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
历史无对错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
一直以来，我都没有太多关注明朝那一段历史，因为明朝出名的几位皇帝我都不喜欢，在我的印象里，明太祖朱元璋残杀开国功臣，建文帝朱允炆懦弱无能，永乐帝朱棣篡位并且残杀三千宫女，嘉靖皇帝昏庸无道等等，用易中天那句话来讲，明朝皇帝多混账而朝臣无大恶。所以，我对明朝一直都不太感冒，但是，读了这本书以后，我对明朝历史的态度改变了，甚至对自己看待历史的观念也改变了，我开始觉得，历史是没有对与错的。
初看书名，我还以为这本书写的是万历皇帝在位期间其中十五年的故事，万万没想到，作者如此独具匠心，居然仅仅以1587年也就是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为线索来展开的，以诸多名臣为章节向我们论述了这一年的重要性，经过仔细的阅读，我对万历皇帝以及万历皇帝在位期间的诸多名臣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相对于万历皇帝，我对一代名臣首辅张居正更感兴趣。因为早在看百家讲坛时我便对张居正有了一定的了解，当时年纪还小，只记得郦波对张居正的评价是那么的高，所以幼小的心里牢牢的记住了这位明朝的名臣。可是在读了这本书后，我发现，我知道的我了解的我听到的我所崇拜的英雄居然也会做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等一些贪官才会做的事情！当我又查阅许多资料后，才发现我所认知的历史是那么的浅显，我一直对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事件抱有太多的偏见，就像张居正的道德瑕疵，对得到理想的偏见一样，也行是我还不够了解明朝历史，可是当我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时，我发现对于我那么了解的三国历史也存在很大的偏见，一旦认定了那件事情的好坏就认定了那个历史人物的好坏，但是，我却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他们只是生活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人，而我的幼稚的执着对于浩瀚的历史只是沧海一粟。因为，历史本身并无对错。
不仅仅是张居正，这本书后面的海瑞和戚继光也曾是我心目中的好人，可是他们不是一样也做过不好的事情吗，读着读着我开始迷茫，但是思考着思考着，我又开始明晰，是啊，我所看到的仅仅是历史本身，甚至有些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历史，因为那些历史无法考证。但是对于历史，我们真的应该简单的分清好或者坏吗？冯保是一个很多人不喜欢的宦官，可是他帮助张居正这位贤臣登上了首辅之位，帮助万历也做了许多有益于百姓的事情；张居正是许多人夸赞的名臣，可是他的任人唯亲结党营私又该从何评议；海瑞道德水平如此之高，可是他的自身能力和性格却不好…这些仅仅是这本书中所看到的，但是那么多的历史人物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我们应该理性客观的看待历史，带了太多的主观意见，有时反倒看不清历史的真实面目了。
这本书带给我的不仅仅是万历十五年前后的历史知识，它让我意识到了我应该用更加客观的态度看待历史，我们但可煮酒论英雄，但是，历史本无对错，英雄依旧是英雄，而历史依然是历史。
第二篇：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感悟
黄仁宇先生是一位我很喜欢的历史学家，喜欢他细致冷静的笔触，喜欢他显微镜下的大历史观，喜欢他对历史技术性的剖析，下面由小编来给大家分享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欢迎大家参阅。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1
除了文学，我最喜欢的书就是历史类的。对于历史本身，我也是颇有兴趣的，但可惜的是，纯粹的古人笔触我也是看不进去的，于是乎，现当代的历史著作变成了我的最爱。烟索重楼，月迷津渡，从书中走出来的一个个人物身上都有股子道骨仙风的气质。这些人大部分或是王侯将相，或是富贵显达，也有臭名昭著。总之，能够被记住的人身上，总有那么基础值得观瞻的地方。茫茫人海，凡夫俗子，又有谁会被永久的铭记呢？记得张爱玲说过类似的话，一个人，无论是好名或者是恶名，总比不留名要强。读历史，就是读那活灵活现的人物就是读那错综复杂的时间。读历史，是对人类的一次反省，又是对人类自身的一次升华。
读历史，不能错过明朝史，因为明朝史汉族掌握政权的最终一个封建王朝。而读明史，就不能错过《万历十五年》，相对而言，我更喜欢这本书的英文名字《1687：ayearofnosignificance》，直译是《1687：无关紧要的一年》。确实，万历十五年间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但这些“细枝末节”恰恰是明朝衰落的关键。就历史来讲，有三个不可忽视的特点：一：学术性。黄仁宇本身就是一位大家，他的学术造诣是值得钦佩的。书中有着很多的历史资料来佐证作者的观点，且看附件中参照的文籍就能够懂得其中大意。在40年之前，有着一位双鬓斑白的学者，带着老花镜，手拿放大镜，在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中收集所需要的资料。这份努力，本身就有股酸楚的味道。二：坦诚性：作家本身所拥有的大历史观注定了他对历史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有着相当的了解。书中也说过：“用视而不见的态度抹去这些事实，就是不忠于历史；对一个英雄人物隐恶扬善，也并不是真正的推崇”。在这样的历史态度的引导下，《万历十五年》也显露出更为深刻的坦诚。原本的讲，对与错本没有什么界限，是与非也只在一念之间。所以，真实并且客观的对待历史就显得尤为重要。哪个太监被打了，哪个大臣的父母过世了，哪位夫人升为诰命了，哪位大臣又从
江北调往江南了。也许每一天都发生的偶然就会一不细心撞上一种必然——轰，硕大的明王朝就此灰飞烟灭……三：个性化的表达。个性化不代表标新立异，黄老就属于朴实的个性化表达。他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娓娓道来，艰涩复杂的历史文献就会豁然开朗，并且又增添了一种耐人寻味的厚重感，我们也更理解作者本身所蕴含的历史感与书香气。另外，本书适合各种各样的人群欣赏，因为识字的人就能看得明白，但其中的奥秘又是不一样层次的感受了。
