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5篇）

第一篇：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

新闻与传播学院 08广电班 王晗 学号 2008040220

大历史观看天下

《万历十五年》：增订本/（美）黄仁宇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7 第一版。原书名《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1976年的夏天，五十八岁的华裔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用英文完成了《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1981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其后被欧美学校作为教本，成为国外学子了解中国传统晚期社会结构及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参考。其中文书名《万历十五年》，1979年5月经本人亲自译写为中文后交中华书局并于1982年5月出版。该书在中国出版的时候距成书已有6年，乃由成书时中国仍处于“四人帮”执政时代，国内情势复杂，而且书中涉及到的政治及思想问题在当时估计难以容于国内，就算是在当下也不得不说那些观点对于国之治理和社会之发展以及意识形态领域也极具前瞻和挑战性。

这是一本很值得一看的书，特别是对历史感兴趣而又对那些学究式的历史资料和书籍感到头痛的人。这本书融合了作者多年对于明史方面的研究成果，首次以作者提出的“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观察现代中国之来路。文章提及宫廷生活、妃嫔间的恩怨，但又因写海瑞，牵涉明朝财政；因为李贽，提到中国思想。正如国内评论：宛如作者坐在对面娓娓而谈，大故事里套出一些小故事，发人深思。

黄仁宇先生生于中国大陆，湖南长沙人，后来加入美国国籍。早年辗转于求学、从军之徒，在抗战时加入国民党，曾梦想成为中国的拿破仑，然而时代却不允许有这样的机缘；他本人为没有卷入内战感到侥幸。因为在那之前他便被送美国陆军参谋大学，以后在东京驻日代表团，随朱世明将军解职而退伍。他在抗战初期结识了很多社会名流，如作国歌者田汉、任《大公报》记者时的无党无派人士范长江。其后二次赴美，经历了囊空如洗，在餐店洗碗碟，在堆栈做小工。正如他自己所说：“深感风卷云消后，我自己已入中年，自此学历史已有探寻人生意义的趋向”。他种种动荡的经历对于他之后打开眼界，消除党派国籍观念，站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提出“大历史观”的看法很有帮助。

全书的结构分为七章，每章写一个人物，其中首辅（明朝政府最高文官）申时行写了两章。写每个人物时，牵涉到那个人物所涉及到的领域，从而将整个明朝的政治、军事以及社会生活呈现出来。与精彩的文章相对应的是那些精彩的序言和书评，有助于读者对全书重点关注和讨论的问题有更深的理解，也对作者的“大历史观”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作者在自序中写到，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他举出明朝政府及意识形态中诸多的失败，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及中国历史上传统的道德观念因素，指出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即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给中国留下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本书附录三L.卡林顿·富路特的英文版序言中说：本书的叙述不是不是要我们相信：中国人民从那时及其以后所普遍遭受的苦难一直是个巨大的错误，从现在开始，中国必须抛弃过去的全部经验，并尽可能地仿效西方来弥补失去的时间。这不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谴责中国的官僚制度，并不是要否认全部的中国文化。需要保护的东西很多，因此有必要采取理性的观点。历史学家重新检讨过去的错误，一起为将来提供前车之鉴；但同时也提醒读者，要保护存有价值的事物。由此推测，中国应当利用东西两方的经验。历史学家因之有必要将所有的资料，全盘托出。这正是黄仁宇在现实中所做的事。

《万历十五年》批判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作者写作本书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书中指出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现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但是我不同意作者在书中指出的明代，特别是到了万历十五年之后的末期，国家的治理完全依赖于文官集团的道德作用，即大家出于对新儒学的共同信仰而预定俗成的习惯。一个国家再怎样衰落和混乱，只要原有的法典制度还在，它们还是会对社会运行机制产生作用的，而不是一律大小事都由人为意识说了算。文官集团最基本能够像机器般有序的运作，还是有相关的法律典章在起作用。所以作者在书中用“完全”二字未免太绝对。

中国的传统社会道德和礼教的思想，也就是孔子所宣扬的仁和礼，还有继孔子后，历朝对孔子形象的神话并且重新解读孔子儒家思想后行成的新儒学（实质是为满足封建专制而产生的思想控制学说，大部分是很阻碍人类思想自由文明的，也阻碍了社会长远健康的发展）这些思想，统治了中国人两千余年之久，本来是统治者为使下面的人听话创造的，但是久而久之也被它束缚，却不得脱困之法。最后无论是统治还是被统治，最后都被越来越僵化失去生机的体制活活闷死。于是只等得另一个朝代或时代的卷土重来，换一个时代，换一批统治者重新来过。中国在那种传统的封建社会思想中过得太久了，以至现在封建帝国以亡，但传统思想遗留下的压在中国人思想上的重重的阴影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们就算现在再怎么说要跟上时代，但是思想仍在有意无意间被那种阴影控制。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是整个中国社会共同的问题。我们渴望革新，但是却被传统思想牵制。

