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化融合提升企业竞争力心得体会

第一篇：两化融合提升企业竞争力心得体会

[两化融合提升企业竞争力心得体会]加灵活地综合运用宏观调控和市场手段，通过加强研究型大学建设、促进科研机构转制、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来提升整个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开始将“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家创新体系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目标，两化融合提升企业竞争力心得体会。这一时期，我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有所调整，更加强调两者之间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持续加强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这一时期，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管理体制发生了三十年来最重大的调整，国防科研生产管理机制也随之发生了重大改变。实施“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战略方针，对于我国国防创新系统的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完善，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它意味着我国国防创新系统必须有革命性的转变，即由保持一个军工科研生产“大摊子”向彻底突破原来的军工体制约束转变，由国家计划指导为主向市场机制为主转变。

但是，迄今为止，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仍还没有解决，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明显存在。我国还没有真正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科技体制；国家宏观科技管理体制还没有理顺，军、民科技部门都有权独立提出国家的科技计划，部门之间缺乏协调，造成不少科技资源重复使用；促进科技创新的政策协同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对国家（军用、民用）科技计划的评估和监督机制还很不完善；政府的管理职能没有发生重大转变，科研院所的管理体制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防科研院所的体制改革滞后；在市场化的改革中，基础类、公益类科研院所的科研活动受到冲击；国防科技创新系统和民用科技创新系统分离的格局没有发生重大改变，心得体会《两化融合提升企业竞争力心得体会》。

第二篇：两化融合提升企业竞争力心得体会

目前所有的企业大多受到了以下环境变化的影响：第一，国际化。企业现在面临的是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第二，合规化。现在企业的经营特别是骨干企业、大型企业的经营对于合规化的要求越来越严格。第三，市场化。国内的行业垄断程度不断降低，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第四，网络化。第五，标准化。第六，专业化。第七，知识化。产品的知识含量、企业经营管理的知识含量及市场需求、客户需求变化的知识含量都在增加。第八，环保化。

面对这样一个普遍趋势，企业先不要想信息化应如何做，而应考虑如何应对这种环境的变化。我有一些建议：以全球化应对全球化，以企业的平台化来增强自己的市场反应能力和资源利用能力，同时要创建成为创新型、效率型的企业。

全球化包括：贸易全球化，即扩大企业的渠道营销能力；制造全球化，即从研发设计一直到整机的制造环节，通过网络支持全球化；资产全球化，即从原材料到金融资产、资本资产，通过并购、重组走全球化的道路；人才全球化。平台化包括制造服务化、服务组件化、商务平台化和业务外包化。创新包括产品技术创新、业务流程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企业文化创新。效率包括信息获取效率、合作沟通效率、客户服务效率、市场应变效率。

如何提升企业新的竞争能力？我认为有三点最关键：第一，信息化一定要与企业的发展战略融合并形成常态。第二，由商业组件形成的架构网络是企业新的核心竞争能力。第三，业务导向型和技术导向型的渗透就是信息技术的渗透，信息化的渗透是企业信息化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持续发展的动力。

一、基本思路：从“军民结合”到“军民融合”

国内最早提出“军民结合”的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军民结合、平战结合”战略思想发端于毛。1978年，邓提出国防科技工业要“军民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明确规定，把“坚持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大力协同，自主创新，建立适应国防建设和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国防科技工业体制”和“发展军民两用技术”作为“十五”期间我国国防科技工业改革的总要求。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深化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坚持寓军于民，建立健全竞争、评价、监督和激励机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

“军民结合”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防科技工业改革与发展的总方针，最初是指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的结合，后来发展到国防科技与民用科技的结合。这一提法，从1978年以来沿用至今，与二十多年来的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征和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律是吻合的。

我们认为，“军民融合”的内涵主要包括：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实现军民两用技术的商业化和产业化；加强军民双向技术转移；在国防采办全过程推进军民一体化；在部门管理层次上推进军民一体化；在产业链分工层次上推进军民一体化等。本主题报告所指的“军民融合”，是“军民结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和更深程度的发展，是实现“寓军于民”目标过程的重要历史阶段标志；与“军民结合”的提法相比，它更加强调国防创新系统和民用创新系统的有机结合，对有关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要求更高，更加强调适应我国下一步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走向以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建立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是“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方针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的体现和贯彻；建设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是当前以及2020年前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战略重点。

我们认为，必须以系统的、非线性的、历史的观念考察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在国家创新体系的框架下分析国防创新系统与民用创新系统之间的关系。国家创新体系是各国历史发展的产物。世界上不存在国家创新体系的最优模式。仅用一个模型分析国防创新系统与民用创新系统之间的关系是不够的。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我们提出了5个不同的模型和示意图，从不同视角来理解和分析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我们强调的核心理念是，要避免形成军用、民用两个分离的工业基础和科技基础，并且通过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调整，最大程度地促进军用和民用工业基础的一体化，促进科学和技术基础的一体化；同时，尽可能利用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全球化提供的机遇，获取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的科学技术知识、工业制造技术。政策设计的出发点就是在国家高度，统筹兼顾，配置资源，力争用“一份投入”获得“两份产出”，同时提高国家安全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两个方面的绩效。我国国防创新系统与民用创新系统面临的国际研究与发展环境有很大的不同。美国和欧盟是世界上国防研究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也是绝大部分国防科技创新的源头。但是它们对我国军事装备及其技术的出口采取了严格控制的做法。自主创新一直是我国国防创新系统最核心的本质要求。

我国国防创新系统必须具备的特征是：保持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保持先进的、持续的预先研究水平和型号研制能力；在和平时期，保持有效的、有限的军事装备生产能力；为适应危机情况和战时需要，保持必备的弹药、备件及其他物品；保持健全的、可以动员的民用科研生产能力，以及快速的平战转换能力；提供军事装备的维修保障能力；实现军用技术与民用先进技术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促进军民两用技术商业化和产业化。[1][2][3][4][5]下一页

二、从军民结合的视角考察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

从军民结合的角度，可以将新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历程按三个时期来划分：国防建设为重点的时期（1949—1977年），国家科技体制改革起步、积极推进“军转民”时期（1978—1991年），以及全面推进军民融合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时期（1992年以来）。上述各个时期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特征，以及国防创新系统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作用不尽相同。

国防建设为重点的时期（1949—1977年），即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一段历史时期，可以称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军民分离的高度集中管理时期”。这一时期我国政府和理论界都没有“国家创新体系”的提法，但是，为了历史地考察问题，我们姑且将这一时期理解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初建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突出特征是：以国防建设为重点，国家创新体系在极其薄弱的基础上发展到一定规模，在实现国家目标方面取得非凡的绩效；政府实施高度的计划调节和集中管理；创新体系的部分要素缺位，真正意义上的中介组织基本上不存在；大学、企业和科研院所处于被动和相对封闭的状态，而且价值取向单一，行为规律单纯；国防创新系统与民用创新系统基本处于分离状态。这一时期的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调、与外部世界基本隔绝的“封闭型超稳定结构型”体系。这一时期，国防创新系统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占有资源配置上的优势地位。

政府部门既是制定军事装备研制生产的权力机构，又是国防科技和军事装备规划计划得以落实的组织者、保障者。同时，代表国家作为军事装备的投资人，又是军事装备研制生产的监督、管理和仲裁机构。政府部门既行使行政职权，又担任着从宏观到微观的多重经济职能。国防科研生产单位只是政府部门的行政附属物。在“全国一盘棋”式的统一安排、分工负责机制下，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国防科技工业门类从无到有并发展到基本齐全，“两弹一星”研制取得历史性成就，常规武器实现了从仿制苏制装备到自行研制的跨越发展。但是，由于国防科研生产单位长期被动服从单一的指令性计划，这一体制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国防科研生产单位的“手脚”受到束缚，“等、靠、要”的思想十分严重。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军工规模的削减，对国防创新系统的改革成为历史的必然。