读史是一种很畅快的情感，从中受益的过程更显得酣畅淋漓。而读了《万历十五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明白了一个为人处世的道理：要在拿得住的范围有所突破。拿海瑞和戚继光来比较：一文一武，在文人当道的明朝，似乎海瑞更应当吃得开，然而事实呢？“海瑞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务而牺牲自我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海瑞用他对律法的绝对忠诚，对自我要求的绝对严苛，对清廉正义的绝对奉行，使自我成为了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天下读书人，对他只能是又敬又畏，也仅有当他死后，才会让人大舒一口气。与此不一样，戚继光处处受挟制，但却终究成功的成为一名抗倭名将，带领他的戚家军傲视群雄。戚继光作为官员，有很多不好的习惯，例如腐败。可是他成功了，原因何在？正是那份妥协。很多时候，很多情景，不是凭借一己之力就能够有所变动的，在有把握的范围内施展自我的才华，使矛盾暂时搁下，不予激化，避重就轻，相信会有更能理解的结果。
接下来就得谈谈张居正了，也读了不少有关张居正的书了，光是感想就写了许多篇。可是这一次，经过《万历十五年》，我更理解在一个矛盾的王朝，张居正的矛盾有多深刻。张居正的宏图霸业自不必多言，但他身上先进与落后的地方，纠结又说不通的地方，又实在是吸引人。“张居正在理论上找不到更好的学说，只能以自我的一身挺立于合理与合法之间，经受来自两方的压力”。于是，不难理解，张居正的成就与改革是一个历史特定的产物，他的性格，与万历皇帝的年幼成就了他得以施加相权的条件。所以，一旦他的前提灭亡或者是皇帝的年长，就会很容易改变他的改革。说白了，他的梦想存在的本身就是一座空中楼阁，是随时能够坍塌的，是没有经济或政治的因素作为强大后盾。所以，如烟花般壮烈的悲壮也就在所难免了。张居正自身又是“无数因果关系中的一个幻影”，因为万历，有了张居正，有了张居正，有了延伸的大名五十年光景。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知。史书要细细慢慢的读，启迪智慧，借古看今，通古晓今，博古论今。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2
这是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写的一本好书，1979年首先在美国出版，并多次重印。我是在阅读了王小波的“不新的《万历十五年》”一文后，才上网购得此书阅读的。在读书中，经过书里提到的文章和人，再去找自我有兴趣的书来读，这种是我自称为“顺藤摸瓜”读书法。由于这个读书法，我最近重点购买了一些“读书笔记”类的书籍来阅读。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历史学范畴的书。在我的读书目录里，应当是文（文学）、史（历史）、哲（哲学）三类为主。在阅读一个人的著作前，最好先阅读他的传记或者简介，这样，才会对作者写作的立场、背景、动因等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有利于自我对作品的理解。这个也是我自称为“摸清背景”的第二个读书法。由于这第二个读书法，我也购买了比较多的人物传记来阅读。
经过读书，我要建立起自我的读书方法和阅读书目体系。
再来谈谈《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吧。全书以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为历史时间的横断面，然后讲述了与这个横断面有关的六个人物――一个皇帝（万历）、两任元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一个模范官僚（海瑞）、一个杰出孤独的将领（戚继光）、一个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最终，从作者的大历史观得出结论：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表面上无事可记，然而四海升平的表面之下，千年帝国崩溃的隐患早已埋下，所以，书中所述的人物都是杯具性结局（皇帝也不例外），故万历十五年的历史，也是失败的历史！
读了这本书后，引发了我的另一个思考，就是我们此刻一再提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究竟我们民族历史那个阶段、那种机制值得我们骄傲，更值得我们在当今列强环伺的国际形势下提出“复兴”的口号？如果说中国的汉唐盛世值得我们后人“复兴”，那么，万历十五年的杯具，不是由汉唐而来的吗？
期望经过阅读更多的历史书籍和做历史的思考，能对以上问题做出解答。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3
最近看完了《万历十五年》，明朝万历年间的重臣，张居正、戚继光、申时行、海瑞……无一不以杯具收场。甚至万历自我，在这种文官集团体制之下，也只能无为而治。由此能够看到一种强大体制惯性所带来的悲哀。他们每个人都各有特点，亮光闪闪，也试图做出改革，但最终失败，大部分人还落得个革职、入狱、自杀的下场。一群文官为了整个集团的平衡，国家的武备、科技的革新、商业的发展都陷于停滞。我认为，中国在近代的落后，不是从满清后期开始，而是始于明朝。其实我很厌恶宋朝、明朝两个汉族朝代，尤其是明朝。宋朝也积弱不振，但至少商业、航海、科技发达；明朝则陷入了皇帝官员无能、体制松散、陈腐惯性而团体抵制改革的怪圈。假使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发生在明朝，也许早就亡了。
还是异族统治好！进而论之，被英国殖民，也许今日会更好。越看中国历史，就越厌恶中国，越厌恶儒教。其实我是一个反中医、反孔教的人。
下部书准备看看《彩色欧洲史》。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4
以铜为鉴能够正冠，以史为鉴可知兴
