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菊与刀》有感（大全五篇）

第一篇：读《菊与刀》有感

读《菊与刀》有感

《菊与刀》是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所作，最初她是奉美国政府之命，为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所做的调查分析报告，旨在指导美国如何管制战败后的日本。作者采用两个象征性的事物：恬淡静美的“菊”（作为日本皇室家徽），凶狠决绝的“刀”（作为武士道文化的象征）来作为日本的代表。在我读这本书时，也同样感受到，日本的国民性就是菊之优雅与刀之杀气的矛盾的结合体。

对于《菊与刀》的矛盾性书中也写到，日本人既生性好斗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又崇尚美；既骄傲自大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又能屈能伸；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而我在阅读这本书时，并结合到所学知识，对其中日本国民性特点有几点想谈谈自己的看法，归纳来看就是对道义的捍卫，耻感文化与隐忍，对身份地位的坚守。

对道义的捍卫

道义，简单说就是责任。可以有对外界社会的道义,包括对君主的责任，对家庭婚姻的责任。也有对于自己而言的道义，在日本文化中则表现为对个人名誉的看重。

笔者这里准备以一个日本民间有名的故事---《四十七浪人物语》来说明对主公的道义以及对个人名誉的道义的捍卫。“两位地方大名有一次覲见将军。其中一位大名浅野不通世故，又没有家臣大石指点，所以没有给予吉良候重礼，因此吉良侯故意描述了一套错误的礼服给浅野，让他穿上去覲见仪式。覲见那天，浅野依吉良的指示穿上错误的衣服出现。当他意识到自己受愚弄并感到侮辱时，他拔刀而起，刺向吉良。出于荣誉，也出于对名声的道义的捍卫，他必须向吉良报仇，但由于在将军面前出剑有违“忠”，所以他必须要切腹自尽。在他死后，因为浅野于忠有违，触怒了将军，没有亲人愿意继承浅野的大名之位，他的家臣成为了没有主公的浪人。本来根据道义，浅野的家臣必须切腹以履行对其主公的道义，但家臣大石认为必须要杀了吉良方可报仇，但由于吉良与幕府的关系密切，所以无法取得官方批准进行复仇。大石必须等待时机，并与其余四十六位家臣合计杀死吉良。十二月十四日的雪夜，吉良府举办酒宴，所有人喝得酩酊大醉。四十七位浅野家臣迁入府中，直奔吉良卧室，但吉良不在，他们知道吉良必在府中。最后找出了吉良，并砍下他的脑袋。虽然他们尽了忠，但违反了不得复仇的国法，幕府下令众人必须切腹。最后众人亲手了结自己的生命。”这个故事在日本极负盛名，家喻户晓，其中所道出的就是对主公的道义和名声上的道义。

具体来说，浅野拔刀刺杀吉良是基于名声上的道义，当受侮辱时就必须报仇来捍卫，以履行对自己名声上的道义的负责；浅野在将军面前未经批准拔刀则违背了对主公的道义，所以他必须切腹，以示履行对主公的道义；而四十七位浪人杀吉良在于吉良侮辱了他们的主公，根据对主公的道义，他们有必要为主公报仇；四十七位浪人无视禁令，刺杀吉良。违背了国法，也违背了对将军的忠，所以他们必须自行了结生命以履行道义。由此可见，要真正履行各方的道义是十分复杂的，甚至是相冲突的，因此，在《菊与刀》中，作者就专门分析了日本人对于履行道义处于两难时的选择，而大多数日本人选择了自杀---这一维持道义的最终手段。

对于家庭婚姻的道义，日本人也同样十分看重。日本离婚率处于亚洲最低，并不是说日本人的婚姻生活始终都是和谐的，只是他们认为履行这种责任，捍卫这种道义是最重要，即使出现婚姻危机，大多数日本人也选择隐忍，这与日本另一民族特性---耻感文化相关。

耻感文化与隐忍

日本的耻感文化强调外界的约束，而羞耻也仅限于对于他人批评的反应。换句话说，只要罪恶不暴露，就不必苦恼。这与西方的罪感文化（由内心而发的忏悔、赎罪从而希望获得解脱）形成强烈对比。在日本人看来，“知耻”成为道德之本，因此，日本人时刻隐忍，尤其是公共场合，考虑到别人的感受，通常会不好意思表达自己。而这种耻感文化与羞耻感常常将日本人束缚在道德律令中，俨然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准则。那么，婚姻危机即使会出现，也会羞于离婚造成的耻辱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对身份地位的坚守（各守其分、各得其所）

日本人有一种对秩序、等级制的信赖，即“各守其分、各得其所”，犹如美国人对自由平等的信仰一样。

“各守其分、各得其所”的概念源自日本国内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阶级观念。对于等级制度，日本人相当的尊重且遵守规定。日常生活中，日本人打招呼会视对方的阶级不同而不同，对武士有一套打招呼的方式；对父母有一套；对兄长有一套。而这些不同的打招呼方式从小便培养和教育，例如母亲背幼儿时，会强行把幼儿的头压下。平日打招呼时，也会自然而然压下儿女的头。这种要求遵守等级制度的行为从小便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日本人。从家庭内部来看，父亲拥有最大的权威力。日本人会认为自己将权力交予父亲，而父亲也有一种极力维护家族荣誉的责任。因此，日本社会便形成了一种以“家”制度为基础的“纵式”社会结构。日本社会纵向的上下级关系都建立在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之上。而等级制度下最高的人便是天皇。因此，自日本有天皇传统以来，日本人都极度的崇拜天皇，并将对天皇的崇拜与忠孝思想结合。即使后来天皇只是成为了政治木偶，任人摆布，日本民众依然保持对于天皇的崇拜。对于这点，究其原因，在于日本对等级的恪守并非仅仅依存权力的存无，而是基于在等级制度中，角色本身的定义。