积极推进“军转民”时期（1978—1991年），即我国开始改革开放到全面实施“科技兴国”、科技强军战略之前的一段历史时期。直到这一阶段的后期，“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开始引入中国，政府开始将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目标。这一时期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突出特征是：国家创新体系在经历“文化大革命”重创的基础上开始恢复；政府开始放松对科研机构的集中管制，政策供应集中在拨款制度、技术市场、组织机构和人事管理等改革方面，但计划调控力度仍然很大；创新体系的基本要素趋于完整，中介组织开始出现；大学、企业和科研院所处于调整改革之中，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定位仍在探索之中。从国防创新系统的历史演进脉络来看，这一时期国防创新系统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开始让位于民用系统。国防创新系统逐步引入了市场手段，军事装备科研生产由过去的单一指令性计划管理转变为指令性计划下的合同制管理，其实质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计划为主的机制。部分军事装备开始试行了招标。但是，市场机制在这一时期的作用是有限的、间接的，合同只是计划的附属物，并不具有现代经济合同的性质。政府部门既是军事装备的军队管理部门，又是国防科研生产单位的行政主管部门，还负责确定具体军事装备项目的研制生产单位。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国防创新系统的改革滞后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改革的任务只得拖延到下一个历史阶段。

全面推进军民融合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时期（1992年以来），是以邓1992年视察南方讲话为标志。这一时期，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阶段。“科教兴国”成为基本国策，“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开始引入中国，科技成果产业化大大加速。政府更加灵活地综合运用宏观调控和市场手段，通过加强研究型大学建设、促进科研机构转制、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来提升整个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开始将“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家创新体系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目标。这一时期，我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有所调整，更加强调两者之间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持续加强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这一时期，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管理体制发生了三十年来最重大的调整，国防科研生产管理机制也随之发生了重大改变。实施“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战略方针，对于我国国防创新系统的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完善，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它意味着我国国防创新系统必须有革命性的转变，即由保持一个军工科研生产“大摊子”向彻底突破原来的军工体制约束转变，由国家计划指导为主向市场机制为主转变。

但是，迄今为止，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仍还没有解决，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明显存在。我国还没有真正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科技体制；国家宏观科技管理体制还没有理顺，军、民科技部门都有权独立提出国家的科技计划，部门之间缺乏协调，造成不少科技资源重复使用；促进科技创新的政策协同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对国家（军用、民用）科技计划的评估和监督机制还很不完善；政府的管理职能没有发生重大转变，科研院所的管理体制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防科研院所的体制改革滞后；在市场化的改革中，基础类、公益类科研院所的科研活动受到冲击；国防科技创新系统和民用科技创新系统分离的格局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通过从宏观、中观、微观层次分析了国防创新系统和民用创新系统之间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我们认为当前建设军民融合创新体系的主要障碍，在于现有军工体制的封闭性和垄断性，在于其内部体制和机制，致使非军工领域的优质科研生产资源无法在国防创新系统中充分发挥作用。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首先是“路径依赖”因素。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特别是国防创新系统，是在模仿前苏联体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创新能力是在仿制国外武器装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是在技术模仿起步，待技术开发能力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开始培育基础研究能力特别是原始性创新能力的。从总体上讲，我国在军事装备方面只是一个技术跟踪者，而不是一个军事装备发明者。其次是制度因素，即政策环境因素。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特别是国防创新系统，是在计划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对国防创新系统来说，这一转变尚没有从根本上完成。时至今日，计划经济的管理理念和手段仍然在我国国防创新系统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技术创新的理念没有真正落实，技术产品的商业化、产业化规模和程度仍然不是军工单位的主要目标和绩效考核指标。第三，社会文化和思想观念也对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特别是国防创新系统的演进有相当的影响。儒家文化和军工文化中保守和不积极的那些方面，特别是缺乏商业风险投资、研究开发合作等创新文化的必备精神，制约着创新能力的积累和提高。上一页[1][2][3][4][5]下一页从当前和长远的情况来看，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如果不能直面军民分割的现状，那么仍是不充分、不全面的改革。我们必须从事关国家和民族兴衰的战略高度认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性，加快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使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尽快得到彻底的解决。

三、我国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双向转移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我们从西北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东北地区、西南地区调研的第一手资料着手，分析了这些地区国防创新系统技术“溢出”的情况以及民用创新系统为国防建设服务的现状。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军转民”经历了两次大的起伏。总的来看，军工单位从事民品科研生产走了一条“马鞍型”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国际国内形势做出了20年不会打仗的基本判断，决定国家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要求国防建设在一个时期“忍耐”发展。国家裁军100万人，军品订货锐减，许多军工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人员、厂房、设备大量闲置。军工企业为了寻找出路，陆续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军转民”调整，各种民品项目纷纷上马。一开始，军工单位开发生产民品很盲目，基本上是“饥不择食”“找米下锅”，盯住市场上的一般消费品，什么紧俏，就生产什么。从锅碗瓢勺到自行车、缝纫机、电风扇，甚至帮助农民收麦子，军工企业无所不为。在当时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军转民”生产的民用产品一度活跃了沉闷多年的短缺市场，提供了人民急需的生活消费品，缓解了军工企业由于军品任务不足造成的困难。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整个经济形势的发展（同时，民用工业水平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推动民用需求层次不断提高。但由于大部分军工企业缺乏市场意识，产品升级换代和售后服务做得不好，也没有发挥出军工的技术优势，真正在市场上站住脚的产品不多。军工企业生产的相当一部分民品开始由畅销转入滞销，资金、能源、原材料紧缺，导致军工企业民品开发陷入低谷。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国家经济、科技体制调整形势的推动下，军工企业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开始把“军转民”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结合起来，进行“第二次创业”或“第二次革命”；进行了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民品发展开始纳入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轨道；军工企业由封闭型转为开放型，按照市场需求发展民品，不断提高了经济效益；军工主导民品和优势民品得到迅速发展，开始在能源、交通、航天、航空、船舶、光机电一体化、电子通讯、核电、环保等领域取得了较大发展。

我国“军转民”的主要成就体现在：推动了科技进步，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推动了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带动了地区经济技术发展；军工各行业基本形成了具有本行业特点的民品发展格局，形成了一批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大型知名企业集团。

当前，军工企业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以军为主的中央军工企业和应用基础类研究所，民品开发处于次要地位；以民为主的大型军工企业和军工科研院所，大多数在市场中站稳了脚跟；地方军工企业压力大，靠自己闯军品和民品两个市场；改制后的军工企业和研究所在市场经济中最具活力。总的来说，地方军工企业比中央军工企业军民结合搞得好，转制军工单位比未转制的军工单位军民结合搞得好，东部军工企业比中西部军工企业军民结合搞得好。

目前，军工企业在推进军民结合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主要体现在：大部分军工单位的思想观念、运行机制滞后于市场经济要求；军民双方的结合大多是军工部门与民用部门之间的“感情交流”，缺乏顶层从组织上、计划上的落实；由于管理体制的缺陷，企业缺乏研发民品积极性，对技术成果保护缺乏信心，对技术实施转化不够积极；科研与生产脱离，企业与科研院所“两张皮”，企业很少有实质性的研发活动，科研院所在追求小批量生产能力；在“军转民”过程中缺少融资渠道。