——李世民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史学界地位颇高。他不是二十四史那样诉说着单一历史事件，也不是《明朝那些事》用现代口吻调侃过去，它经过万历十五年这一看似平淡历史年份为支撑点，从各色人物杯具结局，梳理当朝政治、经济和文化脉络，剖次明王朝甚至是封建社会没落的制度、体制原因。以往平面的历史人物，经过阅读此书之后变得立体而丰满：阅读之前，我以为万历可是是个懒惰至极的昏君，但纵观全书后，我懂得万历消极怠工的背后有他皇权与礼教抗争的无奈；阅读之前，张居正被视为雄心满怀励精图治的政治家，但我看到在其大刀阔斧的改革背后，也有着与整个文官集团不合时宜的矛盾；阅读之前，我以为首辅申时行可是是个和稀泥的的何事佬，但透过他左右示好我看到了他大局的权衡；阅读之前，我以为海瑞是位模范的“青天大老爷”，但剥去个清官楷模的外衣，海瑞也有他愤青般的悲哀……
中华五千年礼貌，儒家孔孟，道家庄老，为何到沦落至今却成为余秋雨口中的“无信仰、无道德、无感恩”国人素质？也许，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拨开历史迷雾给了我们一个解释，历朝历代，经过庞大的文官集团，来统治全国。在文官集团和万千小民之间，明朝所采用的就是以礼和道德来维持国家秩序，也能够理解为，明朝并没有真正以《大明律》来维护他们的统治秩序，而是靠道德和礼教，而道德和礼教又是比较抽象的一些准则，在私欲面前，不堪一击。道德以阳的一面存在，而私欲则以阴的一面存在。当道德能够代替管理国家的时候，文官集团里的官员，则会打着道德的幌子满足自我的私欲，仿佛海瑞，成为了文官集团的标签，每个人仰望着他，可是，没有人愿意做海瑞，那些文官们内心深处有着尴尬和不安，一方面是圣贤书的教导，一方面是现实里必须理解的官场潜规则。一个个充当着纸笔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正是这腐朽的制度，才造就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改朝换代的杯具。
绿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历史是一条时间的大河，拥有很多史籍的中国人能够从中得到更多历史的启迪，读史以明志，我们如何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不走礼与法的脱节，体制与道德相脱离的老路，值得探究与考量。从微观说，确立“法”的思想、树立“法治”观念，摆脱人情因素或许是公务员工作的基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制度理念贯穿于心中将带我们远行。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5
读罢黄仁宇的《万历十万年》，不得不对本书作一个高度的评价。短短四个篇章，从万历及两位首辅的角度揭示了大明帝国在长期“不事朝政”的万历手下正常运转的奥秘；后三篇章选取了万历年间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人剖析了万历这个时代。其中最令人感慨的，必是张居正、申时行两位首辅。在笔者眼中，前者是一位素质过硬的政治家，后者是一位聪明绝顶的官僚。但如果给他们打分的话，两者我都不会给满分，因为两个聪明一世的人在同一个问题上犯了不一样的错误，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一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
在分析、比较这两位首辅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阐明这样一个观点：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同样一段《明实录》中的史料，由于史官对事件背后的故事不会有详尽交代（甚至是为了政治利益能够篡改历史），不一样的人会从同一段史料中得到不一样的结论。
例如在谈到隆庆年间的首辅高拱被黜一事时，黄仁宇认为是高拱一句“十岁孩童如何治天下”的言论体现了其谋逆之心，从而得出张居正与冯保联合罢黜高拱是维护了大明江山的结论。在笔者看来，这一结论多少有些荒谬。第一，从政治意图来看。明朝文官大部分是政治动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定贴合“赢利远大于风险”这必须律。“高拱谋反”的获利无非是继续做首辅或者自我登基，而付出的却是身家性命乃至九族安危。况且太平盛世谋反乃是滑天下之大稽！第二，从史料看来，并无充足的资料能够证明“高拱谋反”（史料中并无高拱收买内侍、准备兵丁武器等行动）。若将黄仁宇先生的“谋反”理解为“摄政”，那么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任何人成为首辅必然都会“摄政专制”。第三，从结果来看，如果高拱是真的谋反，他的下场会是罢黜这么简单吗？第四，就张居正、冯保和高拱的关系来看，他们完全有理由陷害高拱。张居正并非高拱的亲信，高拱对权力的独揽已经引起了诸多大学士的不满，自然也危及张居正的安全。而高拱对冯保的升迁也屡次阻拦，足以引起他的愤恨之情。所以，高拱被黜是张居正和冯保的阴谋，他们将高拱原话中的“孩童”改为“天子”，这句话便有了十足的杀伤力。这么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获得的回报便是张居正的首辅地位和冯保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职。能够说除了获利之外，张居正能够自保，冯保能够复仇。
除了对“高拱罢黜”一事笔者与黄仁宇先生观点不一样外，“徐阶是强占土地的富豪、地主”和“郑贵妃是聪明的女政治家”的观点笔者也不是完全认同。此外还需指出黄仁宇先生在第一章中所犯的一个小错误，即宫女“许配”给太监后并非成为“答应”。“答应”是侍奉皇上的地位较低的宫女，而这种被称为“对食”的现象并非是光明正大的。
以上是笔者阐述的一个基本观点：不一样的人眼中有不一样的历史。
二“官僚”和“政治家”的名词解释
下头笔者将对“官僚”和“政治家”连个名词进行简单的解释。在笔者看来，政治家相对于官僚，对政事更加负责，出发的角度基本上是江山社稷、道德礼仪；而官僚关心更多的是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在那里不妨列举几位名人。徐阶（嘉靖年间首辅）是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并且他在这两方面都相当出色，在嘉靖年间的首辅之争中不但政绩上有所建树，最终也得以保全自身；严嵩是不折不扣的官僚，他应对蒙古骑兵入侵京城附近地区的行为作出的“不抵抗”的决定至今令人唾弃；海瑞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实际上他是懂得官场之道的，可是却绝不践行），但很不幸的是他也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抗倭名将戚继光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官僚的综合体。