而在万历十五年的明朝，实际上封建思想的统治已成衰败之象，大唐盛世已过，封建繁华不再，旧的体质只有在虚假的华丽外衣下获得暂时的苟存。对于万历皇帝或者他的首辅们来说，他们瘫痪的原因非在自身，而在于他们奋力维持欲使之永存的文化机制（欧蒲台的书评）。制度的落后和坏死已成为必然的趋势，在这种大前提下，个人的努力和局部的调整已无法力挽狂澜。于是当时想要继续挽救旧的体制的人在完成一生的事业走向生命尽头的时候，无疑都成了旧体制下的牺牲者。而真正看透的却因责任感无法任由自己置身事外、独善其身者，思想都会陷入无限的矛盾中，李贽就是一个矛盾的思想家的例子。我尤为记得他最后在狱中自裁气绝以前，用手指写了王维的一句诗以解释他的死因：“七十老翁何所求！”其消极悲观的情绪深憾人心。生逢此时，只有等待历史的重新洗牌，一切从头来过。个人的力量在浩瀚的历史和深刻的社会根源面前毕竟有限。

书中分章节介绍的六个对于明史很重要的人物中，我映像最为深刻的便是上文中提及的垂暮之年在狱中自裁死亡的李贽。也许是因为他是最复杂、最矛盾的一个人，从他思想上最能看出当时政治体制和社会意识对人的影响。书中称他是自相冲突的哲学家。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大流文化伴随他成长，他是儒家的信徒，1587年以前，他已经按照儒家的伦理原则完成了对家庭应尽的一切义务。次年，他即剃发为僧。他不满于当时的社会，著书抨击他看不过去的地方，但是自己在行为上又不能完全摆脱他所抨击的人和事物，反而要依赖他们生活。他一方面自我批评，一方面又自我怜惜。在他的信函中有这样的话：“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然而祸来又不即来，等死又不即死，真令人叹尘世苦海之难逃也。可如何！”在这种语调中，满是绝望。

李贽留下了相当多的文章，他对当时的意识形态下的思想提出自己的解释和看法，最终也因言获罪，被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参劾，说他邪说惑众，罪大恶极，自刎于狱中。他用剃刀自刎，但是一时没有断气。侍者看到他鲜血淋漓，还和李贽作了一次对话。当时李贽已不能出声，他用手指在侍者掌心中写字作答：

问：“和尚同否”（当时已出家）答：“不痛” 问：“和尚何自割” 答：“七十老翁何所求！” 李贽在自刎两天后，饱受折磨才脱离苦海。他的悲剧抑或可以看成当时尚有点自省意识，却又始终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当时的世俗的文人的悲剧。

有时候从一个人的悲剧可以看到一种历史的悲剧。我们的历史要前行，这是亘古不变的规律，但是又是谁都不能掌控的，在历史长河中，人类就像是蝼蚁一般，渺小卑微。然而就算自己本身已经够无力了，还要背上从旧的体制中就出现的弊病和恶习，在通往新的道路上负重前行。沉重的让人绝望，我们甚至被这种顽固思想给累死，也不愿将它放下。人生来不能很干脆的打破旧的格局。

在历史中我们已经看到的悲剧，已经经历过的教训，往往还在不断上演，人认识到了一件事情的危害，却没有力量去将它停止。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也许我们现在正在慢慢改变，但是表面上仍旧不能明明白白的提及，就算是改变也只能是暗中进行。也许是为了维持大局的稳定，毕竟思想上的大动荡会造成人类的恐慌，进而危及国家的统一和平，前苏联已给出前车之鉴，所以在意识形态的领域我们总是小心翼翼。

可是如果真的以“大历史观”看待现有事物，我们现在不也被当前的利益和局势所蒙蔽吗？仍未脱离国籍、意识形态的限制。对于整个人类史，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会变成很不起眼的一部分。而政治上的较量，国家间的分歧，说到底是各国政党之间利益的相争。代表人民说话的不是人民，是国家的政党。中国现存的问题，上下层机构不能很好的整合，没有一个很好的中介。如果真要放眼于大的历史长河中，也许某一天我们国家迎来了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物质资源极端丰富，人们自由而幸福的生活，到时也不需要国家这种阶级统治的工具了。人与人之间就真正的平等了。

第二篇：《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

《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

摘要：本书紧紧围绕万历十五年发生的一些事情和一些人对从前和现在展开详述，以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人物的结局来推导出各个领域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并且总结出中国2000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是这个庞大帝国灭亡的根本原因，本书共分为七章，分别为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世间已无张居正、活着的祖宗、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戚继光——孤独的将领、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并就这七章以及整本书谈谈中国明代是的政治机制是如何运转，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制度缺陷以及导致这个中国最后灭亡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道德 法制