调研中发现，无论是民用科研单位，还是民品生产单位，都对进入军品市场充满热情。同时，民用单位拥有为国防建设服务的丰富资源。部分民用科研机构和民用高等院校具有较强的基础研究实力，民用高技术及高技术产业化资源丰富，对构建军民融合的创新体系形成可靠的技术基础；目前被军方利用的民用科技资源仅是其中一小部分，民为军用的潜力很大；民用创新系统活力充沛，成长态势良好，军民融合在资源的综合利用上前景广阔。民用科技力量具有体制机制灵活的优势和创新活力，民营企业有强烈的人才意识、竞争意识和打拼市场的本领。但从总体上看，“民为军用”的速度和规模都不尽人意，尚处于起步阶段。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讲，体制机制仍是需要解决的关键制约因素。

当前我国军民两用技术产业化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主要体现在：“官、产、学、研”脱节，即国防科研与生产脱节，产业化上中下游脱节，中间环节薄弱，军工产业链与国民经济产业链脱节；管理体制分离，导致投融资分离和军民企业分离；军品市场没有向民用企业开放；没有形成系统的军民两用技术政策和产业化环境；军民融合的产业链延伸发展机制尚未形成，影响两用技术的产业化。

通过实地考察、会议座谈、问卷分析等，我们得出以下结论：绝大多数军用、民用科研生产单位支持建立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的设想，认为这是“军民结合”“军转民”的延伸与发展，是在国家层面贯彻落实“寓军于民”方针的新举措；加强军用、民用技术双向转移是大势所趋，只有经过成千上万用户使用过的产品才能充分暴露问题，经过改进提高才是可靠的，军队选用既省钱又放心；民用科研生产单位拥有为国防建设服务的丰富科技资源，对进入军品市场充满热情，而且相对于军工单位具有体制、机制、人才、技术引进等方面的优势；当前，需要继续推动“军转民”和“民转军”，形成良性互动的长期有效机制，只要这种双向转移和交互作用向深度、广度发展，就会产生更多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市场；虽然有些民用行业对军工也有一定的“行业壁垒”，但总体来说，民品科研生产领域对军工单位是开放的；对军工企业来说，参与建设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的过程既是机遇更是挑战，其机遇主要体现在有助于从体制和机制上理顺关系，使军工企业真正成为有自主经营权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市场竞争主体，其挑战主要体现在原来军品科研生产任务只有军工企业承担的垄断局面被打破，军工企业要面向更广泛的民用市场，竞争加剧，压力加大；绝大多数的军工单位（除了极少数军工核心单位外），其将来的发展方向应是军民结合型的，既能承担军品任务，又能搞民品；军工单位在系统集成方面有较强的实力，现阶段军品型号的系统总体应主要依靠军工单位承担，一般分系统和配套件向全社会满足军品资质要求的单位，本着竞争的原则公开招标，开展广泛协作；民用高新技术企业承担军品任务在资金、管理和运行机制上较国有军工企业有优势，缺点在于企业系统集成能力一般偏弱，目前很难承担总体性较强的军品型号任务。上一页[1][2][3][4][5]下一页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和加速产业化是当前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一个战略重点。应采取的战略措施主要是：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和综合协调能力，充分体现国家战略意志；强化军民两用思维，树立军民一体创新观念；消除体制分离，建立多渠道产业化投融资体制；深化国防采购改革，打通军品和民品两个市场；加强国防科研机构的调整改革；创建两用技术转化平台，优化两用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环境；突出重点，实施军民两用技术产业化专项计划。

四、产业和区域如何推进军民融合：两个案例

我们选择我国信息技术与产业发展问题研究、四川绵阳市军民融合区域创新系统建设作为案例，进行了剖析。

四川绵阳区域创新系统建设是在军工科技资源富集的基础上起步的，经过三四年的努力，取得了突出的创新绩效。该案例可以为具有军工特色的地区建设区域创新系统提供借鉴和示范。案例分析表明，绵阳区域创新系统建设不仅得益于区域（地区）本身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国务院十个部委和四川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国务院部委间和四川省政府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绵阳区域创新系统建设是在全国军转民科技试点城市、全国技术创新试点城市、全国军转民科技园区等基础上进行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绵阳区域创新系统建设以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为突破口，转变政府职能，为企业、科研院所、学校提供有利于创新的软硬环境；军转民科技成果实现转化后，要实行军民分线管理，明晰产权，民品部分应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通过军地办学、“产学研”联合办学，是有利于军地双方学校、企业、科研院所发展的“多赢”策略。

信息技术和产业是最具军民融合特征的高新技术和产业。我们回顾了我国信息技术与产业领域军民结合的历程，分析了我国信息技术和产业现状与存在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信息技术和产业的超常规发展，为军民结合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军工信息行业军民结合初具规模；军民结合的法律法规基础已经初步具备。目前，我国信息领域军民结合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在管理体制方面，信息领域军民结合战略协同不够；信息领域军民体系分割比较严重，产业链脱节；在法规制度方面，相关政策法规不完善、不配套；在运行机制方面，信息领域军民协调发展、良性互动的机制尚未形成；在技术创新方面，信息领域研究开发投入不足，自主知识产权拥有比例较低。我们还重点剖析了美国信息技术与产业领域实现军民结合的案例，总结了对我国的启示，并提出了加快实现我国电子信息技术和产业军民融合的政策措施建议。

五、世界主要国家推进军民融合的主要做法

我们重点考察了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德国、日本、以色列、印度等典型国家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建设的演进过程、发展趋势和经验教训。这些国家根据国际环境和本国国情采取了不同的推进军民融合的政策和做法，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归纳起来，主要有“军民一体化”（以美国、英国为代表）、“以民掩军”（以日本、德国为代表）、“先军后民”（以俄罗斯、印度为代表）和“以军带民”（以以色列为代表）等四种模式。

各典型国家经历的发展道路虽不尽相同，但是，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层面积极推进军民结合，是世界主要国家采取的共同发展战略和政策取向；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应当同时兼顾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的需要；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建设，是国家行为和国家意志的反映，因此要依靠国家政策和军政部门协同推动，仅仅靠一两个部门解决不了问题；“军民融合”不仅要依靠技术创新，而且要依靠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来实现；“军民融合”并不是适宜于一切技术项目的，推进军民融合要选择适当的产业和技术项目。

六、建设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的政策涵义

进一步贯彻“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战略方针，推动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应该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中心内容。为了满足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对国家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要求，我国应该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到2015年基本建成满足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需要、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科学技术发展规律、高效运转的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实现军民融合的主要标志是：国防科技基础与国家民用科技基础、国防工业基础与国家民用工业基础实现有机结合，融为一体；军用、民用高新技术双向顺畅转移，创新源头（基础研究）实现军民统一规划；军用、民用优质高科技资源能得到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国家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有明显提高，掌握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并形成核心生产能力，同时满足国民经济现代化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我国建立军民融合创新体系的总体思路是：“政府主导，加强军民互动，两用技术切入，国防科研生产扩大开放，夯实创新基础。”上一页[1][2][3][4][5]下一页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涉及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应该按照综合集成、分步实施的原则，逐步推进。为了实现上述战略目标，“十五”末期和“十一五”初期为前期准备阶段，即军民融合国家创新体系的总体规划时期；“十一五”时期，应主要在顶层设计上下功夫，积极推进军民两大创新系统融合的基础性建设，以民促军，加强军民互动；军工加快引进竞争，为推进“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打基础，为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管理改革提供动力；“十二五”时期，将全面推动军民两大创新系统融合，建立国防科技工业新体制，实现竞争、评价、监督、机制“四个机制”的顺畅运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考虑到军民融合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高度敏感性，我们建议近期应从加强军民互动入手；从长远上讲，应从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改革入手。

