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之道与新时期群众路线

第一篇：维稳之道与新时期群众路线

维稳之道与新时期群众路线

潘维：维稳之道与新时期群众路线题目:社区与中国政治主讲人:潘维时间：2012年12月26日主办：北京大学就业中心编辑：周东旭嘉宾简介潘维，“新左派”代表人物。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现执教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授世界政治理论、中国政治、比较政治等。著有《农民与市场》、《法治与民主迷信——一个法治主义者眼中的中国现代化和世界秩序》等，编有《中国模式》等。以下为讲座实录中国群体事件与腐败不公无关目前的群体事件，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我敢说80%都是因为“小事”。不是因为他们没资格选总理，选省长，甚至选县长，我们自己心里应该很明白，每一个人手中的那张票，哪怕是选总理或者选总书记，它的分量无限趋近于零，甭管别人怎么跟你说选票多么神圣。因此，他们不是因为那张票“造反”，而是因为一些小事，身边直接的利益没有得到满足。我的思考就是把事情分为“大事”和“小事”。对政府科层系统而言，人民生活的具体事必然是“小事”，也只能是“小事”。但发展是硬道理，规划和落实经济发展才是科层系统的“大事”。今天有些人根据社会不稳定的现象，开始胡扯，认为稳定局面恶化是因为中国到了深水区。我记得十多年前就有人跟我说，中国进入了深水区，什么是深水区？先是说人均GDP一千美元时就到深水区，现在又有人说是到四千美元、五千美元，可到了八千美元，还乱，也还是深水区，那一万六千美元是不是？最后发现美国人均GDP快到四万美元了，也**。2011年，先是“阿拉伯之春”，接着是“欧洲之秋”，再接下来是“美国之冬”。人均GDP数量级与利益分化及利益冲突的所谓“必然关系”纯属虚构，环顾世界，无论在人均GDP哪个数量级上，都有稳定和不稳定的国家。也有人说不稳定是因为贫富差距太大。看一看村民为什么造反？群体性事件中把政府大楼烧了，车也烧了，抱着领导人要跳崖，是因为政府发低保，村里一共三千人，结果只有一百人能享受，其余两千九百人就不干了，吵起来。新加坡是人均收入差距最大的地方，或者说是基尼系数最坏的地方，但是稳稳当当，最近发布的调查显示，新加坡又是世界上最不幸福的国家，但是它保持高速增长速度，人均收入排名世界前列。也有人说是因为政府官员的官僚作风问题，不好好给老百姓办事。他们已经“五加

