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赵作海案后的感想（精选合集）

第一篇：看赵作海案后的感想

看赵作海案后的感想

案件回顾：

1999年5月8日，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发现一具无头、膝盖以下部分缺失的男性尸体。柘城县公安局立案侦查，认为死者是该村1997年失踪的村民赵振晌，并认定赵作海为犯罪嫌疑人。在刑讯逼供下，赵作海在公安机关做了9次有罪供述，最后被追究刑事责任。2002年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2010年4月30日，“被害人”赵振晌回到村中，2010年5月9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认定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系一起错案，宣告赵作海无罪，2010年5月9日，赵作海被无罪释放。2010年5月10日晚7时，赵作海终于回到了阔别11年的家乡。之后，赵作海释放日被定为河南全省法院“警示日”。感想：

赵作海在长达11年的非法监禁中，不仅失去了人身自由，失去了创造财富、享受生活的机会，也因错判让他背负了杀人犯的恶名，使其家庭破裂、妻离子散，其四个子女因为没钱上学成为文盲，可以说祸及三代。错案对他本人和亲属造成的损失和精神痛苦是难以弥补和无法估价的。这个案件值得我们深深的反思，因为，赵作海一案并不仅仅与赵作海一家相关，它事关我们所有“围观者”的幸福感、安全感与尊严感。

首先，我认识到了无罪推定的重要性，虽然“无罪推定”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原则，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对刑事审判工作影响最大的，是“有罪推定”，比方说在很多刑事法庭在中间位置有一个囚笼，被告人孤零零站在那里，和公诉人并不具有平等的地位，实质上还是被当作犯罪的人来对待。再看本案，检察机关提供的案卷中，赵作海9次供述自己杀人，所以法官就认为赵作海杀人无疑，赵作海的翻供及辩护人的无罪辩护，都被认为属于狡辩，不予理睬，这就是有罪推定的恶果。

其次，我认为，命案必破的观念应当废除，因为这常常导致公检法人员结案心切。为了实现命案必破，公安局有破案率，检察院有起诉率，法院有审结率，命案一发生，这几个率一个追一个，公检法上下级相互催促，相互施压，疑犯不招就来点“硬的”，证据不全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凡是大要案发生后能够顺利破获，有关人员不是立功就是受奖，如果破不了案就不好向上级交待。就这样，赵作海就被定为有罪了。

再次，我认识到，在刑事诉讼中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是十分重要的。由于实行沉默权制度将会使犯罪嫌疑人被强迫自证其罪的可能性大大减小，警方刑讯逼供的现象也会相应减少，这将促使其改变原先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其罪，并以其口供促进破案的侦查模式，这极大地促进了警察队伍的自身建设，它使刑事诉讼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有利于避免赵作海悲剧的重演。

另外，提高办案人员的法律素养也是十分关键的。1996、1997年，全国人大分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作了重要修订。修订后的两部刑事基本法，除了对追究犯罪、惩治犯罪的机制予以完善外，还把人权保障提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新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无罪推定”等先进的思想，确立了“疑罪从无”的处理原则，但是我们的办案人员对这些原则恐怕是毫无了解，部分办案人员甚至与法盲无异，赵作海一案是在《刑诉法》和《刑法》修订之后发生的，该案的办案人员却坚信不疑地认定赵作海就是杀人凶手，这就是典型的有罪推定。而法检两院在证据不全，疑点重重的情况下，仍然将之起诉并宣判，这不是典型的疑罪从有又是什么？

最后，我不得不说，赵作海无论拿到多少赔偿或补偿，都不足以弥补他们一家子所受到的侵犯与伤害，赔多少钱只是一种形式，赔多少都挽不回国家机器无辜碾压公民人权的暴戾。而且，我要说，这些款项表面上由国家机关拿出，事实上却是公职人员犯错，纳税人买单，这样做导致了办案人员的权力与责任的不对等。我想，能不能修改关于刑法中刑讯逼供罪的处罚方法，实行惩罚性赔偿，让公职人员为自己犯下的罪行买单呢?

以上的一些观点有参考了相关新闻评论和一些民间的评论，加上了我个人的一些观点。记得当时看到赵作海案时，颇为震惊，故浅谈了一下感想。我希望我们的法律法规、公检法部门能多重视一些人权，少一些功利，积极保护人权，防止刑讯逼供的现象，多做一些未雨绸缪的事，少做一些亡羊补牢的事。另外，还是因个人水平有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望老师见谅。

第二篇：赵作海案

赵作海，男，1952年出生。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人，被称作河南版“佘祥林”。1999年因同村赵振晌失踪后发现一具无头尸体而被拘留，2002年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刑2年。2010年4月30日，“被害人”赵振晌回到村中，2010年5月9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认定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系一起错案，宣告赵作海无罪，同时启动责任追究机制。

社会反应

佘祥林案发是1994年，第一次判决在1994年，终审是在1998年。赵作海案发在1999年，复核是在2003年。但从1994年到2002年，我们的刑事诉讼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无罪推定”原则被确立。但是，赵作海仍然逃脱不了像佘祥林一样依靠“死者”复活才能洗冤的命运，法律上的高调原则实际上并没有相应的机制和程序来保障。

