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读《求索中国 文革前十年史》有感
人们是正在直登天堂还是直下地狱?
——读《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有感
龙师火帝
肖冬连先生在本书的前言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幻想的年代。这是一个艰苦创业、艰难探索的年代。这是一个成功与失败交织的年代。这是一个波澜跌宕、惊心动魄的年代。
这使我联想起了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写了这样的一段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文革”前十年的人们是正在直上天堂还是直下地狱呢?
是的,不管是对现在的我们还是对曾处于那段“激情燃烧岁月”的当事人来说文革前十年的历史都是一段极难理解的曲折年代。《求索中国》这本书详细描绘再现了那段令人永远难以忘怀的历史,全景式的展示了曾经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通读此书,我认为这本书写得十分精彩,对于我们了解文革前十年的那段历史,认识文革发生的必然性有着重要的作用。我觉得这本书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历史线索清晰,始终围绕文革前十年这条主线,以“三大改造”为起始,串以整风运动、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大炼钢铁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生动再现了那段风云变幻的特殊时代。第二、史料丰富,论从史出。书中精选了许多那一时期精当新颖的史料,史料涵盖面从毛周等领导人的演讲稿到会议记录,从重要书信到下发的那些重要的纲领性文件,从当事人的日记到当时一些报纸上刊载的新闻社论等,以这些史实为依据,辅之以必要的议论分析,这十分有助于扩读者的视野加深我们对那段历史的认识和理解。譬如为了表明毛泽东的注意力由搞好农业转向工业建设、由关注国内转向兼顾国际,第一章第2节“毛泽东初展建设宏图大略”中引用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上的讲话,使毛泽东的个人心迹、强国之梦自然表露,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后来毛的“反右倾保守”思想不是无端而起的,是因为中国落后的现实状况与毛泽东的强国之梦,宏图大志相矛盾,因而毛泽东迫切希望改变这中落后现状,这才有了反右倾保守,才有了“大跃进”的冲动。第三、叙述十分详实,对当时每件重要事件发生发展及对其的评价都有十分细致的描述和讲解。譬如第二章中详实叙述了各民主党派和主要人物对中共“整风运动”的反应和对此的一些言论,尤其还整理了几种“典型越轨言论”,为我们理解后续风云突变,反击右倾发生的必然性提供了支撑,当然也使我们对反右有了新的认识:即在当时形势下,民主党派中的右倾是存在的,反击右倾是必要的,而错则是错在“扩大化”。
说实话读完这本书,思绪是混乱的,所引发的感想也是十分杂乱的。印象中这是一个集体狂热的年代,绝大多数人或是受建国几年来的取得的伟大成就的激励,或是受领袖振臂一呼的鼓动,拜倒在对未来美好的憧憬之下,欲以直冲云霄的气势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天堂,然而却未曾料想是走上了一条直下“地狱”的歧途。为什么革命时期那个屡屡力挽狂澜、始终牢牢掌握中国革命前行方向的伟大领袖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始终抓住阶级斗争这根弦死死不放、频频迷失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我想极端的个人崇拜致使虚荣心的急速膨胀;对人的力量的过分夸大,对经济建设规律的忽视,使得领导者坚信人定胜天,人民群众无所不能;国家建设所取得些微成就使领导者逐渐变得过分自信、变得固执僵化、忘乎所以;而抱着对法治的忽视、对人治的肯定,使领导者的个人专断越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看完这本书让我感受最深刻的是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书中的主角是毛泽东,这在以前和这十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或者感受到对于毛泽东“个人崇拜”这个问题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最终也是导致文革时对毛泽东的个人达到崇拜登峰造极的地步的诱因。毛泽东早就宣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但是在《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他在走上“神坛”之前,对个人崇拜的态度曾经经历了一个由反对到需要乃至欣赏的过程。我想毛泽东在对待个人崇拜的问题上态度的惊天大逆转恐怕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功勋卓著,在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征途中虚荣心不由自主的逐渐膨胀,同时或许像古往今来很多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一样,毛泽东天生就具有英雄主义情结,这个我们可以从他那些气势磅礴的诗词名句中领略多他的万丈豪情——“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另一方面,可能是来自于外部苏联的因素。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英雄惜英雄,而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的前车之鉴,使毛泽东担心自己也成为这种悲剧的主角,担心他的后继者利用非斯大林化来削弱他的地位,担心中国的“赫鲁晓夫”上台。于是乎通过制造个人崇拜作为权力斗争的一种有效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当然极端个人崇拜不仅是毛泽东一人之过,这其中刘少奇、陶铸等人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在中共“七大”刘少奇所作的修改党章报告中提到“毛泽东”或“毛泽东思想”的竟有105次之多。1959年庐山会议闭幕后的第二天,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为了树立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形象,在会上专门发表了一段讲话,他说:在苏共二十大后,我们党内也有人要在中国也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是有这个意见的。在西楼开会的时候,他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实际上,苏共二十大后,他就一贯要在中国搞反个人崇拜的运动。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刘少奇还强调,反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还有书中提到粤省第一书记陶铸就曾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上海市党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就认为“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等等,无疑都助推了极端个人崇拜的泛滥。
读这本书的时候就不断在想,如果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这些当时头脑相对清醒的领导者顶住压力,或者是竭尽全力将他们的党魁引向正确的道路上来,那这十年建设过程中的曲折与错误能不能避免呢?尤其是因意识形态和个人崇拜引发的悲剧。这样就不会有接下来更加严重和残酷的“文革”长达十年之久的大**,那我们的国家的发展就绝非今日这般,获取早就完成了“超英赶美”的宏伟目标了。然而历史是不容假设的,我们今天所能做的也只能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吸收这段曲折时代给给予我们的启发与智慧,使我们走向未来的步伐更加坚定!