笔者说张居正是一名政治家，并非说他不懂为官之道，只是他升迁太过刚愎自用，不知韬光养晦，才在死后遭挖坟鞭尸抄家（这和多尔衮何其相似！），所以不能称之为合格的官僚；说申时行是一位出色的官僚，但同时他也是一名较为合格的政治家，毕竟治理黄河和封贡互市都是他不可抹杀的功劳，但因为他在“争国本”事件中太过圆滑，首鼠两端的行为触犯了文官集团坚守的道德礼仪，所以才黯然退出政治舞台。若两人做比较的话，张居正是政治家的代表，而申时行是官僚的代表。
三张居正和申时行
自古以来，君权和相权是一种博弈平衡的关系。可是在明代，作为君权外围的宦权也加入了这种博弈。君权的外围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种，但在明朝，宗室被打压（为了防止靖难之役重演），外戚势力弱小，宦权得以提高（尤其是东厂出现之后）。就相权而言，在明太祖朱元璋撤销宰相后跌入低谷，但之后出现的内阁又极大地提升了文官集团的权力。大学是手中有权力，而言官御史们有战斗力，他们的目的有的是为了个人私利，但大部分是为了江山社稷或道德礼仪，所以文官集团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君权时而联合相权对抗宦权，时而联合宦权对抗相权，但都是为了寻找权力的平衡点。若宦权与相权联合，那儿皇权便岌岌可危（天启年间的魏忠贤及阉党造成的**就是一例）。对于张居正和申时行而言，前者维护的是相权（是自身的相权而非整个文官集团的权力），后者维护的是君权。
这种情景的产生，主要原因在于两人所处的时代环境不一样。张居正当政时，万历正处于青少年时期，不可能完全独立地把握政局，所以张居正扮演了臣子、导师和严父三种主角。他是一位合格的教师，教习经史，并适当调整科目以使万历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避免了万历沉迷书法而重蹈宋徽宗的覆辙）；他也是一位合格的臣子，对于一个10岁的天子，他联合宦官冯保、外戚李太后稳定了政局，避免了朝政动荡。同时在前期，他肃清吏治，任用贤人，使得大明帝国能够正常运转。但作为一名“严父”来说，他的行为太极端，在万历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暂且不说，他当政后期任人唯亲、扶植私党、排除异己都在与他有利益冲突的文官心中埋下了导火索。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张居正和其亲信势力过于庞大，影响到了皇权，所以张居正死后的悲惨结局也可想而知。张居正确实有过硬的政治素质，但太过刚愎自用、傲慢自大，才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收场。此外，还需张居正一个并非高瞻远瞩的决策，那就是“考成法”。最初施行时确实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导致了明朝中后期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矛盾——流民现象。所以张居正当政前期的表现令人叹服，但后期其盲目自大却又令人扼腕叹息！
作为张居正的亲信和万历的教师，申时行成为首辅的时候，万历已经成为了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加之张居正的前车之鉴，申时行的政治风格更倾向于温和稳重。例如张居正刚去世时，言官大臣纷纷上述弹劾，申时行既不参与弹劾自我的教师（在其他人眼中他不搞政治投机），也不维护自我的教师（不与众矢之的统一战线以维护自身安全），但暗中他还是极其照顾张居正的家人，多次暗中阻止吵架等活动。由此可见，申时行处事确实圆滑。而却他上任之后立刻废除了张居正的“考成法”，大大缓解了社会矛盾；他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对蒙古采取封贡互市政策，这都是他不可磨灭的攻击。但作为一名官僚而言，他对君权的态度在“争国本”事件上与文官集团的道德立场完全相悖，导致辞官回家的惨淡收场。
在对待君权的态度上，张居正的极左做法触怒了君权，申时行的极右做法触犯了相权，所以他们在权力博弈中并未找到平衡点，结局也就不那么完美。可是在“成王败寇”的权力斗争中，千百年来哪有完美的结局呢！
四这本书带给我们的黄仁宇先生在书中也降到了海瑞、戚继光和李贽三人，他们代表了不一样阶层不一样环境的人，但同样怀有“治国平天下”的梦想。当年明月曾说过：“‘知行合一’这句话，张居正读懂了，海瑞没有读懂。”我想戚继光和李贽也都读懂了，仅有海瑞一个人生活在他那“非黑即白、非是即非”的教条主义世界中。
应对同样的现实，戚继光顺从了，人们在他的杀敌保固与为官的左右逢源中却读不出他的无奈与孤独；李贽选择了出价，却始终无法割舍对这个社会的关心，同样更不会有人读懂他孤傲的悲凉。
这本书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大明帝国这台生锈的机器已经经不起任何折腾，只是依靠文官集团和几个强有力的君主在维持着齿轮的正常运转。张居正的折腾（京察、考成等）造成或加剧了社会矛盾，而申时行、王锡爵等人的“无为而治”反而更加有效。但最终，崇祯皇帝，这个有勇气、有骨气、有决心可是缺乏知人和远见之明的君主改革了驿站制度，社会矛盾加剧，加之四方战火和天灾人祸，导致了整个大明帝国的灭亡。
之后建立的大清帝国，类似的体制、类似的经济模式也预示着历史的大失败会继续上演。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封建专制体制并不见得比资本主义落后，只是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制度在腐败的铁锈出现后，自然落后于一杆新制的枪炮。
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
第三篇：万历十五年读书心得
《万历十五年》读后心得（知产17-62班 王兴旺）
古语有云，读书力求以一隅而观之得以三隅反，即所谓触类旁通是也。然则并非人人皆能如此，但求读有所得，思有所想，便是我等的追求了。
