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读书感想

第一篇：菊与刀读书感想

矛盾的日本人

——《菊与刀》读书笔记

一、初遇《菊与刀》

大一的时候迷上了日本动漫：《海贼王》、《火影忍者》、《银魂》„„，对这个国人恨之入骨的国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又刚好老师给我们推荐了介绍日本文化的《菊与刀》一书，因此我开始从书本触及日本，就从今天开始就写读书笔记了。我对日本的了解仅限于动漫以及一些简单的历史知识，这些都是比较浅显的。所以，从课堂上能学习到一些日本史的知识以外，还希望能从这本书里学到许多我不知道的，能更加理性地冷静地站在历史的角度去思考日本，对于日本所犯下的罪行更加全面的客观的分析，能对日本少一份冲动的情绪，多一份理性的认识。嗯，希望她能给我带来这些吧。

之前，因为看了比较多的抗日战争片，提起日本对我们中华民族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一想到就咬牙切齿，对日本是恨之入骨。现在随着知识的积累以及理性思维的培养，对于日本，我们也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这也是作为21世纪新一代青年的必备素质。《菊与刀》这本书便提供了这样的一种了解日本的渠道。

二、读书随想

（一）序言

今天先看了这本书的序言（译者：吕万和）。序言简单介绍了美国女作家本尼迪克特写这本书的背景，翻译这本书的译者的立场还有这本书的广泛影响。序言中提到“菊与刀”的解读，“菊”为日本皇室家徽（就像我们的“龙”一样吧），“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老师上课讲时说过，作者命名这本书时是以“菊”与“刀”来象征日本人的双重性格，而这种性格是矛盾的（爱美而尚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等等）。作者从这方面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的一些社会现象，形成这种日本的民族性格的重要原因是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作者称之为“耻感文化”，而这耻感文化与欧洲的“罪恶文化”是不同的。日本的“耻感”是靠外力的强制约束的并非来自内心的。

这种矛盾我认为是极端的，他们的文化缺少民族性的内在的一种约束自我的道德规范的理念，我们有植根于五千年文化的深厚积淀，对自己的行为思想有自然而然的约束力，并且这种约束是合乎情理的，是符合道德要求的，如“中庸”，“仁”，“和”等等。而日本缺少的正是来自精神的内心深层的规范标准，以致对我们犯下滔天罪行。

为什么日本的教育会成为影响日本整个民族性格的重要因素呢？是怎么影响的呢？为什么称之为“耻感文化”呢？对他们思想约束的强制性的外力又是什么呢？日本的一些社会现象又是怎样反映的呢？这些是我从序言中得到的以及根据以往了解的知识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希望这本书能够带给我答案给我一些启发。

(二)战争中的日本人

我觉得这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以战争的角度来分析日本人的性格。日本对战争的原因与其他法西斯国家不同。其他国家是对压迫弱小民族的罪恶方针，而日本呢，则是应该结束各国拥有的绝对主权的无政府状态，从而建立等级秩序。日本是真心建立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国家，他们认为，各国都应该在世界序列中确定其位臵位置，才能形成统一的世界，即“各得其所，各安其分”。体现了日本文化中对等级制的信仰与信赖。这一点与我们一直以来对崇尚和平热爱和谐的民族性格是大有不同的，直到现在我们也是走和平发展道路，强调和谐社会，是与我们几千年来深深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精神是分不开的。当我们中华民族内在的精神成为我们自己的民族性格并成为衡量我们行为习惯的标准时，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最使我震惊的便是日本人认为精神将赢得对物质的胜利。日本人一直强调精神的重要性，对物质主义甚至到了鄙夷的地步。这也深深的体现在战争中。他们宣扬是战争是物质和精神的较量，物质一定会失败。他们将军舰和大炮只视作不灭的“日本精神”的外部表现。他们鼓励士兵说：“我们的身体越是沉重，我们的意志，我们的精神就越能凌驾于肉体之上。”他们的飞行员驾驶的小型飞机以自杀方式进攻撞击军舰，还有，不管是日本军人还是日本士兵被俘虏或者任务失败的时候总会切腹自尽来表达他们效忠天皇，也是对精神极大崇尚的表现。不仅如此，当医院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转移伤病员时，伤病员往往会自杀或者军医枪杀。在绝望的情况下，日本士兵应当用尽最后一颗手榴弹进行自杀或者赤手空拳冲入敌营，进行集体式的进攻，但绝对不会投降。认为投降是可耻的，他们如果丧失了名誉也就丧失了作为日本的生命。“死亡便是精神的胜利”这种崇尚精神蔑视物质的理念对日本本身物质紧缺起到积极的作用。

日本打胜仗的时候，日本的政治家、大本营以及他们的军人也一再说，这场战争不是军备与军备的较量，而是美国人对物质的信仰同日本人对精神的信仰之间的决斗。日本人相信精神能战胜一切，这一点深入到他们对外的战争以及对内的国民管理中。而当日本在战争中失败时，总会说事情的发展早在预料之中，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全都策划好了，万无一失。只有从这一信念出发才会继续坚持自己的精神信仰——所有的发展都是主动预料到的，不是被动的，不是被别人强加于自己身上的。他们习惯于建立在万事俱有安排的生活方式。

此外，战争中日本人经常说安全感与士气不过是一个精神准备的问题。当遇到麻烦时，日本人对其国民的照例交待是说这是早已预知的，所以丝毫不必担心。这样似乎告诉国民，我们居住在一个可预知的世界下，任何事情都是我们预先知道的。这样的说法便给了日本国民一种安心感，使他们可以很淡定的面对一切。其实我感觉这一方面也是在说日本人强调精神上战胜一切。他们通过培养精神以鼓励民众和士兵，让他们充满希望无所畏惧。

（三）各得其所，各安其分&明治维新 1.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日本是一个等级制严格的国家，无论是国内的制度还是对待国际关系的问题都是运用这个原理来看待。他们认为日本处于国际金字塔的顶端，过去到现在他们的观念一直深受其影响。在1940年日本同德国意大利签署三国同盟的协约是为了世界各国的“各得其所”。

日本信仰“各得其所，各守本分”，这是根据其社会经验所培育的生活准则。日本是一个等级深严的社会，他们相信秩序和等级制度。这一点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是日本民族有组织的生活准则，也是最容易接受，接受面积最广的。人与人之间是一定要分清身份等级的。日常交往中的细节动作也都反映出一个人的地位如何。一个日本人与另一个日本人交流时会根据社会地位，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远近，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词汇。比如，使用“敬语”、鞠躬等，这反映了家庭的等级情况。

同时日本人同我们中国人一样也十分尊崇孝道。早在公元6、7世纪，日本就接受了中国人那套系统的孝道理论，同时也采纳了中国的佛教、儒家伦理以及世俗中国文化，如文字，宗教，建筑文化。但是孝道的表现特点难免有所修改，以适用于不同的日本家族结构。“孝行”在日本是一个只限于家族内部面对面的成员之间的问题同时也是日本等级制在日本家庭中的反映。它意味着在一个几乎只限于自己父亲、祖父、他们的兄弟及后裔的团体中，根据辈份、性别和年龄占据一个适合于自己身份的地位，应该遵循“长兄如父，长嫂如母”，长兄是这个家族中仅次于父亲的地位最高的决定者；一个人在等级制的地位还要取决于性别，同当时封建制度的中国女人一样也是“从父、从夫、从子”“夫为妻纲”，但是她们看起来比中国女人幸运的是不用缠足可以自由出入商店，不用隐藏于深闺里，掌管着家里的生计，“媳妇熬成婆”时，这种权利似乎更大了。每个日本人先在自己的家中适应这种等级制之后逐步适应到全社会范围内。这种等级关系是固定的，内在的，是不可侵犯的。

当德川家康击败所有敌手成为德川氏的第一代将军时，便开始了德川家族对日本长达260多年的统治。德川氏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极力加强封建体制。为了维护社会的等级性，每个人的身份都是由世袭固定的。身份等级是世袭固定的，士、农、工、商、贱民严格的社会等级。只有武士可以带佩刀，这是阶级以及特权的象征，并且他们有对其余阶级使用佩刀的权利。但他们不能兼做其他身份，因此他们只能是依靠俸禄生活，必须限制家庭规模解决生活问题。农民对农田的所有权受保护，耕作者的利益也受保护，他们也同武士阶层一样，需要限制家族规模，他们要进行纳税，所剩的只能够维持正常生活。在实行封建制的古代，日本同中国一样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认为商人从事的商业活动会对以农为本的社会基础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统治者们会采取措施限制商人的活动阻碍其发展。贱民是社会最低级的劳动者，是以“不可接触者”，被排斥与正常的社会统治组织之外。但是这种等级制度也具有灵活性，日本习惯于可以通过某些手段进行调节，而不破坏大家公认的常规。一种方式是富人可以通过典押和地租变为地主，从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然后他们将自己的子女与武士阶层联姻，自己也成了“绅士”。另外一种方式是通过过继和收养的方式实现身份的转变。

2.明治维新

由此看来，日本人是一定要分清等级的，他们各守本分，做着自己该做的事。这样的守旧也使日本历史上一度落后，被西方国家欺凌压迫过。1853年的“黒船事件”后，许多日本人觉醒，力图推翻幕府统治，建立一个新的政权。1868年明治维新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的。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实行大改革，促进了日本的现代化和西方化。在执掌明治政权大刀阔斧改革的统治者们，拒绝废除一切等级制，因此在他们采取的每一项措施中无疑包含了“各安其分”等级制的思想。

明治政治家们在谨慎而细致地划定国家在政治中的权能范围和国家神道在宗教中的职能范围。统治者们在法律上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给予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并设立了议会。而这个宪法是限制人民和舆论干涉侵扰的，而负责起草宪法的局也因此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机构上选举产生的议员没有什么发言权，普选产生的众议院代表国民的意愿，仅仅有批评权、质询权，并没有真正的发言权和立法创议权。众议院还会受到贵族院的制约，并且对法律的控制权他们两院对等。日本人而言在他们眼里国家是近乎完美的，当国家权限越过自己的范围而干涉地方事务时，其裁决也会受到尊重。而在地方事务上，日本人相信则是地方的事物地方上解决，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行使分配的职权。在宗教领域中，日本有受国家管理的宗教即国家神道，被视为民族象征而赋予特殊尊敬。不仅如此，神官系统的全国性等级制与政府系统并列，从最底层的神官到最高层被尊为“阁下”的神祗官。在工业发展领域内，国家干预经济制定计划，并补助认为重要领域的产业，尤其是在重工业领域，兵工厂、造船厂、冶炼业、钢铁业等不仅有优先发展权，国家还予以补。对于重要领域内的领导者，小工商业者和非官僚者都是没有资格的，大企业实力雄厚的财阀才能涉足这个领域。明治维新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工业化。

总之，日本在构筑这个世界时，经常考虑到等级制。这种等级制不仅涉及家庭内部及人际关系中，而且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宗教、军队、产业等各个领域时都会有周密而严格的规定。在日本人看来“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的等级制是十分安全而有秩序的，而当这种“安全”的社会结构输向国外时，是十分不恰当的，事实证明也是失败的。他们认为，这种等级制同样可以运用世界范围内，其实，这种制度仅仅归日本所有，具有特殊性，不能按照他们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其他国家，是不适用的。