加快建设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核心内容是促进创新要素的良性互动，整合创新要素网络，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和效率。

具体的政策措施建议是：

1.加强国家创新体系中各主体之间、创新链各环节之间的军民互动，包括建立分级别的国防建设需求信息发布制度，建立军、民供需对话机制，组织军、民两大领域专家和管理人员的交流，实现基础研究计划的军民融合，军民共建两用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中心，推动军民之间、部门之间科技资源共享，发挥有关中介机构的作用，推进军地科教合作，加强人才队伍培养，等等。

2.开展军民融合创新体系试点工作，加强军民融合的区域创新系统建设。

3.设立权威的军、民高层领导协调机构。

4.搞好总体规划，统筹兼顾，发展军民两用技术项目，促进军民两用技术产业化。

5.积极稳妥地推进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深化武器装备建设管理体制改革，包括营造有利于竞争的体制环境，提高竞争层次、扩大竞争范围，深化军工企业体制改革，保持军工核心能力，对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设立专题评估，等等。

6.鼓励有条件的民用科研生产单位进入军品市场，是当前推进军民融合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大举措。具体措施建议有：尽快出台民用科研生产单位准入制度；扩大军品科研项目的招标投标范围；给民用企业公平的税收优惠政策；研究完善军品保密制度；完善军用标准体系；建立健全相应的监管制度，等等。

七、结束语

构建军民融合的创新体系，是当前世界新科技革命不断发展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提出的紧迫要求，是提高国家科技竞争力的紧迫要求，也就是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的集中体现。这实质上也是对贯彻“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方针提出了更现实、更高的要求。

当代综合国力的竞争实质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是创造、应用和转化科学技术成果效率的竞争。国家竞争力不仅取决于现有的科技生产能力，更取决于面对挑战自我调整组织和运行机制的能力，取决于解决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能力。国家的长治久安，国家提高竞争力和创新绩效的要求，再也不能容许军工垄断和封闭倾向继续发展。这一问题，应当在十年之内，最迟在2020年之前，有一个根本性的解决。

第三篇：两化融合提升企业竞争力心得体会

两化融合提升企业竞争力心得体会

目前所有的企业大多受到了以下环境变化的影响：第一，国际化。企业现在面临的是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第二，合规化。现在企业的经营特别是骨干企业、大型企业的经营对于合规化的要求越来越严格。第三，市场化。国内的行业垄断程度不断降低，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第四，网络化。第五，标准化。第六，专业化。第七，知识化。产品的知识含量、企业经营管理的知识含

量及市场需求、客户需求变化的知识含量都在增加。第八，环保化。面对这样一个普遍趋势，企业先不要想信息化应如何做，而应考虑如何应对这种环境的变化。我有一些建议：以全球化应对全球化，以企业的平台化来增强自己的市场反应能力和资源利用能力，同时要创建成为创新型、效率型的企业。

全球化包括：贸易全球化，即扩大企业的渠道营销能力；制造全球化，即从研发设计一直到整机的制造环节，通过网络支持全球化；资产全球化，即从原材料到金融资产、资本资产，通过并购、重组走全球化的道路；人才全球化。平台化包括制造服务化、服务组件化、商务平台化和业务外包化。创新包括产品技术创新、业务流程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企业文化创新。效率包括信息获取效率、合作沟通效率、客户服务效率、市场应变效率。如何提升企业新的竞争能力？我认为有三点最关键：第一，信息化一定要与企业的发展战略融合并形成常态。第二，由商业组件形成的架构网络是企业新的核心竞争能力。第三，业务导向型和技术导向型的渗透就是信息技术的渗透，信息化的渗透是企业信息化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持续发展的动力。

一、基本思路：从“军民结合”到“军民融合”

国内最早提出“军民结合”的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军民结合、平战结合”战略思想发端于毛泽东。1978年，邓小平提出国防科技工业要“军民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明确规定，把“坚持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大力协同，自主创新，建立适应国防建设和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国防科技工业体制”和“发展军民两用技术”作为“十五”期间我国国防科技工业改革的总要求。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深化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坚持寓军于民，建立健全竞争、评价、监督和激励机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

“军民结合”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防科技工业改革与发展的总方针，最初是指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的结合，后来发展到国防科技与民用科技的结合。这一提法，从1978年以来沿用至今，与二十多年来的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征和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律是吻合的。

我们认为，“军民融合”的内涵主要包括：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实现军民两用技术的商业化和产业化；加强军民双向技术转移；在国防采办全过程推进军民一体化；在部门管理层次上推进军民一体化；在产业链分工层次上推进军民一体化等。本主题报告所指的“军民融合”，是“军民结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和更深程度的发展，是实现“寓军于民”目标过程的重要历史阶段标志；与“军民结合”的提法相比，它更加强调国防创新系统和民用创新系统的有机结合，对有关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要求更高，更加强调适应我国下一步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走向以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建立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是“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方针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的体现和贯彻；建设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是当前以及2020年前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战略重点。

我们认为，必须以系统的、非线性的、历史的观念考察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在国家创新体系的框架下分析国防创新系统与民用创新系统之间的关系。国家创新体系是各国历史发展的产物。世界上不存在国家创新体系的最优模式。仅用一个模型分析国防创新系统与民用创新系统之间的关系是不够的。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我们提出了5个不同的模型和示意图，从不同视角来理解和分析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我们强调的核心理念是，要避免形成军用、民用两个分离的工业基础和科技基础，并且通过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调整，最大程度地促进军用和民用工业基础的一体化，促进科学和技术基础的一体化；同时，尽可能利用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全球化提供的机遇，获取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的科学技术知识、工业制造技术。政策设计的出发点就是在国家高度，统筹兼顾，配置资源，力争用“一份投入”获得“两份产出”，同时提高国家安全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两个方面的绩效。我国国防创新系统与民用创新系统面临的国际研究与发展环境有很大的不同。美国和欧盟是世界上国防研究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也是绝大部分国防科技创新的源头。但是它们对我国军事装备及其技术的出口采取了严格控制的做法。自主创新一直是我国国防创新系统最核心的本质要求。

我国国防创新系统必须具备的特征是：保持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保持先进的、持续的预先研究水平和型号研制能力；在和平时期，保持有效的、有限的军事12全文查看

第四篇：两化融合提升企业竞争力心得体会

目前所有的企业大多受到了以下环境变化的影响：第一，国际化。企业现在面临的是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第二，合规化。现在企业的经营特别是骨干企业、大型企业的经营对于合规化的要求越来越严格。第三，市场化。国内的行业垄断程度不断降低，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第四，网络化。第五，标准化。第六，专业化。第七，知识化。产品的知识含量、企业

二、从军民结合的视角考察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

国防建设为重点的时期（1949—1977年），即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一段历史时期，可以称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军民分离的高度集中管理时期”。这一时期我国政府和理论界都没有“国家创新体系”的提法，但是，为了历史地考察问题，我们姑且将这一时期理解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初建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突出特征是：以国防建设为重点，国家创新体系在极其薄弱的基础上发展到一定规模，在实现国家目标方面取得非凡的绩效；政府实施高度的计划调节和集中管理；创新体系的部分要素缺位，真正意义上的中介组织基本上不存在；大学、企业和科研院所处于被动和相对封闭的状态，而且价值取向单一，行为规律单纯；国防创新系统与民用创新系统基本处于分离状态。这一时期的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调、与外部世界基本隔绝的“封闭型超稳定结构型”体系。这一时期，国防创新系统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占有资源配置上的优势地位。