话从书名开始。《万历十万年》是本书作者黄仁宇亲自翻译的中文名，因为此书原版是由英文写就，此书的英文名就叫《1587：A Year With No Significance》。从实际意义说来，英文版题目更加能够体现此书的宗旨，没什么特别的一年，在中国漫漫四千年历史中万历十五年确实不算什么大年，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起义，缺少一些震古烁今的改革，就连边境都是风平浪静。那这样平淡的一年有什么值得作者叙述的呢？莫不是家长里短？显然不会，反之，黄仁宇在书中论述的是一个庞大腐朽的帝国如何一步步走向崩溃的。1587年的历史事件也是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换一个视角来解读历史，世界变得更立体。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明朝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其著作主旨在书中末段看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第一，本书的结构及行文思路。从1587年入手，黄仁宇以六个人的故事将这一切娓娓道来，而这六个人可以说是明帝国最具代表性的六个人：万历皇帝朱翊钧，内阁首辅申时行，一代权臣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以人物为中心来编排本书结构，一是符合黄仁宇所说的大历史观，从技术出发，从小事入手解构历史，二是为了便于读者接受，从商业角度着想。这是一本介于学术和商业的书籍。涵盖经济 政治 社会结构 军事 以及当世的思想的历史著作。我感觉作者贯穿始终的就是对明王朝以及类似的王朝以宗法及道德运作国家机关的分析和批评。作者以各个看似联系不怎么紧密的几个主题来分别阐述作者的观点，形式类似于小说的细致。作者分析的立场以作者自己的话来说，作者是“大历史观”的角度来研究和分析的。主要内容有《第一章——万历皇帝 第二章——首府张居正 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 第四章——活着的祖宗 第五章——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第六章——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第七章——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第二，本书的核心理念。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核心观念——{依靠儒家学说培养精英分子，从而形成读书阶级进而形成文官阶级，依靠统一的价值观约束统治阶级（宋明清重文抑武文官阶级代表了统治阶级），在被统治阶级以道德宗法约束，主要方式为对士大夫阶级的模仿和绝对服从。但是缺乏灵活有效地法律规则，社会运作完全依靠所谓的道德掌控。国家机器的运作从皇帝到首府都只是被操作，本人的意志被彻底的压制，失去了高效的机会，除旧革新更是不可能做到的，依靠惯性去维护。一旦平衡打破，就是推倒重来。}我阅历尚浅，因此不能判断作者对明代的制度描述是否合理，但是就给读者很大的启发。个人到公司国家，它们的运作必须达到有实质的操作规则去遵循并且给予做事者足够的空间去利用，强调人的价值给予人的欲望和需求一个合适的平衡，而且制度要想与时代保持一致就必须赋予它能改变的规则，制度不能赋予它神化或者虚无的力量否者就会僵化。简而言之就是运作的有价值且高效的方法。僵化的制度就像寄生虫，会蚕食掉整个帝国的活力，这将从帝国的官员开始。明代的文官薪水很低，中层官员依靠薪水过活都很艰难何况下层。而明代的文人的文化讲究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无私奉献精神（历史惊人的巧合）一方面是自身物质的需求与微薄薪水，另一方面是个人想要享受生活的欲望与无私奉献的马克思主义。呵呵，这种想畸形的制度，前后矛盾，试想想这样的制度和文化会造成什么样的官员阶级，官员阶级是大众文化的引导者这样社会会形成什么样的畸形，人的内心会造成什么样的阴暗。其实在我们身边遍地是这种矛盾，企图磨灭人性的做法。在这儿就不多说了。
第三，本书中对于人性的挖掘与思考。《万历十五年》里描述了几个关键人物—万历、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阴阳两面（书中的原话），一方面他们可能在做符合自己的价值观且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另一面却是内心对权力利益的贪婪，矛盾集于人的每个细胞。随便举个例子，如你去参加志愿者活动，当去了的时候你希望能遇到美女能一起工作，当然这个例子不太恰当。究其原因是社会的游戏规则与人的内心深处的诉求不相符合。这个我的阅历还不足以让我解释这些现象，我估计愈是对自己要求严格的人内心的斗争愈是痛苦。不知道孔子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是怎么做到的，圣人就是圣人，我等只能高山仰止。圣人难为，凡夫易得，生活在滚滚红尘中的婆娑生灵们哪儿能不沾惹上三分烟火气呢？此书最让我感兴趣的便是他以人叙事，将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展现给我们看，把一个横断面截开后看前因后果，才发现历史是由人构成的，是人的细节、感情、欲望所驱动的，而非历史书那种平铺直叙、四平八稳、理所当然的逻辑（历史书上的平板脸谱化，很容易把伟大的人物都描绘成单细胞白痴）。不过，对于人性的挖掘或许不止于此，万万不可觉得自己真正能够洞悉人性，否则就将堕入高育良式的陷阱。
第四，就来说说此书与人民的名义的渊源吧。在《人民的名义》迎来大结局时，有一本书被反复提及，那便是《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就像祁同伟常读的天局一样，成为了剧中另外一个反面人物高育良的核心设定。《人民的名义》中至少两处提及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处是高小琴的妹妹高小凤以《万历十五年》为媒介成功勾搭高育良，一处是吴惠芬说侯亮平借了她的《万历十五年》还没还。可以说《万历十五年》是高育良成功的开始，也是它堕落的引子，更是侯亮平最终击溃他的终极武器。高育良为什么成功呢，因为他从《万历》一书中钻研透了中国古代官僚系统的一个很大的弊病：文官抱团腐败，多重领导导致系统纠错能力底下，即便皇帝万历也对此一筹莫展。说一个浅显的例子，假如抓捕丁义珍时，不用开省委常委会，那么就不会有人通风报信。丁义珍一旦被捕，后面的剧情还有这么跌宕起伏吗？老书记赵立春当政的三十年里，高育良并没有什么杰出表现，却靠着传统官场的揣摩上意、妥协、和为人处事的学问一路高升，甚至一度超过了政绩突出的李达康。高育良很像《万历》一书中的高拱，而李达康则非常像另外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张居正，有趣的是这两个人在历史上的位置和“高李配”惊人相似。