比如，刑讯逼供的危害众所周知，然而，国外行之有效的“非法证据排除”这样的程序性制裁规则并没有建立。被告人没有权利就刑讯逼供问题单独进行听证，不能就此问题上诉和要求提供人身保护；刑讯逼供的事实认定由谁来举证，被告人和控方的证明标准是什么，都没有确立；警方重大案件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也没有建立。实践中，最多由警察出庭表示没有刑讯逼供了事，刑讯逼供所获取的证据的排除往往成为一句空话。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甚至许多法律上所确立的原则和机制也常常为司法的“潜规则”所规避和架空。刑事诉讼的架构并没有沿着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法官居中裁决、警方和检方的主张要在法庭上得到确认这种“三角模式”进行；司法实践中，公检法联席办案、提前介入和政法委“协调办案”以及公安机关地位逐年提高，都使得警方在刑事诉讼中成为最重要的主体。警方制作好“饭菜”、检方照端、法院照着吃的“线性结构”依然被延续。

今天，反思赵作海案，不仅是要纠正错案，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更应反思这些年来，我们刑事司法中还存在着哪些漏洞，以防范类似冤案一演再演。

亲属称乡干部曾威胁赵作海接受45万赔偿(图)

2010-05-16 04:55:48 来源: 广州日报(广州)跟贴 327 条 手机看新闻

核心提示：15日，赵作海及其家属因不满法院凌晨两点与其签署协议，准备要求65万精神赔偿。赵作海的叔叔称，乡干部在半夜11点来到赵家，威胁赵作海接受45万赔偿:“如果今儿夜里协议签不了，明天就不再过问你的事”，签约时还避开赵家识字与社会经验丰富的亲属。

当审判长依据程序宣布赵作海无罪释放后，赵作海失声痛哭。11年间，房子塌了，妻子改嫁了，4个孩子送给人家3个，还有一个在外地打工。

赵作海的叔叔赵振举对赔偿金额很不满。

赵作海在姐姐家里,听了大家的意见,很是纠结。

广州日报5月16日报道 刚刚从法院院长手里拿到65万元的国家赔偿，赵作海回到家就后悔了，提出要通过诉讼途径，寻求不低于130万元(含已拿到的65万元)的国家赔偿，并向记者表示“一定要把官司打到底”。

赵作海为何突然变卦?

昨天上午，记者采访了赵作海的叔叔赵振举。他向记者讲述了赵作海态度发生变化的过程和原因。

谈签约过程

“不签字他们就不走”

赵振举把侄子赵作海对赔偿协议不满的原因归结为：签字时脑子不清、不识字。

据他介绍，5月11日晚上11点多钟，包括老王集乡党委书记、武装部长和一位副乡长在内的几位人员，约来赵作海和其妹夫余方新，来到赵作海的姐姐赵作兰家，商谈赵作海的赔偿事宜，却没有叫来赵作海的亲叔叔赵振举，而在此之前，当地有关部门的谈判对象却一直是赵振举。

赵振举认为，相关人员之所以在关键时刻把他撇到一边，是因为他常年在郑州等地做生意，对社会的情况比较了解，“不好糊弄”。赵振举谈到，有关人员一开始开出的价是45万元，这让赵作海、赵作兰和余方新都无法接受。赵作兰就给赵振举打电话询问。赵振举则坚决不同意。双方由此陷入僵局，谈判一直进行了凌晨1点多钟，彼此仍无法达成协议。按照她后来接受媒体记者的说法：“他们一直在那儿死磨硬缠，我弟弟赵作海不签字他们就不走。” 而赵振举则告诉记者，“当时乡里的一位武装部长威胁赵作海，如果今儿夜里协议签不了，明天就不再过问你的事。还说按照国家赔偿标准45万元就不少了。”

谈签约时间

“为何不白天谈”

赵作海最终于12日凌晨两点多钟与法院方签署了赔偿协议。而赔偿金额则比起初提高了20万，其中，国家赔偿金50万元、生活困难补助费15万元，两项共计65万元。

而这一“签约”时间，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也得到了确认。

赵振举对这一“签约”时间意见很大，“明明政府有正常的工作日，为啥他们不在白天找赵作海谈，与赵作海签协议，而是在夜里11点以后来，在凌晨两点签?那个时候，经过几天的劳累，加上白天一整天没休息，他的脑子根本就不清醒了。”

赵振举还提到，当天晚上在场的家人中，赵作海、赵作兰是文盲，不认识字，余方新也是不了几个字，“他们根本认不得协议上写的是什么，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谈签约原因

脑子乱了让我咋签咋签

赵作海到姐姐家与刚从北京回来的大儿子赵西良见面。当时，赵作兰家有一二百名村民，听说赵作海只得了65万元的赔偿，大都认为太少了，“挨那么多打，受那么多罪，给这点儿钱就算了”?还有老乡告诉他，现在的物价涨了很多，什么都贵，这65万办不了多少事。而他的大儿子赵西良听说后，也对爸爸说钱太少了，因为他有三个兄弟，将来成家都要盖房子，盖了房子，就没有几个钱了。

乡亲们和儿子的话让赵作海的内心很是纠结。据赵振举讲，13日一大早，赵作海就对他说：“我后悔了，现在我觉得他们给少了，我要打官司。”

赵振举问他当初为啥要签，赵作海说，“他们咋咋呼呼的，我脑子都乱了，他们让我咋签我就咋签。”

谈上诉官司

坚决不请当地律师

赵家希望得到多少赔偿呢?赵振举说，现在的赔偿按照协议只包括国家赔偿金和生活困难补助费两项，没有包括精神损失费和自己的孩子因他的入狱而遭受的损害赔偿等。他表示，算上这些赔偿，他应该得到的赔偿金额应该在130万元以上。

