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国有企业三项制度改革浅议(含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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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深化国有企业三项制度改革浅议

深化国有企业三项制度改革浅议

摘要:认真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国有企业内部改革的要求,以人事、劳动和分配三者改革为突破口,完善制度、创新机制、强化管理。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健全干部能上能下机制;深化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健全员工能进能出机制;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收入能增能减机制。真正形成管理者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分配公平合理的经营机制,充分激发人的活力和创造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企业活力,不断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和发展能力。

以人事、劳动和分配三者改革为突破口,完善制度、创新机制、强化管理,“深化企业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制度改革。”——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深化国有企业内部改革提出的明确要求。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涉及用人管理、劳动关系、薪酬分配三项制度的改革,事关企业干部职工的切身利益,是目前国有企业全面深化内部改革的关键。

一、目前国有企业三项制度改革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国企一直在探索三项制度改革。1992年破“三铁”、1998-2000年在国企改革三年攻坚战中已经明确并开始全面改革国企三项制度。1992年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2001年对全面推进三项制度改革作出了具体部署。同时与三项制度改革相配套的社会保障制度也逐步建立和完善。但是后来因为一时的就业和维稳压力大,加上具体措施和执行上有偏差,改革逐渐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政策性破产中越来越强调国企职工身份,并与实际经济利益挂钩。非国有投资 1 者兼并重组国企时除了要保证职工就业,还要通过“买断工龄”等方式转换国企职工身份。国企职工劳动合同成了身份的象征,劳动用工市场契约功能退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十年,国企改革以推进兼并重组和政策性破产为主要内容,实际是将重点放在部分国企结构调整和脱困上,真正的体制机制改革不多。虽然绝大多数国企形式上都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内部人事、劳动和分配三项制度,实际基本不管用,还是说得多做得少,企业管理人员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机制未完全建立起来。

三项制度改革不到位导致许多改革虽然喊了多年,却往往流于形式。国有企业及其领导人行政级别虽然形式上取消了,实际却依然存在。法人治理结构名义上建立起来了,却很难有效运作。内部激励约束机制说是建立起来了,却很难说薪酬与贡献挂钩,引人注目的反而是企业领导和普通职工收入大幅拉开,一些垄断行业国企员工收入水平畸高。

具体表现在:一是人事管理仍然套用行政管理模式,“行政化”色彩浓厚,与“建立健全有别于行政干部的企业经营管理者选聘、考核、奖惩和退出机制”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二是多数企业市场化用工机制尚未形成,劳动用工依然存在能进不能出、人浮于事的情况,许多企业员工依然抱着铁饭碗的管理观念,与员工岗位相联系的合同管理、绩效管理等机制普遍不健全;三是薪酬分配能升不能降,关键岗位、高素质紧缺人才的薪酬水平低于市场化薪酬水平,劳动力市场供应充裕的通用岗位、辅助岗位员工的薪酬水平却高于市场化薪酬水平,“该高不高、该低不低”的问题突出。

二、深化国有企业三项制度改革的重要性

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加快,一些国有企业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在内部人事、劳动、分配制度改革方面进行了积 2 极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内部改革不到位,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企业内部竞争机制、有效激励和约束的机制没有形成,严重影响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和市场竞争能力的提高。

深化企业“三项制度”改革,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需要,是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措施,是充分调动企业干部职工积极性、激发创造力的重要途径。通过推进“三项制度”改革,把职工的责、权、利和企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利于实现职工与企业同舟共济、共谋发展,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效率和效益,进一步增强企业的活力和市场竞争力。

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既是深化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又是企业管理提升的重要基础,更是企业活力的重要源泉。如果三项制度这一企业内部的机制,不能有效运行,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提升难以实现。深化国有企业三项制度改革只有动真碰硬,企业才能增强活力,提升竞争力。当前,要把深化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作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大工作力度。

三、深化国有企业三项制度改革的主要途径

(一)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健全干部能上能下机制

干部“能上能下”是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核心任务,是干部队伍优化结构、提高素质的关键所在。“能上”就是选贤任能,使能者得其位、尽其才;“能下”就是新陈代谢,优进劣退,是一种淘汰机制,更是一种活力机制。

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上,要坚持党管干部、任人唯贤的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坚持注重业绩、群众公认的原则,坚持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进一步完善民主推荐和民主测评制度,加大竞争性选拔工作力度,用 3 好各年龄层次的干部,加大领导人员能上能下特别是下的力度,加强领导人员交流,加强和改进人才管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规范管理,合理增加企业管理人员市场化选聘比例,建立市场化退出机制,积极探索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企业要通过完善领导人员发现培养、选拔任用、考核评价、激励约束机制,培养造就一支具有国际视野、开拓创新精神、引领产业发展的优秀企业家队伍和一批职业素养高、市场意识强、懂经营善管理的职业经理人队伍。