政府部门既是制定军事装备研制生产的权力机构，又是国防科技和军事装备规划计划得以落实的组织者、保障者。同时，代表国家作为军事装备的投资人，又是军事装

备研制生产的监督、管理和仲裁机构。政府部门既行使行政职权，又担任着从宏观到微观的多重经济职能。国防科研生产单位只是政府部门的行政附属物。在“全国一盘棋”式的统一安排、分工负责机制下，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国防科技工业门类从无到有并发展到基本齐全，“两弹一星”研制取得历史性成就，常规武器实现了从仿制苏制装备到自行研制的跨越发展。但是，由于国防科研生产单位长期被动服从单一的指令性计划，这一体制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国防科研生产单位的“手脚”受到束缚，“等、靠、要”的思想十分严重。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军工规模的削减，对国防创新系统的改革成为历史的必然。

积极推进“军转民”时期（1978—1991年），即我国开始改革开放到全面实施“科技兴国”、科技强军战略之前的一段历史时期。直到这一阶段的后期，“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开始引入中国，政府开始将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目标。这一时期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突出特征是：国家创新体系在经历“文化大革命”重创的基础上开始恢复；政府开始放松对科研机构的集中管制，政策供应集中在拨款制度、技术市场、组织机构和人事管理等改革方面，但计划调控力度仍然很大；创新体系的基本要素趋于完整，中介组织开始出现；大学、企业和科研院所处于调整改革之中，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定位仍在探索之中。从国防创新系统的历史演进脉络来看，这一时期国防创新系统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开始让位于民用系统。国防创新系统逐步引入了市场手段，军事装备科研生产由过去的单一指令性计划管理转变为指令性计划下的合同制管理，其实质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计划为主的机制。部分军事装备开始试行了招标。但是，市场机制在这一时期的作用是有限的、间接的，合同只是计划的附属物，并不具有现代经济合同的性质。政府部门既是军事装备的军队管理部门，又是国防科研生产单位的行政主管部门，还负责确定具体军事装备项目的研制生产单位。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国防创新系统的改革滞后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改革的任务只得拖延到下一个历史阶段。

加灵活地综合运用宏观调控和市场手段，通过加强研究型大学建设、促进科研机构转制、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来提升整个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开始将“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国家创新体系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目标。这一时期，我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有所调整，更加强调两者之间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持续加强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这一时期，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管理体制发生了三十年来最重大的调整，国防科研生产管理机制也随之发生了重大改变。实施“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战略方针，对于我国国防创新系统的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完善，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它意味着我国国防创新系统必须有革命性的转变，即由保持一个军工科研生产“大摊子”向彻底突破原来的军工体制约束转变，由国家计划指导为主向市场机制为主转变。

但是，迄今为止，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仍还没有解决，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明显存在。我国还没有真正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科技体制；国家宏观科技管理体制还没有理顺，军、民科技部门都有权独立提出国家的科技计划，部门之间缺乏协调，造成不少科技资源重复使用；促进科技创新的政策协同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对国家（军用、民用）科技计划的评估和监督机制还很不完善；政府的管理职能没有发生重大转变，科研院所的管理体制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防科研院所的体制改革滞后；在市场化的改革中，基础类、公益类科研院所的科研活动受到冲击；国防科技创新系统和民用科技创新系统分离的格局没有发生重大改变。

通过从宏观、中观、微观层次分析了国防创新系统和民用创新系统之间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我们认为当前建设军民融合创新体系的主要障碍，在于现有军工体制的封闭性和垄断性，在于其内部体制和机制，致使非军工领域的优质科研生产资源无法在国防创新系统中充分发挥作用。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首先是“路径依赖”因素。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特别是国防创新系统，是在模仿前苏联体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创新能力是在仿制国外武器装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是在技术模仿起步，待技术开发能力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开始培育基础研究能力特别是原始性创新能力的。从总体上讲，我国在军事装备方面只是一个技术跟踪者，而不是一个军事装备发明者。其次是制度因素，即政策环境因素。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特别是国防创

新系统，是在计划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对国防创新系统来说，这一转变尚没有从根本上完成。时至今日，计划经济的管理理念和手段仍然在我国国防创新系统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技术创新的理念没有真正落实，技术产品的商业化、产业化规模和程度仍然不是军工单位的主要目标和绩效考核指标。第三，社会文化和思想观念也对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特别是国防创新系统的演进有相当的影响。儒家文化和军工文化中保守和不积极的那些方面，特别是缺乏商业风险投资、研究开发合作等创新文化的必备精神，制约着创新能力的积累和提高。

从当前和长远的情况来看，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如果不能直面军民分割的现状，那么仍是不充分、不全面的改革。我们必须从事关国家和民族兴衰的战略高度认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性，加快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使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尽快得到彻底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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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双向转移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我们从西北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东北地区、西南地区调研的第一手资料着手，分析了这些地区国防创新系统技术“溢出”的情况以及民用创新系统为国防建设服务的现状。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军转民”经历了两次大的起伏。总的来看，军工单位从事民品科研生产走了一条“马鞍型”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国际国内形势做出了20年不会打仗的基本判断，决定国家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要求国防建设在一个时期“忍耐”发展。国家裁军100万人，军品订货锐减，许多军工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人员、厂房、设备大量闲置。军工企业为了寻找出路，陆续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军转民”调整，各种民品项目纷纷上马。一开始，军工单位开发生产民品很盲目，基本上是“饥不择食”“找米下锅”，盯住市场上的一般消费品，什么紧俏，就生产什么。从锅碗瓢勺到自行车、缝纫机、电风扇，甚至帮助农民收麦子，军工企业无所不为。在当时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军转民”生产的民用产品一度活跃了沉闷多年的短缺市场，提供了人民急需的生活消费品，缓解了军工

企业由于军品任务不足造成的困难。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整个经济形势的发展（同时，民用工业水平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推动民用需求层次不断提高。但由于大部分军工企业缺乏市场意识，产品升级换代和售后服务做得不好，也没有发挥出军工的技术优势，真正在市场上站住脚的产品不多。军工企业生产的相当一部分民品开始由畅销转入滞销，资金、能源、原材料紧缺，导致军工企业民品开发陷入低谷。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国家经济、科技体制调整形势的推动下，军工企业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开始把“军转民”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结合起来，进行“第二次创业”或“第二次革命”；进行了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民品发展开始纳入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轨道；军工企业由封闭型转为开放型，按照市场需求发展民品，不断提高了经济效益；军工主导民品和优势民品得到迅速发展，开始在能源、交通、航天、航空、船舶、光机电一体化、电子通讯、核电、环保等领域取得了较大发展。

我国“军转民”的主要成就体现在：推动了科技进步，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推动了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带动了地区经济技术发展；军工各行业基本形成了具有本行业特点的民品发展格局，形成了一批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大型知名企业集团。

当前，军工企业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以军为主的中央军工企业和应用基础类研究所，民品开发处于次要地位；以民为主的大型军工企业和军工科研院所，大多数在市场中站稳了脚跟；地方军工企业压力大，靠自己闯军品和民品两个市场；改制后的军工企业和研究所在市场经济中最具活力。总的来说，地方军工企业比中央军工企业军民结合搞得好，转制军工单位比未转制的军工单位军民结合搞得好，东部军工企业比中西部军工企业军民结合搞得好。

目前，军工企业在推进军民结合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主要体现在：大部分军工单位的思想观念、运行机制滞后于市场经济要求；军民双方的结合大多是军工部门与民用部门之间的“感情交流”，缺乏顶层从组织上、计划上的落实；由于管理体制的缺陷，企业缺乏研发民品积极性，对技术成果保护缺乏信心，对技术实施转化不够积极；科研与生产脱离，企业与科研院所“两张皮”，企业很少有实质性的研发活动，科研院所在追求小批量生产能力；在“军转民”过程中缺少融资渠道。