(四)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报恩于万一

这两章内容主要讲的是日本的“负恩”与“报恩”，在日本的社会主流思想中，“恩”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日语里，“恩”的词有许多种用法，其中共通的，就是承受的负担、债务、负重。他们常说“受某人之恩”，其实也就自然而然的对施恩的人（恩人）负有了义务。从这层意思来讲，“恩”，也意味着对所欠恩情的回报，从而就有爱的意思，但其本义就是负债。

日本人对天皇、父母、老师、主人甚至帮助过自己的陌生人都有恩情，不忘恩情是日本人最大的习性，但具体“恩”的含义却又不同。在用于地位和最大的恩情即“皇恩”时，是在无限忠诚的意义上来说的。他们认为，能够生活在安居乐业的这么美好的国家是天皇给予的，是“皇恩”。天皇是神圣的，是日本国民统一的最高象征的国家元首，是远离一切尘世的圣父，“神圣不可侵犯”。在他们概念里，“忠”只能献给等级制的最高者——天皇。对天皇“尽忠”并且是绝对忠诚，被视为最高的道德，是对“至善之父”的虔诚信仰。因此，日本民众对天皇是至高崇敬的，他们报答皇恩在战争中能做到令行禁止，只要天皇一个命令就可以开始战争，士兵奋力征战，甚至以死报国，但同时一个停战的命令他们照样也可以立即做到，他们用遵守和平的方式是陛下安心。“忠”在臣民与天皇之间构成了双重体系，一方面，臣民向上直接对天皇，用自己的行动使陛下安心；另一方面，天皇的敕令是经过天皇与大臣之间的各种中介之手层层传达。只要是“天皇谕旨”就能唤起人心尽“忠”，其号召力与强制力是非常强大的。在日本的历史上，尤其是在战国时代武士逼迫将军退位、拥立自己的封建领主已是屡见不鲜，但是他们永远精忠于报效天皇。因为天皇身居九重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对主君的忠是比对将军的忠更具有强制性。“忠”是日本的最高法律，对日本人的支配力是无可怀疑的。

其次就是来自父母的恩情。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父母养育子女，对子女施恩，而子女是对父母有欠恩的，必须努力偿还。所以，父母有权支配子女的一切，作为子女也应该竭力服从父母，即孝道，同时也是前面提到的等级制在家庭中的反映。与下一代，如此代代相延续恩情，并且对于义务的担负和偿还，年长者责任更大，就要监督年轻人要求他们必须服从长辈的决定必要时会做出牺牲，这样在家庭中自然而然的就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而孝道常常会与其他道德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会有宽宥父母的恶行或是无德。

对老师、主人同样有类似的报恩。当他们陷于困难时，或者对他们的亲属予以特殊照顾。这是对报恩的伦理原则的运用。他们把自己当成巨大的负恩者，自觉履行义务，并且这种恩情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的严重，形成一种利息。最让我感到新奇的是，在日本，对于陌生人主动帮助或者给予的一些东西，会让接受帮助的人有压力甚至是讨厌的。他们认为除了接受特定的职业（如警察）的帮助外，陌生人的插手只会让对方背上恩情甚至会怀疑是否有不良的利益动机。我们视爱，关怀，慷慨仁慈等为无价之宝，难能可贵。而在日本却定义为一种条件，接受便成为负恩者了。

在日本文化里，“恩”与“负恩”是不同的，就好像金钱关系的“借”与“贷”一样。“恩”一经接受就是永远存在的债务；而“报恩”则是刻不容缓的，是积极的义务。只有为报恩而积极行动的才会称之为美德。因此“难于报恩于万一”。

(五)“情义最难接受”&洗涮污名

日本人常说：“情义最难接受”。一个人报答“情义”就像必须报答“义务”一样。日本人在谈及行为的动机、名誉以及他在本国遇到的各种麻烦时，经常说到“情义”。“情义”有两种类型。一类为“社会的情义”即“报答情义”，向同伙人报恩的义务；另一类“对名誉的情义”，即保持名誉不受任何玷污的责任。“情义”的范围很广，包括对姻亲家属应负的责任义务，大多数日本人更重视的则是武士对主君及同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重视名誉之人对其上级及同辈所尽的忠诚。

“情义”的准则是必须报答，生活中，只要有可能人们都记录相互之间的来往，不论是劳务还是物品，无论是出生或死亡，还是插秧、盖房、联欢会，“情义”的交换都要仔细记录下来，以备日后回报。对于“情义”日后时间越长，压力会越大，因此必须尽可能去报答“以免遭世人非议”。

“情义”是不使名声受玷污的义务。内容包括：“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各种繁琐礼仪的要求，能忍受各种痛苦，在专业及技能上维护自己的名声。对于名分之“情义”，还要消除毁谤或侮辱，因为毁谤会玷污名誉，必须洗血，必要时也许要对毁谤者进行报复，或者自杀。因此在日本历史故事中也包含两个主题：一个是有错误者向正确者进行报复；另一个是受辱必报复。日本人对失败、毁谤或者排斥的反应很敏感，因而极力恼恨自己而不去恼恨别人。而现代日本人施之于自身的最极端的攻击行为就是自杀。用适当的方法进行自杀，可以洗刷污名并赢得身后好评，这样是一种光荣的，有意义的行为，是最体面的办法。而自我攻击又是表现为消沉、沮丧以及日本知识阶层中流行的典型的厌倦情绪。1930年代中期，他们当中许多人用传统办法摆脱这种消极情绪。他们抱着国家主义目标，把攻击矛头自从内心转向对外，从对外发动极权主义目标侵略时，他们重新发现自己，就应该征服另一个民族。他们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赢得尊敬，目标是为了名誉。“情义”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使用侵略手段，另一方面是遵守互敬关系。在战败之际，日本人从前者转向后者，是不觉得心理上有任何压力。因此，在战败后，日本人一非常善意的态度接受战败及一切后果。他们认为要维护战败的荣誉，就要采取友好态度达到这一目标。

（六）人情的世界&道德的困境&自我修养

日本人认为肉体的享乐是件好事，是值得培养的。但追求享乐要恰如其分，不能耽误人生大事，不得沉迷其中。他们把享乐当艺术一样培养，却又牺牲享乐献身于义务。他们最喜欢的是洗热水澡，他们也重视历练“冷水浴”；睡眠也是日本人爱好的乐趣，也是最熟练的技能之一。他们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可以睡眠。他们认为睡眠不是为了精力和休息，而是喜欢，因此他们可以毫不吝惜地舍去睡眠时间做更重要的事；吃饭是享乐式的休息精于做各种美食料理也是严格训练，有时，强行绝食是测试意志坚强的良法。

在“人情”世界里，浪漫式的恋爱日本人已经习惯，只有把“性”的享受放在人生的低微位置上就行，在我们看来他们不大讲伦理道德的。同性恋也是传统“人情”的一部分，只要把他们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即可。酗酒也是被允许的，他们享受喝酒是不会被社会所嫌恶的。在日本人的观念里，精神与肉体不是对立的，世界也并非是善与恶的，人是有两种灵魂“善良”与“粗暴”，在不同场合下是善的。据此，日本人认为，中国文化强调仁，用仁来规范一切恶行，是具有劣根性的。

日本人十分强调精神修炼和自我修养，如他们喜欢寒冷苦行，在黎明前站在或坐在冰冷刺骨的瀑布下，或在冬夜三次用冰水浇身，其目的是训练有意识的自我，直至不再感到痛苦，当他意识不到冷水的冲击和身体的颤抖之时，他便达到了“无我”、“练达”之境界。精神训练也必须同样自悟。因为从自身以外的源泉学到的任何东西都没有重要意义，只有通过自身的悟会才能有所成。这也符合我们中国的说法，“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七)儿童学习

作者用大量的篇幅写了日本儿童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以及对日本的双重性格的影响。日本父母对自己的孩子谨慎和自制。日本的人生曲线呈现U字型曲线，允许婴儿和老人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但随着幼儿期的过去，约束逐渐增加，直到结婚前后个人自由降低至最低线。在小世界里就是神，可以纵情恣意，甚至可以攻击别人，似乎一切欲望都能得到满足。但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谨慎的教育往往使他们行动怯懦，但他们却又能勇敢得近于鲁莽。在等级制下，他们可以表现出极为驯服，但却又是很不轻易接受上级的驾驭。日本儿童教养的不连贯性导致日本性格的双重性格。

在日本，孩子很小时，父母对孩子的无情的训练为长大成人后服从日本文化中最繁琐的强制性做足了准备。母亲常常使用“危险”和“不行”来规劝幼儿，这样，使孩子在威胁中能够听父母的话。还有用讥笑、嘲笑的方法，是孩子跟到羞耻从而让孩子听话，这对以后孩子的成长会产生阴影。还有，父母们会采用转移注意力的方法训育孩子等等。

（八）投降后的日本人

这个章节主要写美国对投降后的日本采取的政策以及日本人投降后的心理。美国对战败的日本是“要求日本人自己整顿自己的国家”而美国方面提供指导。战后仍然保留天皇，在军队复原、官员任用等方面美国都在积极的协调发展。

当然，日本最终的失败让本国的民众汲取了教训，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是达不到荣誉之路的，是失败的，错误的，他们转向另一种方式就是实现世界和平，在和平国家发展中取得受尊重的地位。

这就是日本，这个民族重视“情义”，重视团结协作，重视个人的修养，在很早以前他们学习着中国的文化，可现在日本的国民素质整体都高，比我们做的好很多。在不久前的“世界杯”足球赛中，在日本队输的情况下日本民众看完足球赛后场上做到一尘不染，而我们呢，总是会被警告“中国人不得„„”“中国人不该„„”我们现在是不是该学习了呢？但是，日本的侵华罪行我们是不该忘记的，而我们也正在努力着，为了使我们的国家变得强大起来。我们可以学习日本，学习他们的现进科学技术，学习他们团结协作、谨慎认真的精神，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更加强大。

第二篇：菊与刀读书报告

《菊与刀》读书报告

雍青纳么 西南民族大学民研院民俗2013级 ***4 《菊与刀》是由美国人类女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奉美国政府之命，为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所做的调查分析报告，旨在指导美国如何管制战败后的日本。从未到过日本的本尼迪克特通过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并将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认为运用文化模式理论，通过对日本人个体样本的归纳研究而得出的模式，可以用来验证和解释个体的行为。通过对文本、影视、和同战俘的对话，比较美国人和日本人的价值观，研究得出日本人具有双重性格和“耻感文化”的文化特征，因此得出日本会投降以及美国不能用对付德国的方法对付日本的结论。对于一个从未到过日本的人类学家而言，能够研究得如此细致缜密，实在是不容易，而且这些结论到如今都还能发挥其作用，足以证明《菊与刀》的价值。

一、文化模式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说“最孤立的细小行为，彼此之间也有某些系统性的联系。我十分重视数以百计的单项行为如何构成一个总体模式。”1关注日本1 《菊与刀》本尼迪克特，吕万和译本。