最后，我想说一下这本书本身存在争议的的问题，鉴于作者露丝·本尼迪克特本人并未到过日本，许多学者认为其中观点缺乏亲身经历与实地研究，不能反映真实的日本。而在笔者看来研究某一民族民族性问题，真的去亲身经历，融入其中的话，反而会造成当局者迷的局面，受到当地文化的冲突反而使学者在做研究时，产生抗拒，从而融入主观情感。受文化冲击以及主观情感掺杂的研究成果也必定无法保证其客观性的。

因此，总的来看，《菊与刀》对于研究日本国民性，甚至研究整个东方的民族特性都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它也仍是文化人类学者研究日本的经典性著作。另一方面，作为与日本一衣带水的邻邦，中国更有必要借此书来审视比较自己的民族性问题，对比找到其借鉴意义，让此书的价值真正为自己所用。

第二篇：读《菊与刀》有感

读书笔记

——读《菊与刀》有感

一、作者简介

《菊与刀》这本书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本尼迪克特所著。本尼迪克特1887年生于纽约，原姓富尔顿，1909年毕业于瓦萨尔学院，大学期间主修英国文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10年赴欧，回国后曾在加利福尼亚某女子中学任教。1914年回纽约，1919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拜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博厄斯为师专攻文化人类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从1936年起任该校人类学系代理主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对罗马尼亚、荷兰、德国、泰国等国的民族性研究，从而写出了成就最大的著作——《菊与刀》。此外，她还与美国人类学家米德一起结合心理学的研究，形成了心理学派。该派认为，人类文化各有其不同的价值体系和特征，呈现出多样性。文化模式是文化中的支配力量，是给人们的各种行为以意义，并将各种行为统合于文化整体之中的法则。文化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模式，是因为各种文化有其不同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人们的行为是受文化制约的，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人们的行为都只能有一小部分得到发挥和受到重视，而其他部分则受到压抑。因此，文化研究应把重点放在探索和把握各种行动和思考方式的内在联系，即文化的整体结构上，重视文化对人格形成的影响。她得著作除了《菊与刀》外，还有《文化模式》、《种族：科学与政治》、《祖尼印第安人的神话学》》等。

二、全书概述

本书总共分为十三章，作者从任务——研究日本、战争中的日本、各得其所 各安其分、明治维新、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报恩于万

一、情意最难接受、洗刷污名、人情的世界、道德的困境、自我修养、儿童学习以及投降后的日本这十三个方面对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情感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形成的模式以及这些运动、意志背后的制约力展开了阐述。通过这本书，我了解到了一些关于日本人非常重要的思想、行为和习惯的形成因素，并深切的体会到了日本文化的差异性和其独特性。我历来就相信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不尽相同的，也正因为它们各有其特色，才能在世界这个文化博物馆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仅仅与我们国家隔海相望的日本民族，它的制度和文化居然会与我们有如此巨大的差异。我想我们应该无法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习惯来解释这个民族的文化吧。

在这本中，作者大多通过描写日本人民的日常风俗习惯来展现日本文化的独特之处，但就是通过这些微小的细节，让我更加深刻明了的感受到那种文化差异的震撼力。当然，其中也不乏让我迷惑不解，甚至难以置信的地方。但我明白，从文化人类学或者说民族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必须同等的去看待每个民族的文化，并且要将自己置于那个文化情境中，设身处地的去了解它之所以形成的背景。就像我们中国人对待自己身边的文化现象时，我们会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但相同的现象在外国人眼中，就是十分匪夷所思了。因此，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我尽量努力的避免用自己业已形成的本民族的价值观去衡量他们的文化内涵，希望这能够让我更形象准确地理解他们的心理思维模式。

三、具体观点分析

由于是第一次对日本文化有如此具体的了解，书中的许多观点都让我感觉十分的有趣，所以恐怕无法一一列举出来。因此，就只挑取一些比较重要或者比较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思考。这些现象较之我们的文化都有比较大的差异，通过相互的比较，应该会有更好的收获。

（一）强调精神修炼

日本人都对这样一个观念深信不疑：特殊的修炼可以让一个人的精神达到最高境界。作者在这里举出了一个例子。二战期间，当老百姓在防空洞中冷得瑟瑟发抖时，大日本体育会就通过广播指挥大家做御寒操，并宣称这一体操不仅可以代替取暖设备和被褥，而且还可以替代当时极其匮乏的粮食。当然，如果使我们中国的国民，肯定不会相信这个方法的神奇性。但奇怪的是，日本人却极其相信精神修炼的作用。他们认为，食物越是匮乏，越是要采取其他方法来增强体力。他们不会通过昨天的睡眠时间、饮食正常与否以及其他物质因素来判断今天的体力消耗程度。他们认为这是物质主义，根本不关心体力贮存的问题。这似乎与很多民族的文化都不相同。就如我们民族吧，我们常常在看到一个人精神不佳的时候，都会条件反射性的问一句：“是不是昨天没睡好啊？”由此可以看出，我们通常是根据前一天的睡眠质量来衡量今天的基本精神状况的，而不是像日本人那样认为这是物质主义。

（二）对天皇的效忠

日本人对天皇的效忠是无条件的。二战中的战俘认为天皇和日本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天皇的日本就不能称其为日本。天皇是民众宗教生活的中心，是日本民族超宗教的信仰对象，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不是起实际作用的国家元首，而是日本国民统一的最高象征。因此，对天皇的忠诚必须是一种虔诚的仰慕。在二战期间，日本人都表现出了一种不顾一切只为战争胜利的状态，但当天皇发出停战的诏书时，他们立马就顺从了，而且接受一切的投降后果。这我感到十分的惊讶。世界上竟然有这样一个“善变”的民族，他们如此的相信天皇，效忠天皇。在我看来，天皇已经超出了一个人的范畴，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种对神的信仰，精神上的寄托。不管是天皇让他们战争，还是让他们投降，日本国民都会无条件的实现他的愿望。这对于我们这些国家来说，真的是难以实现的。