一是在干部选用上,要畅通干部职业生涯成长通道,建立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为基本特征的干部选用机制,积极探索经营管理人才的聘任制和任期制,实行契约化管理;二是在干部考评上,要坚持以业绩、能力和贡献为导向,做到德才兼备、注重实际、群众公认,实行领导干部考核常态化、后备干部考核动态化,形成一套科学规范、运作有序的干部评价考核机制,做到“上”之有凭,“下”之有据,充分激发各级管理人员的岗位竞争意识和职业风险意识;三是在干部培养上,要根据干部队伍的特点,健全培养机制,建立分层分类的教育培训体系,不断提升干部队伍的素质能力。

(二)深化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健全员工能进能出机制

员工“能进能出”的用工制度是用人单位因使用劳动力而与劳动力建立劳动关系的一种基本制度,直接关系到经营机制的完善和企业活力。应根据生产经营需要,面向社会、条件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录用员工,科学设置岗位,推行岗位管理,构建员工正常流动机制。

在劳动用工上,对标同行先进,推进市场化用工,依法建立合同契约化管理为核心、岗位管理为基础的市场化用工机制,优化企业用工结构,规范用工形式,畅通进出渠道,形成正常流动机制。推行以劳动合同制用工为主、以劳务派遣用工为辅的用工形式,合理控制人 4 员总量,优化用工结构,建立适合各类人才的发展通道,全面实行全员竞争上岗制度,多渠道安置分流人员,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根据企业经营发展战略,制定企业劳动用工中长期规划,做好劳动用工计划管理,科学设置岗位,规范定岗定员。一是开展人力资源统计盘点工作,全面掌握员工队伍现状,加大核心人才、骨干人才、急需人才等人才引进力度,减少辅助类人员比例,不断优化员工队伍结构;二是把好新进员工入口关,对新进应届生,要选择价值观与企业匹配、综合素质好、发展潜力大的高潜质人才,充实人才队伍;三是打开员工退出通道,充分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对违反劳动纪律、工作敬业度不够、业绩贡献不大、素质能力不胜任等情况的员工,依法按照劳动合同给予正常解聘;四是充分发挥考核的“指挥棒”作用,建立健全员工绩效考核机制,规范员工日常绩效考核和聘任期内业绩考核,把考核结果充分应用到薪酬激励、职位升迁、培养培训等各个方面;五是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用工行为,营造“能进能出”的管理氛围,促进员工思想观念的转变,逐步探索经营困难时期的裁员机制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市场竞争力的减员机制。

(三)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收入能增能减机制

收入“能增能减”是三项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充分调动职工积极性、主动性和激发创造性的动力所在。实行岗位工资制,变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以岗定薪,岗变薪变,工资能升能降。

在职工薪酬上,以建立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与增长机制为标志,调整企业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切实解决该高不高、该低不低的问题。建立完善的绩效工资分配体系,坚持市场导向、公平公正的原则,将职工收入与企业效益挂钩、与岗位业绩挂钩,分配向重点、关键岗位和一线艰苦岗位倾斜,保证职工收入的稳步增长。

改进工资管理,健全工资总额与企业效益挂钩机制,建立以市场化为导向与经营业绩和岗位责任相匹配的内部收入分配体系。一是在工资总额限定情况下,注重优化内部分配结构,合理拉开不同员工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收入分配向优秀人才、骨干人才、一线岗位适当倾斜;二是完善个人收入分配结构,合理设定固定工资和浮动工资比例,形成灵活有效的收入调节机制,实现员工收入能升能降;三是完善“两个考核”,一个是全员的业绩考核,一个是企业经营业绩考核,科学设置考核指标,强化考核结果在薪酬上的应用,高管薪酬与企业经营业绩考核紧密挂钩,普通员工的收入在企业经营效益前提下,与个人业绩紧密挂钩;四是注重人力资本激励,加大按管理、知识、技术等要素参与分配的力度,对核心人才、技术骨干等探索实施股权、期权、分红权等多种中长期和短期激励方式,在混合所有制企业探索实施员工持股,激发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五是树立全面薪酬理念,除了物质激励之外,采取神激励、环境激励、赏识激励等多种激励方式,进一步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完善职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员工人文关怀,注重感情留人,以弥补由于工资总额管控带来的工资增长有限问题。

四、深化国有企业三项制度改革要注意的问题

深化三项制度改革,是一场深刻的企业经营管理的变革,企业管理者要提高认识,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把三项制度改革作为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虽然许多国有企业在三项制度改革中取得初步效果,三项制度改革任重而道远,深化三项制度改革,还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坚持市场导向,积极稳妥推进,做好配套改革。三项制度改革涉及面广,难度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做好总体设计和系统谋划。市场化是改革的总基调,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决定性手段,三项制度只有实现与市场的有序衔接,企业才有参与市场竞争 6 的基础条件。要认真研究所属单位情况,结合实际条件,统筹部署,循序渐进,防止“冒进”脱离实际或“不进”裹足不前。在推进三项制度改革的同时,努力推进公司治理、组织设计等相关领域的改革,实现协调配套,巩固改革成果。