在整部剧中高育良非常热爱对官场进行分析，他的话很有智慧，这让很多观众对他恨不起来，他的身上有很多学者型官员的特点。高育良深知万历年间的文官习惯，即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否则伦理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他深刻理解官场的规律：官比事重要，人比理权威。这样的智慧让他高升，然而最后，这样的智慧还是害了他。用《万历》作者黄仁宇的话说，道德不能代替技术，更不能代替法律。道德的标准和尺度太多，最终道德会沦为权力者的玩物 第五，在对比读过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后，我要提一些对此书的批判性思考，或许不成熟，但思想的进步总是来自于对前人思考的扬弃。黄仁宇很清楚，明代社会绝不是按照那些公开宣称的正式规范运行的，冠冕堂皇的道德法令大体只是说说而已，于是他努力描绘这种情景。至于那个社会到底是按照什么规则运行的，他却没能点透，更没有对其形成机制进行分析追究。也就是说，黄仁宇确实抓住了要害，却未能把这个要害揪到亮处，研究透彻。他把水烧到了九十多度，但差一把火没到沸点。这点就是《潜规则》中说的“合法伤害权”。合法伤害权不过是对合法暴力的合法应用。各个社会集团，以及各集团内部，就是根据加害能力分肥的，各种资源也是追随着这种能力流动的。而合法伤害权才是明帝国灭亡的核心所在，也是整个专制王朝时代无法摆脱黄宗羲定律的制度性因素所在。可惜，黄仁宇似乎意识到了这点但未能直接点明，而提出了所谓的数目字管理的因素。我看来，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结语：与其说这本书是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倒不如说在还原一个，明代官僚体系与一个复杂的社会。这个年份本身没有意义，重要的是普通的一切背后反映的东西。黄仁宇就是带着解密的心态，解答“李约瑟的疑问”，解答“中国为什么近代落后于西方”这些问题，所以黄仁宇先生所选取的历史上面的例子有取舍，这种取舍是好是坏不好说，但是至少做到了最基本的有明确的出处。真正想学习历史，入门阶段看看这本书还是可以的，深入研究还是需要自己去阅读一手史料和学术著作，但是这本书最大的意义则是非学术性的，即使距离明代已经有了几百年，我们会看见一些精英阶层的文人官吏如何治理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
第四篇：《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
《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
摘要：本书紧紧围绕万历十五年发生的一些事情和一些人对从前和现在展开详述，以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人物的结局来推导出各个领域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并且总结出中国2000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是这个庞大帝国灭亡的根本原因，本书共分为七章，分别为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世间已无张居正、活着的祖宗、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戚继光——孤独的将领、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并就这七章以及整本书谈谈中国明代是的政治机制是如何运转，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制度缺陷以及导致这个中国最后灭亡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道德 法制
制度 文官集团
一、本书的内容概要
第一章从小事切入万历的宫廷生活和处处被安排好的成长环境，他最终清算了自己坚持原则的老师和首辅张居正，想获得自主的权力，最后发现皇帝只不过是制度的执行者而已，并不具备自主权。而第二章里继任的首辅申时行则努力在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折中共济，小心谨慎地维持文官集团内部的平衡，使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但这种处世态度并不为文官集团接受。第三章皇帝为立储一事与群臣对抗，认清了自己所处的环境无法实现自己的个人意志，最终对百官采取疏远、消极应付的态度，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百官失去了效忠的意义，也采取消极敷衍的做事态度。第四章进一步借内外政的大事表明了皇帝不能以个人意志做出决定而实际决定于群臣，活着的皇帝发现虽然身居九五之位但是自己的个人意志确无处不受着文官集团的制约，个人和他已死去的祖宗没什么区别。第五章清官海瑞希望恢复洪武皇帝时的制度和风气，然而这样做无疑与社会时代相悖离，社会在发展，这种做法虽然道德值得敬佩但无法真正施行。第六章从一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角度叙述了明朝武官处于被文官压制的境地，武官地位极其低下，军队的人才，运输以及补给制度存在严重问题。重文轻武导致国家的军队战斗力极其低下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整个国家积贫积弱的军事。第七章主要讲社会名人李贽的思想与社会的冲突，其实是儒家内部思想派生出的心学与传统朱熹理学的对立，然而李贽的思想虽然批判时弊，但并不能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故而本质上无法改变社会反而显得自相矛盾。
二、制度的落后
明代当时的制度已然极为落后，财政与组织上极为松散，导致国家实力名不副实，而微薄的薪水也导致文官阳为道德，阴为私利，实际主导国家的文官集团都处在此种阴阳冲突之中不能自拔，而任何企图的改变都遭到了强烈的攻击和反对。政治上以道德代替法制，以道德为一切事物的根基。中央集权过度，下层行政效率低下。财政上死板混乱与缺乏控制，财政的税收与预算不能与实际情况相符合，给与官员的俸禄微薄道不合实际致使许多拥有行政权力的官员大肆滥用职权收取税费不依据实际情况而定。在司法层面以道德代替法律，以饱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军事制度方面武将领兵作战和文官集团施政导致军队的战斗力低下，并且在朝廷中重文轻武，武将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也没有专门的军训军令，无固定的准则，组织和装备落后，军队毫无战斗力可言。