（三）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对于日本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价值观念。因此，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来阐述这个问题。在日本，等级制度被他们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将其视为一种社会结构，在日常生活交往中也严格遵循它。在德川时代，维持封建社会安定的两个阶层是武士和农民。农、工、商是庶民，而武士却不是。武士的佩刀不仅是一种装饰，而且还是一种特权阶级的代表，他们有权对庶民使用佩刀。当然，这在很多国家包括我们，都存在过等级制度的时代。但是让我们感到耳目一新的是，在日本，等级制度并不是规定只是同一等级内部才可以通婚，它允许阶级的流动性存在。比如说，富人和武士之间是可以结成婚姻的，富人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地位，而武士可以获得财富的支持。因此，日本的贵族和市民几乎不存在任何阶级斗争的痕迹。这相对于我们国家或者欧洲国家是不大相同的。

此外，日本是一个强调礼仪的国家。他们在行使礼仪礼仪时，不仅要考虑等级差别，还要考虑性别、年龄、家庭关系以及过去的交情等等。甚至在在日本家庭中也保有十分繁琐的礼仪，例如妻子要向丈夫鞠躬，走路时要跟在丈夫背后，因为妇女的社会地位比丈夫低；孩子要向父亲鞠躬；弟弟要向哥哥鞠躬；女孩子则不论大小都得想哥哥弟弟鞠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日本妇女的地位也是比较低的。

（四）报恩与情义

在整本书中，最让我搞不清楚的就是有关于报恩和情义这两部分了。作者认为，“恩”是永久长存的债户，“报恩”则是紧张如显得偿还。欠恩不是美德，报恩却是善行。而情义分为对社会的情义（即同伙人报恩的义务）和对名誉的情义（即维护名誉使其不受玷污的责是否任），前者类似契约性的关系，后者则是履行与生俱来的亲属责任。情义与义务有一定的差别，情义包括对姻亲家属所承担的一切义务，而义务则只包括对直接家属负担的义务。关于这两个问题，我觉得也是日本人比较有重要的思维观念之一。作者把报恩的义务分为义务和义理，前者是难以全部报答的恩惠，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义务；后者是只要相等的报答了就可以了，而且有时间限制。义务包括忠、孝以及任务，后者包括对君主的义务、对远亲的义务等。

可能是由于没有亲自去体验国日本的文化，也没怎么接触到关于这个民族的知识，所以这部分让我很难理解。我很难具体的将报恩与情义以及情义两部分区别开来，总觉得这些观念很混乱。就如作者既然认为情义分为对社会的情义和对名誉的情义两部分，为什么在谈到报恩的表中，又将这两部分包含在其中呢？可能这就是文化差异的结果，因为没有切身的体会过该民族的风俗习惯，单从书本上的了解，不太能够直观清楚的理解和把握。

除了这些内容之外，作者还谈到了许多其他方面的行为习惯，像人情的世界、洗刷污名、道德修养以及儿童的学习等等，这些都是日本人比较重要且能够从中体现其思考行为模式的地方，在这里就不细细分析了。

四、结语

总之，日本是一个很特别的民族，不管作者研究它是出于战争的需要还是为了学术的目的，都为以后的人类学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作者身为一个外国学者，能够如此深刻的抓住日本国民行为和思考方式的模式，实在是很令人钦佩。他在整本书中，列举了很多细小的生活实例来说明日本民族的文化，并且还时而将其与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文化进行比较，使书中的观点较易理解，这样就大大减轻了读者的负担。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也试着将这些文化与我们的联系起来，以帮助自己去理解它，同时也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差异。我开始觉得了解一个不同民族的文化，其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文化的独特之处，并且为它们产生的背景和形成因素感到不可思议，因而也更加体会到每一种文化的形成都是 有其历史基础和民族习惯的，我们更应该用平等宽容的眼光去接受它们、研究他们。

第三篇：读《菊与刀》有感社会学民族读后感

读《菊与刀》有感

摘要：日本是一个有着显著特色的民族，有很多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性格，《菊与刀》使我了解了日本得各种文化，透视了日本人的各个方面的特点，本文从作者本妮迪克特的学术研究方法，研究成果两方面来谈我的读后感。

关键字：菊与刀、读后感、研究方法、民族性格

《菊与刀》是二战临近结束时1944年本妮迪克特为美国政府写的一份有关日本的报告。这是一本反映日本民族性格的经典的人类学文化著作或是社会学著作,我总结我看书的历程和《菊与刀》的精彩内容我收获了许多真正属于自己的宝贵东西。从大一开始有许多老师推荐我们读《菊与刀》，历史老师，社会学老师，人类学老师都对此本书给予非常高度的评价，由此大一我就开始拜读了本妮迪克特这本被经典之书，以前是因为好奇心粗略地浏览了一下，目的只是想了解一下这本书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荣获经典称号，这次我是出于探究日本民族性格和探究本书的精华的双重目的精读，收获比较多，终于明白了《菊与刀》的经典和价值，也领悟了经典是需要多次品读，如果一眼就看穿这只能算是通俗，谈不上学术谈不上经典。