人生活中的琐碎细节，才能从中了解隐藏其后的决定。文章在美日两大文化比较的整体眼光下，通过对等级制度、“恩”与“报恩”、义理与人情、耻感文化、修养和育儿方式等的考察，从结构上深入探讨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考方法，得出日本人的各类文化模式，及其与美国等国的“罪感文化”完全不同的“耻感文化”。

二、等级制度

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的一切都是以“各得其所，各安其份”等级制为基准的。从家庭开始到整个社会的严格等级制都是自上而下的严密系统，将每个人都纳入其中，以共同忠诚的名义要求人们服从，具有强大的约束力，日本人在其秩序下遵循其中规则不反抗。为揭示日本人生活方式极端的原因，本尼迪克特用大量文字对日本文化、日本社会具体论述，涉及了恩、义务、情意、人情等概念，这些概念深入描述了对日本人在等级制意识笼罩下的道德伦理体系，等级制已深入日本人骨髓。

（一）、社会中的等级制

日本家庭等级制开始，到其日常生活中扩展的等级制意识。在日本，家庭和社会管理模式一致，都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严密系统，每个人都置身其中，等级制以共同忠诚的名义要求人们服从，以普遍的约束力让人们遵循其中规则而不反抗。从古至今，漫长的时光，遵从等级制已经成为日本人的行为准则，我们看来无法理解的不平等却是他们最自然的标准。不同等级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全都被灌注准则，以一种共同忠诚的名义来要求服从。日本人按照此标准生活，从不跨越雷池一步。在家庭中的“各安其份”规定都十分缜密，长者为先，家中最老的父亲掌握整个家族的话语权，长子拥有与父亲相差无几的特权。辈分和年龄的差别也有严格规定，在日常生活中要严格遵守秩序并通过礼仪表达出来。

（二）、战争中的等级制

长期、稳定的封建等级制造成的影响渗透到日本文化的最深层，在战争中的日本天皇的态度，就是日本社会等级森严的集中体现。在日本，天皇不是人，是神，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所有寄托，神的话语是没有人可以质疑的，因此，为了实现对天皇的忠，日本开始了战争。日本当年建构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类似于将整个亚洲看成一个家庭，自认为的长子身份要求他们，必须负担起“照 顾”家人的义务，因此，这场战争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他们不知道的是自己心甘情愿地满足于“各安其分”的道德观是不能被别的国家所接受的。

每一个战士都被冠以军国主义的思想，从小接受的等级观念在这个时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战士们对于上级的命令是惟命是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为了向天皇尽忠，日本士兵在战争中勇敢、残暴、致死效忠、绝对服从。日本在作战时嚣张跋扈与战后十分驯服的表现让所有人惊诧不理解。等级制这把双刃剑让他们有了如此差别巨大的做法，因为无论是何时，他们追求“各安其分”的思维都是不变的。一开始他们把自己放到国际金字塔关系的顶峰，在战争中占主导地位。而战争的失败让他们认清自己的定位，他们又开始遵从这一定位中自己该有的秩序。

三、结语

文化模式的理论在当时的语境中发挥了其作用，事实证明本尼迪克特的研究为美国提出的指导意见是正确的，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以及日本整个局势的发展基本与其报告的主旨一致。社会由千千万万个人组成，在整体观察的眼光下观察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不应放过对个体的琐事研究，注重细节对研究是有益而无害的。文化模式论虽然受到许多研究者的否定，认为文化并不等于其中个体的简单相加，文化模式理论缺乏这方面的思考，它基本上只是含糊地认为，归纳得到的模式，可以用来验证和解释个体的行为。但是这一理论当时取得的成就和现在依然拥有的价值，依然不容置疑。篇二：《菊与刀》(必选书目)读书报告

《菊与刀》读书报告

读完这本书一遍很快，因为文字不多，内容因为新奇所以生动，所以一口气读完，还没来得及咀嚼，就要到了deadline，所以匆匆起笔，写下了这篇读书报告。当然，匆匆有匆匆的好处，回忆保证新鲜、准确，感受保证直观、易懂。选择这本书的目的，并非想了解日本人，虽然我一直对他们这样一个看似矛盾的民族心存好奇，但还不足以将我从比看书更加刺激的电脑游戏中拽出来。但我一直想读这本书，原因是，现在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贫富差距大、文化素质落后、通胀等等）与我从长辈、新闻、文章处获知的近代的日本是何其相似，而我又自认是一个不满足于现状的爱国者，也能心平气和地承认现在的中国在很多方面都逊于日本。于是，我想要自己去探究“如何改变中国的现状”这样一个宏大的命题，第一步就是了解日本的近代史。于是，《菊与刀》被放进了我的购物车。

贯穿全书的是二战，也正因为受到了二战中后日本国民迥异的表现的刺激，作者才会深入地调查和探究。而其中“明治维新”“孩子的学习”等章，乃是为了让读者更加全面地了解日本，以及这些复杂生物的基因特别加入的。闲话少叙，开始报告。

如果用四个字来概括日本人的处世准则，我认为是：各得其所。正所谓，在其位，谋其政，日本人苛刻地执行了这一句话。有几个概念左右着日本人的行为，分别是“天皇”“名誉”“恩”“义理”，重要性依次递减。尤其读到书的中间部分，会深有体会。耻感文化是日本民族性格中的一个方面。所谓耻感, 即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和行为、所作所为的后果在别人看来是否受到嘲笑、侮辱。如果社会和他人对其表示排斥、讥笑, 那么他就会感到受到了耻辱, 心理上就会蒙上了一层阴影, 他的一切都将会判上了死刑。日本人这种耻感文化与西方人的罪感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别。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它发展人的良心, 这种社会可以定义为罪感文化。人们可以通过祷告、坦白、忏悔来赎罪, 以此解脱心灵上的枷锁。而耻感文化?则是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 日本人没有坦白、承认自己有错的习惯。假如他的行为是违反道德标准的, 但没有被社会其他人得知, 那他就没有羞耻感, 从而也不认为自己有错。这也成为日本民族性格矛盾的主要原因。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 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本尼迪克特没有直接用人们容易接受的字句概括本书的主题, 而是巧妙地以菊花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 即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 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这种性格的两面性归根到底, 是由日本民族文化所决定的。

从日本人教育孩子的方式，我们大致可以见到以上与中国人大相径庭的人格的源头。他们的快乐指数大概是“u”型，儿童和老年时收到的束缚最少，也最快乐，人到中年却因为种种的束缚而必须艰难地生活。幼时，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皆受到深深地宠爱，孩子们自由、乖戾、任性，而母亲基本尽其所能地溺爱之，父亲会比较严厉一点，也仅限于做错事之后的瞪一眼。渐渐长大之后，孩子慢慢体会到

并懂得了周遭人的行为都围绕着几个中心，于是他们的行为收到了前所未有的束缚。于是，男人找寻艺妓，喝的烂醉之后口无遮乱，闹得无法无天皆可解读为短暂地摆脱俗世的枷锁，恣意地放纵自己的情欲；女人则是大多私藏了自慰的道具。但是，又因为“各得其所”，在夫妻相对之时，仍会毕恭毕敬，遵守礼节，真正做到相敬如宾。不能免俗地，我也极力地思考这本书对于国人有什么借鉴意义？日本人国民性之中有哪一些是可贵的？又或者维持这样的国民性，其本身就值得我们思考？在我看来，这种异常矛盾的民族特性, 贯穿了日本文化发展全过程。日本这个民族, 在我看来, 礼貌且无礼, 高尚且低俗, 安分且激进, 和善且尚武。菊花和刀象征着日本文化精神中矛盾的两极, 恬静淡然却又刚烈自闭。从对战争的看法可以看出, 日本重视精神的力量, 而且还将菊花和刀的精神力量巧妙的结合起来。如果说菊花象征的是某种可以抵抗外界的精神力量, 刀代表的就是崇尚由这种精神带来的道德力量。这种重视非物质力量, 轻视物质力量的文化内涵, 使得日本在对外侵略的战争中表现出了其人性的极端残酷性。虽然这样的文化看似是很矛盾的, 也很难让人理解, 但是他们还融合在了一起。由此不难看出, 一个民族的文化对所属其范围内的人群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一个民族的传统社会心理的形成是分不开的。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人们也在努力地认识自己, 努力地认识自己的文化, 并在文化中寻找自我的价值。

当然，书中所述事实不可避免地被烙上战后的色彩，虽然一些深层的东西是不会轻易改变，但是，当比照当今日本人（特别是在读了

一些日本当代小说，同时与一些日本同学交流过之后发现），难免有些偏差。所以，《菊与刀》只是开始，我也庆幸，它成功地引起了我阅读其他著作的欲望。希望接下来的阅读之旅能更精彩！篇三：菊与刀 读书报告 日本文化

——读《菊与刀》后感 提要：“菊”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士道的象征，这两者也恰恰体现了日本文化的双重性与矛盾性，温和而又好斗、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倨傲、善变而又顽固、驯服而又专断、忠贞而又反叛、勇敢而又怯懦??每种极端矛盾的性格，都如经纬纵横交织在日本人的个性之中。

关键词：日本 矛盾性 耻感文化 等级 忍 该书主要是探讨日本这个国家的民族性，从各个方面深入挖掘其特性，追问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菊”的隐忍淡泊与“刀”的锋芒毕露统一在日本文化中，构成了日本文化的骨架，而其中更加细致深入的一切，还需我们慢慢了解。整本书分为以下几个章节：第一章 研究课题日本，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第三章 各安本分 各尽其职，第四章 明治维新，第五章 历史与世界的债务人，第六章 万分之一的恩报，第七章 “难以承担的”回报，第八章 洗刷污名，第九章 人情世界，第十章 德之两难，第十一章 自我训练，第十二章 儿童的学习，第十三章 投降以来的日本人。读完这本书，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日本的“耻感文化”：日本人将名誉看得比生命都重要，这种文化的极端表现，就是日本流行的自杀现象和战争输出。日本人以适当的自杀行为来洗刷污名从而赢得令名，这让我们再一次想起武士切腹。而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其深层动因依然是名誉，日本人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赢得“尊重”。自杀的方式来维护他们的尊严，在日本说一个人没有耻辱感是对其人格极大的侮辱。这种文化的内涵我们可以理解，内心的耻辱感可以让一个人变得更加的优秀甚至一个国家更加昌盛，可是在日本对待中国的侵略上，我没有看到他们的内疚、自责，取而代之的反而是狡辩、装腔，除了少许的日本老人愿意出面表示他们对中国万万人的忏悔，大多数的日本人仍旧坚持，当年的侵华战争是正义使然，是为了让中国摆脱贫穷的局面。日本当局也没有扭转他们国民的想法，反而改版教科书，肆意的宣扬他们当年所谓的正义。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中日两国关系一直得不到缓解的原因。为此，我对他们的“耻感文化”表示很不理解。