第二篇:读文革书籍:一百个人的十年有感
为了忘却的纪念
——读《一百个人的十年》 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腐朽。——《野火》题辞
喜欢看书,却不常思考。有了这样一个作业,才把自己关于文革年代的借书记录调了出来。忽然发现,那其中“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书占我那少的可怜的历史读物中的很大一部分。仔细回忆一下,这源于那本《一百个人的十年》。在这本书中,没有理论,少有哀叹,更多的是“故事”,那些我希望是故事的事实。在将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文革逐渐受到关注,但对于我们“80后”的年轻人来说,文革的往事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课题的探讨或者茶余饭后的消遣。每一个民族在一个历史阶段都有自己的脊梁,而在那个特殊的十年,我们砍断了农业的脊梁,砍断了知识的脊梁,砍断了文化的脊梁,砍断了科学的脊梁……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任何人都是牺牲品。那时人们的不幸遭遇对于从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年轻一代来说只是一段沉重的陈旧历史,每当听长辈谈起那段历史,对我来说并没有多少的感触。毕竟,那个不幸的年代已经过去,无法也不可能引起共鸣。而在我读过冯骥才先生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内心才真正有了一次灵魂的触动。
《一百个人的十年》是作者接触的一部分经历过文革的人的回忆录,实际上此书只是数亿人中几个人的生活写照,正如冯先生在前记中写的那样,“尽管我力图以一百个人不同的经历,尽可能反映这一段历经十年社会大劫难异常复杂的全貌,实际上难以如愿,若要对这数十亿人经历的生活做出宏观的概括。任何个人能力不能及.我努力做的,只能在我所能触及到的人中间进行心灵体验上所具独特性的选择。”《一百个人的十年》虽然没有完全清晰地展现十年文革复杂的全貌,但几个受难者通俗朴实的语言也勾勒出了清晰的轮廓,昭示出文革后背后的阴影,极端主义者的野蛮和残酷足以震撼年轻人的心灵。
相信经历过文革的人一定刻骨铭心,在他们的心灵上,永远地烙下了一个难以消失的印痕,而且,应该全无例外的,都是“痛苦”二字。在我读过《一百个人的十年》时,常常感到不寒而栗,我无法想象,中国历史上还存在着那样一个年代。
在历史的长河中,十年不过是眨眼的一瞬。但对于一代中国人来说犹如熬度整整一个世纪。在这十年中,我们一直引以为豪的古老文明戏剧般地消失,人们彼此野蛮地互相残杀,出现了“肛门吸烟”、“旱鸭凫水”、“指头钉大头针”、“敲击性器官”等严酷刑罚。人性、人道、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所有含有人的最高贵的成分,都是它公开践踏的内容,都被无情的踩在脚下。
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文革”似一个长达十年的噩梦,一些人没能来得及挣扎,没有发出一声呐喊,就在批斗中不明不白的背负着重压倒下。“四人帮”倒台之前,国人的思想被活活地“阉割”了,铲除邪恶成了遥不可及的梦谈。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这本书开始整理和叙述当年的故事,为的是在寻找疯狂背后的理性,为的是寻找那邪恶中的一点点良知。
在那十年中,也有些人懂得知识又了解实际情况,但都无能为力,更没有勇气站出来公开反对。鉴于刚刚结束不久的“反右”斗争的教训,他们大都明哲保身,谨言慎行。他们小心翼翼,处处约束自己的行为,不参与,不出头,尽可能的逃避。
看到过穆青“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被批斗后写的一首打油诗:
一片丹心向延安,风尘笔戈三十年。
百年未通阶级论,方知书生是混蛋。
读完后,我为这位时任新华社副社长敢于在逆境中袒露自己的心扉,敢于真实的记录自己的困惑和不解而由衷得钦佩。
作为年轻人,我最关心的是关于“知识青年”的故事。在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全国有大约1100万的“老三届”投身其间。这些作为“革命骨干”的十几岁的中学生,怀着满腔的政治热情和那有些简单理想,在社会的大舞台上匆匆上演了一出现在看来既悲壮有有些莫名其妙的的人生悲喜剧。在1968年12月21日,随着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发表,这些在政治舞台上昙花一现的中学生,自愿或无奈的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城市,被推向了广阔的农村天地,去“大有作为”一番。他们去往偏僻的农村,去往祖国的最南边或最北边,到农垦兵团,到农村插队落户。经过现实与梦想的挣扎,经过情感与灵魂的撞击,10多年后,他们又炼狱回归尘世般,从农村返回城市。但是他们依旧彷徨,他们如邯郸学步那样忘记了自己属于哪里。于是,有人在城市里继续挣扎,有人就此在异地他乡扎下根来。