一、人类学家必须有发展研究日常琐事的技术 《菊与刀》给我最大的震撼和启示不是其研究成果深刻的准确的把握了日本人的民性，不是为美国军事外交提供了正确的决策指导，而是本妮迪克特的研究方法、研究理念。“人类学家必须对人们习以为常的各种生活习惯仔细研究”，“没有任何差异是不能理解的”，从这些话中启示我要学会去分析思考生活中的琐事，要重视细节，要明白在生活中的每一个习惯每一个细微的动作举止背后都有故事，都体现了一定的东西，没有任何差异是不能理解的，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肯定是由于某种原因造成的，比如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肯定是由于一定的文化背景和心理特征等造成的，这种差异并不因为它小就无关紧要，就不需要重视。本尼迪克特绝对日常琐事的研究是极有天赋的，也是极其重视的，这是我急需从作者身上学习的最为宝贵的经验——对任何事物都要有敏锐的洞察力，要有足够的重视。

二、对日本民族性格特征的感知

日本是一个有着显著特色的民族，有很多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性格，通过本妮迪克特对日本人的日常习惯、日常琐事和思维模式的详细分析，我对日本民族有了一个重新的审视，不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小日本”“杀人不眨眼的恶魔”的看法，而是比较理性比较客观的来评价这个民族。由书名菊与刀以及第一章详细告诉读者日本是一个矛盾的民族，矛盾性是其最大的特点，正如有许多人评价此书说到此书的最大价值是提出了日本民族性中的矛盾和令人困惑的复杂，并且从各种角度非常专业的对日本人进行分解阐明其中的原因，但可能由于我敏感度不够，对人的理解不够，对日本民性中的矛盾总是看不透，只能对其分解着来看。

（一）日本人强烈的序列意识和等级观念----各安其所，各就其位

日本人非常重视“纵式”关系, 生活各方面都表现的非常信赖等级秩序，他们认为等级制度是打造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基础。从他们的一次寒暄，一次交流的过程中，就可以很容易看出彼此之间的社会地位的不同，社会等级的不同。日本就连“请吃饭”“请坐”，对不同的人也要根据对方的辈分

① 本妮迪克特: 《菊与刀》第7页

地位大小，使用不同的礼貌用语。特别讲究敬语，使用敬语时还配鞠躬和跪拜，鞠躬和跪拜的程度有分了几种，有六十度，有九十度等，这些根据对方的等级来配备合适的角度。日本人从小就受到等级观念的教育，家庭便是孩子学会等级意识、观念的最早教育基地，它建立在辈分长幼尊卑和性别的基础上。按长幼尊卑秩序，孩子给父亲鞠躬，弟弟给哥哥鞠躬，妻子给丈夫鞠躬，女孩子无论长幼，都要给弟弟和哥哥鞠躬。从这些微小的细节中无处不彰显出日本人强烈的等级观念，秩序意识。这种等级观念强的民族特征能够为我们解除许多关于日本人给我们的困惑，日本人为什么发动战争，与各安其所，各就其位离不开，他们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的主权，世界就会处在一片无政府混乱状态之中，因此必须在全世界中建立一种等级秩序。于是日本人为了世界的大和谐才发动对外战争。日本人为什么尊强凌弱，他们把这个世界分为强者和弱者两个界限分明的等级，强者日本人就屈服、驯服、尊敬，弱者日本人就反抗，征服、欺凌。美国投放两颗原子弹使得日本一夜之间变得满目创伤，按逻辑推理日本应该痛恨美国，但事实相反，日本却对美国一直很温顺，依附于他，追随于他。这就是因为美国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是强者，在日本人眼里美国是老大哥，自己是小弟，必须老老实实听从大哥的指挥。

（二）日本人追求精神至上信念

日本人信奉精神至上的原则,他们追求精神的超越,他们对精神的追

求超过了对物质的追求。在二战争中,日本人的口号就是精神一定能战胜物质。日本人认为，他和美国的较量是日本人崇尚精神与美国人崇尚物质两种观念的较量。他们崇尚精神的力量并贯穿于战争中的每一次行动，“用我们尖锐的力量对抗敌人的优势数量，用我们的血肉之躯对抗敌人的船尖利炮。”日本人非常注重精神的作用，相信有坚强的信念能够战胜一切困难。

（三）对天皇的绝对崇拜

没有天皇的日本就不能被称为日本。因为天皇在日本是至高无上的，是日本人的精神象征，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天皇就是日本人的精神支柱。虽然日本在二战惨败，两颗原子弹使日本一夜之间变得满目创伤，国家瘫痪，民不聊生。但是10个日本人仍有10个人一如既往的热爱、忠于天皇。在日本，天皇是无罪的，不能受到任何批判，没有人可以谴责天皇，天皇是完美的，不容质疑与批判的，正是因为日本人对日本天皇的绝对信仰，日本天皇在日本人心中是神圣不可侵犯，所以战后在国际审判中日本天皇没有被审判。天皇可以发动一场战争，也可以结束一场战争，在二战末期，日本人如此好战，美国人很难相信日本人会投降，在天皇发布投降书之前，有顽抗分子在皇宫外制造麻烦阻止投降书的宣布，但一旦诏书一出，这些顽抗分子也就屈服于天皇的命令。在诏书宣布前日本人还负隅顽抗，很短时间内日本人就听从天皇的旨意放下屠刀和炮枪。这种鲜明的对比足以见得天皇在日本的绝对地位。