二、白加黑”了，天天加班，还说要他们继续努力。问题是基层绝大多数公务员一辈子只能指望干到副科级，也就是乡镇副乡（镇）长、县局级的副局长，这些人凭什么要天天玩命干、把每一件事当自己的事干？我们常说人民的小事不是小事，都是自己的事，怎么可能都是自己的事呢？他的事就是他的事，我的事就是我的事。对基层公务员来说，上级让办的都是大事，服从上级，做好上级交办的事，才是自己的事，人民出现的事都是鸡毛蒜皮小事，不关自己的事，除非拆迁等大事，否则怎么可能是我的事？还有人说不稳定是因为腐败导致的，有一点但不多。如果仔细分析这些群体性事件，实际不是因为腐败导致。“想发财的别当官，想当官的别发财”，这话我们觉得很正当，关键是当官的是否也认为自己不该发财？当官的能不能够不发财？我同事的结论是这违反人性，不可能。今天很多人入党，想做公务员也是为将来能发财，既要当官也还要发财。保障当官的生活水平高于本地平均水平，不发财了，他们可不可以？你们考虑，我没有答案。当年中国共产党人是与人民紧密打成一片的。有一个故事，一位省委宣传部部长，因为被他的下属勤务人员举报，用公家信封写家信，就下台了。今天听着是天方夜谭，在我们长大的那个年代，这不是天方夜谭。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江苏苏南做博士论文调查，乡镇的一位司机对我说，“我们这的乡（镇）长不敢贪污，他贪污我都可以举报”。腐败的大爆发没有多长时间，不是很久以前的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以为腐败都是政治体制惹的祸，但是政治体制没变，结果腐败问题日益严重。最近天天讨论什么民主、法治，什么顶层设计，好像几个聪明人设计一下，就能解决，其实天天嚷嚷的人最腐败。中共组织从扁平化到科层化就是为办大事官僚机构是干什么的？官僚机构是干大事的。而中国共产党人过去非常强调小事，在革命战争时期，要求全体干部战士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做两件事情：第一，缸满院净，给民众把水缸挑满，把院子扫干净；第二，为村里的贫苦人民排忧解难。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讲的是共产党军队到东北，在黑龙江扎下根，那有很多土匪，因此派小分队去剿匪。有一个叫李勇奇的农民，给小分队带路去抓土匪，对于一个农民来说，他凭什么带共产党去剿匪？那是很危险的事，土匪知道谁带路后，会把他的一家人杀掉，就因为小分队的一位护士把李勇奇母亲的病治好，因此他给共产党带路。这就叫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那时候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是扁平的，与人民打成一片，有一个词是“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个扁平的组织在革命之后逐渐变成科层化组织。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们要办大事。革命很简单，就是推翻政权，任务和目标单一。毛泽东就很讨厌科层化、官僚化，因此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说党怎么能不跟人民在一起？沾染一身官气，如果要是压迫人民，高高在上的话，还革命干什么？总有一天咱们也会被革命。但是，毛泽东不理解另外一件事情，扁平的组织能办小事，办不了大事。依靠科层化、专业化、知识化的队伍，才能办成大事。这对毛泽东来说，是很难理解的。解放军起初没有军衔，但照样能打赢仗，包括连美国一块打，如果搞军衔制，大家都为了当将军、少校，那士兵为谁打仗？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一直处在混乱状态。今天，如果要修高铁、港口、飞机场就需要专业化、年轻化、知识化、理性化，总体标志就叫做科层化。也就是说管理部门分得越来越细，主管下级的副职也相应增多，一层接一层，产生很多层级，正因如此，我们能够办成大事。而毛泽东时代不行，办大事只能靠最科层化的机构，也就是军队。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就“拨乱反正”，开始专业化、知识化、年轻化、市场化、理性化、科层化，都来了，这几个层次是连在一起的，一个意思。中国办成很多大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世界上创造出一个奇迹。科层化弄垮自然社区使小事办不成维稳恶化但是，我们的小事，人们生活中遇到的矛盾真的解决不了了。小事都是在自然社区中，市场化、科层化把自然社区弄垮了。另外，为办一些大事，比如计划生育，基层党支部书记、村长不愿意干，就给钱让他干，发工资，从此，本来是非官员的自然社区领袖，变成准官员。30年前有成百万个自然村，现在减少到四、五十万个，自然社区变成行政社区，行政社区领导都拿政府高额补贴，不给钱是不干的。最后，因为分田分地，各种企业的私有化，村社经济基础也没有了，自然社区彻底崩溃。自然社区崩溃后的结果是“人民”没有了，只有个人。人民的权力（power）和权益（rights）都没有了，剩下的只有一个，依照西学就叫“民主”，什么民主？选举民主，除了选举民主什么也没有了。什么叫选举民主？也就是在基层每三年选一次，几分钟的投票，你的全部参与就被限制在选个“主子”。自《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以后，中国的人民民主就出现一大步倒退。有人说可以海选了，大家民主了，可选个“主子”怎么就是民主？传统上人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全都没有了，有人还以此为自豪，称有了基层民主。大家注意，中国历朝历代都讲究村民自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规定村民自治，什么叫村民自治？最首先的一条就是村民自己决定自己选谁，怎么选，以及当多久。现在按照法律规定，选举村民委员会委员后，第二天人家就出去打工，不能换，三年以后再说。因此，村民委员会就形同虚设，选个村长，村长就变成独裁者，而且还换不了，怎么选上的？多数决定，怎么多数决定？大家都心知肚明，少则十万、二十万，多则一百万、二百万，甚至更多。可能有人会说这不是从西学来的吗？其实，美国各州选总统的办法都不一样。中国选个村长，全中国都必须一样，你觉得是民主还是不民主？是违反还是符合宪法的村民自治精神？而且，违反了传统，这就是民主的大倒退。还不仅如此，走到今天，已经到了极限。各地党政文件、报纸中都出现“网格化管理”，所有政府干部都要下基层，布成一个一个网格，一个或几个官员负责一个网格，保证这个地区不出事。而且，是什么人干这些？就是那些基层升迁永远没希望的人，最多到副科级。历朝历代都不是这样子的，我认为网格化管理已经达到把人民权力和权益蔑视到最低的层次，这是民主的最大倒退。中国的民主在传统上是以自然社区为基础，人民参与，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比如物业问题，现在居委会不组织，党也不组织，政府也不组织，谁都不愿意惹这块麻烦事，没人愿意把人民、社区重新组织起来。只要组织起来，这些问题都能够解决，用不着政府。政府是办大事的机构，亿万原子化了的个人（不是人民），去找政府每一个部门办事，而政府根本办不了。政府可以在一年之内修一条高速公路，但是三年也清不走高速公路边的垃圾，他不知道垃圾该归谁管，大家互相踢皮球，大事能办，小事办不了，因为人民再也没有办法组织起来了。在我小时候，没有物业公司，居委会的老太太早上就出来吆喝大家扫院子，没有哪家人好意思不派人出来扫。每年到夏天，甚至每两周都要熏一次蚊子，全大院都出来熏。社区很“坚强”，没有小偷，他们进不来，有个老太太守在那就是不一样，也不需要物业费。今天靠市场，政府觉得整个事人民办不了，然后就承包给公司，公司以盈利为目的。这样我们的社会就变得非常浮夸，人民想参与却参与无门。结果就是人民与科层体系离心，人民不满，政府把大事都办了，办得漂漂亮亮，但是人民依旧心存怨恨。我没有用民主法治这种大型的西学来论述，就用“大事”“小事”概念。小事办不成，维稳问题就急剧恶化。小事本来都应该由人民自己组织起来解决。中国为何不能像西方那样办小事西方国家怎么办小事？他们有法律主义传统，官司一打什么都解决了，谁都服从，甭管官司判得合理不合理，人民都接受，这是一种文化、基因。中国人没这种基因，是世界上最不遵守规矩的群体。什么叫特权？特权就是破坏规矩，我们的最大希望就是当官后能够得到特权和破坏规矩的权力。另外，西方信教传统有几千年，教会是可以解决小事的，社区有教会，大家每个礼拜天都去做礼拜，讨论问题。教会衰落后出现公共图书馆，还有集体聚会，有什么事大家可以议论。比如我居住的美国小城一万人，出几个代表，在公共图书馆中聚会，有人提议修一修图书馆的房子，钱怎么办？最终决定境内所有加油站每加仑汽油加一分钱，让加油站代领，两年后图书馆的房子修好。因为国家不给钱，就社区自己决定。西方还有阶级传统，也就是市民社会，甭管什么利益集团都抱团，抱团以后就开始办事。但是，中国小农一盘散沙，头脑很狭隘。在西方你会发现作为学生如果不参加个会，根本就是这个学校的垃圾。可在中国，讲究君子不党，你要参加个什么会，必定有什么目的，大家都会想，你是不是要给自己的资历加一笔，或者当不了这个会的会长就不玩了。中国与西方不一样，中国是社区传统，自然社区。在自然村内，谁知书达理、供养老人、做事公道、不欺负小姓人家，大家就推举他当领袖。如果有人念了书，弄个什么举人、秀才回来，一定让他当领袖，甭管他姓什么。这适合中国，选贤任能，自然村规模特别小，就擅长办小事，每个人、每一户人家都能参与，到祠堂中一起议论事情。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绅，中国归这帮人管，政府就可以很小。后来新中国成立，共产党在城市建立单位制度，单位什么都管，直到今天单位依然给大家提供一定程度的住房补贴。否则，北大教员怎么能有住房？要不然可以提高学费，四年学费提高到一百万，北大招到三千本科生仍一点问题没有，但是这样的话学生们就都成了有钱人的孩子。所以，单位制不是靠市场，也不是纯靠国家，国家怎么能包13亿人？单位制就是社区制度，有自己的医疗、食堂、学校，集体互助，这就是中华传统。政府知道自己管不了，因此就支持社区自助。今天的政府以法定的庞大行政村为基础，管理成千人家，出了事的乌坎村有两万多人口，对比我在美国住的那个城市，根本就是两个市。政府凭什么有权力用行政手段去合并别人的村？就是官比民大，宁愿要人民成为个人。我们总是说以人为本，为什么不以民为本？想一想，我们还缺个人主义吗？西方人说要启蒙，为什么？因为他们是靠神活着。启蒙就是鼓励一点物质主义和自私自利而已，别听他说得天花乱坠，其实启蒙就两件事：一是鼓励从精神主义、信神主义到物质主义；二是鼓励从集体主义到自私自利。他们说“上帝死了”，对中国来说神从来没活过。从这个意义上讲，行政化的基层政权面对了无组织的个人和家庭，因此就出现有组织的政府和无组织的人民，组织就断裂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前30年是以自然社区为基础，人民公社的大队就是自然社区，而不是以行政社区为基础，不随便合村并镇。传统基层社区不是政府下级政府无权干涉传统自然社区的第一个特点是规模小，擅长办小事。第二个特点是权力大，真正自治。宗族祠堂就是扁平的社区组织，不是科层，不是政府的一部分，更不是政府的下级，不像今天似的，镇政府对村党支部书记和村长呼来喝去。有一年某省要对村干部进行考核，凭什么？至少在法律上他们不是政府的下级，不照层级发工资，也不能晋升乡（镇）长，他们就是人民领袖而已。传统的扁平组织有威望，携祖宗之威，还有部分土地做经济基础，特别是有政府的坚定支持，不干涉社区。社区司法是中华法系的一个最基本特点。苏东坡做县长时，白天上山到庙里找人谈诗，晚上到西湖找妓女喝酒、唱歌，什么时候办公？没工作可办，因为大多数事情在社区里就都解决了，所以才能够有这样的小政府。中国的社区是血缘社区，今天是虚拟的血缘，在单位也要按大家庭方式，说国家是大家庭。