赵振举谈到，他们目前已准备请律师，“谁的名气高就请谁，不请当地律师，他们可能不跟

咱一势，也可能不敢。”赵振举最后告诉记者：“赵作海一定要打这个官司，我也一定要打，钱太少了。”

相关链接

要打官司胜算几何

新赔偿法规定可索精神赔偿

今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首次将精神赔偿写入其中，其第三十五条规定：“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但新修订的《国家赔偿法》要到今年12月1日起才正式实施，因此，赵作海能否成功索赔，还是未知数。不过有法律界人士告诉记者，尽管新法还没实施，但对赵作海索赔还是比较有利的。

可向上级申请复议

在5月12日凌晨2点赵作海与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签署的协议里，其中的第二条为：赵作海自愿放弃其他赔偿请求，撤回赔偿申请。在已经与法院签署协议并承诺“自愿放弃其他赔偿请求”的情况下，赵作海事后反悔，相关法律允许吗?

记者了解到，现行的《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对赔偿数额有异议的，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间届满之日起30日内向其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

记者手记

赵作海是个多面的人，跟踪采访“赵作海案”几天，记者的感受尤其深刻。

“罪人”赵作海尽管已经重获自由，但从赵作海的很多动作和话语里，还是能感觉到他似乎仍停留在“罪人阶段”。一天，领导慰问他，他几次都毕恭毕敬地给领导鞠躬，说出一通感谢这感谢那的话。鞠躬时，他腰弯得很深，两手贴在两个腿边，让人想起他曾经被改造了很多年的经历。

牛人赵作海。很多媒体的记者都说，现在要想见到赵作海，真是太难了。偶尔，记者们会找到赵作海，而每一次，赵作海都显得无奈而不耐烦，他经常说出这么一句让记者记忆特别深刻的话：“我没时间接见你们!”

有一次，赵作海还对走近他的记者说：“你们走吧，我只接见××台的记者。”

记者们说：“老赵，你真牛!”

一个当地村民私下说，老赵出来后变了，变得我几乎都认不出了。

忙人赵作海。自从被无罪释放回到家乡，赵作海就成了整个赵楼村最忙的人，“忙得连个放屁的空都没有，”忙得他的亲人想同他说个话都没机会。赵振举说，侄子回来那么久了，赵作海还没有静下心来坐下来跟他说过一句话。他的姐姐赵作兰也称，弟弟在她家住了好几个晚上，但两人说的话可能不超过十句，要么是别人缠着他说，要么他要睡觉。

赵振举告诉记者，侄子出狱了，冤屈洗刷了，他有心想带着包括赵作海和赵西良等赵家人，到祖坟上烧烧纸，“告诉祖上的在天之灵，天晴了。”要知道，当初为了侦办“赵作海杀人案”，当地警方把已经死去的赵作海父母的坟都扒开了，已经死去的赵作海的弟弟的坟也被扒开。这成了赵家人心中最大的痛。

但赵作海没空，他告诉赵振举：“等我忙完这一切，再说其他的。”

新闻回顾

检方承认赵作海冤案存逼供 政法委开会定凶手

河南商丘检察院公诉处处长宋国强日前透露，当年赵作海一到检察机关就不承认杀人，推翻在公安局供述。可以认定存在刑讯逼供。

赵作海拟向政府申请100万元国家赔偿

河南商丘蒙冤入狱11年的赵作海日前无罪获释。其女儿称，赵准备向政府申请国家赔偿100

万元。

河南商丘一“杀人犯”入狱10年后被害人“复活”

10年前，河南柘城县村民赵振晌和邻居赵作海打架后失踪。1年多后，村民发现一具无头尸体，以为死者就是赵振晌。家属报警后，警方将赵作海带走，后来赵作海以故意杀人罪获刑29年。10年后，赵振晌回到村里。家属希望警方早日还赵作海清白。

(本文来源：广州日报 作者：王剑平)

第三篇：赵作海案

赵作海案

 案情介绍1998年2月15日，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赵振晌的侄子赵作亮到公安机关报案，其叔父赵振晌于1997年10月30日离家后已失踪4个多月，怀疑被同村的赵作海杀害，公安机关当年进行了相关调查。1999年5月8日，赵楼村在挖井时发现一具高度腐烂的无头、膝关节以下缺失的无名尸体，公安机关遂把赵作海作为重大嫌疑人于5月9日刑拘。1999年5月10日至6月18日，赵作海做了9次有罪供述。2002年10月22日，商丘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赵作海犯故意杀人罪向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2年12月5日商丘中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赵作海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省法院经复核，于2003年2月13日作出裁定，核准商丘中院上述判决。

2010年4月30日，赵振晌回到赵楼村。商丘中院在得知赵振晌在本村出现后，立即会同检察人员赶赴赵楼村，经与村干部座谈、询问赵振晌本人及赵振晌的姐姐、外甥女等，确认赵振晌即是本案的被害人。同时并从赵振晌本人处了解到：1997年10月30日(农历9月29日)夜里，其对赵作海到杜某某家比较生气，就携自家菜刀在杜某某家中照赵作海头上砍了一下，怕赵作海报复，也怕把赵作海砍死，就收拾东西于10月31日凌晨骑自行车，带400元钱和被子、身份证等外出，以捡废品为生。因去年得偏瘫无钱医治，才回到了村里。