制度 文官集团

一、本书的内容概要

第一章从小事切入万历的宫廷生活和处处被安排好的成长环境，他最终清算了自己坚持原则的老师和首辅张居正，想获得自主的权力，最后发现皇帝只不过是制度的执行者而已，并不具备自主权。而第二章里继任的首辅申时行则努力在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折中共济，小心谨慎地维持文官集团内部的平衡，使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但这种处世态度并不为文官集团接受。第三章皇帝为立储一事与群臣对抗，认清了自己所处的环境无法实现自己的个人意志，最终对百官采取疏远、消极应付的态度，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百官失去了效忠的意义，也采取消极敷衍的做事态度。第四章进一步借内外政的大事表明了皇帝不能以个人意志做出决定而实际决定于群臣，活着的皇帝发现虽然身居九五之位但是自己的个人意志确无处不受着文官集团的制约，个人和他已死去的祖宗没什么区别。第五章清官海瑞希望恢复洪武皇帝时的制度和风气，然而这样做无疑与社会时代相悖离，社会在发展，这种做法虽然道德值得敬佩但无法真正施行。第六章从一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角度叙述了明朝武官处于被文官压制的境地，武官地位极其低下，军队的人才，运输以及补给制度存在严重问题。重文轻武导致国家的军队战斗力极其低下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整个国家积贫积弱的军事。第七章主要讲社会名人李贽的思想与社会的冲突，其实是儒家内部思想派生出的心学与传统朱熹理学的对立，然而李贽的思想虽然批判时弊，但并不能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故而本质上无法改变社会反而显得自相矛盾。

二、制度的落后

明代当时的制度已然极为落后，财政与组织上极为松散，导致国家实力名不副实，而微薄的薪水也导致文官阳为道德，阴为私利，实际主导国家的文官集团都处在此种阴阳冲突之中不能自拔，而任何企图的改变都遭到了强烈的攻击和反对。政治上以道德代替法制，以道德为一切事物的根基。中央集权过度，下层行政效率低下。财政上死板混乱与缺乏控制，财政的税收与预算不能与实际情况相符合，给与官员的俸禄微薄道不合实际致使许多拥有行政权力的官员大肆滥用职权收取税费不依据实际情况而定。在司法层面以道德代替法律，以饱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军事制度方面武将领兵作战和文官集团施政导致军队的战斗力低下，并且在朝廷中重文轻武，武将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也没有专门的军训军令，无固定的准则，组织和装备落后，军队毫无战斗力可言。

同时皇帝、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海瑞、武官戚继光、思想家李贽从个人的角度面对混乱的现状希望有所突破和改变或者凭借道德的力量恢复平衡，但种种努力在对抗现实的庞大群体时都显得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践，实施后能否成功，全靠它与全体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否则便难以实行，因为他们既然无法改变制度，就无法避免的遭到来安于此制度的文官的攻击，所以即使是小的改良也无法推行，小心谨慎地保持平衡也不可能，国家此时的衰落便不可避免，只是时间长久的问题。

三、以道德为根基

历朝历代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治国，莫不如说是对儒家思想的推广和执行；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责任与其说是推布政令，莫不如说是身先士卒，践行儒家礼仪，与万民做表率。至此，儒家思想也可以称之为儒教了。

造成这一现象的是中国的自然环境和政治传统。中国地域太大，自古而然，技术发展的限制迫使从周公起的统治者以观念规划全国，形成一套独有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端细致入微，下端粗糙肥大。上端的统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复杂多变的实情，二是实在没有能力去处理数以千万计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农集团。为了统治的便利，只有靠观念，即后来的儒家道德。这种道德一来可以统一文官观念，让他们即使分散在各地，与中央隔绝，也能力解当地的疑难；二来可以规范百姓，使他们各自安分守己，少为国家制造麻烦。道德的产生是因技术的无奈，而实战的结果表明，道德的力量远远超过行政和司法，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以德治国”的原因。

道德实际上就是对欲望的抑制，是对欲望冲突最有效的协调中和。

道德是神秘主义的法律，法律则意味着工具性，这种神秘主义色彩和工具性相互矛盾的两大特性同存。神秘主义是人类思维的黑洞，是超越人类理性思维之外的东西，中间蕴涵着最强大的能量，这就是道德这个工具难以控制的根源。事实上中华帝国从古到今，道德都成为了最美妙的工具，自大汉王朝开始，就以道德为根基建构社会制度，但德治始终是美丽的梦想，当管理体系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把道德当成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呈两幅画面，一方面，道德追求是人人挂在口头的目标，然而私下大家都非常默契对追求自己的私欲。出了清官就是楷模——楷模本身就意味着稀有罕见，然后大家都怀着万分景仰的心态仰望海瑞，心中却想着自己的勾当，却谁也不肯去做海瑞，这就是中国政界的现状。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状况的缩影，绝大多数人都将仁义道德披上，穿上这件漂亮绚烂的衣服，以高尚的名义，行苟且之事。