西方怎么治国？分成无数阶级和利益集团，于是有了契约，哪个集团、阶级权力大就让他来管理国家，契约内容可以变，要么按血缘，要么按枪杆子，要么按金钱。今天普通的契约是数人头，看谁带的人多。中国不是靠契约，是靠治家，治国如治家。每一个社区是一个扩大了的小家庭，虚拟的家庭就是国家。历朝历代都奉行一个根本原则，以孝悌治天下，意识形态和社区、家庭是一样的。与西方相比，这是两种行政体系，可以说中国社区的权力大，真正自治。第三，乡绅有双重认同，双重立场。为什么他们能够稳坐乡绅之位？因为政府支持，所以他们一只脚站在政府利益方面，如果老百姓不合理，就代表政府把老百姓摆平；如果政府不公平，就代表社区利益打败政府。因此，社区真出领袖，不单是今天，当年刘邦、朱元璋可都是社区领袖，直接从社区领袖造反，那是接地气的一帮人。乡绅是双重领袖，但从不拿政府工钱，替政府办事，所以得到政府支持。而且，政府也知道，政府办不了社区的小事，管不了这些事情，因此让社区自己来管，人民来管。人民的参与在中国过去历史上是很多的，参与就是民主，就是人民民主，在这一点上，不亚于西方国家。别看书本上把中国的政治体制给判了死刑，“专制”两字，但是我们就这么生生不息活下来，活到今天。中国的民主与选举民主不一样，选举三年、四年才选一次，三分钟，划个票就结束，没你什么事了。中国不是这样，与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事情，人民是要参与的，社区至上，有权力，而且有权益，因为我们是按社区组织起来，依据某种血缘，或者虚拟的血缘关系。就像今天相互都叫师姐、师弟，给长辈叫叔叔、阿姨，再长一辈爷爷、奶奶，但谁是你爷爷、奶奶？我们就这么叫，虚拟的血缘关系，像一个大家庭，50多岁的老太太也敢给20多岁的小姑娘叫大姐。缺少了基本的社区，就缺少了基本的集体认同，没有集体认同，哪还有什么叫公德？有一位领导人说，看来社会这么走下去不行，恐怕还要重新鼓励集体主义，后来我就回了一句话，没有了集体哪来的集体主义。所以，要恢复社区，恢复单位。国家认同也是这样，没有社区认同怎么会有国家认同？不爱家乡怎么会爱国家？日本的爱国主义情绪特别重，因为它有社区传统，是先爱家乡，层层递进，所以特别结实。如果社区没有了，爱国就变得没根基，特别脆弱。于是大家开始争论，今天你是卖国贼，明天他又成了爱国贼。德国也是这样，统一得最晚，但国家认同感最强，因为社区特别强，多重认同比单重认同要强大得多，坚固得多。正是因为中国传统社区的特点，自治的基层政权（指人民自治组织，现今的居委会和村支两委）而不是基层政府（指科层体系的最底层，现今的街道和乡镇管理机构），就成为历代王朝长治久安的基础。中国主要朝代一朝平均300年，美国从内战算起才150年，英国300年之内已经从兴到衰走了一个轮回。中国丧失办小事能力：行政化社区与群众间出现断裂中国是怎么丧失了办小事的能力？社区有一个跌宕起伏过程。第一，乡绅和宗庙、宗法开始堕落。一是因为南美洲的粮食作物的引入，玉米、白薯在高原旱地都可成长，人数随之激增，可一旦出现天灾就成百万流民，流民就把各地社区住满。太平天国很多人就是流民。二是外来入侵，朝廷稀里糊涂就垮了，朝廷一垮各种功名跟着垮，社区也就垮了，因此都变成土豪劣绅，一会儿跟军阀，一会儿跟国民党，一会儿又跟帝国主义，反正总有要投靠的。第二，现代扁平组织勃兴，取代宗法扁平组织。到革命时期，在共产党领导下，强调婚姻平等、人人平等，尊老爱幼，新的规矩取代了原有内容。扁平组织一下冒起来，组织得特别严密，比传统社区严密得多。老人、妇女、儿童和青年都被组织起来，再加上一个党支部，建在村上，自然社区变得极其坚强，对革命形成有利支持。第三，现代扁平组织威风八面。新中国建立的时候，努力依靠自然社区，做成几乎所有的事情。大家可能知道晏阳初等办学校，费了半辈子力量建学校。共产党说每个村都必须建立学校，一分钱也不出，结果就建起来了，每个村都有学校。今天改革开放出了那么多的农民工，大家能写会算，这在世界上极其显见。可是当时几乎没出什么教育经费，政府不出，农民自己出，共产党把它们组织起来，“三提五统”中就有教育统筹。农民什么都能干，连苍蝇和老鼠都管。现在到处都是地下工厂，造假奶等，在社区中就这么干，非法生产，引发食品安全等一堆问题。可那个时代没有这种事情，别说非法生产，就是外国经过高级训练的特工都进不去社区，那是很厉害的自然社区。第四，激烈抵抗科层化。随着建设的发展，中国逐步科层化。科层化以后就开始有人民造反，工人开始抗议，毛泽东都看到了，于是毛泽东开始激烈抵抗科层化，这就是文革。毛泽东要把共产党变成扁平组织，扁平到什么程度？扁平到让工人农民直接当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当大官。我去过大寨，见过大寨的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她当年在文革时是中央候补委员，扁平到她没钱买县政府食堂的饭票，在县里开会，没钱买饭票，骑车回家吃饭，吃完饭再回县里开会。吴桂贤（编者注：纺织系统全国劳动模范，在文革期间被推上政治舞台，1973年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1975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在当副总理开会时，以为茶水是免费的，拿起来就喝，喝完后有人找她要两分钱，可是她拿的是纺织工人的工资，喝不起这茶，因此以后就喝白水，不让放茶叶。毛泽东让共产党变得扁平化，与人民在一起，但是做不到。毛泽东未能理解科层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于是就有了十年浩劫。最后一个阶段，科层化突飞猛进，扁平的自然社区组织解体。有组织的行政化社区与无组织的群众之间出现越来越严重的组织断裂，行政社区组织动员能力越来越差，威信越来越低，与社区人们的矛盾越来越多，人们当然会日益丧失对政府的感情和信任，于是就催生“维稳”问题。小事办不好，大事也会越来越难办。什么时候能恢复社区传统国家就有了希望今天走到这样一个十字路口，我们要恢复社区传统。政府科层机构管大事，社区人民要重新组织起来，自己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也就是直接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恢复社区对于国家长治久安有着重大的根本性意义。中国共产党要给予政策支持，需要主动承担起组织人民的责任，同时要选拔社区领袖，还需要公益组织在技术上给以指导。因为共产党员已经忘了怎么组织人民，离开人民太久了。在恢复社区传统时，也需要基层政权，因为合村并镇以后，已经成为准政府，变成基层政府。由基层政府来连接基层政权，经由基层政权联接科层体系。社区自治组织不是以阶级为背景的西方式市民会社，它就是社区，虚拟或实在的血缘社区，乡村的或城市的社区，以及城市的单位。国家与政府两分是西方的说法，中国的说法类似阴阳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传统社会的乡绅从来就是亦官亦民，说不清楚是官还是民。你看现在学校各学院的院长到底是官还是民？我们连庙都有级别，说这是处级的庙，那是局级的。当下是阳盛阴衰，政府太大，人民完全没组织了，所以说由基层政权连接。我也不想用什么民主法治的西学来讲这些基本道理。中医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哪疼就肯定哪不通。上下不通就是我们今天的基本症结，官僚体制办大事，人民要办小事，两家互不通。官僚体制办不了小事，而人民也办不了小事，全找政府办小事，然后政府就逼着自己的公务员天天办小事。而公务员体制是下边听从上面，办大事的地方办不了小事。因此，就有了周易中的“否卦”，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在“泰卦”中，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上下一心，国家就永远打不倒，你能打败别人，别人永远打不败你，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群众路线。只要党和群众在一起，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就叫人民民主，人民至上，政府就是公仆。用很通俗的话讲，自然社区到底有什么权力？比如在政策层面上，政府拿了人民的税钱就要给人民办事，政府花钱有三种办法。第一，人民缺什么，国家就给什么，这叫国家主义。第二，人民缺什么，国家承包给公司来干，比如保安公司、清洁公司，社会企业等等，这叫市场主义。让市场来做，公司会拿走一部分钱作为自己的运作经费以及自己利润。第三，人民缺什么，国家把钱拿出来，至于花在什么上面，以及怎么花，由社区决定，这叫社区至上，也叫阴上阳下。社区至上就是人民来决定怎么花钱，用多少，以及先后次序。人民组织起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政府就可以专心致志做政府的事情。政府也可以减肥，行政开支也可下降，而人民也有了自己的参与感。什么叫人民民主？不是做高铁的主，也不是做三峡大坝的主，更不是做外交政策的主。那都是专家，几个专家说自己没参与，因此就说这不民主，等他参与了，而另外的没参与，还是一样觉得不民主。真正的问题不在这些地方，而是与我直接利益有关的事情我做主，让我们来参与，也就是自然社区的事情自己做主，我来雇保安公司，也比你给我雇保安公司强。这样人民有参与感，有热情。有人说养老由政府来包，不，人民天然应该有这个责任感，是我们的责任，不是政府的责任。政府要想收买人心，到最后会破产的，13亿人的养老你养得起吗？而且贫富差距这么大的情况下，补贴的是富人，穷人呢？要人民自己来解决社区的福利。像拆迁等问题，其实都可以通过社区内部的利益调整解决。今天的个人主义，“钉子户”遍地都是，结果大事也干不成。人民不信任政府的结果是什么？px那么好的项目，中国离居住社区的距离，比日本PX项目与城市的距离远得多，那是我们在重化工中唯一还落后的一个项目，而且非常关键，为什么做不成？说破天人民也不相信政府，政府失去人民信任。因此，把社区组织起来就是对政治体制的重新调整。但是我们知道，组织社区是非常难的。我记得北京市民政局的人与我们谈过这个话题，怎么才能让老百姓参加社区居委会选举，我说为什么把注意力都放到选举上，把社区分小点，恢复到过去退休老人负责管理的形式，天天总想选个领头的干什么，我一个也不认识。过去社区老太太没事就敲门跟你聊聊天，谈谈心，做做思想工作。今天我根本不知道社区在哪，一个大楼300户人没一个社区，没一个居委会。他们说居委会可大了，上万人，我说你别跟我胡扯，我认不得他，他也没空到我这儿来，他就是官，给你服务，不是给我服务，我选他干什么。因此，大家都不参与是很正常的。另一方面，你也会发现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难组织起来的人。我做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农村问题研究，有本事让他们改造一下厕所，修条村里的小道。中国农民是最难组织的人。世界上最难的事是什么？组织中国农民。恰恰就因为中国共产党有了组织中国农民的本事，在世界上才能够强大起来。大家以为共产党过时了，结果没想到弄出一个大奇迹。苏联崩溃，中国崛起了。大家这才知道，原来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不是一回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重建社区非常艰难，同时，这件事又非常伟大。它意味着继承了中国的政治传统，意味着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意味着共产党在中国的希望。事实上，我国当前维稳问题的根源就是党政体系科层化和扁平的自然社区组织解体，由于科层化，党政体系办小事的能力日益退化，有心无力，而自然社区组织解体，科层体系无法与家庭或个人对接。于是，潜规则盛行，维权与维稳成为悖论。什么时候我们能恢复阴上阳下，恢复社区至上，恢复社区主义，我们国家就有了希望。