第二,坚持做好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将三项制度改革与激发职工活力相结合。深化三项制度改革,是一项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要工作。要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和工会等群众组织的作用,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有针对性地做好职工思想工作,引导广大职工转变观念,提高对改革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使职工理解改革,积极参与改革。同时,要保障职工的民主权利,对改革中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要审慎对待,认真解决。要关心职工生活,特别要关心困难职工、下岗职工和离退休职工的生活,通过多种途径,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切实保障职工的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

第三,坚持将三项制度改革与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相结合。严格掌握相关政策和规定,打破身份门槛、部门界限、岗位区别,坚持“公开、公平、竞争、择优”的原则,将品德优秀、技术精湛、工作胜任、职工公认、口碑良好的人员选拔充实进各级管理人员中,尤其要做好单位“带头人”的选拔工作,实现人力资源的高效配置,更好地促进安全生产经营工作。

第四,坚持将“三项制度”改革与提高企业整体效率相结合。国企改革最终目的就是实现企业与职工的“双赢”目标,要切实加强对改革的指导,对改革中出现的一些突出问题要及时沟通研究对策,从提高整体效益的角度出发,找出影响企业可持续性发展的症结问题,为企业创造改革条件,以此推动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和企业可持续性健康发展。

参考资料: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 7 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2013 年11月12日。

《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基本规范》(国 办发[2000]64号)2000年9月28日。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内部人事、劳动、分配制度改革意见》(国 经贸企改[2001]230号)2001年3月13日。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关于深化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核企发 [2014]49号)2014年11月24日。

《中国航空报》(中国航空集团)2014年1月20日。

第二篇:关于国有企业三项制度改革的思考

关于国有企业三项制度改革的思考

三项制度改革在国企面临很大阻力。之所以推进困难,是由于三项制度改革需要打破原有体制和思想认识,极大触动部分人的利益。如果三项制度改革不成功,国有企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这一长期、普遍的问题将得不到解决,上世纪九十年代大批国有企业破产、倒闭现象的重演只是时间问题。事实上,正是因为朱镕基总理在任时大刀阔斧地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三项制度改革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使当时的国企能够减轻包袱,轻装前行,后续才会有国企的壮大繁荣。受历史条件和其他多种因素制约,虽然朱镕基总理雷厉风行,虽然过程中上千万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做出了极大的个人牺牲,但改革仍远未到位。上一届政府任内,中国通过加入世贸组织融入世界经济格局,经济持续高速发展,部分国有企业通过其行业、资源垄断地位获得巨额利润,掩盖了其资产效率低、人员冗余的问题,也削弱了改革的迫切性,改革停滞不前。随着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下行,中国经济逐渐步入中速发展的新常态,朱镕基总理改革的红利逐渐耗尽,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降幅明显,固有问题又开始突现,三项制度改革再次受到关注。

在三项制度具体推进过程中,有如下问题及表现:

一、近年来,国有企业对工作不尽责、业绩表现差或者具有廉政问题的管理者加大了处理力度,但总体而言,仍属于零星现

在着浓厚的平均主义思想,而企业简单、粗糙的绩效评价体系和陈旧、落后的薪酬制度又难以为二次分配提供有力支撑,甚至反过来成为一种限制与障碍。此外,经济繁荣时期持续的收入增长,给员工带来不切实际的过高预期,产生收入只增不减的错觉,未真正意识到个人收入最终要与企业经营效益挂钩。在经济放缓时期,薪酬总额增长幅度有限甚至出现缩减,企业管理者难以再通过做加法来调节分配结构,拉开收入差距的难度变得很大,由于代理人问题,一些企业管理者为了稳定员工队伍,往往会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在收入分配上出现“平均主义”的倒退倾向。总体而言,国有企业在收入能增能减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仍然不够到位。

三、“员工能进能出”是三项制度改革中最为棘手的问题,也是推进最不力的一项工作。从“能进”的角度看,一方面,政府要求国有企业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每年都要吸收一定数量大学毕业生、退伍军人等,这其中有一部分人员并不符合企业对工作岗位的要求,或者超出了企业的消化吸收能力,从数量和质量的角度来说,企业招了不想要招的人。在市场形势好的时候,仍然是由于代理人问题,企业管理者往往只顾当前业务拓展和经营指标的完成,不考虑人事效率的提升和未来市场下行的风险,盲目扩大员工队伍,职能部门的人数也随之扩张,在经济下行、市场萎缩时,渐呈尾大不掉之势,此时,企业母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往往会采取“零招聘”、“一事一议”等矫枉过正的方式进行管控,实属无奈之

对那部分“辞退等于失业”的国有企业员工来说,这种痛苦显得更为强烈,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了保住工作或是采取过激行为(严重时会扰乱企业正常经营,甚至导致群体性不稳定事件),或是通过信访举报密集反映企业和管理者的各类“莫须有”问题,使国有企业管理者焦头烂额、疲于应付,大大制约裁汰冗员的决心和力度。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不在员工,而在企业。正常的人员流动对于一家健康的企业是必须的,否则,优秀人才招不进,冗余人员退不出,长此以往将产生恶性循环,员工队伍里劣币驱除良币,企业经营效益受到严重影响。国有企业不应该养人,养人不是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有些国有企业在职工在岗时不严格管理、认真培养,待到出现严重效益滑坡,不得不裁减人员时,又以职工能力素质不符合要求将其辞退,这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只有将员工培养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人才,使其在面对经济波动、市场竞争激烈的不利形势时,仍有生存空间和立足之地,才算是真正尽到了企业社会责任。