这些百余字左右的行程,是以一代人的青春为代价的。而青春的浩劫,是无论如何也弥补不了的。“老三届”现在大多走进了生命的秋天。他们只是把自己的落叶和果实和盘托出,无论酸甜或苦涩,让一代一代的春天听见秋天的呼唤:不能逃避的苦难与责任。
他们有美好的理想,他们有迎难而上,无所畏惧的信心和勇气。而这种毅力和自信,与在农村艰苦生活的历练是分不开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经历了特殊的知青岁月的这代人,具有比上一代以及下一代更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艰苦生活的磨炼,他们有对基层社会和民众的了解,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有了这杯酒,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他们比其他代的人吃过更多的苦,比其他代人更优秀。
如今,当年的知青在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发挥着中坚作用。相比之下,作为年轻一代的我们,在学习上,生活上都数倍优越于那些知青们,而我们的思想和所作所为,多少有些令“秋天”们失望。
看到过一位老知青讲述。中央台的一期《对话》节目,是由中美两国的高中生参与录制的。节目中有两个环节,中美学生的表现形成强烈的对比。在价值取向的考察中,支持人分别给出智慧,权利,真理,金钱和美的选项。美国学生几乎全部选择了真理和智慧,而中国学生没有一个选择真理和智慧,有的选择了财富,有的选择了权利。另一个环节是制定对非洲贫困儿童的援助计划。中国学生从中国悠久的历史入手,从歌颂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到茶马古道,有弹古筝,有吹箫和独唱,着实热闹。但最后对非洲的援助计划则轻描淡写,仅说组织去非洲旅游,建希望小学,华而不实。而美国高中生的方案,则是从食物,教育,饮用水,艾滋病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实际问题入手,甚至连预算都说得明明白白。
那位老知青如此感慨:这两个环节使人无由地悲愤。当中国学生该展示出理想和精神的崇高的时候,他们要追逐金钱和权利;当中国学生要脚踏实地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又吟诗作赋,在实际问题外围不着边际地轻轻漂浮。
我萌生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如果当年的知青上台,绝不会做出那样令人啼笑皆非的答案。我们为什么总是搞两个极端呢?要么统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要么就“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于是我大胆揣测,当今中国社会一切难解的症结,都与文革深刻地联系着,甚至互为因果。比如,我们容易走两个极端,从极左到极右;我们缺乏历史精神,与文革灭绝传统有关;我们看不起自己的文化,以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这种小国心态,正是文革践踏文化的直接结果。
从前记到后记,一篇不漏的读完<<一百个人的十年>>,说实话,我还是很难理出一条理解“文革”的清晰思路,或许“文革”这一疯狂的历程夹含着太多太杂的因素,有时觉得这一场从上而下的运动果真是席卷风云的“革命”,因为当时人们的政治热情和信仰崇拜是可以想见的,而有时又觉这只是一场折腾得过了火的闹剧,把人性的自私和残暴调动得如此激烈。或许这一切就连许多当事人都说不清,我想,许多的情节已无法套用现在的思路去认识了,因为我曾不能相信那一切真的发生过。
中国人并不是善于遗忘的民族,否则,中华文明无以延续五千年之久?但是,在某种政治环境下,中国人也还真是很会遗忘的,要不,历史怎么总是以颇为相似的面孔在重复?从根本上说历史真相是捂不住的。
这无疑是恐怖版的《皇帝的新装》,它包括了沉浸在欢乐中的“皇帝”,指鹿为马的“大臣”,唯唯诺诺的“子民”,和与童话中“孩子”命运相反的智者。
关于“文革”的苦难事例暂不想在这里罗列,我脑子跳出这么一个问题:如果我活在那个时代,我会怎么样?我想引用书中的倒数第二篇“走出疯狂”的主角的话:“我第一句话要告诉你的:我是个逍遥派!那就是什么组织也不参加,搞运动随大溜儿,批斗人时举举手儿;哼着语录歌,甩着扑克牌;没有打过人,也没挨过打,没轰轰烈烈地不可一世,也没当过‘落水狗’,一句话,身在‘文革’中,人在‘文革’外,天上活神仙,地上逍遥派!”