四、文官集体力量的庞大

历朝历代，都是通过庞大的文官集团，实行郡县制，来统治全国。隋代以后，通过科举制度来选拔官吏，这些文官从小就饱读诗书，满脑子的孔孟思想，都以仁政爱民为基本的做官原则，时刻要体恤民情，以民为本。这些封建社会的官吏，俸薪很低，要维持自己家庭的生计，享受锦衣玉食，根本无法实现。然后就形成了一套官场的历史潜规则。一方面道貌岸然的宣扬孔孟之道，一方面又鱼肉百姓，实现自己小团体和大团体的利益最大化，为自己的贪污腐败找到更合理的借口。这些官员的行为又缺少及时的监督和制约，即使有相关的法律也被潜规则打破，官员们当面一套背地里一套，阳奉阴违。

在这样的环境里，在孔孟思想的熏陶下，很多人立志于做一个清官的时候，他的私人道德其实已经和那个时代的公共道德，或者说官场潜规则发生了冲突。很多文官知道自己贪污腐败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圈子里生活下去，你就必须去贪污，去随波逐流，否则只有头破血流。道德以阳的一面存在，而私欲以阴的一面存在。当道德给他一个幌子的时候，私欲就可以无限制的膨胀。当道德可以代替管理国家的时候，文官集团里的文官则只会打着道德的幌子满足自己的私欲。每个人从骨子里都不鄙视海瑞，甚至仰望海瑞，但是。没有人愿意做海瑞，这就是封建社会文官集团的现状。

五、儒家思想为指导

儒学发展到明代，已愈益保守僵化。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意识形态，它渗透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无形地统治着这个社会。皇帝朱翊钧原也有励精图治的愿望，但最终意志消磨，听天由命。作为封建专制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在名义上的绝对权力无形中被各种各样繁琐的礼制规定抵消了，一方面，他要实行一种有效的统治，就必须以儒家礼教作为法理基础，另一方面，对儒家礼教的任何背离、突破和改变，势必遭遇到强大的抵制，而其中大部分抵制是潜在的、无形的、软性的，如在废长立幼、修建皇陵等问题上就是如此。正如书中所说：“身为天子的万历，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 自1587年之后，朱翊钧除1589年短暂出行过一次，此后30余年居然未迈出紫禁城一步，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录。

儒家从根本上混淆了私德与公德的界限。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把个人品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前提，治国如治家。“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治国如治家，治家先修身，修身则以孝为本。因此儒家的以德治国又是典型的人治。“为政在人，则其政举。”“为政在于得人。”

儒家礼教要求一个人必须具有完美的道德人格，然后才能从事治理国家的工作，即所谓“内圣外王”。其荒谬性并不在于其中一目了然的不切实际的空想性或乌托邦性，也不在于把道德与政治联系起来，而在于不承认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完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领域。把二者等同起来，把政治道德化，这使国家有权干涉私人生活，个人自由因此荡然无存。

儒家思想混同国家与家庭的界限，治国如治家，其本质上的宗法性与技术上的幼稚性自不待言。从这点上来说，以德治国、以礼治国的中国跟当今一些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国家极为相似。决定一个人命运的，道德判决的力量远远大于法律判决的力量，或者说，道德判决具有准法律的效力。因此政治斗争往往在形式上转化为道德之争。由于道德的衡量标准又是一套固定的礼仪，于是道德之争又往往体现为礼仪之争。正如作者黄仁宇所指出的：“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发展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最终以这种道德为依托只能导致灭亡。

六、启示

忽视制度在社会变革中的重大作用或把社会的发展都归结为制度变迁都未免有失偏颇。制度的作用毋庸置疑，但它也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为创造制度的归根到底还是人的思想，从思想转化到制度需要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制度的大厦要想建得牢固一点，而不是立在流沙之上，一方面需要与实践紧密结合，同时还必须有一定的哲学基础作为强有力的支撑。黄老先生认为四百多年前中国不可避免的走向衰弱是由制度僵化引起的技术落后，我赞同这种观点，但同时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思想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先天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导致我们对外部事务接纳程度降低、排斥感增强，由此构造出十分牢固的中国哲学体系，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制度自然也很稳定，以至于几百年后制度的大厦才被推倒重建。

只有建立健全的法律制度，以法律为基础去统治这个国家国家的各项秩序才不至于被打乱，各个领域才会高效的运转。

第三篇：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

《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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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一部分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感觉他和之前别的历史书不同。他是从不同的角度来介绍了中国的历史。虽然我更喜欢看那种流水账形式的历史书，它的好处就是让我们不带个人感情的去了解历史上的事情，有他的趣味性，但是我也觉得从自然地理，技术和人物的心理去学习历史也是有很大的裨益。所以趁热打铁，我就接着读了一下他的另一本著作，《万历十五年》。