同时皇帝、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海瑞、武官戚继光、思想家李贽从个人的角度面对混乱的现状希望有所突破和改变或者凭借道德的力量恢复平衡，但种种努力在对抗现实的庞大群体时都显得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践，实施后能否成功，全靠它与全体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否则便难以实行，因为他们既然无法改变制度，就无法避免的遭到来安于此制度的文官的攻击，所以即使是小的改良也无法推行，小心谨慎地保持平衡也不可能，国家此时的衰落便不可避免，只是时间长久的问题。
三、以道德为根基
历朝历代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治国，莫不如说是对儒家思想的推广和执行；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责任与其说是推布政令，莫不如说是身先士卒，践行儒家礼仪，与万民做表率。至此，儒家思想也可以称之为儒教了。
造成这一现象的是中国的自然环境和政治传统。中国地域太大，自古而然，技术发展的限制迫使从周公起的统治者以观念规划全国，形成一套独有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端细致入微，下端粗糙肥大。上端的统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复杂多变的实情，二是实在没有能力去处理数以千万计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农集团。为了统治的便利，只有靠观念，即后来的儒家道德。这种道德一来可以统一文官观念，让他们即使分散在各地，与中央隔绝，也能力解当地的疑难；二来可以规范百姓，使他们各自安分守己，少为国家制造麻烦。道德的产生是因技术的无奈，而实战的结果表明，道德的力量远远超过行政和司法，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以德治国”的原因。
道德实际上就是对欲望的抑制，是对欲望冲突最有效的协调中和。
道德是神秘主义的法律，法律则意味着工具性，这种神秘主义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两大特性同存。神秘主义是人类思维的黑洞，是超越人类理性思维之外的东西，中间蕴涵着最强大的能量，这就是道德这个工具难以控制的根源。事实上中华帝国从古到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美丽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四、文官集体力量的庞大
历朝历代，都是通过庞大的文官集团，实行郡县制，来统治全国。隋代以后，通过科举制度来选拔官吏，这些文官从小就饱读诗书，满脑子的孔孟思想，都以仁政爱民为基本的做官原则，时刻要体恤民情，以民为本。这些封建社会的官吏，俸薪很低，要维持自己家庭的生计，享受锦衣玉食，根本无法实现。然后就形成了一套官场的历史潜规则。一方面道貌岸然的宣扬孔孟之道，一方面又鱼肉百姓，实现自己小团体和大团体的利益最大化，为自己的贪污腐败找到更合理的借口。这些官员的行为又缺少及时的监督和制约，即使有相关的法律也被潜规则打破，官员们当面一套背地里一套，阳奉阴违。
在这样的环境里，在孔孟思想的熏陶下，很多人立志于做一个清官的时候，他的私人道德其实已经和那个时代的公共道德，或者说官场潜规则发生了冲突。很多文官知道自己贪污腐败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圈子里生活下去，你就必须去贪污，去随波逐流，否则只有头破血流。道德以阳的一面存在，而私欲以阴的一面存在。当道德给他一个幌子的时候，私欲就可以无限制的膨胀。当道德可以代替管理国家的时候，文官集团里的文官则只会打着道德的幌子满足自己的私欲。每个人从骨子里都不鄙视海瑞，甚至仰望海瑞，但是。没有人愿意做海瑞，这就是封建社会文官集团的现状。
五、儒家思想为指导
儒学发展到明代，已愈益保守僵化。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意识形态，它渗透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无形地统治着这个社会。皇帝朱翊钧原也有励精图治的愿望，但最终意志消磨，听天由命。作为封建专制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在名义上的绝对权力无形中被各种各样繁琐的礼制规定抵消了，一方面，他要实行一种有效的统治，就必须以儒家礼教作为法理基础，另一方面，对儒家礼教的任何背离、突破和改变，势必遭遇到强大的抵制，而其中大部分抵制是潜在的、无形的、软性的，如在废长立幼、修建皇陵等问题上就是如此。正如书中所说：“身为天子的万历，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 自1587年之后，朱翊钧除1589年短暂出行过一次，此后30余年居然未迈出紫禁城一步，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录。
儒家从根本上混淆了私德与公德的界限。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把个人品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前提，治国如治家。“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治国如治家，治家先修身，修身则以孝为本。因此儒家的以德治国又是典型的人治。“为政在人，则其政举。”“为政在于得人。”
儒家礼教要求一个人必须具有完美的道德人格，然后才能从事治理国家的工作，即所谓“内圣外王”。其荒谬性并不在于其中一目了然的不切实际的空想性或乌托邦性，也不在于把道德与政治联系起来，而在于不承认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完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领域。把二者等同起来，把政治道德化，这使国家有权干涉私人生活，个人自由因此荡然无存。