我想如果个个都是“逍遥派”,“文革”何至于此?但这样的想法未免太过天真,显然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你的出身和你所处的环境或许早已注定你不是打人就是得挨打。更显然的是,我不可能回到那个时代,那么一切都只能是假设和想像。
虽然好些故事奇而又奇,但诉说者找冯骥才却不是为了述说他们的奇遇。——他们知道冯骥才也不是想写《聊斋志异》。使他们渴望诉说的,是深藏于心因而仍时时使他们感到不安的屈辱、义愤或悔恨等等。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的世纪,文革已成为一段历史成封在人们的记忆中,对于十年**似乎渐渐被淡忘,这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悲哀。看不到那穿着发白旧
军服带着红色袖标的骄傲年轻人,没有那据说铺天盖地的红宝书,也找不到那些满口阶级斗争的人们,他们都消失了,但是他们都存在过。
他们哪儿去了?是否在满面笑容得享受生活?正如作者所说:如果生活是公平的,理应补偿他们。
我暗自庆幸没有生活在那个年代。
主要参考:《一百个人的十年》
其他参考:《我们的1970年代》
《树上的日子》
《老插记事》
《走过青春》
《老三届三部曲》 冯骥才著 旷晨编著 梁云平著 老剑著 黑明著 丁晓禾编著
第三篇:读中国宪法史有感
读中国宪法史有感
从清末《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到如今“八二宪法”的第四次修改,中国宪法走过了百年历史。
19世纪中叶,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让中国人见识到西方国家的强大以及自己国家的落后,但所谓的认识也仅停留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阶段,而落后的根本的典章制度,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清朝政府并为进行变动。直到1904年日俄战争后,人们才从日本立宪而强大的事实中受到了教益,产生了立宪的愿望。1908年颁布了由官僚起草的以君上大权为纲的,具有明显欺骗民意的《宪法大纲》。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宪法则成为了各派政治力量争夺的“名器”,以使自己的统治取得“合法性”。期间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生效的临时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宪法变迁史简直不堪回首。它以“君权宣言”开始,以破坏宪政的“临时条款”结束,历时41年,期间共出台宪法10部,除破坏宪法的“临时条款”以及政府组织的条款、国民党党治的条款得到实行外,凡涉及真正现代宪政原则的几乎从未兑现。所以,可以说,在全国范围内生效的宪法一天也没有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了新中国自己的立宪工作。但实际上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搞了一些地方性的宪法,如:1934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但事
实上,这些文件都由于各种原因而无法实现。直到1949年秋,解放战争取得了基本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于9月21日召开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了新中国的国家制度、社会制度以及其他方面的重要国策和总任务等。由于当时人民革命战争还在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在广大新解放区尚未进行,人民群众尚未充分组织起来,所以不具备召开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并制定宪法的条件,只能以《共同纲领》作为全国人民共同遵守的最高准则。因此《共同纲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此后,我国先后完成了全国大陆的统一,完成了土地改革以及其他的民主改革运动。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建国后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1982年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表决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它正确总结了100多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以及建国后30多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并注意吸收了国际上的有益经验。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出现,宪法的某些规定已经同发展了的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现实情况不相适应,需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加以修改,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我国对宪法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