1976年的夏天，五十八岁的华裔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用英文完成了《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1981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其后被欧美学校作为教本，成为国外学子了解中国传统晚期社会结构及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参考。其中文书名《万历十五年》，1979年5月经本人亲自译写为中文后交中华书局并于1982年5月出版。该书在中国出版的时候距成书已有6年，乃由成书时中国仍处于“四人帮”执政时代，国内情势复杂，而且书中涉及到的政治及思想问题在当时估计难以容于国内，就算是在当下也不得不说那些观点对于国之治理和社会之发展以及意识形态领域也极具前瞻和挑战性。

书中一开始提到了1587年是平凡的一年，但是却提到了西班牙舰队出动征英这一事件。这似乎与中国没什么联系。我想作者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西班牙与英国之间的战争，是英国崛起的真正起点，也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的起点。我们都知道，西方崛起的这段历史，是由英国带动的，这是近代西方封建社会向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迈进的关键一年。对比之当时的大明王朝，依然是处于封建制度的加深和社会制度没落的状态，虽然有点似乎想资本主义思想的东西，但在强大的封建制度下，被生生的扼杀在摇篮里。

书中一开始先提到了发生在3月2日的一件非常荒唐的事情。就是众多的官员以为皇帝要召集午朝，众相赶往皇宫。守城的禁卫军也没有详加盘问，都以为是皇帝要召集午朝，结果是皇帝根本没有召集午朝。这样的事情拿到现在，就好比是大家竞相赶往大会堂参加人民代表大会，结果是子虚乌有。结果只是皇帝责罚了相关的机构和部门。这里我们不禁心生疑惑，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去探查这件事的真实性。我想原因应该是这样，大家已经习惯了皇帝临时召集上朝。那为什么最后没有查出真正的造谣者？我想可能是司法部门没有用心查，或者说是大家

觉得即便是查出了造谣者，自己岂不是也成了帮凶。

我对万历皇帝的品行还是比较认同的。作为古代的最高统治者，他不是一个残暴的人。他自己也比较用心，学习也很努力。做皇帝本就有做皇帝的无奈，至少他维持住了自己的统治。而对于张居正，有很多人认为他阳奉阴违。他教育万历皇帝要勤俭节约，而自己却非常奢侈。我却觉得，这不过是他做人的风格而已。张居正的地位，其实就相当于丞相。既然皇帝可以住非常奢华的皇宫，那在一人之下的他为什么就不可以住好房子，坐大轿子。从臣子的角度出发，辅佐好君主就可以了，而他当时做的也很好，他的谋略，稳固了万历的统治地位，也尽到了作为老师的义务。虽然说百姓是统治的基础，但是官员的努力，实则并不是要造福百姓，而是尽力维护好现在的统治。

我会继续思考下去。

第四篇：《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

平淡历史的背后

——《万历十五年》读书报告

一、平凡而神秘的一年

公元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是无关紧要的一年，甚至在明代的历史上，万历年间的历史上，都不是引人注目的一年。除了气候有点反常这种司空见惯的小灾小患之外，并无特别之处。总之，万历十五年，是平凡，平常而且平淡的一年。正如黄仁宇先生英文原著的书名《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即《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但是，作者独选这一年作为切入点绝不会是无的放矢，正如作者所说一些易于忽视的事

①件，“看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诚然，平静的海面下，却涌动着神秘的波涛。

简单来说，这一年确实平凡，也就是“两件不大的大事，一件不小的小事”②。所谓两件大事：就是两位明朝的名人在这一年去世，一是名将戚继光，而另一位则是著名的清官海瑞。所谓生老病死，人之常态也，之所以是大事，也只是因为这两位名气太大，有一定的影响，同时他们也是《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的主角人物。而另一件貌似并不起眼的“小事”，才是一切的关键。这件小事就是万历的怠政，从此这位仁兄照着他的祖父嘉靖的方向发展，并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架势。也就是从万历的怠政开始，明朝甚至中国封建社会已然发生了悄然的改变，而1587年，这一平凡而又神秘的年份，也成为了明朝甚至封建社会的转折点。可以说，这一年平凡的背后有着深远的影响，对后来明代的衰落甚至封建社会的破败起着不小的作用。而万历皇帝为何会突然的怠政一直是历史上的谜团，这一谜团的背后隐藏着衰落的秘密。

二、别出心裁的历史书写

黄仁宇先生通过《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对这一谜团进行了探究，并以此进入对封建社会衰落的原因的分析。

黄仁宇先生以1587年为切入点，不同于以往纵向叙述，从横向切割，通过横向解剖这一年中各位著名人物的经历、悲剧结局，展现明代甚至整个封建社会的问题，从而分析问题的症结。本书分为7章，通过各方面人物的经历，有天子，有首辅，有名将，有清官，还有追求自由的名士，他们经历苦闷、坎坷，最后或身败或名裂，无一善终，这不是某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是“时代的悲剧”③。从中，作者得出了“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④这一结论。