儒家思想混同国家与家庭的界限，治国如治家，其本质上的宗法性与技术上的幼稚性自不待言。从这点上来说，以德治国、以礼治国的中国跟当今一些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国家极为相似。决定一个人命运的，道德判决的力量远远大于法律判决的力量，或者说，道德判决具有准法律的效力。因此政治斗争往往在形式上转化为道德之争。由于道德的衡量标准又是一套固定的礼仪，于是道德之争又往往体现为礼仪之争。正如作者黄仁宇所指出的：“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发展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最终以这种道德为依托只能导致灭亡。
六、启示
忽视制度在社会变革中的重大作用或把社会的发展都归结为制度变迁都未免有失偏颇。制度的作用毋庸置疑，但它也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为创造制度的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思想，从思想转化到制度需要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制度的大厦要想建得牢固一点，而不是立在流沙之上，一方面需要与实践紧密结合，同时还必须有一定的哲学基础作为强有力的支撑。黄老先生认为四百多年前中国不可避免的走向衰弱是由制度僵化引起的技术落后，我赞同这种观点，但同时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思想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先天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导致我们对外部事务接纳程度降低、排斥感增强，由此构造出十分牢固的中国哲学体系，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制度自然也很稳定，以至于几百年后制度的大厦才被推倒重建。
只有建立健全的法律制度，以法律为基础去统治这个国家国家的各项秩序才不至于被打乱，各个领域才会高效的运转。
第五篇：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
《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
10201021茹超
读了一部分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感觉他和之前别的历史书不同。他是从不同的角度来介绍了中国的历史。虽然我更喜欢看那种流水账形式的历史书，它的好处就是让我们不带个人感情的去了解历史上的事情，有他的趣味性，但是我也觉得从自然地理，技术和人物的心理去学习历史也是有很大的裨益。所以趁热打铁，我就接着读了一下他的另一本著作，《万历十五年》。
1976年的夏天，五十八岁的华裔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用英文完成了《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1981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其后被欧美学校作为教本，成为国外学子了解中国传统晚期社会结构及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参考。其中文书名《万历十五年》，1979年5月经本人亲自译写为中文后交中华书局并于1982年5月出版。该书在中国出版的时候距成书已有6年，乃由成书时中国仍处于“四人帮”执政时代，国内情势复杂，而且书中涉及到的政治及思想问题在当时估计难以容于国内，就算是在当下也不得不说那些观点对于国之治理和社会之发展以及意识形态领域也极具前瞻和挑战性。
书中一开始提到了1587年是平凡的一年，但是却提到了西班牙舰队出动征英这一事件。这似乎与中国没什么联系。我想作者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西班牙与英国之间的战争，是英国崛起的真正起点，也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的起点。我们都知道，西方崛起的这段历史，是由英国带动的，这是近代西方封建社会向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迈进的关键一年。对比之当时的大明王朝，依然是处于封建制度的加深和社会制度没落的状态，虽然有点似乎想资本主义思想的东西，但在强大的封建制度下，被生生的扼杀在摇篮里。
书中一开始先提到了发生在3月2日的一件非常荒唐的事情。就是众多的官员以为皇帝要召集午朝，众相赶往皇宫。守城的禁卫军也没有详加盘问，都以为是皇帝要召集午朝，结果是皇帝根本没有召集午朝。这样的事情拿到现在，就好比是大家竞相赶往大会堂参加人民代表大会，结果是子虚乌有。结果只是皇帝责罚了相关的机构和部门。这里我们不禁心生疑惑，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去探查这件事的真实性。我想原因应该是这样，大家已经习惯了皇帝临时召集上朝。那为什么最后没有查出真正的造谣者？我想可能是司法部门没有用心查，或者说是大家
觉得即便是查出了造谣者，自己岂不是也成了帮凶。
我对万历皇帝的品行还是比较认同的。作为古代的最高统治者，他不是一个残暴的人。他自己也比较用心，学习也很努力。做皇帝本就有做皇帝的无奈，至少他维持住了自己的统治。而对于张居正，有很多人认为他阳奉阴违。他教育万历皇帝要勤俭节约，而自己却非常奢侈。我却觉得，这不过是他做人的风格而已。张居正的地位，其实就相当于丞相。既然皇帝可以住非常奢华的皇宫，那在一人之下的他为什么就不可以住好房子，坐大轿子。从臣子的角度出发，辅佐好君主就可以了，而他当时做的也很好，他的谋略，稳固了万历的统治地位，也尽到了作为老师的义务。虽然说百姓是统治的基础，但是官员的努力，实则并不是要造福百姓，而是尽力维护好现在的统治。
我会继续思考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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