还有日本人的等级制度，孩子对父母命令的绝对遵从，妻子对丈夫的绝对听从，下级对上级的绝对屈服，此所谓“各得其所，各安其分。”无不显示着日本文化中的强烈的尊卑感。日本人对于等级制的信仰和信赖是根深蒂固的，尽管日本历史上出现过许多统治权不在天皇手中的时代，然而天皇处于等级制的最顶端这一事实却从未改变过。如果不能“各安其所”，于他们而言便是莫大的灾难了。所有的日本人在一出生的那一刻起便背负上了“皇恩”与父母之恩；在生活中，一旦接受的别人的恩惠，便又要背负上“情义”二字；对于非直系血亲的亲戚们，也有着种种义务。而与中国文化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和“乌鸦反哺”不同，日本人“报恩”，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是人的内心：报恩不是出于心中的感激之情，而是必须执行的任务，与一个人的尊严与名誉相关。

最深刻的是日本人的“忍”他们对自己有着十分苛刻的要求，最广为人知的便是日本武士的修行：忍耐饥饿，忍耐疼痛，忍耐疲倦，甚至有人在这样的修行中死去，然而却不曾放弃。信奉所谓的精神力量，日本的战术手册上也有这样的传统口号：“以吾等之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之优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二战期间，他们的空军“神风特攻队”，甚至以自杀的方式攻击美国军舰。而普通民众也十分重视自我修养，培养能力，更进一步的，则是培

养坚忍与“圆通”。我们经常听说日本的种种耸人听闻的苦修方法：把自己吊在钩子上，一文钱不花支持一个星期，连续几天不睡觉??然而在日本人眼中，这样的忍耐恰恰是“人生乐趣与享受”的前提，修养就是磨掉“身上的锈”，使人变成一把锋利的刀，从而更好的生活。而日本人的锐意进取则是因为他们的自我要求非常之多，而他们的荣誉感则为这一切提供了强制力：为了避免遭受世人疏远和毁谤，他们往往必须为自己的工作付出巨大牺牲以求做到完美而不至于遭人轻视，于是他们必须放弃能为自己带来甜头的个人乐趣，抑制自己的种种冲动。然而追求自由确实是人类的本性，无论在怎样的文化背景下，人们总是希望能够享受，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追求民主自由与追求自我约束激烈碰撞，只好向着一条扭曲而艰辛的路途发展：渴望成功，奋发努力，却在得到成功之后仍然体会不到人生的乐趣。这也就是日本人均gdp总是高居世界前列而国民的幸福指数总是很低的原因。日本民族的忍者精神实在是令我佩服，我想，当今越来越物欲的社会最需要的还是所谓的精神力量，每个中国人还是应该向日本学习这种精神的，坚忍与勇气在人生面前显得是那么的重要，对我来说也是如此，在谨记那段屈辱历史的同时，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变得强大、参考书目：《菊与刀》鲁思·本尼迪克特

《日本武士名誉观》王炜

《日本武士道》张万新篇四：读书报告《菊与刀》 摘要

恬静淡雅的“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冷酷凶狠的“刀”则是武士道精神的象征。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结合日本特殊的地理和社会环境通过分析等级制、人文习俗、教育等得出日本幼识教育与成人教育的断裂性是形成其双重性格的主因。武士道文化在日本文化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刀”正是武士道的最好诠释。最大的忠诚是皇恩，所以最大的恩债也就是“皇恩”。

日本人将义理分为显然不同的两类，对社会的“义理”和对名誉的“义理”。这种“义理”是由一系列的德行构成的。日本的人生观表现在他们的忠、孝、义理、仁、人情等德行规定之中。在本文中鲁思有所介绍，中日都重视忠、孝，但区别是：忠、孝在日本人看来是无条件的，而对中国人来说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仁?? 读书报告：《菊与刀》

内容简介：

本书基于对日本社会的综合研究，与美国、中国、欧洲国家等的比较分析，从历史与近现代的日本社会发展来阐释日本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和日本人的性格。本书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于1944年应美国政府之邀，对日本文化进行研究以便二战后期为制定对日政策和战后对日本的管理提供帮助和科学依据。本书于1946年由作者整理出版，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对于研究日本社会人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菊与刀”，分别用日本皇室家徽‘菊花’和日本武士精神‘刀’这两个最具象征意义的事物，来揭示日本文化和日本人性各的双重性。在书中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对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基础、社会制度和日本人性格特征等进行分析，并剖析以上因素对日本政治、军事、文化和生活等方面历史发展和现实表现的重要作用。此外，本书还是一部将深刻的思想和流畅的语言完美结合的典范，在学术界和普通读者中都深受好评。

作者简介：

一、这本书在寻找什么？

本书中鲁思在分析日本这一特殊民族时总共分为13章，第一章着重写了写作本书的背景以及研究日本的意义，提出了很多研究历史、研究社会、人文的方法，提出了比较文化分析的研究方法。而本书在很多问题的分析时都会把日本的社会状态与美国、中国进行比较，从而找出问题的答案。

作者从第二章讲述战争，比较美日两国，两个民族，两种文化下，人们对战争的看法开始，讲述日本的明治维新、风俗习惯、道德修养、报恩、义理、教育、孩子培养等等来阐明日本的民族特征和他们的民族文化和性格。“各得其所，各安其分”也是这本书的核心，不论是恩债、报恩还是义理、人情都围绕着这些进行阐述。鲁思将日本‘菊’与‘刀’这两种

复杂的双重性格剖析清楚，从而来了解一个民族，了解日本人的逻辑。

日本这个民族，日本社会状态下的人们的性格到底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内部逻辑呢？本书就旨在寻找这么一个答案。

二、对“菊”和“刀”的理解

恬静淡雅的“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冷酷凶狠的“刀”则是武士道精神的象征。鲁思用这两者形象地比喻日本人的双重性格，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等。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结合日本特殊的地理和社会环境通过分析等级制、人文习俗、教育等得出日本幼识教育与成人教育的断裂性是形成其双重性格的主因。

日本是个崇尚天皇的民族，“菊”作为日本皇室家徽，象征日本人尚礼，忠义，坚忍不拔，顽强不息的精神。日本人表现的虔诚，正是对天皇的一种信仰。在很多时候，他们认为物资是无法战胜精神的，即使力量悬殊也不会惧怕，他们信赖精神而不是物资，相信精神可以战胜死亡。所以在日本人的信条上，不会向死亡低头。日本电视台曾经播过一个飞行员在中弹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完成最后一次汇报的故事，他们认为意志，精神决定一切。而这个飞行员也就是对天皇信仰，忠义与坚韧。

武士道文化在日本文化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刀”正是武士道的最好诠释。日本武士精神即是日本武士崇尚的一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代表日本武士的使命、责任和义务。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核心内涵即：忠诚于主人，勇武为本，重名轻死。“刀”体现一种冷酷、血腥、凶狠、刚烈的习性。而这正是日本武士的性格特点。日本人不论在战争中还是在生活中都有一种强烈的武感，我们可以看到切腹自杀以报皇恩，可以发现他们对恩债耻辱的强烈反应。这种武者精神对日本旧社会以及新时期的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美国学者贝拉认为：“武士体现了或应该体现了日本的中心价值，事实上武士道的伦理在德川时代及近代已完成了国家伦理，至少占了国家伦理的大部分。”民俗学家柳田国男也曾指出：“明治维新以后，过去只占日本人少数的武士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了日本全体国民的理想”。

三、负恩与报恩 “在英语中我们常说我们是‘heirs of the ages’（历史的继承者）。”鲁思在这本书中这样提到。可是两次世界大战和严重的经济危机多少让我们失去了说这句话时的自信。西方人对历史并没有什么负债感，而东方的民族则相反，他们认为是历史的负恩债者。英语中“obligation”译为中文是义务，而在日本就是指一个人所负的债务和恩情的词。日本人所受某人之恩，也就是对某人负有义务，并且把债主视为恩人。因为对恩的一种负债感，日本人对于负恩有一种耻感，他们会记恩于心，时刻回报，正因如此会出现因为害怕别人背负恩债而拒绝帮助他人的现象。在日本有一个故事，“八公义犬”的道德含义就是：爱的别名是忠诚。最大的忠诚是皇恩，所以最大的恩债也就是“皇恩”。

那么有负恩，也就有报恩了。正因为恩是债务，所以必须偿还。对日本来说，欠恩不是美德，报恩则是懿行。报恩是一种义务，这在中国，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的忠义思想相近。然而近现代的中国社会这种恩义思想道德正颓化的同时，日本社会却强烈的奉为义务和道德内心的懿行。日本的恩大致可以分为两点：一种是数量和时间上无限的，另一种是有限、特定时间内必须偿还的。前者通常有两类：对父母的“孝”和对天皇的“忠”。鲁思在阐述时主要对中日这两个都受有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进行对比，她认为日本的忠孝与中国的忠孝

本质区别在于：日本是无条件的，而中国是强调条件的。在日本的恩义中有道德、婚姻、教育等恩，有家长对子女，有子女对父母，有婆媳之间的，而更重要的则是对天皇的“皇恩”的回报。鲁思的主要思想就是日本所谓的恩和报恩其实就是“忠孝”，其核心即为“皇恩”，最高法律也可以说是“忠孝”，是对皇恩（也可以是等级制）的体现。

四、义理、名分与人情

日本人常说，“义理最难承受。”一个人报答义理就像报答义务一样，日本人对义理的定义是未免招世人非议而不愿意做的事。

义理包含一系列的混杂的义务：从报答救恩直到复仇。日本人将义理分为显然不同的两类，对社会的“义理”和对名誉的“义理”。他们的义理范围不仅包括对于“姻亲”的义务，也包括对父母，叔侄的义务。义理和义务是不同的，虽然强调的都是对于义务的报答，但是义务本身是无止境的，无法还清的。而义理是有限的，必须回报，这是严格的规定。正像义理的未免非议而不愿做一样，日本对于名分的理解就要求极力维护自己的名誉。也就是“名誉的义理”吧。对名分的义理就是使名分不受玷污的义务。这种“义理”是由一系列的德行构成的。在日本人看来，如果他们的名分受到侮辱、毁谤及失败未能报复，那么世界就无法平衡。日本人如果欠债，在到期无法还债的情况下，他们不会选择逃避或抵抗，反而认为那是名誉的侮辱，而选择自杀。相对应的是如果自己的名分受到侮辱，一定会复仇。所以日本的武士比武失败，会选择报复，如若失败便会选择自杀，即使讲求忠孝的日本武士，如果自己主人侮辱自己，也会杀掉主人而后自杀。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所谓对天皇皇恩的尊重和维护，如果孩子起名含有天皇的名字中的字，他们会认为有损天皇名分，选择自杀并杀死自己的孩子。

在所有的日本故事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结论：一个是有错误者向正确者报复，一个是受辱必报复，即使对方是自己的主君。

从“名分”到“人情”，也许大家觉得应该区别极大的事，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可是人情同样是从义理的角度来分析。这里的人情不是大家所熟悉的人际交往中的关系层面，而是在日本道德准则之下感官享乐的宽容。“人情”的分析即是对日本满足私欲，感官享乐的泛滥无制的思考。那么这种“人情”在本书中鲁思给出了几种：1.肉体享乐，性和热水浴都是对肉体感官的追求。2.睡眠。日本人的爱好，也是熟练的技能，在任何环境、任何时间他们都能舒服睡着。3.浪漫主义的恋爱。4.同性恋。作为武士，僧侣等上层任务的一种公认的享乐。5.自淫性享乐。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道德问题。这些“人情观”，他从根本上推翻了西方人关于肉体与精神两种力量在人们生活中互争雄长的哲学。他们的性格所具有的善恶两性也就决定了这种对于道德和私欲享乐的两种态度。