2010年 5月9日上午，河南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赵作海案件的再审情况，认定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系一起错案。河南省高院于2010年5月8日作出再审判决：撤销省法院复核裁定和商丘中院判决，宣告赵作海无罪。立即派人赶赴监狱，释放赵作海，并安排好其出狱后的生活。2010年5月17日上午，赵作海领到国家赔偿金和困难补助费65万元，并表示对赔偿满意，要开始新生活。

大家应该都知道“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而此案件又被村民称为“一个女人引发的血案”。10多年前，甘小花是村里的“一枝花”，丈夫长年在外打工，甘小花带着3个小孩过日子。赵作海和赵振晌同时喜欢上了她，而且好像都“有一腿”。1997年10月，赵振晌察觉赵作海与甘小花好上后，于是在10月30日的深夜，赵振晌将赵作海和甘小花捉奸在床，并操起菜刀朝赵作海脑袋砍了下去。以为杀了人的赵振晌连夜出逃，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活。

 分析原因

前妻称曾遭逼供

昨天，赵作海前妻赵小齐(音)表示，井里尸体被发现后，她曾经被警方关在乡里一个酒厂一个月，受到很多折磨。“用棍子打我，让我跪在砖

头上，砖头上还有棍子”。她说，民警一直问她是不是知道赵作海杀人。“我什么都不知道”，说不知道就一直被打。她说每天只能吃一个馒头，还经常几天不让睡觉。

行政反思

公

商丘市一些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表示，在这起案件中，有些疑点没引起足够重视： 一是警方确认无头、无四肢尸体为赵作海所杀后，没有追查凶器，也没有确定凶器所能造成的伤痕是否与尸体的伤痕相符。这些，不符合我国法律对杀人罪定性的要求。二是当时尸体高度腐败，警方先后做了四次DNA都未确定死者身份。所以警方把尸体确定为赵振晌，有主观色彩。三是当时警方根据残尸，对死者身高进行了确定，为1.70米。但实际上，失踪的赵振晌身高只有1.65米左右。

检

警方两次将该案移交商丘市检察机关后，都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退卷，要求“补充侦查”。

赵作海被羁押3年零3个月后，该案被上级政法机关列为重点清理的超期羁押案件，要求迅速结案，或释放，或判刑。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由于证据不足，商丘市检察院在两次退卷后，拒绝再次接卷。而警方坚持认为赵作海是杀人凶手，不能放人，造成赵作海在看守所长期羁押。在清理超期羁押的案件时，商丘市政法委等多次就该案召集开会，研讨案情。检察院后来提出：公安向检方移卷，要提供DNA的鉴定。但由于DNA鉴定没有结果，检察院最后放弃了这一疑点，进行了公诉。

对于这一点，商丘市检察院检察长王广军说：“我们检察院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

法

从法院环节来看，从2002年11月11日公诉，到当年12月5日判决，该案的审理在法院仅经过20多天。法院全部采信了公诉人的意见，而公诉人的意见其实就是公安部门的意见。

在法院庭审时，赵作海和他的辩护律师都否认了杀人一事。但法院认为，赵作海曾经在公安环节做了9次杀人的笔录，所以当庭否认未杀人不可信。这样，“赵作海”案失去了最后一次纠错的机会。

赵作海遭逼供被迫九次认罪 庭上喊冤无人理睬

“就像一根草”，赵作海不止一次指着身前的荒草，“说是你拔的就是你拔的，不是你拔的也是你拔的”。

南方周末报道

政法的耻辱

2001年7月，公检法共同认定该案“不具备审查起诉的条件”。一年后，商

丘市委政法委集体研究决定“案件具备了起诉条件”。庭审时没有一个亲人到庭。5月11日，商丘市政法委书记王建民和商丘中院的两位院长前来向赵振海道歉。王建民并不讳言“这是商丘政法部门的耻辱”，后者则保证“今后不办一起假案”。向赵作海鞠躬后，他们留下共计1.5万慰问金。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赵作

海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大官和干部，别人对他鞠躬，他也鞠躬。法院带来的记者问赵作海，你要感谢谁？他说感谢法院，感谢党。记者继续追问，还感谢谁，他一时僵住了。

他显然不能接受诸多急剧的变化，事实上他的命运如此清晰地掌握在法律手

中。在人群散去之后，他躺在床上，嘟囔了几句，起身，又躺下，又起来，“为什么要感谢？我不感谢。”

11年前被逮捕后，商丘市检察院以“证据上存在重大缺陷”为由，两次将案

件退补到柘城县公安局。据商丘市检察院公诉处处长宋国强介绍，井中无名男尸的身份尚无法确定，而赵作海本人全部翻供，多次坚称自己“被打了”。

2001年7月，已被羁押两年的赵作海，赶上了全国刑事案件清理运动。针对

这起案件的联席会议中，公检法以同样的理由共同认定该案“不具备审查起诉的条件”。也正是在这一段时间，柘城公安局提供了最后一份DNA鉴定。

现任公安局副局长赵启钟介绍说，送到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和沈阳刑警学院的死者DNA样本“无法比对”，并将之归结为“当时技术上的落后”。