如何破解国有企业“三项制度改革”难题?关键还在于推进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提高市场化程度,尤其是要建立起规范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和市场化的用人、取酬机制。对于一家治理结构完善的市场化公司而言,“设多少管理者”应该由公司董事会讨论决定,“拿多少收入、保持什么规模的员工队伍”应该由市场来决定,不存在精确的公式和硬性的指标。现代化企业制度建立之日,即是三项制度改革坚冰破解之时。

第三篇:粮库深化三项制度改革汇报材料

粮库深化三项制度改革汇报材料

今年以来,××*库根据总字[2005]1号文及集团总结会精神,紧紧围绕“调动积极性和激发创造性”这一目标,继续深化和完善三项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了行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增强了企业活力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在用人制度上,始终坚持“看成绩论英雄,以贡献定升降”的原

则,彻底打破“论资排辈”的用人思想。对中层干部全部实行竞聘,按照先述职,再评议的程序竞选,今年有一名同志落选,三名同志竞争上中层岗位通过干部竞聘,增强了他们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激活了干部队伍,干部队伍工作热情空前高涨。

深化用工制度改革。该库把市场机制引入企业内部,对每一个岗位都实行了竞争上岗。为增强在岗员工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切实加强对员工的日常管理和监督,制定了《员工待岗、下岗管理实施细则》,实行半年考核与日常管理相结合,由部室(科长、科室人员),库(主任、考勤主任结合企管部)进行管理和监督,按比例形成动态管理机制,做到常抓不懈。塑编公司一名员工因违反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公司对其做出了待岗半年的处理。调运部一名员工因擅自脱岗,给单位造成一定影响和损失,单位对其做出了待岗3个月的处理。目前,企业内部形成了人人思干,个个争当优秀员工的良好工作氛围。

在分配制度上,严格按照集团总公司“三个差别”的要求,进一步拉开分配档次。一般员工工资分基础工资、岗位工资和效益工资三部分,所占比例分别为30、30和40,每月计发工资总额的80,其余20作为风险工资,年底经集团审计完成当年经济指标后,补发风险工资,如未完成当年经济指标,按实际完成比例发放。一般职工岗位工资分为三档:第一档为基数工资 50元;第二档为基数工资 30元;第三档为基数工资。工资分配制度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员工积极创收的积极性。

三项制度的改革激发了广大干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截止到目前,该库共中转车皮910车,同比增加210车,销售小麦203车,出口花生米21箱,白瓜子2箱,辣椒3箱,瓜子仁3箱,产销编织袋170万条,大酒店营业额80万元,实现了首季开门红。

《粮库深化三项制度改革汇报材料》

第四篇:三项制度改革措施:关于国企深化三项制度改革的措施探讨

一、引言

人力资源作为影响企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其是对企业进行管理的核心和重要基础。面临如今经济社会发展的严峻挑战,国有企业怎样才能够赢得优势,稳定生存,是国有企业每个人力资源管理者需要思考的问题。进入新时期,国有企业已经紧随市场发展方向,对企业内部的劳动用工制度、薪酬分配以及干部人事进行了深化的改革,对各方创造性以及积极性进行调动,希望可以激活“人”的活力,为企业在面临今后的危机时能够有坚强的人才保障以及组织保证。

二、当前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问题

1.在国有企业人员选拔方面

国有企业因为人员权利高度集中的原因,在进行人员选用时还是经常运用领导相马制进行。这种方式导致选拔人员的过程在封闭的状态中进行,不够民主。部分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甚至是由政府进行行政任命。这样的用人体制,导致不管是选拔管理者还是聘用基础业务员都不够合理科学以及公开。

2.在考核国有企业人员方面

企业在自身的潜意识中充满着浓厚的政治气氛,导致行为政府化,重视“名”而轻视“实”。比如,在任命考核管理者的时候过度在乎候选者政治表现,但是部分业务骨干却由于不知道和领导搞关系而无法得到晋升,“又红又专”的标准到最后通常变成“红而不专”。

3.在开发人力资源方面

对人力资源进行开发是指通过持续性的、有计划的开发实施、培训以及教育计划,以使得整个组织和员工的绩效得到改善。现在,我国培训工作通常与人事部门分离且培训国企人员的方式比较单一。此外,培训活动通常由各个部门自己举办,讲课的内容老旧枯燥,大会培训的效果不佳。

三、国有企业三项制度改革概述

1.对国有企业干部人事制度进行改革

各级领导人员作为企业基业的基础是企业的核心人力资源。当前,国有企业对进一步改革干部人事的新方法以及新思路进行了持续探索,坚持实现从严监督管理,已经在改革干部人事制度领域开展了初步的有意义的尝试,并形成了公平公正、广纳群贤、能上能下的新的用人选人制度。