五、道德困境与自我修养

从前面几部分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日本人极为纠结的人性，这自然可以说是日本的性格矛盾，义理与义务，恩债与报恩等表现出一系列的复杂性。这些也就可以佐证日本的道德困境。而这一切源自于日本对道德准则缺乏统一性。日本的人生观表现在他们的忠、孝、义理、仁、人情等德行规定之中。他们认为人生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义理的世界、仁的世界、人情的世界及其他许多世界组成。各个世界就像我们前面分析的特殊的、详细的准则，日本人的道德评价往往是明确指出在哪个特定领域违反规则。每个世界的道德准则也会随着情况变化而发生相应的改变，比如对于主君的义理，在主君没有侮辱家臣以前，要求尽最大的忠，受到主君侮辱后，就可以背叛主君。每个世界每个领域的准则不同会造成在同一事件里会有不同的准则，这就是所谓道德困境。日本人所划分的生活“世界”是不包括“恶的世界”的。但并不是说日本人不承认坏的行为，而是他们不把人生看成是善的力量与恶的力量进行争斗的舞台，他们不愿意抓住恶的问题。近代以后日本对自己的道德准则的划分层次和范围的不满，使他们选择在教育上把“忠”作为最高道德。之后日本试图建立某种统治一切的道德标准“诚”。日本人用“诚”并非指人的诚实，是指热诚的遵循日本的道德律和“日本精神”所指示的人生道路，诸如义理、忠诚、孝等等，也更强调日本的耻感文化，依赖罪感和羞耻在内心的反应来做善事。

在这样的道德困境下，鲁思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道德标准来比较，分析日本的道德畸形。她将之归结为德行世界的划分。那么日本又是这样来自我修养的呢？鲁思在书中阐述美国发达的修养系统，认为人在自己的可行目标奋斗过程中会通过自我锻炼来提高自己，弃绝良心和轻率，作为一种技术练习来学习。而日本确认为应在学习考试所必须的特定内容之外，进行自我修养。日本人将之归为，培养能力和能力之上的更高获得。日本人认为修养就像磨掉“身上的锈”，使人变为一把锋利的刀。日本会采取自我催眠、全神贯注及驾驭五官的技巧来自我修养，显示了与印度瑜伽的亲缘关系，把修行导入到忘我人神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也有禅宗哲学的素朴的个人主义，讲求精神训练，在“公案”中探求真理，把、让装在“门”内的蒙昧的人性产生顿悟。

六、儿童学习 本书中鲁思将日本人性格及行为的矛盾归结为儿童教育的不连贯性。因为日本的人生曲线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截然相反。它是一根很大的u型曲线，允许幼儿和老人得到最大的自由和人性，而随幼儿期的过去，约束逐渐增大，在结婚前后个人自由降至最低线。

日本幼儿时期的教育非常注重孩子自身的自由，孩子可以有很多玩乐的权利。不论是出身、待哺，走路说话还是学习都体现了这一观念。日本孩子真正开始被纳入谨慎的生活模式是在入学三年左右，他们要学会控制身体。十岁开始学习对名分的义理，学会复仇思想。这些贯穿至整个成长生涯，高中、大学、军队等他们都会接受诸如恩债、义理、名分的教育，以耻感为道德基础的各种约束，这些都影响着他们的性格发育。同时对于男孩、女孩的教育在十岁左右开始有所区分，男生应学习的道德准则，女孩应学习各种义理约束，这些与年幼的自由任性截然不同，给了他们很多的约束，他们的性格也开始不断地凸显矛盾。幼年期他们建立起一面“不知耻的自我”的镜子，他们成年后不免常常窥探自己保存多少儿时的天真。

在他们的记忆力始终会有一个无拘无束的自由任性的时期，这在成人里的二元性变得既追求自由的恋爱又会接受父母安排的婚姻，可以沉湎于享乐安逸也可以不计一切接受极端的义务，有时怯懦但有时也很鲁莽，有时傲慢有时殷勤有礼，这也就证明了日本人性格的双重性，而儿童教育的不连贯性也正是其最为重要的原因。

七、鲁思的答案

在第一部分提到了本书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一直想弄明白的问题。作者运用比较文化的方法，分为十三章讲述日本社会及日本人的特殊性格，一直在阐明日本人性格中的内部逻辑。距离鲁思写作这本书已经过去50年了。50年，对于日本这个能够轻易从行为上从一个极端转为另一个极端的民族来说，很多表面上的东西也许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但是此书中提到的日本民族的一些特质，似乎依旧有效。

在鲁思这个美国人看来惊世骇俗的一些日本人行事的准则，比如义理、恩债、名分等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极为普通。在鲁思看来，中日之间的道德准则的本质区别是“仁”。在本文中鲁思有所介绍，中日都重视忠、孝，但区别是：忠、孝在日本人看来是无条件的，而对中国人来说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仁。

信奉无条件的忠、孝，在我们看来可以说是“皇恩”，“等级制”或者说“武士道”的忠义思想的继承。其实很多的日本传统仍保留至今，家庭、婚姻、父母子女婆媳关系等等。所谓的日本社会的传统道德的保留，这也许有以下这些原因：1）二战失败后，天皇与美军主动配合，使日本迅速把自己的目标从武装扩张调整为经济建设和经济扩张，避免了在文化层面上的全社会反省；2）当时，美国并没有给日本足够的压力和帮助促使他改变；3）后来，日本文化中一些迷人的方面，比如武士道精神，在全世界范围流行，无意中隐藏了日本文化中落后的一面，4）在经济上，优秀的日本制造带来的非凡成功使日本人无意于文化上的反思。鲁思这本书中提到的日本民族根深蒂固的精神传统和“仁”的这一关键观念没有被美国人重视。二战失败后，因为天皇与美军主动配合，使日本人迅速把自己的目标从武装扩张调整为经济建设和经济扩张，而避免了在文化层面上的全社会反省，依旧保留了完整的封建思想体系；另一方面，虽然美国意识到日本文化中缺乏仁，也就是人道的关键元素，但却没有给予足够的压力和帮助去促使他改变。此后，日本文化中一些迷人的方面，比如武士道精神，在全世界范围流行，客观上隐藏了日本文化中落后的反人性的一面，而在经济上，优秀的日本制造带来的非凡成功使日本人无意于文化上的反思。而现在，在个性彰显的小泉先生的领导下，日本人更是执拗起来。从这方面来说，太沉溺于自己传统文化中的美，太沉溺于自己经济的发达，真不是好事。在国学虚热、经济虚高的今天，值得国人引以为戒.文献推荐：

日本的《四十七士物语》

川岛武宜的《评价与批判》

阅读推荐: 《菊與刀》崔树菊、吕万和 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初版（日本丛书），isbn 7100012937 0120822 纪伟

12物流管理1班 2013-6-4篇五：菊与刀读书报告 《菊与刀》读书报告

鲁斯·本尼迪克特 潘星汉

赵野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2012级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12050108002）引言

它是最权威的日本学研究著作，它对日本的国民性格做了最全面、最深刻的解析，60年前，美国依据它制定了对日的政策，今天，它依旧是我们了解日本的首选读本。它就是《菊与刀》。读了这本书，真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开篇对日本人的描写就深深的吸引住了我，令我不禁感叹，太准确了。日本人彬彬有礼，但是也倨傲和蛮横；他们既顽固保守，但是也能够跟随历史的步伐进行着剧烈的改革；他们性格温顺，但是又不会毫无怨言的服从某个阶级的控制；他们既勇敢成性，又非常的怯懦；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热诚倾慕，但是又顽固地认为自己的民族文化并不比西方差。这个民族普遍爱美、对文学艺术给予崇高的荣誉，甚至醉心于菊花栽培的民族的书，但同时又是一个崇尚武士荣誉和刀剑的民族。令人不寒而栗的武士刀和让人心情怡然的秋菊，共同组成了一幅完美的画作。既生性好斗又性格温和；既穷兵黩武又恬淡宁静；既倨傲蛮横又彬彬有礼；既冥古不化又温和善变；既效忠服从又自尊独立；既忠贞又叛变；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喜新；他们会十分在意外人对自己的评价，但如果没有人了解其劣迹时，他们又会臣服于罪恶的膝下。这就是对日本民族真实的写照，千真万确。在中国唐朝鼎盛时期，他们常常派人来大唐学习和明治维新中进行的秋风草落叶似的改革就可以看出。

正的认为“菊”与“刀”这两个字生动地刻画了日本人的性格特征。那么我就从这两个方面来书写我的读书报告。

一、“菊”的品质

朱德在《赏菊》中说道：“奇花独立树枝头，玉骨冰肌眼底收。”元稹在《菊花》中说道：“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黄巢在《咏菊》中有“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可见。菊花不仅是美丽的，它的美使人陶醉其中，但是它却也能够临霜绽开，不畏严寒。日本人的性格中，有很多菊的美好品质。

（一）对恩情和义的重视 日本提倡“义”的概念，也就是努力让自己对得起所有人，既包括自己的祖先，也包括和自己同时代的人。

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电影叫《忠犬八公》，这个电影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的。讲述了一个小狗被陌生人领养后，天天早晨主人上班时，小狗八公会送主人到车站；主人下班时，它又会到车站去迎接主人。可是，不久主人去世了，小狗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是会按时到车站当车到站时，八公就会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寻找它的主人。时间一年一年过去，八公后来已经衰老，人们却依然能够看到每天在车站等候主人的八公，或许它相信有一天，自己的主人会出现??这个故事也被写进了日本的小学教材。这便可以看出日本人对“恩”和“义”的重视。

最大的“恩”就是“皇恩”。日本人认为，他们之所以在这个国家安居乐业、万事称心地生活，是源于天皇所赐的恩典。除了“皇恩”之外，还存在着接受了天皇之外的恩惠的情况，比如父母之恩。这不仅仅包含子女对父母的恩情，父母对孩子的义务也是“父母之恩”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日本人对自己的老师和自己的主人也有着特殊的“恩”，因为老师和主人在他们成长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帮助。

报恩的思想是日本人非常认同的。在日本，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看成一个巨大的负恩者，前面提到过日本人对于等级制的坚持，而这种认真遵守的等级制更加

使得日本人重视道德上的报恩，使得全民族对于这种报恩没有任何怨言的局面。可以知道，日本人从一出生便背负着沉重的恩情，至少有皇恩和父母的生育之恩。

日本人认为，别人对自己的恩情是一定要报答的，因此，受恩便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他们不愿意轻易接受别人的恩惠，因为这会让自己背上人情债。对日本人来说，如果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为他提供帮助，那将是一件十分令他们讨厌的事情。大部分“恩情”只会让“受恩”的人感到难堪和痛苦。即使是一点小小的恩惠，也是一种严肃的“恩情债”，他们认为一是一二是二是一种美德，不能因为恩情小就毫不在意。他们认为有多大的恩就应该回报多大的恩，并且这种恩情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将其还清。