一年之后的 2002年 7月，在清理超期羁押的活动中，商丘市委政法委集体

研究决定“案件具备了起诉的条件”。2002年的10月22日，尸源仍然不明，检察院决定起诉。

当时的商丘法院同样发现案件存有重大缺陷，不过他们并未深究，对律师做

出的无罪辩护亦未采纳。跟宋国强一样，受命调查冤案的商丘中院刑一庭庭长杨松挺不无悔意，他着重强调法官的良知、职业道德和独立判断，“应排除一些非正常因素的干扰”。

伴随着2002年底一纸“示证质证来源清楚，收集程序合法”判决和次年年

初河南省高院的终审裁定，冤案像一场假球一样一路绿灯，“性质恶劣，手段残忍，影响极坏”的杀人分尸者赵作海锒铛入狱。

庭审时没有一个亲人到庭。不过赵作海回忆当时场景，说自己有一丝放松之

感，当时他已被羁押近四年，渴望解脱，“不在乎是死是活”。

两次减刑之后，他的刑期在出狱前降到20年。在监狱中，因为恐惧，他从

未说出自己的冤屈。他过去的亲身经历迫使他相信，命“就像一根草，说是你拔的就是你拔的”。

“疑罪从有”

指着头上的拇指肚般的疤痕，赵作海老泪纵横，至少5次，反问记者，“什么叫恨？什么叫不恨？打都打了，道歉有什么用？”商丘市公安局副局长赵启钟解释，冤案或许不是公安机关有意制造。至于原因，他归结为“现实条件和证据”。5月12日，商丘官方公布三个涉案民警郭守海、朱明晗和李德领，两个被刑拘、一个外逃。在此之前，商丘司法系统仍然以“错案调查处理中”为由，对是否刑讯逼供三缄其口。

分尸杀人却不处死，杨松挺承认这是一个“存疑案件”，法院在判决中“留有余地”。提出“疑罪从轻”和“疑罪从无”的区分后，他个人判断法院当时秉承了“疑罪从轻”的思路，从合议庭到审委会做出了一个“集体决定”。

对于庭审笔录上记载着的刑讯逼供，商丘市公安局副局长赵启钟5月10日做出了解释。他说冤案或许不是公安机关有意制造。至于原因，他归结为“现实的条件和证据”，“民警素质和办案机制”。

这位副局长向记者们普及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区别，并在中间刻画出中国法律的位置：一度秉承“有罪推定”的大陆法系。

“什么叫恨？什么叫不恨？打都打了，道歉有什么用？”5月11日，坐在自家宅基地的小板凳上，赵作海被记者们询问：28天里做出9次有罪供述是否遭遇刑讯逼供？指着头上的拇指肚般的疤痕，他老泪纵横，至少5次，反问记者。他回忆：

——大概有四五个人，其中一个30多岁的打得最凶。每天半块馒头，不让睡觉。6天之内我没有服软。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

——铐在板凳上，左边一脚，右边一脚。他们用擀面杖打脑袋。喝一种水，昏昏沉沉，然后在头上放鞭炮。还用枪口往头上砸，疤痕就是这么留下的。

——屈打成招。生不如死。胡言乱语。怎么杀人，尸体去向，他们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还要背下来。背不下来就打。都是被认定，不是承认。都是假的。——他们说你要是不招，把你放在车上一脚踢下去，开枪打死，说是畏罪潜逃而死。

指认装尸编织袋的证词来自赵妻赵小齐和儿子赵西良，都是案卷记载被各级司法部门通过的“关键证据”。赵妻当时说，那是她自家的编制袋，其中两个蓝色补丁是她自己的针线活。

此前赵妻亦向媒体指控，井中出现无头尸后，她被关在一座酒厂里一个多月。当她说自己不知道丈夫杀人时，被惩罚跪在棱角分明的棍子上。

第四篇：x赵作海案lrn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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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作海，1952 年出生。男，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人，被称作河南版“佘祥林”。1999 年因同村赵振晌失踪后发现一具无头尸体而被拘留，2002 年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 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刑 2 年。2010 年 4 月 30 日，“被害人”赵振晌回到村中，2010 年 5 月 9 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认定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系一起错案，宣告 赵作海无罪，同时启动责任追究机制。

社会反应
佘祥林案发是 1994 年，第一次判决在 1994 年，终审是在 1998 年。赵作海案 发在 1999 年，复核是在 2003 年。但从 1994 年到 2002 年，我们的刑事诉讼制度发 生了重大变化。1996 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无罪推定”原则被确立。但是，赵作海 仍然逃脱不了像佘祥林一样依靠“死者”复活才能洗冤的命运，法律上的高调原则实际 上并没有相应的机制和程序来保障。比如，刑讯逼供的危害众所周知，然而，国外行之有效的“非法证据排除”这样的 程序性制裁规则并没有建立。被告人没有权利就刑讯逼供问题单独进行听证，不能就 此问题上诉和要求提供人身保护；刑讯逼供的事实认定由谁来举证，被告人和控方的 证明标准是什么，都没有确立；警方重大案件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也没有建立。实践中，最多由警察出庭表示没有刑讯逼供了事，刑讯逼供所获取的证据的排除往往 成为一句空话。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甚至许多法律上所确立的原则和机制也常常为司法的“潜规 则”所规避和架空。刑事诉讼的架构并没有沿着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法 官居中裁决、警方和检方的主张要在法庭上得到确认这种“三角模式”进行；司法实践 中，公检法联席办案、提前介入和政法委“协调办案”以及公安机关地位逐年提高，都 使得警方在刑事诉讼中成为最重要的主体。警方制作好“饭菜”、检方照端、法院照着 吃的“线性结构”依然被延续。今天，反思赵作海案，不仅是要纠正错案，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更应反思这些 年来，我们刑事司法中还存在着哪些漏洞，以防范类似冤案一演再演。亲属称乡干部曾威胁赵作海接受 45 万赔偿(图)2010-05-16 04:55:48 来源: 广州日报(广州)跟贴 327 条 手机看新闻 核心提示：15 日，赵作海及其家属因不满法院凌晨两点与其签署协议，准备要求 65 万精神 赔偿。赵作海的叔叔称，乡干部在半夜 11 点来到赵家，威胁赵作海接受 45 万赔偿:“如果 今