（四）崇尚武士道精神 西方人心里有一个上帝，日本人心中则有一个武士，武士道是日本民族的“基因”，融在每一个日本人的血液里，并为他们代代相传。你仔细观察一下日本文化，几乎就是一部描述武士道的历史，无数的民众娱乐和民众教育，戏台、曲艺场、布道台、音乐会、小说——无不从武士道中寻找故事的主题。封建时代武士的责任第一个就是拥护他们主人的家，第二才是武士自己的家。武士们活着的主要目就是为主人的家系家名而奋斗。武士道精神赋予日本民族忠、义、勇的性格。使得日本好武喜刀剑，充满斗争性。武力决战、报仇，切腹自杀在日本是经常发生的。由于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使得日本人不怕牺牲非常勇敢，极具冒险性和挑战性。日本人在战场表现的非常英勇和残酷。可怕的是这种武士道精神被极端右翼分子利用演变成军国主义，导致日本不断对外扩张、侵略、践踏蹂躏小国。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无数罪恶，如南京大屠杀等，血腥淋淋

（五）浓厚的耻感文化 日本人又很强的羞耻感，非常注重自己的名声，一旦自己声誉有一点点玷污，他们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雪除，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日本人根本做不到，一次考试失败，一次工作竞争失败，他会觉得蒙羞不堪，给自己带来极大的心灵伤害，极易造成一蹶不振。欠债还钱超期未还，日本会认为极大的耻辱，在除夕之夜经常为了欠债超期未履行承诺而蒙羞自杀，有这样一个传说在日本流行，日本武士以前经常挨饿，但作为坚毅勇敢的武士，在饥饿难耐下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即使面对饿死的困境也要一直忍受饥饿，而且还用牙签挑食以显示自己吃的很饱。在日本，教师不能回答出学生的问题是一件很耻辱的事，认为这是对教师职业的极大侮辱，每个职场人都有责任有义务维护职业的尊严与荣誉。由于日本民族有着强烈的耻感文化，日本人经常为了洗刷自己的耻辱，出现两种极端，一种是对侮辱着毁谤者实施报复，一种是自杀。

《菊与刀》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学术书，每读一遍都有不用的感受，我想如果在精心的品读一下，对日本民族的文化将会有更多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

参考文献： 【1】、(美)露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2】、戴季陶编著，日本论【M】，九州出版社2005、4

【3】、（日）土居健郎著，日本人的心理结构【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4】、（日）土居健郎著，日本人的心理结构【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第四篇：日本人的矛盾性格 读《菊与刀》有感

菊花与刀读后感——日本人的矛盾性格

一、日本人的双重性格及其形成原因

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著作 《菊与刀》 中指出，“菊” 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用菊与刀和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也就是日本文化的双重性

（一）日本人的矛盾性格

在日本，“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的标志。在日本人的心目中，“菊”表现了一种坚忍不拔，奋斗不息的顽强蒸蒸日上前进的一种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发动了令人不能忘记的侵略战争，给我们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磨灭的伤害，特别是战后日本表现出的漠然的态度，更让我们感到无比愤怒的同时，又感到难以理解日本人的内心想法。面对核武器的威胁与中国东北地区的丧失，日本天皇裕仁与内阁开始重新考虑投降。由自身的不投降政策，即不惜一切代价反抗到底的做法到后来的投降，并立即对美国表现出期望合作的一种态度，这样一种180度的大转折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日本人的这种表现仿佛让其他民族的人们觉得日本人正试图使得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由暴力好斗转变为善良顺从，并企图希望战争中遭受日本暴行的人们能够原谅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日本武士精神，它即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是日本武士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武士精神的核心内容是：效忠主人，忠诚之上；以武为本，崇拜武道。“刀”原本就是血腥、刚烈、尖锐、冷酷、残忍的象征。日本的传统武士就要求必须坚忍不拔，在危险和困难等一切困苦中也要表现的处之泰然。日本武士精神，着重表现在战争中，在日本武士精神这一表现中原本就是将人性忘却的一种冷酷、残忍表现。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 这本著作中提到 “美国一贯追逐强大，日本则一贯重视非物质资源。日本也像美国一样开展增产运动，但日本增产运动的基础却在于其独特的前提。他们说，精神就是一切，是永存的。日本现代战争电影通篇都只讲牺牲和苦难，在泥泞中的行军、苦战和胜负未卜的煎熬、银幕上看不到胜利的镜头，看不到阅兵式、军乐队、舰队演习和巨炮等鼓舞人心的场面，幸存者残疾、瘸子、盲人，家中人集聚在一起悲悼丈夫、父亲，失去了生计维持者，仍然鼓起勇气活下去。但是，日本将这一点更明显的表现在对其他国家的侵略上，对外扩张的野心最终致了日本在侵略战争中所犯下滔天大罪。

（二）日本人矛盾性格形成原因

日本儿童所受的教育在 《菊与刀》 中提到，日本允许婴儿和老人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随着幼儿期的过去，约束逐渐增加，直到结婚前后个人自由降至最低线。这个最低线贯穿整个壮年期，持续几十年，此后再次逐渐上升。过了六十岁，人又几乎可以象幼儿那样不为羞耻和名誉所烦恼。日本婴儿有足够的自由和快乐感，文中提到，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将日本人给婴儿喂奶的习惯和美国人给婴儿喂奶的习惯相比，美国父母让其孩子们知道他们的小小愿望并不是世界上最高的命令，他们规定其孩子的授乳时间和睡眠时间，时间未到的时候，不管孩子怎么哭闹也要让他们等待。不按规定，就会受到处罚。但是，日本父母并非如此。日本儿童可以享受无尽的快乐和自由。但等到男童十岁的时候，就要开始学习“对名分的信义”这句话意思就是“义在憎恶受辱”男孩还要学习一些相应的规矩，那就是“在何种下可以直接攻击对方，在何种情况下采用间接手段洗刷污名。”

日本成年人总是会在工作中、生活中等各方面受到家庭和社会的约束，他们总是高度紧张以避免惨败，表现为一种巨大力量，使日本成为东方领袖和世界一大强国。但是，这让成年日本人承受了非常沉重的压力。日本人这种矛盾的性格，使其为他们所奋斗的生活方式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以至于他们自愿放弃了各种最基础的自由。