在日本，如果别人对自己有恩，无论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自己都要报恩。比如即便是有着恶行或者无德的混账父母，儿女也要无条件的孝敬。这与我们中国是不同的。在我们的国家，任何地位较高的人，如果不“仁”，那么地位比他低的人就有理由反对他。所以，在中国，忠义的先决条件是“仁”。一个皇帝要想自己的统治长久，那么前提就是他对他的臣民实行仁政。

日本人在家庭中对长者要绝对的服从，这是履行人生义务的一项具体内容，对于家长来说他担负着家庭中最大的责任，其中就有对家庭成员中年轻人的监护责任，这种义务就要求年轻人做出自己的牺牲，就算他们并不认同家长的意见，也不得不遵从长辈们的决定，如果倒行逆施，那就是根本没有把自己对家庭的“义务”放在眼里。

在美国，人们认为不管怎样质疑法律，都不能让国民的自尊心得到满足。日本人认为美国人的这种态度简直是无法无天，而美国人则认为日本人是没有民主自由的驯民。这种不同的自尊心感受与彼此有着很大不同的文化熏陶有关系，美国人觉得自尊心就反映在自己处理事情上；而日本人则认为自尊心体现在能够知恩图报。

（二）精神战胜物质的信念

日本人非常坚信精神力量能够战胜物质力量，认为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他们早就料到的。他们有着精神必然战胜物质的信念，永恒的精神是一切，所有的物质资源都有用完的时候，这可能与我们中国坚持的马克思的唯物观相悖，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这种这种唯心主义也是起着一定作用的。比如，当一个工人在工厂中连续工作12小时，感到精疲力竭的时候，他们要说的并不是抱怨，而是：“身体上的劳累，可以让意志和精神更加坚强和斗志昂扬”，“疲倦能够锻炼人的意志”。他们这种观点，可能让我们难以理解，可能他们过于夸大了精神的力量。可是，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国人是否太注重物质而轻视了精神的力量。可以看出，日本人一直坚信的主张：不管是什么事，只有我们主动期求的，绝对没有我们被动接受的，更没有什么人能够强加给我们什么东西。面对战争，他们会说：“这些期待的事情终于来临了。我们会主动迎接它的到来。”当面对难以逾越的困境之时，日本人会自己主动去创造他们的命运。七八世纪的时候，出访中国的日本使节对于中国的礼仪制度赞叹不已，于是日本的天皇和他的宫廷集团便引进我们中国很多的文化习俗来改造日本。

还有，就是日本的天皇。电视剧中，每看到一个日本人剖腹自杀的时候，都会说自己对不起天皇。我们一直很好奇这个所有日本人都尊若神明的天皇到底有多大的权威来让他的每一位子民都臣服于他。其实，在日本漫长的七百多年的封建时代中，天皇实际上大多时候只是一个毫无实权的傀儡元首。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如此狂热地崇拜这个天皇？

其实，天皇代表所有日本国民，是日本的象征，是所有日本人崇敬的中心，是高于宗教的一种信仰。日本人是不能将天皇与日本分开的，如果没有天皇，那日本就不能称其为日本。他们认为，参加战争是为天皇效力的表现，是在天皇指引下的神圣光荣的行为，而服从天皇则是每个日本人的天职。而如果战争失败，也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天皇，也不能因为战败而让天皇受到指责。责任应该又内阁和军部来承担，天皇对此没有责任。这样想来，日本第124代天皇裕仁（1901～1989）那么长寿就不足为奇了。除了天皇之外，日本对于其他一切都不会完全认同。

日本的天皇，没有政治上的实际权力，在某种程度上说，天皇也可以被视为“军事将领的政治犯”。他只是一个深居幽宫、任人摆布的符号而已。但是，对于等级制观念有着深刻理解并在生活中处处实践这一习惯的日本人来说，天皇对他们的意义非凡。天皇对于有争议的政治问题不会发布诏书，他的诏书主要内容不过是关于道

德、节俭或者是安抚民心的告谕。当天皇驾崩时，整个日本都在为天皇虔诚祈祷。天皇是不关乎任何政治纠纷的精神象征，在日本人民心中，他是神圣不容侵犯的。

（三）注重自我修行 日本人非常重视自己的修养锻炼。他们认为，修养锻炼就是让自己“身上的绣”渐渐磨掉，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把锐利的宝刀。只有苦中作乐才能让自己的成就更高。

对于日本人来说，“圆熟”完全是一种自在和乐的状态，它可以使修行者的行为与内心的愿望完全达到一致。另外，日本的修行中非常重视“虚灵”（心无杂念）、“体静”（身体不动）以及反复诵念一句话让全部精神集中到一件事情上的精神状态。他们认为一旦达到某种境界，便可以帮助他们在生活中恰如其分的地应对各种局面，同时又能够让恣意妄为得到控制。当自己碰到来自外界的人身危险或内心的情绪波动时，自己就可以不急不躁，保持镇定。

（四）对“情面”的重视

“情面”，与“义务”是相反的两个词。“义务”是针对自己至亲的人，或者是自己对祖国等，是自己与生 俱来的一种责任，必须去履行。而“情面”是完全被迫进行回应的一种道德准则，他让接受“情面”的人总觉得非常为难。“情面”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可以称作“对社会的情义”，也就是对于别人情面的积极回应，更多的是一种礼貌性的义务；另一类可以称作“对名誉的情义”，也就是维护自己的名声。例如，日本人对于认真抚养孩子的动机同样是因为祖先，不过那是一种必须履行的“义务”，而帮助远亲，则只是“情面”的范畴。当不得不帮助他们的时候，日本人或许会说:“我是碍于‘情面’。”

日本人会精心记录彼此之间的来往，不管是劳务来往还是礼品来往，这些记录似乎非常奇怪，可事实上，这是他们对于“情面”进行回报的依据。在结婚、盖饭，所有相互之间的赠送都会有详细的记录，以方便日后回报。在这份珍贵的记录中，可以看到周围邻居都送了什么礼，帮忙做了什么事情，因为这样的记录也是日后别家出现同样问题进行还礼的依据。就如同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礼尚往来。这其实就是日本人对于报答情义、照顾情面的一种有限义务的表现。

第三篇：读书报告《菊与刀》

摘要

恬静淡雅的“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冷酷凶狠的“刀”则是武士道精神的象征。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结合日本特殊的地理和社会环境通过分析等级制、人文习俗、教育等得出日本幼识教育与成人教育的断裂性是形成其双重性格的主因。武士道文化在日本文化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刀”正是武士道的最好诠释。最大的忠诚是皇恩，所以最大的恩债也就是“皇恩”。

日本人将义理分为显然不同的两类，对社会的“义理”和对名誉的“义理”。这种“义理”是由一系列的德行构成的。日本的人生观表现在他们的忠、孝、义理、仁、人情等德行规定之中。在本文中鲁思有所介绍，中日都重视“忠”、“孝”，但区别是：“忠”、“孝”在日本人看来是无条件的，而对中国人来说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仁”„„

读书报告：《菊与刀》

内容简介：

本书基于对日本社会的综合研究，与美国、中国、欧洲国家等的比较分析，从历史与近现代的日本社会发展来阐释日本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和日本人的性格。本书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于1944年应美国政府之邀，对日本文化进行研究以便二战后期为制定对日政策和战后对日本的管理提供帮助和科学依据。本书于1946年由作者整理出版，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对于研究日本社会人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菊与刀”，分别用日本皇室家徽‘菊花’和日本武士精神‘刀’这两个最具象征意义的事物，来揭示日本文化和日本人性各的双重性。在书中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对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基础、社会制度和日本人性格特征等进行分析，并剖析以上因素对日本政治、军事、文化和生活等方面历史发展和现实表现的重要作用。此外，本书还是一部将深刻的思想和流畅的语言完美结合的典范，在学术界和普通读者中都深受好评。作者简介：

鲁思·本尼迪克特，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创始人；文化与人格理论（心理人类学）的重要人物。1887年6月5日生于纽约，1919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博亚斯，专攻文化人类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48年病逝。代表作有《菊花与刀》、《文化模式》等。

一、这本书在寻找什么？

本书中鲁思在分析日本这一特殊民族时总共分为13章，第一章着重写了写作本书的背景以及研究日本的意义，提出了很多研究历史、研究社会、人文的方法，提出了比较文化分析的研究方法。而本书在很多问题的分析时都会把日本的社会状态与美国、中国进行比较，从而找出问题的答案。

作者从第二章讲述战争，比较美日两国，两个民族，两种文化下，人们对战争的看法开始，讲述日本的明治维新、风俗习惯、道德修养、报恩、义理、教育、孩子培养等等来阐明日本的民族特征和他们的民族文化和性格。“各得其所，各安其分”也是这本书的核心，不论是恩债、报恩还是义理、人情都围绕着这些进行阐述。鲁思将日本‘菊’与‘刀’这两种复杂的双重性格剖析清楚，从而来了解一个民族，了解日本人的逻辑。

日本这个民族，日本社会状态下的人们的性格到底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内部逻辑呢？本书就旨在寻找这么一个答案。

二、对“菊”和“刀”的理解

恬静淡雅的“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冷酷凶狠的“刀”则是武士道精神的象征。鲁思用这两者形象地比喻日本人的双重性格，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等。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结合日本特殊的地理和社会环境通过分析等级制、人文习俗、教育等得出日本幼识教育与成人教育的断裂性是形成其双重性格的主因。

日本是个崇尚天皇的民族，“菊”作为日本皇室家徽，象征日本人尚礼，忠义，坚忍不拔，顽强不息的精神。日本人表现的虔诚，正是对天皇的一种信仰。在很多时候，他们认为物资是无法战胜精神的，即使力量悬殊也不会惧怕，他们信赖精神而不是物资，相信精神可以战胜死亡。所以在日本人的信条上，不会向死亡低头。日本电视台曾经播过一个飞行员在中弹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完成最后一次汇报的故事，他们认为意志，精神决定一切。而这个飞行员也就是对天皇信仰，忠义与坚韧。

武士道文化在日本文化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刀”正是武士道的最好诠释。日本武士精神即是日本武士崇尚的一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代表日本武士的使命、责任和义务。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核心内涵即：忠诚于主人，勇武为本，重名轻死。

“刀”体现一种冷酷、血腥、凶狠、刚烈的习性。而这正是日本武士的性格特点。日本人不论在战争中还是在生活中都有一种强烈的武感，我们可以看到切腹自杀以报皇恩，可以发现他们对恩债耻辱的强烈反应。这种武者精神对日本旧社会以及新时期的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美国学者贝拉认为：“武士体现了或应该体现了日本的中心价值，事实上武士道的伦理在德川时代及近代已完成了国家伦理，至少占了国家伦理的大部分。”民俗学家柳田国男也曾指出：“明治维新以后，过去只占日本人少数的武士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了日本全体国民的理想”。

三、负恩与报恩

“在英语中我们常说我们是‘heirs of the ages’（历史的继承者）。”鲁思在这本书中这样提到。可是两次世界大战和严重的经济危机多少让我们失去了说这句话时的自信。西方人对历史并没有什么负债感，而东方的民族则相反，他们认为是历史的负恩债者。英语中“obligation”译为中文是义务，而在日本就是指一个人所负的债务和恩情的词。日本人所受某人之恩，也就是对某人负有义务，并且把债主视为恩人。因为对恩的一种负债感，日本人对于负恩有一种耻感，他们会记恩于心，时刻回报，正因如此会出现因为害怕别人背负恩债而拒绝帮助他人的现象。在日本有一个故事，“八公义犬”的道德含义就是：爱的别名是忠诚。最大的忠诚是皇恩，所以最大的恩债也就是“皇恩”。