儿夜里协议签不了，明天就不再过问你的事”，签约时还避开赵家识字与社会经验丰富的 亲属。当审判长依据程序宣布赵作海无罪释放后，赵作海失声痛哭。11 年间，房子塌了，妻子改 嫁了，4 个孩子送给人家 3 个，还有一个在外地打工。赵作海的叔叔赵振举对赔偿金额很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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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作海在姐姐家里,听了大家的意见,很是纠结。广州日报 5 月 16 日报道 刚刚从法院院长手里拿到 65 万元的国家赔偿，赵作海回到家就后 悔了，提出要通过诉讼途径，寻求不低于 130 万元(含已拿到的 65 万元)的国家赔偿，并向 记者表示“一定要把官司打到底”。赵作海为何突然变卦? 昨天上午，记者采访了赵作海的叔叔赵振举。他向记者讲述了赵作海态度发生变化的过程和 原因。谈签约过程 “不签字他们就不走” 赵振举把侄子赵作海对赔偿协议不满的原因归结为：签字时脑子不清、不识字。据他介绍，5 月 11 日晚上 11 点多钟，包括老王集乡党委书记、武装部长和一位副乡长在内 的几位人员，约来赵作海和其妹夫余方新，来到赵作海的姐姐赵作兰家，商谈赵作海的赔偿 事宜，却没有叫来赵作海的亲叔叔赵振举，而在此之前，当地有关部门的谈判对象却一直是 赵振举。赵振举认为，相关人员之所以在关键时刻把他撇到一边，是因为他常年在郑州等地做生意，对社会的情况比较了解，“不好糊弄”。赵振举谈到，有关人员一开始开出的价是 45 万元，这让赵作海、赵作兰和余方新都无法接受。赵作兰就给赵振举打电话询问。赵振举则坚决不 同意。双方由此陷入僵局，谈判一直进行了凌晨 1 点多钟，彼此仍无法达成协议。按照她后 来接受媒体记者的说法： “他们一直在那儿死磨硬缠，我弟弟赵作海不签字他们就不走。” 而赵振举则告诉记者，“当时乡里的一位武装部长威胁赵作海，如果今儿夜里协议签不了，明天就不再过问你的事。还说按照国家赔偿标准 45
万元就不少了。” 谈签约时间 “为何不白天谈” 赵作海最终于 12 日凌晨两点多钟与法院方签署了赔偿协议。而赔偿金额则比起初提高了 20 万，其中，国家赔偿金 50 万元、生活困难补助费 15 万元，两项共计 65 万元。而这一“签约”时间，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也得到了确认。赵振举对这一“签约”时间意见很大，“明明政府有正常的工作日，为啥他们不在白天找赵 作海谈，与赵作海签协议，而是在夜里 11 点以后来，在凌晨两点签?那个时候，经过几天的 劳累，加上白天一整天没休息，他的脑子根本就不清醒了。” 赵振举还提到，当天晚上在场的家人中，赵作海、赵作兰是文盲，不认识字，余方新也是不 了几个字，“他们根本认不得协议上写的是什么，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谈签约原因 脑子乱了让我咋签咋签 赵作海到姐姐家与刚从北京回来的大儿子赵西良见面。当时，赵作兰家有一二百名村民，听 说赵作海只得了 65 万元的赔偿，大都认为太少了，“挨那么多打，受那么多罪，给这点儿钱 就算了”?还有老乡告诉他，现在的物价涨了很多，什么都贵，这 65 万办不了多少事。而他的大儿子赵西良听说后，也对爸爸说钱太少了，因为他有三个兄弟，将来成家都要盖房 子，盖了房子，就没有几个钱了。乡亲们和儿子的话让赵作海的内心很是纠结。据赵振举讲，13 日一大早，赵作海就对他说： “我后悔了，现在我觉得他们给少了，我要打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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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振举问他当初为啥要签，赵作海说，“他们咋咋呼呼的，我脑子都乱了，他们让我咋签我 就咋签。” 谈上诉官司 坚决不请当地律师 赵家希望得到多少赔偿呢?赵振举说，现在的赔偿按照协议只包括国家赔偿金和生活困难补 助费两项，没有包括精神损失费和自己的孩子因他的入狱而遭受的损害赔偿等。他表示，算 上这些赔偿，他应该得到的赔偿金额应该在 130 万元以