全书以全新的视角，新颖的形式，深刻的思想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封建社会问题的症结，①

②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P1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朱翊钧篇第十二章：谜团

③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自序P4

④ 同上

从一些小事入手，透过事件的表面，以流畅的文笔，将问题和“以道德代替法制”的原因展现在我们面前。

三、悲剧人生的症结

本书中，作者以不同于以往的观点来审视明代甚至封建社会衰落的症结——从道德的角度。

史学界对于封建社会的衰落问题有着不同的解释，正统的史学观往往是从经济，生产力，政治，文化等等角度来说明。比如最常见的观点认为封建社会的衰落因为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封建制度不适应其发展，所以衰落了。而在书中，作者明确指出“很难同意这种看法”，因为资本主义是一种“货币——商品——货币”⑤的流通方式，而明代显然未达到如此，全国仍是以农业为主，连张居正想搞个“一条鞭法”以银代实物税，也因其去世而夭折。而西欧的资本主义是私人资本积累，为工业发展奠定基础，从而形成的。反观中国，既无组织能力，也绝不会让私人资本至干预政权的局面，明初的沈万三就是实例。而在这种环境下，所谓的“萌芽”恐怕也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萌芽了。再说封建制度的衰落，我记得高中历史上从很多方面给予了分析，如皇权废除了相权，专制达到了顶峰，从而走下了滑坡，思想文化上的专制，八股取士，束缚人性等等。

从黄先生的书中看来，这种现象恐怕也是靠不住的。首先说“皇权专制达到顶峰”之一论断，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很不理解，既然达到了顶峰怎么能会衰落啊？当时我被告知是“物极必反”。但是现在看来，还是有些问题的。首先，所谓顶峰，那么就是说皇帝基本上是无敌的状态，没有约束，可以为所欲为了，但是我们就万历一朝来看，万历皇帝在前十年中呗张居正管着，除去张居正之后仍然受群臣（文官集团）约束，想立个太子争了几年，最后还是妥协立了不喜欢的长子；想封宠信的郑妃为皇贵妃，也要为群臣所批评；想保住自己信任的申时行，最后申时行却不得不黯然离去；专制的皇帝专制到这个份上，我实在看不出皇权怎么就达到了顶峰。真如当年明月在书中所写的“一批名叫内阁大学士的人，这些人除了名字不是丞相外，其余的一切和丞相都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比丞相的权力还要大，连皇帝的家事都要管”。可以看出，在朱元璋那皇权对相权确实取得了胜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相权的消失，皇帝可以为所欲为，恰恰相反，从黄先生的书中我们能够发现万历皇帝受的限制实在是太多了，言官可以骂他，首辅可以管他，礼制能够束缚他，而他从小就被教育“他之所以能贵为天子乃是天意，天意能否长久在于人和”，因此要以德行来统治国家，也可以说是按照文官的意愿来统治国家，而万历皇帝正是看透了这一点，他不愿被文管所摆布，但又缺乏反抗的勇气，因而也就采取了消极怠工的方式来报复这些文官，正如黄先生所称他不过是“活着的祖宗”⑥。因此所谓的“皇权专制加强”恐怕不能是封建制度衰败的原因。

至于说“八股取士”，束缚人性的论点，我认为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并不能说这是明代甚至封建社会衰败的症结，毕竟在科举中也有向张居正，高拱，徐阶这样的大政治家，改革家。与其说“八股取士”束缚了读书人的人性，不如说让其更为圆滑，形成派系，形成了文官群体，我认为这一方面的影响反而更加重要。

对应黄仁宇先生的观点，在科举中，打破了原来的门阀豪族，取而代之的是寒门士族，这些士子通过寒窗苦读，成为了国家的官僚，而他们同样通过科举这一纽带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自己的集团，即文官集团，从而得到了帝国的统治地位。要知道，明代的科举考察的是理学，以朱老夫子的“存天理，灭人欲”为指导思想，主张道德至上，礼制至上，正如书中⑤