那么有负恩，也就有报恩了。正因为恩是债务，所以必须偿还。对日本来说，欠恩不是美德，报恩则是懿行。报恩是一种义务，这在中国，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的忠义思想相近。然而近现代的中国社会这种恩义思想道德正颓化的同时，日本社会却强烈的奉为义务和道德内心的懿行。日本的恩大致可以分为两点：一种是数量和时间上无限的，另一种是有限、特定时间内必须偿还的。前者通常有两类：对父母的“孝”和对天皇的“忠”。鲁思在阐述时主要对中日这两个都受有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进行对比，她认为日本的忠孝与中国的忠孝本质区别在于：日本是无条件的，而中国是强调条件的。在日本的恩义中有道德、婚姻、教育等恩，有家长对子女，有子女对父母，有婆媳之间的，而更重要的则是对天皇的“皇恩”的回报。鲁思的主要思想就是日本所谓的恩和报恩其实就是“忠孝”，其核心即为“皇恩”，最高法律也可以说是“忠孝”，是对皇恩（也可以是等级制）的体现。

四、义理、名分与人情

日本人常说，“义理最难承受。”一个人报答义理就像报答义务一样，日本人对义理的定义是未免招世人非议而不愿意做的事。

义理包含一系列的混杂的义务：从报答救恩直到复仇。日本人将义理分为显然不同的两类，对社会的“义理”和对名誉的“义理”。他们的义理范围不仅包括对于“姻亲”的义务，也包括对父母，叔侄的义务。义理和义务是不同的，虽然强调的都是对于义务的报答，但是义务本身是无止境的，无法还清的。而义理是有限的，必须回报，这是严格的规定。

正像义理的未免非议而不愿做一样，日本对于名分的理解就要求极力维护自己的名誉。也就是“名誉的义理”吧。对名分的义理就是使名分不受玷污的义务。这种“义理”是由一系列的德行构成的。在日本人看来，如果他们的名分受到侮辱、毁谤及失败未能报复，那么世界就无法平衡。日本人如果欠债，在到期无法还债的情况下，他们不会选择逃避或抵抗，反而认为那是名誉的侮辱，而选择自杀。相对应的是如果自己的名分受到侮辱，一定会复仇。所以日本的武士比武失败，会选择报复，如若失败便会选择自杀，即使讲求忠孝的日本武士，如果自己主人侮辱自己，也会杀掉主人而后自杀。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所谓对天皇皇恩的尊重和维护，如果孩子起名含有天皇的名字中的字，他们会认为有损天皇名分，选择自杀并杀死自己的孩子。

在所有的日本故事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结论：一个是有错误者向正确者报复，一个是受辱必报复，即使对方是自己的主君。

从“名分”到“人情”，也许大家觉得应该区别极大的事，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可是人情同样是从义理的角度来分析。这里的人情不是大家所熟悉的人际交往中的关系层面，而是在日本道德准则之下感官享乐的宽容。“人情”的分析即是对日本满足私欲，感官享乐的泛滥无制的思考。那么这种“人情”在本书中鲁思给出了几种：1.肉体享乐，性和热水浴都是对肉体感官的追求。2.睡眠。日本人的爱好，也是熟练的技能，在任何环境、任何时间他们都能舒服睡着。3.浪漫主义的恋爱。4.同性恋。作为武士，僧侣等上层任务的一种公认的享乐。5.自淫性享乐。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道德问题。

这些“人情观”，他从根本上推翻了西方人关于肉体与精神两种力量在人们生活中互争雄长的哲学。他们的性格所具有的善恶两性也就决定了这种对于道德和私欲享乐的两种态度。

五、道德困境与自我修养

从前面几部分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日本人极为纠结的人性，这自然可以说是日本的性格矛盾，义理与义务，恩债与报恩等表现出一系列的复杂性。这些也就可以佐证日本的道德困境。而这一切源自于日本对道德准则缺乏统一性。日本的人生观表现在他们的忠、孝、义理、仁、人情等德行规定之中。他们认为人生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义理的世界、仁的世界、人情的世界及其他许多世界组成。各个世界就像我们前面分析的特殊的、详细的准则，日本人的道德评价往往是明确指出在哪个特定领域违反规则。每个世界的道德准则也会随着情况变化而发生相应的改变，比如对于主君的义理，在主君没有侮辱家臣以前，要求尽最大的忠，受到主君侮辱后，就可以背叛主君。

每个世界每个领域的准则不同会造成在同一事件里会有不同的准则，这就是所谓道德困境。日本人所划分的生活“世界”是不包括“恶的世界”的。但并不是说日本人不承认坏的行为，而是他们不把人生看成是善的力量与恶的力量进行争斗的舞台，他们不愿意抓住恶的问题。近代以后日本对自己的道德准则的划分层次和范围的不满，使他们选择在教育上把“忠”作为最高道德。之后日本试图建立某种统治一切的道德标准“诚”。日本人用“诚”并非指人的诚实，是指热诚的遵循日本的道德律和“日本精神”所指示的人生道路，诸如义理、忠诚、孝等等，也更强调日本的耻感文化，依赖罪感和羞耻在内心的反应来做善事。

在这样的道德困境下，鲁思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道德标准来比较，分析日本的道德畸形。她将之归结为德行世界的划分。那么日本又是这样来自我修养的呢？鲁思在书中阐述美国发达的修养系统，认为人在自己的可行目标奋斗过程中会通过自我锻炼来提高自己，弃绝良心和轻率，作为一种技术练习来学习。而日本确认为应在学习考试所必须的特定内容之外，进行自我修养。日本人将之归为，培养能力和能力之上的更高获得。日本人认为修养就像磨掉“身上的锈”，使人变为一把锋利的刀。日本会采取自我催眠、全神贯注及驾驭五官的技巧来自我修养，显示了与印度瑜伽的亲缘关系，把修行导入到忘我人神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也有禅宗哲学的素朴的个人主义，讲求精神训练，在“公案”中探求真理，把、让装在“门”内的蒙昧的人性产生顿悟。

六、儿童学习

本书中鲁思将日本人性格及行为的矛盾归结为儿童教育的不连贯性。因为日本的人生曲线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截然相反。它是一根很大的U型曲线，允许幼儿和老人得到最大的自由和人性，而随幼儿期的过去，约束逐渐增大，在结婚前后个人自由降至最低线。

日本幼儿时期的教育非常注重孩子自身的自由，孩子可以有很多玩乐的权利。不论是出身、待哺，走路说话还是学习都体现了这一观念。日本孩子真正开始被纳入谨慎的生活模式是在入学三年左右，他们要学会控制身体。十岁开始学习对名分的义理，学会复仇思想。这些贯穿至整个成长生涯，高中、大学、军队等他们都会接受诸如恩债、义理、名分的教育，以耻感为道德基础的各种约束，这些都影响着他们的性格发育。同时对于男孩、女孩的教育在十岁左右开始有所区分，男生应学习的道德准则，女孩应学习各种义理约束，这些与年幼的自由任性截然不同，给了他们很多的约束，他们的性格也开始不断地凸显矛盾。幼年期他们建立起一面“不知耻的自我”的镜子，他们成年后不免常常窥探自己保存多少儿时的天真。

在他们的记忆力始终会有一个无拘无束的自由任性的时期，这在成人里的二元性变得既追求自由的恋爱又会接受父母安排的婚姻，可以沉湎于享乐安逸也可以不计一切接受极端的义务，有时怯懦但有时也很鲁莽，有时傲慢有时殷勤有礼，这也就证明了日本人性格的双重性，而儿童教育的不连贯性也正是其最为重要的原因。

七、鲁思的答案

在第一部分提到了本书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一直想弄明白的问题。作者运用比较文化的方法，分为十三章讲述日本社会及日本人的特殊性格，一直在阐明日本人性格中的内部逻辑。

距离鲁思写作这本书已经过去50年了。50年，对于日本这个能够轻易从行为上“从一个极端转为另一个极端”的民族来说，很多表面上的东西也许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但是此书中提到的日本民族的一些特质，似乎依旧有效。在鲁思这个美国人看来惊世骇俗的一些日本人行事的准则，比如义理、恩债、名分等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极为普通。

在鲁思看来，中日之间的道德准则的本质区别是“仁”。在本文中鲁思有所介绍，中日都重视“忠”、“孝”，但区别是：“忠”、“孝”在日本人看来是无条件的，而对中国人来说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仁”。

信奉无条件的“忠”、“孝”，在我们看来可以说是“皇恩”，“等级制”或者说“武士道”的忠义思想的继承。其实很多的日本传统仍保留至今，家庭、婚姻、父母子女婆媳关系等等。所谓的日本社会的传统道德的保留，这也许有以下这些原因：1）二战失败后，天皇与美军主动配合，使日本迅速把自己的目标从武装扩张调整为经济建设和经济扩张，避免了在文化层面上的全社会反省；2）当时，美国并没有给日本足够的压力和帮助促使他改变；3）后来，日本文化中一些迷人的方面，比如武士道精神，在全世界范围流行，无意中隐藏了日本文化中落后的一面，4）在经济上，优秀的日本制造带来的非凡成功使日本人无意于文化上的反思。

鲁思这本书中提到的日本民族根深蒂固的精神传统和“仁”的这一关键观念没有被美国人重视。二战失败后，因为天皇与美军主动配合，使日本人迅速把自己的目标从武装扩张调整为经济建设和经济扩张，而避免了在文化层面上的全社会反省，依旧保留了完整的封建思想体系；另一方面，虽然美国意识到日本文化中缺乏“仁”，也就是“人道”的关键元素，但却没有给予足够的压力和帮助去促使他改变。此后，日本文化中一些迷人的方面，比如武士道精神，在全世界范围流行，客观上隐藏了日本文化中落后的反人性的一面，而在经济上，优秀的日本制造带来的非凡成功使日本人无意于文化上的反思。而现在，在个性彰显的小泉先生的领导下，日本人更是执拗起来。从这方面来说，太沉溺于自己传统文化中的美，太沉溺于自己经济的发达，真不是好事。在国学虚热、经济虚高的今天，值得国人引以为戒.文献推荐：

日本的《四十七士物语》 川岛武宜的《评价与批判》

阅读推荐: 《菊與刀》崔树菊、吕万和 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初版（日本丛书），ISBN 7100012937

0120822 纪伟

12物流管理1班

2013-6-4

第四篇：《菊与刀》读书感受

谦虚和善与“武士道”精神 ——《菊与刀》读后感

《菊与刀》是一部介绍日本国民性的书，是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从事日本民族性的研究而提交的一份研究报告，是一本分析日本人文化性格的图书。