第二篇：新时期维稳制度与风险应对研究报告

目前的维稳工作方式可以称之为一种“运动式治理”模式，即各级政府以垂直命令、政治动员的方式，在某些特定的时期集中调动力量、配置资源，用以解决一些比较尖锐、比较突出的矛盾和冲突。这种模式往往具有行政主导、不计成本、“一刀切”、“一阵风”等特点。

只有制度化建设才是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根本出路。只

有社会稳定和利益表达并重，建立以利益均衡为中心的制度化的矛盾化解机制，才可能真正有效地均衡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谐发展。制度化的矛盾化解机制包含6个子机制：第一是信息获取机制，比如保证公众阅览非保密卷宗、参与政策听证等的权利；第二是“利益凝聚机制”。当权利受侵害的人们还是一个个分散独立的个案，分散的、散射的要求是很难在政府决策层面上进行处理的。经验表明，经过凝聚的利益诉求也更容易通过谈判和仲裁的方式获得解决；第三是“诉求表达机制”；第四是“施加压力机制”，比如诉诸媒体；第五是“利益协商机制”；第六是“调解与仲裁机制”。

能够担任最后仲裁者角色的，是政府和司法机构。

然而，可以预见的是，从运动式治理方式向制度化治理方式的转变是一个艰难的甚至充满风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长期被压制的矛盾冲突可能会以特定的形式暴露出来，甚至会出现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在短时期内的“井喷”现象。因此，谨慎妥善地处理好机制转轨过程中的风险和问题，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必草木皆兵。

社会矛盾“井喷”期如何根治社会矛盾

“井喷”现象并非是机制转轨所造成的，利益均衡机制只是提供了一个渠道，让以前那些被掩盖起来的社会矛盾以规范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并藉此得到可能有效解决的机会。

由于矛盾无从解决、利益无法维护、公正无法实现而造成的怨气和不满，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变成具有强大破坏潜能的力量，迟早都要找到释放和发泄的渠道。

各类矛盾长期积累、不满和怨愤不能以适当的方式得到释放，拖延越久，风险越大，治理的社会成本也就越高。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可以有效地作为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解压阀，并实现从运动式治理社会矛盾到制度化治理社会矛盾的转变过程，进而建立起真正维护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

为了尽量平稳地渡过社会矛盾的“井喷期”，可以考虑采取合理的、从实际出发的过渡性措施。比如，面对不同时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采用不同的解决方式和处置手段：老问题老办法，新问题新办法；老问题采用集中处置的方式加以解决，而新问题则采用制度化的方式加以解决。通常，老问题是指那些涉及面广、历史复杂的遗留问题，可以考虑借鉴“落实政策”的经验尽量给予一次性解决；新出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则应该严格依照制度化的方式来解决。

为了避免出现较大的社会震荡，可以考虑采用渐进式的方式，自上而下地进行利益均衡配套机制的建设，特别是利益表达和施加压力机制的建设。在解决当前问题过程中，逐步进行制度化建设；同时通过各种方式倡导和培育通过合法合理的沟通来化解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协商意识。可以选择社会影响较大、波及面较小的社会矛盾类型，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地区进行制度化解决的试点，给基层官员、矛盾各方以及全社会一个学习和适应的时期。

破除“不稳定幻象”

在逐步建设制度化的矛盾治理模式过程中，人们很自然地会产生一种担心和疑虑，即制度化的矛盾治理模式是否会产生影响社会稳定大局的种种负面效应。这些对负面效应的担心主要包括：对“连锁反应”的担心，即政府一旦在某个案例上“开口子”，是否会引发大量同类或相似的案件涌现，从而让政府陷入社会矛盾旋涡之中，无法招架；对“远水不解近渴的担心，即与运动式治理模式相比，制度化治理模式在处理社会矛盾和冲突时规模小、速度慢、效率低，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解决大批社会矛盾，从而一举扭转社会不稳定的局面；“组织恐慌”，即担心推动利益凝聚的社会组织大量出现后，有着共同利益诉求的民众可能组织起来，政府却无法“分而治之”，分辨出“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别有用心”的“一小撮”。

上述担心同样是“不稳定幻象”的表现。针对可能出现的“连锁反应”，可以考虑如下措施，即通过“渐进式”方式推进制度化建设，一个阶段集中应对一种类型的矛盾，分类治之，尽量减少可能同时引发的矛盾数量和范围，使之始终处于可以控制的状态之下。在一个问题上或者一个局部出现“连锁反应”并不可怕，处置得当，就不会引发全局性震荡。

“远水不解近渴”也是一种普遍的担心，尤其是在各种维稳指标的压力之下。对此，可以考虑一种老的运动式方式与新的制度化机制妥善衔接的方式，特别是将以往“应急式”处理中积累的制度性因素转变为制度建设。我们可以预期，在机制转轨的时期，可能会有一个相

当长的时间是两种机制并存的。在这个过程中，应当以渐进的方式，实现新机制对旧机制的替代。更重要的是需要认识到，制度化的矛盾治理机制虽然看起来效率较低，没有立竿见影的结果，但其着眼于利益关系的根本性调整，这些矛盾一旦得到解决，就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息访罢诉。从长远来看，其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正方面更有作用也更有效。

社

会组织的正常发育在我们社会中一直是一道未迈过去的坎，社会组织总是被当作可能带来不稳定的假想敌。其实在法律框架内活动的社会组织本身就是社会建设和社会稳定的促进力量。具体来看，社会组织的作用在于：首先，通过组织内部的沟通和自我约束，形成主流的理性意见、孤立个别的激进观点，可大大增强群体行为的可预期性，亦可成为解决群体矛盾的“助推器”。其次，通过社会组织间的合作协商，利用集体谈判的方式自行解决群体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构成了防止群体矛盾向社会冲突转化的“防火墙”。再次，即便仍需政府介入，也为政府的调处工作提供了“着力点”，基层干部不必再面对散沙式的诉求，不仅大量节约工作成本，还可充分利用制度化的调处模式，妥善化解群体矛盾。可以说，向社会组织开放合法性空间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应该承认，在从运动式的矛盾治理模式向制度化的矛盾治理模式的转化过程中，的确可能引发一些问题，甚至可能出现一些局部的社会震荡。但是，这些负面效应和局部震荡一般不会导致社会的整体动荡。目前我国经济迅速发展，政治基本稳定，社会矛盾虽然比较突出，但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不大，推动以利益均衡机制为核心的制度化建设恰逢其时。在历史赋予我们这样的机遇面前，等待、拖延，畏缩不前，将会是历史性失误。

第三篇：浅论新时期统一战线与群众路线

浅论新时期统一战线与群众路线

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重要法宝，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统一战线与群众路线是永葆党的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源泉。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优良作风和政治优势，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它政党的显著标志。坚持群众路线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理论根据，也是衡量统一战线工作成效的一条重要标准。在当前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的背景下，厘清二者关系，深化思想认识，把握着力重点，具有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指导性。

统一战线如何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有的观点认为，统一战线主要是团结党外人士，群众路线主要是团结人民群众，不是一码事。也有观点认为，统一战线是走上层路线，群众路线是走草根路线，不是一条路。还有观点认为，统一战线重心在根本的多数，不是一个理。这些观点看似言之凿凿，实则雾里看花。