调研中发现，无论是民用科研单

位，还是民品生产单位，都对进入军品市场充满热情。同时，民用单位拥有为国防建设服务的丰富资源。部分民用科研机构和民用高等院校具有较强的基础研究实力，民用高技术及高技术产业化资源丰富，对构建军民融合的创新体系形成可靠的技术基础；目前被军方利用的民用科技资源仅是其中一小部分，民为军用的潜力很大；民用创新系统活力充沛，成长态势良好，军民融合在资源的综合利用上前景广阔。民用科技力量具有体制机制灵活的优势和创新活力，民营企业有强烈的人才意识、竞争意识和打拼市场的本领。但从总体上看，“民为军用”的速度和规模都不尽人意，尚处于起步阶段。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讲，体制机制仍是需要解决的关键制约因素。

当前我国军民两用技术产业化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主要体现在：“官、产、学、研”脱节，即国防科研与生产脱节，产业化上中下游脱节，中间环节薄弱，军工产业链与国民经济产业链脱节；管理体制分离，导致投融资分离和军民企业分离；军品市场没有向民用企业开放；没有形成系统的军民两用技术政策和产业化环境；军民融合的产业链延伸发展机制尚未形成，影响两用技术的产业化。

通过实地考察、会议座谈、问卷分析等，我们得出以下结论：绝大多数军用、民用科研生产单位支持建立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的设想，认为这是“军民结合”“军转民”的延伸与发展，是在国家层面贯彻落实“寓军于民”方针的新举措；加强军用、民用技术双向转移是大势所趋，只有经过成千上万用户使用过的产品才能充分暴露问题，经过改进提高才是可靠的，军队选用既省钱又放心；民用科研生产单位拥有为国防建设服务的丰富科技资源，对进入军品市场充满热情，而且相对于军工单位具有体制、机制、人才、技术引进等方面的优势；当前，需要继续推动“军转民”和“民转军”，形成良性互动的长期有效机制，只要这种双向转移和交互作用向深度、广度发展，就会产生更多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市场；虽然有些民用行业对军工也有一定的“行业壁垒”，但总体来说，民品科研生产领域对军工单位是开放的；对军工企业来说，参与建设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的过程既是机遇更是挑战，其机遇主要体现在有助于从体制和机制上理顺关系，使军工企业真正成为有自主经营权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市场竞争主体，其挑战主要体现在原来军品科研生产任务只有军工企业承担的垄断局面被打破，军工企业要面向更广泛的民用市场，竞争加剧

，压力加大；绝大多数的军工单位（除了极少数军工核心单位外），其将来的发展方向应是军民结合型的，既能承担军品任务，又能搞民品；军工单位在系统集成方面有较强的实力，现阶段军品型号的系统总体应主要依靠军工单位承担，一般分系统和配套件向全社会满足军品资质要求的单位，本着竞争的原则公开招标，开展广泛协作；民用高新技术企业承担军品任务在资金、管理和运行机制上较国有军工企业有优势，缺点在于企业系统集成能力一般偏弱，目前很难承担总体性较强的军品型号任务。

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和加速产业化是当前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一个战略重点。应采取的战略措施主要是：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和综合协调能力，充分体现国家战略意志；强化军民两用思维，树立军民一体创新观念；消除体制分离，建立多渠道产业化投融资体制；深化国防采购改革，打通军品和民品两个市场；加强国防科研机构的调整改革；创建两用技术转化平台，优化两用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环境；突出重点，实施军民两用技术产业化专项计划。

四、产业和区域如何推进军民融合：两个案例

我们选择我国信息技术与产业发展问题研究、四川绵阳市军民融合区域创新系统建设作为案例，进行了剖析。

四川绵阳区域创新系统建设是在军工科技资源富集的基础上起步的，经过三四年的努力，取得了突出的创新绩效。该案例可以为具有军工特色的地区建设区域创新系统提供借鉴和示范。案例分析表明，绵阳区域创新系统建设不仅得益于区域（地区）本身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国务院十个部委和四川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国务院部委间和四川省政府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绵阳区域创新系统建设是在全国军转民科技试点城市、全国技术创新试点城市、全国军转民科技园区等基础上进行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绵阳区域创新系统建设以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为突破口，转变政府职能，为企业、科研院所、学校提供有利于创新的软硬环境；军转民科技成果实现转化后，要实行军民分线管理，明晰产权，民品部分应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通过军地办学、“产学研”联合办学，是有利于军地双方学校、企业、科研院所发展的“多赢”策

略。

信息技术和产业是最具军民融合特征的高新技术和产业。我们回顾了我国信息技术与产业领域军民结合的历程，分析了我国信息技术和产业现状与存在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信息技术和产业的超常规发展，为军民结合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军工信息行业军民结合初具规模；军民结合的法律法规基础已经初步具备。目前，我国信息领域军民结合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在管理体制方面，信息领域军民结合战略协同不够；信息领域军民体系分割比较严重，产业链脱节；在法规制度方面，相关政策法规不完善、不配套；在运行机制方面，信息领域军民协调发展、良性互动的机制尚未形成；在技术创新方面，信息领域研究开发投入不足，自主知识产权拥有比例较低。我们还重点剖析了美国信息技术与产业领域实现军民结合的案例，总结了对我国的启示，并提出了加快实现我国电子信息技术和产业军民融合的政策措施建议。

五、世界主要国家推进军民融合的主要做法

我们重点考察了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德国、日本、以色列、印度等典型国家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建设的演进过程、发展趋势和经验教训。这些国家根据国际环境和本国国情采取了不同的推进军民融合的政策和做法，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归纳起来，主要有“军民一体化”（以美国、英国为代表）、“以民掩军”（以日本、德国为代表）、“先军后民”（以俄罗斯、印度为代表）和“以军带民”（以以色列为代表）等四种模式。

各典型国家经历的发展道路虽不尽相同，但是，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层面积极推进军民结合，是世界主要国家采取的共同发展战略和政策取向；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应当同时兼顾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的需要；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建设，是国家行为和国家意志的反映，因此要依靠国家政策和军政部门协同推动，仅仅靠一两个部门解决不了问题；“军民融合”不仅要依靠技术创新，而且要依靠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来实现；“军民融合”并不是适宜于一切技术项目的，推进军民融合要选择适当的产业和技术项目。

六、建设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的政策涵义

进一步贯彻“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战略方针，推动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应该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中心内容。为了满足我国现代化

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对国家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要求，我国应该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到2015年基本建成满足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需要、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科学技术发展规律、高效运转的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实现军民融合的主要标志是：国防科技基础与国家民用科技基础、国防工业基础与国家民用工业基础实现有机结合，融为一体；军用、民用高新技术双向顺畅转移，创新源头（基础研究）实现军民统一规划；军用、民用优质高科技资源能得到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国家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有明显提高，掌握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并形成核心生产能力，同时满足国民经济现代化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我国建立军民融合创新体系的总体思路是：“政府主导，加强军民互动，两用技术切入，国防科研生产扩大开放，夯实创新基础。”

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涉及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应该按照综合集成、分步实施的原则，逐步推进。为了实现上述战略目标，“十五”末期和“十一五”初期为前期准备阶段，即军民融合国家创新体系的总体规划时期；“十一五”时期，应主要在顶层设计上下功夫，积极推进军民两大创新系统融合的基础性建设，以民促军，加强军民互动；军工加快引进竞争，为推进“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打基础，为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建设管理改革提供动力；“十二五”时期，将全面推动军民两大创新系统融合，建立国防科技工业新体制，实现竞争、评价、监督、机制“四个机制”的顺畅运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考虑到军民融合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高度敏感性，我们建议近期应从加强军民互动入手；从长远上讲，应从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改革入手。