(1)实施能够突出重点的领导人员分层管理

对于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来说,对领导人员是实现分权还是集权管理是一个难点。国有企业最好依照管人、管事与管资产相结合以及抓好关键少数的原则,分类分层管理直属于国企的管理人员。需要注意的是,要把受直接管理的人数控制在百分之二十以内。这样一来,二级单位就可以按照自身发展需要以及公司规定,在管理权限内,实现自主管理,自主选聘、设岗。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观过去虽然由公司直接管理但是又管理不好的情况。

(2)推行去行政化的领导人员层级管理

对岗位实行层级管理,根据单位自身的管理幅度、资产规模、战略地位、独立经营程度等,设置领导人员岗位为从上到下的五个层级,然后每个层级对应部分职责,从而最终建立职位清晰、层次分明、科学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3)设置以业绩为导向的优胜劣汰机制

在一些国有企业中,已经出台了涵盖领导人员任期、、月度的“三位一体”绩效考核体系,形成了十分完善的优胜劣汰体系。月度考核结果将直接影响到月基薪,考核将直接影响到年薪。在此体系中,考核任期的周期是一年,每一年都会全面评价领导人员的德绩勤能廉,对考核结果优异的管理人员,给予鼓励性的奖励,对考核结果差的予以解聘。在实施考评时,要坚持以业绩为主要标准(70%)。

(4)推动以严字当头的干部监督管理

首先,要建立责任人问责制度,制定例如《领导人员问责及责任追究实施办法》之类的确切体系,对违反管理制度的问责方式进行明确。其次,要对审计、监察、纪检等多种信息进行整合,规范领导人员的日常生活。要把这项记录做成一本“明白账”。

2.推动薪酬分配制度的深化改革

(1)设立以业绩贡献与岗位价位为主要依据的岗位绩效工资制度

对每个岗位按照绩效分配工资,绩效按每个岗位的绩效考核贡献分配。此外,工资总额增量一般情况下要全部纳入到绩效工资管理中去,岗位工资标准一经确定不能随意更改,从根本上增强工资制度的弹性。其次,建立具有差别化的符合岗位特点的工资分配制度,薪酬分配要倾向于工作业绩优、岗位价值大的员工。对营销人员实行基薪加提成制,对科研人员按照项目计算,对从外部招聘而来引进的优秀人才实施协议工资制。总而言之,要对全员实施绩效考核,要让每一个员工都感觉到岗位的压力,坚决消除国有企业吃“大锅饭”的现象。

(2)实施推动人员发展的薪酬体系

为鼓励员工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可以表现积极,国有企业要健全建立覆盖操作、管理和技术员工的薪资晋升渠道,真正做到岗位能上能下、岗变薪变、按岗定薪,给所有工作人员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对给企业提升效益的关键人才提供相应的补贴。

3.进一步深化对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

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劳动组织管理是另外一项极其重要的基础工作,对企业的设计教育培训体系、用工策略还有员工总量等都有着重大的影响,直接关系到企业效益以及企业劳动生产率。国有企业用工机制的完善和建立要把岗位管理当作基础,把管理劳动合同的当作核心,推动“建机制、控总量、强素质、调结构”的各种工作,让员工能够实现能进能出。

(1)持续优化劳动组织

通过对标先进企业,从严编制战略目标定员、要严格控制管理人员人数在总数的百分之七以内。机关单位等要控制管理人员数量在总量的3%之内。

(2)用工模式实现多元化

根据工作要求以及岗位性质的差别,国有企业可以实行三类岗位的用工模式,采取劳动合同制在关键核心岗位用工上,采取劳务派遣制用工在可替代性、辅助性岗位上,采取临时用工方式在简单的劳务岗位上,并尽量减少第一类的岗位用工比例。实行“分开核算统计、自主切块使用,统一计划包干,”的管理方式,从单位工资总额中对新增劳务费用进行转移支付,形成约束劳务费用的机制,大大减少劳务费用的支出。

(3)强化员工合同管理

修订劳动合同文本,修订《劳动合同管理办法》,加强员工契约管理,补充不胜任、责任事故、违规违纪等解约的条款,让劳资双方都认识到自己的义务以及责任。新进员工必须在首次劳动合同期满时,考核岗位胜任力。

四、结束语

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一步步完善的大环境下,国有企业为了顺应时代需求必须对人力资源管理的绩效进行提升。国有企业应在时代的要求下重视人力资源的作用,对激励手段进行创新。

第五篇:深化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的思考

深化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的思考

摘要:深化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是我国深化改革、进行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一项重大任务。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在分配制度上还存在许多不公开、不公正、不公平的现象,深化改革具有极大必要性和现实紧迫性。深化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重点在于改革和完善职工工资福利制度、高管薪酬制度、企业税收制度、利润上缴制度、民主理财制度、劳动人事制度等各项具体制度;关键在于党政机关及其领导干部的清正廉洁和果断决策。