正如书中描述的那样：日本人既生性好斗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又崇尚美；既骄傲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屈能伸；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

逆；既勇敢而又怯懦；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日本的卡斯特等级制度，宣扬了天皇至上的理念，同时也是的日本从没发生过改朝换代的革命的重要因素。作者在书中得出了不同与欧美罪恶感文化的日本文化是耻辱感文化。罪恶感文化是靠内心服罪来行善的，而耻辱感文化是靠外部约束力行善的。不同与中国的“仁”，日本人认为这是给道德低的人设置的标准。日本人的灵魂里是没有善恶之分的，有的只是柔和与凶猛。在不同场合这俩个都是善德，都是需要的。日本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名的侵略战争，他们认为是一种道德输出，不是以侵略来看待的。作者着重强调了日本人义务、义理，恩情，人情等，并从日本儿童教育分析他们。在日本，义务是无限的，包含了忠孝两个方面的责任，即忠于天皇和对血缘家族的责任。天皇和父母的恩情是永远都还不玩的。而义理，往往是不情愿不愉快的，有限的。比如对姻亲家庭的责任。这些只是作为义理，不像义务那样责任重大，但人们也不愿背上违背义理的骂名，这是一种耻辱。欧美人对爱的付出是自由、慷慨、无条件的，拿父母对孩子的爱来说，他们不求回报，因为他们的孩子也会有孩子也会将爱传递下去，但日本人对爱的付出则是有条件的，有回报的。同时又认为这种爱，恩情是还不清的。这给付出爱的人和接受爱的人都增加了更多的压力。

第五篇：《菊与刀》读书笔记

读《菊与刀》之日本对战后责任的认识

摘要： 《菊与刀》是美国文化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的一部经典的研究日本文化类型的著作。从“耻感文化”、“等级制度”、“重视报恩与情义”等方面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大和民族文化的各种模式。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这些文化模式论来解释战后的日本对战争罪行一再否认也并不是不可理解的。

关键词： 《菊与刀》；日本文化；耻感文化；等级制度；战争责任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谋划、发动、实施侵华战争的罪行在日本国内外应承担法律、政治、道义上的责任。日本进步派大多认为日本应该承担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日本保守派大多否认战争的责任并否认其战争中的罪行。普通民众中既有人承认战争责任也有人否认战争责任，还有些战后出生的日本人认为那场战争与自己“无关”。日本进步派普遍承认战争日军暴行，呼吁向战争受害者道歉和补偿。但日本保守派普遍否认战时的日军暴行，或故意缩小日军暴行的程度与范围，或以“英美同罪”的态度要求对日军暴行忽略不计。纷繁复杂的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追踪其源与其文化模式有着根本联系。从 1《菊与刀》日本文化模式论可以找到答案来辨析日本对战后责任的认识。

就是不可做出丢脸的事。在“耻感文化”里，有错误的人即使当众认错或忏悔也不会感到解脱，相反，只要自己的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就不用懊丧，坦白忏悔只能是自寻烦恼。《菊与刀》书中说道：日本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甚至对上帝忏悔的习惯也没有。《菊与刀》 中指出：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犯了罪的人可以通过认罪来减轻内心重负;而日本则属“耻感文化”，由于强烈的耻感，也使得日本人无法承认自己的失败和否定自己战时日军的暴行，时至今日，日本保守派与很多普通民众仍旧否认失败的事实和战争期间的暴行，931—1945年期间日本的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那么深重的苦难，在中国实行极其残酷的“三光”政策，一次南京大屠杀就杀死30万中国人，把活生生的中国人用作细菌战、化学战的试验品，一、耻感文化

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耻”，1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菊与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却至今不肯承认战争罪行。《菊与刀》中这样写道：天皇是日本现代国家神道的核心，如果我们向天皇的神圣性进行挑战并予以摧毁，那么，敌国日本的整个结构就会坍塌。日本奉信神道，天皇为神道核心，那么天皇对战争责任的思考也很大程度上决定国民对战争责任的意识。余志民在他的《战

2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著作中说道：“昭和天皇在战败投降后不仅没有承担战争责任，反而 处处掩盖。推卸战争责任，极力避免危及自身安全和‘国体’安危。” 昭和天皇不仅自己不愿意承认侵略战争的性质和承担战争责任，而且从他“玉音放送”的《终战诏书》天皇不仅对侵略战争没有反省和忏悔，反而到处充斥着为侵略战争的辩护之词。用日本“耻感文化”来辨析日本对战后事实的否认是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正如3《从<菊与刀>中看日本人性格的特殊性》中阐述的那样：“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承认自己有错的习惯。假如他的行为是违反道德标准的，但没有被社会其他人得知，那他就没有“羞耻感”，从而也不认为自己有错。所以，日本“耻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战争责任的思想。

2徐志民著 《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9 3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091 黎丽著

《从<菊与刀>中看日本人性格的特殊性》

二、极端价值观

日本人说：“我受某人之恩”，就等

于说“我对某人负有义务”，并且把这位债主、施恩者称作“恩人”。i 在日

本文化模式中，“恩”这个词承受着“负

担”、“债务”、“重负”。在日本等级观

念下，一个人接受上辈或上级的恩，或者是从同辈处受恩，就会使接受者有一种很强烈的自卑感。日本人认为，自己有幸生在这个国家，安居乐业，幸福生活，就应该怀着无比感激的心情来恭受天皇所赐的恩典，这是天皇的“恩情”。这“恩情”是无条件的义