20世纪下半叶,也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共通过宪法5部(含《共同纲领》),正式的宪法修正案5个,共有10次立宪、修宪行为,平均每五年一次。而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中,共制定宪法2部、通过修宪案5个,平均每3年一次立宪修宪行为,这些都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频繁的立宪修宪行为,在一个统一、稳定的大国中是罕见的。
中国宪法的百年变迁显示出了明显的民族特色。20世纪上半叶中国频繁受到外敌入侵和内乱影响,导致立宪、修宪频率过高,有实效的宪法不多,修宪的程序化程度低,政治导向过浓,以上这些原因让中国宪法走过了不安定的一百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国际国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国家稳定发展,政治经济平稳前进,我们可以预见,中国宪法将进入一个较为安定的阶段。但仍可根据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需要,作出适当的修改,更有利于国家、人民生活的发展需要。同时,只有监督和保障宪法的实施,才有利于更好发展我国的根本制度、健全法制,才能真正发挥宪法的作用。
第四篇:读《中国毒品史》有感
读《中国毒品史》有感
翻开书本,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幅黑白的罂粟花图,一枝矗立于绿叶丛中,另一株则绽放在岩石峭壁之上„说真的,它们好美,要不是页面右上角的“中国毒品史”五个黑底白字,我是断不会将它们与万恶的毒品联想到一起的。紧接着,则是与鸦片有关的一些老旧图片,看着它们,我仿佛可以捡拾一些零碎的属于中国历史的那段记忆„
可以说,作为一名高中时期学政史出身的学生,对鸦片战争,我还是有所了解的。此战争之所以以鸦片为名,我的理解是,只因一句话“国人因它而堕落,国门因它被打开,国土因它被侵占”,中国人拿它得来的是“东亚病夫”之称,侵略者拿它换回去的则是真金白银、稀世珍宝,自此之后,还引发了殖民者的大举入侵。但让我大吃一惊的是,鸦片,这个万恶之果,却是以其卓越的药效进入人们眼帘的,不仅如此,书中所列之毒品,起初,几乎都是以其独到的药用价值才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鸦片源于罂粟,有关其配制的记载有很多,其中,名医李挺的《医学入门》写到:“鸦片一名阿芙蓉,即罂粟花未开时,用针刺十数孔,其津自出,次日以竹刀刮在瓷器内,待积取多了,以纸封固,晒二七日,即成鸦片矣,性急可多用。”对于其药效,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所列较为齐全,根据李时珍的调查和实践,鸦片可以用来治疗泄痢、风瘫、百节病、正头风、痰喘、久咳、劳咳、吐泄、禁口痢、热痛、脐下痛、小肠气、膀胱气、血气痛、胁痛、噎食、女人血崩、血不止、小儿慢脾风等二十余种病痛。知道这些之后,我顿时有些混乱了,原本深信它是万恶之果,可是又不禁发问,它果真就是万恶的吗?说它不是,可当初确是它侵蚀了众多国人的灵魂;说它是,其价值又是真实可见的。就在我疑惑不解的时候,我决定去书中寻找答案。
从中我发现了一个自己所知甚少的史实。国人吸食鸦片自古代就有,而非鸦片战争时期才开始的,入侵者的鸦片倾销政策无非是殖民者为殖民中国所出的一步“绝妙的”好棋而已。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唐以后又一个八方来朝、国力强盛的封建帝国,四野的朝贡、奇珍的献纳、再加上太平盛世的观念,宫廷中弥漫着奢侈纵欲的风气,鸦片在这种追求享乐的氛围里成了贵族们热衷的 “神品”,连皇帝也莫能例外。知道这些,我突然联想到了当下社会中的“名牌”效应,心想那时候的“神品”何尝不是一种“名牌”呢?21世纪的商家们为
商品销售绞尽脑汁,最为普遍的不过就是各式各样的名牌代言,而代言人则是那些名人明星、专家权威,利用的就是消费者的从众心理、攀比心理。相比之下,明朝的达官贵人对鸦片极其热衷,将其作为一种高雅耗钱的娱乐,无形之中,有钱者自然步趋; 更加荒诞的是,就连当朝天子(绝佳“代言人”)对此也是欲罢不能,这就更加助长了民众的从众和攀比心理。尽管这是统治阶级始料不及的,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其“示范效应”是不言而喻的。明朝享乐之风愈浓,“神品”之推崇渐甚,而这种“享乐”的特殊性是以其成瘾性为前提的,可明政府非但没有采取相应措施,抑制鸦片进口(明代时,尽管中国人已懂得从罂粟割浆取鸦片,但主要来源仍采自国外),相反的,于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年),鸦片首次被列入关税货物的范围,成了政府的财政来源。理所当然的,鸦片贸易自然也就成了国家允许的正当贸易,其“发展”必然是大势所趋。据记载,成化年间(1465-1488年),已有街市上贩卖鸦片,到了正德年间(1506-1522年),在广东、福建沿海,当地富绅地主食用鸦片已屡见不鲜。从此,吃鸦片由贵族而民间、由宫廷而四野,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吃鸦片的阶层。而社会上逐渐形成的“鸦片文化”也给后来帝国主义的鸦片倾销政策打下了基础。