关键词: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科学发展;社会和谐

中图分类号:F12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8)05―0022―05

一、深化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不断探索和进行对国有企业分配制度的改革,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和成功经验,但从总体上看,在我国国有企业分配制度上至今还存在许多不公开、不公正、不公平的现象,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国有企业的健康发展,影响着公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不利于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这就使深化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具有极大必要性和现实紧迫性。目前国有企业分配制度上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一)国有企业与国家、与全国人民即所有者的分配关系问题。国有企业即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收益权理应属于全国人民,但是至少在过去10多年中国有企业利润不上缴,作为所有者的全国人民和人民政府的权益没有得到保障。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中央重视。从2007年10月起,央企国有资本收益已按“适度、从低”原则分三挡上缴财政部,其中,石油石化、电信、煤炭、电力、烟草五个行业的上缴标准为税后利润的10%;科研院所和军工企业三年内暂时不上缴;其余央企均按照5%的标准上缴红利。据了解,烟草企业及国资委监管的155家中央企业已从2007年10月起陆续向财政部上缴总额约170亿元人民币的企业红利。国有企业上交红利是国际的一个惯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新西兰、挪威、韩国以及瑞典等国都是如此,而且许多国家上交的红利一般为盈利的1/3至2/3,有的甚至高达盈利的80%-90%。有数据显示,2006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1.2193万亿元,税后利润达6252亿元,170亿元仅相当于税后利润的5%还不到。国企应该提高上缴红利比例,尽快“与国际接轨”。

(二)垄断企业与非垄断企业的收入差距问题。据统计,2005年按行业细分的职工年平均工资,证券业达5.64万元,航空运输业达4.96万元,其他金融活动达4.84万元,烟草制造业达4.28万元,最低的是林业职工,只有7250元。最高和最低的行业收入差距由2004年的7.5倍,扩大为2005年的7.8倍,比1978年的1.3倍扩大了6.5倍。若包括高收入行业的奖金和工资外收入,则行业差距更大。据报道,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2006年5月表示,当前我国企业行业间工资差距过大,垄断行业员工工资过高,增长过快。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达1.07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高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部分约9200亿元。由此测算,垄断行业职工人均年收入达12.8451万元,是当年全国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18364元的7倍,这也印证了5―10倍一说。这种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既不是按劳分配,也不是按要素贡献分配,而是凭借公共资源和垄断地位获得的不合理收入,是分配制度极不完善、亟待改革的一个突出表现。

(三)国有企业内部的分配关系问题。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内部,在不同身份、不同职务、不同岗位人员之间,在经营管理人员、科学技术人员与一般职工之间,在高级管理人员与一般管理人员之间,个人收入差距也很大。这种差距有一部分是通过改革克服平均主义而形成的合理差距,但有更大一部分是由于体制因素、政策因素等客观因素以及企业负责人的主观因素形成的不合理差距。浙江省衙州市一位烟草局职工在网上留言说:我们这个烟草局(公司)仅市本级就有员工二百多号。其中属行政干部即烟草局(公司)在编的,也就是平时大家认为钱多得没处发的这种身份的烟草员工大约有四五十人。这四五十人年薪在十万到五十万之间不等,其他的几百号人一年全部收入在1万至2万元之间。这几百号人承担了烟草公司的几乎全部业务工作。在移动通信公司内部,有所谓A岗、B岗、C岗之分,不同岗位人员之间,收入差距也有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因此,我们不仅要看到不同行业之间职工收入平均数的差距,更要看到少数收人畸高者与大多数普通职工之间实际收入的巨大差距。这里所说的收入畸高者,以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为甚。有统计显示。2002年初,中央企业负责人的年均收入为25万元;2003年初增加到35万元,增幅为40%,即便是有所调整后。仍维持在32.5万元的高位,而同一时期,职工年平均收入从1.97万元增加到了2.4万元。也就是说,两者收入差距在2003达到13.6倍,而2002年的这一数字是12.7倍。而且问题不仅在于这种差距是否合理,还在于:薪酬制度很不完善;绩效考核方法缺乏科学性;有的自己考核自己、为自己定薪酬;有的薪酬不透明,缺乏监督;有的职务消费失控;有的灰色收入较高;有的同时有官员身份和待遇;有的薪酬制度没有按企业功能分类。因此,现在需要完善国企法人治理结构,积极推进经营者市场化选拔机制,按“市场价”确定薪酬,建立健全企业家考评指标体系和科学方法。有效控制灰色收入和职务消费,区分竞争性企业与垄断性企业,区分政府官员与企业家,建立科学透明、规范分类的国有企业薪酬制度。

(四)国有企业的灰色收入问题。国有企业、主要是垄断企业有关人员普遍有巨额的灰色收入。这里的灰色收入是指非法收入。违规违纪收入,所谓职务消费和其他不规范、不合理、不公开、不计入工资总额的收入。王小鲁带领课题组完成的题为《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的研究报告显示,2005年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到的隐性收入总计4.4万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24%。这种灰色收入有相当一部分进入了国有垄断企业有关人员的腰包。据央行研究局2003年一项大面积调查,全国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已成为一项“潜规则”。由此可为银行信贷人员带来巨额灰色收入。再就职务消费来说,国有企业经营者职务消费一般在其工资的10倍以上。1999―2002年上市公司高管的在职消费平均是薪酬的12.3倍。如果把灰色收入计算在内,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与普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大。这种收入差距严重影响职工积极性的发挥和社会的和谐。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