首先，群众路线不分党内党外。工人农民是人民群众，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民族宗教界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也是人民群众，而且是具有自身特殊性的群众。统一战线做这些特殊群众工作，就是本着团结他们、依靠他们的目的，就是采取从他们中来、到他们中去的方法，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党外人士的共同行动。这实质就是坚持和贯彻群众路线。其次，群众路线不分上层下层。不是只有到街头巷尾才叫群众工作，不是必须进村入户才能做好群众工作。统一战线通过与党外代表人士共商国家大计、共谋发展大局、共图复兴大业，聚集各方面的利益关切，汲取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凝聚起各方面的智慧力量。这实质也是坚持和贯彻群众路线。再次，群众路线不分多数少数。在群众工作中，无论多数还是少数，都是我们党必须关注的民意、必须汇聚的民力。统一战线通过加强协商民主，既听取多数人意见，又尊重少数人意愿；通过加强党外代表人士工作，既抓好“一根头发”，又带动“一把头发”，最终把 1

各方面成员团结在党的周围。这实质还是坚持和贯彻群众路线。

目前，我们正处于社会大变革、利益大分化、信息大流通、文化大交织、科技大发展的特殊时期，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各种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自主意识不断增强，对党和政府及党员干部的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期望和要求。在新形势下，统一战线如何做好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改善党群干群关系？

一、充分认识统一战线做好党的群众工作的独特优势

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制胜法宝，在每个时期都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做好党的群众工作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根本原因在于其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新世纪新阶段的统一战线具有空前广泛性、巨大包容性、鲜明多样性和显著社会性。我们要充分认识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独特优势。

（一）能够最广泛的团结最大多数人。新世纪新阶段的统一战线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鲜明的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的安身立命之本，是统一战线永恒不变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中华民族亿万人民共同的事业，团结的人越多，凝聚的力量就越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实现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及一切热爱中华民族的人们的大团结，将不断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

（二）能够最大限度的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统一战线的本质是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所有因素中，人是最核心的因素。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统一战线做好党的群众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坚持以人为本是发挥统一战线本质功能的逻辑起点，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是新形势下统一战线的根本任务。统一战线能够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的团结，能够充分发挥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在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方面的重大作用。在统一战

线这个政治法宝作用下，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阶级基础，切实做好团结包括新的社会阶层在内的全体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工作，将不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

（三）能够全面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当前，统一战线群众工作的新要求就是在全面协调各方面关系的基础上实现大团结大联合。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在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不同方面、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也有各自的具体利益。统一战线在处理好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等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关系上，要求做到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积极引导，能够使全社会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凝聚起来，形成合力。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五个方面的重大关系，保持和促进这五个方面的重大关系和谐，对于增进团结、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能够实现工作方式方法的创新。统一战线工作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当时党的具体历史任务紧密结合。当前，为实现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新的发展阶段需求，统一战线的工作范围和对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针对不同对象的利益需求，必须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方式方法的创新。统一战线领域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这就决定了统一战线在做好党的群众工作方面抓手多、切入点多、路径方法多。

二、认真研究党的群众工作及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形势下，无论是党的群众工作环境、党的群众工作对象，还是党自身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党的群众工作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

（一）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改革开放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拉开了收入差距，激发了人的积极性。但是也出现了部分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的问题。由于收入差距拉大，人民群众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近年来，大多数调查

资料和研究成果都显示，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在不断增高，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的中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2008年已扩大至0.458左右。据世界银行测算，我国目前贫富差距高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普遍水平。贫富差距拉开的直接后果是社会贫困的显现。另外，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劳动力供求矛盾紧张，这也导致人民群众内部利益关系发生变化。

（二）群体性事件增多。根据中国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资料，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在迅速增加。群体性事件1993年共8709宗，此后一直保持快速上升趋势，1999年总数超过32000宗，2003年60000宗，2004年74000宗，2005年87000宗。可见，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在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问题同样也在增加。这些群体性事件大多是群众维权事件。比如，最近因环境污染问题引发的浙江海宁“9〃15”群体性事件，既反映了群众的维权意识增强。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有一些群众不习惯也不愿用现有的法律和道德规范来约束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往往采取非理性的方式和行为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在无形之中也给党的群众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和阻力。

（三）干群关系紧张。由于群众工作的对象是具有独特个性的人，人都有各自的思想，要说服不同思想的人达成一致共识不是简单的事情，因而做群众工作是一门极其高超的艺术。作为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制胜法宝，群众工作也应当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积累而应当不断完善。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少数干部至今仍沿用简单的工作方法、粗暴的工作态度，这是导致新形势下干群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比如，一些党员干部类似“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的雷人之语，就反映了党的个别干部素质低下、作风粗暴。更甚的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屡屡发生因征地或拆迁而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就反映了一些干部缺乏做好群众工作的耐心、细心和贴心。在新形势下，如果依然采取强迫命令的方式，甚至在实施过程中出现过激行为，反而会引发新的矛盾，引起少数群众的误解，这也加大了我们做好群众工作的难度。

人民群众内部利益关系呈现出的新情况、新问题，使党

整合社会的难度大大增加，使党的群众工作的内容和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复杂和艰巨，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需要确立新的工作理念、采用新的工作方式方法。

三、积极探索统一战线做好党的群众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

（一）统一战线做好党的群众工作的新思路。

1、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发展的思路，积极开展工作。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的基本经验。新形势下，统一战线做好党的群众工作同样要用发展的眼光，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通过协调和处理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新阶层关系和海内外同胞关系等五个方面的重大关系发挥积极作用。2010年12月14日，围绕党和国家的重大发展目标，贾庆林在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强调，要积极引导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为促进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发挥作用；要着力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企业转型升级；要充分发挥党外知识分子在科技进步和创新中的优势和作用；要大力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要努力引导统一战线广大成员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多作贡献。

2、以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凝心聚力为根本任务。统一战线工作要以维护统一战线成员利益为出发点，以凝心聚力为根本任务。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强调，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权益。只有帮助解决好实际困难和现实利益问题，统一战线群众工作才能深入下去、见到实效。要关心群众所忧所难，支持统一战线成员投身感恩行动、光彩事业、温暖工程，推动民生改善，服务群众安康，增强广大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感恩情和信任度。凝心聚力是统一战线的立身之本，也是统一战线群众工作的目的所在。

3、以解决各个领域重点难点问题为着力点。统一战线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面广问题多，针对不

同领域，针对不同对象，要采用灵活的方式方法，找准切入点。比如，经济领域，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部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有不太正常的预期，不同程度的存在社会责任感缺失现象，那么就要发挥统一战线的引导教育作用，不断增强他们的国家意识、感恩意识。

（二）统一战线做好党的群众工作的新方法。

1、以联谊交友作为重要纽带。联谊交友是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独特手段，也是以点带面做好群众工作的有效形式。要从统一战线内部成员多样化的特点入手，扩大联谊交友的广度和深度，要积极搭建交友平台，探索有效的交友方式，坚持做到三个结合：民主协商与真诚服务相结合、教育引导与典型引路相结合、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相结合，要努力增强联谊交友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根据统一战线成员散分布的特点，整合统一战线各方面资源，积极拓展社团、社区、园区、楼宇、网格等联系载体，广泛搭建共建型、服务型等交友平台，不断拓展联谊交友的范围。

2、以开展主题活动为重要抓手。统一战线工作要发挥独特优势，关键在于不断的创新方式方法，要围绕时代的主题、目标不断开展促进社会各行各业交流学习的主题活动。湖南省的“万企联村，共同发展”主题活动，就多次组织讨论学习专题，为企业界人士交流经验、开拓创新起到了很好的平台作用，同时也为农村的发展、农民的致富起到了牵引作用。这是真正把发展和民生紧密联系的好途径好方法。常德市委统战部以“万企联村、共同发展”示范项目为抓手，发挥了统一战线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和谐稳定中的独特优势，彰显了统一战线的独特魅力。

3、以改进工作作风为重要保障。统一战线工作是倾注真情的进行服务的工作，需要各级统战部门和统战工作人员牢固树立服务的理念，保持过硬的工作作风。统战部门要努力增强统战工作人员的全局意识、忧患意识、进取意识和服务意识，增强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群众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统战工作人员要注重自身品德修养，不断提升内涵，以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感召统战工作的对象。要不断增强工作能力，系统学习理论知识，自觉加强实践锻炼，在与统一

战线成员交往交流中开阔眼界、增长阅历，切实提高能力水平。要树立务实形象，脚踏实地做事，埋头苦干、真心服务，以实际行动赢得统一战线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支持，真正成为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的贴心人。比如，津市市精心组织开展“同心同行”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对于引导统一战线广大干部、成员自觉践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4、以做好信息宣传为舆论支持。新形势下，信息交流发达，信息交流的载体多。要抓好信息员培训，加强与统战系统各单位信息交流，完善统一战线信息宣传网络，拓宽信息来源渠道，发挥新闻媒体作用，加大宣传力度，为统一战线群众工作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