上。赵振举谈到，他们目前已准备请律师，“谁的名气高就请谁，不请当地律师，他们可能不跟 咱一势，也可能不敢。”赵振举最后告诉记者： “赵作海一定要打这个官司，我也一定要打，钱太少了。” 相关链接 要打官司胜算几何 新赔偿法规定可索精神赔偿 今年 4 月 29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改后的 《国家赔偿法》 首次将精神赔偿写入其中，其第三十五条规定： “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但新修订的《国家赔偿法》要到今年 12 月 1 日起才正式实施，因此，赵作海能否成功索赔，还是未知数。不过有法律界人士告诉记者，尽管新法还没实施，但对赵作海索赔还是比较有 利的。可向上级申请复议 在 5 月 12 日凌晨 2 点赵作海与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签署的协议里，其中的第二条为：赵作 海自愿放弃其他赔偿请求，撤回赔偿申请。在已经与法院签署协议并承诺“自愿放弃其他赔 偿请求”的情况下，赵作海事后反悔，相关法律允许吗? 记者了解到，现行的《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对赔偿数额有异议的，赔 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间届满之日起 30 日内向其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记者手记 赵作海是个多面的人，跟踪采访“赵作海案”几天，记者的感受尤其深刻。“罪人”赵作海尽管已经重获自由，但从赵作海的很多动作和话语里，还是能感觉到他似乎 仍停留在“罪人阶段”。一天，领导慰问他，他几次都毕恭毕敬地给领导鞠躬，说出一通感 谢这感谢那的话。鞠躬时，他腰弯得很深，两手贴在两个腿边，让人想起他曾经被改造了很 多年的经历。牛人赵作海。很多媒体的记者都说，现在要想见到赵作海，真是太难了。偶尔，记者们会找 到赵作海，而每一次，赵作海都显得无奈而不耐烦，他经常说出这么一句让记者记忆特别深 刻的话： “我没时间接见你们!” 有一次，赵作海还对走近他的记者说： “你们走吧，我只接见××台的记者。” 记者们说： “老赵，你真牛!” 一个当地村民私下说，老赵出来后变了，变得我几乎都认不出了。忙人赵作海。自从被无罪释放回到家乡，赵作海就成了整个赵楼村最忙的人，“忙得连个放 屁的空都没有，”忙得他的亲人想同他说个话都没机会。赵振举说，侄子回来那么久了，赵 作海还没有静下心来坐下来跟他说过一句话。他的姐姐赵作兰也称，弟弟在她家住了好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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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赵作海案的问题与思考

赵作海案的问题与思考

法学101胡英杰

10年前，河南柘城县村民赵振晌和邻居赵作海打架后失踪。1年多后，村民发现一具无头尸体，警方将赵作海带走，后赵作海以故意杀人罪获刑29年。10年后，当年被认定他杀而死的赵振晌又回到了村里。此事曝光后，赵作海被从监狱放回来了，赵作海身心已经历了巨大的伤害，并且早已妻离子散。从赵作海案我们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分析：一，存在的问题。二，反思与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1，刑事案件中的刑讯逼供问题。用枪管击头，后脑勺留下2厘米长的凹痕；喝下放了催眠药的水，然后在头顶放鞭炮；被铐在凳子上拳打脚踢，一个多月没睡过觉；被威胁如果不招，就拉出去当作逃跑一枪毙了。这些都是赵作海案中的一些刑讯逼供的行为，却向我们揭示了执法机关在审问过程中是如此的下贱，恶毒。刑讯逼供也是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之一。我不禁想问，我国的司法制度难道就这么低俗下贱吗。

2，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我国的国家赔偿制度还没有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这对于含冤的受害人来说无疑是当头喝棒，虽然受害人能沉冤得雪但是他们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确实不能改变的，不是物质赔偿所能补救的。拿赵作海案来说，纵使国家给他赔偿一二百万，也无法弥补其在监狱里失去的11年自由及妻离子散，还有精神和人格受到的侮辱和损害。

3，“命案必破”的司法非理性问题。司法理性是要我们做到公正公平的对待这 件事实，不是因为发生命案而一定要找出一个人来为命案买单。司法机关应该本着理性的思维，对于案件事实进行正确的解读，理解，公正合理的进行审判，不能因为社会的压力而草草了案，为了实现破案目标，很多地方的公安机关宣称：“命案必破”。这种口号让一般的老百姓听起来确实是精神振奋，因为倘若真的能做到“命案必破”，对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事实上却无法兑现，即使是福尔摩斯那样的侦探高手，也不敢拿这种口号自吹自擂。“命案必破”只能是一种口号，无法实至名归，倘若哪个地方的公安机关称自己做到了这一点，那只能说明他们制造了很多冤案。中国国内媒体向来都是报喜不报忧，如果一宗大案告破，大小媒体都会欢呼雀跃，吹捧公安机关的高超破案能力，但要是一宗大案十年未破，媒体就都会若无其事。赵作海蒙冤不会是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我们需要在真相大白的今天不折不扣地问责当年制造冤案的官员和警察，但要杜绝类似的悲剧发生，我们更应该努力促使这个不断制造冤案的体制脱胎换骨。

4，赵作海案中的错案追究问题。我觉得存在5个问题：1，错案界定不合理2，追究责任不独立3，应当追究对象不确定4，追究组织不科学5，制约检察权的独立行使。如此明显的错案，一审、二审法官居然能都以死缓定案，追究其责任并不为过。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此案判决结果是由两级法院审判委员会或更上一级党政机关所定，也绝不能单让承办法官“背黑锅”。其实，在赵作海没有其他从轻

情节的情况下，死缓结果本身就说明，法官对凶案是否确系赵作海本人所为，内心也无法形成确信，只是迫于某种压力，才作出了被行内戏称为“留有余地”的判决。先说“疑罪应当从无”。如此简单的逻辑，使本案的侦办钻进了一条死胡同：不认罪就打得你认罪，没证据就逼着你提供证据。更可怕的是，现实中许多“疑难”案件的侦破，都是依循这样的逻辑。

二，反思与建议

造就这次冤案的原因大致有六个方面：一是先入为主的传统思维。二是背离了公检法互相制约的立法本意。三是控辩双方严重失衡的审判格局。四是一边倒的社会舆论给审判带来压力。五是法院监督制约机制出现故障。六是个别法官职业操守缺失。