所对全国1500户国有企业职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本单位工资分配制度不能调动积极性的占61%。

(五)生产条件的分配问题,即劳动就业和干部人事制度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缺乏一套科学、规范、合理、公开、公平、公正的劳动就业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在这一方面,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领导干部有很大主观随意性和自由裁量权,以致实际上存在很大特权。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所以,这个问题关系到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还是官员所有制、是公有制还是官有制的问题。垄断行业一般都只吸收内部职工的子女以及领导干部的亲属,外部普通百姓是很难进入的。烟草行业是人所共知的垄断行业,内部干部职工工资待遇高得惊人。前不久因一场官司爆出小科长(中层干部)年薪30多万元的消息,使公众对该行业的“垄断高薪”有了直观了解。正是由于这种其他行业没有的“垄断高薪”,行业内部就自然萌生“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理,自上而下都想着让直系亲属“顶职”,让子子孙孙都享受这“垄断高薪”。此外,垄断行业知道自己的高薪不得人心,内部又空前团结地想瞒着外人“独享其肥”。于是,“顶职”旧制被顽固地保留了下来。业外人员有所不知,保留“顶职”旧制的并非烟草行业一家,千夫所指的电力也一直以“内招”的形式,让电力系统职工子弟继承“衣钵”。此外,邮电、银行等行业也都这样搞过。除了少数专业学校毕业的高材生能够进入这些垄断行业之外,普通就业者费再大的心思也是白搭。因为有“垄断高薪”,所以要“垄断就业”。这既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二、深化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

针对以上存在问题,目前深化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需要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具体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一)改革和完善国有企业职工工资福利制度。一切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奖金、补贴、福利待遇,应该规定基本统一的标准。要确保所有国有企业职工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确保劳动平等,工资平等,同工同酬,既不能不同工也同酬,也不能同工不同酬。所有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收入都应该以劳动贡献为依据,工资差别应该与劳动差别相一致。要完善并严格实行工资总额控制制度。要合理确定工资总额,不能简单地将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只能将经济效益中确实由于职工劳动贡献的增大而增效的部分与职工工资适当挂钩。要严格控制一切工资外收入。奖金只能发给付出超额劳动和作出突出贡献的人,不能普遍都发。补贴必须有充足理由和合理标准。垄断行业职工不得凭借行业垄断获得过高收入。垄断行业的职工福利,包括医疗保险金、养老保险金、住房公积金等等的提取,应该遵循国家规定的标准或国有企业的平均标准,而不能按上限标准,更不能数倍于其他企业。要严禁滥发奖金、补贴、多提福利基金。要实行国有企业全体人员的阳光工资制度,取缔一切瞒报的灰色收入和违规收入。据统计,2005年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8364元,按行业细分,电力业为27037元,电信业为36941元,银行业为32236元,保险业为27104元,证券业为56418元,烟草制品业为42772元,石油业为30666元,铁路业为24327元,航空业为30791元。按此统计,垄断行业职工平均工资也只是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1.32倍至3.07倍。但现在实际上差距已有5―10倍的差距,是统计数据的3倍以上。这表明垄断行业平均只把30%的收入纳入统计,还有70%的收入是瞒报的灰色收入和违规收入。这种收入既然是瞒报的收入,说明垄断行业人员也知道这些收入是不合法或不合理的收入,所以这种收入是应该取缔也能够取缔的。因此,目前理顺分配关系、完善分配制度的重点应该放在取缔大量瞒报的灰色收入和违规收入上。这样做,决不是改革走回头路,回头搞平均主义,而是深化改革,纠正社会分配不公,坚持按劳分配。完善分配制度,促进社会公平,保证发展的成果让人民共享,实现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

(二)改革和完善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要正确考核和评价国有企业效益和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业绩,并在此基础上合理确定国企“高管”薪酬。首先,众所周知,我国国有企业长期以来效益不高,甚至大面积亏损;经过改革改组改造,加强管理,减员增效,效益有所提高,但这种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改革的成果,是靠国家和下岗职工付出了巨大代价取得的。其次,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投入产出率、实际利润率总体水平还不高。我国单位产出的能耗和资源消耗水平明显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更高于国际先进水平。再次,企业效益是企业内外多因素多变量起作用的结果,要准确计量和考核国企高管人员贡献的大小,以及他们与其他人员贡献大小的比例关系,必然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提高高管薪酬,拉大与职工收入差距,显然需要经过准确考核,慎重决策。国企高管薪酬制度的改革,要放在改革发展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全局中,放在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全局中加以研究。在相关配套改革完成之前,还不适宜把高管人员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拉得过大,也不适宜与外国企业攀比。在许多国家有比较健全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社会保障税等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即使企业初分配后收入差距很大,经过再分配后收入差距将大大缩小;即使第一代人财产差距很大,到第二代、第三代人财产差距将大大缩小。而我国这些制度还远未建立健全起来,因此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水平不能简单地与外国企业攀比。例如,德国企业高管人员收入是一般制造业员工的13倍,日本为11倍。但德国基尼系数是0.28,日本是0.25。而我国高达0.5左右。又如,1982年英国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与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纳税前的最初收入比为120:1,经过纳税和各种社会保障补贴的增减后,其最终收入比为4:1。据统计,1995年英国这一收入比为7.2:1,2000年德国这一收人比为4.3:1,1993年日本这一收入比为3.4:1,而2001年中国这一收入比却是10.6:1。鉴于这些事实,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显然不能与外国攀比。