第四篇：维稳与治理

从管理到治理：地方政府维稳职能的失衡与矫正

徐铜柱

（湖北民族学院

湖北恩施

445000）

摘要：转型时期以维稳为重心的政府管理职能呈现失衡状态，即维稳工作的泛化导致社会治理责任的弱化、维稳目标的强化导致公共利益目标的淡化、维稳的高成本导致社会治理能力降低、维稳责任与权力资源之间的错位等等。当前应以治理为目标对政府管理职能予以矫正，职能结构上从维稳职能为主转向各职能平衡发展；职能关系上从职能交叉向责权统一转型；职能主体上从单一政府管理向多元合作治理转变；职能环境上培育公民社会以增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关键词：维稳；治理；政府管理；管理职能

中图分类号： D03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了新的全面的部署，特别是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目标，这不仅为解决当前一系列社会问题、转型政府管理体制、提升政府社会治理水平指明了方向，而且也为政府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提供了强劲的动力。由于社会转型时期许多矛盾的显现，使政府不得不把维稳作为重中之重的职能加以重视和建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维稳体制。不可否认现有的维稳体制对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但也暴露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把一些公众维权、宗教信仰、征地拆迁等问题政治化、扩大化，导致矛盾激化。其实，这些大多是社会问题，可通过社会治理来解决。社会治理要求创新政府管理，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创造良好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公平公正，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这一目标的实现单靠维稳职能是难以实现的，需要更广泛更全面的政府职能的落实。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宁可将主要精力花在维持暂时的表面的刚性维稳工作上，而不愿去研究解决具有深层次的能解决矛盾根本问题的治理之道，导致基层政府政府管理水平的低效，从一定角度反映了基层政府社会治理责任的错位与缺失。

一、以维稳为重心的政府管理职能重心失衡

社会稳定作为社会治理中具有特殊性的内容，其意义和作用往往被人们给予更大关注。正因为如此，一些地方政府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治理与维稳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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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项目2010课题《民族地区基层政府领导力与社会稳定问题研究》（项目编号：GM－2010－042）。作者简介：徐铜柱（1971-），男，湖北巴东人，湖北民族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esxutongzhu@163.com 系，有的甚至将社会治理等同于维稳，并将大量的人、财、物力用于单纯的维稳工作，忽视了具有根本性的社会治理责任的践行，导致政府管理中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责任与维稳责任的严重失衡。一方面，从政府视角看，政府维“稳”成本不断增大，公安、武警参与频度高，这种以国家强制力为主的刚性“维稳”方式目前已面临着“愈维稳愈不稳”的状态，其实际效果也日益受到挑战；从公民的视角看，以维权为目标的泄愤、械斗和骚乱等极端形式的群体性事件却频频发生，这种以“争利”为目标，以非直接性矛盾冲突为表现形式的中国式“维权”行动经常处于非制度化和无序的状态。[1] 可见，这种以维稳为重心的政府管理职能出现系列失衡状态：

1、维稳工作的泛化导致社会治理责任的弱化

当前，维稳工作涉及面广，包括治安管理、社会矛盾化解、信访总量控制、外来人口管理、社会舆情引导、突发事件处置等一系列工作，许多一般性的利益纠纷、公众的维权活动等都纳入其中，导致基层政府维稳任务繁重。社会治理绩效取决于政府组织功能发挥的程度，政府管理绩效是社会治理绩效的基础和保障。在“稳定压倒一切”、“维稳是第一责任”的政治使命下，政府的维稳模式呈现出一种压力型维稳模式，基层政府迫于上级政府的维稳要求，对本辖区内的任何矛盾都高度紧张，害怕被“一票否决”，形成一种社会不稳定的恐惧症。在这种压力型的维稳模式下，公众的一些常规的矛盾纠纷会被放大成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公民的一些正常的合理的维权行动会被认定为破坏社会稳定的行为。以某市对不稳定因素的重点问题进行排查时列举事项为例：

A村村民因铁路建设征地补偿太低、搬迁小区建设滞后等问题多次群体上访；B村凤凰商住小区因拆迁补偿、施工噪音污染、居民小区生活垃圾清运、人行通道建设及采光等问题，多次引发附近村民集体上访和阻工；C村100多户村民因高速公路人行通道设计不合理（种地要绕道，最远的达4公里以上），造成生活、生产不便，集体上访。如此等等。

可以说，上述问题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社会民生问题，丝毫不涉及到意识形态和政治图谋，与社会稳定无关。当然，地方政府如果对公众多次反映的诉求处理不及时，导致公众采取极端手段抵制政府的不作为就是另外的性质了。一些基层领导把社会稳定理解为一种没有任何冲突和矛盾的绝对的静态稳定，为了实现这种静态的稳定，他们不能用“平常心”看待社会冲突，为了所谓的维稳不惜一切代价，经常运用公安、武警等力量强力维稳。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基层政府努力践行“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的维稳思路，一旦发现有越级上访等现象，就会采取如截访、罚款、殴打、拘留、“被精神病”、以至于公然在北京雇佣私人保安公司开设“黑监狱”等手段压制上访群众，严重侵犯了公众的各种合法权益，甚至造成上访群众人身和精神的巨大伤害。[2]这种带有很强政治色彩的压力型维稳模式导致地方政府忙于控制表面矛盾而忽视其正常的社会治理职责，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弱化，大量的社会民生问题、管理问题、经济问题、法律问题得不到解决，造成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责任的严重缺 失，反而为新的矛盾埋下了安全隐患。

2、维稳目标的强化导致公共利益目标的淡化

地方政府的维稳工作被上级政府列入“一票否决”的范畴，将维稳成效作为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这事实上为地方政府在政府管理的目标重心上提供了选择的依据。在我国的政治实践中，考核政府政绩、决定官员升迁的主体在理论上是人民，而实际是上级政府和领导，这就是许多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唯上不唯下”的真正原因。《人民论坛》杂志社专门就地方政府维稳现状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受调查者中高达 70%的人认为“维稳目的异化，只保自己官帽，不管群众疾苦”。[3] 这一结果说明地方政府重政绩考核目标轻公共利益目标。从公共治理角度看，维稳的根本目的应在于消除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创造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从而更好地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最大限度的实现民生幸福。但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现实考量面前和“一票否决”的考评压力下，地方政府维稳的目标就会变为短期性或临时性，任何不稳定因素只要不在本届任期内爆发就是政绩。由此带来的诸如“花钱买平安”、“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等观念和行为大有空间。相反，地方政府作为最大的公共组织，其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予，理应为公众服务，把公众的需求作为第一要务，而不是把政绩作为首选。可是维稳目标的过度强化使得地方政府实现社会公共目标的动力不足，不愿去想办法解决没有具体衡量指标的民生问题，公共利益目标被淡化。

3、维稳的高成本导致社会治理能力降低 作为社会转型时期的压力型维稳方式产生于特殊背景下，虽然对维护社会稳定、创造良好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高成本的权宜式维稳，治标不治本。维稳成本主要表现在公共安全的支出上，一般用于维稳机构和人员、防范处置群体性事件和“维稳基金”的各项开支等。近年来，地方维稳成本急剧攀升，增速超过其他公益性事业的增长速度。例如，2000-2006年间，（地方财政支出中的武警部队支出）平均年增长率达26%，高于同一时期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年增长率（分别为 17%和 19%）。从2007 年开始，全国财政支出决算将“公共安全”单列出来。2009 年全国用于公共安全的财政支出达4744.9 亿元，比上年增加 16.5%。2010 年“用于内部保安的预算达人民币5140 亿元。公共安全财政支出增加8.9％，实际金额亦与国防开支相差无几。”[4]到2011年则首次超过了国防开支。以上数据显示，大量的财政经费作为政府维稳的常规性支出，已经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和社会的沉重负担。有些地方一个上访户几乎要拖垮一个乡政府，这足以表明维稳成本对地方政府的巨大压力。尽管如此，这种维稳还只是权宜之计，很多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维稳责任与社会治理责任的重心发生位移，以“善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治理难以有效推进。维稳功能一枝独秀，地方政府的其他政府管理能力（如民生问题、利益协调、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生态保护等）受其影响严重不足，导致整个社会治理能力降低。