知道此种种史实之后,我想鸦片已经无所谓“恶”了,因为事实告诉我们,当下的社会背景才是决定社会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纵观中国历史上鸦片泛滥时期,无一不政治腐败,政府无能,国情混乱不堪——入侵、殖民、战争。鸦片战争的爆发,追根溯源,首先是因为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从而给了外敌入侵本国的契机——鸦片倾销政策,借此以打开中国中世纪的大门。过去的种种历历在目,展望当代,毒品依然是人类和谐的一大危害。毒品犯罪日益严重,贩毒案件直线上升,毒品种类呈现多样化,贩毒地区不断扩大,贩毒组织呈现日新月异的集团化、职业化、武装化和国际化趋势。任务之严峻,道路之曲折,不言自明。因此,历史的教训,我们更要谨记,国力强盛才是王道,以防外敌入侵;其次,政治清明必须做好,做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再次,法律保障必不可少,严打违法贩毒、吸毒,以正社会风气。
第五篇:读史有感
《史记》之读书笔记
引言:《史记》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史学所造成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正因为有了《史记》,中华民族的压顶苍穹才会笼罩正气支持我们一代代华夏子民坚苦奋斗,顽强勃发。关键字:史记汉王朝华夏文明国士忍辱负重光辉熠熠
参考文献:《史记》
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格之魅力无不为我们后人所折服,进而心生敬仰之情。甚至当成“神龛”一样顶礼膜拜。这种风气已经蔚然成风。
因为他们是—
文人。
我好像看见了一个人,一个眼角爬满岁月纠缠的老人,形容枯槁,踽踽独行。憔悴的脸却不能掩藏他眉宇间的正气和眼神中透露的睿智。
也许他曾经是个风流倜傥的潇潇公子,也许他又是个叱咤风云的江湖英雄,更也许还是个老谋深算的精明智者。
可是他不是,他不是。他只是一个身份平庸,地位卑微的渺小人物。但是他却创造了历史上经久不朽的篇章,名垂千古。
“大丈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之陈涉世家)他高声疾呼,缓缓而来。
他就是西汉时期那个伟岸的光明磊落之身—太史令司马迁。
时光倒退。
公元前145年,西汉夏阳(今韩城)随着一声婴孩的哭啼,便从此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熠熠的一页。
夏阳,靠近龙门。颇具名气。又是以“龙”为名,显得气势腾腾,力压群雄。司马自称“迁生龙门”,可能原因就在于他对龙门所蕴含的博大精神极力赞肯和崇拜。“耕牧河山之阳”可谓是钟灵毓秀,毓出了一个谱写华夏文明千年不倒的历史传说的太史令。
十岁,司马举家迁到京城。此时正值汉王朝经济繁荣,国力昌盛的大好时机。司马在这里满溢激情,开阔眼界。
司马家族历年为记载修注历史的史官。父亲司马谈一生忠于职守,一心想倾其精力编著一部规模宏大的史书。但是年事已高,深知命不久矣,但是自己的宏愿却不能实现。于是便把希望寄托在儿子司马迁身上。于是便把司马送到老博士大儒孔安国那里求学,开始了他的博览群书之路。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果真是不错的。司马二十岁时,开始了他长达两年的漫漫“闲游”天下之路。目的是开辟自己求学道路上的“实录”精神(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就是深入民间,考察民情风俗,推究历史的真实性。他深知“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史记》之太史公自序)的道理,所以一定要在开始阶段就要求自己务必“谨慎”。况且虽然腹中文采不非,但是书中的都是先人之私见,不是自己的亲身体会。要继承父志,就必须有严谨的态度对待历史事迹。就在这段时间,司马“网罗天下放矢旧闻(收集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略考其行事(粗略的考订其事实),综其终始(综述其事实的本来),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推究其成败盛衰的道理)”(《史记》之《报任安书》)。从而陶冶了性情,丰富了阅历,也提高了文学素养。
为了瞻仰“举世浑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屈原大诗人,他只身立于汩罗江畔。神色迷离,苦不堪言。昔日伟大的爱国英雄曾经就在这里以死明志。他是走了,可是他留下的灿烂光辉却依然照耀着楚国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永世流芳,经久不灭。司马一遍遍不厌其烦的亢奋激昂的吟读着屈子的诗。痛哭流涕,情不自禁抓起笔奋书挥笔。于是有了《屈
