业一旦倒闭，对民众影响就更不好了，大批的人会失业，连工资都挣不到，这就是两难。

第六是社会矛盾生长空间较大。

从社会矛盾演化的角度看，现在只能说社会矛盾刚开始不久，生长空间较大。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有三个。

一是新的一轮城市化“大跃进”所带来的新的社会矛盾问题。各个地方正在或准备开展新一轮的城市化“大跃进”，我们中国有一百八十多个地级市提出建立国际化大都市的口号。这是很吓人的，美国也没有这么多的国际化大都市。这个“大跃进”一旦开始，大量的征地拆迁，新的矛盾就会形成了，围绕着强行征地拆迁就会形成新一轮的社会矛盾。

二是以往历史遗留问题的“倒找”。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因为没有相应配套法律，就“摸着石头过河”，很多做法往往没有法律依据，现在，人们法律意识增强了，倒过来一看不对，这也引起了很多社会矛盾问题。

三是劳资矛盾和纠纷将会大幅度上升。劳资矛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上升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城市化在推进，城镇人口越来越多，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劳资关系覆盖面越来越大，几乎覆盖所有的领域。而且劳资关系的特点是集中程度高，组织纪律性强，在一个地方出现问题，别的地方可能联合性地作出反应。另外，现在民众维权意识、平等意识开始增强，但现有《劳动法》又有偏差。不出意外的话，劳资矛盾未来几年将会超过官民矛盾，跃居第一。中国未来是否能够和谐、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资矛盾如何解决。无论是从一个层面还是从主体的角度来讲，劳资矛盾都将占据着压倒性的位置。有两个数据能证明这个问题：从1997年到2006年这10年间，中国 GDP 每年增长幅度在10%左右，而劳资纠纷案件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而2008年这一年劳资争议案件比前一年上升了98%。对这个问题必须有前瞻性考虑，一些政策调整和安排应尽早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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