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研究

国有经济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研究

我国社会发展已经进入转型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是关键。国有经济作为我国经济的中坚力量，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过程中，应该勇担重任、敢于作为，成为引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导力量。

一、国有经济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

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既有一般的经济作用，也有转型中的特殊作用。

（一）一般作用。

国有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起主导性作用。首先，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上。目前，关系国家安全、重要公共产品供给、自然垄断的行业以及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和支柱产业都控制在国有经济领域，而这些行业关系到社会的基本运行和经济的平稳发展，因此可以说国有经济把握着我国的经济命脉。其次，国有经济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对社会资源配置进行调控和管理，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经济自身的调控功能是按照经济规律发挥“看不见的手”的基础性作用，而国有经济则是通过制订计划、产业政策、财政和货币政策、法律规制以及行政手段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国有经济的宏观调控主要作用是掌舵社会经济整体的发展方向，对市场的总供给和需求有所控制，弥补非国有经济功能上的不足。比如，国有金融机构可通过货币、信贷、利率等金融手段政策对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进行调控。在遭遇金融危机时，国有银行通过金额巨大的投资来刺激社会经济发展，从而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国有经济的宏观调控对于保证国家经济稳定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特殊作用。

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也随时代不同而有所变化，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转型期，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又有了新的变化，它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一是带动作用。

我国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二者虽然都在经济体制范围内，但国有经济还担负着一定的社会责任，而这种责任又是由国家赋予的，在某些特殊时期，国有经济的社会责任功能是高于其盈利性的经济目标的。在社会经济转型期，各方面处于不稳定状态，此时国有经济更要起到身先士卒的带头作用，对新的经济发展形式进行大胆尝试，并以先试先行的经验刺激社会经济发展。在历次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国有经济都保持了较为稳健的状态，这为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挥了极大作用。在金融危机中，国有企业还担负着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责任，将国民经济从金融危机的低谷逐步带向稳定和复苏，从而保证了我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仍能保持稳健的发展势头。

二是辐射作用。

国有经济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始终保持主导地位，能够对我国其他性质企业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应该利用国有经济这一特性，积极发挥国有经济的影响力，使之对其他性质企业产生辐射作用，促进社会其它性质企业在国有经济的影响下主动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国有经济的这种辐射作用已经被各级政府充分重视，比如地区省市在进行招商引资时极力邀请国企，并希望利用国企的实力、影响力和辐射力来带动地方企业的发展和转型。

二、国有经济发挥主导性作用的优势

首先，国有经济实力雄厚，为其主导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物质基础。我国的国有企业始终把握着国民经济命脉，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主导性作用，能够在关键领域发挥自身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因此其在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生产方式等方面能够对其他企业起到带动作用，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载体。

其次，国有经济作为创新的主体，引领科技发展，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近年来，国有企业加大对科技研究的投资力度，而且国企的研发投入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要高于私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大量的科研投入也为国有企业带来了丰厚的科研成果，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导力量，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提供了科技动力支持。

最后，国有企业在“走出去”战略中发挥主导作用，起到领军作用。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要想在国际竞争中保持发展实力，必须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参与海外市场与资源的开拓与开发。其投资方向逐步从单一的能源、资源开采领域走向多元。这种走出去战略，不仅为中国发展提供了能源和资源，还带动中国技术、劳力、设备等走入国际市场，为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国有经济发挥主导性作用的难点

我国的国有经济在政府支持下迅速发展，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以及社会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有经济旧有体制下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进行调整和改革，才能使其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国有产权的政府代理及其问题。国有制作为公共产权的国家代理制度，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国有经济是以强制性国家政权为依托的代理关系，并不需要得到作为初始委托人的全民授权；二是代理人在获得委托权后，其不仅具有公共财产的控制权，还具有剩余索取权，而且这种委托代理关系的维护是以剩余索取权不可转让为必要条件的，而初始委托人则是通过国家再分配渠道来获取国有资产收益的其他剩余收益；三是由于国家概念的抽象性，政府成为公共产权的行使者，政府在逻辑上成为国家代理的选择，相应地，公共财产的控制权和剩余收益分配权由等级制来界定；四是政府进行公共产权的运作，其最大目标并不一定是利润的最大化，目标具有多元性。