⑥ 马克思《资本论》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四章

写的，“政事千头万绪，其要点不过礼仪和人事两项”⑦，可见，礼仪道德在明代甚至封建社会的影响如何之深！有时候可能犯罪未必会被处罚，而触礼仪则不仅死罪难逃，甚至还会牵扯身后之名（如张居正的“丁忧”“夺情”），像作者所说的那样“道德代替法制”，因为很多从底层的寒门士子知道，“法治的力量有一定限度，但一个人只要懂得忠孝大节，就自然会正直守法”，而道德也是文官集团拿来控制权力，约束他人最好的利器，因而法律成为道德的附庸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我们要看到，本来以德治国并无什么不妥，今日我们也是强调道德的作用，然而，如书中所说“道德并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其不能代替法制”⑧，更何况当时的文官集团并非都是善男信女，他们都是从研究道德起家，而他们却未必遵守道德，正如首辅申时行所说的那样，文官的道德中是有阴有阳的，一方面想实现抱负，提倡仁义礼仪，但另一方面，却又有那么多的诱惑想要去抓取。而道德的阴阳，无疑就造成了不平等，官员与百姓的不平等，清官与贪官之间的不平等。同时，道德的阴阳也导致了文官之间的不信任，导致了皇帝与百官之间的不信任，更导致了百姓与官员间的不信任。比如张居正，曾经多次被自己的学生，下属所参，像开始参他的刘台，“丁忧”时的吴中行、赵用贤，乃至后来他的接班人张四维（可以说张居正就是被他清算了），而官员间也形成党争，清党浊党，互相攻击，关系极其紧张；而皇帝认为大臣的进谏是“汕君卖直”⑨，为了沽名钓誉，为了“陷害”自己入昏君的行列，因此皇帝对一切都感到怀疑，对一切都不再感兴趣，也就形成了消极的怠政。

以道德作为统治的标准，而这一标准却又是不明确的，因为道德是什么不是由百姓说了算的，不是由皇帝说了算的，甚至也不完全是由道德的制定者朱熹老夫子决定的，而是由当时的文官集团来解释的。正是因为道德标准的模糊，导致了文官们可以攻击约束任何人，甚至本身之间也互相攻击以达取政治目的。从万历朝来看，万历皇帝生前被大臣约束，被言官骂，死后更被扣上了“昏庸”的帽子；张居正为了改革呕心沥血，算是有功臣了，死后不到半年，就被清算，抄家，差点灭门；申时行企图调和阴阳，引导万历成为尧舜之君，却被同僚认为先是张居正的余党，后来又认为是和事老，在“皇储之争”的时候更被扣上了皇帝奸细的帽子，后来荣获“首鼠两端”“无能”之称号。而清官海瑞，名将戚继光也未能幸免，海瑞希冀恢复祖制，被参弹劾，看成是官场的古怪人物，最后在郁郁中死去，而戚继光更是因为张居正的倒台而遭殃，最后在贫困中死去。而自相矛盾的李贽也是追求自由而不得，在监狱中自杀而亡。正所谓“幸福的人各有各的幸福，而不幸的人却各有各的不幸”，这些人的遭遇并不完全相同，虽然都以悲剧结束，但具体原因也不尽一致，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是因为得罪了文官集团，因为想要打破那个体制，因为触犯了文官集团的利益而惨遭不幸！所以在那个时代中，“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⑩。

道德背后的思考

虽说“道德”对于明代甚至封建社会来说可能是一种悲剧，但是这种情况是有特定的原因的：首先，封建社会的问题在于全部依靠礼仪道德，将法律完全沦为道德的附庸，几乎将所有的制度和法律都视为摆设；其次，帝国的道德标准并不唯一，就好像原来西欧的不成文法一样，都是由贵族来解释的，帝国的道德标准则完全由文官集团来解释；最后，文官们并非都像他们自己标榜的那样廉正，而是有自己的私心的，用今天的话说，他们都是有文化的“政治流氓”，为自己的利益而阴用道德。⑦

⑧ 同上P6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自序

⑨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P65

⑩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自序P4

如作者所言“道德不是万能的，不能代替技术，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可以说，道德对于人确实有着独特的教育指导作用，对人性有着向善的引导。像西方的宗教思想其倡导的道德中，有公平正义，不仅仅有利于西方文明的发展，西方人素质的提高，而且对于社会保障等制度也有着指导作用。

但是仅仅依靠道德是远远不够的，道德需要统一的标准，需要一视同仁，这就要用到法律和制度，有了法律，可以规范统一，可以让人们看清什么事阴的行为，什么是阳的做法，而制度确实保证法律有效执行的途径，只有依靠严密的法律，严格的制度才能保证阴阳清晰，公平正义，才能避免明代甚至封建社会的传统问题。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暴露出了道德的问题，揭示了封建社会衰落的本质，但这不仅仅是为了揭露明代甚至整个封建社会的弊端，这种暴露不是“哗众取宠”，而是指出问题，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为现在乃至将来的借鉴。书中的观点不仅仅帮助我们了解历史，同时对我们的今天有着同样的重要意义。