原列传》。
为了更加深入的探究孔子的儒家思想和更多的获取一些“轶闻野史”,司马于曲阜拜仰孔子的墓,还与孔子的门生弟子推心置腹,学射箭,学礼仪,学孔子的儒学思想,获得了很多关于孔子的未载入书中的生平事迹。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于是有了《孔子世家》。
元封三年(前108年),38岁的司马正式做了太史令。
太初元年(前104年)动手编写《史记》。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便是《史记》的宗旨。
在《史记》中有很多值得后人学习的远见卓识,真知灼见。
司马看事情通透。《史记之平淮书》后论中有一句“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盍足怪焉”。说的是事物盛极而衰的道理。任何事物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因为各种因素的限制便会慢慢衰落下去,这是事物发展的趋势,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这一句哲学气质十足,又饱含古文的古典韵致,实在堪称妙语。坦率,无意矫饰,发人深省。
司马还在“人类历史发展是否具有自身的法则(规律)”这个问题上进行了具体而深刻的阐述。他言“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史记》之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说的是现代的人应该记住以前的道理,用它来做借鉴。历史是一面镜子,反射出人类的思想活动。
司马还描绘了很多生动鲜明的历史人物。在《史记》之项羽本纪中他说项羽“胸无大志,残暴自恃”。司马并不是以成败论英雄,他是站在客观的角度来评价一个失败英雄。他要让后人看见一个真性情的项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史为诫。项羽是英雄,司马羡慕他的骁勇善战,雄姿勃发。但是他是在作人物列传,而不是讴歌一个英雄。所以必须不带个人感情倾向。还有刘邦。一个无赖。“好酒及色”。虽然品格性情有点低俗,但是却成就了一代伟业,还是能算得上一个英雄的。世人不能因为他的这点小缺陷便“一棍子打死”全盘否定他的能力功勋。毕竟他建立了一个势力雄厚,国运昌盛的国家,做了万人之上的汉高祖,推进了历史的进程。这两个历史上名声大噪的人物被司马手中的笔挥洒的栩栩如生,同时又真实到位,为后人再现了两个真性情的大英雄。
司马本以为人生不会有什么大起大落,会无波无浪的平静下去专心做他的史学研究,但是他没有料到一次事件却让他交了华盖运改变了他的一生。
“李陵事件”。
何谓“李陵”?
李陵与司马俱居门下(都在朝中做官),趣舍异路(追求的和反对的目标也不相同)。其为人事亲孝(侍奉父母讲孝道),与士信(同朋友交往讲信用),临财廉(遇到钱财很廉洁),取予义(或取或予都合乎礼仪),分别有让(能分别长幼尊卑,谦礼有让),恭俭下人(恭敬谦卑自甘人下),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总是考虑着奋不顾身来赴国家的危难)。(《史记》之报任安书。)
由此看来,李陵也不失为一个守节操的不平常之人。
司马评价此人有国士之风。
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出赛攻打匈奴战败被俘,汉武帝勃然大怒,欲将处死。,一直“安分守纪”的司马对是非不分,刚愎自用,薄情寡恩的汉武帝也开始不满起来。他以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记》之李将军列传),于是上前作揖深情并茂的为李陵求情,哪知这一深情却更加触怒了汉武帝。愚昧不清的汉武帝把司马的肺腑之言当做谗言,处予“宫刑”。
宫刑。污及先人,见笑亲友。
谁曾料到?谁曾料到?巍巍七尺男儿却要身受如此凌辱?“受木索,暴肌肤,受棒箠,幽于圜墙之中”。这样的严刑酷吏哪是司马你该受的啊?现在的你应该是在浩繁的卷帙里纵
情饱览而不是遭受这损人尊严的奇耻大辱啊?你是高风亮节的文人学士啊?清高孤傲便是你的资本啊?宁愿看你以死明志也不愿眼睁睁的目睹你被羞辱。可是你却担下所有的嘲笑和讥讽默默地去承受这身体的摧残,人格的剥夺,精神的折磨。因为你说。
人或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不完成《史记》,不能轻易去死。
疼得滴血的“珠玑”。我仿佛看见一个奋笔疾书的削瘦的身影,孤独落寞更苦涩的身影。
司马迁。
“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弱,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史记》之报任安书)
西伯,李斯,韩信等王侯将相受辱都不以死来了却人生,而是奋发有为,在所不惜,艰苦创作。终于取得一定的傲人成绩,名扬青史。而我一个愚笨的蠢材又有什么理由去死呢?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于是义无反顾,苟且偷生,隐忍苟活,忍辱负重。
只为《史记》。
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史记》之滑稽列传)