首先，刑讯逼供的”余毒”尚存。法律中明确的规定了禁止刑讯逼供，但是却屡禁不止。这其中的原因有：1，警方在羁押、审讯的过程中一家包办缺少监督；2，刑讯逼供中存在的巨大的小团体利益，迅速破案对于那些单位和个人的邀功请赏至关重要，上级也是受益者，乐乎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其次，有关方面对司法独立强有力的干扰。在视频中有一个关键的细节，赵作海案在多次被检察院发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之后，却因为一次会议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政法委，这样一个本来应该仅仅提供指导性意见而不能给司法机关施加过于明显和沉重的压力，但这只是应然。政法委实际上拥有着相当大的权力，掌管着司法系统的人事以及其他大权，影响之大难以想象。从政法委的决定中我们似乎看不出什么问题，但是作为其领导下的司法机关自然努力“超额”的完成任务。

第三个大问题是司法观念乃至整个社会观念的落后。美国辛普森杀妻案给我们彻底的展现了美国人的法律观念。什么事司法的公正与公平？无论受害者还是被疑者，都要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甚至要保护被疑者，因为此时他是弱者，更容易收到伤害，宁可放过一千不可错抓一个。然而在我们的司法理念中，形成了一种传统的惩恶扬善的理念，表现出突出的伦理化和人治的特性，而且由于其他方面对司法机关不恰当的指导，导致司法的不确定性，即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司法依据和处理的方法不同。将公民至于一种时宽时紧的司法体制当中，无疑是可怕的。另外就是我们的公务员队伍的职业素养不够理想。特别是司法机关的公务员，作为公务员中特殊的群体，对他们的职业道德素养有着更高的要求。司法体系的公务员必须要有一种公正执法的、依法执法的观念，否则制度层面的如何完善也是不可能达到目标的。从中我们可以得出有几点急需解决

一、程序立法的完善迫在眉睫

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经几次修改，对进一步保障刑事人权、有效实施法律、促进公平正义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当时立法技术和水平的不足，很多程序与制度规定得比较模糊，甚至还存在遗漏，为此，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在 1996年后又单独或联合颁布了不少解释和规定，以期拾遗补缺，规范执法。然而执法者、司法者自己立法，无疑违背基本的法理精神，而且囿于部门利益，这些立法仍存在诸多问题。

从赵作海案件中可以看到，非法证据不仅没有被排除，反而成为确定案件的关键证据之一。刑事诉讼法没有对此问题作出规定，无疑是立法中的重大缺失；刑事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缺乏可操作性，也是该条款被空置的重要原因。何谓“非法证据”，仅指“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获得的证据，还是包括通过其它侵犯公民基本权益的行为取得的证据、违反法律取得的证据，到底标准为何？谁来主张，公诉机关，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辩护人，或法院，或是都可以主张？谁来证明，遵循司法界通行的由提出者证明，还是理论界认为的由控诉机关来证明？谁来排除？现行的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和法院都应当承担这一责任，但实践中两家都很少这么做。证明标准问题，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审查起诉及此后的诉讼阶段，案件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是非法证据收集的执行者及其背后的命令者承担何种责任，刑事、民事、行政责任还是纪律处分？还是有区分的责任，执行者承担主要责任，命令者承担部分责任？还是主要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二是非法证据采用者承担何种责任，这是错案追究的问题。显然，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对非法证据排除的立法完善和实践操作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二、强化程序意识刻不容缓

司法公正，既包括实体法，也包括程序法。鉴于实体公正的不可预见性，程序公正成为实现实体公正的最为现实的途径，因此，树立对法律的信仰，确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就必须具备程序至上的意识。然而，赵作海冤案的形成，我们恰恰看到最多的问题就是相关办案机关程序意识的淡薄。

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法院负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裁决刑事案件的职责，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正义是基本的要求，而按照刑事诉讼法处理刑事案件就是这种方式。虽然赵作海冤案的形成，刑讯逼供和政法委的协调办案是问题的主要焦点，但法院的违法裁决对冤案形成起到了“临门一脚”和“一锤定音”的效果。

首先，审判主体不合法。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审判组织只包括独任法官、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在正式的法律中没有规定政法委有审理案件的权力；不仅如此，即使是法律规定的正式审判组织，也应在案件审理后才能作出裁决。但是在赵作海冤案中，法院不仅放弃了自己审判的权力和职责，而且先定后审，严重违背刑事诉讼的精神。

其次，违背证据认定的基本原则。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证据应当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而且证据应尽量提供原物、原件，证人除几种特殊情况外也应当出庭接受询问。但赵作海案审判前后经历不到半小时，公诉人只宣读了不长的起诉书，辩护人目前留下的记录也就8个字：“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如果再加上开庭的一些准备工作，记者甚至怀疑证据是否出示，更遑论控辩双方的质证。

最后，严重违反刑事证明的标准，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对商丘中院的疑罪从轻判决，有政法人士表示谨慎认可和庆幸，认为毕竟错杀不同于一般的错案，至少为现在的救济提供了可能。其实，这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的问题。如果法院能坚持证明标准，达不到标准的就坚决认定无罪，不是更好，也就没有现在的一切问题；即使后来证明无罪判决错误，至少法院还可以找到法律的理由。但现在却以犯了小错而没有铸成大错而窃喜，法院及法官程序意识的有无都令人怀疑。冤案的形成是偶然，更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