加快建设军民融合的国家创新体系，核心内容是促进创新要素的良性互动，整合创新要素网络，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和效率。

具体的政策措施建议是：

1.加强国家创新体系中各主体之间、创新链各环节之间的军民互动，包括建立分级别的国防建设需求信息发布制度，建立军、民供需对话机制，组织军、民两大领域专家和管理人员的交

流，实现基础研究计划的军民融合，军民共建两用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中心，推动军民之间、部门之间科技资源共享，发挥有关中介机构的作用，推进军地科教合作，加强人才队伍培养，等等。

2.开展军民融合创新体系试点工作，加强军民融合的区域创新系统建设。

3.设立权威的军、民高层领导协调机构。

4.搞好总体规划，统筹兼顾，发展军民两用技术项目，促进军民两用技术产业化。

5.积极稳妥地推进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深化武器装备建设管理体制改革，包括营造有利于竞争的体制环境，提高竞争层次、扩大竞争范围，深化军工企业体制改革，保持军工核心能力，对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设立专题评估，等等。

6.鼓励有条件的民用科研生产单位进入军品市场，是当前推进军民融合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大举措。具体措施建议有：尽快出台民用科研生产单位准入制度；扩大军品科研项目的招标投标范围；给民用企业公平的税收优惠政策；研究完善军品保密制度；完善军用标准体系；建立健全相应的监管制度，等等。

七、结束语

构建军民融合的创新体系，是当前世界新科技革命不断发展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提出的紧迫要求，是提高国家科技竞争力的紧迫要求，也就是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的集中体现。这实质上也是对贯彻“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方针提出了更现实、更高的要求。

当代综合国力的竞争实质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是创造、应用和转化科学技术成果效率的竞争。国家竞争力不仅取决于现有的科技生产能力，更取决于面对挑战自我调整组织和运行机制的能力，取决于解决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能力。国家的长治久安，国家提高竞争力和创新绩效的要求，再也不能容许军工垄断和封闭倾向继续发展。这一问题，应当在十年之内，最迟在2020年之前，有一个根本性的解决。

第五篇：两化融合基本情况

两化融合基本情况 北京XX有限公司

发展历程和阶段

北京巴布科克·威尔科克斯有限公司信息中心隶属于总工程师办公室，主要负责公司整体信息化的建设。北京XX公司的信息化建设方针为：“统筹规划、分步实施、有限目标、重在实效”，围绕企业整体发展规划，制定信息化建设的总体目标和框架，细化阶段目标和重点任务，集中资金、资源，重点突破，解决瓶颈，以点带面推动“两化”建设。在此方针指导下，经过十多年的信息化建设与积累，信息中心已完成了中心机房建设、OA信息化办公平台建设，PLM、QMS等众多信息系统的建设工作，为公司建设了一条强劲的数字神经网络，充分发挥网络的力量，给公司信息化建设提供一个稳定安全的计算机网络平台。初级阶段（2003年至2007年）：2003年，公司正式成立信息中心，开启了北京XX公司的信息化建设之路。2004年，公司编制了信息化发展总体规划，并在规划指引下完成了中心机房的建设，制定了信息类管理制度，全公司实现办公部门计算机普及，搭建了覆盖全公司的局域网并搭建域管理环境；在工程设计部门全面实现图文档电子化，PDM系统投入使用，实现了产品设计流程管理；在财务方面引入金蝶K3财务管理软件，实现财务信息化。2007年，北京XX公司通过了美国XX公司安排的专业审计公司的IT审计，全面实现软件正版化，为公司的信息化发展铺设了良好的基础环境。发展阶段（2007年至今）：2007年起，北京XX公司的信息化建设开始大踏步前进，2009年公司制订“十二五”信息化发展规划，按照公司长远战略目标，构建了企业信息化总体架构和总体流程，并按照此架构统筹规划，分步实施。先后建设了OA办公平台、移动办公平台、XTERP企业资源计划系统、QMS质量管理系统、CAPP智能工艺推理系统、基于ITIL理念的ITSM（IT运维管理系统）等平台和系统，并将PDM系统升级为PLM系统，与CAPP、QMS实现数据同源，与XTERP系统集成，使设计者可以直接查看调用库存材料，初步实现设计、工艺、采购、质量、用户服务的应用集成。同时，北京XX公司非常注重新技术的使用和推广，2013年起，公司将服务器虚拟化的成功经验延伸至客户端虚拟化层面，利用虚拟桌面技术降低企业硬件投入，并实现对客户端数据的服务器级别保护。2015年北京XX公司制订“十三五”信息化发展规划，在“十二五”规划的总体架构基础上，提出“总部+基地”的建设规划、“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等全新内容，并将两化融合思想纳入“十三五”规划中，致力于实现信息化战略目标：打造全球化、精益化、专业化、绿色化和可视化的智能工厂，实现智能制造。信息化建设管理机制

IT队伍是信息化建设的主导力量，为加快推进公司信息化建设工作，加强对信息化建设的统筹规划和组织协调，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北京XX公司于2005年将原信息中心从公司行政部调整至总工程师办公室，由公司总工程师直接负责管理。

建立信息化制度手册：为规范员工合理的使用网络和信息化平台，北京XX公司相继制定了《信息设备管理制度》、《信息系统安全管理制度》、《OA系统文件安全性管理》、《信息系统管理制度》等一系列管理文件，为信息化建设和运行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建立IT服务审批流程：在OA系统中创建IT服务类业务流程审批，软件安装、硬件维修、应用系统账号注册/调整、密码重置、内外网接入等申请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主要内容和做法 信息化基础环境建设：北京XX公司建有数据中心机房一个，容灾机房一个，位于厂区不同建筑内。公司主干网络由千兆光纤互联，百兆到桌面，以保证员工的正常网络应用。网络接入方面，公司通过两条50MB企业级光纤接入互联网，互为备份。数据安全方面，公司采用近线备份、盘阵存储、磁带库、容灾机房四层保护机制，保证核心数据的秒级别数据备份。网络安全方面，公司配备了硬件防火墙、防毒墙、远程安全评估系统、漏洞扫描系统、防垃圾邮件网关等多层防护设备，另有上网安全管理系统，保证外网访问的安全性，同时通过内网准入设备，对接入公司局域网的各种设备进行严格管理和控制，保证公司内网安全。办公自动化建设：公司于2007年开始OA办公平台的建设，于2008年投入使用，并相继于2009年、2011年和2013年对OA系统进行功能扩展，实现了各部门收发文、企业邮箱、70项业务流程审批、体系管理、会议管理、报表管理、即时通讯平台和移动办公等功能。同时作为企业内部门户网站，内设PLM系统、QMS系统、考勤系统、安全监控系统的登录链接。产品数据管理系统（PDM）和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PLM）的建设：PDM系统作为公司工程设计部门的核心应用系统，自2003年投入使用后经过四期的建设，先后实现了图文档管理、打印管理、更改管理、设计流程管理、配置管理、版本管理等功能，并于2014年12月完成了向B/S架构升级的工作，全面升级为PLM系统，在继承了以上功能的同时，增加三维设计管理和项目管理功能，实现了企业各个部门之间产品数据的协调应用，对公司的协同设计和协同制造都有深远的意义。模拟仿真技术和参数化设计的应用：通过CFD数值模拟技术模拟锅炉设备中燃烧系统的温度场、化学场和燃烧特性，并预测污染物（如NOx，SOx等）的生成，以便有效地优化设计，提高锅炉运行的可靠性和运行效率。通过有效的参数化设计，提高设计效率降低设计错误，并直接将材料属性汇总于PLM系统中，为CAPP及XTERP提供准确的原始数据输入。