于是在牢狱里忍着肠一日而九回的绞痛不屈不挠的艰辛著作。
日复一日。愁肠百结。矢志不移。坚韧不拔。
太始元年(前96年)改元大赦天下。对于司马来说这真是“大地春回,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
近五十岁的司马终于出狱了,任职中书令。身残志坚的他早就看透人间百态,品尽世态炎凉。而今就算得自由之躯也不能使他有任何释怀窃喜之意。《史记》才是他活下去的精神支柱。所以出狱后的他继续完成著作孜孜矻矻丝毫不敢有所怠慢。
征和二年(前91年),《史记》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
最初《史记》没有固定的书名,有称“太史公书”的,有称“太史公记”的,也有称“太史公”的。古代史书的通称为“史书”,到了三国时期,“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简称。
《史记》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上自皇帝,下至于当今)。十篇表(大事年表),十二篇本纪(历代帝王政绩),八篇书(典章制度),三十篇世家(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篇列传,一共一百三十篇。
《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并且列“二十四史”之首。
《史记》集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夹叙夹议,明情达理,文情并茂,感人涕下。文辞简约,条理清晰。无矫情之言,言之直率。要言不烦,简明精悍。气势磅礴,喷涌而出。慷慨激昂,跌宕起伏。
古人评价为“感慨啸歌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不难看出《史记》一书倾注了司马在监狱中郁积的愤懑忧愁之情。一个“情”字贯穿全文。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对不公社会的隐隐愤恨和对封建专制的深切痛恶。可以说《史记》是毫不留情的攻击当时腐败政治的“檄文”。此时的司马已经孤注一掷了,反正他的夙愿已经完成已没有什么牵绊,索性就放手一搏,声色俱厉的挺直腰板向黑暗统治明目张胆的进行宣战,声讨。《史记》凝聚了司马迁长达十六年的血泪。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多姿,真实可鉴。为史学家研究史籍资料提供了大量的确凿材料,意义重大,珍贵无价。
《史记》对中国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被文学大家“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同时它所独有的编史方法也被“正史”所大力传承发扬。
读《史记》不是在读一部枯燥乏味的历史,而是在品一种思想。一丝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强大力量,一股忍辱负重的顽强毅力,一种坚定不屈的民族气节。在《史记》之赵氏孤儿中司马借赵氏孤儿抒发出满腔的生死民族情结,感人至深。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史记》之赵氏孤儿剧“即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这不是痴男怨女之间的“小家碧玉”之剪不断的丝丝断肠情愫,而是超越于个人,跻身于人类最伟大精神之林的“大家”之民族之骨气。它气贯长虹,气势汹汹,直冲霄汉。足以穿越古今,贯穿整个华夏。我仿佛看见了孤零零赤裸在黄土地上的一堆白骨,狰狞恐怖。我好像听见了他们哀苦的在低咽泣诉,凄迷哀婉,直逼而来。其力道足以扼杀一条光鲜的生命,而这条不幸的生命也应该为此荣耀,因为这些白骨是英雄。民族的英雄。
司马其实不是一个人走走,他也不是孤寂落单的。在中国五千年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史中有着无数众多怀才不遇的,遭人迫害的文人志士。他们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去对抗高层阶级昏暗腐朽的统治,他们只能任身体受残害精神被扭曲来勉励顽强自己要撑着人生走下去。因为不能轻易去死,一定要为后人留下明智的思想,伟岸的人格和弥足珍贵的经验教训,供后人来推进历史,发展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后人一定会明白这个道理的。这些伟人都跟司马一样,带着思想里根深蒂固的历史使命在与痛苦挣扎,抗击。只为了一个华夏子弟的历史责任— 光宗耀祖。只为我们的祖宗—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生死不变。
强烈的历史痛苦感压抑感忽然大肆临盆使我窒息,不能呻吟哭喊,震撼的感觉如咆哮的黄河之水在身体里奔腾,激荡。我彷佛看到压顶的苍穹笼罩着的正义之气铺天盖地的向我倒来。我又放佛看到了那个清癯的晦涩男子一步一揖,神色恍惚,凄苦吟道“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免焉,仆虽怯弱,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