第五篇：万历十五年 读书报告

奋斗几日,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终于被我粗略读完(除去附录中的文言文实在没有耐心看).感觉自打高三以来,已经没有这么集中时间的去看一本书了..这本书在高一时候语文老师推荐看过,相比与那时,经过高中历史政治课的陶冶熏陶之后看的这一遍明显要印象深好多.作为一本介于史书和历史小说之间的写历史的书,鲜有的以某一年的为主线,以传记体的形式完成了整本书的内容,所以,我的这篇读书报告也遵循成书的顺序来小小的写一下我个人的感受.① 关于张居正.书中这么一句话让我看到之后产生很大的感想,却也基本成为了张居正这章的线索:”皇室的友谊不同于世俗,它不具有世俗友谊的那种由于互相关怀而产生的永久性.”这是赤裸裸的以利益为基础的朝廷关系.任何一个朝代中的官员们都少不了结党营私,这也侧面的反映出在朝野之争之中,要拥有清醒的头脑站对队伍,否则像张居正死后所出现的肃清行动将不可避免的牵连的自己.我个人看来,.历史上的有权有势的官员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功成名就选择急流勇退,这种人以范蠡为首,懂得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最终获得的也是一世英名.另外一种是对朝庭做出很大贡献,最终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得不偿失下场不堪.这类人以商鞅为首,显然张居正和和珅是属于这类人.且不说张居正可能是由于死亡的有点突然还没想到自己以后选择什么方式隐退,单是朝廷对于张居正前后的做法就直接体现了一种前类人的选择是有多正确.张居正生气辅佐两代皇帝,尤其作为万历的老师,纵使有千万般不对,若不是他,万历又怎能坐稳这皇帝宝座.俗话说的就是这种---翅膀长硬了.倘若有一点不足之处做的过分之处.生前所有的好处也被忘尽,死后有的没有的都给挖掘出来.完完整整的忘记了每个人都是有缺点的.在当时那样的朝廷环境气氛下,张居正的部分行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过去清廉如海瑞大家不还是不接受?...必须要说起中国的官员什么的了.小小的收受贿赂没人就算有人也懒得揭发你,毕竟这是个人情社会,也不仅仅是中国这样子,但是做的太过了必然要引起党和人民的不满(这句话好假啊感觉~党和人民…)还有那些像张首辅致力于民生谋福于人民想进行大改革的官员..路真的很难走的.突然间想说:温爷爷加油!

② 关于申时行

以申时行为首的这批文官,除了惯例的结党营私之外,我想说的是一句话:”四书五经,以道德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文化影响了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以及中华民族性格的养成.”明朝的重文轻武,造就了文官政治,也造就了以道德为主的治国方略,此时必然看不到法律的影子了,甚至连理性都没有.体现的最明显的便是孔子的”中庸之道”.他们总期望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点,平衡皇上与大臣,平衡中央与地方,平衡朝廷与人民,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关于万历立储一事可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文官对万历的过于严厉,过于压迫使万历这个从小就在极大压力环境下长大的皇帝极度的缺乏安全感.兔子逼急了也要咬人的,万历难以立爱子为储官员又逼迫过紧最终导致了申时行的辞职,这其实在书中正德部分依然显露.正德因为觉得压力过大直接”弃文从武,可惜万历没有这个机会,只得在性格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个年少时期立志要让国家繁荣昌盛的皇帝果断的连早朝都多年不上.环境对一个人性格的影响以及转变产生极大的影响.而所有的问题都指向了以道德为基础的治国方案,皇帝甚至不懂得用自己制定的法律驳斥大臣,哪还能期望有完整的继承法来遵循? “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此所谓个人道德之长无非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当我们缺乏法律这个地基之时.该如何奢望用道德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必须批判一下中国的法律了，bug啊什么的太多了..又不用判例法,一个法官一个样.然后就喊着要以德治国，难怪还有那么多人不敢同意废除死刑啊~

③ 关于海瑞

海瑞在万历十五年这年与世长辞.关于海瑞我觉得大致有两个词:清廉,正直.但这两个字之前都可加个修饰词:过于.清廉和正直固然是好的,但俗话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在当时环境下过于清廉招来的是众多官员的不满,过于正直则招来仕途无望.也就是说,海瑞在做人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过于锋利了些.海瑞的执法严格是无可争议的,但他仍旧没有跳出司法判案离不开古代传统道德伦理,当然这是时代的局限性.当时情况司法从属于行政的一元化政治,而行政问题由于一群文官的处理变得简单化以适应政府的无能.海瑞渴望改变这种现状却犯了急躁冒进不顾实际的错误.必然要想起高中学的各种改革了..太多的不顾实际使结果适得其反..我们的改革开放其实结果还挺不错的，是吧?恩，是的..司法必须独立于行政,中国现在的司法不仅不独立于行政,连舆论都独立不了了..(完了,敏感词汇了)

④ 关于戚继光

第一反应绝对是抗倭英雄, ,然后不得不提明清时期几乎点好处的海禁.我觉得特别想感叹戚继光的生不逢时.倘若生在现代,又能练兵用能打理政治关系兼长能力突出啊~相比同时期的欧洲,中国的海上力量薄弱.军队无组织无纪律,就算戚继光有心,在这重文轻武的年代里得不到重视也无力.这种兵力输给努尔哈赤是必然的,至于以后中国的古代社会的没落大约也是从这时候落后于世界开始的吧.戚继光的仕途在张居正的庇护下还算顺利,却也在张居正死后被诬蔑为造反派.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