作者在书中把日本民族文化的矛盾性形象地概括为“菊花”与“刀”，“菊花”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日本武家文化的象征。该书以《菊与刀》命名，象征了日本人矛盾的性格和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在我看来，菊代表了日本民族中谦和，随性的一面，同时也说明日本民族具有菊一样的品质。刀则让我想到了日本民族的“武士道”精神。它承载着日本民族的希望与毅力，同样也代表着日本民族好战的一面。“菊与刀”这三个字更能充分的概括了日本人矛盾的性格和日本文化的双重性。日本人既好斗又谦虚和善，既忠贞又心存叛逆，既顺从又不愿受人摆布等等，都能体现出日本人矛盾的性格特征。

天皇自古以来就是日本人强烈的效忠对象，虽然天皇一直扮演着“傀儡”的角色，但日本人对天皇的效忠感却从未消失。正如书中所说“天皇和日本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天皇的日本不是日本”，“没有天皇的日本是难以想象的”“天皇是日本国民宗教生活的核心，是日本国民的象征，天皇是个超越宗教信仰的对象，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会受到谴责”等。对于他们而言，只要是能表示“对陛下尽忠”、“让陛下为我们放心”的事，那边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崇拜之至今日在很多人心理依然存在。

日本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长期、稳定的封建等级制造成的影响渗透到日本文化的最深层。在日本，天皇不是人，是神，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所有寄托。在明治维新前的日本，要求忠义的对象仅仅是被指向各个大名和将军。而在明治维新后，新的统治者将这种力量抽离出来，附加在天皇身上。但由于“忠”是献给最高统治者的，因此就只能献给或许只有精神力量但全无实权的天皇。在日本文化中有这样一句话：“各得其所，各安其份”。他们相信只要每个人在社会等级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同样也有自己没有办法改变的地位。即使天皇没有掌握实权，仍然是所有日本人心中的精神支柱。

这样森严的等级制度，在战争中体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天皇的存在在日本俨然已经发展成宗教，神的话语是没有人可以质疑的，这就为日本的战争找到了借口。所有的屠戮都可以以对为天皇“忠诚”找到借口。日本士兵在战争中所表现出的特性，可概括为勇敢、残暴、致死效忠、绝对服从。这样森严的等级制度让每一个日本士兵都认识到自己的作用与能力。不管自己的国家在物质上能不能与美国抗衡，仍然会不惜一切在精神上给对手打击。而日军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勇猛充分印证了他们的所谓在、武士精神，这种战争中的不怕死精神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出现，但作者对这种不怕死的行为十分的不理解。然而，战时的士兵被冠以了军国主义的思想，幼时的等级观念在这个时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上级的命令是惟命是从。这样的心理给日本整个民族在二战中带来了遭难，也让我们更好的认识了这个民族。

另一点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日本人对于“恩”的理解。首先，书中提到日本人对于“皇恩”都应无限感激地接受，近代日本用尽一切手段使这种感情及于天皇一身。日本人对生活越是热爱，就越是感谢“皇恩”。其次，在日本看来报恩是由条件的，就是施恩者必须是自己认为高尚的，可以偿还的人。他们绝不接受陌生人的好意，也不会主动帮助陌生人，这就是日本人生活的习惯。日本人他们自认为是历史的债务人，他们的日常决定和行动都必然发自这种负债感。最后，日本社会所讲的“报恩”和“雪耻”的概念在我们并不陌生，但在日本文化中却有异于我们熟悉的东西。比如“工作”也是要报答的情义之一，所以努力工作、极端敬业是毫无疑义的，否则对不起工作给你的恩惠。并且在工作是要对你的领导做到尊重与服从，这也是日本独特的文化内涵所要求的。“雪耻”是对自己名誉的洗礼，当名誉蒙羞时，如果不报复、不洗刷罪名就对不起自己的名誉。

日本对于“忠，孝，仁”的理解。在日本的文化中，“忠”“孝”“仁”都占很重要的地位。日本虽然从中国引进儒家伦理中关于“忠”和“孝”的观念，但却极为鄙视被儒家视为最高准则的“仁”。每一个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男孩，自小接受的是“忠诚”、“仁义”、“孝顺”的教育。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践行着繁复的礼仪，并且是发自内心地真诚对人，和歌、俳句也体现了日本文化崇尚美感、温和谦让的一面。但与中国人不同的是，日本人把“效与忠”认为是无条件的。书中写到：在中国，比“忠”和“孝”两种更崇高的美德是“仁”。父母必须有仁，如果统治者不仁，人民是可以揭竿而起的。效忠与否，完全是取决于仁与不仁的。而在日本，这是绝不可能被接受的。作者在本书中也提到，日本并没有一种“极端的权威主义”。许多国家的青年人往往热血而冲动，但在日本人眼中，“青年期应该是一个服从家庭意志并培养家庭责任的时期”。日本人说，“他们尊重父亲是为了训练、为了练习自己对权威的服从和尊敬”。所以日本的“顺从”文化是极其特殊的，所以日本在温顺接受美国的改造计划时他们的心理绝对不是“韬光养晦”，反而是真诚的反思自己的错误。

纵观全书，可看出日本民族在礼仪上的观念和态度上的严谨，同时日本是一个很团结的民族，自从日本派遣唐使来华，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礼仪之国，儒家文化也深深影响着日本民族的道德标准。

我认为，还是作者的一句话最能概括日本：“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菊和刀正好象征了这种矛盾。”

第五篇：菊与刀 读书报告[模版]

日本文化

——读《菊与刀》后感 提要：“菊”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士道的象征，这两者也恰恰体现了日本文化的双重性与矛盾性，温和而又好斗、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倨傲、善变而又顽固、驯服而又专断、忠贞而又反叛、勇敢而又怯懦„„每种极端矛盾的性格，都如经纬纵横交织在日本人的个性之中。

关键词：日本矛盾性耻感文化等级忍

作者介绍：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美国女人类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需要根据日本的情况制定具体的政策，于是本尼迪克特在1944年，受命于美国政府，根据文化类型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调查了战时拘禁在美国的日本人，同时也收集了大量有关日本的文艺学术作品，完成了报告，并推断：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以直接的方式统治日本；美国需要保存并运用日本原有的政府机构。在战争结束后，她的预见和建议得到了证实和采纳。她在大学期间学习的是英国文学，1919年前往哥伦比亚大学从事人类学研究，师从于二战前最伟大的人类学家之一——弗兰茨·博厄斯，她于1927年研究印第安部落文化，写成《文化的类型》（Pattern of Culture,1934年）一书，1940年完成《种族：科学与政治》（Race：Science and Politics）一书，批判种族歧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对罗马尼亚、荷兰、德国、泰国等国民族性的研究，而其中对日本的研究——《菊与刀》一书的贡献最大。二战结束后，她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当代文化研究”。

该书主要是探讨日本这个国家的民族性，从各个方面深入挖掘其特性，追问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菊”的隐忍淡泊与“刀”的锋芒毕露统一在日本文化中，构成了日本文化的骨架，而其中更加细致深入的一切，还需我们慢慢了解。整本书分为以下几个章节：第一章 研究课题日本，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第三章 各安本分 各尽其职，第四章 明治维新，第五章 历史与世界的债务人，第六章 万分之一的恩报，第七章 “难以承担的”回报，第八章 洗刷污名，第九章 人情世界，第十章 德之两难，第十一章 自我训练，第十二章 儿童的学习，第十三章 投降以来的日本人。

读完这本书，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日本的“耻感文化”：日本人将名誉看得比生命都重要，这种文化的极端表现，就是日本流行的自杀现象和战争输出。日本人以适当的自杀行为来洗刷污名从而赢得令名，这让我们再一次想起武士切腹。而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其深层动因依然是名誉，日本人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赢得“尊重”。自杀的方式来维护他们的尊严，在日本说一个人没有耻辱感是对其人格极大的侮辱。这种文化的内涵我们可以理解，内心的耻辱感可以让一个人变得更加的优秀甚至一个国家更加昌盛，可是在日本对待中国的侵略上，我没有看到他们的内疚、自责，取而代之的反而是狡辩、装腔，除了少许的日本老人愿意出面表示他们对中国万万人的忏悔，大多数的日本人仍旧坚持，当年的侵华战争是正义使然，是为了让中国摆脱贫穷的局面。日本当局也没有扭转他们国民的想法，反而改版教科书，肆意的宣扬他们当年所谓的正义。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中日两国关系一直得不到缓解的原因。为此，我对他们的“耻感文化”表示很不理解。

还有日本人的等级制度，孩子对父母命令的绝对遵从，妻子对丈夫的绝对听从，下级对上级的绝对屈服，此所谓“各得其所，各安其分。”无不显示着日本文化中的强烈的尊卑感。日本人对于等级制的信仰和信赖是根深蒂固的，尽管日本历史上出现过许多统治权不在天皇手中的时代，然而天皇处于等级制的最顶端这一事实却从未改变过。如果不能“各安其所”，于他们而言便是莫大的灾难了。所有的日本人在一出生的那一刻起便背负上了“皇恩”与父母之恩；在生活中，一旦接受的别人的恩惠，便又要背负上“情义”二字；对于非直系血亲的亲戚们，也有着种种义务。而与中国文化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和“乌鸦反哺”不同，日本人“报恩”，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是人的内心：报恩不是出于心中的感激之情，而是必须执行的任务，与一个人的尊严与名誉相关。

最深刻的是日本人的“忍”他们对自己有着十分苛刻的要求，最广为人知的便是日本武士的修行：忍耐饥饿，忍耐疼痛，忍耐疲倦，甚至有人在这样的修行中死去，然而却不曾放弃。信奉所谓的精神力量，日本的战术手册上也有这样的传统口号：“以吾等之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之优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二战期间，他们的空军“神风特攻队”，甚至以自杀的方式攻击美国军舰。而普通民众也十分重视自我修养，培养能力，更进一步的，则是培

养坚忍与“圆通”。我们经常听说日本的种种耸人听闻的苦修方法：把自己吊在钩子上，一文钱不花支持一个星期，连续几天不睡觉„„然而在日本人眼中，这样的忍耐恰恰是“人生乐趣与享受”的前提，修养就是磨掉“身上的锈”，使人变成一把锋利的刀，从而更好的生活。而日本人的锐意进取则是因为他们的自我要求非常之多，而他们的荣誉感则为这一切提供了强制力：为了避免遭受世人疏远和毁谤，他们往往必须为自己的工作付出巨大牺牲以求做到完美而不至于遭人轻视，于是他们必须放弃能为自己带来甜头的个人乐趣，抑制自己的种种冲动。然而追求自由确实是人类的本性，无论在怎样的文化背景下，人们总是希望能够享受，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追求民主自由与追求自我约束激烈碰撞，只好向着一条扭曲而艰辛的路途发展：渴望成功，奋发努力，却在得到成功之后仍然体会不到人生的乐趣。这也就是日本人均GDP总是高居世界前列而国民的幸福指数总是很低的原因。日本民族的忍者精神实在是令我佩服，我想，当今越来越物欲的社会最需要的还是所谓的精神力量，每个中国人还是应该向日本学习这种精神的，坚忍与勇气在人生面前显得是那么的重要，对我来说也是如此，在谨记那段屈辱历史的同时，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变得强大、参考书目：《菊与刀》鲁思·本尼迪克特

《日本武士名誉观》王炜

《日本武士道》张万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