4、维稳责任与权力、资源占有的关系失衡

在现行体制下，“维稳”压力往往被科层体制传递到其最末端——基层的政府（乡镇政府）和“准政府”（村委会、居委会），相对于上级政府来讲，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确实占有“信息优势”，熟悉维稳对象，能够较快了解具体情况，但从制度上看，位于科层制最低端的他们又具有明显的“权力劣势”，即他们的决策权和可调动的资源却有十分有限，甚至已有“碎片化”的倾向：一是横向之间的碎裂，比如垂直管理部门分割了县、乡两级政权的部分社会治理权；二是纵向之间的碎裂，比如基层决策权的有限，一旦出了矛盾，乡镇政府一般只是控制局面，尽力防止事态扩大，至于如何处理、如何定性、如何赔偿等问题都得等上级政府的指示。[5] 正因为如此，有近四成的受调查官员发出“因体制、机制问题，地方官员常常两头受气”的感慨。[6] 可见，作为政府管理重要内容的维稳工作，地方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责任的分解与资源的配置上又存在严重的失衡与错位。地方政府作为维稳的责任主体，维稳责任无限大而掌握的资源和决策权又无限小，地方政府的维稳困境由此可见。

二、以治理为目标的政府管理职能的矫正

1、职能结构：从维稳重心转向各职能平衡发展

地方政府的职能结构一般包括政治职能、经济职能、文化职能、社会职能、生态职能等五个方面。社会转型时期，随着许多固有矛盾的凸显，与政治职能相关的维稳职能被提到特别的高度。在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这些职能应该是相对平衡地向前发展，也只有这样社会才会全面进步。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地方政府在对待相关职能上认识存在偏颇，即重经济、维稳职能轻社会、文化、生态等职能，经济、维稳职能挤压其他相关职能，甚至出现“经济中心主义”、“维稳职能一枝独秀”的状况，致使政府职能得不到协调发展。实践证明，地方政府过分重视经济和维稳，其他职能难以有效发挥，特别是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等民生性的社会需求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导致社会的恶性循环，这就是有关专家指出的“越位越不稳”的怪圈。面对当前复杂的社会问题，政府管理创新必须从重新构建政府职能结构着手方能跳出上述的循环之路。面对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地方政府应重新认识政府职能，科学界定职能界限，特别是处理好维护社会稳定职能与其他政府管理职能的关系。具体要求：一是高度重视经济、维稳以外的其他职能。政府职能的配置和运行应以社会需要为原则，这就决定了政府职能的宗旨是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7]因此，政府应强化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社会公用事业、社会治安、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职能，从过分偏重经济、维稳的职能结构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平衡发展的职能结构转变，使政府职能真正回归到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求上来。地方政府通过提供优质服务来满足社会需求，化解社会矛盾，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而不是单方面 就维稳而维稳。二是改变政绩评价标准。标准就是指挥棒，改变政绩标准是优化职能结构的思想前提。根据十八大精神，应将社会、生态等职能纳入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进而加重这些相关职能的比重，确保地方政府的职能结构不断优化。

2、职能关系：从职能交叉向责权统一转变

（1）理顺政府内部职能交叉关系。社会治理需要政府各部门责权明确，通力合作，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然而，现实中一些地方政府内部各部门职责交叉常常导致职责不清、争功诿过、效率低下、协调困难等诸多问题。责任不清就无法负责，责任不清也就难以追责，从而成为责任政府建设的体制障碍。以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为例：我国现有的食品安全监管被划分为食品加工、食品流通、食品消费等环节，并分别由三个不同的部门实行监管，不仅如此，整个食品监管环节还涉及到农业、林业、工商、质检、卫生、食品药品监督等众多部门，他们都对食品安全负有责任，职能重叠交叉，出了问题担责意识淡薄，且都有卸责之对象。多个部门管理同一个问题，造成资源浪费，管理成本增加，管理效能降低。因此，理顺政府部门内部的职责关系是责任政府提高政府管理能力的有效突破口。当前，应借改革的东风，按照推行“大部制”的方略，将相关职能进行整合，明确责权关系，减少部门之间职责交错的事项，变部门之间“扯皮”为部门合作。

（2）理顺重点职能与权力配置不平衡关系。政府职能重点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局势的变化适时地调整，才能有效发挥职能作用，否则就会钳制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目前一些职能在政府整个职能体系中的作用和意义明显提高，这就要求对相应的权力配置和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使其具有顺畅的关系和发挥作用的空间。然而，一些新的职能重心没能获得与之同步的权力配置，导致许多职能得不到很好地履行。例如政府的环境保护职能已成为政府管理的重要内容，但现实中对环境的管理“部门分散、地方分割、条块分离”的现象依然十分严重，中央政府监督与调控不到位，难以保证严格执法，难以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再比如，海洋战略与管理地位日益突出，而政府在海洋管理领域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管理海洋的部门多达18个，导致对海洋权益、安全、资源、环境等国家核心利益问题缺乏整体规划，对海上的执法监督管理不力。[8] 如此等等。解决的办法就是整合职能相似的部门，重新配置权力结构，赋予像环保部门等重点职能机构更大的权力，增强其治理公共事务的能力。

3、职能主体：从单一政府管理向多元合作治理转变

当前政府管理之所以被置于重要的地位，主要是因为社会转型时期呈现出一系列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比如环境污染加剧、犯罪率上升、贫富差距扩大、地区差异凸显、社会秩序混乱等问题越来越明显。面对各类凸显的社会问题，传统的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治理模式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有事甚至无能为力。正如 托克维尔所说：“不管它（政府）如何精明强干，也不能明察秋毫，不能依靠自己去了解一个大国生活的一切细节。[9] 诚然，地方政府的能力有限和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要求有更多的主体参与到问题解决的过程当中来，包括公民、非政府组织、企业、行业协会等等，政府在其中再不是唯一的决策者，只是治理主体的一员，与其他主体在不断沟通、协商、谈判、交流的基础上，通过合作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在多中心合作治理格局中，多元主体虽然没有严格的等级从属关系，但也并非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必须遵守相关法律和行业规章，建立合作治理机制。

构建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机制，当前首要的任务是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往的全能政府是政府包办企业和社会所有的事情，政府愿怎么办就怎么办，企业和社会没有自主权。实践证明，这种“强政府、弱社会”的管理模式已不适应社会治理的要求，特别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和“治理”与“善治”理论的弘扬和践行，政府与其他市场主体通过合作、共治的方式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已成为政府不得不面对的管理模式。当前，重新调整地方政府的权力配置，把政府职能的转变与调整市场主体的关系结合起来，真正实现从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的转变，要求政府主动向市场、社会放权，让它们有相应的自由和空间管理自己内部事务，政府只进行引导和监督。对某些社会问题如社区建设、社区治安、环境保护等可通过协调机制实行合作、共管，政府在政策、资金上予以支持，社区等公共组织（第三部门）负责具体的人员和制度落实。实践证明，这种政府与第三部门合作共治的关系，已经成为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一种主要机制和制度安排，成为实现政府社会治理的目标的重要力量。

4、职能环境：培育公民社会以增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正确处理好政府和社会关系，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充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10]培育公民社会可以减缓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矛盾冲突，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增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所谓公民社会，俞可平认为，公民社会是国家或政府系统以及市场或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它是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具体包括公民的维权组织、公益组织、行业协会、利益团体、社区服务组织、公民互助组织等公民自发形成的组合。公民社会是介于政府（第一部门）与企业（第二部门）之间的“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11]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公民社会的发展有助于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推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人民普遍对现代国家（政府）和社会（公民）之间关系的三点共识：其一，社会是国家存在的基础，政府只是来自社会不同力量的公共选择。其二，现代政府不是“全能”政府，而是“有限”政府，政府运用公共 财力只能满足最基本的公共需求。其三，社会中各类分散的社会资源需要进行整合才能发挥其作用的现实需要。公众愿意用自己喜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愿望，从而实现更高层次的需求。[12] 以上三点共识回答了公民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政府的认同。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为公民社会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开启了新一轮政府改革的步伐，为公民社会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政治背景。具体要求：