务，这恩情可以将“忠”相互依存与

相互矛盾的。在日本民族史诗集《四

十七士》ii里是以对主君的“情义”为核心。在日本人心目中，它写的是“情义”与“忠”、“情义”与“正义”的冲突以及“单纯情义”与无限“情义”之间的冲突。故事发生在1703年封建

制度鼎盛时期，按照近代日本人的想象，那时，男儿都是大丈夫，对“情

义”绝不合糊，包括浅野在内的四十

七位勇士为 “情义”而牺牲一切，包

括名声、父亲、妻子、妹妹、正义，最后以自杀殉

“忠”。他们这种对“忠”与“恩”的回报是极端的，但是在日

本，它不断传播、翻印并被拍成电影而广泛流传。四十七士的墓地长期成为著名圣地，成千上万的人前往凭吊致祭，凭吊者留下的名片使墓地周围

变成一片白色。甚至关于这一段内容，日本小学五年级的国语课本这样写着：

他们为主君报仇雪恨了，而且情义真诚、意志坚定，应该奉为永远的典范„„于是，幕府经过再三考虑，命令他们剖腹以效忠，这是在是一举两

得的好办法。把这种极端的价值观与战后日本对战争责任的否认是有着联系。例如：昭和天皇在《终战诏书》依旧大言不惭的地说：“交战业已四载，朕之陆海军将士勇武善战，朕之百僚有司励精图治，朕之一亿庶众克己奉公，各尽最善；但战局并未好转，世界之大势亦于我不利；加之，敌新近使用残虐之炸弹频频杀伤无辜；残害所及之甚实不可勘测。若继续交战，终将招至我民族之灭亡，进而更会破坏人类之文明。果如斯，朕将何以保持至亿兆赤子，何以谢慰皇祖皇宗之神灵。此乃朕着帝国政府接受共同宣言之缘故。”昭和天皇这是贼喊捉贼。把自己日本是站在正义的立场，赞扬日军英勇善战，反而谴责盟军残杀“无辜”。日本神道的核心是天皇，民族有着对天皇的“忠”和“恩”，而战后初期，缺衣少食的悲惨生活，四处流浪的的战争遗孤，高度残废的退伍军人，以及残留的原子弹灾难，都很容易使日本国民产生“受害”的意识。加之日本天皇的否认和缩小战争责任，让更多的日本人不提及自己参与或支持侵略战争的责任。

在日本自上而下并且奉信神道的国度里，“情义”与“义务”的关系，不论其对个人要求如何艰巨，至少总是指对其骨肉近亲，或者对代表其祖国、其生活方式及其爱国精神的最高统治者所应尽的一系列责任。这种牢固的联系是与生俱来的，因而理应履行。对“情义”的报答则充满内心的不快。在“情义”的领域中，欠情者的难处是无以复加的。日本极端的价值观——“忠”、“情义”、“恩”等，根深蒂固在当时的国民文化里，并天皇等高层对国民的欺骗，逐渐使日本后来的不讳留下了毒瘤。并且4《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对这欺骗和隐瞒的事件写道：日本政府基于推卸昭和天皇和统治集团战争责任目的，面对国内外战争追究日本人战争 4徐志民著 《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9 第55页

责任的行动，除提出“一亿总忏悔”论及作出《关于战争责任的决议》的阁议，以表明追究战争责任的态度外，千方百计地掩盖日军战争罪行，极力模糊本应承担的战争责任。这种自上而下的欺瞒对日本人之所以缺少从加害者的角度认识战争的意识，与对其战争责任的追究不彻底有很大关系。日本政府在战争责任问题上越走越远，以至掩盖战争罪行，默许、纵容否认战争责任的活动。以下列举几项实例例证此事件。

第一：掩盖银帝事件背后的日本生化战争罪行。1948年1月26日，在东京帝国银行椎名町分行发生的事件。一名伪装成预防寒伤人员的男子用氰酸钾毒杀了12名行员，抢走约16万日元的现金。平泽贞通作为罪犯而被逮捕，1955年由日本最高法院判决死刑。银帝事件发生后，警视厅的搜查官中不少人任务嫌疑犯与军人相关，此案或疑与731部队余孽有关。嫌疑对象最初由处理氰酸的习至野学校、第6陆军技术研究所相关者，逐渐转向731部队、第九陆军技术研究所、陆军中野学校的相关者。在整个事件的询问中，习至野学校、第六陆军研究所相关者常去中国东北进行释放氰酸毒气和饮用氰酸毒液的实验，以测量致死量、致死时间的人体实验的事实大白于天下。为掩盖毒气活人实验的反人道罪行，日本政府将油画家平泽贞通作了“替罪羊”。

第二：修改教科书，掀起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逆流。1951年7月，日本文部省发布《改定学习指导要领》，首先用“进出”取代了高中日本教科书中的侵略一词。1955年2月，初中《学习指导要领》也将“侵略”一词改成了“进出”。1958年，日本政府开始在各府县城实行教师的勤务评定，通过一些列的措施，日本政府逐步严密地控制了教育权，并通过教科书检定制度偷梁换柱地填充歪曲侵略史实的内

容。

第三：否认从中国强征劳工的战争暴。日本不愿承认战时日本强征中国劳工的事实，并试图掩盖这一战争罪行。

第四：肯定日本战犯和“日本战殁者”的“贡献”，意在抹杀起战争的责任，借此否认日本侵略战争性质。1952年5月2日，日本政府在东京新宿御苑召开战后首次‘全国战陨者追悼会”，日本首相在追悼会上致辞说”毋庸置疑，因为战争而殉国的诸位，是以身奠定了和平的基础，使我们能够展望民主日本的成长和发展，值此追悼会之际，我的心驰向那些战陨者，谨此祈祷其冥福。”5将日本战犯视为“为国殉难”，称之为奠定日本战后和平与民主的“基础”。造成里日本国民的思想混乱。