(三)改革和完善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制度。全民所有制企业要循名责实,真正体现全民所有,确保全民受益。使企业利润让全民共享。要把按税后利润的10%或5%上缴改为按国有资本占用额的银行贷款利率上缴,或者参照国外成功经验,按税后利润的50%-80%上缴,既从分配制度上体现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又与国际接轨。

(四)改革和完善国有企业民主理财制度。每个国有企业的一切收入分配和财务收支都要建立起列宁早已反复强调的“最严格的全民计算和监督”体系。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效益不高,国有资产大量流失,非法非正常收入大量存在,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管理不善、管理混乱,特别是财务管理混乱、财务制度不严、财务暗箱操作、失去监督制约,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因此,国有企业都必须加强财务管

理,完善财务制度,实行全民计算和监督。具体说,就是依靠全民智慧和力量,对全民所有制的全部财产及其财务帐目加以严格监管。要建立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财务公开制度、财务检查制度和财务审计制度。

(五)改革和完善国有企业的劳动人事制度。国有企业必须建立一套科学、规范、合理、公开、公平、公正的劳动就业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国有企业招收、录用每一个员工,必须象国家机关招收公务员那样,面向全社会一切符合条件的人员公开招收,通过严格的考试、考核程序,平等竞争,择优录用。任何人都不得享有特权,也不得受到歧视。各级管理人员、包括高级管理人员也要通过公推公选,平等竞争,择优上岗。

总之,我们要通过一系列具体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在所有国有企业真正建立起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分配制度上真正体现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使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让全民共享,使整个社会更加公平、更加和谐。

三、深化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是党的十五大以来中央一贯的方针政策,也是顺乎民心、合乎国情、完全正确的方针政策。但是十多年来,这一方面许多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有些问题还愈演愈烈,不合理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事实证明,由于深化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关系到国有企业员工乃至全国人民的切身利益,特别是影响到企业领导干部和垄断行业员工的既得利益,因而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工作。做好这一工作,必须依靠国有企业内外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特别是党和政府的坚定努力和果断决策。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其所有权、收益权应该属于“全民”;但是,“全民”不可能人人都去直接管理国有企业,而只能委托企业负责人去直接管理。然而,这种委托代理关系难免会产生一个矛盾,就是委托代理人即国企负责人经营管理权的公共性与权力运用的私人性之间、国企负责人利益与全民利益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防止以权谋私,一方面要在一切可能范围内让全民直接行使监督权、管理权,另一方面要由人民政府加强对国有企业一切经营管理活动、包括收入分配的监督管理。而这两方面都必须靠政府来组织实施。因此,深化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人民政府是人民的代表,也是国有企业所有者的代表,完全有理由、有权力、有可能、有必要对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实施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而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具有调节作用的全程性、调节手段的多样性、调节内容的针对性和调节依据的规范性,具有实现公平的功能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功能。因此,只要政府下定决心,果断决策,深化改革,加强监管,目前国有企业收入分配上各种混乱现象和存在的问题就能很快得到治理,国有企业的分配制度就能很快得到完善。

政府机关要能对各类企业收入分配实施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必须依靠公务人员、首先是领导干部的勤政廉政和果断决策。打铁必须自身硬。政府机关要能监督管理好企业,首先必须监督管理好自己的公务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如果领导干部以权谋私,假公济私,依仗权势把自己的亲属子女送进垄断企业。或者贪图私利,巧立名目,吃拿卡要,索贿受贿,那怎么能去监督管理好企业呢?大量事实证明,政府官员都是人而不是神,人所固有的一切,政府官员也都具有;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也有至爱亲朋,也有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也有自己的利益,也会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例如,有少数官员与垄断行业高收入人员结成了特殊利益集团。他们只想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不愿改革分配制度。这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一个很大障碍,也是多年来分配制度改革难以深入、难以奏效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关键在政府,在公务员,在党政领导干部的清正廉洁。而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指望从思想道德和个人品质上解决问题,而必须从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上解决问题。必须坚决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必须实行权力分解、权力制衡、权力监督,必须由人民来监督政府、监督党委、监督领导干部,必须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只要党政领导干部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公仆意识、节俭意识,真正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下定决心,果断决策,从各方面采取措施,就一定能深化国有企业分配制度改革,消除分配不公,防止两极分化,促进科学发展,实现社会和谐。

责任编辑:张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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