（1）树立和强化公民意识。所谓公民意识，是指公民个人对自己在国家中地位的自我认识，也就是公民自觉地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核心内容，把对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权利义务观融为一体的自我认识。它强调的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责任意识、公德意识、民主意识等基本道德意识。[13] 地方政府应率先树立公民意识的理念，尊重社会组织的权利，给他们创造对话机制，使他们有渠道参与政府的相关活动，为决策建言献策。比如政府吸纳非政府组织的人员加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策咨询团等组织，发挥社会组织在反映群众诉求、扩大公众参与方面的积极作用。政府通过引导公民意识及其活动，营造公民社会文化氛围，使每个公民在思想上产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德意识，愿意主动承担自己在社会生活中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2）制定和完善公民社会的法律法规。由于公民社会在我国的发展水平还不高，相关的法律制度还很滞后或不完善，对许多社会组织的发展产生制约。比如注册困难，许多民间组织得不到注册，是因为规定要有“业务主管单位”，找不到“挂靠单位”（“婆家”）就不能注册，导致大量民间组织不得已而游离于法律监管之外。再比如参与困难。一些社会组织想为政府建言献策，苦于找不到有效的渠道而“爱莫能助”。政府应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法制体系。一方面，对现有法律进行清理，把过时的废除，该修改的修改，该合并的合并。另一方面，尽快制定一部统一的法律管理民间社会组织，让社会组织在地位、途径、注册、运行、监管、评价等方面有法可依，扭转目前管理无序的状态，促进公民社会步入健康发展轨道。

（3）加大对社会组织的引导与资助。社会组织的发展既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又为提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外部环境。对一些民间实力较强、信誉较好的社会组织的发展给予资助，让这些组织完成一些公益事业，为政府分担压力。资助的方式可视情况而定，比如直接拨款，但要伴随相应的任务（理论研究、课题调研等）；政府运用合同管理手段，通过政府招标的形式，将政府的某些公共服务以合同外包的方式承包给资质较好的社会民间组织，这些民间组织既得到了政府的资金支持，又能帮助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发挥社会民间组织正能量。

参考文献：

[1]郭根，吴婧.地方政府的维稳“悖论"与化解之道[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3（1）[2]唐皇凤.“中国式”维稳：困境与超越[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9）[3]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借“维稳”名义不作为乱作为“较严重”[J],人民论坛，2010（9）

[4]张荆红.“维权”与“维稳”的高成本困局——对中国维稳现状的审视与建议[J]，理论与改革，2011（3）

[5]消解“怨气”要有新思维.学者应星点评公民维权与社会心态[J]，(新京报评论周刊)，2011年6月11日

[6]王慧.官场中的维稳烦恼[J]，领导文萃，2010年12月(下)[7]汤法远.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政府管理职能结构分析[J]，天水行政学院，2009（4）[8]李军鹏.大部制改革需要解决的六大重点问题[J]，改革内参，2013年，综合第8期 [9][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00-101页 [10]人民网.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DB/EB]，http://cpc.people.com.cn/n/2013/1115/c64094-23559163-13.html [11]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若干问题[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06）[12]陆学艺.中国社会建设与政府管理：对话与争鸣[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7月版，第260-261页

[13]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3116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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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关于新时期信访维稳工作的几点建议

关于新时期信访维稳工作的几点建议

白泽湖乡政法委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应当紧紧抓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进一步统一思想，从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新时期信访维稳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认真履行职责，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创新调处工作平台，建立信访维稳长效机制，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一、当前社会矛盾纠纷主要特点

一是矛盾纠纷类型呈现多样化。当前，社会矛盾纠纷不仅涉及山林地界、事故赔偿、债权债务等方面，而且还涉及到土地征用、农民工工资、行政不当、企业侵权、山林权属、公民与非公经济组织之间纠纷、“低保”归属等方面，纠纷类型呈现多样化特点。二是矛盾纠纷关系呈现复杂化。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推进，各种社会矛盾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更加错综复杂，土地征用、重点工程建设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苗头，往往容易引发连锁反应，关联性增强；一些群体性事件诱因简单、突发性增强，特别是合理与无理诉求、合法与非法行为、别有用心的人与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群众交织在一起，使预防和处臵难度越来越大。三是矛盾纠纷影响呈现扩大化。当前，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民主政治的意识明显提高，维护自身权益的要求日益强烈，但是，少数群众维权意识强烈，而法制观念淡薄，动辄采取过激行为制造影响，向政府施压，特别是发生非正常死亡案（事）件后，部分当事人抱有“人命关天、法不责众、逢事必闹”的心理，思想偏激，不计后果，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直接影响社会治安稳定。

二、加强当前信访维稳工作的几点建议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意识。信访干部必须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抢抓机遇，增强信心，以全新的视角去认真研究、用全新的思维去积极化解群众信访的新问题、新情况。要突破“就信访抓信访”的惯性思维，树立科学的系统工程观，把信访工作放到党和政府的工作大局中去思考、去谋划、去部署、去推进。切实做到“五个转变”：一是变“等访”为“下访”，增强工作的主动性；二是变“事后处理”为事前预防，强化工作的前瞻性；三是变“堵截”为“疏导”，防止和减少信访的突发性；四是变“一时息事”为“彻底解决”，强力推进问题解决的可行性；五是变“稳控群众”为“服务群众”，增强全力维护群众根本利益的实效性。各级各部门必须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归口办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坚持党政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为直接责任人，对本地区、本部门的信访工作必须集中时间和精力，抓好各项信访工作的落实；要继续实行领导包案责任制，各级领导要把所包案件拿到手上，亲自研究情况，亲自协调解决，形成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层层抓好落实的信访工作领导责任体系。同时，要严格实行信访责任追究制度，加强督办督查力度，将信访工作列入党政领导班子量化考核的重要内容。对因工作失职，处理不力，激化矛盾，引发群众大规范集体上访的，要严格执行“一票否决制”，严肃处理。

（二）加大普法力度，着力化解社会矛盾，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矛盾纠纷，信访、上访事件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部分基层干部在行政过程中法律意识谈薄，不按法律、法规和法定程序办事，损害了群众的合法权益。部分群众法律知识欠缺，或是在生产、生活中致使他人权益受到损害，或是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不知道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权益，不会通过正确合法途径解决。有的人只讲行使权利而不愿履行法定义务；有的人则采取错误行为，以牙还牙，报复手段或是“信访不信法”，违法上访、缠访。要改变上述状况，可以通过组织各级各部门，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法律六进”、“送法下乡”等活动，广泛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不断向干部群众灌输法律知识，努力提高基层干部依法行政能力，杜绝损害群众权益行为发生；提高群众依法行使权利能力，增强履行法定义务的自觉性，引导公民运用法律武器，通过合法方式和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三）强化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从源头上减少不稳定因素。信访案件都有一个从小变大，从简单变复杂，从个体到群体这样一个逐步发展、升级的过程，关键是要能够在苗头出现时就加以控制，把事态消化在初始阶段。把“三查”作为控访的切入点，即把“访前查”、“访中查”和“访后查”相结合起来，真正实现由“救火”向“防火”转变。在排查中，做到“三抓”。一是抓好对重点人员的排查。把历史遗留的老上访户，利益调整受损群体作为重点，对他们的情况始终做到心中有数，动态掌握；二是抓好对重点部位、单位的排查。如对企业，涉及征地拆迁的村做到重点关注；三是抓好对重要时期的排查。政治敏感时期，重大活动期间，农闲时节，都是群众信访活跃的时期。为真正把排查出的信访隐患控制、消化在一定范围，对每一起经过认真梳理确定的重大信访隐患，严格落实“三个一”机制，即：落实一个责任领导，组成一支调处班子，制订一套解决方案。同时要确保畅通信访渠道，及时掌握了解社情民意的动态信息，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重大事件能消化”。

（四）完善基层信访网络建设，充分发挥维稳作用。乡镇、街道要健全完善综治信访维稳中心的职能作用，确保人员、办公场所、经费和制度的落实，协助代理群众信访问题，努力减少重复访、集体访、越级访次数以及上访群众人力财力的耗费。村委会在原有人民调解委员会和配有民调员的基础上，从村民中选取威望高、责任心强的代表担任涉农问题联络员。上级信访部门在业务上，积极对基层予以指导，帮助基层更好地发挥信访信息预警的作用，发挥及早调解或缓和矛盾纠纷的作用，发挥协助处理重要信访问题和宣传信访政策法规的作用。

总之，要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强化领导，加强信访维稳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扩宽立案范围，加强督查督办力度和完善信访维稳工作机制，协调各方力量，重点解决好久拖不决的案件，正确引导信访人依法有序信访等措施，改变当前信访工作被动局面，使我市的信访工作迈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