第五：提前释放在押战犯和恢复公职，试图结束“战后”。根据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公职追放”令，日本先后有21万人曾被解除公职，但到1951年末，竟又有201507人恢复公职。未曾认真反省战争责任的日本战犯及其追随者，战后重返日本政坛，成为歪曲侵略史实和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主要政治势力。

与德国相比，日本方面对于战争责任的追究是极不彻底的。对于战争责任者的审判，只限于东京审判的被告，其余的以天皇为首的政界和财界的领导人都没有被追究。虽然也有开除军国主义分子公职的规定，但主要的对象是军人，以官僚为代表的战争中的许多领导人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有的学者指出，天皇的战争责任一直得不到清算，这就向人们提出一个严肃问题，既然日本人不愿承认天皇的战争责任，就更难奢望日本对外承担 5徐志明：《战后日本人的责任认识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59页。

战争责任。正是这种对天皇无条件崇拜的皇国史观，阻碍了日本人在历史问题上有一个正确认识。极端的价值观阻碍了本人对战后责任的正确认识。

三、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

关于影响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的内因，学者们分别从经济、思想、文化、政治结构等多领域多视角进行了探讨，研究成果相对而言也更为丰富一些。

从思想、文化、政治结构等视角探讨形成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内因的研究，虽然论述的深浅不一，但大多集中在对天皇制、皇国史观的负面影响的探讨上，且观点大同小异。例如，的学者指出，天皇的战争责任一直得不到清算，这就向人们提出一个严肃问题，既然日本人不愿承认天皇的战争责任，就更难奢望日本对外承担战争责任正是这种对天皇无条件崇拜的皇国史观，阻碍了日本人在历史问题上有一个正确认识还有的学者指出，天皇制的保留，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被免予追究，具有十分严重的象征性意义作为一般的日本民众，多数人也无意去深究绝对主义天皇制与象征天皇制之间的本质差别，对他们来说，天皇依旧是国家的象征，依旧是国家的最高元首天皇制被保留下来，那么，作为这一国体制度理论支撑的神国观念和皇国史观，反过来也便在战后重新获得了“合理性”这一点，战后军国主义残余势力及右翼势力也多方利用，作为他们散布错误的历史认识的重要手段。

对此，连日本的外交官也有同感。日本外交官小原雅博曾在其著作中指出: “日本没能找到相当于德国纳粹那样的承担历史清算责任的特殊对象。周恩来总理曾表示，中国把日本军国主义者与一般的老百姓区别开来，把

战争责任归咎于前者的方式，放弃政府赔偿，对中日邦交正常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可是，在从战前至战后有一定连续性的政治状况下，日本没能像德国一样以‘加害者限定论’总结历史，只好采取了大家都有责任的形式。”有着重要影响，而且作为民族性格还影响到思想领域和国家政治上。7日本在对外交往中寻求维护“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秩序，是与其国内文化中强调的等级观念相联系。古代，由于中华文化圈的强大影响和吸引，6

《菊与刀》中这样写道：“日本人不能以要求自己的标准来要求别的国家。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他们认为能够如此。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心甘情愿地满足于‘各安其分’的日本道德观是不能指望别的国家接受的。其他国家并没有这种道德观。这是真正的日本产品”。所以这种心理又反映了日本这种“假如他的行为是违反道德标准的，但没有被社会其他人得知，那他就没有‘羞耻感’，从而也不认为自己有错”的心理。”今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必将保持它某些固有的态度，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对等级制的信仰和信赖。因此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存在着迷糊而且思想混乱的认识。

四、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文化是民族产生和发展的源泉与动力。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表现为不同的文化形态。文化与外交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外交的进行自始至终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展开的。无论是对外交往对象的认识还是对外交往政策的制定过程，文化始终是在幕后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政治文化是文化中与政治密切相关的部分。所以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尤为突出。

在考察日本的政治文化现象时，有这样一个不可轻视的重要因素，即集团主义精神不仅对其国民性的形成 6 张建立著，核心期刊：《试析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形成原因》。虽然日本对中国是一种崇拜的态度，同时也主动遵守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但是依然注重在“中华帝国”面前自己的角色;日本民族对外在世界的秩序一直保持有一种敏感的洞察，并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时机，改变与己不利的国际等级秩序，同时维持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秩序。从古代对中国文化的尊崇、对中华文明的向往，到近代以来的“脱亚入欧”的口号。“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文化脱离不开对外交的影响。

日本侵略的历史就摆在那里，谁也抹不去。但历史的背后总有一种叫做真理的东西。那便是正义的力量永远压在肮脏手段和黑暗的思想之上。

苑崇利：试析日本政治文化的思想根

源[Ｊ]，外交学院学报，2003

Read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of Japan's awareness of responsibility after the

warAbstract: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is United States cultural scholars Committee tee on a classic study of Japan culture works.From the “shame culture” and “hierarchy”, “placing emphasis on gratitude and friendship”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external behaviors and deep in their way of thinking, namely Japan Yamato modalities of national culture.Culture is a complex whole, including knowledge, belief, art, morals, law, custom, and humans in society of all ability and habit.These cultural patterns to explain the post-war Japan for war crimes has repeatedly denied that it is not incomprehensible.Key words: of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Japan culture of shame culture;a hierarchy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war 参考文献 i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菊与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第69页 iiii 日本民族史诗 《四十七士物语》

徐志民著 《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9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091 黎丽著

《从<菊与刀>中看日本人性格的特殊性》

张建立著，核心期刊：《试析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形成原因》。苑崇利：试析日本政治文化的思想根源[Ｊ]，外交学院学报，2003 臧秀玲 宋小霞：核心期刊《日本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山东济南,2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