质量管理系统（QMS）的建设：系统第一阶段（质量策划文档管理、质量记录管理、供应商管理中相关质量文档管理）于2012年11月交付使用，使北京XX公司质量管理工作由原来的人工管理迈进了信息化管理时代。2013年10月起，随着软件第二阶段（材料入库检管理、计量管理）的交付使用，质量管理系统（QMS）正式建立完成，目前已成为公司核心应用系统。该系统实现了产品设计制造过程中对质量活动的信息化管理和数字化记录，包括质量的计划、组织、指挥、控制和协调实现对设计开发、生产、供应等工作有机协调和运作，形成从质量标准、质量控制、质量分析到质量追溯的完整管理体系，为产品质量策划、质量实施、质量纠正和完善提供重要的支撑体系，促进产品质量的持续改进。财务管理系统的建设：金蝶K/3财务管理系统面向企业财务核算及管理人员，对企业的财务进行全面管理，在完全满足财务基础核算的基础上，实现集团层面的财务集中、全面预算、资金管理、财务报告的全面统一，帮助企业财务管理从会计核算型向经营决策型转变，最终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财务管理系统各模块可独立使用，同时可与业务系统无缝集成，构成财务与业务集成化的企业应用解决方案。工艺过程管理系统（CAPP）的建设：通过CAPP系统，实现了材料限额编写、工艺流程专家库、过程卡编写、工艺流程管理等功能。目前该系统正在进行全面升级，由C/S架构应用升级为B/S架构应用。从功能上实现冷作、焊接、机加工、锻件、通用件、工装设备、技术资料等各专业工艺和基础工艺资源数据的统一管理和应用，系统内部实现数据共享，并可与PLM、QMS等系统集成。企业资源计划系统（XTERP）的建设：企业资源计划系统为合作方结合我公司的物料编码系统开发的一套库存管理系统，并与PDM/PLM集成，实现设计过程中直接调用材料库存等功能。人力资源系统的建设：在用友U8的信息系统平台支撑下，通过全面人力资源管理提升管理能力，从而推动人力资源战略的实现。主要模块：员工信息管理、员工招聘、薪酬管理、培训管理、组织结构管理、考勤管理、合同管理、激励管理、人才库。项目管理系统的建设（P6 & PROJECT）：MS Project可以快速、准确地创建项目计划，帮助项目经理实现项目进度、分析和预测，缩短项目工期。MS Project为工程部的工程设计提供了有效的计划时间，从而使项目设计周期更加准确。未来将集成到PLM系统中。

Primavera P6具有高度灵活性和开放性的、以计划---协同---跟踪---控制----积累为主线的企业级工程项目管理软件，为公司项目的全程保驾护航。目前主要应用于海外项目的全程管理。IT服务管理系统（ITSM）的建设：北京XX公司参照信息技术基础架构库（ITIL）最佳实践，以BMC公司的Reamdy软件为基础平台，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建设了北京XX公司IT服务管理系统。系统包括服务台、事件管理、问题管理、变更管理、信息类资产管理、合同管理、CMDB库、知识管理等模块，实现了IT运维流程标准化、IT运维人员专业化、IT运维可视化、工作结果可量化，并且创建了公司级的IT知识库。

新技术的应用和建设：北京XX公司采用虚拟化技术，将数据中心的服务器、存储设备、网络设备整合后虚化成资源池，进而使用数据中心发展出自动型、灵活性、可扩展性的优势。

采用市场上主流的虚拟化软件，北京XX公司成功部署了办公系统、财务系统、生产管理系统等虚拟化系统，以及工程绘图技术人员专用的二维、三维制图虚拟客户端。经验体会

北京XX公司一直把信息化建设作为公司战略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从人员组织、项目建设、资金配套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保障。一是企业领导高度重视，企业“一把手”亲自审定信息化规划，积极推动“两化”工作的开展；二是机构健全，并由总工程师直接管理信息中心的工作，极好地协调各个部门之间信息化工作的开展；三是加大资金的投入，从2011年至今，用于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系统开发的资金达2618万元。主要成效

1、创建企业私有云，实现绿色数据中心：

（1）有效地解决关键业务的连续性。通过建立私有云，解决服务器的宕机问题，各个系统之间均有冗余机制，确保了关键业务的连续性。各信息系统能实现平滑迁移，不影响各系统的正常使用，同时也可以动态分配服务器资源，节约了采购物理服务器等设备的成本。

（2）解决软件许可问题，并改变传统的计算机运维模式。通过虚拟服务器和虚拟客户端的集中管理、桌面云的实施，工作人员可以通过瘦客户端访问虚拟机，不仅实现分配资源的统一性，软件成本的降低，同时运维人员可以随着随时进行远程维护，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运维成本。

（3）改变传统的企业信息建设模式。传统的建设模式采用冗余服务器加信息系统软件的建设思路，这样给机房带来了电力、空间、空调等一系列问题，而且服务器的利用效率很低，通过云计算，可以实现资源共享，动态分配，逐步淘汰升级，最终达到节能、环保低碳，实现绿色IT。

（4）在云计算系统上部署信息应用系统，减少了IT重复投资。

2、产品生命周期管理，企业主营业务流程贯通： 北京XX公司通过PLM系统、QMS系统、XTERP系统、CAPP系统与规划中的MES系统，与模拟仿真技术、参数化设计和项目管理软件相结合，构成北京XX公司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目前已实现产品设计、工艺、质量和售后管理的一体化协同工作平台，并为制造系统的建设预留数据接口，使得公司能够及时、有效的获取已有的知识积累，将产品研发过程中的人、数据和过程组合在一起，以此来支撑企业的技术创新，实现企业设计数据、工艺数据、制造数据、售后服务数据、资源数据和生产数据及研发业务过程的协同，并提供企业内协同工作技术支撑环境，实现真正的产品数据、业务过程的高效协同管理。虚拟仿真技术的应用使得设计过程更加直观，减少设计错误和不合理情况。质量管理板块使得公司每一个产品都拥有独立的质量大帐，原材料和部件检验结果将能够直接录入系统，提高检验部门的工作效率，降低纯人工操作带来的错误率，使得质量管理贯穿产品生命周期。

3、办公平台和移动办公平台，助力企业提升行政审批效率：

通过OA办公平台内容的逐步丰富，以及即时通讯软件、移动办公软件的推广使用，使企业的行政审批工作不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审批效率得到实质性的提升。信息化办公系统的全面使用，也使无纸化办公理念得到普及。

获得奖项： 14项软件著作权

2009年，《加强信息化管理，打造企业绿色数据中心》获北京市第24届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二等奖

2009年，获北京市制造业信息化科技示范工程 设计制造管理集成应用示范企业称号

2009年，在科技部“十一五”制造业信息化科技示范工程中，荣获北京市制造业信息化——设计制造管理集成应用（“两甩综合集成”）示范企业称号

2010年，获e-works中国制造业信息化门户网颁发的“2009中国制造业信息化应用领先奖”

2011年，《深入IT治理，构建强劲有力的企业数字化神经网络》获北京市第26届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二等奖 2013年，《论装备制造业战略转型中的信息化服务精细管理》获北京市第28届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二等奖

2013年，通过北京市使用正版软件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的软件正版化检查，获2013年市属国有企业软件正版化工作先进单位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